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2)

来源：书虫子

第四章：万里奔袭阿根廷捉拿纳粹艾希曼

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屠杀，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罪不可恕，战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阿根廷15年后露出马脚；摩萨德闻讯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缜密侦查终于锁定目标；由12人组成的特遣行动小组万里奔袭来到阿根廷，摩萨德局长亲自出马现场指挥，艾希曼束手就擒。

热带美女爱上了纳粹头目的儿子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的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一直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后开始发迹，终于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目，不久就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解决“犹太问题”的专家。1936年，他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积极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曾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到意大利热那亚。直到1950年6月，他才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寻找这个恶魔不懈地努力。直到1957年，摩萨德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

摩萨德获得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实属偶然——

1957年的秋天，居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同一位叫尼克的小伙子相爱了。罗泽•赫尔曼是一位漂亮迷人的热带美女。她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栗色的秀发和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她的身边永远有一群痴情的追求者，然而她却对尼克情有独钟。

那位叫尼克的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同样是长得一表人才，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是那样与众不同。不过罗泽•赫尔曼当时对尼克的身世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尼克竟主动在罗泽•赫尔曼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西欧各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当年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青年时的阿道夫•艾希曼

有一次，他们无意之中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当时尼克就非常傲慢地说，德国人当时应该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斩尽杀绝，而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像犹太人那样的劣等民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累赘。

尼克的这番话让美丽而又善良的罗泽•赫尔曼大吃一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钟爱的这个年轻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血。既然尼克如此瞧不起犹太人，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再同他交往下去呢？当然，她并没有同尼克进行辩论，只是心事重重地和尼克告别了，这一次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最终不欢而散了。

罗泽•赫尔曼回到家里，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细心的母亲似乎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罗泽•赫尔曼终于和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提起了那个奇怪的尼克。

她对父母说，虽然那个尼克一直在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是他从来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去见见他的父母和家人，甚至连他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自己。每次罗泽•赫尔曼给他写信，都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由他的朋友转交给他。所以罗泽•赫尔曼就觉得这个尼克很是奇怪。特别是他今天的那番话，更让罗泽•赫尔曼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轻的尼克为什么对犹太人有这样可怕的偏见呢？

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恰好就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集中营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的那些刽子手屠杀自己的同胞。看到他们把一群群脱光了衣服的犹太人像赶牲口一样地赶进毒气室，还看到他们用大铲车把成堆的犹太人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然后化成一缕缕的青烟。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他终生难忘。现在听说女儿的男朋友竟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说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要是出生在二战时期，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就叫女儿多提防点，这样的人不能深交，更不能做自己的女婿。

有一天，罗泽•赫尔曼的父亲让自己的老伴给他读报，当这个老洛塔尔•赫尔曼听到报纸上说，现任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漏网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平时他也曾听到传闻，说那个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好像也到了阿根廷，正隐藏在这里。于是他不由得心里一动，马上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他怀疑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是不是跟阿道夫•艾希曼有关。于是，赫尔曼马上就让女儿带着自己，按照以前给尼克写信的地址，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家。然后从尼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尼克家就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于是他们马上驱车前往，找到了那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罗泽•赫尔曼和她的父亲一打听，知道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这时老赫尔曼心里一动，他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里，他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纳粹头目，成效甚微。那些狡猾的纳粹头目好像一个个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很是沮丧。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收到这样的检举信，但是等到一调查，却又成了子虚乌有的无头案。但是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现在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很有价值的信时，他的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但是，他没有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德国当局。由于他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将这条有价值的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了以色列。结果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的手中。

那是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仍然没有回家，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那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一切显得那样的朴实无华，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办公桌上的灯光下摆着一封信，下班前刚刚收到的。这是他的老朋友伊特寄来的。伊特在这封信里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伊特说，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

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会收到有关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伊特信上所说的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由于摩萨德当前的财力和人力有限，不能马上开展调查，何况这一次说的还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远在南美洲，千里迢迢，如果情报来源不可靠，劳师千里兴师动众，摩萨德损失的不仅仅是人力和财力，还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非议。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不过，一种职业特工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也许这个新情报的背后大有文章，何况这条消息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哈雷尔想了想，终于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隔壁的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调来了艾希曼的案卷，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潜心研究起来。对于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位纳粹德国的元凶，哈雷尔当然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他又认真地审读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哈雷尔曾经不止一次审读过关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卷，每一次审读都让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时时在心中涌动，好像那600万惨遭杀害的犹太人的冤魂都在他的面前飘荡，让他看到了那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和那一具具还没有被送进焚尸炉的骷髅一样的尸体。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当哈雷尔再一次翻阅这些案卷时，那种幻觉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他慢慢地合上那厚厚的案卷，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远赴阿根廷，首先找到那个提供线索的洛塔尔•赫尔曼，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一旦掌握了真凭实据，哈雷尔就将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亲自出马，把这个藏匿了15年之久的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给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交代。

