【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5)
来源：书虫子
第十二章：秘密会晤显身手“霹雳行动”救人质
9年追杀“死亡名单”画上句号，秘密安排拉宾与侯赛因会晤；劫机事件又让以色列“大力神”远飞4000公里突降乌干达；人质成功解救后以色列人吹起了羊角号，而乌干达总统却愤怒谴责以色列侵犯其主权、打死其士兵还炸毁了他的飞机。
“霹雳行动”始末
完成了“上帝的复仇”行动，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一个新任务，就是协助以色列政府，开展秘密外交活动。
1975年3月，摩萨德终于成功地安排了以色列总理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两国边境线上的阿拉瓦平原的秘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记录了下来。
随后，摩萨德又受命安排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摩洛哥首府拉巴特。在这次会见中，拉宾总理请求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能同以色列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摩洛哥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人”来往，可以在摩洛哥建立无线电侦收站，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回报就是，可以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与此同时，霍菲还继承着由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传统，同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建立一种有限的合作关系。不久，摩萨德就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可以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就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做是一个“会把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和副局长戴维•金奇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前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并成功地说服了摩洛哥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成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举行秘密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摩洛哥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就向埃及总统萨达特大肆抱怨副总统托哈米故弄玄虚，把自己拒之会见门外。没想到总统萨达特听了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他的情报局长道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原来摩萨德局长霍菲这一次的摩洛哥之行，就是给埃及总统送上一份极其重要的“人情”——1977年4月，摩萨德把一份秘密情报送到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让贝京总理看了之后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份情报显示，1977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停靠安全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埃及的情报部门得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后，一开始还不大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们就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查机。通过侦查，他们果然在一片沙漠绿洲中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及时摧毁了那个基地。随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耶路撒冷表达了谢意。
摩萨德及时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了以色列和埃及两国之间最后的一块坚冰。
8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出访罗马尼亚，而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好”也在同一天访问罗马尼亚。于是这对中东地区的“天敌”又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秘密会晤了，从而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德西•达扬和埃及副总统托哈米安排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9月18日，达扬乘坐的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一名来自开罗的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7日，驻埃及的美国大使求见埃及总统，向萨达特递交了一份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官方请帖，正式邀请他访问耶路撒冷。埃及总统萨达特看了这份来自以色列的请帖以后，神情庄重地向美国大使说：“我接受邀请。我将去耶路撒冷城。我去了之后，其他的阿拉伯人也会接踵而来的。”
两天后的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正式起程去以色列之前，他的一位助手摇着头说：“此人如果不是疯子，那么就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终于踏上了以色列的国土，主动地访问了这个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国家。这标志着埃、以两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解之路。
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向埃及总统萨达特伸出欢迎之手的有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永远戴着黑色眼罩的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邦，还有一位就是曾在“十月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军队发起猛烈反击的阿里尔•沙龙将军——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政界名流和最杰出的政治家。萨达特总统和他们一一握手，甚至拥抱在一起。
萨拉特的这次访问，加上美国人的参与，终于让埃、以两国签订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两国领导人又签订了“埃以和约”。在1980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第二次访问以色列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经过30年的持续战争和战争威胁，埃及和以色列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成功地走上了和平谈判的道路。
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右）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是霍菲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
摩萨德局长霍菲在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一次“霹雳行动”让世人再次领教了摩萨德的厉害。
1976年6 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恐怖分子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230名乘客，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从其中挑选出83名以色列乘客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这次劫机事件的总导演就是瓦迪埃•哈达德博士。
对于哈达德博士，以色列人并不陌生。在摩萨德的“巴勒斯坦危险分子”档案资料中，就有关于他的详细记录。哈达德曾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国际“反犹”领导人，并且是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的创始人之一。他极力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成功地导演了数次劫机和扣留人质的恐怖行动，在全球布下了恐怖主义的阴影。1972年5月，他曾指挥他的部下成功劫持过一架比利时的飞机。哈达德并不是一个单枪匹马与以色列人周旋的“独行侠”，他的恐怖组织与当时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又称“红色军团”）、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恐怖组织“赤军”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他的每一次恐怖活动计划都制定得相当周密。
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开始采取“以人质换同志”的策略。他们要用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那些关押在世界各国监狱里的恐怖分子。于是，1976年6 月10日，哈达德在也门共和国的首都亚丁策划了这次恐怖行动。
参加这次恐怖活动策划的人员除了哈达德的“人阵”的一些头目外，还有他的盟友——西德的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温弗里德•伯泽等人。他们选择了法国一家航空公司作为行动的目标。他们认为，法国人的例行检查向来是极为马虎的。
关于这架劫持的飞机降落在哪个国家的机场，哈达德的首选对象是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因为据他了解，乌干达时任总统伊迪•阿明原是英国军队的一名中士，当过拳击手，性格暴躁蛮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式的人物。伊迪•阿明曾经是以色列的朋友，1971年1 月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时，以色列军事顾问曾对他鼎力相助过。但是，当年乌干达进攻其邻国坦桑尼亚时，以色列拒绝向乌干达提供武器，阿明因此同以色列翻脸了，并且开始憎恨犹太人。当时是利比亚为他提供了武器，所以他对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还是非常钦佩的。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非洲统治者都断绝了同以色列的友好往来，乌干达的总统伊迪•阿明也不例外，很快就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伊迪•阿明还把以色列驻乌干达的大使馆，转赠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据点。同时，他还允许哈达德的“人阵”进入乌干达安营扎寨，并在其首都坎帕拉设立了办公室。以上种种迹象可以表明，乌干达总统阿明是要同以色列对着干到底的。那么，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行动，肯定是持合作态度。因此哈达德最后就选择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1976年6 月27日，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从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准点起飞，中途在雅典机场着陆，然后飞往巴黎。班机上载有250 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52岁的帕斯科•科恩带着妻子、女儿兴致勃勃地去巴黎度假。法国女公民朱利亚•阿基泽拉特刚从耶路撒冷看望姐姐回来，这会儿也飞往巴黎。多拉•布洛克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正想赶往巴黎参加小儿子的婚礼。唯有13号座位上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与众不同，只见他不时神经质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不安地握着身边那位漂亮的年轻女伴的手。13号的这位先生曾对夫人说去外国“洽谈贸易”，可事实上，他是私约了自己的女秘书，前去巴黎偷情觅爱。
法航139次班机按时飞抵雅典后，又上来52名转机旅客，他们的手提行李没有受检。中午12时许，这架银白色的空中客车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在科林索斯海湾深蓝色的波涛上空划过，甩下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
飞机起飞后不久，那位75岁的老太太多拉•布洛克第一个发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她转过身对同行的儿子小声地耳语道：“你看，那两个阿拉伯小伙子带的箱子那么大，足可以藏武器炸药。”她的儿子笑了笑。也许他心里很纳闷，母亲平素胆子并不小，天晓得她现在产生了什么念头。
8 分钟后，提示旅客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还没熄灭，突然，头等舱内一男一女跳起来，拔出手枪，左手挥舞着手榴弹。几名女乘客吓得歇斯底里地惊叫起来。这时总机械师刚刚打开驾驶舱门，迎面就撞见恐怖分子的手枪，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瘦高个男人把他推回驾驶舱，随后跟进来抓起麦克风大声叫嚷：“我的名字叫阿什迈德•基贝西，”他用带有浓重的德语腔调的英语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加沙旅接管了此次飞行的指挥权。如果你们保持安静，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就会安全无事！”
与此同时，普通舱内两名年轻的“人阵”成员也拔出手枪。他们同那两名恐怖分子重新调整了机舱内旅客的座位。旅客们被指令把舷窗上的遮阳板拉下，这样就看不见机身下到底是山还是水。
此时，机舱内静悄悄的，乘客们不再喊叫。飞机盘旋了几圈，逐渐降低了飞行高度，徐徐降落。
化名阿什迈德•基贝西的伯泽通知法航139次班机的乘客说，飞机已经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随后劫机者释放了一名孕妇。
6 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伯泽对“旅客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并宣布飞机将飞往“最终目的地”。星期一凌晨，也就是1976年6 月28日当地时间3 时，法航139次班机降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上。
飞机徐徐驶近机场的一栋旧大楼。几扇舱门同时打开了。但是，人质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迎”的队列，走进旧机场楼大厅。大厅里，肮脏不堪，满目尘土。乌干达士兵搬来了椅子和电扇。天气又闷又热。伯泽用扩音器对大家说：“我想提醒诸位，你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监护之下。”
当天下午5 点，乌干达总统阿明亲自来看望人质，他说，把所有的人领出飞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将继续关怀人质的生命安全。旅客们有礼貌地报以掌声。
6 月29日下午4点左右，乌干达国家电台广播了劫机者的一份声明，要求释放53名身陷囹圄的“自由战士”来换取人质，最后期限是7月1日下午2时。这53名“自由战士”当时分别关在5个国家，其中囚禁在以色列的40名，西德有6名，肯尼亚有5名，瑞士有1名，法国有1名。劫机者还在声明中说，如果在中东时间7 月1日下午2 点以前得不到答复，就杀死人质，炸毁飞机。
6 月30日，几名人质开始拉肚子，厕所都“客满”了。天气愈发炎热，电扇吹出来的风也是闷热难忍的。
这一天，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
7 月1 日，中东时间11点差5 分，最后通牒的期限快到了。神经高度紧张的人质开始焦虑不安地看着表，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其实自从5月27日劫机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内阁成员已经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但是一直没有结果。6月30日上午，以色列政府全体内阁成员又一次来到总理办公室，大家沉默不语地坐在那里。这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打破了沉默，他说：“先生们，政府今天作出了决定。我们将在格林尼治时间7月1日10点20分，即最后期限前40分钟通知巴黎，以色列将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法国人从中斡旋。”
