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3)
来源：书虫子
第七章：叙利亚绞杀科恩摩萨德痛失爱将
享有“犹太第一谍”美誉的摩萨德特工科恩以富商的身份由阿根廷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了叙利亚复兴党主席的座上宾，差点当上叙利亚国防部长；身份败露后为拯救其生命竟惊动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还有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等多国政要甚至罗马天主教皇，最后还是在绞刑架下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
天生的间谍
1965年5 月19日凌晨3 时30分，一名摩萨德特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他就是被全球谍报界同行誉为以色列“间谍王子”，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美誉的摩萨德历史上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伊利•科恩。
1924年，伊利•科恩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犹太人，在城里有一间自己的铺子，专做领带生意。生意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科恩在青年时代，就像当时居住在埃及的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由塞缨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下组织派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
“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当时，他还在埃及的一个秘密的犹太移民组织里工作，但是由于“苏珊娜行动”败露，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实施一条新的规定，不允许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6年，科恩辗转来到了以色列。最初在以色列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版报纸上的那些材料，供国防部的官员们参考。这种工作虽然轻松而又安全，但是科恩却没有太大的热情，没过多久，他就有点厌烦这种波澜不惊的翻译工作了。还没有干到3年科恩就离开了国防部，到以色列总工会下面的一家工业公司当了一名会计。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科恩的选择。科恩渴望一种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工作。
科恩的情况被摩萨德一位代号为“苦行僧”的情报官员注意到了。他调阅了科恩的档案后，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决定介绍科恩加入摩萨德。因为在那位摩萨德特工看来，科恩简直生来就是一个当间谍的材料。他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熟悉那里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青年时代他就从事过秘密情报活动，受过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有实际活动的经验；科恩有杰出的语言天赋，阿拉伯语和法语说得与母语希伯来语一样流利，同时还能说叙利亚方言，完全是一个外派特工的最佳人选。完全可以考虑把他派遣到像叙利亚这样非常难以渗透的阿拉伯国家去工作，何况他还有过在叙利亚生活的经历。在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他完全可以站稳脚跟。
后来，“苦行僧”还对科恩的智商进行了测试。测试表明，科恩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苦行僧”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在“苦行僧”的极力推荐和介绍下，科恩成了摩萨德的一名职业特工。加盟摩萨德后，科恩又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无线电发报，从窃听到密写墨水，从摄影拍照到显影技术，更不要说射击、格斗和徒手攀爬那些技能。除此之外，科恩还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学会了穆斯林的一切行为举止。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后，科恩已经成了摩萨德一名非常出色的专业特工人员。无论从哪方面，科恩都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摩萨德于是准备把科恩派往叙利亚从事情报活动。
伊利•科恩
不过当时的问题是，科恩到了叙利亚后，是否能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摩萨德非常清楚，叙利亚同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特别是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都充满疑虑的国家。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是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在摩萨德要把一个非叙利亚籍的科恩派到叙利亚去，而且还要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身份，让他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
要让一个人改变国籍，乔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这对摩萨德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而困难的是要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有效，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先天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经过一番细致而耐心的改变，要让他既不能暴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那段曾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为了能以假乱真，做到万无一失，摩萨德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一番努力，为科恩精心准备了一份全新的履历表，为他编造了一套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而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而且还让即将前去叙利亚的科恩在特定的环境中，模拟叙利亚的生活严格地训练了一番。经过几个月的折腾，那些专家们一致认为再也没有任何漏洞，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才决定给科恩放行。
神秘的阿拉伯富商
一切准备就绪，科恩为他的叙利亚之行做最后的准备。当时他化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他的简历大致如下：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他随家人一同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入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成人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生意，并由此而富裕起来……
科恩这份全新的简历，编造得天衣无缝。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阿拉伯人的家庭，就是在这种贫困、战乱和“革命”中经历着颠沛流离。当时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就有近5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叙利亚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个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叙利亚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自己曾经就是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疑心的话，这也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说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的了解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待过的缘故。总之，凡是有可能引起叙利亚人怀疑和不信任的地方，摩萨德的专家们都为科恩设计好了退路。
1960年年底，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据摩萨德有关方面的指示，他首先要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他所需要的关系，同侨居在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并尽可能找到与他现在的身份相符的叙利亚人做朋友。这样，在他日后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并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日子，科恩所做的一切，比国内那些摩萨德官员和专家所预想的还要出色。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科恩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了大名，很快就成了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中的佼佼者。从此，科恩就能够十分潇洒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那些人不仅对他友好，而且把他看成是叙利亚人的骄傲。科恩几乎没有花更大的气力，就确立了他在那些叙利亚人当中的地位，并且影响着一些阿拉伯人。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日子，科恩不仅设法结识了阿拉伯企业界的许多人士，更重要的是认识了叙利亚当时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阿明•哈菲兹将军。当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哈菲兹日后会成为叙利亚的总统，更不会料到后来科恩的死刑判决书将是由他来亲笔签署。
第一步的成功给了科恩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就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为去大马士革作进一步准备——因为那里才是他最后的目的地。他一边不断地在叙利亚侨民当中积累他的人脉资源，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一边又在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去，说自己现在要了却的一个夙愿，就是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那可是自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科恩的这种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在那些叙利亚侨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为他日后的叙利亚之行做好了舆论准备。
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当一切条件都成熟后，科恩终于在1962年1 月，带着差不多一口袋的私人介绍信和推荐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开始了他的叙利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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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买的是头等舱，使他在旅途中不但舒服、体面，而且又同许多同行的阿拉伯巨商富贾成了朋友。在叙利亚有影响的商人沙伊特•阿尔德就是其中之一。科恩下船后，沙伊特•阿尔德亲自开着车子，把这位摩萨德的特工送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最后到达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来到大马士革以后，科恩充分利用那些阿拉伯知名商人为自己开具的各种介绍信，为自己在大马士革顺利跻身叙利亚上流社会并结交军、政各界头面人物铺平了道路，使他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科恩的这些新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年轻富商，是他后来在叙利亚顺利地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最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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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面就是总参谋部大楼
科恩一到大马士革，很快就注册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下，他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作为他公司的办公室和他的寓所。几天后，这里就挂起了一块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字样的招牌。
阿布鲁马纳区不仅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是大马士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当年叙利亚的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及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这里。在科恩所居住的公寓正对面，就是叙利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是那些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出入的地方。这种地方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科恩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和在朋友中的地位，直到被逮捕之前，他住在这里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科恩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以“88”（即“平安到达，一切顺利”）为信号，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报告自己已经在大马士革安全落脚了。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把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然后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在叙利亚正式从事间谍活动，是从监视他寓所对面的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楼开始的。在最初的日子里，科恩总是躲在寓所的窗帘后面，不间断地监视着对面总参谋部的大门，悄悄地注视着从那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乘坐的车辆、穿戴的服饰，甚至连他们手中提着的公文包，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在最开始的几天里，科恩几乎是从每天清早8点钟总参谋部的官员上班开始，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钟，等到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到了晚上那些人下班之后，他还要继续监视。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全天候。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夜晚之后，科恩以一个职业特工的直觉很快注意到，总参谋部的整幢大楼，到了晚上只有5间房子的灯光是彻夜不熄的。他敏感地推测出，那5间房子肯定是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值班或者是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大马士革和整个叙利亚国家的局势一直风平浪静，因此，整幢大楼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片漆黑。于是他就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应该是一种和平的标志。在科恩的眼睛里，那些房间的灯光就成了他猜测叙利亚局势的晴雨表。通过监视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办公室夜间灯光的变化，科恩及时向以色列发回了许多判断准确的情报。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科恩经常同那个年轻的富商阿尔赫申见面，并通过他的介绍又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当中有商人也有官员，从而扩大了他的社交面，为他能更多地搜集各个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科恩以一个商人的身份，经常装模作样地向那些朋友打听一些生意方面的行情。比如叙利亚向西欧出口哪些商品最赚钱，在商品出口时往往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等等。科恩在那些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出口商，而且财大气粗。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酒会上，科恩故意向那些朋友透露，自己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他想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向欧洲出口一批叙利亚的家具和艺术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座的人听了，无不羡慕和赞成。
正是通过这种恰到好处的伪装，科恩在大马士革的交际面越来越广，活动的圈子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年轻富商阿尔赫申一次又一次的引荐下，科恩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赢得了更多的叙利亚人的信任。科恩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生活得充实、富有、体面而又安全。
