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4)
来源：书虫子
此后，霍德就经常同阿米奥保持着联系，他们还就快艇的价格和工程进展情况进行过多次交流。两个人俨然成了一对生意上的好伙伴。
1967年10月，5艘快艇已经如期完工，正摆在瑟堡港码头，阿米奥马上通知了他的好朋友“西姆”等待挪威的那家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前来提货。霍德一接到通知，马上带了五位助手来到了瑟堡。这五名助手同霍德一样，都是摩萨德特工。
“很抱歉，阿米奥先生，”霍德一走进办公室就对阿米奥说，“本来我们约好了带现金来提货，可是目前的情况恐怕是不允许了。因为我们公司在财务的规划上最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恐怕一时不能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经过我公司商讨，这笔款子全部到位最早也要等到12月26日。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支付给您全部现款。作为公司的全权代表，我本人对此十分抱歉。”
阿米奥一听，先是一阵惊讶，没有想到老朋友给他带来这样一个消息。不过作为生意场上的老手，阿米奥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惊讶之后马上表示理解。公司财务资金在一定时期之内流通不畅，这在生意场中也是正常现象。不过阿米奥最后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贵公司能确保12月26日全部交付现款吗？”
“没有问题，我们确保能够在12月26日全部交付货款。为了表示我公司的诚意，我决定把我的几位助手留在这里，以便保持同你们公司在交款之前的业务联系。我先回挪威监督那里的财务情况，12月26日把全部货款带来。”霍德边说边把自己的三位助手介绍给了阿米奥。
就这样，三位摩萨德特工就顺理成章地留在了瑟堡港，并且很快同造船厂的工人们打成了一片，熟悉了瑟堡港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路线的走向，而这一切都进行得悄无声息。在留下来的三名特工当中，有一名叫埃兹拉的，是摩萨德内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手，并且是一位导弹快艇的艇长，狡黠而又谨慎，行动迅速但又深思熟虑，在后来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埃兹拉生就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享有“鲨鱼”之称。他是这三个人中的组长。
身份为艇长的“鲨鱼”埃兹拉，每天都会和自己的同伙去瑟堡造船厂。他神色愉快地逢人就说，在把快艇移交给挪威人之前，应该把每一件小事情都交代清楚。可是，他每次走上导弹快艇的甲板之后，都要举起他手上的高倍望远镜，对瑟堡港进行长时间的观察。通过观察，埃兹拉发现港口的西航道上船只来往频繁，而东航道却风平浪静，很少有船只通行。后来他故意好奇地向那些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东航道早已废弃不用了。原因是这条航道是路易十六时期开辟的，是一条水下礁石变幻莫测的古航道，船长们都不愿意走这条航线。“鲨鱼”久久地凝视这条航线，嘴角露出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
另外，“鲨鱼”对雷达也很精通。他还就瑟堡港的雷达问题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当时他还一本正经地对港口负责人说：“对于这么重要的海港，你们的监视设施实在是太薄弱了。”
其实，在同对方的交谈当中，“鲨鱼”已经摸清了瑟堡港的雷达系统，知道东航道的哪一段会在瑟堡港的雷达荧屏上形成“盲点”。
埃兹拉“艇长”就这样在瑟堡港度过了一段十分紧张而又快乐的时光。谁知到了12月12日这一天，法国总理带领一批要员来到了瑟堡港，要为一艘核潜艇下水举行剪彩仪式，这可把埃兹拉三个人吓了一大跳。因为，5艘快艇基本上完工了，此时正整齐地停泊在港口，这引起了一位军官的注意。他当场提议，应立即把这些快艇移走，以免夜长梦多。他警告造船厂老板阿米奥说：“要永远提防那些以色列人。不管怎么说，这些快艇很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站在旁边的阿米奥连忙说：“长官您尽管放心好了，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海军基地，我们的保安措施极为严密。以色列人对这些舰艇已经不感兴趣了，有一家挪威的公司已买下了这批货。”
阿米奥的这番话，才让“鲨鱼”的心跳正常了。
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鲨鱼”的心还是一直忐忑不安，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他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67年12月23日这一天，瑟堡港来了一百多名“游客”，从他们的护照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来自西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来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欢度圣诞节来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阿米特精心挑选的摩萨德特工和以色列的海军官兵。“诺亚方舟”的最后行动将在明天晚上进行。
12月24日，埃兹拉和他的同伴接到了阿米奥先生的请柬，热情地邀请他们与公司的员工一道共度圣诞节。一想到再过两天就可以见到“西姆”，并且能收到全部的货款，阿米奥内心不由得高兴起来，所以他就热情地邀请“西姆”留下的三个助手共度圣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位助手竟然婉拒了阿米奥的邀请。埃兹拉首先表示了感谢，继而又带着歉疚的语气告诉阿米奥，他们已经接受了瑟堡港另一位朋友的邀请。善良的阿米奥只好祝他们在异国圣诞快乐，然后离开了造船厂和妻子儿女们欢度圣诞节去了，等过了圣诞节再来接待自己的老朋友西姆。只要拿到了全部的货款，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圣诞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再没有比这天更有理由合家欢聚了。夜幕轻轻降临瑟堡港，港口周围陆续出现了美丽的灯光，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海风轻轻地吹着，海浪啪啦啪啦地拍打着堤岸，岸边的船只随着风浪的节奏在摇摆。港口那些巡逻的人员基本上都回家团聚去了，只留下几个卫兵在看守。
夜色深了，利蒙海军上将的黑色轿车驶入瑟堡海港。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鲨鱼”埃兹拉和他的同伙，还有一位就是那个名叫“西姆”的霍德。他们都朝港口中那5艘快艇看了看，显得有些紧张。
利蒙将军说：“如果这海风一直不停的话，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能出海了。要是你们今天晚上不能走掉的话，这些快艇也许就永远都不会到海法港了。因为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好机会。”
霍德点了点头，也在说：“真不幸，怎么会是逆风呢？这将使我们的航行更加困难。”
只有“鲨鱼”耸了耸肩膀说：“顶风过后吹侧舷风，侧舷风过后吹顺风。”
“但愿如此……”霍德说。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今天夜里必须起航。”利蒙将军语气坚定地说。
“诺亚方舟”午夜起航
在午夜即将来临之时，那一百多名“游客”借着港口稀疏的灯光，也从不同的方向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港口，然后分别上了5艘快艇，每艘快艇20个人，纷纷在上面忙碌起来。此时，瑟堡港周围的居民，还有几个留下来的卫兵都在虔诚地注目苍穹，等待着午夜零点的来临，等待着倾听教堂那庄严浑厚的钟声，丝毫未觉察出港口发生的这一切。这时，利蒙将军和霍德等人也在默默祈祷，希望万能的上帝给整个行动以最后的保护。
就在钟声即将响起时，瑟堡港内5艘快艇上的“梅塞施密特”发动机一齐轰鸣起来。但是，无论是港口的那些卫兵还是港口附近的居民，此时对这种轰鸣的机器声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港口里的那些船，天天晚上都在发动这些机器，他们认为肯定又是船厂的人在试验机器的功能，在圣诞节的夜晚也没有休息，真是太辛苦了。
这时，在瑟堡所有教堂里，隆重的圣诞节弥撒开始了。整个古城到处都是长鸣的钟声。在这钟声长鸣、人声鼎沸的时刻，5艘导弹快艇悄悄地解开了缆绳，向海港出口处滑行。它们按照那条早已探测好的准确路线，驶进了东航道，直向大海开去。埃兹拉带着他的伙伴，开始了漫长的航程。他们将从英伦海峡出发，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直奔东地中海。
此时，只有莫迪凯•利蒙将军站在灯光迷离的码头上，为这5艘远去的导弹快艇送行。他孤独地挥动着手臂，祝他们一路平安。
利蒙将军目送快艇消失在远处黑暗的海面上之后，便立即驱车飞速回到了巴黎。此时他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快艇出发的最后决定是他作出的，成败如何，将决定着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他在客厅里高度紧张地听着收音机的广播，焦虑使他的眼睛眨也不眨。他不仅要听电台可能宣布的快艇逃跑的消息，而且还要听英伦海峡和比斯开湾的天气预报。
这时，一百多名年轻的以色列人正在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上，承受狂风恶浪的严峻考验。一般说来，每艘快艇应该有45名水兵，而现在这些快艇上水兵还没有应有人数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需要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但是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在风浪中加速前进。
圣诞节的清晨来到了。
造船厂的职工惊奇地发现瑟堡港码头上已经空空如也，昨天下午还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的5艘快艇已经杳无影踪。同时他们还发现，昨天在这里一直忙碌的那些说着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也不见了。这些快艇本来就是为以色列人建造的，只是后来才卖给了那个挪威商人。他们心里明白了，这些快艇可能去了什么地方，于是他们马上向上面报告了这件事，还有自己的怀疑。
乔治•蓬皮杜总统在郊外的别墅里同家人欢庆圣诞节刚回来，总统府办公厅的秘书长米歇尔就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总统一听大发雷霆，立刻把外交部长舒曼传来了。舒曼刚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出访归来，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暴跳如雷。他和总统都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以色列。在这次访问中，他曾向阿拉伯国家许诺说，法国将是阿拉伯人最忠实的盟友。可是现在，却让犹太人把他们的快艇驾走了，这不是言而无信吗？“我的脸都丢尽了。我们要立即作出反应。”舒曼对总统说。
然而总统却反问他：“您要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先生？建议我们派飞机轰炸这些快艇，或者是派出鱼雷快艇吗？”蓬皮杜总统心里很清楚，当时在法国的服役军舰中，没有一艘军舰的速度能赶得上这些导弹快艇。
舒曼外长立即在外交部紧急约见以色列大使，然而前来见他的却是两名以色列大使馆的普通外交官。他们对法国外长说：“很不凑巧，沃尔特大使正在瑞士过圣诞节。”舒曼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们把这些导弹快艇弄到哪儿去了？我要一个回答，一个迅速的回答，像这些快艇一样迅速的回答。”
然而这两名普通的以色列外交官却冷静地告诉外长，快艇事件令人费解，他们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要不他们立即致函以色列政府询问此事。其中一名外交官甚至说：“莫不是你搞错了吧，外长先生。这些快艇不可能开往以色列。万一它们要是开进了海法港，那么对以色列来说后果将是非常严重啊！”
他们的回答实在令舒曼外长哭笑不得。
就在舒曼外长在他豪华的外交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之后不久，在快艇上的埃兹拉已经从他的高倍望远镜里看到，在离他们的快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他所熟悉的以色列潜艇的炮塔。紧接着，一群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出现在远方的天空，来到了快艇上方。按预定的方式，“鲨鱼”用无线电同这些潜艇和飞机取得了联系。在潜艇和飞机的护卫下，5艘导弹快艇驶进了以色列海域，飞快地向海法港靠去。
远处，传来了隐隐的欢呼声。当以色列人员结束3000海里的航行，把5艘“美洲虎”成功地开到了海法港时，他们受到了聚集在码头的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欢迎。摩萨德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以色列终于将最后的5艘“美洲虎”导弹快艇弄到手了。这些快艇一到以色列，就立刻被进行了改装，配上了以色列自己生产的射程在30公里以上的“加布里埃尔”式的反舰导弹，使整个快艇的性能得到了提升。德国的军事技术与法国的制造工艺，再加上以色列自己的火力系统，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远远超过了苏联的“蚊子”和“黄蜂”。
1973年，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引爆了著名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人利用自己先进的快艇从海上进行反击，并且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海上优势，从而赢得了战争，有力地保卫了以色列海岸的宁静。
“赎罪日战争”爆发前惬意的飞行员们
作为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梅厄•阿米特再建奇功，成功地从法国偷回导弹快艇，使他的声望更加如日中天。
但是，不久之后的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导致了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第十章：收买瑞士工程师偷得图纸20吨
“诺亚方舟”成功实施激怒了法国总统蓬皮杜，50架“幻影”战斗机合同随之被取消，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的危险；摩萨德成功收买生产“幻影”战斗机的高级工程师，买下“幻影”机的全部图纸，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凭借这些资料以色列制造了自己的“鹰”式战斗机。
“我将进入纺织业”
1968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准备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与伊朗方面的某些特殊关系，达扬找到阿米特，请他替自己这次出访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竟然使一个国家的总理对自己的国防部长出访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
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简直是怒不可遏，认为这不仅仅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伤害。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前任伊塞•哈雷尔，但是，最后他还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把阿米特从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给“请”了下来。于是3个月后的一天，以色列情报界大爆冷门——成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哈雷尔那样在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连任，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1925年，兹维•扎米尔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一次偷运军火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团，承担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戎马生涯。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以色列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来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深入加沙地带所谓的“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察。1966年7月，扎米尔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在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一职期间，扎米尔承担了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在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扎米尔受到了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后来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他那种绅士风度也不会随便改变。
从扎米尔的全部履历看，尽管他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但在艾希科尔总理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多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话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圈可点，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当梅厄•阿米特被炒了鱿鱼之后，兹维•扎米尔就成了摩萨德新当家人的不二人选。
从外表看去，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同时，他又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性格显得有些孤僻不群，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待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他的劣势，但是，也许这正是艾希科尔总理看中他的地方。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正是法国巴黎政府刚刚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正准备研发核武器的时代。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以色列将其沙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反应堆称之为“纺织厂”。因此，摆在新局长扎米尔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以色列的这家“纺织厂”搞到一种至关重要的特殊材料——铀，这将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从其前任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其实早在摩萨德第二任局长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了。这应该是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为以色列作出的最大的功绩之一。他打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令，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将200吨氧化铀矿石偷运到了以色列。
除此以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职位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
第一件出色的买卖，就是成功地策反了一位飞机制造工程师，把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搞到了手，将重达20吨的“幻影”战斗机图纸一份不少地从瑞士运到了以色列；
第二件事就是派出摩萨德特工遍寻全世界，将在西德慕尼黑奥运会上暗杀以色列运动员的“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恐怖活动。
尽管兹维•扎米尔被认为是一位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但是，他的摩萨德局长居然干得有声有色。
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