会场一片沉默，一张张面孔表情忧郁，到底作出了让步！在公开舆论的压力下让了步，在人质家属的请求下让了步……恐怖分子有望获胜，这对今后的劫机者无疑是一个鼓舞。
佩雷斯打破了沉默的僵局：“我现在想问一下，诸位对解救行动有什么建议？哪怕是荒诞离奇的念头也不要紧。”
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将信将疑地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我们是在讨论一次与政府决定相悖的行动？”
佩雷斯答道：“我想谈的正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
与会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一致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样做也很难取胜，因为其中实在有太多的难题。佩雷斯和与会者询问摩萨德头头霍菲，假如前往营救，特遣行动小组会在地面上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假如前去营救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话，应该做何准备？在劫机者觉察到有情况并匆忙杀害人质时，特遣行动小组是否有机会先发制人？等等。
霍菲向政府作出的回答是生硬的。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愿意想些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从得知飞机被劫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内阁就指示情报机关研究出可行的对策，霍菲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联系。这些天来，摩萨德的情报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搜集有关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结果。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从某家参加过恩德培机场建筑的以色列公司搞到了该机场的平面图。几个月前打入乌干达的摩萨德特工人员也已经向他们报告了对局势的估计。驻在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奉霍菲之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于是，他们就一边佯装通过了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项最屈辱的决议”，一边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法国人，请他们转告那些劫机者。
7月1日上午，法国驻乌干达的大使把“以色列人答应谈判”的消息送到了机场大楼。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是机长米歇尔•巴科，他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那些人质。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简直疯了。他们跳起来，互相拥抱着，亲吻着。他们一边在高兴地笑着，同时又在泪流满面。
当天下午2 点，劫机者又释放了100 名法国人质，允许他们飞往巴黎。那些以色列人质也被送回到旧机场大楼里那间比较舒适的大厅里。整个气氛似乎缓和多了。
当天下午4 点，霍菲得到确切消息，劫机者已经同意把最后交换人质的期限延长72小时，由7月1日下午推迟到7月4日下午。这样，就为以色列的营救工作赢得了非常宝贵的3 天时间。
经过反复商量，摩萨德和以军总参谋部最终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行动计划。他们将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乘坐“大力神”飞机在7月3日深夜进入乌干达，实行突然袭击，解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质。这次解救人质行动的代号为“霹雳行动”。当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把这个计划报告给达扬时，达扬当即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漂亮的计划，完全可以成功！它会让全世界感到震惊！”
乌干达位于非洲中心地带，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地方也有4000公里之遥。中间还要经过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肯尼亚等多个国家，才到达乌干达。而这些国家当时对以色列采取的都是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以色列的飞机要途经上述多个国家的领空，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可能会遭到那些国家防空部队的导弹或火炮的袭击，随时都有被击落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就是中途加油的问题。
这时，霍菲的“外围战略”又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通过内罗毕的情报站，与肯尼亚的安全机构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一次，霍菲又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支持，同意以色列的特别行动小分队把肯尼亚作为“霹雳行动”中转站，可以在内罗毕加油，并且营救行动成功之后还可以在内罗毕作短暂停留。
加油的问题解决了，“霹雳行动”就算是万事俱备。于是10名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乘飞机提前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部分人筹建中转站，为“霹雳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一部分人则冒充商人或游客，划着小船从肯尼亚渡过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去侦察机场地形和士兵分布情况，找列出入恩德培机场的最佳路线。
与此同时，在特拉维夫以北的佩塔提克郊外一座废弃的空军机场上，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正在进行突袭恩德培机场的模拟演练。这里有一座土木结构的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模型，是以色列特工部按真实比例赶制出的杰作。指挥这次模拟演练的是这次袭击行动的以色列军方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此人曾是以色列国防军“戈兰旅”的中校。
1976年7 月3 日早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在为“霹雳行动”的结果作最后的预测。摩萨德局长霍菲力主按计划实施，国防部长佩雷斯也决心要干到底，而有些优柔寡断的拉宾总理此刻还有点犹豫不决。佩雷斯就鼓动他痛下决心，佩雷斯说：“如果成功了，你将成为一名英雄。”
拉宾总理的回答是：“如果不成功，我们大家只能引咎辞职。”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总理终于拍板，决定实施“霹雳行动”。
1976年7月3日下午2时50分，4 架“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最南端的机场腾空而起，率先向恩德培机场方向飞去。这支作战分队共180 人，分乘4架大力神飞机：
1 号机，肖姆隆将军和内塔尼亚胡中校率领的营救分队，负责袭击候机楼，保护人质；
2 号机，火力压制分队，负责对付乌干达部队；
3 号机，破袭分队，负责摧毁机场上的乌干达空军战斗机；
4 号机，加油机。
以色列空军司令的佩雷德中将和作战部长亚当将亲临现场指挥这次“霹雳行动”，负责指挥、通讯工作。他们乘坐的飞机和满载着医疗设备、33 名医务人员的飞机将直接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总指挥部和“临时医院”就设在内罗毕机场。同时，在4架“大力神”飞机上方，还有10架战斗机，随行作远程保驾护航。
一时间，在这遥远的4000公里航程的高空中，移动着一座不动声色的空中城市。这座“空中城市”的形成，正在显示着以色列人的实力、责任和决心。
乌干达总统大发雷霆
机群起飞后，一开始就大胆地进入民航航线，中途才改变航线南下，目的是绕过埃塞俄比亚，以免一开始就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在即将进入乌干达领空之前，4架“大力神”关闭了无线电通讯设施，以保持能看清前面飞机的距离，进入“盲飞”状态，编队向乌干达飞去。
当晚11点03分，第一架以色列“大力神”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恩德培机场一片寂静，但是跑道两侧却灯火通明，两旁的照明灯大都亮着。不过机场指挥塔台内的雷达观察人员显然是在睡大觉，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在值班。即使是那些雷达观察人员没有睡大觉也无济于事，因为摩萨德特工事先已经得到了情报，恩德培机场的民用雷达探测范围一般不超过30公里，因此根本就无法发现目标；而性能较强的军用雷达一到夜间就关机了。
按照预定计划，第一架“大力神”着陆的位置，是在机场正中两次正常航班之间的跑道上。在即将降落之前，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镇静地回答了机场指挥塔值班员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小故障，需要降落检修一下。值班人员同意他降落，话语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奇和怀疑。于是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就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上着陆了。为防止被探照灯照到，飞机驶出跑道，向候机楼滑行。经过7 小时的飞行，行动小组比预定时间仅仅迟到了1分钟。
就在“大力神”滑行减速的同时，它的后舱门迅速地打开了。“出发！”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同8名部下挤在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车内，驶出“大力神”的机腹。两辆越野吉普车也旋风般地冲了出来，向那幢旧候机大楼扑去。
然而就在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支乌干达士兵巡逻队，他们打着手势让汽车停下来，全然没有显示出对这辆“首长座车”有任何恭敬之意。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理睬，操起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梭子，3 名乌干达士兵没有开口就一命呜呼了。
就在此时，第二架“大力神”也降落了，向那幢新候机大楼冲去。它的任务是压制乌干达守军，抢运人质和伤员。
紧接着，第三架“大力神”也安全着陆在新跑道上。它的任务是负责摧毁机场停机坪上的乌干达军用飞机，破坏机场设施。
这时，恩德培机场指挥塔上的值班人员终于产生了怀疑——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跑道上怎么突然多出了这么多的巨型飞机，而且好像还有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在奔跑。于是他立刻拉响了警报，同时关闭了机场的灯光，实行暗灯封锁。就在这时，第四架“大力神”已经到了机场上空，就要开始降落了。面对突然漆黑一团的跑道，驾驶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熟练地操纵着飞机，在黑暗中把飞机安全地降落到跑道上。这架飞机里面是一支预备队，他们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出击或者是接应。
冲向旧候机大楼的行动队员进展十分顺利。梅赛德斯轿车和越野吉普都在大楼前猛地刹车，行动队员们跳下车来，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身先士卒，带领队员们就往大楼里冲。大楼里，一名警卫人员发现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正要上前阻拦，但是还没有等他伸出手来，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另一名警卫人员举手敬礼正要询问时，一把军用匕首突然从后面过来，切断了他的喉管。队员们冲进了大楼，内坦尼亚胡首先扣动扳机，一枪击毙了刚想转身的德国恐怖分子伯泽。紧接着丧命的是巴勒斯坦人贾贝尔。那位德国女恐怖分子慌忙投出手榴弹，手榴弹却滚到了19岁的迈默尼的脚下。紧接着飞来一梭子子弹，她身中数弹倒在窗户旁。大厅里面，另外两名“人阵”游击队员用自动步枪和手枪慌乱射击，但马上就被行动队员雨点般的子弹撂倒。
枪声大作，人质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猛地扑向妻子和小女儿，想用身体保护她们，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
行动队员们一边往里面冲，一边通过手提扩音器用希伯来语反复地高声叫喊：“卧倒！快卧倒！”“我们是以色列军队！”“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
明白过来的以色列人立即卧倒在地下，而那些莫名其妙的恐怖分子就成了活靶子，被暴风雨般的子弹击倒。还不到一分钟，一楼的恐怖分子就全部解决了。行动队员又往二楼和三楼冲去，在楼梯上他们遭遇到了恐怖分子的抵抗。但是行动队员的火力真是太猛了，没用多少工夫，恐怖分子的抵抗就被摧毁了。
事后据乌干达人统计，在那些被打死的士兵和恐怖分子身上，总共有几千个弹孔，平均每个人身上中了10多发子弹。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旧候机大楼的战斗就结束了。行动队员保护着一百多名人质，带着他们在机场跑道上狂奔起来。这时乌干达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并立即进行拦截。负责接应的预备队及时赶到，马上展开了一场激战，很快乌干达的军队就被消灭了，特别行动队员们已经控制了整个机场。他们乘坐装有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和装甲车，用反坦克导弹和重型机枪分头出击，摧毁了机场指挥塔和其他的设施，封锁了机场的所有通道，有力地阻截了乌干达的增援部队。
同时，他们还迅速派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爆炸小组，摸到军用飞机的停机坪那里。停机坪上居然毫无动静，于是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安装好了炸药。一阵巨响，4架“米格-21”战斗机中的两架立即葬身火海，另外两架也被炸得断裂开来，机翼和起落架都飞到了半空中。他们还炸毁了3 架“米格-17”、1 架“米格-15”和其他10多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恩德培机场的夜空。他们摧毁了乌干达最先进的机群，几乎让乌干达的空军不复存在了。
11时59分，第一架“大力神”又重新飞上了夜空。机上载有被救出来的一百多名人质、法航139次航班的机组人员和在战斗中死伤的人员。按照规定，行动小组除了子弹壳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得留在现场，全都要带回以色列。从11点3分第一架“大力神”在恩德培机场安全着陆，11点5分打响第一枪，到11点59分离开恩德培机场，这次行动总共还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而且是在长途奔袭4000公里以后。这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服。
尔后，另外3架“大力神”也相继升空，离开了一片狼藉的恩德培机场。透过舷舱向下看去，那里是火光冲天。4架“大力神”一同飞到了肯尼亚，在内罗毕机场补充了油料，并将几名重伤员送到了肯尼亚医院抢救，然后全体人员安全返回了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次突袭行动，共消灭了乌干达官兵45人，击毙了恐怖分子7名，活捉了3名，救出人质100多人；而以色列仅死了4人，其中有3名是人质。两名人质是在战斗中误伤身亡，还有1名人质当时正因病住院，事后被恼羞成怒的乌干达总统下令枪毙了。另外1名死亡人员就是行动小组的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这让以色列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
乌干达总统阿明
“霹雳行动”大获全胜。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佩雷斯得意地称赞这次“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
“霹雳行动”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7月4日那一天恰好是美国的国庆节。而当天全世界的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几乎都在播出“霹雳行动”这一特大新闻，以至让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很少有人关注了。