不过科恩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使命。他知道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安全地潜伏在叙利亚拉开一个精彩的序幕，真正的演出还没有正式开始。作为一名摩萨德的外派特工，现在应该是干正事的时候了。
1962年3 月8 日晚7 时，他突然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
科恩听到这段广播后，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他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的确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他猜测到了，那就是叙利亚又在海面上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于是科恩就藏在窗帘后面，仔细地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的灯光。这一夜，他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那些以前总是漆黑的窗子现在却是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但是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话题，科恩也就十分小心地避而不谈了。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对面的大楼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只有那5间房间亮着灯光。
不过第二天他却发现，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的数目增加了。他没法去找人打听这其中的原因，只是猜测着大马士革即将出现的军事动向。后来几天夜里，科恩又发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全都亮了，而且是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
科恩判断最近肯定有新的情况发生，于是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他在电文中说：“总参谋部的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角
科恩的判断没有错。几天以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3•16”战争爆发了。由于科恩及时通报了摩萨德总部，让以色列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加强了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防御力量，从而大获全胜。
不速之客夤夜造访
战斗结束后的一天晚上，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就和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军官来到了他的寓所。这是阿尔赫申第一次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造访，着实让做贼心虚的科恩大吃一惊。
阿尔赫申似乎也察觉到了科恩惊异的神情，马上就解释说：“我正巧有事路过你楼前，顺便来看看你是否在家。你大概不会介意吧？”
从他的声音里科恩没有听出异常的味道，这才放了心。于是就友好地像往常一样给这两位不速之客让座，并且打开精致的酒柜，请他们喝酒。
这时阿尔赫申主动地对科恩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先生，现任陆军中尉。希望你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科恩友好地笑了，对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到来表示欢迎。
没有想到阿尔赫申又接着说：“不过，我想你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叔叔是谁。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就是现任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对于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科恩在以色列时早就知道，但此时他还是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致。在后来的交谈中，科恩才知道阿尔赫申此次造访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不过是老朋友之间一次非常随性的行为。如果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无非就是想让科恩认识一下自己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因为他的确是为自己有这么一位陆军中尉的朋友而感到自豪。
热情的阿尔赫申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帮了科恩的一个大忙，让科恩后来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科恩以极大的热情和他们高谈阔论起来，以博得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好感。当时科恩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原来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科恩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见多识广的叙利亚富商充满了好奇。在友好的交谈当中，科恩充分发挥自己语言的魅力，给这位年轻的中尉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当阿尔赫申不时热情地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时，马阿齐也备受鼓舞，更加乐意同科恩交谈。
从谈话中，科恩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的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猜忌，科恩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谈一些让对方既感兴趣，但又是不着边际的话题，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不过在谈到前不久发生的那一次战争时，科恩还是很小心地对马阿齐说：“我想，你对‘3•16’战役的战场一定十分熟悉吧？”
这个问题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只听到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时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倒是很乐意看看那些带着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非常乐意。”
马阿齐立即对科恩解释说，老百姓是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的，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不过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
从他的话里，科恩听出来，马阿齐对叙利亚边境的防务是相当了解的，但是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知道要是自己主动地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不是不识时务，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让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三人一块去那片军事地带玩玩。你们可以乘坐我的车子，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哪知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到那种地方去“玩玩”。他说他一年前已经去过了。
但是，对于急于想获得这种情报的科恩来说，哪里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笑着对阿尔赫申说：“你是不是害怕犹太人的子弹啊？”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等到边境局势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科恩真希望这种“旅行”早一天到来！
就在这时，这个陆军参谋长的侄子又主动地为科恩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告诉科恩说：“纳哈拉威旅长正在和政府争吵。”
“为什么？那有什么好吵的！”科恩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这时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马阿齐耐心地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令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中尉倒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后来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他谈到了叙利亚空军的情况，还谈到了和埃及的关系……快到午夜了，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告辞。科恩虽然希望这样的谈话能一直继续到天亮，但还是热情地站起来欢送他们。等到他们一离开，科恩就立刻关上房门，习惯性地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然后在窗帘后面走来走去。因为今天晚上太意外，他的心一直激动着。最后他还是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把刚才三个人的谈话清醒地梳理了一遍后，马上拟了一份电文，连夜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科恩的电文大致如下——
一、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
二、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三、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
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不过，后来在同马阿齐这样的军界人物交往的同时，科恩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当时边境上的局势虽然很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一些进出口业务，这样才能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经常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艺术品。这些商品在欧洲都有较好的市场。
科恩的话让那些制造商和经营商的心一阵狂跳，他们都想搭上科恩这班车，好在西欧大捞一把。科恩正是以此为由，同西欧国家的那些“代理商”频频联络，通过书信和电报的方式，把他在叙利亚所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还有那些微缩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因为那些所谓的“代理商”，都是摩萨德事先安排的情报人员。到了后来，那些出口到西欧的家具和一些古董的夹层，也都成了科恩存放密件的地方。
藏有微型相机的雕像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正是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那个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自己取而代之；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再次发动政变，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科恩都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情报及时传递到摩萨德总部，使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局势了如指掌。
由于叙利亚国内政局动荡，与以色列的边境前线反而平安无事。于是那个年轻的陆军中尉真的开着自己的车子，带上科恩和阿尔赫申到叙利亚的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彻底地查清了叙利亚前线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苏联的无后坐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等，晚上回来后，就关起门来连夜向摩萨德发报。他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火力配备图，夹在那张出口到西欧市场的桌子里面，使以色列对叙利亚前沿阵地的那些核心机密尽收眼底，再也无密可保了。
“绝妙的宴会”背后
1962年夏天是叙利亚国内局势最稳定的日子。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大马士革的社交面，科恩在他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沙龙式的酒会。他的那些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并且带来了许多新朋友。其中除了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这些老朋友之外，还有他新结识的许多商界、政界和娱乐界的人士，真是高朋满座。科恩知道，组织这样的“派对”或“沙龙”，在这座城市里的上流社会是经常的事，所以并不会引起叙利亚当局或警方的注意。这次宴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让科恩又结识了一位对他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32岁的乔治•塞夫。此人是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时任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的局长。乔治•塞夫是阿尔赫申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一同出席酒会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是乔治•塞夫的秘书，其实是他的小情人。
在酒会上，科恩几乎给所有的来宾都送上了一些小礼物。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标志；送给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本，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那个塞夫并不是为礼物而来，而是想听一些有关巴黎夜总会脱衣女郎最新的桃色新闻。因为他曾听阿尔赫申说过，科恩最近到巴黎、罗马转了一圈，是一个风趣幽默而又见多识广的人。于是科恩就投其所好，现编现卖了许多所谓道听途说的风流韵事，把他们一个个听得神魂颠倒。
科恩还发现，那个乔治•塞夫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能说好几种欧洲国家的语言。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恩这种既富有又自由的生活很是羡慕，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宣传。我得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不过你应该知道，那是一种相当枯燥乏味的日子，只有这位姑娘才让我看到一点亮色。”
他竟然一边说一边转过头来，对着他的女秘书“放电”——那位年轻的姑娘自然是嫣然一笑，果然很迷人。
科恩一见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他和这个“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的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也曾向往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请到我上班的地方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科恩接过塞夫手中精致的名片，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前去拜访。
一周之后，科恩前往叙利亚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新闻部的内部餐厅喝咖啡时，科恩故意装作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并好像是无意之中提到原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哈菲兹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很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听说他现在回到了国内，好久没有见着他了。
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果然是个热心肠。就在那个周末，他就带科恩到哈菲兹将军家登门拜访去了。哈菲兹将军的住宅离科恩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是哈菲兹将军当时并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哈菲兹的客厅里，当面感谢他在阿根廷曾建议自己返回叙利亚时，哈菲兹就立即回忆起同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来自德国的上等烟叶送给哈菲兹。科恩记得哈菲兹一向是抽烟斗的。他还对哈菲兹说，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哈菲兹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商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为了表示亲近，他竟立刻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他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临别时，哈菲兹还客气地把科恩送到门口，并对他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次造访，不仅让那个政府官员塞夫进一步见识了这个科恩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让科恩今后又多了一个情报来源。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这个哈菲兹将军竟然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以后，科恩的情报工作更是有声有色。