他拟订了一个行动方案，连夜向总理汇报。

女特工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哈雷尔就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着手调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都是摩萨德战术行动处里最精干的突击队员。

特别行动小组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找到提供线索的赫尔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对名叫“达古特”和“克莱门特”的两个人进行秘密调查。但是由于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对阿根廷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他们在附近租下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对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进出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并且进行拍照分析研究。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去阿根廷之前，哈雷尔就从艾希曼的档案和有关的资料中，找出了艾希曼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他们熟悉。包括他当年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和走路的姿势等等，都让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了然于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终于有许多关于“4261号”的情报和进出人员的照片送到哈雷尔的办公桌上。

但是这些情报和照片都让哈雷尔无法确定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艾希曼，也无法确定那些进出的人员都同他有关。

为了能尽快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哈雷尔双管齐下，立即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欧洲各国，对艾希曼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庭和亲属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艾希曼当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也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

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本人和他的亲属有任何觉察。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或者是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狡猾的艾希曼又会逃之夭夭，再次藏匿起来。特别是不能让他那些德国的亲属朋友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有关艾希曼的任何问题。至于想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希望。因为德国当时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那么，仅仅知道艾希曼藏在南美洲，但到底藏在南美洲的哪个国家，行动小组还不能最后确定。尽管那个提供线索的赫尔曼非常有把握地说，那个“4261号”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发现此人根本就同纳粹毫不相干。一些居民证实，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上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不过，就在摩萨德行动小组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4261号”的两个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而且“去向不明”，门上的那两块牌子也摘下来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行动小组的注意。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所谓的“搬家”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幢房子。机智的特工们综合分析了从欧洲调查到的新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艾希曼的确就隐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他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由于艾希曼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看来现在只有在他的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看他什么时候会和家人在一起。

不过要找到这个“突破口”谈何容易啊！

他们想利用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做诱饵，利用尼克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继续给他写信，约他出来谈情说爱，然后从中套出他父亲的行踪。但是现在这条路也行不通了。这时不要说尼克，就是连他的那个朋友也突然失踪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尼克和他的朋友同样不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位美丽的女特工迪娜•罗思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因为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知道，这一年的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另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经过商量，特别行动小组都认为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让迪娜•罗思试一试。

于是迪娜•罗思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了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用一个很精致的礼品盒装好，并且在礼品盒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迪娜•罗思在生日贺卡写上：“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然后又在外面的包装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阿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

迪娜•罗思准备好这个精致的小礼物之后，就在这家旅馆里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请他当一回信使。迪娜•罗思把这个礼品盒亲手交给了那个小听差，并对他说：“请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绝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成之后，我会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金。”

此时迪娜•罗思又假装是一个十分痴情、又不甘愿单相思的高贵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同时还一再叮嘱这位小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你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会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这趟差事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了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传送情感的重要的小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自己以前也曾扮演过，因为在这个阳光充足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南美大都市里，这样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

小听差找了个机会溜出了那家高级旅馆，然后就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那块“克莱门特宅”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应。小听差就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尔南多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迪娜•罗思事先的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邻居挨家挨户打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了搬走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谢了谢那个德国老太婆，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小工厂。

那个德国老太婆嘴巴里所谓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那个小听差小心地推门进去，只见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伙子，正弯着腰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小听差马上走过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并且一定不会拒绝。”

小听差边说边将手中的礼品盒递给对方，又接着说：“我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家，那里的人说他一家早已搬走了。后来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说，搬走的那个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礼品盒上写的字，又把它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带着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谁打发你送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的。他说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着一位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就是她请我的朋友帮忙转交的。可是我那位朋友刚好有事不能离开，碰到我之后，就转交给了我，让我帮他送一下。”

小听差按照迪娜•罗思教他的话，回答得头头是道。

“我还是想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金发小伙子执拗地重复着说。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就说：“先生，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那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我又不能随便拆开别人的礼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我想那个收件人打开以后，一切就都明白了。”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金发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听差，没有吭声。

这时那个机灵的小听差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真正的收件人。但是他还是故意地说：“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就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他，让我亲手交到他的手中吧！我想这个礼物对那个人来说，也许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意义。”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

“你就把东西交给我吧。”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就从小听差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礼品盒，然后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放心吧，我会帮你完好无损地送到。”说着顺手就把这个礼品盒放到了自己的工具包里。