乌干达总统阿明得知恩德培机场的情况后，气愤至极，大发雷霆，谴责以色列侵犯乌干达的主权、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是一次暴行。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赞叹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人真是好样的！”
当凯旋归来的机群出现在以色列上空时，已经是7月4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抚摸着这些远道而来的飞机。当以色列国家电台播音员用颤抖的声音播出这一新闻时，整个以色列都在为之疯狂，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上街头，他们脸上有灿烂的笑容，也有激动的泪水。全国各地响起了羊角号声——这种号声只有在犹太教士拉比节日里才会吹响。在令以色列人深感丢脸的“赎罪日战争”结束3 年后，恩德培行动的成功一扫阴霾，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的士气——尤其是以色列情报界的士气。
不过，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对摩萨德进行公开表彰。
与此同时，摩萨德局长霍菲因为这一次的成功，成为恐怖分子的头号打击目标。霍菲的朋友们看到他的座车经常更换，而且都是安装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并且随时更换不同的牌照。他的家庭住址在不断地变动，他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几乎都一无所知。
但是，霍菲并没有由此而销声匿迹。此时他的眼睛又盯上了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并且很快将其夷为平地。
第十三章：“美人计”窃取机密核计划胎死腹中
法国政府为了得到石油决定向伊拉克提供两座核反应堆，合同虽然是在秘密中进行但同样逃不过摩萨德特工的眼睛；3名摩萨德特工潜入法国塞恩镇，一次技术高超的爆炸让价值9000万法郎的核反应堆构件成了一堆废铁；“巴比伦行动”为总理赢得了连任的选票，萨达姆的核计划由此胎死腹中。
萨达姆的原子弹之梦
1978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的核机密，然后派特工去巴黎，炸毁了法国为伊拉克制造的核反应堆；随后，摩萨德又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使之一举将伊拉克正在建设中的大型核反应堆“塔穆兹1号”夷为平地，从而使以色列继续成为中东唯一的核国家。
以色列为什么要对伊拉克下此狠招呢？那还得先从以色列同伊拉克之间的恩怨说起。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拉克虽然不是相邻的国家，但是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历史原因，让它们成了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特别是伊拉克的强势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在1968年通过政变上台后，就一直把以色列视为阿拉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对以色列更是虎视眈眈，总想把以色列从中东的版图上抹去。在1979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访问前夕，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在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共同谴责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并且发表了一份《的黎波里公报》。出席这次会议和在这份公报上签字的阿拉伯国家，除了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伊拉克。这5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反美抗以”联盟，而伊拉克就是这个联盟的中坚力量。
法庭上的萨达姆
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签订了和约之后，萨达姆又作为东道主，召集除埃及之外的阿拉伯所有的国家，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召开了一次部长级的“特别会议”，决定断绝同埃及的政治与外交关系，撤回各国驻开罗的大使，中止埃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资格。而所有的这些决定，几乎都是在萨达姆的操纵下进行的。
以色列拥有了原子弹、成了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强国之后，更让阿拉伯世界忧心忡忡，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威胁。当时埃及一家报纸就评论说：“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理论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但是他的后代以色列人掌握了核武器，却是阿拉伯世界的灾难。”
为了同以色列进行军事上的较量，伊拉克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于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授意下，伊拉克以美元和石油为代价，同法国人谈判帮助伊拉克建造核反应堆的事情。
1972年，萨达姆宣布伊拉克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以后，伊拉克的国力很快就膨胀起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00美元，成了中东地区名列前茅的富豪。国力强大了，萨达姆的野心也就来了。他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在阿拉伯地区结束“22个国家、22个政府、22种政策和22位领导人”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而他的伊拉克“复兴党”的口号就是“阿拉伯民族是统一的，肩负着永久的使命”。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1975年8 月下旬，伊拉克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来到巴黎，向法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久，伊拉克代表团同法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军火贸易协议，总价值达6 亿马克。
但是在萨达姆看来，要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光有这样的常规武器还是不够的，必须像以色列一样拥有核武器，有自己的原子弹。于是伊拉克又打算同法国签订关于核技术合作的协议。伊拉克是世界上盛产石油的几个大国之一。为了能从伊拉克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石油，法国政府就同伊拉克正式签订了这份合同，同意向伊拉克提供两座一大一小的核反应堆。伊拉克对外称那座小的用于科研，那座70兆瓦的大反应堆则用于发电。萨达姆授意伊拉克有关部门，将那座70兆瓦的大的核反应堆命名为“塔穆兹1号”，那座小的则命名为“塔穆兹2号”。两座核反应堆的位置都在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32公里处的图威查克地区，总价值高达2.75亿美元。根据协议的有关规定，法国政府还将派出150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援建工作，两座核反应堆将在1982年以前全部完工。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决定向伊拉克提供75公斤浓缩铀。
“塔穆兹”原本是阿拉伯一位“迎南神”的名字，后来逐渐演绎成阿拉伯语就成了“7月份”的代称。而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正是在1968年的7 月发动政变上台执政的，因此将这两座核反应堆分别命名为“塔穆兹1号”和“塔穆兹2号”，其用意也就路人皆知了。协议签订以后，伊拉克派出了几个技术代表团，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进行核设施考察。伊拉克为了感谢法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又特意借用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的名字，将这项工程称之为“希拉克反应堆”。
虽然伊拉克和法国之间的这种交易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同样逃不过摩萨德特工的眼睛。两国之间的协议刚一签字，以色列派驻巴黎大使馆的摩萨德特工就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领导人获得这一消息之后，深感不安。尽管以色列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但是却不允许阿拉伯国家再拥有它。否则，他们的核武器就起不到核震慑和核讹诈的作用了。他们决定要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让伊拉克和法国之间的这种核合作破产。
以色列当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礼后兵”，总理拉宾展开了秘密外交攻势，试图说服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有关国家，取消向伊拉克提供塔穆兹工程所需的设备、铀和技术等各项计划；同时，他还请美国人出面进行干预，希望美国总统卡特利用“防止核扩散”的条约来影响和说服法国取消这份协议。
197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与总统德斯坦之间出现政见分歧，导致总理希拉克下台。希拉克下台之后，法国总统德斯坦迫于华盛顿方面的指责和压力，改变了法国的核政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公开宣布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核扩散的售铀项目。
法国总统的这一招的确给了伊拉克当头一棒。萨达姆眼看梦想成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要泡汤了，就撕破脸皮同法国人摊牌了——你不给我核反应堆和浓缩铀，我就不给你石油，首先让你的雪铁龙的四个轮子转不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只好作出部分妥协，同伊拉克人进行谈判，提议用一种浓度较低的被称作“焦糖”的核燃料代替浓缩铀。这种物质虽然也可以产生原子能，却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这样既不得罪伊拉克，华盛顿那头也说得过去。但是，萨达姆真正要的不是“原子能”而是“原子弹”。对于法国方面的这种敷衍态度，伊拉克方面非常不满。萨达姆态度强硬地对德斯坦说：我们只要浓缩铀！要么干脆取消合同！
法国人当然知道，伊拉克人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要么你也别想要我的石油！”
当今世界，石油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伊拉克对于法国来说，当时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最重要的石油供给国。如果伊拉克真的用石油去卡法国人的脖子，那法国人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法国人被伊拉克逼得别无选择，最终只好以妥协和让步结束了这场谈判。伊拉克凭借着滚滚的石油资源，不仅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一次战胜了以色列的外交攻势。
以色列人的外交攻势失败了，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止伊拉克人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进程，巴格达的“塔穆兹1 号”核反应堆飞速地建设着。尽管摩萨德和阿穆恩一直在虎视眈眈，但也无能为力。
不幸的是，此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自1976年之后，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每年的预算由500 万美元猛增至7000万美元。
此时伊拉克研究核武器的意图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摩萨德特工推销香水
1977年5 月，贝京取代拉宾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后，对伊拉克的核计划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策。不过他也是先从外交入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召见法国驻以色列代办，表示了他对法、伊合作搞核工程的强烈不满。但是，那位法国代办不但不给半点面子敷衍一下，而且还当场指出：“伊拉克已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遗憾的是贵国至今连这一步都没有履行。”言外之意就是说，人家还没指责你呢，你倒反拿伊拉克来说事。何况伊拉克的核工程还装有保险设备，完全可以防止伊拉克通过对浓缩铀的进一步提取来制造原子弹。
沙米尔当场被驳得无地自容，无话可说了。后来，以色列的其他外交途径也一一失败了。
贝京总理这时才意识到，要想阻止伊拉克人的核武器进程，只有使出杀手锏了。他把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们必须不遗余力马上弄清楚“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的全部情况。他对霍菲直言不讳地说，摧毁伊拉克具有生产核武器潜力的大反应堆，已被列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以色列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将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
从总理办公室回来之后，霍菲就把自己关在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他终于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要从那些直接参与伊拉克核反应堆设计和建造的人员当中，物色一到两个愿意为摩萨德服务的人，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可靠的情报，在军方的配合下采取行动。于是他立即把手下的几员干将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下达了死命令，命令他们在近日内，一定要把在巴黎北部的萨塞勒核工厂工作学习的伊拉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搞到手。
摩萨德的有关部门经过两天通宵达旦的工作，查阅了伊拉克方面与此有关的所有档案资料，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摩萨德总部直接给巴黎发密电，命令摩萨德驻巴黎站的站长戴维•阿贝尔立即办理此事。
阿贝尔是一个能操多国语言的特工人员，他披着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合法外衣，在巴黎进行间谍活动。他经常利用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为他搜集所需要的情报。阿贝尔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就立即行动。这一次，阿贝尔又用上了这个老办法，找到了一个名叫雅克•马塞尔的法籍犹太人。这个马塞尔当时恰好就在萨塞勒核工厂的人事部门工作，阿贝尔要他尽快搞一份在该厂工作和学习的全部伊拉克人的名单，事成之后一定会付给他丰厚的酬金。
这个马塞尔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对以色列很有感情，加上还有丰厚的酬金，他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第二天就复制了一份伊拉克在该厂的人员名单，交到了阿贝尔的手上。阿贝尔立刻通过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的密码系统把这份名单发回了特拉维夫。摩萨德仔细分析这份名单之后，选定了其中的核科学家布托拉斯•埃木•哈利姆作为目标。
摩萨德确定哈利姆作为进攻目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在那份名单上只有哈利姆一个人留下了自己的住址，这说明哈利姆的安全防范意识要比其他人差；其次，哈利姆现年42岁，已婚却没有孩子，由此可以推断他的婚姻并不美满，家庭生活并不称心如意，这样的人更容易上钩。
于是，摩萨德决定在这个哈利姆身上打开缺口。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摩萨德决定马上派出两组人马赶赴巴黎，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哈利姆是否处在伊拉克或法国安全保卫部门的保护性监视之下，并摸清哈利姆和他妻子的日常活动规律；另一个小组则设法进入哈利姆的家庭实地察看，并且在他的住处安装一个窃听器和一台微型摄像机，以便进一步了解他的行踪和他们的夫妻关系。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哈利姆和他的妻子萨米拉都在家里休息，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女子出现在哈利姆居住的那幢楼里。这位自称“雅克琳”的香水推销员正在挨家挨户地推销一种法国香水。