从那一次会面以后，塞夫就经常主动打电话找科恩，约科恩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通过与塞夫频繁的接触，不但新闻部的门房再也不要科恩出示身份证，就连新闻部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科恩的朋友。科恩同塞夫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超过了他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
除了在办公室聊天，塞夫还经常到科恩的公寓里来，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既谈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也谈叙利亚政府当前的一些大政方针，几乎是没完没了。这样一来，这个塞夫就成了科恩的义务情报员。后来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对他的升迁同样感到高兴。后来，科恩竟然通过这位春风得意的乔治•塞夫，在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的《海外侨胞们》栏目客串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海外侨胞们》栏目的主题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复兴社会党”的革命活动。科恩天生就是一位优秀的电台播音员，他那清晰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让人听上去是那样的亲切，他的家人和摩萨德的上司在特拉维夫的收音机中都听到了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不过，对于科恩要求客串播音员的动机是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也许他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语言天赋，也许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方式告诉家人自己一切平安，也许纯粹是为了跟叙利亚当局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
后来科恩发现，这个塞夫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有一天，塞夫向科恩提出，希望能在科恩那豪华而体面的寓所里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科恩一听，当然明白是什么是“绝妙的宴会”。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做出一副很乐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塞夫仍然带着他那位形影不离的女秘书来了。科恩这一次才发现，塞夫的女秘书的确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对自己的上司永远是一往情深。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男男女女，科恩大多都不认识，因为大都是塞夫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叫哈图姆的上校军官，竟然是叙利亚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科恩知道，伞兵部队是叙利亚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击队的司令竟然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而且也带着一位女友。后来科恩还打听到了，哈图姆的相好原来竟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那天晚上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就连科恩也不例外——因为他又认识了哈图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后来塞夫就经常在科恩的寓所里举行这样“绝妙的宴会”，科恩和哈图姆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这样的聚会能继续下去，科恩还特地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在聚会的时候，科恩总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是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摩萨德间谍，科恩始终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塞夫和哈图姆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往往在酒色和女色之中，那些政府官员的警惕性也开始放假了，何况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所谈的都是一些日常工作。
这种聚会的确是为科恩大开方便之门，让他在一种轻松的环境里，就能获得有些特工即使是出生入死也打探不到的国家级机密。尤其是那位哈图姆上校，只要喝了几杯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忌之后，就激动起来了，常常直言不讳地高谈阔论，表达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有一次，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这位伞兵部队的上校居然对科恩炫耀叙利亚武装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他说：“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哈图姆的这些话，让科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后来为了“酬答”塞夫和哈图姆，科恩就把自己的寓所借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同情人幽会。只要塞夫或者哈图姆给科恩打个电话，说需要用一下房间，科恩就会按事先的约定，把房门钥匙放在门外的信箱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不过科恩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在离开之前必须收拾干净——他不能因为自己过分的“大方”，让对方怀疑自己对他们另有所图。
为“复兴社会党”筹措了一万美元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借口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了破坏，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的争议地区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这时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的电文要比以往多出两三倍，而这些情报都是他那些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等叙利亚官员为他免费提供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2月间的一次聚会上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已经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当晚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但是，当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专家们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情报后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而已，不足为信，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 月8 日深夜，叙利亚真的发生了政变。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是他并没去安曼，而是返回了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成功后，叙利亚现行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就是他指挥部队发动了攻击，占领了位于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哈图姆从此进入了现行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了他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科恩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从此科恩又能参与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
这次政变为科恩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斗争中大捞了一把，居然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让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几天以后，科恩就给哈菲兹将军送来一束鲜花，并附上了一封贺信，向他表示祝贺。
不久之后，科恩又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除了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叙利亚姑娘外，哈图姆又为科恩带来了一位名叫萨拉赫•戴利的“新朋友”。萨拉赫•戴利当时虽然是一个上校，但他却被称为“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而最后却是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就在这次政变后不久，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而科恩的老朋友哈菲兹将军却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于6月27日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于是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老朋友哈菲兹的快速升迁，让科恩真的感到很高兴。他马上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科恩的这一招果然得到了回报，他马上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誓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会上聚集着一大群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还有许多身穿礼服的外国使节。大家都在频频举杯，气氛隆重而又和谐。科恩和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哈菲兹主席就职。
不久，摩萨德总部给科恩下达了一道指令，命令他在近期务必立即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什么时候进入实施阶段？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第二，立即搞清楚苏联为叙利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因为这种战斗机将会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另外还有一种为埃及提供的“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
接到特拉维夫的指令后，科恩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哈菲兹主席非常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并当场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最高领导官员签名的感谢信。同时，这位主席还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叙利亚商人送来的一件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科恩和哈菲兹越走越近。在后来哈菲兹当了叙利亚总统后，竟然提名科恩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是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定下来的一项战略规划。会议决定，由叙利亚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当时科恩通过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哈图姆和戴利上校，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但是科恩并不满足已经掌握的情报，他又通过大马士革其他的政界朋友，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因为哈图姆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和功能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这样不仅有利于叙利亚和约旦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能给需要河水的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科恩找的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公共工程承包商，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上校和黎巴嫩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叙利亚政府将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终于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一份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科恩在这份情报中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将在巴尼亚斯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的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 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科恩的这份情报的确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同时也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期间，科恩还三次亲眼目睹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沿着叙以边界，在戈兰高地上修建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沿着高地巡视一周，看到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他知道莫斯科派出了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
与此同时，科恩还同马阿齐中尉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军事指挥所的建设工地，而且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第三次是在库奈特拉，科恩有机会参观了前沿地区的叙军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还往摩萨德总部发出几条重要的军事情报：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并且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草图。
运输200 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
4 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刚刚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时为科恩提供情报的叙利亚人员，除了有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等人，还有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军官、文职人员、“复兴社会党”的上层的朋友，有些情报甚至是从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这些情报大部分都由科恩以密电码的形式及时发送给了摩萨德总部，也有一部分是用叙利亚出口商品的机会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
最后一份电报
1965年1月21日早上，伊利•科恩又给特拉维夫发送了一份电报。这时他想起昨天晚上，他和哈图姆一起共进晚餐时，打听到了哈菲兹主席今天将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哈图姆当时告诉科恩，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的指挥下进入以色列进行破坏活动。哈菲兹主席还建议应该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科恩想到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天内，自己应该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哈菲兹主席。于是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另一面思考“拜访”哈菲兹主席的方式。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这时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声音，这种声音告诉他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然而就在这时，科恩的公寓大门发出了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这时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科恩并不知道，他的公寓已经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安保人员包围了，并且封锁了整个繁华的阿布鲁马纳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以前也曾同科恩在一张餐桌上用过餐。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这时，苏米达尼上校几乎是冲到科恩面前，慢慢腾腾地说：“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苏米达尼上校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回国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
在叙利亚如鱼得水的科恩怎么突然会遭到被捕呢？