法国与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可谓由来已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成了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商。当时以色列所有的先进武器，几乎全是从法国进口的。以色列70%以上的军火都是由法国提供的，尤其是以色列在空军装备方面，更是依赖法国提供的先进战斗机，从而使以色列的空军一直在中东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1954年，法国就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暴风式”战斗机；不久，法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神秘2型”和“神秘4型”战斗机。这些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法国的马赛尔•达索公司研制的。
达索公司是法国一家战斗机研发的专业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公司在全世界战斗机的研发领域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幻影Ⅲ”到“幻影F1”再到“幻影2000”，一步一个台阶，奠定了法国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同苏美呈三足鼎立之势，也奠定了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霸主地位。当年，以色列空军就是凭借法国人提供的“幻影”战斗机，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人驾驶的先进的苏制“米格-21”赢得了那场战争。“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显示出的良好性能，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订购单雪片似的飞向了达索公司，就连苏联在东欧的那些盟友，也对法国的“幻影”战斗机极为欣赏。据说苏联人准备为那些“华约”国的空军装备“米格-21”飞机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飞行员就曾毫不客气地抱怨，“让他们把米格飞机留给阿拉伯人吧，我们宁愿要幻影式飞机”。
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以色列人引以自豪的“六日战争”，让他们断了自己的后路，从而失去法国为他们继续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的机会，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以色列违背了对法国的“不要向阿拉伯人打响第一枪”的承诺，激怒了法国人，使其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在1967年圣诞节那天夜里，以色列人又从法国的瑟堡港开走了5艘导弹快艇，连夜穿越大西洋，航行几千海里回到了以色列，让法国人颜面扫地。
以色列的这一行为再一次激怒了刚上台不久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他决定继续执行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令，从而彻底断绝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这让以色列感到了一片恐慌，特别是对以色列的空军来说，实在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以色列空军几乎完全是按“幻影”飞机的体制编队的，而且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这种机型的地勤设备。当时，以色列空军拥有150 架幻影战斗机，在攻占戈兰高地时被叙利亚击毁了10架、击伤了多架，其余的飞机也都因飞行时间过长而零件严重磨损，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以色列的空军就将处于瘫痪状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法国不再为以色列提供战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也就名存实亡了。以色列如果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制空权，那么对这样一个没有纵深防御能力的小国来说，将受到的威胁是不可估量的。
以色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法国，希望法国能一如既往地为自己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并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毫无效果。
面对法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以色列内阁只好作出新的决定，那就是筹集资金，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生产出以色列自己的、而且是可以同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抗衡的飞机。
殊不知，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谈何容易。航空工业是一种复杂的工业体系，它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一架现代化的战斗机有上百万个零件，而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经过反复测试，没有发达的制造技术，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以色列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在研究了全部的材料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以色列要想用自己研发和制造的战斗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那起码也得要10年的时间；即使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造出了自己的飞机，谁又敢保证这些飞机就能够代表世界航空领域的先进水平，能够与美国和苏联的飞机抗衡？——也许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千辛万苦制造出来的飞机刚刚离开生产线，就已经成了一种滞后甚至是过时的淘汰产品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人要想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并且能够保证是第一流的飞机，最保险的办法就只有走“捷径”——那就是仿制法国现在的“幻影式”飞机。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能获得一份“幻影”战斗机的图纸。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呢？
摩萨德的特工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中立小国——瑞士。
工程师的巧遇
瑞士的防空体系与以色列一样，也是建立在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基础之上的。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由于瑞士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业，获得了在本国装配达索公司飞机的许可证。按照与法国签订的协议，瑞士将装配100 架“幻影Ⅲ”式战斗机。但是当他们装配完53架整机后，认为造价太高，国民预算已无法承受，便停止了继续装配。
瑞士剩下的47架“幻影”飞机零部件，让以色列人给看中了。他们试探着想与瑞士政府做一笔交易——因为以色列的技师们已经发现，“幻影”战斗机供油系统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激烈的空战中很可能因发生故障而坠毁。而以色列工程师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弥补这种缺陷的救急系统。于是以色列就告诉了瑞士这个秘密，并且对他们说，所有这些有关“幻影”飞机的缺陷及改进意见，只有在实战中才有可能获得，目前只有以色列独家掌握这种技术。以色列愿意用有关改进“幻影”战斗机性能的重要技术资料，来换取急需的“幻影”飞机零配件。以色列人还保证，一旦达成协议，以方将把这个新系统的全套图纸以及生产新系统必需的设备图纸，全部提供给瑞士政府。以方甚至还愿意预付1.5亿瑞士法郎的订金，来购买那些“幻影”飞机的零部件。
瑞士方面对以色列人提供的技术情报自然很感兴趣，但由于害怕得罪法国人，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
既然和瑞士人的生意做不成了，以色列人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向美国人购买“无隼”式战斗机；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瑞士的那些“幻影”机的零部件。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由摩萨德来解决。
当时摩萨德的局长还是梅厄•阿米特。当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郑重其事地和他谈了这件事之后，他并没有马上拍着胸膛打保票，只是很低调地对总理说：“我愿尽力而为。”
摩萨德的目光，盯上了瑞士生产“幻影”战斗机的苏泽尔兄弟公司的工程师。
苏泽尔兄弟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叫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当时40来岁，正处于人生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段，而且是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他全面主持该公司“幻影”战斗机生产的全过程，掌握着“幻影”战斗机生产的所有资料。
但是，摩萨德特工通过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调查，却发现很难下手。原来这个弗朗克内希特不仅精通业务，工作负责，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同时他性格内向，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是沉默寡言，没有什么社交。通过对他的经济收入调查发现，弗朗克内希特还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在当地是一个典型的受人尊重的有钱人。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和妻子居住在瑞士的富人区。夫妇俩经常自己驾车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到一些名胜区旅游，不过却很少出国。闲暇之余，他们大多的时候是在家里看看书，拉拉小提琴，或者是欣赏那些古典音乐，很少出入饭店酒楼和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综合各种资料，这个弗朗克内希特就是瑞士公民的一个模范，要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找到突破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那些无孔不入的摩萨德特工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最后还是发现了弗朗克内希特一个秘密——和许多成功的男人一样，他也同样在外面金屋藏娇，有一个多年的情妇。这一发现，终于让摩萨德特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那么，摩萨德特工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弗朗克内希特的这个秘密呢？原因就在于弗朗克内希特的妻子。弗朗克内希特的妻子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尽管她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她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并没有由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弗朗克内希特和妻子也就一直相安无事，外界就更不知道。摩萨德的特工打听到这个秘密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他们决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工作关系，弗朗克内希特会经常去巴黎，同达索公司的负责人洽谈有关的事务。1967年的一天，在巴黎的一次国际飞机制造技术研讨会上，一位同样是飞机制造行业的以色列专家主动热情地结识了弗朗克内希特。
一开始，弗朗克内希特对这个主动接近自己的人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只是出于礼貌，才同他泛泛而谈。这倒并不是因为弗朗克内希特傲慢，或者是出于某种戒心，完全是他那种内向的性格使然。因此在与这个以色列人最初交往时态度还有些略显生硬。但是这位技术专家很快就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瑞士工程师的好感，而且很快就成了他的朋友。
这个以色列工程师对弗朗克内希特几乎无话不谈。在谈话中，他时不时地谈到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所积累的经验。
“弗朗克内希特先生，你们苏泽尔公司在制造‘幻影’飞机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发现这种飞机存在问题吗？”以色列专家友好地问。
弗朗克内希特颇感兴趣，笑着问：“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不过，”以色列专家歉意地笑了笑，“如果我指出来了，恐怕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
弗朗克内希特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哪有尽善尽美的事物呢！法国人也不是唯一懂得设计战斗机的人。老实说，我对法国人的“幻影”飞机也并非就那么迷信。”
这时，那位工程师才对弗朗克内希特说：“你知道吗？以色列飞行员发现，‘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是不够理想的。原因就是‘幻影’战斗机上的‘阿塔’发动机推力不够，而且在制造工艺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弗朗克内希特一听，连忙高兴地说：“老兄，这真是真知灼见！你知道吗，我也曾对塞尼卡马公司制造的引擎提出过不知多少次批评，可他们就是不接受……”
对弗朗克内希特来说，这个以色列工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极有价值的信息。可是提供这些重要信息的以色列人却丝毫没有要他回报的意思，从此，弗朗克内希特就把这个以色列工程师看成了自己的知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或者是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他们又在一起共进晚餐。这时，弗朗克内希特注意到这位同行的小臂上刺着一种神秘的花纹，他很小心地问：“朋友，我能否打听一下你这个花纹是什么意思吗？”
那个以色列工程师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我在纳粹集中营留下的纪念。”
“哦，很抱歉。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以色列人的回答使弗朗克内希特感到有些尴尬和不安。尽管在二战期间，他的国家没有遭到战争的荼毒，但是这位善良的瑞士人对犹太人的那种遭遇还是深表同情。后来，弗朗克内希特到德国去旅行时，还专程去参观了那座达豪集中营纪念馆。
“六日战争”后，弗朗克内希特对以色列人在中东的处境更加同情。他认为戴高乐突然宣布的武器禁运令，无异于在以色列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背后插了一刀”。因此在巴黎的一次工作午餐上，当达索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将话题转到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时，弗朗克内希特竟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既然已经付了款，你们就应该把这些飞机交给他们。这可是关系到公司信誉的大问题，更不应该拒绝为他们提供他们急需的那些零部件。”
达索公司负责人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这种态度十分惊讶，同时备感尴尬，只好搪塞道：“这是政客们作出的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
但这种回答却不能令弗朗克内希特满意。当那位公司负责人举起酒杯，提议请他干一杯时，弗朗克内希特出于礼貌，还是干了，不过干得却十分勉强。最后他还是很有感慨地说：“先生，当我们在这里举起杯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道就一定是愉快的吗？”
出于一种正义，这位瑞士工程师心头的重负使他已不满足于一般道义上的支持，而是在考虑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以色列人做点什么。他也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去说服达索公司，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幻影”机的零配件悄悄地卖给以色列，以解那些犹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就在弗朗克内希特在心理上准备要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萨德特工也悄悄地向他撒开了一张阴谋的网。
“我需要200万美元”
秋日的一个黄昏，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了巴黎。这一次他是要同达索公司商量引擎生产的具体技术事宜。下了飞机之后，弗朗克内希特下榻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花园宾馆。这家宾馆环境幽雅，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亲切。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宾馆内的那座小花园内，踏着幽径上厚厚的黄叶，来到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正要在椅子上坐下来，突然看见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和一位高大的男子，就坐在前面不远处的另一张长椅子上。
能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弗朗克内希特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他走上前去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那位以色列工程师一见到他也很高兴。两位老朋友都为能在这里邂逅而倍感惊讶和亲切。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那位以色列工程师热情地和弗朗克内希特拥抱了一下，然后指着身边的那位高大英俊、面带微笑的男子说，“这位是我的朋友，迈克•格维格。”
“十分荣幸。”弗朗克内希特伸出了自己的手。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迈克•格维格的手非常有力，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言自威的神情。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位普通人物。
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没有欺骗自己，这位“迈克•格维格”的确不是一位普通人物，他的真名叫多夫•西恩，当时的身份是以色列驻巴黎使馆的武官，同时也是摩萨德驻巴黎情报站的站长。他的岳父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大名鼎鼎的摩西•达扬将军——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弗朗克内希特所道——弗朗克内希特就这样与多夫•西恩相识了。当然，那位以色列“工程师”朋友的真实身份也是个摩萨德特工。
随后他们三个人愉快地共进晚餐，喝着正宗的法国红葡萄酒，在柔和的灯光下听着美妙的轻音乐，聊着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弗朗克内希特觉得巴黎的秋夜是如此美好而充满诗意。从此，他就同多夫•西恩也成了“好朋友”。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弗朗克内希特多次受到了多夫•西恩超乎常规的热情款待。弗朗克内希特从内心对多夫•西恩产生了好感。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弗朗克内希特突然有些多愁善感地说：“哦，我后天就要回瑞士了，真是舍不得你们。人生难有知己之交，我和你们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再次见面。”