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对那些香水很感兴趣，于是就同雅克琳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不一会儿，两个人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的亲热。萨米拉在巴黎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平时也缺少社交生活。自己虽然出身名门又受过高等教育，而且长得也不赖，但是嫁的丈夫却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因此她生活得很是郁闷，总想找个机会和人说说话，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曲。现在碰上了一位如此热情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对方还说自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推销香水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让萨米拉想起了自己已经远去的学生时代，于是便把雅克琳当成了知己，并经常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来。从此以后，雅克琳就成了哈利姆家的常客。除了听萨米拉倒倒苦水，还经常送一些小礼物给她。当然，这个所谓的雅克琳就是摩萨德派来的特工。
有一次，雅克琳拿出一只精致玲珑的钥匙圈送给萨米拉，说这是公司赠送的礼品。萨米拉一看这个钥匙圈做工精美，很是喜欢，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就要换上。雅克琳说“我来给你帮忙”，然后趁对方不注意，悄悄地拿出胶泥片，把手中的钥匙按在胶泥上，利索地做了个印模，巧妙地把萨米拉的房门钥匙搞到了手。
几天后，摩萨德特工趁雅克琳带萨米拉去美发的空当，在哈利姆夫妇的卧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和微型摄像头，从而掌握了哈利姆的生活规律，并且知道萨米拉最近要回一趟伊拉克的信息。本来摩萨德还准备让雅克琳和萨米拉进一步交往下去，以便了解更多的信息，可是后来在一次窃听时，听到哈利姆夫妇为了雅克琳发生了争吵。原来萨米拉出于一种女人的敏感，发现丈夫哈利姆竟然对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产生了好感。她担心自己回伊拉克后，丈夫会同雅克琳发生某些故事，于是就警告丈夫不要有非分之想，小心自己回来之后找他算账。
摩萨德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让雅克琳从此在哈利姆夫妇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而趁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回伊拉克之机，安排了另外一名女特工和一名男特工合作设下了一个圈套，让哈利姆上钩了。
一个开法拉利轿车的商人
一天早晨，哈利姆在他每天上班的公交车站等车时，发现一位肌肤白皙、容貌迷人的女郎也在等车。哈利姆不由得眼前一亮，立刻对这个漂亮的女郎产生了好感。妻子已经去伊拉克好几天了，哈利姆现在是一个单身汉。他想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机会，满足一下男人的好奇心。现在看到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哈利姆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他整了整领带，正想上前去和这个女郎搭讪时，没想到突然驶来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轿车，在公交车站旁边停下了。车上一个衣饰华美、派头十足的青年男子摘下墨镜，推开车门，向那个女郎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招了招手，然后把那位女郎给接走了。
哈利姆一见，只好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哈利姆等车时，那位女郎又出现了。只见她左顾右盼，显得十分焦急。这时来了一辆公交汽车，那位女郎叹了口气，就上公交汽车走了。一会儿那辆红色法拉利轿车又急驰而来。那位派头十足的男子跳下车，摘下墨镜向四处张望。哈利姆一见，知道他是在寻找那位漂亮的女郎。他走上前去，好心地对那名男子说：“她已经坐了刚才一辆公共汽车走了，还不到两分钟。”
那名男子笑了笑，对哈利姆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您，先生。请问您去哪里？我能为您帮忙吗？”
“马德兰纳站，离圣•搅扎勒不远。”哈利姆不假思索地回答。
“哦。正好我也去那里，搭我的车吧。”
哈利姆正在犹豫不决时，那名男子又说：“上车吧！客气什么？反正是顺路。走吧！”
哈利姆想到公共汽车上挤得很不舒服，见那名男子又那么热情，就上了法拉利轿车——他压根儿也没有料到，从此自己就钻进了摩萨德设下的圈套。
法拉利轿车在巴黎郊外的公路上奔驰着。那名男子一边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一边同哈利姆聊起来。那名男子看上去是个很热情而且善于交际的人，他主动地对哈利姆说，他叫杰克•多诺万，是个英国人，现在在法国经商。他还对哈利姆说，那个女的看起来很高贵，其实是个妓女，只是看上了自己的钱，并不是什么茶花女。现在他已经烦透了她。所以今天就故意迟到了。多诺万还说：“只要你有钱，这样的女人满街都是。”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哈利姆表现得还是很矜持，一直听多诺万在说。他想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伊拉克大使馆的官员曾叮嘱过他们，不要与不熟识的人交往，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当哈利姆上车后，只是说自己是伊拉克来的进修生，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尽管如此，多诺万还是一路侃侃而谈。也许是多诺万的热情和豪爽感染了他，让哈利姆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临下车时，多诺万给了哈利姆一张精致的名片，上面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且邀请哈利姆在方便的时候到他的公司去做客。他的公司在郊区租了一幢乡间别墅，那里有山有水有草地，风景优美，空气也很好，还可以到附近的小河里去钓鱼。
哈利姆丝毫没有怀疑那个男子所说的话。自己一直在那个核工厂里待着，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于是就答应了多诺万的邀请。从那以后，多诺万经常开车来请哈利姆出去吃饭。有时还陪他去酒吧、电影院或者是一些娱乐场所，而且出手很是阔绰，从来不要哈利姆埋单。这些日子反正妻子也不在家，回到家里也很寂寞，只要是多诺万邀请，哈利姆从来是来者不拒。渐渐地，他们成了好朋友。
一天，多诺万又给哈利姆打电话，约他去卡巴莱餐厅共进晚餐。在那充满浪漫情调的小包厢里，他们一边品尝着正宗的法国白兰地，一边欣赏着美妙的音乐。这时，多诺万举着酒杯，兴冲冲地对哈利姆说：“朋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可找到了一笔来钱的生意。”
“什么来钱的生意？”哈利姆似乎也很兴奋。
“我打算搞一批半新不旧的集装箱卖到非洲去。那里住房短缺，这批集装箱可改做简易房屋。”
“到哪里去搞集装箱？”哈利姆出于好奇问道。
“下周末我要去土伦，已同那里的人接洽好了。要是你有空闲的话，不妨陪我跑一趟，反正路不远，星期日就可回巴黎。事成以后自然还得酬谢你。你就在路上跟我做个伴吧。行不行？”多诺万说道。
“买卖这玩意儿，我可不在行。”哈利姆推托着。
多诺万说：“我不是要你去帮我做买卖，是跟我做伴，管你在行不在行。”
在多诺万的怂恿下，哈利姆终于动了心，同多诺万去了土伦。回来之后多诺万真的给了他1000美元的酬金，让哈利姆尝到了甜头。为了祝贺这次生意成功，多诺万又邀请哈利姆共进晚餐。多诺万在圣•多米尼克第32街的豪华饭店包了房间，并且叫了一名年轻美貌的应召女郎作陪。于是三个人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渐入佳境之时，多诺万对哈利姆说：“今晚我还有点急事要赶回去处理，就让这位小姐陪你吧。房间我已经订好了，所有的费用我都结清了，你就只管快活吧！”说完，多诺万就开着车子走了。哈利姆趁着酒兴真的同那位小姐快活去了。哈利姆哪里知道摩萨德特工已经在房间里做了手脚，把哈利姆与应召女郎寻欢作乐的过程偷偷拍摄了下来。不过摩萨德并不是想利用这些色情照片讹诈哈利姆，而是以此考察哈利姆对此事的反应和心理承受能力。
两天以后，多诺万又开着车子找哈利姆来了，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满脸春风，而是满脸愁云。哈利姆一见，就关切地问他：“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了？”
多诺万说，他同德国一家公司做了一笔医用放射性气动管的生意，虽然可以赚一大笔钱，但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买卖，他本人不懂行，对方向他推荐一位英国科学家来检验产品的质量。他担心这位英国科学家会与这家德国公司串通一气来捉弄自己，所以他正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或许我可以帮你的忙。”哈利姆不假思索地说。
“你？开什么玩笑，朋友？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只有是搞这一行的才能帮上我的忙。你怎么能帮我呢？”多诺万明知对方中圈套了，仍不露声色。
“我就是这方面的科学家。”哈利姆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你不是伊拉克进修生吗？”多诺万装作吃惊地问道。
“很抱歉，朋友。以前我只能这么对你说。实际上，我是伊拉克政府派到这里来从事核反应堆项目的专家……”哈利姆终于说了真话。
“那太好了！”多诺万故作惊奇，顿时舒眉展眼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还犯什么愁。这个周末我打算在阿姆斯特丹同那帮人见面。我先动身去那里做些准备工作，星期六早上我会派我的私人飞机来接你。”
星期六清晨，一架从以色列方向飞来的小型喷气式飞机把哈利姆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这架飞机涂着多诺万公司的标记。一到机场，多诺万亲自驾驶一辆豪华型轿车，把哈利姆接到当地一名富裕的犹太承包商家里。摩萨德特工伊特斯克和装扮成德国商人的以色列核技术专家本杰明•戈德斯坦等人早已在那里恭候。戈德斯坦从皮包里取出放射性气动管，请哈利姆检查。过了一会儿，多诺万和伊特斯克等人借故离开说要去另一房间进行价格谈判。室内只剩下戈德斯坦和哈利姆两人，他们在详谈技术性问题。戈德斯坦对哈利姆的核专业知识推崇备至，大加恭维。哈利姆更飘飘然起来，把自己的真实工作告诉了戈德斯坦。
阿姆斯特丹的夜景是那样的令人陶醉。戈德斯坦和伊特斯克在一家环境幽雅的餐厅宴请多诺万和哈利姆。多诺万借口自己另有约会出去了，剩下戈德斯坦和伊特斯克两人陪着哈利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诡秘地向哈利姆勾画着一项伟大的计划。
戈德斯坦说：“朋友，我们打算向第三世界出售核电厂，这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你介绍的伊拉克核反应堆项目，正好为我们树立了样板。要是你能给我们指点一下，无论对你还是对我们都能得到很大好处。”
伊特斯克又接着说：“伙计，这个秘密只限于你和我俩之间。作为生意人，我们不想肥肉落入他人口，让多诺万染指这笔交易。事成后，我们会加倍酬谢你的。至于你的好朋友多诺万与我们做的这笔买卖，目前还是按原来合同进行，你俩仍是好朋友。”
哈利姆开始还有些犹豫，可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又是那架小型喷气式飞机把哈利姆送回了巴黎。多诺万因这笔交易又给了哈利姆8000美元报酬，同时告诉对方，自己另有一桩买卖要去英国，并留下自己在伦敦的电话号码。
哈利姆回巴黎的两天后，伊特斯克和他的同伴也尾随到了巴黎。他们要哈利姆为他们提供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施工图纸、反应堆的位置和施工进程的详细资料。他们交给哈利姆一些特殊纸张，让他把这些纸放在有关图片资料上面，过几个小时，便会不露痕迹地把图片资料复印下来。
哈利姆完全满足了伊特斯克的要求，同时也得到了巨额的报酬。但是此时哈利姆却开始恐慌起来，担心自己万一失手露了马脚，会被伊拉克安全部门抓住把柄，自己性命难保。哈利姆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多诺万，于是就打电话向远在伦敦的多诺万求救，他说：“我遇到了麻烦事，需要你的帮助。许多事情电话里也不便多说。你早点回来好吗？”
“别着急，我过两天就可以回巴黎了。我们在圣•多米尼克第六街饭店的包房里见面吧。”多诺万安慰他说。
几天以后，多诺万果然回来了。一见面，哈利姆就用近乎哭泣的声音，把在阿姆斯特丹与伊特斯克达成的秘密交易，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请求多诺万原谅他，承认自己财迷心窍，受骗上当了。多诺万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说：“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没有任何想法。”
紧接着，多诺万又神情严峻地说：“你说的是德国人吗？这些德国人会不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
一听到“中央情报局”几个字，哈利姆顿时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十分恐怖地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把知道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没完没了，还要向我索取新的东西，你说我该怎么办？”
“让我帮你再想想办法吧。”多诺万安慰他说，“反正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再说，你也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钱而出卖情报的人。我在巴黎有一些朋友会帮你把这件事摆平，不会让他们再来找你的麻烦的。好啦，还是让我们先轻松一下吧！”
那天晚上，多诺万又请哈利姆吃饭，酒醉饭饱后又为他请了一位迷人的应召女郎。他对哈利姆说：“朋友，她会让你安静的，好好享受吧！”
几天以后，多诺万又找到了哈利姆，对他说：“朋友，我的猜测没有错，那几个德国商人的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
哈利姆一听就慌了神，他几乎是哭着说：“他们会吊死我的啊！”
多诺万说：“不会的。我已经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说只要你再提供一些情报给他们，就不再找你了。”
“所有的东西我都告诉了他们，他们还要我提供什么情报？”哈利姆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想知道伊拉克是如何用那种什么焦糖代替什么浓缩铀的。”多诺万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哈利姆看。“反正我也说不清楚，他们都写在这里，你自己看吧。他们说了，只要你把这个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不再找你的麻烦了。”
沉思片刻，哈利姆终于毫无保留地说：“这个倒不难搞清楚。伊拉克急需浓缩铀和有关设备，近日将派一位埃及籍的核物理学家叶海亚•米沙德前来巴黎，代表伊拉克方面验收有关项目的完成情况。”
“你将同米沙德见面吗？”多诺万问道。
“当然会同他见面。他要找在这里的每一位伊拉克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谈话。”哈利姆说。
“那就好。只要你把这个情报搞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麻烦了。”
哈利姆放心了。随后他又把法国提供给伊拉克的那套核设备从法国装运到伊拉克的日程安排告诉了多诺万，多诺万对他保证说：“有了这个日程安排表，你就再也不用担心那些中央情报局的人来找你了。”
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终于从伊拉克回到了巴黎，她发现自己离开的这些日子，丈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大方潇洒，衣着也更加整洁讲究了，就觉得有点奇怪。哈利姆的解释是，自己又涨了工资，现在有钱了。看到萨米拉对自己的话将信将疑，哈利姆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萨米拉一听就对他说：“你以为那些德国商人真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吗？”
哈利姆说：“多诺万说是中央情报局的。”
萨米拉火了，她大声说：“你也不好好想想，美国中央情报局想了解这些干吗？那些人肯定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
哈利姆一下了惊呆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以色列人？”
萨米拉说：“我凭一个女人的直觉。除了以色列人和我这个傻女人之外，还有谁愿意自找麻烦和你啰唆呢？”
女人的直觉有时的确是很准的。萨米拉的确没有猜错。
摩萨德特工多诺万得到启运的时间表后，马上向摩萨德总部报告。霍菲立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空运行动”的计划，决定要赶在伊拉克人前面，把这套核反应堆的主要部件在法国炸掉。他把具体爆炸地点定在法国土伦市南部7公里处的塞恩小镇。
一声爆炸价值9000万法郎