原因就是这段时间科恩被自己的成功所迷惑了，丧失了作为一名职业特工人员应有的警惕和谨慎，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平均都有一到两次，多的时候甚至三次，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甚至还会更长，在后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从而对他所在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大使馆的无线信号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引起叙利亚反谍间部门的注意。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叙利亚反间谍部门对阿布鲁马纳区进行监测，最后锁定了科恩居住的这幢公寓，结果他就成了叙利亚反间谍部门的侦破目标。
科恩被捕的当天晚上，苏米达尼上校命令科恩向以色列的摩萨德总部再发一份电报，内容当然是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然而，科恩就是利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在发报时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变化，把自己落入敌手的事实告诉了特拉维夫。这是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他的上级商定好了的——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三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间谍。接着，叙利亚新闻界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一名以色列军人”。
各国首脑和罗马教皇参与拯救行动
科恩被捕后，立刻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他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五百多名叙利亚公民因为科恩的原因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女性。科恩的朋友沙伊特•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和乔治•塞夫等人亦未能幸免，而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则获得了豁免权。这时，哈菲兹主席则立即向新闻界讲述了他自己“早有的预感”，并抢先一步发布了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牵连。一时间，各种荒唐的谣言和无端的猜疑，通过报刊电台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处境极其危险。
此时在科恩的国家以色列，一场营救活动正在悄然展开。科恩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以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了各家报社的社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向他们公开了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再发表与科恩有关的新闻，以便为政府赢得主动和时间，可以更好地争取多种手段来营救科恩。
在稳定国内新闻媒体的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那些派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几乎是全部出动，在世界各国动员和游说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和名人，希望通过国际舆论达到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
两个月之后，叙利亚对科恩的审讯工作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在全力营救，尽管叙利亚也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方面的干扰，科恩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原因就是在叙利亚受科恩一案牵连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总统哈菲兹在内的政界和军界要人。如果科恩不死，许多人难脱干系。所以哈菲兹一定要置科恩于死地。
但是以色列却固执地相信，只要科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营救就还存在希望。于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营救工作。
就在这时，哈菲兹主席收到卡斯博士的一封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卡斯博士是一位医生，曾经为哈菲兹动过手术，挽救过哈菲兹的性命。但是，哈菲兹仍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也被动员起来了，这些人当中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多得惊人的美国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他们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是全部遭到了大马士革的拒绝。比利时首相胡斯曼和东欧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来到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政府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正当以色列无计可施，处于绝望之时，一起偶然的突发事件又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一下子逮捕了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叙利亚政府提出，可以用这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换回科恩。
但是，叙利亚当局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亏本”的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能让科恩再留在这个世界上。
尽管如此，以色列的营救工作并没有由此而停止——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宣告结束。
1965年5月18日深夜，科恩的牢门被打开了，几个人走了进来。在微弱灯光下，科恩看到了几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在那些士兵中间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是叙利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一个是满头白发的法学博士安达博。他们的到来使科恩预感到了什么。
戴利上校命令科恩穿好衣服，立正站好。然后对他宣布：“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接着，安达博走上前来，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语的祈祷文，为科恩作最后的祈祷。这位慈祥的老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泪水不断地流过他的面颊，以致不时将祈祷的经文读错。科恩轻声而有礼貌地为他纠正——作为一名职业间谍，科恩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的内心很平静。
科恩很快就被押上了囚车送往刑场。囚车来到了大马士革烈士广场，在广场边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戴利上校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
科恩平静地说：“我没有罪，也不欠别人的，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拿到了笔和纸，科恩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遗书——
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科恩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踌躇了片刻，又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再抄了一遍，然后就被士兵押出了警察局，一直朝戒备森严的广场走去。为他准备的绞刑架设在广场上，并用铁丝网围着。
这时许多市民都从梦中醒来，带着惺忪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等待着看一看这个神秘的以色列间谍。因为在从科恩被捕到现在的三个月内，大马士革的大小报纸都对科恩进行了极力渲染。对于大马士革的居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科恩平静地走到绞刑架下，让人把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几分钟之后，科恩的生命结束了。
科恩扑朔迷离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传奇间谍的形象。在一年之后的那场著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正是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所向披靡，赢得了那场战争。
科恩死后，被叙利亚人埋葬在大马士革广场的墓地里。几十年过去了，以色列政府，还有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要求领回科恩的遗体，但一直没有得到叙利亚的同意。
在摩萨德近60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传奇的特工，伊利•科恩就是其中之一。几乎在科恩落网并被判处绞刑的同时，摩萨德另一名传奇特工也在埃及被警方捕获——他就是被称做“东方佐尔格”的摩萨德特工沃尔夫冈•洛茨。
第八章：“香槟间谍”现原形五千战俘换回来
摩萨德特工洛茨有“东方佐尔格”之称，他以德国人的身份潜入埃及，以养马专家的身份加入了骑士俱乐部，成了警察局长家的常客；从他的浴室搜出一台微型电台后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被捕后以色列政府以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将他换了回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价竟有如此之高。
一个没有接受“割礼”的犹太人
1921年，沃尔夫冈•洛茨出生在德国曼海姆。他的父亲汉斯是一个基督教徒，戏剧导演；母亲海伦尼是犹太人，是一位职业演员。由于父亲不是犹太人，因此洛茨小时候没有受过“割礼”。
洛茨的童年是在德国度过的，也许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洛茨于1931年进入柏林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为了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情报生涯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成为哈加纳中一名最年轻的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4种语言，他被派到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整个二战时期，他都是在埃及和北非度过的，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指挥一支部队参加了拉特伦的战斗。由于这支部队都是由一些犹太移民临时组成的，缺乏训练，又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战斗打得非常艰难。但是由于洛茨指挥有方，最终还是打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从此在以色列的军队中小有名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加了对埃及的作战。不过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洛茨就永远地离开了部队。
不久，洛茨就被以色列的“阿穆恩”（即军事情报局）看中了，被招募为特工。洛茨之所以能被阿穆恩看中，首先在于他有过在德国生活的经历，以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这些都让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内在的表演素质。洛茨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而这些素质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沃尔夫冈•洛茨就成了阿穆恩的一名特工，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茨被送到间谍机关进行专业训练。这种训练对他来说既新鲜又刺激，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掌握了一名特工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当时，由于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很是紧张，以色列就准备把他派往埃及。于是洛茨的训练又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尽快熟悉埃及政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并且把阿拉伯人的一些社交礼仪都弄清楚，不要到时候弄巧成拙。没过多久，洛茨就把这一切都娴熟于心，为他后来在埃及成功地进行间谍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就是等待时机打入埃及。
没过多久，一个机会来了——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政府甚至请来了许多前德国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就决定让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在洛茨打入埃及之前，阿穆恩为他伪造了一份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洛茨新的人生履历如下：
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元帅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第115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成了一名跑马场的老板，聚敛了一大笔财富，是一位育马专家。由于思念故乡，后来又回到了德国。
根据这份新的履历，洛茨首先被派往德国，并且在柏林申报了户口。然后又在德国变换了好几个住处，在那里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洛茨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天才，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他先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不满的纳粹军官，后来又变成了一名很富有的德国商人。在柏林时，洛茨还加入了一家柏林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并意外地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就是这位德国商人后来为洛茨顺利地打入埃及铺平了道路。
这位德国商人发现洛茨在养马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他极为佩服，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一位酷爱马匹的商人。后来他们就相约到埃及的尼罗河畔去开展自己的生意，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养殖基地，开办一家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这两位商人就决定由他们出钱，请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这也正是洛茨盼望已久的机会，于是就一口应承下来了。
“育马专家”来到埃及
1961年1月初，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踏上了去埃及的旅途。经过一段短暂而愉快的旅行之后，洛茨顺利地来到了埃及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住进了一家档次很高的旅馆。安顿下来之后，洛茨就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育马专家的身份，来到由埃及骑兵军官主办的骑士俱乐部。
一进这家骑士俱乐部，洛茨就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理由很简单：首先他是个骑马爱好者，育马专家；其次他还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德国人。在这里，洛茨发挥出表演和交际的特长，很快就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且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这位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隆重地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称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就这样，洛茨仅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就结识了当地一大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因为马术俱乐部本来就是贵族和名流们聚会的地方，何况还是军队的骑士俱乐部，而且他还是警察局长尤素福将军的朋友。洛茨正是利用这种身份取得了那些人的信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位名士。
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下面的工作就顺理成章了。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洛茨是一个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前德国纳粹军官，不但平时出手大方，而且风度潇洒，谈吐幽默，很快就融入了他们当中，成了一名深受当地上流社会所欢迎的人物。为了能更好地开展活动，洛茨特别注意与那些骑兵部队的埃及军官建立友谊，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喝酒，同他们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在这种吃喝玩乐当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半年的时间，洛茨完全可以确定，如果以现在的身份在埃及潜伏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就找了一个借口返回欧洲，在法国同潜伏在巴黎的联络官接上了头，向他汇报了自己在埃及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活动计划。