“回家团聚也挺不错的呀，看看阔别多时的妻子儿女，重温一下天伦之乐，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嘛，何况我们之间还可以互相想念，你说是不是？”多夫•西恩善解人意地说。
不料弗朗克内希特却一声叹息，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原来多夫•西恩的话触及到了他的隐痛。由于经常在外面同情妇厮混，弗朗克内希特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女儿也对自己失去了信任。
弗朗克内希特的这一切，已经都被摩萨德特工调查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晚上，多夫•西恩才“哪壶不开提哪壶”。
“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多夫•西恩不动声色，关切地问。
“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家庭的小问题。当然，说小也不小，反正……纯粹是个人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帮上您一把。”多夫•西恩试探性地问道。
“你们……恐怕不大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好像也挺关心似的，“我们认识已经这些日子了，应该是好朋友了，但是我可从来没有见您有什么难言之隐。您就不能说出来，让我们为您分分忧吗？”
弗朗克内希特好像有点犹豫不决。最后他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不瞒你说，我……你知道……同别的人一样……在外面……”
“我明白。所以，家里面不那么和谐，对吗？”多夫•西恩故意装出一副终于明白了的样子。
“是这么回事。不过，人之常情的……”弗朗克内希特自我解释了一下。
“这有什么值得您不愉快的。作为一家那么大的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完全有理由得到、而且应该得到这一切呀。”多夫•西恩火上浇油。
“公司……公司可不这么认为呢。再说，我的薪水也完全不够这方面的花销啊。”弗朗克内希特愤愤地说。
“我的朋友，我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帮您摆脱目前的困境。”多夫•西恩终于顺理成章地拋出了诱饵。
弗朗克内希特睁大了眼睛，随后又摇摇头。“我的朋友，你愿意帮助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不能随便接受朋友的馈赠。这是违反我做人的原则的。”
“不不不，当然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多夫•西恩连忙说，“您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又这么聪明，您完全可以利用您这种旁人所不及的优势，来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
“您的意思是……”弗朗克内希特不解地询问。
“您或许了解中东现在的局势……”
“当然，我对中东的局势非常了解，我对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感到非常的不安，我对你们国家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深表同情。”
“非常感谢。您知道我们国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夹缝之中，为此，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支国防力量中，空军是占有绝对的重要性的。为了维持空军的强大，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久前，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却宣布对我国进行武器禁运……”
“这我了解，十分了解。而且由于这一禁运涉及到我们公司，我对此深表遗憾。这无疑是在你们的背后插了一刀。”
“现在，虽然‘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先进的战斗机。”多夫•西恩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哦……”弗朗克内希特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
“如果先生能够帮助我们搞到‘幻影’战机，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幻影’战机……你们想要获得‘幻影’战机……我明白了。实际上，贵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是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战斗机来的，可是，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过程……”
“对。这种等待过程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我们的国土随时都在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可是要我去替你们搞到这么一架战斗机，简直太困难了。那些飞机都是藏在阿尔卑斯山下的防空洞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弗朗克内希特稍微考虑了一下，断然说道，“我们公司属于高精尖企业，外部受到严密监视，内部戒备森严，而我又没有飞行经验。”
“可是，先生您忽略了这一点——您是贵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可以接触机密文件的特权，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弄出那么大一个大家伙来，我们只需要有设计飞机的各种图纸就可以了。”
“图纸，对，图纸，有了图纸你们就可以生产出飞机来。非常正确。”弗朗克内希特低头沉思起来。“我可以帮助你们搞到图纸，但是，图纸的运输将由你们来负责，而且，所有的文件和图纸数量非常庞大，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接着，弗朗克内希特谈起了自己的初步打算。
多夫•西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鉴于整个行动棘手和繁复，鉴于它潜在的危险性，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的报酬。”弗朗克内希特最后说，“不过，我非常同情贵国政府和贵国人民，只是这项行动涉及到我个人的生命、荣誉以及家人今后的命运……”
“当然，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倍感高兴，我们会给出您满意的报酬。请您开价吧。”
“我想我需要200万美元。”弗朗克内希特沉思片刻后说，“这笔钱，如果成功，算是对我承担的风险的补偿；如果失败，可以用来维持我的家人今后的生活。”
“200 万美元……没有问题。可是，这200 万美元我们实行分期给付的办法给您，您看可以吗？”
“当然，我决不无功受禄。”
两天后，弗朗克内希特回到了瑞士。他首先拟定出了一个窃取全套图纸的行动方案。经与摩萨德特工反复研究后，一个最佳行动方案终于产生了。
“火化计划”
1968年初夏，弗朗克内希特开始执行这个方案了。
一天中午，他在公司食堂吃饭时，发现总经理赫尔•多克托•施密特也坐在那里用餐，就走过去坐在总经理身边，一边吃饭一边对总经理说：“赫尔，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如果你能采纳，我保证公司每年至少能节省下1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
总经理一下惊呆了，睁大了双眼望着弗朗克内希特。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就等于创造了财富。
“什么建议？是不是让我把公司这免费午餐给免了？不过那也节省不了10万瑞士法郎啊？”总经理笑着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知道，组装飞机的工程已经下马多年了，但那些体积庞大的图纸却始终存放在上千个保险柜里。这些保险柜实在太占地方了，公司每年都要花费大笔资金另租仓库去存放材料。我在想，既然飞机制造工程已经下马，这些图纸又不知何时才能派上用场，就完全没有必要让它再占用公司宝贵的空间啊！”弗朗克内希特说。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总经理话还没有说完，弗朗克内希特马上说：“因此我建议，我们把这些图纸全都制成缩微胶卷保存，而将文件原本在严密的监督下全部予以销毁。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腾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使公司每年至少省出10万瑞士法郎的存储开支。”
总经理边听边连连点头，当即表示，他会很快与瑞士安全部门联系此事，如果得到批准，他将委托弗朗克内希特主持这项工作。
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确实算得上搞间谍活动的天才，他在没有经过任何间谍职业的训练，在没有任何帮助和辅佐的情况下，独自书写出了谍报史上毫不逊色于职业间谍的一笔。
位于温特图尔市的苏泽尔兄弟公司所承揽的组装“幻影”战斗机工程，属于瑞士政府最秘密的工程，因此自工程一开始，该公司就受到了瑞士安全部门最严密的控制。施密特总经理根据弗朗克内希特提出的建议，立即召集了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共同商议，最后作出了把飞机图纸全部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并将数量庞大的图纸火化销毁的计划。公司将这一计划上报后，瑞士安全部门考虑到此计划确实关系到公司的巨额经济利益，经过再三研究后，还是批准了公司的“火化计划”，但前提是，整个过程都必须在特工部门的严密监视下进行。
瑞士安保部门的官员明文规定，拍摄缩微胶卷的过程必须在一名由官方指定的军事安全部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规定每份文件只能拍摄一张照片，拍摄人员也必须经过军事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他们甚至规定了拍摄工作需购买的缩摄机的型号，并且要在公司大楼内为他们找一间最为安全的大厅，作为拍摄工作间。规定还要求，拍摄后的图纸将装入特制的纸箱，贴上封条，进行统一编号，严密保管，每周四装车运往该市的焚化场去销毁，还严格规定了送达焚化场的时间——凌晨1时整，其他时间一律不得擅自运送，以免在途中出现意外。并且指定此项工程由该公司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一个人专门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些图纸。
负责此项工作的弗朗克内希特一向以严谨著称。在那一次由安保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他指出，安全部门作出的所有规定都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更加安全，他随后又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在装卸文件时必须有两名武装人员在场；二是为保证途中安全，他将亲自押车，并由一个他信得过的司机来开车。他随后建议，就由他的侄子来驾驶汽车。他的侄子是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司机，完全有这种运送的能力。他可以在每个星期四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其报酬则由苏泽尔公司支付。
瑞士一向以精细认真的工作态度而著称，它所生产的机械手表之准确更是闻名于世。这一次的整个飞机“火化计划”，就像是一只调整好了的“劳力士”手表一样，丝毫不差地运转起来。购置拍摄缩微胶卷的仪器以及随后的拍摄工作，都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了装载那些被销毁的文件和图纸，弗朗克内希特特地订制了一批长120 厘米、宽80厘米、高50厘米的专用纸板箱，并且以专车专用为理由购进了一部菲亚特小型卡车，用来将每周的纸箱运抵焚化场。
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仅一台机床的图纸就有4.5万份之多，其总量则可想而知了。为此，经过严格审查的拍摄人员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他们先费力地打开面积有好几平方米大的图纸，然后仔细地一块一块地将它们分开拍摄下来，并将它们编好号码保管起来。一天下来，他们已经累得够戗，但是在离开工作室时，他们还要接受军事安全官员的搜身检查。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拍摄过的图纸及文件都要在现场官员的监视下，全部被装进纸板箱里，然后进行编号密封。
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些纸箱又被集中放到专门准备的大木箱里，由武装士兵装上菲亚特小型卡车。随后，弗朗克内希特就坐进驾驶室，由他的侄子开着车，他亲自押着汽车走完从公司到焚化场之间的15分钟的路程。
抵达焚化场后，大木箱被抬进检查大厅，由一位检查员清点纸板箱数目，然后再亲自打开每一个纸箱，并检查里面装的是否是真的图纸。等到这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并且确保准确无误，再由现场的工人将这些纸板箱一一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直到纸板箱全部化为灰烬之后，检查员才在一式两份的收据上签字。
整个过程如此严密，就是最为谨慎的苏黎世银行家们知道后，也会对这一系列安全保密措施赞叹不已。施密特总经理对弗朗克内希特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并许诺年底发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以资鼓励。
苏泽尔兄弟公司所做的这一切从表面上看去，的确是万无一失，每一个环节都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在这套程序中，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图纸装上汽车后，在运往焚化场途中的那15分钟失去了安保部门的监管。不过瑞士安全部门之所以忽视了这一点，主要是出于对该项工作负责人弗朗克内希特的绝对信任。而弗朗克内希特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信任，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弗朗克内希特订购了双份纸箱。其中一份纸箱运到了公司，而另一份完全相同的纸箱则被送到了他的私人住处。这些东西就是他即将演出的绝妙好戏的道具。
弗朗克内希特还在小卡车每周四都要经过的公路附近，使用假名租了一间停车房。这间孤零零的车库，正好位于公路旁一条小岔路口上。由于周围被茂密的树木所遮蔽，从公路上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存在。这就成了他和他的侄子实施“掉包计”的最好场所。
载着图纸和文件的小卡车离开公司后，都开进这条岔路，并且一直开到隐蔽在树丛后的停车房。在紧闭的大门后面，锁着许多一模一样的纸板箱，不过那里面塞的却是从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那些图纸和文件，都是50年前的老古董，堆放在那里实在没有什么用。当时注册局的那些官员听说有人要收购这些东西后非常高兴，就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弗朗克内希特。因此每个星期四之前，他们就用这些废旧图纸文件将那些纸箱准备好，当他们把车开进车库后，马上将这些纸箱和车子上的纸箱掉换一下就大功告成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开着车子快速驶上公路，直奔焚化场而去。整个掉包行动连5 分钟都用不了，他们只需在公路上稍微加快点车速，便可以按预定的15分钟准时到达焚化场。
不过在正式行动之前，曾经有一个环节让弗朗克内希特最为担心，那就是秘密文件焚化场官员的检查。为此，他决定最初的两车文件和图纸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弗朗克内希特发现，焚化场那些监督汽车卸货和焚烧的督察员，根本就不去翻看纸箱里的文件，甚至连最上面的一张也没有拿出来读一下。那些督察员们告诉弗朗克内希特说，他们必须执行焚化纪律的规定，凡是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们是无权过目的。听到这样一种解释后，弗朗克内希特最后的一个疑虑消除了，整个窃取行动便开始大胆地运作起来。
于是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位瑞士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就和他的侄子准时开着那部装着纸箱的菲亚特小卡车，掉包之后快速地驶向焚化场；然后在每周的星期六早晨，他们又秘密地来到那个路口边的车库，把那些真正的“幻影”式飞机图纸装上小型卡车，飞快地疾驶50公里，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把那些装有图纸的箱子放进一个秘密的仓库里。这一切都是同多夫•西恩上校事先安排好了的。
凯泽高斯特是瑞士的一座历史名城，当年古罗马帝国曾在这里建立过坚固的城堡，用以抵挡来自北部的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今天，恺撒帝国那些古老的遗迹犹存，为此一年到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络绎不绝。这是多夫•西恩上校为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精心挑选的交货地点。那些熙熙攘攘的陌生面孔，正好可以掩护他们的行动。
具体交货地点在城郊一座属于瑞士罗兹英治公司的仓库。在此之前，西恩上校已委托了他的一位“朋友”——一个被他收买了的德国人汉斯•施特雷克尔将仓库的一把钥匙交到了瑞士工程师的手中。中午12点之前，小型菲亚特卡车开到仓库跟前，弗朗克内希特打开仓库大门，和他的侄子一起把50公斤重的文件和图纸卸下放进仓库里，锁好门后便开车前往那家希尔申饭馆。
等他们到达希尔申饭馆时，正是中午用餐时间，希尔申饭馆里宾客满座。弗朗克内希特装作寻找座位搜索着他要找的接头人。当终于看见了坐在一张桌旁的施特雷克尔投来的目光时，瑞士工程师就向他发出了暗号——看一下手表，随后便找个座位，和他那个辛苦了半天的侄子一起喝起啤酒来。以后的事情就不用弗朗克内希特操心了，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将会完成一切，把那些珍贵的图纸完整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
施特雷克尔是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一名职员，虽然他到这儿工作才不过一年，但却以其勤劳和精明赢得了雇主的赏识和信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公司进出海关办理必要的公文手续。一年来，他通过频繁的边境往返，已经与瑞士和德国的海关官员们混得很熟了。两边的海关官员们都夸赞这位德国人是个热心肠，他总是利用到瑞士或德国办事的机会替他们办些琐碎的杂事。这位豪爽的德国人还是海关官员们的酒友，他总是时不时地要请他的酒友们在边境附近的酒吧间里喝上几杯啤酒。他常说他最不愿意独自喝酒，与朋友共饮才感到痛快。因此每到付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对于如此豪爽热情的朋友，凯泽高斯特边境两边的海关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这样，施特雷克尔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施特雷克尔接到瑞士工程师发出的暗号后，不等喝完杯中的啤酒便起身离去。他将自己的那辆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开到仓库，把货装进后备厢后，便径直驶向边境。海关官员看到他和那辆熟悉的黑色默赛德斯轿车后，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争着同他打招呼。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往返一次边境，这些官员们对于他的这辆黑色轿车早已熟悉。他们愉快地把手一挥就放行了，只等老朋友回来后请他们喝酒了。
一踏上德国的土地，施特雷克尔立刻加快了车速，直奔斯图加特。快到斯图加特城时，他的车子离开高速公路，向一个小飞机场开去。几分钟后，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就已经装上了一架在意大利登记的双引擎塞斯纳式运输机，然后向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飞去。在那里，这些图纸和文件再被装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抵以色列。
偷运到以色列的图纸足足有20吨
瑞士工程师偷出的第一批图纸是在1968年10月5日到达这个机场的。从那以后，每当来自亚平宁半岛运送图纸的飞机降落前，总有一辆汽车等候在机场，而驾驶汽车的摩萨德特工也总是在飞机一出现就提前发动了汽车，为的是尽快将这些珍贵的图纸送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技术人员的手中。
就这样，那些从瑞士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一次一次地被送进焚化场，那些真正的“幻影”飞机的图纸和文件，却一周一周地安全运抵以色列。那位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也会和他的侄子，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六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来到那家希尔申饭馆喝上一杯可口的德国啤酒。