1979年4 月4 日，3名摩萨德特工手持假护照潜入了塞恩镇。这3名特工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手，其中两位是技术高明的机械师，一位是爆破专家。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与前期潜伏的4名特工接上头，完成“空运行动”。
塞恩镇濒临地中海，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那里既没有供游人嬉戏的沙滩，也没有雄伟壮观的古城堡，连整洁舒适的小酒店也难见到。偶尔有几个旅游者来到这里，都不禁大呼上当。不过，塞恩镇虽然不是旅游胜地，却是法国的一个工业重镇。这里最大的一家工厂是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该厂制造的军舰60%是出口国外，那套为伊拉克人生产的核设施就是由这家造船厂制造的。由于塞恩镇地处偏僻，又没有什么游客光顾，所以造船厂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不怎么严格，这就给了摩萨德特工以可乘之机。
也就是在3名摩萨德特工潜入塞恩镇的当天，地中海海军造船厂的老板在一家私人运输公司预订了几辆大卡车，说是要将一批货物运走。至于是什么货物，却没有透露。但是，潜伏在该厂的一名摩萨德特工却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知道这批货物就是为伊拉克核反应堆制造的部分构件。厂方将于4月8日晚上把这些构件装上卡车，然后沿着N559号高速公路运往马赛港，再在马赛港用一艘货轮把它们运往伊拉克。
那3名摩萨德特工和早期潜伏在塞恩镇的4名特工接上头以后，就化装成一般的游客来到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进行观察。他们在厂门口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进入了厂区。7名摩萨德特工进入厂区后就分散开来活动，几乎走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根据潜伏在厂里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他们注意到了那3个涂成红、白、蓝3种颜色大工棚，记下了它们的准确位置。据说那些构件就在那3个大工棚里。他们又牢牢地记住了几架大吊车的位置，并仔细打量了一下厂区四周大约两米高的围墙。回到住处后，他们凭记忆画出了一张造船厂的平面图，并且标出了每一个进出口的位置和距离。他们准备就在厂区把那些构件炸掉，不让它们上车。
4月6日凌晨两点左右，7名摩萨德特工开着一辆大卡车，悄悄地来到造船厂的围墙外。工厂的大门口虽然有哨兵在巡逻，但是他们知道，那些哨兵这时是绝对不会到这里来，只有在刚刚换岗的时候，他们才会例行公事地到厂区来转一圈。车子停下来后，留下4个人在车上望风，另外3个人就直接爬上围墙，迅速地翻了过去。他们一个个像猫一样悄悄地直奔那3个红、白、蓝色的工棚，用那位内线提供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那扇坚固无比的大铁门，然后破坏了工棚内的报警装置。
根据内线提供的内部平面图，他们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马上就找到了那些为伊拉克生产的构件。在这些构件旁边，还有一套同样的核反应堆构件，那是为比利时的一座核装置生产的。不过那3名特工连碰也没有碰一下，就跑去揭开了覆盖在伊拉克核反应堆构件上的帆布，准备卸下其中一个被称作“蜂房”的关键部件，把它运到自己的国家去。因为这种“蜂房”很复杂也很值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3个人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不知不觉已经过了40多分钟。这时他们听到了几声猫叫——这是外面望风的特工发来的信号，告诉他们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轮换岗的哨兵就要到了，要他们赶快离开。这3个特工互相对视了一下，摇了摇头，不得不放弃拆除那个“蜂房”的计划。这套设备太复杂了，在下一轮哨兵换岗之前，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把它拆除并且运到围墙外面的卡车上。于是3名特工只好忍痛割爱，动作娴熟地在这些构件上安装好炸药，接上定时引信，然后快速地撤出工棚，顺着原路翻过围墙，跳上了那辆卡车，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等到下一轮哨兵刚刚换岗，正要到厂区巡逻时，厂区里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光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消防车风驰电掣地一路鸣着警笛开了过来。随后那些核专家们也匆匆地赶来了。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那套庞大的核反应堆构件已经成了一堆滚烫的废铁。事后查明，这次爆炸事件造成的损失高达9000万法郎。
让那些法国工程师和伊拉克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实施爆炸的人也实在是太高明了，炸药的剂量计算得竟然那样精确，那套准备运往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构件全部被炸毁了，但是那套近在咫尺的比利时的核装置却毫发未损，只是在那些包裹的帆布篷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烬。而警方在爆炸现场竟然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侦破线索，这又让他们惊叹不已。
土伦市警方也为此感到困惑，对这次爆炸事件不知该从哪里下手进行侦破。然而就在当天上午，土伦市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是“法国自然生态保护组织”的发言人在电话里说，这次行动是他们干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遏止那些核设施的滥用。但是令警方感到蹊跷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法国有这么一个组织。于是调查工作还是无法开展。
不过，此时却有一个人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件事肯定同以色列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伊拉克核专家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当天晚上哈利姆回到家里后，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的妻子就对他说：“看到报纸了吗？我想这一定是你的那些犹太朋友干的好事。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哈利姆只是说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凭什么说是犹太人干的？”
萨米拉冷笑了一声：“哼，请你不要忽视了女人的直觉。”
哈利姆说：“你以为你真是个巫婆吗？”说着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他的好朋友多诺万打电话。哈利姆在电话里小声地说：“这太可怕了，朋友！你说是不是犹太人干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的朋友多诺万却在电话里笑着说：“伙计，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该干吗还干吗知道吗？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让你快活一下好不好……”
没有等多诺万说完，哈利姆就搁下了电话。他知道不能再同那个多诺万去快活了。不久，哈利姆就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的妻子不得不提出申请，带着哈利姆回伊拉克治病去了。
彻底摧毁核反应堆
塞恩镇的爆炸事件让萨达姆•侯赛因暴跳如雷，又进一步向法国施加压力。他不相信伊拉克的石油和美元就不能让法国人动心。果然不出萨达姆所料，就在特拉维夫为摩萨德的出色行动感到高兴时，1980年3月，法国政府突然宣布，法国将信守它与伊拉克达成的协议，继续向伊拉克出售浓缩铀，并答应在1981年年底之前，完成向巴格达提供一座70兆瓦的核反应堆计划，同时在巴黎为伊拉克培训600名核工程技术人员。
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建设又开始运转起来，整个工程都是在一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核专家——就是哈利姆所说的那位埃及籍的核物理学家叶海亚•米沙德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据一些专家估计，伊拉克人最迟在1984年就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来。伊拉克的核威胁再次让以色列领导人深感不安。贝京总理要求摩萨德立即拿出办法来，再次阻止伊拉克人的核计划进程。
该用什么办法遏止伊拉克人的核计划呢？霍菲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那个叶海亚•米沙德闭嘴。那么，怎么能让他闭嘴呢？
就在霍菲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的时候，伊拉克人帮了摩萨德一个大忙——作为伊拉克派出的全权代表，米沙德将前往巴黎验收核项目完成情况。摩萨德通过拦截法国和伊拉克的通话信息，掌握了米沙德在法国期间的日程安排，并且得知米沙德在巴黎期间将住在巴黎子午饭店9041房间。摩萨德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就在巴黎雇用了一名妓女接近米沙德，寻找机会对他下手。
米沙德果然来到了巴黎。6 月7 日，他在巴黎视察了萨塞勒核工厂，事后他高兴地对在场的法国科学家说：“我们将要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此语一出，震惊四座，也让摩萨德更加坚定了要干掉他的决心。
1980年6月13日夜里，米沙德死在巴黎古维翁圣西尔大街的子午旅馆。第二天下午巴黎警方在9041房间发现了他那具浸泡在血水之中的尸体。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名叫“马格尔”的妓女，但她却坚称自己当晚离开米沙德房间时，米沙德还是好好的，只是情绪有点不大好。当巴黎警方正要作进一步调查时，马格尔却在6 月15日夜晚突然被一辆急驰的汽车撞倒，肇事汽车逃之夭夭，不知去向。马格尔倒在巴黎街头，死于非命。
巴黎警方的档案里，又多了一件无头案。
伊拉克核专家米沙德的死，立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名科学家在以色列电台节目中甚至幸灾乐祸地说：米沙德之死，至少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推迟两年的时间。
实际上，发生在土伦市塞恩镇的爆炸案和发生在巴黎的那起谋杀案，不过是摩萨德为阻止伊拉克核计划所采取的两次小行动。只要伊拉克一天不放弃核计划，以色列就不敢高枕无忧。果不其然，1980年8 月，摩萨德得到一个让以色列震惊的情报，伊拉克又为核计划找到了新的负责人，整个核计划不但进展顺利，而且进展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当时德国的一家努克姆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加拿大订购了11350 公斤铀矿石，并且打算偷偷转售给伊拉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用两年的时间，伊拉克就会成功地制造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
贝京总理立刻命令摩萨德想办法阻止这笔交易。摩萨德与加拿大情报部门进行了联系，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协助。加拿大政府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暗示后，很快作出反应，最终以“收货人不详”为理由，撤销了同德国签订的这份合同。与德国的生意虽然没有做成，但是此时法国却已经全面履行了同伊拉克签订的合同义务，巴西也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浓缩铀，意大利又在为伊拉克提供核工程的“热室”设备——这一连串的情报让以色列人不知所措。
贝京总理只好向美国求助。他在一份报告中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坦诚地表示，现在只有请美国出面施加压力，采取行动阻止伊拉克的核发展计划；否则萨达姆•侯赛因一旦有了原子弹，他将会成为第二个希特勒，犹太人将会遭到第二次大屠杀。卡特总统看完贝京的报告后，当时也同意为以色列人做点事，就与巴格达方面进行谈判。但是伊拉克人却矢口否认，说自己并不是要制造原子弹，完全是和平利用核能源，这纯粹是捕风捉影，嫁祸于人。结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山穷水尽之时，以色列上层及情报部门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有使出最后一招，那就是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贝京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摩萨德首脑伊扎克•霍菲将军和以色列空军司令戴维•艾弗里将军。贝京明确表示，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必须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但有个原则，袭击的对象仅限于伊拉克核设施本身，不得攻击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伊拉克目标。贝京总理对以色列空军司令艾弗里说：“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国援建人员和周围平民的伤亡。就像动手术，既要摘除毒瘤，又要避免大出血。”
接着，贝京总理又对霍菲说：“空中打击前的情报工作一定要准确。否则空军就会盲目行动。”
接到贝京总理新的指示后，霍菲立即指挥手下人员忙碌起来。
对伊拉克核设施的空中打击日期原本定在1981年4 月底，不料当时以色列的一家报纸却披露了一条消息，说埃泽尔•魏茨曼向朋友披露，贝京正准备进行一起大选前的冒险行动。后来，佩雷斯也规劝贝京放弃打击伊拉克的念头。于是空中打击的时间一再拖延。1981年6月30日，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国内形势一塌糊涂，为了在迫在眉睫的大选中捞取选票，贝京再也等不及了——他认为必须在大选前对伊拉克核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这样做既可以毁掉伊拉克核设施，消除以色列的心头之患，又可以向阿拉伯国家炫耀武力，提高以色列在黎巴嫩导弹危机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981年6月7日是星期日。贝京总理在耶路撒冷的官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宣布要对伊拉克的核反应堆采取军事行动，内阁部长们点头同意了贝京总理的决定。实际上，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
为了完美地完成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任务，贝京挑选了24名第一流飞行员组成突击队，由参加过三次阿以战争的空军上校巴哈里担任指挥员。在绝密的情况下，艾弗里将军指示空军依据摩萨德所提供的精确情报，在西奈齐埃拉翁空军基地建造一个与“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大小一样的模型，以便进行高精度轰炸演习。此次行动代号为“巴比伦行动”。
6月7日下午，以色列8 架F16和6架F15飞机在齐埃拉翁空军基地做好起飞准备，一字排列在跑道尽头。为了掩人耳目，这14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全部漆成了约旦空军黑白灰三色军旗。耶路撒冷时间下午4时，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从巴格达发来了一份“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于是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空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下达的命令。14架世界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的28台涡轮发动机同时发动，整个机场立时被震耳欲聋的巨响所笼罩，机尾喷射出的强烈气流使机场飞沙走石。
作为第一梯队，6 架外挂导弹和副油箱的担任战斗掩护的F15 战斗机起飞了。接下来，8 架各载着一枚900 公斤激光制导穿甲爆破弹的F16 战斗轰炸机起飞了。最后，满载高辛烷航空油的大型空中加油飞机也升空了。
8 架F16 战斗轰炸机升空之后，保持着严整的攻击队形，紧贴着近千公里的以伊边界线南侧低空飞行，飞了大约一半路程后再向北飞行。距离巴格达东南塔穆兹研究中心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还不到400公里时，一支精干的地面特别爆破小组开始秘密向飞机所要轰炸的目标靠近。万一飞机轰炸未能彻底摧毁目标，那么剩下的活儿将由他们趁乱进行。
巴哈里上校率领这支可怕的战争机器，将从沙特阿拉伯与西奈半岛分开的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沿着约旦—沙特的曲折边界，向沙特与伊拉克边界方向接近。由于实行全航程无线电静默，耳机里，只有在机群左侧2000米上空飞行的电子干扰机发出的咝咝的电流声。它那功率强大的电子吊舱中发出的有源干扰信号，将会使叙利亚和约旦所有的苏制雷达出现迟钝。此刻，它们的雷达即使对准了以色列机群，显示屏上所看到的也仅是一块带电的高空积雨云。