那位联络官听了洛茨的汇报之后，帮他分析了一下，觉得洛茨的潜伏计划切实可行，就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两项正式任务：一、确定埃及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二、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从此，洛茨在埃及的间谍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不过让阿穆恩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名外派的职业间谍，洛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实在是太差了。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德裔美国女子，对她一见钟情，立即坠入了情网，马上对她频频发起攻势。这位德裔美国女子叫瓦尔特劳德，蓝眼金发，美丽动人。她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在洛杉矶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
令洛茨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自己也是一表人才，而且还很有钱，但这位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却不为所动，让洛茨无从下手。但是军人出身的洛茨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抱着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再度出击。也许是洛茨的真诚终于打动了瓦尔特劳德的芳心，没过多久，他们就热恋起来了，出双入对，并且开始谈婚论嫁起来。
洛茨的这个做法让阿穆恩总部知道后，感到又头疼又气愤。更让阿穆恩总部始料不及的是，洛茨不仅执意要与这位美国女子结婚，还向她透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结果，在没有经过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洛茨便同自己心爱的女郎瓦尔特劳德结了婚。阿穆恩总部知道后，也拿洛茨没有办法，只是命令他立刻回埃及，但是不能带着妻子同来。得知总部不同意，洛茨竟然威胁总部说，如果不让带着妻子，他就不回开罗。时任阿穆恩局长的梅厄•阿米特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阿米特认为，尽管洛茨这个人有种种毛病，的确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说他平时有些过于鲁莽的言行会让人家感到不高兴，又比如说他太喜欢喝酒了，而每次都喝得太多；另外他向那些埃及朋友赠送礼物时，又过于大手大脚……但是，对于从事谍报工作来说，洛茨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仅能够巧妙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且成功地获得埃及方面的认可和信任，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一名优秀的特工人才。就这样，洛茨得到了阿米特的理解，带着新婚妻子一同回到埃及。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知道洛茨的真实身份以后，不但不反对，还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工作，后来竟然成了他的一名得力助手。
夫妻双双回到埃及后，洛茨开始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耐心地给她解释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则。在洛茨的指导下，瓦尔特劳德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生活，成了洛茨得力的帮手。夫妻两人都生活在开罗，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更容易掩护他们那种特殊的身份。如果是一个单身汉住在这里，时间一长，也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现在就显得很正常和自然了。从此他们俩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很是顺利。
“香槟间谍”
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不但再次受到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成了一个真正的育马人。那些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对他们夫妇更是另眼相待，都亲切地称他为“大胡子”。当时的骑士俱乐部刚好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旁边就是军队驻地，这对洛茨从事间谍活动实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洛茨夫妇花了一大笔钱买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且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做他们的驯马师，帮他进行训练。当时洛茨对外宣传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实际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当时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那些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他们的马术中心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于是，每天清晨洛茨都会带着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训练马匹。在外人看来，洛茨经常站在一个五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是出于对自己那些价格昂贵的纯种马的关心，谁会想到，洛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站在高塔上的洛茨这时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近在咫尺的军事基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几乎一眼就可以辨明基地里那些车辆的类型，并且马上就能判断出，他们是在进行战术调动还是在进行一般日常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准确地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调动的重要情报。
当然，这一切都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埃及军人的眼底下进行的。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这些阿拉伯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上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事情。洛茨明确地告诉他，马肯定是要买的，不过是由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加齐上校告诉他说，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这时也友好地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去照料。
听到加齐和哈达里两位上校这个友好的建议，洛茨故作惋惜地说：“非常感谢你们这种友好的建议。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知道，我是不能随便出入你们军营的，所以我就不能随时去看我的马了。你们说这不是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吗？”
两位埃及军官听了洛茨的话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加齐上校对洛茨说：“大胡子，不会要你和夫人的命的。这件事我们来帮你解决吧。哈达里上校你说怎么样？”
哈达里上校立刻说：“没问题。我们给你们夫妻办个特别通行证，这样你们不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洛茨一听又故作惊讶：“那行吗？我的朋友。”
哈达里上校大手一挥：“明天我就把特别通行证送到你们手上。现在你就把你和夫人的照片给我们好吗？”
洛茨连连说：“好好好，现在我请你们二位去喝一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他们拿着特别通行证，走进埃及人的军营就像走进自己的卧室一样方便。后来次数多了，连门口站岗的哨兵都熟悉了，从来不要他们出示什么证件。而那些军官们更是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还带着他们夫妇在军营里到处走动，领着他们参观军营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对于洛茨来说，埃及的这个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从此以后，洛茨的朋友越来越多，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和手下的一群年轻的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到后来甚至连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这些人都把洛茨看成是一位前纳粹军官，对他相当信任，经常和他在一起骑马、喝酒。就在友好的交往当中，在这一次又一次不经意的谈论当中，这些军官们都把许多宝贵的情报免费送给了洛茨，而洛茨和他的夫人每到晚上，都要关上门来忙碌一阵子，把那些从马背上和酒杯中得来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地传给以色列的阿穆恩总部。
有一次，洛茨夫妇邀请尤素福将军和他的部下到自己家里做客。将军和那些朋友们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在烛光下，在小提琴优雅的乐曲声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香槟、白兰地和威士忌，吃着松脆的烤松鸡和德国牛排，浪漫而又友好。这时，尤素福将军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还当场友好地表示在有空的日子里，愿意陪同洛茨夫妇骑着马一起进行一次旅游，让他们领略一下这座城市的郊外风光。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这些人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一种间谍的敏感让洛茨的神经马上兴奋了一下。就举起酒杯对福阿德将军说：“将军，难道您碰上了什么不愉快吗？”
福阿德将军犹豫了一下，还是私下里悄悄地对洛茨说，最近有一家旅馆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死了5个人，据说是以色列人干的。经过调查发现那些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福阿德将军说完后对洛茨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
洛茨默默地点了点头。
几个小时的畅饮之后，宾主之间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渐渐地，客人们就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在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只有洛茨一个人是清醒的，因为他的酒量是没有对手的。一会儿，他就离开了福阿德将军，悄悄地坐到了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的身边。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是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的。
阿卜杜勒•萨拉姆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所以这位瘸腿将军永远是满腹牢骚，好像全埃及人都欠他一条腿似的。现在他又是老生常谈，说埃及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士气也不高；指责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战术观念又陈旧至极。他还说，虽然政府请了许多苏联人来指导工作，却又不信任他们。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对于这样的牢骚洛茨以前也听过，虽然已经没有新意了，但洛茨还是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和这位瘸腿将军碰一下酒杯，并恰到好处地附和一下。此时让洛茨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听说埃及已经把一个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并且装备了一批苏联的飞机和武器。他想通过这位瘸腿将军证实一下埃及人是否准备打仗了。随着交谈的深入，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不仅证实了部队调动的事，还透露了战争虽然不是立刻就打，但终究不可避免的消息。
当晚，等客人们散了之后，沃尔夫冈•洛茨就把在这次宴会上听来的情报及时地发给了以色列情报总部。后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步兵旅调到运河地区的真正企图，洛茨夫妇还装成一对去死海游泳的普通游客，到运河区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埃及的日子不仅过得惬意而又浪漫，而且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在同那些军官和名流们一次次的推杯换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了各种情。这段时间，洛茨准确地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的情报，掌握了埃及军队的分布情况，他把这些情报及时而又准确无误地报告给了以色列总部。
“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
1963年，阿米特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洛茨也由阿穆恩转到了摩萨德下面，依然归他领导。阿米特对洛茨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有一天，定居埃及的约翰•冯•雷斯邀请洛茨夫妇参加他们的家庭酒会。为了结识那些同雷斯频繁来往的德国专家，洛茨夫妇欣然赴约。没有想到在那次酒会上，他们夫妇竟然差一点儿露出了马脚——因为在雷斯家里，洛茨夫妇意外地见到了声名狼藉的埃泽勒。
埃泽勒是一个医生，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二战期间，他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对许多犹太人进行过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把那些犹太人当成他的试验品，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死。二战结束后，这个埃泽勒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成了一名在逃的战犯。洛茨和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虽然早已听说这个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这种场合下能见到他。
更糟糕的是，雷斯这时竟把埃泽勒这个杀人犯介绍给洛茨。他对洛茨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德国朋友，而且还是个医生，现在就在这里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服务。
洛茨一听，内心真是热血沸腾，恨不得上前一步，一把将他掐死。但他还是冷静地走上前去，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好像还在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发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不过，这时让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的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马上向她投去了一个警告的眼色。瓦尔特劳德尽管在见到这个埃泽勒的第一瞬间也是怒火中烧，但是，机智而乖巧的瓦尔特劳德在接触到了洛茨的眼光后，并没有同这个恶棍客套，而是赶紧掏出手帕，说自己的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趁机去了盥洗室。她担心自己如果再多看埃泽勒一眼，说不定就会露出破绽。
洛茨和雷斯落座之后，就在一起喝着摩泽尔酒，开始友好地闲聊起来。
就在这时，冯•雷斯竟然毫不掩饰地对洛茨说：“朋友，也许你没有印象，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面了，那是在战争末期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不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记得起来？”
雷斯的这番话真的让洛茨听得一头雾水。他那只举着酒杯的手一时定格在那里不动了。他不知道雷斯说这句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过他还是很尴尬地笑了笑说：“实在抱歉，过去了这么些年，我好像已经想不起来了。”
雷斯又接着说：“那就让我再提醒您一下好了，朋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您是穿着一身冲锋队常穿的黑色制服，一副精干而又威严的样子，当时真让我嫉妒极了。您不记得吗？”
洛茨一听，终于明白了，雷斯说这番话显然是没有恶意，他不过是在怀念那种逝去的时光。同时，洛茨又意识到，这个自以为是的雷斯肯定是认错了人，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纳粹军官了。但是，洛茨这一次不能再否定了，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装成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对雷斯神秘地一笑，不置可否。对雷斯的这种张冠李戴，洛茨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这对自己那种纳粹德国军人的身份无疑是一个人证。但是洛茨却又假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矢口否认。
哪知洛茨的这种否认，让那个自作聪明的雷斯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说法。他把洛茨的这种“否认”理解成了是洛茨的一种“害怕”——害怕别人知道了他这个前德国纳粹冲锋队员的身份，于是他马上友好地说：“朋友，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为您保密的。您说我是那种到处胡说八道的人吗？”
“好吧。那就谢谢您了！”
洛茨对他友好地举起了酒杯。