小听差一见，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先生！我应该怎样感谢您啊！”

小伙子似乎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说：“不用谢了。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

“那好！请原谅我打扰您了。再见！”

小听差很有礼貌地向那个金发小伙子告别了，然后就走了出去，并且记下了这家工厂的门牌号码。他急匆匆回到了旅馆，向迪娜•罗思详细地报告了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贸然把那个礼品盒交给了那个陌生的金发小伙子对不对，心里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的赏钱会不会落空。

哪知迪娜•罗思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没有责怪他的冒失，末了还慷慨地给了小听差加倍的酬金。小听差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的的确确是帮了这个女子一个大忙。因为迪娜•罗思这时完全可以断定，接受礼物的那个人正是失踪多时的“克莱门特”的儿子，也正是自己和特别行动小组多方寻找的人。

通过那个小听差的描述，迪娜•罗思马上断定，那个金发小伙子肯定就是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的意中人尼克。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找到克莱门特，然后就可以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潜逃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拍下了艾希曼的照片

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密码电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到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见到这份报告后，简直是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帮忙寻找那个克莱门特。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预感，那个化名为克莱门特的人，一定就是艾希曼。

当天，哈雷尔就刻不容缓地制定了逮捕艾希曼的行动计划，等到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马上付诸实施。他随即对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下达指令——立即落实克莱门特的身份。

特别行动小组接到哈雷尔的指令后，就请罗泽•赫尔曼小姐出马，先确定那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份。那一天，特别行动小组把罗泽•赫尔曼小姐请到一辆小轿车上，把车子开到那家工厂附近，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边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金发小伙子下班后从工厂里走出来。没过多久，那个金发小伙子走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这时，坐在后座的罗泽•赫尔曼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失踪多时的尼克。她马上对坐在旁边的迪娜•罗思说：“没错，就是他。尼克！”

迪娜•罗思点了点头，用力握紧了罗泽•赫尔曼的手。因为迪娜•罗思发现，罗泽•赫尔曼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把罗泽•赫尔曼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此时，车上的人都在偷偷地注视着向公交车站走来的尼克。迪娜•罗思发现，这个尼克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帅气逼人，怪不得美丽迷人的罗泽•赫尔曼会钟情于他。这时她不禁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罗泽•赫尔曼虽然多日没有见到尼克，但是，此时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少女的温柔，而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已经猜到了，尼克从前多次在自己面前炫耀的那个“德国军官”的父亲，原来就是屠杀600万犹太同胞的最主要的凶手。

公文包式复制照相机

尼克上了公交车，特别行动小组的小轿车悄悄尾随其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尼克刚刚搬到圣费尔南多区不久的新家。尼克下车后，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靠近树林边的那幢平房，甚至还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面不远处的那辆小轿车和他有关。

尼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很旧，简陋而颜色暗淡，孤零零地坐落在公路边的一片树林旁边，没有左邻右舍，要想在这里隐姓埋名躲避起来，倒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人员就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约50米远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再说，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也为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接连监视了几天，房屋的男主人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幢房子的男主人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特别行动小组马上将这些情况向哈雷尔作了汇报。哈雷尔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摄到一张克莱门特的照片，确定他是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哈雷尔决定自己亲自到阿根廷去一趟。几天以后，哈雷尔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监视住宅的特工作了必要的技术上指导，然后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这个克莱门特如果真是阿道夫•艾希曼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3 月21日回家来。因为根据艾希曼的有关材料记载，1960年3 月21日将是艾希曼和他妻子的银婚纪念日。由于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所以哈雷尔相信，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果然在3 月21日那天中午的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这个男人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已经谢顶了，但是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迈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步伐向这幢房子走去。通过对这个人的年龄特征、衣着打扮、走路的姿势和气质风度来分析，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人员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们立即把他拍摄下来。

哈雷尔想要的证据终于到手了。他立即返回以色列，先派人把照片送到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进行比较；同时，把现在的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但是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不过，无论是通过实验室的科学鉴定还是让见过艾希曼的人辨认，结果都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藏匿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样的结果让哈雷尔非常高兴，他再次向总理本-古里安进行了汇报。他对总理说，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想再次前往阿根廷，亲自指挥这次捕获行动。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你就亲自去一趟吧，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你的党卫军证号码是多少”

捉拿艾希曼的行动已经确定，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他运送到以色列来，还有运送工具。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万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惊动阿根廷官方。哈雷尔最初考虑是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暂时还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航空公司董事长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哈雷尔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妥。因为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时期，新开辟一条航线进行试航人多眼杂，不免引人猜疑。