但是，巴哈里知道，这些电子干扰只能蒙蔽约旦和叙利亚的雷达，而对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雷达监测系统的沙特则无济于事。果然，不久就在国际通用的应答频道上，出现了沙特空中管制官员的英语询问。
“约旦空军。例行训练。”早有准备的巴哈里用流利的英语答道。
沙特空中管制官员显然信以为真。沙特和约旦两国素来友好，军用飞机互入国境也是常有的事情。当巴哈里确认沙特已不再注意他们时，便用“黄沙丘”这句暗语，向总部发出了表示“飞行顺利”的密电。
机群编队飞过沙特的图赖夫市上空后不久，前方将到达沙特与伊朗边境。巴哈里驾机飞行在全队最前面，只见他一推操纵杆，飞机突然急速下降，整个机群紧随其后骤然降低高度，进入伊拉克雷达盲区，紧贴着近千公里长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南侧低空飞行。
他们沿沙伊边界飞行大约一半路程后，再次降低高度折转向北。随后以60米左右的超低飞行，进入伊拉克领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躲开伊拉克雷达，避开致命的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的攻击。
当攻击机群接近目标的时候，三名摩萨德特工也正在一个隐蔽的制高点上，通过高倍望远镜，监视着伊拉克核反应堆周围的一切。特拉维夫收到的“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正是由他们发出的。
经过千里奔袭的以色列轰炸机群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尽管核设施进行了精心伪装，但以色列飞行员凭借着准确的情报，一眼便认出了那个长32米、宽25米的大工棚，“塔穆兹1 号”核反应堆就在里面。这个核反应堆三面被土质的马蹄型掩体包围，并有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保护。
直到这时，伊拉克防空部队才发现敌情，并首先用高射炮发起攻击。以色列的6 架F15 歼击机首先拉起，在目标和最近的伊拉克空军基地之间的空域执行警戒任务。而8 架F16 轰炸机群则迅速爬升，爬高到大约610 米，迅速进入轰炸航路，自西向东地用俯冲姿态进入目标区投弹轰炸。
以色列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
第一枚炸弹是由巴哈里上校驾驶的飞机投下的。这枚高爆激光制导的炸弹，从距反应堆体550 米的高空飞速落下。由于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使炸弹垂直贯穿了反应堆体顶端数米厚的水泥隔层，引起了反应堆内部的猛烈爆炸。被炸开的缺口，扩大了对反应堆核心部位的破坏效果。其余的7 架F16 战斗轰炸机紧随队长之后，依次飞过轰炸带，将全部炸弹准确地投向了地面目标。“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已被完全炸毁，一个秘密的地下研究室也被高爆炸弹摧毁殆尽，另外两座建筑物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名法国青年科学家被当场炸死。整个空袭过程用了还不到2 分钟。
与此同时，伊拉克防空火炮猛烈还击，苏制6 管速射高炮的串串火舌，在空中交织成数道弹幕。硝烟和横飞的弹片充斥着半边天空，但是都没有命中以色列的飞机。
晚上7 点左右，夜幕徐徐降落在耶路撒冷，参战飞机全部安全返回以色列。整个空袭行动完美无缺。正在斯莫伦斯路总理私宅等待消息的贝京和他的内阁部长们接到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打来的电话：“任务完成，所有飞机安全返回。”
6 月8 日早晨，摩萨德首脑霍菲将军将一叠照片送到了贝京总理的办公室。他兴奋地说，这是昨天空袭行动的战果验收，刚刚由美国最尖端的KH-11卫星实时传输系统发来。“整个行动十分成功。”霍菲不动声色地向贝京总理汇报。
“巴比伦行动”为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宝贵的选票。1981年7 月5 日，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第十届议会大选中赢得胜利，贝京连任总理。
当以色列人在庆祝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总部，政治局委员愤怒地向军队提出质问：“我们的飞机、导弹干什么去了？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伊拉克将军们个个垂头丧气，无言以对。
虽然华盛顿事先没有同意这次行动，但当伊拉克人的核“巴比伦塔”被夷为平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却均未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或许它们对于意大利、法国帮助伊拉克建设核反应堆早就暗中感到担忧，现在借以色列人之手除去这一隐患，反倒可以放心了。空袭发生之后，法国新当选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以这次袭击为借口，减少了同伊拉克的合作。法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帮助伊拉克重新建造被以色列摧毁了的核反应堆。伊拉克拥有原子弹的计划从此成了一种神话。
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以后，以色列终于又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它依然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超级大国。
第十四章：“摩西行动”结硕果杰哈德惨遭暗算
摩萨德新局长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但“摩西行动”却让人刮目相看，8万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重新融入以色列的生活之中；摩萨德特工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暗杀了“巴解”组织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杰哈德，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一次领教了它的厉害。
局长下台
霍菲在摩萨德局长任期内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与黎巴嫩“长枪党”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又是他推行“外围战略”的结果。
黎巴嫩虽然是以色列北面的邻国，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却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军事基地，用以色列的话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对以军的炮击和对以色列边境的骚扰令以色列极为恼火，于是，以色列就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
黎巴嫩是中东各国中唯一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因为该国只有51%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而49%的人信仰基督教。黎巴嫩的穆斯林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与基督教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于是，为共同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两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和阿曼自1974年起，就与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1年，贝京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命令霍菲扩大并加强同“长枪党”的联系，而作为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则走得更远，一直策划着与“长枪党”联手，试图将聚集在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一举歼灭。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也摩拳擦掌，期待着采取报复行动。
摩萨德最初反对军事冒险行动，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军队直接面对驻扎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但沙龙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同沙龙唱反调的霍菲局长，最后竟然同意了沙龙的观点。
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后，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伏击，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为沙龙的入侵提供了借口。6月6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边境，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这完全是一次战争行动，但以色列军方却为之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加加利和平行动”。战争并没有像沙龙事先保证的那样，以“闪电战”一举解决问题，而是遭到了“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穆斯林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的梦想化为了长达数月的消耗战。
尽管在以色列军队和美国人的扶持下，贝希尔•杰马耶勒登上了黎巴嫩总统的宝座，但三个星期后，新总统就被一枚高爆炸弹炸死了。杰马耶勒之死，宣告了“加加利和平行动”的彻底失败。
霍菲在1974年至1982年连任两届摩萨德局长，成为在这个位置上任职时间仅次于哈雷尔的人。他本可以凭借着成功的“和平外交”及“霹雳行动”等骄人成绩全身而退，结果却因赞同“加加利和平行动”而破坏了自己完美的形象，从而在1982年下台，导致摩萨德又一次权力更迭，内厄姆•艾德莫尼取而代之，成为摩萨德的第六任局长。
“摩西行动”
内厄姆•艾德莫尼是从摩萨德内部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局长。摩萨德内部人员似乎更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位“普通的人”，一个“当官的”。尽管艾德莫尼可能属于那种没有活力的官僚，但其优点是办事谨慎，且有恒心。53岁的艾德莫尼经过多年的奋斗，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最底层一级级升上来的。
1929年，内厄姆•艾德莫尼出生在耶路撒冷。几年后，他的父母从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并将“罗特鲍姆”这个姓改成了“艾德莫尼”。他父亲是耶路撒冷公园的设计师，因此艾德莫尼一家得以住在离豪华的戴维国王旅馆不远的雷哈维亚高级住宅区。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一些大学教授和军官都是来自雷哈维亚住宅区。
少年时代，内厄姆•艾德莫尼就在“哈加纳”及其情报机构“沙伊”中工作。194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德莫尼考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国际关系专业。他在那里半工半读，曾在一家犹太人办的学校工作过，并在一家犹太教堂当过看管人，还在一家为美国军队生产军装的工厂干过活。
在加利福尼亚，艾德莫尼遇见了一个让他一见钟情的女孩，并且很快就和她谈婚论嫁。他们在西海岸的5年婚姻生活，应该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时光。这也是艾德莫尼在他的前半生能够摆脱秘密战争压力的唯一一段时光。
艾德莫尼之所以选读国际关系专业，是想当一名外交官。但当他回到以色列后，却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情报专科学校当上了教官。不久，摩萨德从教官队伍中招聘特工，艾德莫尼被选中了，从此成为摩萨德总部政治联络处的情报官。艾德莫尼多次被派驻摩萨德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曾在摩萨德驻华盛顿和埃塞俄比亚等情报站工作过。他在国外情报站一干就是30年，曾参与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多项合作工程，成为以色列从事兼职外交活动的专家。
艾德莫尼多年来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使得他在具体的秘密行动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他不是一个冒险家，也不是一个杀手，但是他工作踏实，非常勤奋，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艾德莫尼尽管性格内向，但并不窝囊。在他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摩萨德同样干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摩萨德曾协助以色列政府成功地策划和实施了一项称为“摩西行动”的移民计划，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万多名犹太人偷偷地空运回以色列。这让艾德莫尼和摩萨德在犹太民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不过，“摩西行动”真正的发起者，应该是以色列前总理贝京。
1977年，在贝京的支持下，以色列政府开始推行一项浩大的移民工程——“摩西行动”，准备把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几万犹太人运送回以色列。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霍菲是“摩西行动”的最大支持者和协助者。
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阿拉伯半岛又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当年为了逃避战乱，犹太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据《圣经》记载，远古时代，犹太人就是在他们的祖先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来到“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巴勒斯坦地区，并且曾经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以色列国。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的“摩西行动”。
在后来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又一次的战乱让犹太民族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和家园，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他们永远的情结，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一个由离散的犹太人组成的大家庭。如果没有全世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思念和向往，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以色列国了。建国后，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吸引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把那些处于苦难之中的犹太人解救出来，让他们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
不过，犹太人的回国之路都是艰难曲折的。有一部分人是通过以色列移民联络局的帮助，从合法的途径回到以色列的。但是，有大多数犹太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如果那些远离祖国的犹太人是生活在同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甚至是以色列的敌对国家，那么，他们的回国之旅就遥远而又漫长。这时，作为以色列国家特殊工具的摩萨德就会挺身而出，为他们铺就一条回国之路。
当年，有一群皮肤黧黑的犹太人远离祖国，居住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他们被当地人轻蔑地称为“法拉沙人”——意思就是“陌生人”或者是“被放逐者”。但是，他们却称自己为“贝塔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之家”的意思。他们的祖先离开以色列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过去曾经有人认为，这些人就是古代遗失的12个犹太部落的后裔。但更多的人类学者却认为，他们应该是古犹太人迁徙同化后的当地部落。