从事情开始到大功告成，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偷运到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足足有20吨重，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这可真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持久战。当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把最后一批图纸送出去之后，他才睡了一个安稳觉。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为陷于绝境之中的以色列做了点什么。
为了庆祝一下，也为了犒劳一下与自己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侄子，弗朗克内希特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来，打开了一瓶价格昂贵的陈年白兰地。可是，就在他们举杯相庆的时候，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却在凯泽高斯特出事了。
原来，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两位董事卡尔•罗兹英治和汉斯•罗兹英治兄弟俩得到一位朋友的报告，说是发现有人从他们的仓库里偷东西。他们的这位朋友有在饭后领着心爱的阿尔萨斯名犬散步的习惯，每天都路过这家公司的仓库。久而久之，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常常会在罗兹英治仓库门前与同一个外国人相遇，而且又总是在星期六午饭过后的时间。
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每次相遇时，都能见到这家伙从仓库中搬出几个纸板箱，装进自己的汽车后备厢后即开车离去。他开始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在偷盗他朋友的公司的东西，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
罗兹英治兄弟俩也感到可疑，便决定在那个星期六中午亲自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发现是施特雷克尔。他们对施特雷克尔本是很信任的，这下也就放心了。但没想到的是施特雷克尔明明已经看到他们，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匆匆忙忙地将手中抱着的纸板箱装上车，然后开着车全速离去。罗兹英治兄弟被他的这种无礼态度激怒了。
于是，等到施特雷克尔开车走后，他们就打开仓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在仓库里，他们发现了施特雷克尔最后没来得及装上车的一只纸板箱。他们打开纸箱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图纸和文件，上面还标有“绝密”和“瑞士军事部制”的字样。罗兹英治兄弟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录用的这个施特雷克尔竟然是个间谍。他们立刻赶到附近的警察局报了案。
接到罗兹英治兄弟俩报警后，瑞士立即实行了全境总戒严，通缉汉斯•施特雷克尔。但是此时他早已越过了瑞士边境，坐上那架由两名飞行员驾驶的小小的“塞斯纳”式飞机朝南飞去了。
瑞士警察很快就查明了这个汉斯•施特雷克尔的身份，原来这个化名汉斯•施特雷克尔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东柏林的难民，而是一名摩萨德特工。
瑞士警方眼下最急需弄清楚的就是，这些绝密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究竟通过什么途径飞出了温特图尔市的焚化炉，又是怎么来到了罗兹英治公司仓库里的？瑞士警察与国家安全部门经过几十个小时调查，线索最后集中到了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的身上。
就在警察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弗朗克内希特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施特雷克尔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说他已平安离去，并要工程师设法出境，以色列将会妥善安排他的后半生。
但是这位瑞士人却表现得异常镇静。
星期一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到公司去上班。
第二天，他又应邀前往苏黎世附近的杜邦多夫机场，与瑞士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共同探讨了一些有关飞机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弗朗克内希特的意见被认为极有价值，甚至还得到了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
但是，瑞士反间谍机构的官员已等在机场会议室外。会议一结束，他们就逮捕了弗朗克内希特。
审讯官很快就发现低估了弗朗克内希特。弗朗克内希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还说，以色列人答应付200万美元买下这些“幻影”飞机的设计图。迄今为止，他已收到20万美元，此外，弗朗克内希特还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实施细节。审讯官员们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结束审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我们却没有想到。”
当那些审讯官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弗朗克内希特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民族。犹太人悲惨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的情景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战斗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做法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推入了新的绝境。为此我必须帮助以色列。我的良心为我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也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我从不认为我犯有叛国罪，因为我没有丝毫损害瑞士的国家利益。“幻影”飞机的图纸是法国的，只有法国人才会认为我犯有背叛罪。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最为愤怒的应该是法国当局，而不应该是瑞士政府。瑞士依然掌握着缩微胶卷上的飞机图纸，而且这些图纸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瑞士再也不想制造这种飞机了。
“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捅出去法国人会作出何种反应。其结果只能是瑞、法两国关系的长期恶化，这对于我国来说是绝对不利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释放我，而我保证将对此事守口如瓶。”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瑞士政府拒绝了这笔交易。1971年4 月23日，瑞士法院宣判他犯有工业间谍罪和触犯瑞士军事机密罪，判处劳役4 年零6 个月。应该说，瑞士法庭还是相当宽容的。弗朗克内希特后来承认，他原以为要被判处20年徒刑呢。但是那些法官们似乎敬佩他的动机——因为他仍然强调，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感情，而不是因为贪心。最后，这位被判罪的间谍在监狱实际只待了一年。
以色列将“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
1971年10月的一天，当弗朗克内希特在监狱的图书馆里读报纸时，突然看到了一篇报道，详细地报道了以色列将一种新型的军用飞机“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的消息。这种飞机的名字虽然叫“鹰”，但是根据后来公开的材料披露，以色列的这种飞机正是借鉴了“幻影”飞机的技术而研制出来的。弗朗克内希特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的创造能力。
1975年4月29日，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机场骄傲地展示了他们最新式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与“幻影”飞机的模样极为相似。当时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正服役的战斗机中，以色列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处于最优秀的行列之中。它的速度达到了2.2马赫，安装有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还能携带导弹。1976年，以色列请求在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展出这种新式的“幼狮”战斗机时，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
以色列政府根据摩萨德窃取的“幻影”图纸制造出了自己的战斗机
当时，对此做出了贡献的弗朗克内希特应邀第一次来到这个犹太国家，观看“幼狮”的首次飞行。当看到天空中飞过的那种新式战斗机时，他心中当然明白，自己与中东天空中划过的那条银带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当时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摩萨德领导人，在对待弗朗克内希特的态度上都很矛盾，因为没人愿意想起那次行动消极的一面。所以当时以色列政府虽然邀请他来以色列，但是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向他表示正式的欢迎，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鲜花，据说往返的机票都是他自己花的钱。
弗朗克内希特感到自己被那些摩萨德特工遗忘和抛弃了。一位瑞士法官如是评价说：“在谍报世界，情况就是如此。从来没有人愿意承认什么。”
弗朗克内希特后来生活在瑞士的乡间，过着懒散的日子。作为一个曾经背叛过公司的人，他再也不可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了。尽管如此，弗朗克内希特并没有后悔自己对犹太人的同情。
第十一章：午夜惊魂慕尼黑全球追杀“黑九月”
慕尼黑奥运村“黑九月”大开杀戒，以色列人回国时带去的不是金牌而是11具尸体，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局长把一份11个人的“死亡名单”亲手交给“阿夫纳”，“上帝复仇”由此开始……
“慕尼黑惨案”
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
这一天，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组织“黑九月”在慕尼黑冲进了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奥运村，当场杀害了2名以色列教练员，并将9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了。“黑九月”要求以色列政府在当天9点以前释放被他们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并派3架飞机把这些人送往由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才将这9 名以色列运动员释放，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还是头一回。这不仅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更是对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挑战。“慕尼黑惨案”不仅让慕尼黑惊呆了，同时也让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一时间，“黑九月”成了千夫所指，遭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谴责。
那么，“黑九月”为什么要绑架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众所周知，自从犹太人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之后，中东这片充满宗教色彩的神秘土地就成了世界的火药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旗开得胜，让它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区站住了脚，而且一下子就占有了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4/5的土地，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失去自己的家园，就像当年犹太人一样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此过着背井离乡的流亡日子。尽管从1948年到1964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了16项决议，但是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因此而收复一寸土地，也没有一个难民得以重返家园。这些巴勒斯坦人成群结队地流亡到附近的邻国，约旦就成了他们避难的首选之地。后来随着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难民营的不断增多，再加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以色列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约旦也被扰得鸡犬不宁。约旦国王侯赛因为此大伤脑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约旦政府不得不于1970年9月17日出动军队，向巴勒斯坦游击队发难。在与约旦军队的冲突当中，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在战斗中，约旦军队竟然又冲进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难民营大开杀戒，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死亡。这就是著名的“黑九月”事件。
几万难民的鲜血和生命擦亮了巴勒斯坦人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切都需要依靠自己，于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成立了一支秘密部队，代号就叫“黑九月”，用来纪念死在约旦难民营的同胞。
当时“黑九月”的行动队长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第一个暗杀目标就是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一年后的1971年11月28日，约旦首相塔勒倒在开罗谢拉墩饭店的台阶上。几天以后，约旦驻英国伦敦大使扎义德•里菲驱车回大使馆，“黑九月”又盯上了他，差一点又要了这位大使的性命。
不过“黑九月”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约旦和所有的阿拉伯人，而是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以色列人，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黑九月”公开宣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踏上以色列国土的游客都是他们的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对象。从此以后，“黑九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事件，血雨腥风，阴云翻滚，一时间让人谈“黑”色变，闻之丧胆。
慕尼黑奥运会会场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黑九月”又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正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1972年9月5日清晨4时25分，慕尼黑奥运村一片宁静。经过白天紧张的比赛，运动员已经有些疲劳，此时大都在酣睡之中。那些巡逻的保安人员此时也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有路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守候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时，慕尼黑奥运村东面的铁丝网上突然出现了几条黑影，8名全副武装的“黑九月”敢死队员就像蜘蛛人一样向上攀爬。他们一个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头戴黑色面罩。
翻越了高高的铁丝网后，他们敏捷地跳到地下，然后迅速地向运动员的宿舍摸去。很快，他们就打开了康诺里大街31号的大门，寻找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组织事先知道以色列运动员就住在这一排房间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几间房间。第一个被他们的交谈声和脚步声惊醒的是住在1号房间的约瑟夫•古特弗罗英。他是以色列的一名摔跤教练员，块头很大，体重275磅。他听到门外有人在用阿拉伯语交谈，心里一动，敏感地意识到意外即将发生。于是他连忙跳下床，一边用身子去顶住房门，一边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房间里其他5个人都被惊醒了，他们同样都是身材魁梧的举重教练、举重运动员、摔跤教练和裁判员。房门最终被挤破了，8名“黑九月”队员冲了进来。在接下来的残酷的搏斗中，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跳窗逃走了。“黑九月”开枪打死了摔跤教练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和另一名举重教练摩西•温伯格。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搜捕，“黑九月”又从3号房间找到了5名以色列运动员。5点钟左右，“黑九月”在枪杀了2名以色列教练之后，抓走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才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奥运村。
惨案发生后30分钟，慕尼黑警察局才接到了那两名逃走的以色列人的报警，并且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发现了温伯格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时，慕尼黑警方收到了“黑九月”的一封信，他们提出了交出人质的条件。
收到“黑九月”的信后，联邦德国政府立即行动。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都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以色列人质。但是“黑九月”却拒绝了德方的这一要求，只是把交换人质的时间从上午9点延长至中午12点。
机场枪战