其实，洛茨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个雷斯的保证，同时他更巴不得这个雷斯能一天到晚到处传播“认出”了自己的新闻。那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现在的这种假身份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旁证。在当时的埃及，那些前德国的纳粹军官很是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越多。果然，那些在座的埃及文武官员一听说此事，立即兴奋起来，并且一个个面带笑容同洛茨频频举杯，并同他一起谈论起那些“光荣历史”。
约翰•冯•雷斯的这一次误会，让洛茨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趁机使他的这种德国人的假身份更加让人深信不疑。
洛茨首先让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为他搞一份材料，来证实冯•雷斯这种子虚乌有的故事的真实性。那份材料到手后，洛茨就把它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就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打开那个大信封随手翻了翻，突然大叫起来，就当着仆人的面大骂瓦尔特劳德太粗心大意了，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洛茨一边骂，一边又煞有介事地当着仆人的面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这个很重要的大信封放到抽屉里，并且锁好。
几天以后，当洛茨再次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那些粉末已经不见了，就连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那根头发也不翼而飞。洛茨心里明白，这显然是埃及情报机关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派人取出了其中的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情报人员经常使用的秘密开启信封的工具包
洛茨当时的这种估计并没有错——两年以后，他同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奥斯曼将军对他说，最近上面有了新的规定，不要轻易同外国人接触。洛茨马上笑着说：“我和我夫人都是外国人，是不是也要避免和我们来往啊？”
奥斯曼将军也笑着说：“你们哪，你们不算。上面对你们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不可能吧？”洛茨故意惊讶地问。
“当然可能。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知道你当年就是一个很激进的排犹主义者。”
这次冒名顶替的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是在他后来被捕之后，因此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并没有像他的同事伊利•科恩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约翰•冯•雷斯家里的那次宴会上，洛茨夫妇还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并且很快就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两位专家喝了酒以后，经常为战斗机设计上的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为他后来搜集埃及战机制造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不久，洛茨夫妇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该牧场与埃及的一个火箭发射试验场挨得很近。这样，他们就可以近距离地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当着洛茨夫妇的面高谈阔论，为他们不断地免费提供着新情报。用洛茨自己的话来说，“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埃及武装部队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讨论问题似的”，都要到这里来讨论他们的军国大计。
洛茨充分利用埃及人对他们夫妇的信任，经常装成一副什么都不懂、但又什么都想弄明白的样子，常常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表现出一种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让那些埃及官员都觉得这“大胡子”憨厚可爱。洛茨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当时那些德国人确信，我连飞机发动机和咖啡粉碎机都分不清楚。我越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们越是坚持向我介绍和解释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性的问题，好像不把埃及人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他们就睡不好觉一样。”
洛茨就是利用这种环境和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并且详细地了解了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同时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真可以说是收益颇丰。
有一天，洛茨夫妇在牧马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就同他套起近乎来。很快就知道福格尔桑要到慕尼黑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并且还打听到了福格尔桑此番去慕尼黑所要下榻的旅馆，甚至连房间号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德国专家还对洛茨很感叹地说，自己去德国出席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埃及政府却连一个像样的公文包都不给自己准备，并且说原来的那个公文包已经太旧了，有的地方还开了线，根本没法装他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洛茨一听，觉得又是一个机会来了。当天下午，洛茨就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在送包的同时洛茨已经做了手脚，把公文包上一把备用钥匙偷偷地留了下来。当天晚上洛茨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并且把手中的这把备用钥匙转到了特拉维夫总部。
在这份情报中，洛茨还详细地提到了如何窃取福格尔桑等人的公文和资料的计划。他说，这个福格尔桑只要一到晚上，就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肯定是空无一人。这样就可以利用这把备用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福格尔桑的公文包，找到他们需要的文件和资料。
摩萨德总部得到这份情报后，马上通知了派驻慕尼黑的那些特工，并且在两天之后，派专人将那把备用钥匙送到了慕尼黑。慕尼黑立即派出两名特工，到福格尔桑等人下榻的旅馆开了个房间，而且就住在同一楼，随时密切监视福格尔桑等专家们的动向。那天晚上，等到福格尔桑一下楼，那两名特工就立刻潜入他的房间，用这把备用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福格尔桑那只崭新的公文包，把里面的文件和资料一字不落地进行了拍照，毫不费力就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神秘的小轿车开到了导弹基地
1964年夏季的一天，摩萨德总部给洛茨发来一道紧急密电，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查清楚埃及沙卢发导弹基地的真相，因为他们怀疑那里有一些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
接到命令的第二天清早，洛茨夫妇就驾着他们心爱的大众牌小轿车上路了。洛茨身穿一件花里胡哨的名牌上衣，下穿白色运动裤子，头戴一顶浅红色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花花公子眼镜。他夫人也是身穿白色长裙，天蓝色的上衣，戴一顶白色无檐帽。他们带着钓鱼竿，装成到海边去钓鱼的样子。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快要抵达苏伊士市时，洛茨把车往左边一拐，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又拐了两个弯，穿过铁路，来到通往沙漠深处导弹基地的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沙卢发导弹基地就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之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公路口。那里竟然没有路障，只是在岔路口设有一个岗亭。一名戴着警戒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洛茨驾着车从他面前驶过时，居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洛茨驾着车子来到了岗亭前，紧挨着岗亭停了下来。突然他发现那名哨兵把腰带和手枪都挂在岗亭里的墙壁上，自己却跑到离岗亭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蹲在地下方便。洛茨觉得是个好机会，立即换上他的妻子开车，并叫她加速前进。瓦尔特劳德在油门上猛踩一脚，车子朝左边飞也似的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很远了，他们才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上面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字样。他们知道这里离导弹基地已经很近了。
这时，他们才听到背后传来呼喊声。洛茨从汽车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名刚才在方便的士兵这时正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朝着他们的车子在大喊大叫。但是洛茨并没有理睬他，而是叫妻子继续加速。他们的车子沿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
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车上的士兵们都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然后掉转车头跟上来。
洛茨知道，吉普车追上来后，他们一定会受到警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返回。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叫瓦尔特劳德把方向盘一打，把车子开到沙漠里去了。洛茨知道，只要把车子一开进去，就得鼓捣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既可以让那些士兵相信他们是不小心开到这里来了，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把近在眼前的导弹基地看个清楚。在洛茨的指使下，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把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装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洛茨则充分发挥他那出色的表演天赋，扮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的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同时，他们的车子还一直朝沙漠深处开去。
直到那辆吉普车追上来后，他们才不得不刹住了车。那些士兵跳下车来包围了他们，然后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才故意装作不懂阿拉伯语，和他们争执起来。这时一名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十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上尉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讯问，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他们的车子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居然把他们带回了基地。
当吉普车开上一座小山坡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排列有序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指挥大楼。虽然洛茨和妻子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他们把基地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牢牢地记住了。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会完成得这样出色。
基地司令对上尉擅自将两人带到基地来深感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就开始对洛茨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表现得很从容。当基地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并搬出了尤素福•古拉卜将军。
他说：“我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是好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不信你可以给将军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不要跟我没完没了好不好？朋友！”
基地司令果然将信将疑地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通了电话。只听到他对着话筒连声说“是，是。好，好……”
放下话筒后，基地司令马上满脸笑容地向洛茨夫妇道歉，并且说这是自己职责所在，“请多多原谅”。
洛茨一听，就顺势给了基地司令一个台阶，也连声说：“这是应该的。我回去后会让将军嘉奖你。”同时，他还热情地建议基地司令应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然后就同基地司令热情地握了握手告辞了。当洛茨挽着妻子的腰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还从旁边赶上一步，走近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并且暗示自己知道洛茨是党卫军军官。
洛茨挥了挥手，然后开着车愉快地离开了导弹基地，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看到的关于导弹基地的一切报告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等一行数人，应邀一同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浴室里的微型电台
1965年2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惊奇地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等到洛茨走下车，坐在对面车里的人也从车里走了下来。当时洛茨还在开玩笑地说：“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邻居今天请客啊……”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洛茨的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6名大汉走过来把他围在中央。当洛茨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他已经被戴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
开始洛茨又是故伎重演，搬出各位将军和埃及的那些朋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洛茨这才意识到此次事情不妙。他苦苦地回忆着，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且把他的全家都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他的浴室中取出那台微型电台之后，洛茨才知道自己的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了。这位春风得意的摩萨德特工就这样被捕了。
洛茨被捕是和伊利•科恩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他大量地发报，频频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结果被埃及的安全部门测出了发报位置。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3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无线电讯号。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至此，洛茨与特拉维夫之间的来往电文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事已至此，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为了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他的妻子瓦尔特劳德是无辜的，她对此毫无所知。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的天赋。尽管对方是把她和洛茨两人分开来审讯的，但是他们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洛茨夫妇被捕了12天之后，埃及安全机关才问他们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最终还能获得从轻判决。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当然知道这些埃及人不过是想通过这件事，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同时还可以趁机对以色列进行一番攻击。不过后来洛茨突然想到，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所有的电视节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借这个机会通知摩萨德自己已经被捕了，不能再同自己联系；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
谍用无线电台