这些人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同犹太民族的主流社会分离了，直到今天，这些人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犹太人不一样，他们仍然还保留着犹太民族的一些古老传统和习俗。当时他们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山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部落，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因为时间的迁移，加上地域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影响，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已经在这片远离故土的非洲大陆改变了他们的肤色，变成了黑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后裔，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先居住的阿拉伯半岛，他们也想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回到祖先的居住地以色列。他们也想看一看那神圣的耶路撒冷，看一看那高高的赫茨山，摸一摸那堵让他们朝思暮想的哭墙。因为他们在埃塞俄比亚永远是一种没有家园的“陌生人”。
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当局还禁止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播犹太教和教授希伯来语，并指责一些“法拉沙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间谍。许多犹太教领袖也经常受到骚扰并遭政府监视。同时，那些“法拉沙人”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化。许多人生活在干旱、饥荒和战乱中。他们的遭遇引起了以色列国内的极大关注。以色列政府希望能帮助他们离开埃塞俄比亚那贫穷的山区，回到以色列。那些犹太人也知道，如果没有以色列政府的帮助，他们的回家之路永远遥遥无期。于是，他们就在艰难地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等待万能的上帝能赐给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机会终于来临了——1974年，埃塞俄比亚又一次发生了军事政变，海尔•塞拉西皇帝在统治埃塞俄比亚几十年之后，终于被赶下了台。一个叫门格图斯的陆军上校组织的军人政府上台了。但是，西方国家却认为门格图斯上校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不应该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制裁。
就在刚上台的门格图斯上校一筹莫展之时，以色列政府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同埃塞俄比亚的新政权进行谈判。以色列政府打算为门格图斯的新政府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条件是允许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离境回到以色列。
门格图斯出于对武器的需求，就答应了以色列人的条件。于是，这些犹太人终于有机会踏上回家的漫漫征途。1978年2月，就有两批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犹太人，先后从埃塞俄比亚的首都起航，直接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他们梦寐不忘的祖国——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秘密进行的。
然而，就在以色列政府的移民行动开始不久，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摩西•达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小心透露了这个秘密。他说埃塞俄比亚政府之所以允许以色列人回国，是因为以色列正在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达扬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正在对埃塞俄比亚制裁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以色列，另一方面对埃塞俄比亚实行了更加严厉的制裁，并且在埃塞俄比亚煽动对现行政府的不满情绪，鼓动民众推翻刚刚上台的门格图斯政权，把门格图斯赶下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刻中止了同以色列人的秘密交易，切断了犹太人出境的通道，甚至限制了一些犹太人的人身自由，让他们的回家之路成了永远的梦。
达扬部长的这次失误，让以色列政府的移民行动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让贝京总理大伤脑筋。因为达扬当时任外交部长完全是贝京一再坚持的结果，没有想到达扬居然捅出了这么一个大娄子。就在贝京总理不知道该怎样收场时，摩萨德局长霍菲临危请缨，愿意为总理分忧。霍菲向贝京总理谈了自己的“摩西行动”计划，他要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同胞开辟一条回家的路。
贝京总理同意了霍菲的“摩西行动”计划。
霍菲所说的“摩西行动”，其实就是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一种政治渗透。得到贝京总理的认可之后，霍菲马上派出了大批摩萨德特工人员，深入到埃塞俄比亚各地，在那里潜伏下来，然后对当地“贝塔以色列”人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让“贝塔以色列”人觉悟起来，让他们懂得只有离开埃塞俄比亚，才能获得新的生活。霍菲的这种做法果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那些摩萨德间谍的宣传教育下，许多“贝塔以色列”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出路就在于离开埃塞俄比亚，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些犹太人不但自己想要离开贫穷的埃塞俄比亚，还鼓动自己的亲人和周围的朋友、邻居。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逃亡，纷纷逃出贫穷的山区，逃到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苏丹，准备从那里回到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政府发现了这个阴谋后，出动大批的警察和军队，沿途拦截和追捕那些逃亡者，结果有很多犹太人给抓回去了，还有不少人被当场打死。但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犹太人逃亡的决心。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逃亡之路。在苏丹境内出现了许多犹太人的难民营。
以色列政府派出代表同苏丹总统尼迈里进行秘密谈判，私下里给尼迈里一笔数目巨大的款项，条件就是允许犹太人从苏丹悄悄地过境。尼迈里虽然为利所惑，但还是没有完全接受以色列政府的全部条件。他只是答应把苏丹当成一个临时转运站，却不同意犹太人由苏丹直接飞往以色列。同时，他还要求以色列政府对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因为苏丹还是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他不能让自己变成第二个门格图斯，不能因为帮助犹太人而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以色列只好作出让步，迁就了尼迈里的意见。以色列派出自己的飞机，悄悄地降落在苏丹的机场，空运已经逃亡到了苏丹的犹太人。尼迈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又作出新的规定，凡是非正常航班以外的航空飞行，一律要经过他本人批准，否则不能予以放行，更不允许以色列的飞机降落。另外，他还在机场附近布置了大量的军警，进行安全保卫工作。当时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机场几乎被包围得水泄不漏。
1984年11月21日，以色列第一架运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飞机终于从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国际机场起飞，直飞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后，再飞往以色列。埃塞俄比亚的8000多名“法拉沙人”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回到了以色列。他们当中主要是青壮年男子。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境内都是乘坐原始的牛拉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才抵达苏丹境内，再由以色列的飞机偷偷空运到以色列的。
当第一架运送犹太人的飞机在以色列降落后，以色列内阁的许多政要都前往机场迎接，欢迎这些与犹太主流社会隔绝了两千多年的同胞“回家”。当时贝京总理已经下台了，刚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兴奋地说：“这对我们人民、我们国家、世界所有犹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时刻。”
这就是由贝京总理亲手发起的“摩西行动”——以色列要像当年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一样，把这些“黑色的”犹太人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运回以色列。这是当时以色列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罕见的大规模的集体移民行动。
可是，就在这次“摩西行动”进行不久，以色列政府又出现了泄密事件。当时，以色列一位负责安置工作的高级官员多米尼茨犯了与达扬同样的错误。有一次，他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又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了，结果闹得满城风雨。
这时，西蒙•佩雷斯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新总理。佩雷斯上台后，为了继续实施“摩西行动”，他召开了内阁成员大会。在内阁会议上，佩雷斯和外长沙洛姆敦促有关方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将这些黑人同胞护送回国。以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多名内阁成员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整个接收安置事宜。还通过了内政部长伊沙依提出的“紧急接收两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计划，成立一个由以色列移民接收部、教育部、住房和建设部、财政部以及犹太办事处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实施整个接收安置计划，从而拉开了以色列历史上更大规模的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序幕。
会后，以色列外长沙洛姆还亲自前往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进行斡旋，就大规模移民计划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苏丹尼迈里总统协商。当时，那些犹太人除了聚集在苏丹边境的难民营中，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也有许多犹太人的难民营。住在这些难民营里的犹太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他们缺乏必要的食物和医疗设备，很多人居住在破旧的帐篷中，处境非常艰难，因此以色列政府认为接收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佩雷斯知道“摩西行动”已经不能再悄悄地进行下去了，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详细地介绍了以色列的“摩西行动”，把以色列的这项伟大计划公布于众。“摩西行动”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尤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苏丹总统尼迈里也顿时成了众矢之的，被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拉法特说成是“阿拉伯人民的叛徒”，因为“他帮助以色列征募了更多的战士”。
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苏丹总统尼迈里终于顶不住了。在佩雷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他就立刻通过美国向以色列发话，必须立即停止通过喀土穆运送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也作出了反应，立即关闭了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之间的边界，并指责苏丹尼迈里政府同以色列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共同绑架了埃塞俄比亚的公民。
就这样，以色列的“摩西行动”不得不暂时中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未能及时离开埃塞俄比亚，仍然滞留在那些难民营里。“摩西行动”的流产给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埃塞俄比亚境内大量的犹太人家庭妻离子散，亲人两地分居。为了帮助他们家人团圆，以色列政府一直努力说服埃塞俄比亚政府，允许其他的犹太人自由离境。为了获得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合作，以色列再次给门格图斯政权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
到了20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内战不休，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再次受到威胁。以色列政府经过艰难的谈判，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100辆T-55坦克和许多枪支弹药，同时还向埃塞俄比亚空军提供了急需的飞机零配件。以色列人的慷慨解囊，终于让埃塞俄比亚政府“良心发现”，开始同意那些两地分居的“法拉沙人”前往以色列探亲。
1991年，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局势又紧张起来。那些仇视以色列的叛军向门格图斯政权大举推进，并且逼近了犹太人集中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总统门格图斯眼看大势已去，只有宣布辞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色列政府立即当机立断，再一次启动“摩西行动”。以色列看守内阁内政部长伊沙依当天表示，接收行动“刻不容缓”。因为这些聚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犹太人缺乏必要的食物和医疗设备，已经濒临绝境。如果再不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将难以生存。
以色列内阁立即作出决定，由国家直接拨款1亿美元，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租用了34架大型客机，抢运那些滞留在难民营中的犹太人。在短短的36小时之内，马不停蹄地把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万多名犹太人全部接到了以色列，并且作出了妥善安置。这应该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移民运动。
就在“摩西行动”刚刚结束不久，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被叛军占领了。以色列人不由得为此而感叹——如果不是这一大胆行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那些犹太人肯定又要遭殃。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与自己的同胞分离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结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开始融入以色列的生活之中。