惨剧发生以后，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立即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通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解救人质一事进行了简短的磋商。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表示毫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让步；她要求立即停止正在举行的奥运会，以纪念两位殉难的以色列教练员，但是德方拒绝了。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正好让那些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达到了他们既破坏了奥运会，又宣传了自己的目的。不过德方组委会最后还是决定，奥运村所有代表队都下半旗致哀。但是，组委会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十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队的抗议。他们表示如果要让他们也下半旗致哀，他们将集体退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对此事负责。组委会最后又只好妥协，将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通话一结束，梅厄夫人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往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件。当天上午10点，扎米尔来到了慕尼黑。他一下飞机就来到了慕尼黑警察局，要求了解慕尼黑警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慕尼黑警方马上拿出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征求扎米尔的意见。一位负责此次行动的联邦德国军方指挥官对扎米尔说，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慕尼黑警方的特种警察外，还调集了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他们的计划是首先佯装答应“黑九月”的要求，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飞机。准备等对方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再动用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发起进攻，达到解救人质的目的。这个方案，可以让“黑九月”把交换人质的时间由当天中午的12点推迟到当天晚上的12点，这就为营救人质又争取了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此时“黑九月”还提出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安全送到埃及的开罗。如果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以色列仍然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这9名人质。
扎米尔看了警方的这个行动方案后，觉得他们还是准备得不够充分，对于警方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作更多的设计，安排的狙击手也太少，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因此这次行动能否成功，他心中也没有底。
晚上10点钟，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登上了机场的控制塔。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天晚上机场所发生的一幕悲剧。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慕尼黑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起飞，然后朝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在此之前，这些人是同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奥运村附近那块草坪的，然后在那里上了直升机。
10点3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在机场着陆，离那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米左右。全副武装的德方警察已经埋伏在机场内所有的制高点上，狙击手把子弹顶上了枪膛，一个个严阵以待。这时，有4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从一架直升机上走下来，他们用枪逼着那些直升机驾驶员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朝这架波音727客机走去。他们要去检查一下这架飞机是否加满了油，能不能发动。
就在这时，埋伏在高楼上的那些狙击手向他们开火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向他们飞去。但是由于机场上的灯光昏暗，让那些狙击手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尽管他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但是却没击中目标。这时恐怖分子也迅即举枪还击，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战。那几个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立刻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外两人被交叉的火力击中，负了重伤。
其时9名以色列人质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机舱，而是分别坐在两架直升机内，只是眼睛被蒙住了，手脚也被紧紧地捆着。双方激战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德国警方一边开枪，一边向他们喊话，规劝那些恐怖分子放下武器，放出人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那些“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劝降。由于怕误伤人质，德国警方的火力受到了限制，于是他们就临时决定，出动6辆装甲车，掩护突击队员直接冲上前去解救人质。
然而，就在装甲车正要向前冲击的时候，一名丧心病狂的“黑九月”队员竟然向一架直升机中投掷了一枚手雷，那架直升机立即爆炸了，顿时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机上的5名人质无一幸免，全部被烧成了灰烬。就在第一架直升机爆炸的同时，第二架直升机上的恐怖分子也开枪了，把那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全部杀害了。事后人们才发现，如果那6辆装甲车推迟几分钟进攻，第二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也许就能够免于一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偷偷地进行自救，捆绑他们的那些绳结上，都留有深深的牙齿痕迹，有的绳子甚至马上就要被咬断了。
“慕尼黑惨案”遇难者家属痛不欲生
枪战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那名恐怖分子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当年他曾经以建筑师的身份，参加过慕尼黑奥运村的修建工作，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枪战结束了，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同时还牺牲了两名联邦德国警官。那8名“黑九月”敢死队的队员有5名被当场击毙，3名被逮捕。
由于惨案的发生，第二十届奥运会被迫停办一天，使原定9月10日的闭幕式延期至9月11日举行，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那一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队大获全胜，夺得50块金牌，排名金牌排行榜第一；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人则运回去11具尸体。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9月7日下午，以色列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梅厄总理因其姐姐刚刚去世，没有参加这次国葬，阿隆副总理代表她在大会上致悼词。阿隆副总理在悼词中悲愤地说：“这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残酷行为，我们要战斗到底！”
由于摩萨德对“慕尼黑惨案”的发生事先没有引起警惕，事后又处理不力，威望大降，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也遭到了普遍的指责。于是梅厄总理就任命了阿赫莱勒•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加强了以色列“反恐”的力量，并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那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
“死亡名单”
几天以后，梅厄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个化名为“阿夫纳”的摩萨德特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以色列强势人物沙龙将军和亚里夫将军等人。等这些人都到齐了之后，梅厄夫人就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以色列在过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时，也总是力求要有个限度；即使是在保卫她的孩子们时，她也要尽力克制，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梅厄夫人平静地对阿夫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经作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复仇。责任由我来承担。”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两句：“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
梅厄总理说完后，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阿夫纳当然明白了总理谈话的意图。他知道总理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就是要自己来完成她的那项复仇的决定。这时扎米尔对阿夫纳说：“总理已经命令摩萨德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你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对‘黑九月’进行报复。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上帝的复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阿夫纳有些犹豫，这个任务太非同寻常了。坐在一边的沙龙将军说：“我们不要你现在就回答，可给你一些时间考虑，等你考虑好了再作出决定。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星期。”
阿夫纳回去之后，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来到扎米尔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我同意接受这项任务。”
扎米尔一听很高兴，但他还是对阿夫纳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阿夫纳坚定地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反悔。”
扎米尔这才告诉阿夫纳：“总理命令你带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欧洲去暗杀那些恐怖分子。你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独立行动的时间也很长，说不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不可能随时得到国内的支援，有时你们还要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并且尽量少同我们或外界联络。这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你明白吗？”
阿夫纳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扎米尔又对阿夫纳说：“我这里还有一份条件很苛刻的合同，你和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从法律上与摩萨德脱离关系。摩萨德将不再雇佣你们，不发给你们津贴费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你们是在为它工作。你们也将得不到以色列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永远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要是出了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你们对外界不能泄露自己与摩萨德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你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听了扎米尔的话后，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马上就在那份实在是苛刻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特别行动小组人数不多，但都是扎米尔亲自从几百名摩萨德特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这其中包括爆破专家罗伯特、身材高大魁梧的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和证件伪造专家汉斯等人。
临行前，扎米尔把一份“死亡名单”亲手交给了阿夫纳。这份名单上共有11个人，都是特别行动小组这一次暗杀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坚定，精明强干，深得阿拉法特的器重。
第二个人叫阿布•达乌德，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此人是头号人物萨拉曼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个人叫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头衔。此人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
第四个人叫瓦埃勒•兹怀伊特，诗人。他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外交官。
第五个人叫巴西尔•库拜西，法学教授、博士。他是“黑九月”武器的主要提供人。
第六个人叫卡马勒•纳赛尔，是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对外联络方面的负责人。1972年以前，他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此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从不隐瞒自己同“黑九月”的关系。
第七个人叫凯马尔•阿德万，是“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负责人和主要策划者。
第八个人叫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瑟夫，“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法塔赫”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个人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他在“黑九月”中负责联络工作。
第十个人叫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最后一个叫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此人是“黑九月”的“师爷”——一位知识渊博的高级谋士。
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认真看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职业，并且要求行动小组的每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把这些人熟悉一遍，并且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做到了这一步以后，阿夫纳就把这份“死亡名单”还给了扎米尔，让他锁进了摩萨德的保险柜里。这是他们的高级机密。
这11个暗杀目标是摩萨德根据那些人的地位和主次排序的，并不是行动小组追杀的顺序，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是否方便而定先后次序。也就是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逮住一个解决一个，不要受这个名单上的顺序限制——既然上了摩萨德的“死亡名单”，就一个都跑不了。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行动方便，又把暗杀对象分成两类：他们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曼、纳塞尔等人；把那些从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所的人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人。
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目标开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对这些人下手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另外，因为“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会暂时隐匿一段时间，寻找他们的行踪也比较困难一些。还有一个策略上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社会舆论马上将暗杀行动与慕尼黑惨案联系起来，减少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的影响。而那些“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以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这些人从不乔装打扮，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还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就像蹍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当地警方抓住，那就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形象和威望。
“上帝的复仇”开始行动
第一个进入特别行动小组视野的，是“死亡名单”上位列第四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此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兹怀伊特在1968年一手策划了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帷幕。在那一次活动中，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曾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把一台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送给了她们。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后发生了爆炸，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行动小组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得知瓦埃勒•兹怀伊特当时住在罗马阿尼巴利亚诺广场边上一幢7层的公寓里，并且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他走进公寓大门时，门厅里的电灯熄灭了，黑洞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
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兹怀伊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继续向前走。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
其实这只是程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过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就在刚才电灯一亮的瞬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身材瘦长的巴勒斯坦诗人。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问了一遍。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承认时，心中突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上矢口否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