于是，洛茨就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爱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如何对待他们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埃及一直把德国人看成是自己的朋友。”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就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要派间谍来埃及的话，它最好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去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和对洛茨的那些回答，埃及当局当然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经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摩萨德的领导人发出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没有暴露，请根据这种情况设法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月27日至8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在对洛茨审讯之前，为了证实他的德国人身份，法庭找来了两名法医，然后把洛茨带到一个房间里，命令他脱下所有的衣服。当洛茨赤裸裸地站在房子中间时，那两名法医才走上前去，在他全身上下检查了一番，然后又对他的生殖器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研究的结论证明，洛茨的确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割礼”仪式的德国人——如果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在他生下来之后就一定会对他实施“割礼”手术。两位法医在洛茨的身份证明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洛茨的德国人身份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审判期间又节外生枝：埃及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检举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本人和他的律师都极力否认，并且要求法庭对这封匿名信进行调查。不过最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埃及法庭并没有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是相信了自己的法医，并且拒绝调查。最后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终审宣判。判词如下：
“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的犯罪动机的确是为了钱财，在被捕后又能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对你实施减刑判决。现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
与此同时，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3年苦役，并罚款1万西德马克。
表面上看，是因为那么一个小小的“割礼”细节，让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确认了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而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对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把那些德国专家从埃及清除出去，而又一时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正好为此提供了借口。于是洛茨就成了德国人的替罪羊。因此，即使当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也会说洛茨是个德国人而不是个以色列人。由于埃及当时还需要德国对其在经济上的继续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了。
三个月后，洛茨被关押进马阿迪市郊区的图拉监狱。图拉监狱正好位于赫勒万军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之间。洛茨成了图拉监狱的第338号囚犯。
在与妻子分手的时候，洛茨平静而又自信地对妻子说：“我想我们的苦役不会很长的，也就是两年或者三年吧。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他的身价是5000名埃及战俘
1967年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而埃及那些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部署，他每次发给摩萨德总部的报告都是经过详细核实的，即使是对那些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没有忽视，就连一些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为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职业间谍，洛茨认为，有些事实的真相就是掩藏在那些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蛛丝马迹之中。因此在战后，洛茨还是很自豪地说：“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洛茨在监狱中听到了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他马上就准确地判断出，这是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在附近投下的炸弹，这些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赫勒万军工厂。他不由得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感到骄傲。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埃及纳赛尔总统已经逃到南斯拉夫避难去了。
1967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长的办公室。这时，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你和你的夫人。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开始同埃及就交换俘虏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特坚持要求将洛茨夫妇列入被交换的名单之列。以色列间谍伊利•科恩被叙利亚人送上绞刑架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出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因此，这一次他一定要把洛茨和他的夫人营救出来。但是，以色列政界的某些领导人当时却不愿意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还要把他们算作是德国人。如果是这样，洛茨夫妇就得在埃及的监狱里待到他们服刑期满为止。阿米特认为政府要是这样做，无论是对洛茨夫妇还是对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都是太不公平了。最后，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使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被迫作出了让步，从而使洛茨夫妇有了逃出囹圄的希望。
1968年2月3日，洛茨被告知获得自由了。这是洛茨3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
几天后，洛茨和妻子终于走出了图拉监狱的大门，被释放了。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往慕尼黑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驻埃及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也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会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这时，那位领事先生突然压低嗓门问洛茨：“你知道你和你的夫人是怎样被释放的吗？”
洛茨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巴尔特勒斯神秘地告诉洛茨说，其实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有一笔特殊的交易。原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
和摩萨德的另一名优秀特工伊利•科恩相比，沃尔夫冈•洛茨是幸运的。几经周折以后，他和妻子终于死里逃生，平安地回到了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以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很快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后来，洛茨夫妇因厌倦了在以色列的生活而移居西德，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但有趣的是，与其高超的表演技能和间谍能力相比，沃尔夫冈•洛茨的经商能力显然要逊色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并没有取得成功。
失望之余，他们又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每当他们回忆起在埃及那些紧张、冒险的日子，洛茨夫妇都觉得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岁月。
第九章：“诺亚方舟”显神威导弹快艇越重洋
面对来自埃及海上的威胁，以色列秘密向德国人购买“美洲虎”导弹快艇与之抗衡，不料情报泄密全世界一片哗然，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只好秘密转到法国瑟堡港继续进行；摩萨德奉命实施“诺亚方舟”计划，圣诞节之夜穿越大西洋把5艘快艇偷到以色列，结果凭借这些舰艇赢得了那场“赎罪日战争”。
5艘导弹快艇不翼而飞
1969年12月26日，从法国瑟堡港传来一条惊动全球的爆炸性新闻——法国瑟堡造船厂为挪威建造的5艘导弹快艇，在圣诞节前夜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件事最早是由瑟堡的《英伦海峡灯塔报》记者发现的。当这位记者正要把这条新闻发表在报纸上时，法国的有关部门却给报社主编打来一个电话，叫该报不要报道与导弹快艇失窃有关的消息，否则会有麻烦。因此该报主编就把这条重大新闻给搁置下来了。可是，《法兰西西部报》的记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在《法兰西西部报》上发表了这条新闻，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这件事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成为头条新闻呢？
原来这5艘导弹快艇不是一般的导弹快艇，是专为以色列海军建造的。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让以色列人给弄走了？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当时可正是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年代啊！法国国防部不得不紧急出来辟谣，新闻发言人说：“此事只是关系到该造船厂按合同转让给一家挪威贸易公司的几艘民用船只。”
法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更激起了那些记者们的兴趣，一连串的疑问浮出水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是“一家挪威贸易公司”，到底是挪威哪家贸易公司？通过进一步的追查，记者们终于得知，是一家挪威公司不假，不过不是一家“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挪威的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其名称为“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公司的老板叫奥莱•西姆。于是，记者们又找到奥莱•西姆。西姆称确有此事。这5艘快艇是他们公司向法国的瑟堡造船厂订购的。现在这5条船正在驶往阿拉斯加的途中，准备在那里进行石油勘探。
西姆老板的这番话的确是低估了那些记者们的能量。原来那些记者早就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5艘快艇曾经在比斯开湾加过油。如果它们真是驶往阿拉斯加，那么，它们怎么会出现在驶往中东途中的比斯开湾呢？
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西姆只好笑而不答。
结果，法国国防部的那位新闻发言人，又在凌晨2点从床上被上司的一个电话“请”了起来。当他赶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发现那里已经挤满了记者，记者们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法国政府决定解除禁运了吗？
这些导弹快艇现在哪里？
你们所说的挪威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用导弹快艇去找石油？
阿拉斯加？我们可不可以报道说，你能断定这些快艇就是朝阿拉斯加的方向驶去……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位新闻发言人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紧接着，12月27日晚上，从直布罗陀又传来消息说，那5艘导弹快艇已经高速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正在向东方驶去。于是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这时所有的焦点都一下子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莫迪凯•利蒙——他的身份是以色列海军司令，当时任以色列驻法国巴黎使馆武官，是以色列驻巴黎的军火采购团团长。当时法国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商，差不多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是法国人提供的。法国也由此发了大财。
善于外交的利蒙面对舆论界的质疑，面对记者的镜头，用一种冷静的外交辞令回应：“本人有愿望也有可能协助澄清这个可疑的事件。但是，就我目前所知，这些快艇已经出售给了挪威。或许诸位可以向挪威方面或者是巴黎政府询问一下，我对此的确是一无所知。”
这个皮球又给踢了回来。
不过，利蒙这番话见诸报端之后，却让巴黎市民和法国高层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巴黎政府开始愤怒了。
要知道，当年正是这5艘导弹快艇的事，曾经惹烦过法兰西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刚刚上台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经就此下达过命令，不准这些快艇落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乔治•蓬皮杜是前总统戴高乐的学生，戴高乐曾经下达过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命令，所以他也照章执行。为此，法国方面还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现在这5艘导弹快艇还是向特拉维夫方向驶去。所以，刚从郊区过完圣诞节回到巴黎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还有刚从国外访问回国的外长舒曼先生等人对此大动肝火，他们认为这件事是“整个法国的耻辱”。
法国有关当局被通知严密调查，这5艘导弹快艇是怎么从法国的瑟堡造船厂被偷走的？
秘密军火协议
从地图上看去，以色列国土地形狭长，两面又濒临地中海和红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在以色列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较量中，海军力量的竞争向来就是一个重点。当埃及在20世纪60年代初获得苏联的先进战舰后，以色列也加紧了向德国采购导弹快艇的步伐。然而，就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并且大获全胜之后，为了扼杀以色列的嚣张气焰，法国政府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本来以色列的海军力量就不强，根本就不是埃及海军的对手，而他们向联邦德国采购的快艇又遭到了法国人的“禁运”。为了获得他们已经订购了的导弹快艇，身负重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只好派出特工人员，施展“神偷”的手段，瞒天过海，从法国的瑟堡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5艘导弹快艇给开走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舰艇。
在中东，以色列的国防装备还算是一个大国。他们的陆军、装甲部队和航空兵的战斗力，就是和全世界各国的军队相比，也可以算得上是名列前茅。但是，以色列的海军却不敢恭维，其实力与其他军种相比大为逊色。在两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海军根本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此加强海军的建设就成了以色列的当务之急。
在以色列的海军序列中，只有那条“埃拉特”号驱逐舰才算有些来头。这条军舰来自美国，原来是一条破冰船，1927年下水，而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年被卖给巴拿马运河公司，后来落入犹太人的军事组织“哈加纳”之手，被更名为“犹太国”号，主要是用来向巴勒斯坦地区运送犹太难民。当年曾经与英国的军舰相撞过，结果它那坚硬的破冰船头给英国军舰以重创。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国”号就被更名为“埃拉特”号。尽管它出身卑贱，且血统不纯，但它还是成了以色列海军的主力舰之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首先提出建造导弹快艇的设想，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在海战中能发挥作用的只有那种装备了射程远、命中精度高的大炮，并且能够自动寻找目标的导弹快艇。于是在60年代初期，苏联就率先造出了装备“冥河”式导弹的“蚊子”级导弹快艇。
以色列情报机构很快就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但是对这种海战武器的重要性和在海战中的价值却没有足够的重视。那时各国海军最崇尚的还是航空母舰和各种大型的战舰，对于这种小型的导弹快艇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令以色列人感到忧虑的是，它的敌对国埃及率先从苏联引进了这种导弹快艇，而且一下子就引进了6艘。在196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从苏联引进的这6艘导弹快艇秘密驶入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军港。
这6艘导弹快艇是苏、埃秘密交易的一部分。当时，中东局势已经是诡秘难测，美国人的势力已经通过以色列在进行渗透。苏联为了打破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的优势，保持一种势力均衡，便以出售军用物资的方式打入中东。可以说，这6 艘导弹快艇就是苏联向中东地区进行势力扩张的前奏。这些导弹快艇对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来说都是非同小可，它们分别属于当时最先进的“蚊子”级和“黄蜂”级导弹快艇系列，是一种廉价而又有一定攻击能力的轻型舰艇，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战舰。苏联的这些快艇除了装备“华约”国的海军外，还外销到印度、古巴等国。埃及拥有了这6艘导弹快艇，就使得埃及海军在中东地区保持了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这6艘快艇悄悄驶入亚历山大军港时，在离军港不远处的一幢高楼上的窗子后面，有一个30岁上下的男子，举着一架高倍望远镜偷偷地窥视到了这一切。这个男子就是潜伏在亚历山大的一位摩萨德特工。第二天，他就通过那些在埃及海军中服役的朋友，把这些导弹快艇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在当天晚上，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摩萨德总部。