以色列属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绝大多数人口都受过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但从埃塞俄比亚境内回来的犹太人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电视、自来水等设施，更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为了使这些犹太人能尽快地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以色列政府先把他们安置在移民中心，让他们学习希伯来语和一些社会生产技能，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以色列各地，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仅教育费开支一项，以色列政府就付出了数十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这些回到了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只能生活在以色列社会的最底层，许多人只能靠体力吃饭。这些人一般都是家庭成员多，小孩多。2002年底，以色列议会的“收入不均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大约有8.5万人左右，而其中有92％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从事低收入工作，他们与阿拉伯游牧部落贝都因人以及一般不从事工作的犹太教中的极端正统派教徒一起，构成了以色列的穷人阶层。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在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办公室里，曾经挂着一张当年“摩西行动”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巨大的飞机机舱里所有的椅子都被拆除，挤满了衣着褴褛的“法拉沙人”，许多人眼中还闪现着惊恐。在这张照片旁边，是1993年9月他同拉宾一起在美国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时的照片。沙龙把这两张照片挂在一起，就是要告诉那些去他的办公室的人，“摩西行动”对以色列人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以色列的“摩西行动”从霍菲任内开始，到艾德莫尼任职时结束，摩萨德在其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来自突尼斯的情报
艾德莫尼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摩萨德还在1988年4月精心策划了一起谋杀案，并且配合“马特卡勒塞雷特”突击队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地暗杀了“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摩萨德的这次暗杀行动，让以色列的敌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一次领教了它的厉害。
1988年4月初的一天，一份密电传到了以色列摩萨德总部。电文只有短短的几行字——“阿布•杰哈德4月15日晚回别墅，次日凌晨3时将离开别墅赴突尼斯机场飞往一秘密地点。”
摩萨德得到这份重要的情报后，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突尼斯执行暗杀阿布•杰哈德的任务。
阿布•杰哈德的真名叫哈利勒•瓦齐尔，阿布•杰哈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圣战之父”。
杰哈德的童年曾饱尝以色列统治之苦。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后，13岁的杰哈德就随家人流亡到加沙，在那里念完中学。从中学时代起，富有理想的杰哈德就积极投身于反抗以色列的活动，被推举为当地的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20岁那年，他被选送去开罗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接受较为先进的专业化军事训练。1956年他考入埃及亚历山大大学。不久，英、法侵埃，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于是他便辍学了，和新一代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一起，寻找一条不同于老一代政治家们走过的路，解救被占领的祖国。
1960年，他结识了在科威特担任工程师的阿拉法特，由于志同道合而成为知心好友，共同携手为巴勒斯坦的未来战斗。他们一起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游击队“法塔赫”。“法塔赫”在贝鲁特正式成立后，下辖三个分部，他担任阿尔及利亚分部的负责人。
1965年初，“法塔赫”所属的“暴风突击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杰哈德调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直接领导部队的军事行动。他亲自指挥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武装袭击，向以色列打响了第一枪，大大鼓舞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
多年来，杰哈德一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突尼斯等国指挥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斗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他率领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顽强抵抗，给以色列造成惨重损失。因运筹帷幄有方，屡获卓著战功，杰哈德被人们誉为“圣战之鹰”。他是巴勒斯坦游击战士和群众爱戴的一位领导人。
尽管杰哈德在“巴解”中是第二号人物，但其对以色列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阿拉法特。特别是自从“巴解”内部有四个组织因与阿拉法特有路线分歧而分裂出去之后，杰哈德一直在各派之间斡旋调解，几乎成了核心人物。一旦这些组织重新集结于阿拉法特的旗帜下，凭杰哈德出色的军事才能，绝对会让以色列以后的军事进攻更加困难。
由于杰哈德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所指挥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给以色列的沉重打击，他很自然地成为摩萨德的主要暗杀目标之一。
1988年3月，三个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一家核工厂附近劫持了一辆运送工人上下班的大客车。后来，以色列保安部队强行冲上汽车，交战当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有三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政府以杰哈德应对这次事件负责为借口，召开了一次秘密内阁会议，通过了派遣摩萨德特工，前往突尼斯刺杀杰哈德的决定。
为使这一刺杀计划做到万无一失，以色列当局作出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决定由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亲自挂帅，副总参谋长任行动总指挥，军事情报局长和总理任特别行动顾问参与协助。这次刺杀行动由以色列海军蛙人部队、“野小子”特种部队和摩萨德共同负责执行，这三个部门精选了三十多名精通阿拉伯语，擅长射击、格斗、化装和跟踪的行动人员组成了一支精悍突击队，准备潜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的所在地突尼斯执行这一暗杀计划。
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其首都突尼斯城濒临地中海，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在突尼斯城北15公里处的赛迪•布•赛义德镇，突尼斯政府为外国使节开辟了一片住宅区。1982年，“巴解”组织总部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迁至突尼斯城，大部分“巴解”组织的重要领导人都住在赛义德镇，杰哈德也不例外。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这里的一幢乳白色两层别墅中安下了自己的家。
为了保卫杰哈德的安全，他的住宅被围上了一道高达两米的高墙，配备了专门的警卫人员。但阿拉法特对于自己亲密战友的安全仍不放心，他觉得杰哈德住宅的防卫措施还不够安全，曾多次提醒和敦促杰哈德注意加强安全防卫。不过杰哈德并没有在意，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奔波于阿拉伯世界各地，很少回到这里。这就给了摩萨德一个除掉他的机会。
从1983年开始，摩萨德就开始监视杰哈德的行踪，他的一举一动，从日常安排到生活习惯，摩萨德均有详细的记录。为了实现除掉杰哈德的计划，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在此之前曾经派出了三名特工人员，持假护照进入突尼斯收集杰哈德的情报。这三名特工中，组长是一名女特工，化名阿伊莎•萨丽迪。她年轻漂亮，黑头发，东方人的脸，能讲流利的法语和阿拉伯语，也能用纯正的英语开玩笑。阿伊莎来到突尼斯后，自称是某大报的专栏记者，此次来突尼斯，是为了采访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情况。
经过“巴解”新闻部门的批准，阿伊莎获得采访“巴解”军事领导人阿布•杰哈德的机会，而采访地点就是杰哈德的别墅。在采访过程中，阿伊莎仔细地观察了杰哈德别墅的内外结构和警卫措施。采访结束后，她亲自提出了行动方案，并建议将这次行动定名为“阿伊莎行动”。为了掩人耳目，为后来的暗杀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在后来的日子里，阿伊莎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主动同杰哈德交谈，请教一些政治问题，并多次登门拜访杰哈德，从而让杰哈德别墅的那些警卫对她放松了警惕，不再把她当成陌生人了。
在这些日子里，摩萨德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制订了一项周密的训练计划。他们在海法港附近的一座训练基地里，专门搭建了一幢仿真别墅，其仿真度与突尼斯赛义德镇的杰哈德居住的别墅一模一样，据说就连这幢模拟别墅中的抽水马桶的牌子，也与杰哈德别墅卫生间里的一模一样，至于其他的房间结构、楼层高低和院子与房屋的前后距离就更不用说了，那些暗杀特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训练之后，精确地计算出从发起攻击到暗杀成功到最后撤离别墅大门，前后仅需要22秒钟！
现在是万事俱备，摩萨德特工们所需要的就是等待，等待杰哈德出现在自己的别墅里。
1988年4月，摩萨德特工们终于等到了这份密电。高明的情报人员对简短的密电认真分析后，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阿布•杰哈德可能是要去某国执行一次重要使命，因此在临行之前必然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一次谈话。而在他起程之前的几个小时内，会在自己的别墅作短暂的停留，与分别已久的家人来一个短暂的相聚。这时已经是午夜或者是凌晨了，而这样的时间段正是行刺的最好时机。
于是，摩萨德局长艾德莫尼就对行动小组下达了最后的暗杀令，整装待发的摩萨德特工立刻马不停蹄地奔赴突尼斯的赛义德镇，准备将杰哈德在他的别墅里干掉。
赛义德镇午夜枪声
1988年4月15日，前期进入突尼斯境内的三名特工用伪造的黎巴嫩护照，分别从三家突尼斯旅游汽车公司租用了两辆西德造的大众牌面包车和一辆法国造的标致牌305型轿车。当天下午，那名女特工阿伊莎还特地驾车去杰哈德别墅，对别墅周围进行了一番侦查。她发现这里一切如旧，并没有增加岗哨和保安设施。
摩萨德真不愧是一支训练有速的队伍，他们的每一步计划都像瑞士的钟表那么精准。正像他们在分析那份密电时所估计的那样，午夜时分，阿布•杰哈德刚刚结束了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等人的会谈，就乘车回到了他的别墅。杰哈德走下车子，还再次叮嘱了一下司机和警卫人员，不要忘记了明天凌晨3时前来别墅接他去机场，因为他乘坐的飞机4时准时起飞。
走进别墅后，杰哈德顾不得休息，同妻子乌姆•杰哈德、14岁的女儿哈娜坐在一起，看了一会儿录像。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杰哈德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能和家人在一起，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尽管他已经很疲惫，但是这种家的温馨却让他舍不得离开客厅。他们一边看着录像，一边聊一些家常。只有在这时，杰哈德才觉得自己是一位丈夫和父亲。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杰哈德对他的妻子乌姆和女儿哈娜说：“你们去休息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等到妻子和女儿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了，杰哈德又走上二楼的办公室，在灯光下开始了他的工作。此时已是万籁俱寂，整个赛义德小镇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杰哈德的窗帘中依然透出一片灯光。然而，此时坐在灯下的杰哈德并没有料到，死亡正向他一步步地走来。
就在杰哈德回到别墅之前的那天夜里，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上，一艘没有标明国籍的轮船在夜色的掩护下，正在急速地向突尼斯的海岸靠近。在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时，轮船停止了前进，一艘摩托快艇从船舷的一侧悄然放入水中，满载着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摩萨德特工，急速地驶向预定的登陆地点。快艇到达海滩后，全副武装的摩萨德特工从艇上一跃而起，三名早已潜伏在此的特工立即迎上前去。一转眼，这些特工们就换上了突尼斯国防军的制服，在那三位特工的带领下，走上海岸，随即钻进租来的三辆汽车中，沿着海边公路向幽静的赛义德镇急驰而去。他们的目标就是杰哈德的别墅。
20分钟以后，这三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来到了赛义德镇。在离杰哈德别墅约50米远的树荫下，这三辆汽车停了下来。引擎声消失后，杰哈德的别墅周围依然一片宁静。午夜的海风不时阵阵吹来，让人感到格外的凉爽。这时，九名摩萨德特工立即从汽车上跳下来，迅速地向杰哈德的别墅逼近。其余的人留在原地和别墅围墙外负责警戒和接应。
与此同时，在距离突尼斯国境线约50公里的空中，以色列空军的一架波音707军用飞机正在国际航线上盘旋。这是一架装有各种电子侦控仪器的军用飞机，正在发出一种强大干扰电波，使整个赛义德地区的所有电子通信设备全部失灵。这时，杰哈德别墅和当地警察当局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九名摩萨德特工手持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头戴那种只露着两只眼睛的风帽，冲到杰哈德的别墅门前，两名值班的警卫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他们用冲锋枪击毙了，他们迅速冲进院子，直接向二楼杰哈德的办公室冲去。杰哈德办公室窗帘中透出来的灯光，成了他们最好的指示灯。这时，警惕性很高的杰哈德发现楼下有异样的声响，就马上关掉台灯，拔出手枪快速跑出房门。他正要向楼下冲去，却不料在楼梯转角处，正好和已经冲上楼梯的摩萨德特工撞上了，他立刻向那几条黑影开枪射击。已经冲上来的摩萨德特工一见，立刻进行疯狂还击，九支冲锋枪一齐朝杰哈德开火，子弹在他的身上发出一声声的闷响。杰哈德当即就被打倒在地上。
杰哈德的妻子乌姆听到声音，立即从卧室里冲了出来，只见阿布•杰哈德已经倒在楼梯口上。乌姆吃惊地喊道：“发生了什么事？”
阿布•杰哈德已经不能回答她了。
这时，摩萨德特工们继续对准阿布•杰哈德轮番扫射。枪声让乌姆本能地转过脸去，面向墙壁，等待着炙热的子弹射向自己。然而这时她听到的，是女儿哈娜跑出卧室的脚步声。
“站到你妈妈那里去！”一名男子用阿拉伯语向哈娜高声喝道。乌姆和哈娜被他们用枪逼到墙边，不能动弹。但是摩萨德特工最终并没有伤害乌姆和她的女儿。
这时倒在地上的杰哈德已经没有动静了，几名特工跑进阿布•杰哈德的办公室，将所有文件洗劫一空。然后他们又闯入正在酣睡的杰哈德两岁的小儿子尼达尔的卧室，用枪向墙壁和天花板狂射一番。特工们在退回楼下时，又对倒在血泊中的杰哈德补了一阵乱枪，然后才跑下楼，向在别墅外的汽车跑去。这时，参与这次行动的那位女特工阿伊莎用手中的摄像机，拍摄下了谋杀杰哈德的整个过程。
不到半个小时，这二十多名摩萨德特工已经到了距离赛义镇大约30公里的拉乌德海滩上，登上了那艘摩托快艇，飞快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特工们逃走后，乌姆立刻扑到丈夫的身上。杰哈德身中七十余弹，浑身被打成了筛子一般。乌姆发疯似的跳起来，冲进杰哈德的办公室抓起话筒，但电话线早已被以色列特工给切断。她又冲向楼下去喊警卫，但是那两名警卫也早就倒在了血泊之中。乌姆只好站在院中大声呼救，住在附近的一位“巴解”组织执委的司机听到她的喊声后匆匆跑来，与乌姆一起将杰哈德抬上汽车，但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途中，52岁的杰哈德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据阿布•杰哈德的女儿哈娜回忆，那天晚上她回到卧室不久，就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了。她立即跑出卧室，发现四名全副武装的蒙面人已将她父亲打倒在地上，母亲也被持枪者逼到墙边。后来那四名凶手又轮番向父亲开火，场面残忍之极。
在父亲的葬礼上，哈娜朗诵了一首诗，表达了对父亲的哀思和继承父业革命到底的决心。其中有一节这样写道——
……
父亲开创的事业，
使我们懂得许多许多。
他赋予我们伟大的使命，
为了我们的人民和祖国。
现在实现他的愿望的时刻已到，
我们决心光复祖国的山河！
……
摩萨德成功地谋杀了阿布•杰哈德，让“巴解”组织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也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中东大地的恐怖活动从此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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