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是对于这个不到一秒钟的过程，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曾经操练了不下一万次。阿夫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贝雷塔手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事发前，他们看到公寓外面停放着一辆绿色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不久，罗马警方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刺杀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认为划得来，旗开得胜很值得。
第二个暗杀的目标选择了“死亡名单”上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当时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主办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哈姆沙里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过从甚密。那些认识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与任何一位外交官相比都毫不逊色。
当时哈姆沙里同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幢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却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正式代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让世人震惊的恐怖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有发生在哥本哈根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成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准备网罗那些法国本地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便衣暗哨。兹怀伊特死后，他的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他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警卫人员跟着。特别行动小组经过多次实地“踩点”之后，认为不可能再用对付兹怀伊特的办法，而是根据爆破专家罗伯特的建议，决定将一枚微型遥控炸弹安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在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实施暗杀。他们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恐怖分子，即使是像哈姆沙里这样有身份有警卫的人物，即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公寓里，同样逃不脱被追杀的下场。为了在行动时不伤及无辜，避免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特别行动小组对这次暗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1972年12月的一天，哈姆沙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打来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作为“巴解”组织的驻外新闻发言人，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双方约定第二天在他家公寓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第二天见面后，那位意大利记者主动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哈姆沙里才知道这位记者以前是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最近才刚刚转行从事时事新闻工作。后来在进行交谈时，尽管哈姆沙里发现这个意大利记者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但是哈姆沙里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一边在听哈姆沙里的介绍，一边作一些记录，不时停下笔向哈姆沙里提出询问。最后他还面带愧色地向哈姆沙里建议，能否给他弄一些这方面的新闻材料，让自己先熟悉一下，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哈姆沙里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他们约定，在这两三天之内他们再电话联系。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那位时髦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开着自己的那辆小轿车送女儿上学去了。然后她还要到一家超市去逛一下，一般要到10点多钟才回家。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来接哈姆沙里本人上班的车子也来到了楼下。哈姆沙里习惯地在窗前看了一眼，然后就锁上房门走下楼来，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上了汽车，去了他的办公室。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这一切都让坐在车内的阿夫纳，还有爆破专家罗伯特和神枪手史蒂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坐的是一辆罗马市的市政工程车，车子就停在公寓门前的马路边上。刚才哈姆沙里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还朝这辆工程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到哈姆沙里坐的车子不见踪影了，阿夫纳朝罗伯特点了点头。罗伯特立即从工程车里走了下来。他身上穿的是罗马市政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安全帽，背着一只工具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慢悠悠地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
罗伯特走进公寓后，立即进入电梯，很快就来到了哈姆沙里的门前，然后用他手中的万能钥匙迅速打开了哈姆沙里的房门。他来到哈姆沙里的卧室，找到了那部电话机，老练地把一枚微型炸弹偷偷地装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等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内把它引爆。
第二天上午8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又准时出门了，哈姆沙里又听到楼下响起了那熟悉的喇叭声。他拎着那只大公文包正要出门时，家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哈姆沙里走到窗子前朝下面喊了一声“稍等一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大公文包，一只手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原来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的。因为他们前天已经约好了，这两天在电话里联系。只听到那位“意大利记者”在电话里说：“您好！请问您是哈姆沙里博士吗？”
哈姆沙里已经听出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的声音，他马上回答：“对，是我，您要的新闻材料我……”
“对，我正是为这事找您。”对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哈姆沙里的身份，就打断了他的话，又跟他啰唆了一句。
哈姆沙里说：“我知道。您要找的新闻材料我……”
哈姆沙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哈姆沙里的电话机爆炸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手里还握着那只大公文包。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公寓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楼下的那些警卫人员立刻下了车，向公寓的大门冲去。这一切让躲在公寓附近一辆小轿车里的阿夫纳和和罗伯特看得一清二楚。一见警卫人员冲进了公寓，他们马上发动车子驶上了对面的大街，立即消失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可是，令阿夫纳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苟延残喘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973年1月9日才死去。害得阿夫纳他们在罗马整整守候了一个月。如果哈姆沙里没有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要另外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他活着走出那家医院。
这时，在那份有11个名字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两个名字被勾去了。扎米尔坐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在这两个名字上轻轻地画上了一个深红色的大“×”。扎米尔已经接到了阿夫纳的报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又有两个人从“死亡名单”上抹去了
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个“硬”目标，在“死亡名单”上排在第十位。尽管他是个“硬”目标，但是希尔却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而那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很难打进去的地方，更是让摩萨德伤心的地方——当年以色列的“间谍王子”伊利•科恩就是在大马士革被叙利亚当局送上绞刑架的。
希尔在大马士革的公开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实际上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者，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同苏联派遣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所以他也经常去塞浦路斯。希尔总是行踪不定，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很难捉摸，有几次知道他到了塞浦路斯，结果一赶到那里他又离开了，结果让他们无功而返。
1973年1月22日，阿夫纳的行动小组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在明天去塞浦路斯，已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预订了房间。至于希尔会在这个地中海上的岛国待多久，还不得而知。
得到情报的当天晚上，阿夫纳就率领他的行动小组的全班人马立即飞抵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决定对希尔采取行动。他们希望这一次能把希尔的名字，也从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划去。
阿夫纳带着行动小组来到尼科西亚后，立刻租下了两辆小轿车，然后分散居住。阿夫纳带着罗伯特住到一位朋友家去了。这个朋友是海滨浴场的一位救生员，他的家成了阿夫纳他们在这里的一个很安全的落脚点。卡尔、汉斯和史蒂夫则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可以同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进行接触，有利于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希尔果然来到了塞浦路斯，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不巧的是，他的隔壁房间住着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那对新婚夫妇虽然是以色列人，但并不是摩萨德的特工，他们是到塞浦路斯这个美丽的岛国度蜜月来的。这一次，阿夫纳他们同样是准备采用对付哈姆沙里的办法，用遥控炸弹对付希尔。而这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给他们后来的行动制造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为了防止像上一次炸哈姆沙里那样把对方炸个半死不活的，他们决定增加火药的用量，但是，他们的炸弹又不能把住在隔壁的那两个无辜的同胞也一同炸死，他们的幸福生活还刚刚开始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爆炸专家罗伯特考虑了好久，最后他们决定给希尔准备一种压力炸弹。
这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只有当人体的重量压在上面，才能使上面的弹簧中间的螺丝碰到下面的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因此这种炸弹非常可靠。只有当暗杀小组确定炸弹上面躺着的就是希尔本人，启动遥控装置才会爆炸。
希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中度过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希尔就被人用车子接走了。阿夫纳立即派卡尔和史蒂夫乘坐租用的小轿车尾随而去。一旦希尔要回饭店，就立即通知留在饭店里的罗伯特和汉斯安放炸弹。
中午过后，饭店的服务员和清洁工已经把希尔住的房间整理好了，卫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阿夫纳知道，下午应该不会有人进那间房间，于是就叫罗伯特和汉斯偷偷地打开了房门，溜进了希尔的房间，把已经准备好了的压力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并且吩咐他们把房间里其他的电灯开关全部破坏掉，只剩下床头灯的开关还可使用。这样，他们在楼下只要发现房间里的床头灯一关掉，就表明希尔已经上了床，并且已经睡在他们的炸弹上了。这时他们就可以立即启动手里的遥控器，引爆希尔身子下面的炸弹。
晚上10点钟左右，早晨来接他的那辆车子把希尔送到了饭店的大门外，然后就掉头回去了。希尔下了车慢腾腾地向饭店走去，阿夫纳装成一名旅客，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然后走进了汉斯他们住的房间。这时他看到的确只有希尔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路过那对新婚夫妇的房间时，阿夫纳还注意听了一下，发现那对新婚夫妇还没有回来，他就完全放心了。
20分钟过去了，希尔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他房间的床头灯也一直在亮着。阿夫纳猜测他在房间准备睡觉，就跟汉斯他们下楼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命令神枪手史蒂夫带着卡尔守候在电梯间。他担心希尔会突然离开他的房间，那样就只有由他们在电梯间用手枪解决了。总之，他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让希尔活到明天。
阿夫纳和汉斯他们下楼后，就守在饭店前面的树荫下，一直盯着希尔的窗口，看着那点微弱的灯光。他们可真是心急如焚，担心希尔会突然心血来潮，还要从房间里出来，到附近的娱乐场所或海滩上去找女人玩玩。大约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希尔房间的灯光终于熄灭了，希尔上床了。手持遥控器的罗伯特一见，马上就要启动引爆装置。阿夫纳还是向他摇了摇头，他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没有上床躺下。大约又等了两分钟，阿夫纳才轻轻地对着罗伯特的耳朵狠狠地说了两个字——“动手！”
罗伯特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可是周围却一片寂静，什么也没发生。阿夫纳有点失望，他担心那些弹簧片是不是太硬了，希尔虽然睡在上面却压力不够，没有接触到下面的爆炸点。他正要采取新的措施时，却发现希尔的窗口亮起了一点小小的红光——原来希尔在临睡前还有个吸烟的习惯，这时他正站在窗口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欣赏着尼科西亚美丽的夜景。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希尔终于把手上的烟蒂抛到了楼下，一道美丽的弧线从天而降，他的身影也从窗前消失了。阿夫纳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希尔这时正在走向那张死亡之床。
罗伯特又在心里默默地数了20下，终于咬着牙再次揿动了按钮，差点把手里的遥控器给弄碎。这时终于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迎面袭来。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那些碎片乱石就像一阵流星雨一样落在饭店前的绿树丛中，样子还是十分动人的。
爆炸刚过，卡尔和史蒂夫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出电梯，进入了希尔的房间。希尔的房间已经是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希尔和他的床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在那里默默地燃烧。而周围的房间却安然无恙。等到饭店的保安来到楼上时，他们已经在一阵警报声中及时地逃离了。直到这时，住在希尔隔壁的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还没有回到饭店。
“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就这样被轻轻抹去了。
第四个暗杀的目标也定了下来，他就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在那份“死亡名单”位列第五。阿夫纳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巴西尔•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但是他经常会去欧洲同西方的一些军火商联系，负责为“黑九月”在欧洲购买武器炸药。
1973年4月的一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这个有“花都”之称的浪漫之都，巴黎的春天总会散发着阵阵鸢尾花和丁香花的芬芳，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3月29日库拜西抵达巴黎，在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的介绍下，住进了一家廉价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阿卡得大街上。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位置又有些偏僻，但是阿夫纳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原因是机场那位漂亮的女服务员其实就是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线人”。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就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他散步的路线也是有规律的。从旅馆走出来后，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几乎天天如此，这让监视他的人都感到有些腻了。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又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不过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是觉得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这条街道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阿夫纳和汉斯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罗伯特则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保障他们的安全。突然，库拜西在路边停下了，在一家名叫马德莱娜的大药店前踌躇不前。阿夫纳和汉斯趁机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人。