西蒙•佩雷斯
这份重要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手中。哈雷尔一看到这份情报，觉得情况非常严重，立即去找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哈雷尔对本-古里安说，现在埃及海军已经装备了这种威力巨大的导弹快艇，对以色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特拉维夫和海法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将置于埃及海军的火力射程之内。
本-古里安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拿着这份情报翻来覆去地看着，一直没有吭声。
这时，坐在一旁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说：“这么说来，埃及人完全可以在我们的领海周围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我们的海岸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敌人一旦控制了我们的海岸，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一直在凝神沉思的本-古里安这时才说：“我们必须也要拥有我们自己的先进的战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派重兵防卫海岸线。”
“当然，”西蒙•佩雷斯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么做。不过据我所知，埃及人弄来的这些‘蚊子’和‘黄蜂’级导弹快艇固然比较先进，但是还有比它们更为先进的舰艇，这就是‘美洲虎’导弹舰。在某种意义上说，‘美洲虎’是‘蚊子’和‘黄蜂’的克星。只要我们拥有了‘美洲虎’，我们海军的力量就可以压倒埃及，我们漫长的海岸线就可以获得安宁。”
“看起来，你是想搞到‘美洲虎’？能搞到吗，西蒙？”本-古里安说。
西蒙•佩雷斯没有正面回答总理的问题，而是说：“据国外有关军方资料显示，‘美洲虎’目前只有联邦德国可以生产。我们目前同德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愿意同我国改善关系。他是一位温和分子，现在年事已高，即将离任，但他一直为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性大屠杀而深感内疚。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同阿登纳先生商榷，以他为突破口，打开通向西德军界的大门。我们提出购买‘美洲虎’的要求，相信德国人不会为这种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事而拒绝我们。”
“那好，我就全权委托你去促成这件事。希望你马到成功！”本-古里安拍着西蒙•佩雷斯的肩说。
哈雷尔也说：“那我们就期待着，西蒙。”
不久，在双方非正式驻外使节的安排下，西蒙•佩雷斯飞到了波恩。
抵达波恩后，西蒙•佩雷斯很快便与阿登纳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阿登纳对西蒙•佩雷斯的来访表示十分高兴，当谈到购买“美洲虎”导弹快艇时，阿登纳表现得十分积极，答应将全力促成此事。最后阿登纳还非常坦诚地对西蒙•佩雷斯说，西方国家包括西德在内，对阿拉伯的石油有着无法摆脱的依赖性，尤其是在现在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所以，对以色列出售军火的事，无论如何不可以让媒体知道，否则，那些阿拉伯人就会鼓噪“新纳粹”与“犹太鬼”在相互勾结。那样，德国不仅在政治上会受到谴责，就是在经济上也同样会受到那些愤怒的阿拉伯人抑制。如果是那样，德国是绝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找麻烦的。只要双方各自信守承诺，这种事情通过暗箱操作还是可以的。
西蒙•佩雷斯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德以双方很快就秘密签订了一份军火协议。根据协议，联邦德国将向以色列提供12艘先进的“美洲虎”导弹快艇，6年内全部交付。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进展得相当顺利。然而到了1964年底，就在西德交付了3艘快艇时，《纽约时报》突然刊登的一篇新闻打乱了德以双方合作的节奏。事情是由德方引起的。
瞒天过海
在西德负责建造快艇的技术人员中，有一位叫安德烈的人，此人是一个管不住嘴的家伙，就在西德向以色列交付了3艘快艇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十分精明，一向是为了“第一流”的新闻而不顾一切结交关系的，千方百计结识军方技术人员就是其手段之一。如果从谍报的眼光来看，这位精明的记者已经具备了准间谍的素质，只不过他的目的纯粹是商业新闻性的。安德烈与这位记者结识后不久，就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结果在一次喝得兴奋的时候侃侃而谈，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上司的训令，把这3艘导弹快艇的事当成了他们的“下酒菜”。
这位记者当时的欣喜与惊讶之情当然可想而知。
很快，德以军火交易的新闻顿时充斥了全球的各大报纸和新闻媒体，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更是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国家怀着巨大的愤怒质问西德究竟意欲何为，一些激进的中东国家甚至质问西德还要不要石油，还有些国家扬言要采取行动抵制西德商品，甚至不再购买西德的“梅塞施密特”发动机。还有的国家向西德政府发出了强烈的外交照会。西德政府不得不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那么多的记者，西德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闪烁其词之间信誓旦旦地保证，此类交易是不可能发生的，德国政府并没有要和阿拉伯国家过不去的意思，希望阿拉伯兄弟不要误会；联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同阿拉伯各国保持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西德政府的这一番表白虽然让全世界将信将疑，但是却让以色列人如坐针毡。对他们来说，仅仅靠现在已经到手的3艘快艇，是远远不足以装备一支强大的以色列海军的。
以色列人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他们再次派出了特使西蒙•佩雷斯同德方进行紧张的磋商。不料德方代表双手一摊，对佩雷斯说：“先生，我们对媒体的无孔不入十分惊讶，发生这样严重的新闻泄密事件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遗憾。既然事情已经败露，快艇的建造显然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我们的经济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不能由于你们的原因失去那么多阿拉伯人的信任。”
“贵国的处境我们当然明白，”西蒙•佩雷斯只有耐着性子说，“但是我们的日子应该比贵国更加艰难。请你们最好不要过早地关上我们合作的大门，你们的快艇的确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
看到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德方代表才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快艇的建造工程在我国肯定是要停止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据我们所知，法兰西共和国是贵国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如果我们把工程转移到法国去，那么，舆论就不会大惊小怪，阿拉伯各国也会平息怒气了。当然，这一次同样要严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再让媒体了解到在法国的这项工程就是原工程的翻版。”
“太好了！贵国政府考虑如此周到，让我深受感动。可是，法国方面是否会答应承接这一工程呢？”西蒙•佩雷斯有点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试探性地询问道。
“这就要看贵国的外交才能了。既然法国同贵国现在关系良好，我想他们是不会拒绝这种事情的，况且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德方代表微笑着说。
于是，西蒙•佩雷斯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了巴黎。
见面后，巴黎爱丽舍宫的官员表达了西德政府同样的担心，但是最后还是为西蒙•佩雷斯坚韧的精神所打动，决定承接“美洲虎”导弹快艇建造工程。不过这些浪漫的高卢人却非常严肃地对西蒙•佩雷斯说，在中东，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首先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否则，不仅我们法国的日子不好过，你们以色列人也将会因此受到惩罚。世界的体系应该保持一种均衡的态势。
就这样，“美洲虎”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就在悄然无声之中来到了法国，来到了瑟堡港的造船厂。以色列担心这项工程在法国再次流产，就派了海军司令莫迪凯•利蒙上将以驻法使馆武官身份进驻巴黎，监督快艇的建造。不过，巴黎人当时并不认可莫迪凯•利蒙这种武官的身份，在巴黎人眼里，他的身份是以色列驻法国巴黎的军火采购团团长，幸好他们更不知道利蒙曾是一名摩萨德的资深特工。
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开展得十分顺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了1967年5月，法方已经为以色列生产了4艘快艇。监督快艇建造的利蒙海军上将很是高兴，为此专门召开了招待会，以示庆贺，并且很快就将这4艘导弹快艇迅速运到了以色列。
不过剩下来的那5艘快艇却没有那么顺利。
惹恼了戴高乐总统
1967年6 月5 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突然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果仅用了6 天就占领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同年12月，以色列又悍然出动飞机袭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炸毁了13架阿拉伯飞机。以色列这一系列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也感到大伤脑筋。他迅速照会以色列驻法代表，对以色列公然违背对盟国的承诺，在中东地区挑起事端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认为这在外交上是不能容忍的。尽管以色列代表十分耐心地向戴高乐阐明了中东整个局势，认为以色列纯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戴高乐总统还是十分不快地说：“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的，没有发生的就是没有发生，不要加上那些数不清的‘假如’、‘如果’。你们的那些摩萨德特工的情报往往总是捕风捉影，说什么以不发动战争就面临亡国，这纯粹是杞人忧天；相反，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局势，这是对均势地缘政治的一个打击，也是对法国公开的蔑视。”
面对戴高乐总统强硬的态势，以色列代表只有默不作声。不久法国政府就出台了一项决议，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不仅不会再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就连那些已经付过款的飞机、弹药，包括正在建造之中的5艘“美洲虎”导弹快艇，法国政府也将不再交付给以色列了。
法国人的态度让以色列感到十分沮丧，也十分不满。
1967年10月21日，以色列海军的“埃拉特”号战舰在埃及塞德港前面的海面上巡逻时，被埃及的“冥河”式导弹击中，爆炸沉没了。这更让以色列感到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以色列内阁立即召开了一次在后来被称之为“瓦拉希”的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色列的强势人物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对法国人深表不满。他们都说，这些高卢人真是不可思议，拿了我们的钱，却又借口我们发动了战争而不给我们导弹快艇，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只有用我们的方式把它们‘取’回来！”已经是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充满自信地说。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列维•艾希科尔一听，兴奋地说：“你真的有把握把那5艘快艇‘取’回来吗？”
阿米特说：“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到时候由军方配合我们一下。”
于是，一个“取”回5艘导弹快艇的计划开始酝酿。这就是摩萨德著名的代号为“诺亚方舟”的计划。
“瓦拉希”会议后不久，利蒙上将就以以色列官方代表的身份，正式给法国瑟堡造船厂老板弗利克斯•阿米奥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由于法国政府的原因，以色列政府对那剩下的5艘导弹快艇已经无意购买了，只是希望造船厂能帮忙尽快地为这5艘快艇找到新的买主，以便以色列政府能早日收回购买这批快艇所预付的款项。
弗利克斯•阿米奥收到利蒙将军这封信后，立即向巴黎政府请示处理意见。法国总统办公室虽然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却一时无法为这5艘快艇找到新的买主，这就让这家造船厂进入了两难之地。因为剩下的这5艘导弹快艇已经接近完工了，如果是接着把它们造完，将来谁会来买；如果就是这样半途而废，那么一笔数额巨大的前期投资又将由谁来承担？
挪威商人找上门来了
瑟堡造船厂老板正在焦头烂额之时，他的一位朋友找上门来了。阿米奥的这位朋友叫奥莱•马丁•西姆，挪威人，当时是挪威船舶公司的经纪人。在前不久的一次巴黎商界集会上，阿米奥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帅气十足的挪威人，并且很快就成了朋友。阿米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风尘仆仆的西姆先生，问他：“您怎么有空来这里，是专门来看望我吗？”
西姆却对他说：“我可没有你们法国人那么多情。我是请您帮忙来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阿米奥说。
“我的一位朋友是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的股东，从事海上石油开采业务。该公司已经在巴拿马注册了，最近他们的公司正在阿拉斯加海岸钻探海底石油。他们的那些钻探平台之间缺少用来进行交通运输的快艇。他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造船的好朋友，就让我来请您帮忙，帮他解决一下快艇的问题。”
阿米奥一听是来要快艇的，简直是喜从天降，马上就说：“你们需要快艇？需要多少？”
西姆说：“目前我们只需要5艘。不过质量要有保证，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快越好。朋友，你能帮这个忙吗？”
阿米奥一听，心想这简直就是天从人愿，就连忙说：“没有问题，西姆先生。我们恰好有5艘快艇正在建造当中，马上就要完工了。我相信它们一定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真的？你有这么自信？”这一回轮到这个挪威人吃惊了。
阿米奥小声地说：“老实跟你说，西姆先生，这5艘快艇实际上是一批军用物资。本来是以色列人订购的，不过你知道，目前我们政府对以色列实行了武器禁运，所以这些快艇就不能再给他们了。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快艇，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包袱。所以我也想早点卖出去，早点收回我的成本啊！”
西姆迫不及待地问：“是吗？马上可以拿到吗？”
“马上拿到可能不太现实，不过很快就会完工的。如果贵公司急需的话，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最迟在一年半内就可以完工。”
“一年半以内？那就是说要等到明年10月份了？”
“对，到那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交付给贵公司。”
于是，他们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西姆一再强调，自己买的这5艘快艇只用于钻探平台之间做交通工具，因此就不需要装上什么导弹武器，同时希望在快艇的价格上能有所优惠。阿米奥则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后，西姆提出能不能先看一看正在建造当中的快艇，然后他们再签一份意向性的合同。
对阿米奥来说，西姆现在无疑是自己的一个财神爷，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就亲自陪着西姆来到船坞，参观了正在建造当中的快艇。随后又带西姆参观了他的造船厂，还到港口转了一圈。看过了之后，西姆表示一切都同自己想象的一样，非常满意，于是就愉快地同阿米奥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了。
阿米奥很快向国防部报告了这件事，说这5艘快艇已经让一个挪威商人给订下来了。那些国防部军用物资委员会的官员们也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这些快艇现在没有装备导弹就不是军用物资，所以这只是一项纯粹的民间商业活动，何况马上就能收回前期支出的成本。于是就同意了这笔交易。
可是令阿米奥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位给他送来大宗买卖、让他解脱当前困境的西姆先生实际上就是摩萨德总部派来的一名特工，他是“踩点”来了。
原来，就在那次“瓦拉希”会议之后，摩萨德的“诺亚方舟”计划就立即开始付诸实施。摩萨德驻巴拿马站的特工利用早已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在巴拿马注册了一个“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然后派一名叫霍德的摩萨德特工乔装成挪威船舶经纪人“奥莱•马丁•西姆”，来到巴黎找机会同瑟堡造船厂的老板阿米奥接触。霍德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像挪威人。通过利蒙将军的安排，霍德在巴黎商界人士的聚会上认识了瑟堡造船厂的老板阿米奥。几杯白兰地下去之后，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不久，霍德就来找阿米奥订购这5艘快艇了，以防止他把快艇转手卖给别人。
没有想到霍德一出马，就顺利地获得了阿米奥的信任，一口答应把快艇卖给他们。霍德即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同阿米奥谈话的全过程，并且根据自己的记忆，绘制出了整个造船厂和瑟堡港口的平面图。阿米特一听知道事情成功了一半，就指示利蒙和霍德等人要静观其变，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并且指示霍德要经常同阿米奥进行联系，一旦等快艇建造好了，就立即实施“诺亚方舟”第二步行动计划，把快艇偷到以色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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