“喂，库拜西！”汉斯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和阿夫纳同时转身，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绊了一下，他的身体马上要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地划着。阿夫纳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汉斯的手枪也以同样的节奏将子弹击中了库拜西。他身上至少中了20发子弹。罗伯特驾驶的那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就停在马路旁边。这时阿夫纳和汉斯立即跑了过去，钻进了车子，直奔机场而去。
库拜西就这样倒在人行道上，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他的血在静静地流淌着，一点一点地渗进那些铺地的砖缝里。第二天，巴黎的多家报纸上都有这样一条新闻：“巡回大使乔治•哈巴什博士昨晚中弹身亡了……”——“乔治•哈巴什”是他这次来巴黎时护照上的名字。
就这样，“死亡名单”又多了一个深红色的大“×”，已经有4个人的名字被扎米尔亲手勾掉了。
喋血贝鲁特街头
“上帝的复仇”计划第一阶段的行动，都是一些小动作，死去的大都是一些“软”目标。因此，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决定近期来一次大的行动，袭击驻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巴解”组织的总部，给“黑九月”来一个具有震慑性的打击。因为近来“黑九月”的恐怖行动并没有收敛，而是愈演愈烈——1973年3月9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又枪杀了一名无辜的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驻塞大使的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内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于是，阿夫纳和他的特别行动小组就决定，把“巴解”组织的老巢给一锅端了，给巴勒斯坦人来一个狠的。于是在巴黎结果了库拜西之后，当天晚上他们就乘飞机离开了巴黎前往贝鲁特。
1973年4月7日，阿夫纳与罗伯特、史蒂夫等人来到了中东的“袖珍之国”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市中心喀土穆大街上有一幢8层的办公楼和一幢4层的公寓，还有几座军火仓库。这就是“巴解”组织的总部。阿夫纳他们在这些房子的周围观察了好几天，最终选择了袭击的路线和撤退的方向。潜伏在当地的摩萨德特工已经事先帮助他们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并且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尔•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等人居住的房间。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阿夫纳和他的伙伴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然后在当地旅游公司租用了6辆轿车，用的是他们手中的美国捷运公司的信用卡；接着他们又通过贝鲁特的邮政局，向摩萨德驻巴黎的间谍机构发出了一封普通的商业电报，用暗号向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且告诉他们一切准备就绪。
两天后的傍晚，两艘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起程，艇上乘坐着30名摩萨德的突击队员，他们是由蛙人、伞兵和特种兵组成的。凌晨1点，快艇悄悄地驶抵贝鲁特海域。突击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陆，然后又乘坐由阿夫纳租用的轿车，直奔贝鲁特市中心的袭击目标。
来到喀土穆大街“巴解”组织的总部前，突击队员跳下车来，先干掉3个站在门口的哨兵，然后在卡尔和罗伯特的带领下冲上楼去，留下阿夫纳、汉斯和史蒂夫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守在大门口和汽车旁边，阻击前来增援的人。
冲到二楼后，突击队员首先找到了“巴解”组织的第三号人物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据说此人也是“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纳杰尔此时正同他的夫人在床上休息，结果被一阵乱枪打死在床上。他的夫人也成了殉葬品。纳杰尔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跑出房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也被乱枪打死。
他们又冲到三楼，找到了“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纳赛尔的房间还亮着灯光，此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起草一份文稿，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和一挺机枪。几个突击队员踢开房门冲了进去，几支枪同时对着他开火。他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摸到那挺机枪，成串子弹就把他打得遍体窟窿，连他身后的那张沙发也烧起来了。
在四楼，突击队员遇到了尤瑟夫•纳杰尔的助手凯马尔•阿德万。阿德万刚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立即操起一支冲锋枪，对着冲上楼来的突击队员开了火。但是由于他的枪法太差，接连几枪都没有命中目标，而自己却在对方一阵急促的扫射中身亡。
“死亡名单”上又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勾掉了。整个行动前后还没有用到10分钟。
随后，突击队员又在几个房间搜索，他们迅速打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全部文件装进了几个纸箱子，又在这些房间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就向楼下撤退了。几分钟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大楼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大楼被夷为平地，楼里面其他的巴勒斯坦人也全部被炸死了。“巴解”组织存放武器的那些火药库也被炸掉了。
这时，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巴解”战士听到枪声，立即前来救援，在喀土穆大街上同突击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激战之前，阿夫纳等人已经利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向黎巴嫩警方报了警，声称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喀土穆大街发生枪战，请他们派人前来镇压。黎巴嫩警方接到报警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尽管是在自己的首都，但他们还是明智地回避了。作为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他们不想卷入、也没有能力卷入这种是非之中。
阿夫纳等人指挥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凭借那些街道建筑物，在“巴解”组织的废墟上和大门口构建了临时工事，拼命地抵抗冲上前来的那些“巴解”战士，一时成了胶着状态。对方一看正面攻不上来，就用带有吊斗的升降机把人从楼上放下来，准备“空降”到突击队的阵地上投入战斗。但是，每当那些吊斗接近地面时，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就瞄准那些吊斗射击，把吊斗里面的“巴解”战士一个个地点杀了。尤其是那个神枪手史蒂夫，几乎是弹无虚发，枪枪都能命中目标。
尽管伤亡惨重，但是那些“巴解”战士还不甘心，他们把那些尸体从吊斗里拉出来后，又有人爬到吊斗里面，再把空吊斗升到空中，继续向以色列人进攻，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阿夫纳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没有后援，自己的武器弹药和兵员都得不到补充，如果长时间地陷在这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指挥突击队一边阻击一边向海边撤退。
突击队终于按原路撤到了海边，登上橡皮艇，最后又全部登上了泊在海面的快艇，离开了黎巴嫩。这次袭击不仅让“死亡名单”上又勾掉了3个名字，炸毁了“巴解”组织设在黎巴嫩的总部，同时还让那些“巴解”战士付出了一百多条生命的代价，并且获得了对方大量的文件和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缴获的文件中，以色列情报机关找到了对方许多情报员、间谍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些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材料。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情报员和间谍一个一个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
后来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也曾参与了那次行动。他当时的任务是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他的朋友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盯上了第八个目标
到1973年5月，“死亡名单”上的11个目标只剩下4个了。“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阿里•哈桑•萨拉曼暂时失去了线索；第二号人物、“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当时已经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不曾离开过中东和东欧国家，更不涉足西欧；只有第九号人物穆罕默德•布迪亚还很活跃。因为他是个“软”目标。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所以他经常外出活动，常常到巴黎的社交场中去拈花惹草，行动小组会经常得到有关他的情报。
1973年6月下旬的一天，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
6月27日晚上，布迪亚来到了他新结识的情妇家里，并且在她家过夜。行动小组负责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罗伯特本来准备把炸弹安装到他停在公寓前的那辆雷诺轿车的底盘上去，好让布迪亚一出来，就直接坐着车子上天。但是阿夫纳担心布迪亚的情妇会和他一同出门上车。他不想让那个无辜的女人为布迪亚殉葬，所以他没有同意罗伯特的意见。
6月28日早上6点钟，布迪亚一个人出来了。他上了车子马上就开走了。负责监视他的特工也只好开车紧随其后。布迪亚把车开到巴黎大学那个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后，就下了车，徒步向前走去。监视他的特工以为布迪亚又要到另一个情妇家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这附近的社区，布迪亚还有一个情妇——于是史蒂夫和罗伯特就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亚的雷诺车前。
此时还不到7点钟，大街上的行人很少。罗伯特和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车门，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小型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导火线也不需要定时器，同样是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安装好了之后，两个人把货车开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旁边。阿夫纳和卡尔坐的车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一直到了8点多钟还不见布迪亚出来，罗伯特就建议大家去喝一杯咖啡。结果差不多快到11点钟，布迪亚才慢悠悠地出现了。等到他坐上雷诺，正要启动时，罗伯特就揿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按钮。一声巨响，雷诺的门被炸上天了，整个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迪亚当场身亡。
穆罕默德•布迪亚死了之后，“死亡名单”上的目标就只剩下3个人了。
此时，亲手拟定这份11个人“死亡名单”的兹维•扎米尔于1974年局长任职期满后，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摩萨德。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老朋友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从此，剩下的这3个人的命运，就将掌握在新任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少将的手中。
最丢面子的暗杀
1974年夏天，伊扎克•霍菲少将就任摩萨德的第五任局长。
霍菲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霍菲将军当年就是他的部下。
1965年，霍菲将军在西奈半岛任以色列空联部队副司令。一年后，他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高级官员，参与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略决策。1968年他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1974年7月，霍菲将军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
那年霍菲刚满50岁，其貌不扬，小眼睛，圆脸庞，矮壮的身材。他性格十分内向，待人冷冰冰的，差不多到了郁郁寡欢的程度。有一位和霍菲接触过的德国特工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刚刚接触的几小时内，人们不禁感到纳闷，这个人怎么会爬上这么高的职位？他沉默寡言，总是洗耳恭听别人的讲话，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像是某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但是，接触的时间越长，这个人给你的印象越深刻。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善于判断。我相信他的部下日子不会好过，霍菲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物。”
从后来霍菲的所作所为来看，那名德国特工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
伊扎克•霍菲出任摩萨德局长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以色列前任总理梅厄夫人制定的“上帝的复仇”计划。
但是，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剩下的3个人都是“黑九月”最主要的骨干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慕尼黑惨案”的罪魁祸首哈里•哈桑•萨拉曼——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第一号人物的任何确切的消息。
在“巴解”组织中，哈里•哈桑•萨拉曼一度被称为“阿布•哈桑”，他还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外号，那就是“红色王子”。
阿里•哈桑•萨拉曼出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8年死于犹太民兵的枪口之下。父亲遇难时，萨拉曼才5岁，他从小和母亲栖身于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中，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长大成人之后，萨拉曼开始关注和同情那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高中毕业时，他在一次政治问卷中写道：“职业？我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
1960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萨拉曼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进入了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了该校建筑工程设计系的一名大学生。尽管他学的是理科，但他热衷的依然是政治。在大学里，他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一大批年轻的巴勒斯坦大学生，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探讨巴勒斯坦的建国途径，于是他很快就成了贝鲁特美国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有一位出身名门、家庭富有的女大学生为萨拉曼的才情和风度所倾倒而爱上了他，最终成了他的妻子。
结婚以后萨拉曼声誉日隆，在巴勒斯坦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了，同时在思想上也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妻子的叔父曾经是耶路撒冷一位知名的伊斯兰大法官，极力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几年后，萨拉曼又结识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成了阿拉法特忠实的追随者，成了“法塔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2年春天，萨拉曼在东柏林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以前他们曾一起在开罗接受过特种训练，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慕尼黑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在9月5日“慕尼黑惨案”发生的那一天，萨拉曼本人在国外遥控指挥，“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就在慕尼黑奥运村对以色列运动员下手，从而酿就了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起悲剧。因此，萨拉曼也就上了那份“死亡名单”，并且被列为头号人物，而他的同学阿布•达乌德作为“黑九月”的爆破专家在“死亡名单”上名列第二。
1973年7月，摩萨德得到一份情报，说萨拉曼正在挪威策划一次劫机行动，扎米尔立即把这个情报通知了挪威情报部门，请他们协助以色列特工抓捕萨拉曼，挪威政府同意了以色列的请求。于是摩萨德马上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第二天又坐火车赶到了位于米厄萨湖畔的利勒哈梅尔小镇。因为当时还有情报说，有一个住在日内瓦的巴勒斯坦人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此人叫凯麦尔•本纳马内，已经来到了利勒哈梅尔小镇，并且住进了一家叫斯科泰的小旅馆。当时扎米尔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个叫本纳马内的人，就能找到萨拉曼。于是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来到利勒哈梅尔后，也住进了这家小旅馆，并且见到了本纳马内这个人，把他监视起来。
在这支暗杀小组中有一名摩萨德的女特工，当时化名叫帕特丽西娅。其实她的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
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父亲是传统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基督教徒。不过，帕特丽西娅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犹太教、犹太民族充满热爱。高中时，帕特丽西娅读了里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开始向往到以色列定居。20世纪60年代初，她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到以色列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帕特丽西娅美丽、聪颖，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使她成为了摩萨德的招募对象。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掌握了做特工必须具备的“十八般武艺”。
1969年，帕特丽西娅曾被摩萨德派去欧洲，她使用“美人计”，让英国记者乔恩•斯万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乔恩主动提出让帕特丽西娅当他的摄影记者，跟他去中东。这样，帕特丽西娅有机会接触了众多中东国家的政要，为摩萨德搜集了很多绝密情报。
这一次，她又随着暗杀小组来到挪威的这座利勒哈梅尔小镇，执行暗杀萨拉曼的行动。她的任务是和另一名男特工装成一对恋人，负责监视那个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
第二天，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发现本纳马内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也跟了进去，结果发现本纳马内旁边坐着一个风度翩翩的阿拉伯人。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一看，大吃一惊，觉得这个阿拉伯人好像就是他们要找的萨拉曼。于是他们就偷偷地拿出萨拉曼的照片一对照，果然发现那个长相英俊的阿拉伯人，正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结果就马上和暗杀小组的同事一起，一阵乱枪把那个阿拉伯人给干掉了。
由于他们做事不太干净利索，暗杀小组的几个特工当场让挪威警方给逮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子并不是萨拉曼，而是一名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利勒哈梅尔的一家饭店里工作。
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挪威政府当然不肯罢休，就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抗议。尽管以色列政府一方面向挪威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说这个暗杀小组的行动是得到了挪威安全部门默许的。但是挪威政府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默许并没有包括授予你们杀人的权力，更没有授权允许你们在挪威的国土上去杀害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工作人员。
最后，帕特丽西娅与其他4名同事不得不在挪威接受审判，帕特丽西娅被判处了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次错杀事件成了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几乎让摩萨德威风扫地。
无独有偶，1974年1月，摩萨德又差一点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当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声称萨拉曼和他的同学，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达乌德将于本月12日会晤。见面的地点是在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扎米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那座教堂。但是当他们正要开枪时，却发现空荡荡的教堂里除了三名教士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1974年，特别行动小组行动十分不顺。5月，特别行动小组的爆破专家罗伯特离开了行动小组，前往比利时试制新的炸弹去了；神枪手史蒂夫也请假去了南非探亲。这时，阿夫纳、卡尔和汉斯又得到了一条内部情报，说萨拉曼最近患有眼疾，将于本月底来伦敦就诊。然而，就在他们正要与那个提供情报的“线人”接触以核实这条线索的真假时，卡尔却在一个女人的卧室里被人开枪打死了。尽管后来他们查到了凶手就是那个叫珍尼特的女杀手，并且立即把她处死了，但是却让他们的伦敦之行流产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罗伯特在比利时试制新式炸弹时被炸死了。他是一位爆破专家，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炸弹炸死在比利时一座小镇附近的田野上。又过了不久，汉斯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法兰克福一座公园里——原来巴勒斯坦人也不是吃干饭的。阿夫纳的暗杀小组成员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时，剩下的阿夫纳和史蒂夫两人再也无心去完成最后的暗杀计划了，扎米尔也只好立刻通知阿夫纳“停止行动”。从此以后，阿夫纳和史蒂夫中断了他们的刺杀行动。这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他们也在开始反思这种旷日持久的追杀的合理性。他们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恐怖活动。于是他们就拒绝接受来自摩萨德的任何指令，并且移居美国，试图真正地同摩萨德脱离关系。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暗杀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同摩萨德签约了那么一份“法律文书”，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幌子。但是阿夫纳和史蒂夫的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幼稚，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同摩萨德一刀两断。他们移居美国后，摩萨德断绝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并且以绑架他们的家人相威胁。最后他们不得不和曾经为之卖命的摩萨德反目为仇。这种结局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头号人物丧命街头
刚刚上任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将军并没有放弃“上帝的复仇”计划。上任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将“死亡名单”上的最后三个人在他手中解决。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霍菲趁机派出几名摩萨德特工，杀害了几名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害者的身份，乔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专门寻找萨拉曼的行踪。
几个月以后，这几名摩萨德特工终于找到了萨拉曼在贝鲁特一个居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对面租用了一间房间，日夜进行监视，并且准备了一支远射程的大口径步枪，在枪上安装了一只望远瞄准镜，枪膛里压满了子弹，只要发现萨拉曼的身影就立刻开枪，而且要做到一枪毙命。有一天，他们真的发现萨拉曼出现在对面的窗口，于是就立刻扣动扳机，向那个萨拉曼射击。结果事后发现，被他们击中的并不是萨拉曼本人，而是穿着衣服的仿真塑料模特。
一年以后的一个傍晚，真正的萨拉曼出现了。当时他身边没有保镖，只是一个人在贝鲁特的一块草坪上散步，结果让跟踪的摩萨德特工意外地发现了，于是向他连开了两枪，萨拉曼倒下了。可是，跟在他身后不远的保镖立即冲了上来，把他抬上了车送进了医院，结果手术后大难不死，没有几天就康复了，又逃过了一劫。
不过，这时萨拉曼已经明白，他将终生处于摩萨德的追捕之中，总有一天会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他曾对一名记者朋友说过：“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巴解”组织的领导人、萨拉曼最崇拜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了，恐怖主义解决不了巴勒斯坦的问题，反而会破坏“巴解”组织的形象，于是他决定放弃恐怖活动，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萨拉曼这样能说7种语言的人才，阿拉法特并没有放弃，反而进行了重用，萨拉曼不仅是“巴解”组织情报机关的头目，而且还成了阿拉法特本人的保安官员和难得的几个亲信之一。
从此以后，萨拉曼摇身一变，从一名“黑九月”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变成巴勒斯坦政坛一名官员，经常衣着光鲜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特别是在1978年，萨拉曼同“世界小姐”乔治娜•里泽克结婚之后，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成为焦点人物。1971年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球选美大赛上，年轻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小姐脱颖而出，荣获“世界小姐”的桂冠，成了全球名士富豪争相追求的对象，最终萨拉曼抱得美人归，于1978年同她结为夫妻。尽管萨拉曼家中有一位夫人，但是根据穆斯林的教规，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于是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而是生活在两个妻子之间。第一个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依然生活在贝鲁特的“巴解”总部，而第二个妻子则生活在贝鲁特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里。萨拉曼就穿梭于两位妻子之间，生活得很有规律。
摩萨德掌握了萨拉曼的这一切之后，知道解决萨拉曼的最好时机到了。摩萨德局长霍菲立即和新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商量，请他下令除掉萨拉曼。1978年11月，贝京下令追杀“红色王子”萨拉曼。
不过，当时贝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命令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今非昔比，萨拉曼已经不是当年的萨拉曼了。即使他当年一手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如今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是巴勒斯坦现行政权的一名政治家，再要下令去追杀他，无异于就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之间挑起国际事端，这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摩萨德局长霍菲得到这个指令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以后，霍菲决定启用摩萨德的一位潜伏多年的“睡眠杀手”佩妮洛普来完成这一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伦敦，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习时，加入了摩萨德，是摩萨德历史上有名的女杀手之一。佩妮洛普的素质和才能都极其高超，被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一战时期叱咤风云的著名德国女间谍）。在接受了数年专业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1975年被派往德国潜伏。3年后，佩妮洛普结束“睡眠状态”，开始执行刺杀萨拉曼的特殊任务。
1978年12月下旬，佩妮洛普从德国辗转来到黎巴嫩贝鲁特，在凡尔登大街萨拉曼和新婚妻子住的公寓对面的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一年，佩妮洛普刚刚30岁，她乔装打扮成一名来自英国的老处女、一个极有个性的画家，脾气古怪，行为也很怪异。佩妮洛普住下来之后，很快就同周围的街坊邻居打成一片，像一个真正的老处女那样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日子。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她撑着一把长柄的黑色遮阳伞，背着画具到贝鲁特的风景区去写生；有时也看到她站在自己寓所的窗前，画着一些速写或者是素描，而题材都是这条街区的风景和建筑物。尽管她的画难登大雅之堂，但她的速写和素描却像照片一样的准确。萨拉曼的新公寓就多次出现在她的画面上。
同时，佩妮洛普还装成一个“思想很革命”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不仅是巴解组织的积极支持者，更是萨拉曼的“崇拜者”。佩妮洛普的特立独行果然引起了萨拉曼的注意，两人开始接触并慢慢热乎起来。好几回，他们一起游泳、打网球，仿佛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人。通过接触，佩妮洛普清晰地掌握了萨拉曼的作息时间和每天的日程。
1979年1月，霍菲派出两名年轻力壮的男特工，以商人的身份分别持有英国和加拿大的护照，先后来到贝鲁特。他们一个住在贝鲁特的地中海旅馆，一个住在皇家花园饭店。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都在当地各自租用了一辆小轿车，经常在这条凡尔登大街上来来往往。当他们把萨拉曼的活动规律掌握得一清二楚之后，就开始了最后的行动。根据摩萨德总部的指示，他们还是选择用遥控炸弹来对付萨拉曼。
1979年1月22日，佩妮洛普指挥两名男特工把自己租用的小轿车开到了贝鲁特的郊外，把两包50公斤的炸药分别安放在两辆轿车的底盘上，然后就一前一后地开着车回到了城里，把装有炸药包的两辆小轿车很随意地停放在萨拉曼公寓附近的马路边上。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这两辆小轿车并没有放在一起，中间相隔了大约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引爆两个炸药包的遥控器就掌握在对面楼上佩妮洛普的手里。此时她正站在窗帘后面注视着这两辆小轿车，并且紧张地等待着萨拉曼的出现。如果萨拉曼躲过了第一辆轿车，她马上就引爆第二辆轿车上的炸药包。他们都知道，这是萨拉曼每天出门上班的必经之路，他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每天都会准时地从公寓地下室的车库开出来，出现在他的公寓门前。
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两名特工就分别使用另外的护照，在贝鲁特机场上了飞机，离开了黎巴嫩。
上午9点整，萨拉曼的车库门准时开启，4名荷枪实弹的贴身保镖检查了一下那辆防弹轿车，并且对公寓门前的街道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萨拉曼上了车。他的车子一驶上凡尔登大街，就快速向前驶去。就在他的车子驶过第一辆装有炸药的小轿车时，一直站在窗帘后面的佩妮洛普拿出了遥控器。当时，街道上有大量行人，一群学生和一名修女正好经过那辆满载炸弹的汽车。佩妮洛普连眼都没有眨一下，就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顿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让整条凡尔登大街都颤抖了一下。但是萨拉曼的车子并没有起火，也没有停下来，而是急速向前驶去。
然而，让萨拉曼和他的保镖们没有料到的是，几乎就在同时，佩妮洛普又第二次按下了按钮，离爆炸点百米远的另一辆小轿车也发出了一声巨响，让萨拉曼的防弹轿车恰到好处地及时赶上了，也发出了一声巨响。于是在这一先一后的两声巨响之中，那辆小轿车和萨拉曼的防弹轿车几乎是同时飞到了半空中，就像两只引爆的大烟花一样爆裂开来，顿时火花四溅，人的肢体和车子的部件在火光中迸发出去，然后又像急雨一般落到地面上，熊熊燃烧。萨拉曼和4名保镖当场遇难，一名德国修女和几名英国学生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10多名路人受伤。
完成任务后，佩妮洛普在第一时间悄然离开了贝鲁特，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死亡名单”画上句号
萨拉曼被炸死以后，巴勒斯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出现在那次葬礼上。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的11个追杀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78年1月，名列“死亡名单”最后一位的那个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因患癌症，已经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了。现在就只有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萨拉曼被炸死时，他的那位一直关在约旦某监狱的同学达乌德，已经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被约旦当局释放了。在此之前，他曾在1973年2月伙同几个“黑九月”分子企图绑架约旦政府内阁成员时被逮捕。被捕后，他在约旦的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交代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关系。两天以后，他同其他的几名“黑九月”分子一起被约旦当局判处了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却下令把达乌德改判为有期徒刑，从此他就一直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直到“赎罪日战争”前夕又被赦免释放了。
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之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直到1981年8月的一天，一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一家饭店里意外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连开数枪，阿布•达乌德当场毙命。当时，那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并不是奉命追杀达乌德，而是另有任务。但是当他意外地发现达乌德之后，完全是出于一种以色列人对“黑九月”恐怖分子的仇恨，才作出了这种举动。“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个目标就这样撞到了摩萨德特工的枪口上。
从1972年10月到1981年8月，持续9年的追杀，终于让“死亡名单”上的11个恐怖分子全部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归宿，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年在“慕尼黑惨案”中，有11位以色列运动员付出了生命，如今也有11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实在是让世人震惊。
2005年，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这一过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慕尼黑》。《慕尼黑》被认为是2006年奥斯卡的夺标热门，但这部影片在以色列上映后却遭到了摩萨德的一些退役特工的批评，称片子里漏洞太多，归纳起来有“三大疑点”。
疑点之一：我们从来不保存发票。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名摩萨德官员下令在海外追杀的特工们保存行动中花费的发票，这些前特工说：“这个情节太不真实了，我们在执行海外行动时从来不保存发票，那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都是回来之后口头报一下花费的情况，上级很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中饱私囊。”
疑点之二：以色列的报复杀手单独行动。
在影片当中，被挑上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与世隔绝进行各种专门的训练，他们当中包括可以单独执行任务的爆破专家。但摩萨德前特工却表示，诸如这样的绝密任务一般不会只需要很少的特工，相反会有很多幕后人员帮助，单靠这些特工根本不现实。例如需要有线人为特工提供线索，当目标人物确定之后，还先要在国内进行模拟暗杀演练。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特工说：“我们会制定多种方案，在国内先挑选类似执行任务场所的地点进行练习，然后是预演，以确保万无一失。最后才是集结人员，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这样他们才能在海外度过几天、最长几周的时间，每次任务完成他们就会立即撤出。”影片当中几名以色列特工有时会显得有点无能，尤其是不太擅长布置炸弹。而一位前特工称，在20世纪70年代前，摩萨德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他还对片中全都是男性特工表示不满，他说：“在类似的行动当中，派一名或几名女特工加盟几乎是惯例，任何特工都知道，如果有位女同事跟着你去执行任务，掩护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慕尼黑》剧照
疑点之三：摩萨德特工怀疑命令。
还有一些前特工批评这部影片里有关以色列特工对于执行暗杀任务产生怀疑的情节，他们说，真正的特工不会怀疑上级的命令。曾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摩萨德暗杀行动的一个特工说，这样的情节太离奇了。他说：“我们是职业特工，执行上级指令是我们的天职，我们都有战斗经验，我们必须接受击败敌人的任务。所以，对于特工而言，执行暗杀任务很平常，你只希望自己能够按时回家吃早饭，然后送孩子去上学。”
这位退役前特工称，摩萨德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那些怀疑自己的工作的特工摆脱这种困扰。
不管怎么说，银幕上那些身怀绝技的摩萨德特工还是给全世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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