于是哈雷尔又想到了海运。但是他又觉得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会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哈雷尔为运送的事大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1960年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已经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5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立即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运送以色列代表团去阿根廷参加庆祝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对定居在南美洲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种鼓舞——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是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一次“顺风车”——后来他又和总理本-古里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本-古里安的协调下，以色列外交部果然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让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抓捕时间定于5月10日。

哈雷尔又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当面向他们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预料到将会有重要事情发生，不然，这个大权在握的摩萨德局长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他答应愿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董事长还回过头来问哈雷尔：“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哈雷尔摊了摊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阿道夫•艾希曼的警觉再次逃脱，哈雷尔最后决定，须在5月10日前将艾希曼抓捕到手，然后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回国。

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经过哈雷尔精心挑选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挑选这些队员时，哈雷尔还附加了一个特别的入选条件，那就是特遣队的这些队员必须是当年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或者是他们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这样为了抓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甘愿牺牲，以命相搏。

11名特遣队员手执不同的护照先飞往欧洲各地，然后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给他们规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则率领3名特遣队的成员手持完全能以假乱真的护照，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内，特遣队的其他成员也准时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按事先的规定在圣费尔南多区其他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下来了。有的一个人住在一家旅馆，有的两三个人住一家旅馆，好像互不相识一样。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这些日子里，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处在摩萨德特遣队的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特遣队的队员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在晚上19时40分左右，准时地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加里保迪大街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所以他最近的这一次搬家，完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既定内容，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此时的艾希曼完全不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特遣队已经悄悄地撒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他现在已经是网中之鱼了。

然而，就在特遣队实施抓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阿根廷政府的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观光代表团，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9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这个通知对哈雷尔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抓捕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到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代表团专机的到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首都藏上一周，而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雷尔当机立断，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另外租了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一所乡村别墅式的建筑，距艾希曼现在的住宅约有30分钟的车程，代号为“宫殿”；另外一间则在城市中心。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装成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的样子。因为抓到艾希曼之后，他们还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一个星期，等待以色列的班机，这个“宫殿”就是艾希曼的囚禁室。一旦艾希曼的失踪引起了阿根廷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把艾希曼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以便及时转移。哈雷尔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后，来一个全城大搜捕，他们就可以及时转移，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寓所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这次行动由摩萨德最优秀的特工彼得•马尔金具体负责实施，并要求那些直接参与绑架行动的特工人员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了，就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哈雷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会议上，哈雷尔还让所有的行动人员把艾希曼的照片拿出来，再熟悉了一遍；然后又与行动小组的特工们最后一次讨论了绑架艾希曼的行动计划，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命令所有的人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别克”牌轿车作为应急车。

抓捕艾希曼的特工马尔金

1960年5月11日19时25分，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分乘两辆汽车驶向目的地。这时离艾希曼平时回家的时间就只有十来分钟了。由彼得•马尔金带领的第一辆车子，停在离203号公路口大约10米远的加里保迪大街上，他和另一名特工一起走下车来，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引擎盖，摆弄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等待艾希曼走过来。彼得•马尔金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又回到车子的左侧，也弯下腰去像是在研究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车上的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车子则停在202号公路上，车头正对着这个路口。一名特工也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则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到艾希曼一出现，就立刻将汽车前面的两只远照灯调到最大的亮度，使他在那雪亮的灯柱里眼花缭乱，不走得很近很近，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以便第一辆车子上的人接近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彼得•马尔金手上的夜光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0点5分。是不是艾希曼发生了意外，还是他嗅到什么味道逃走了？第二辆车子上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有点焦躁不安，他在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但是，埃勒达德等人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就在这时，又开来了一班公交车，一名乘客在街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慢慢地走下站台。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埃勒达德耳语道。这时埃勒达德也同时发现，在朦胧的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埃勒达德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随着第二辆车子的灯光一亮，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彼得•马尔金假装散步，快步地向艾希曼走去。这时竟然刮起了大风，远方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只见艾希曼习惯地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大风稳步朝彼得•马尔金迎面走来。但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他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来人。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还相距不到15米，彼得•马尔金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双脚落地仍然很有力气，而且有规律，这都是当年正统的军事操练的结果。

猎物就在面前，而且近在咫尺，彼得•马尔金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他加快了脚步朝对方走去。就在离对方只有5米远的时候，彼得•马尔金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低声喝道：“不许动！”

艾希曼一怔，镇静地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着迎面而来的彼得•马尔金。面对这样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艾希曼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来，准备向旁边的树林子逃遁。

但是还没有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身手敏捷的彼得•马尔金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伸出一条有力的臂膀，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然后用另一只手准确地锁住了艾希曼的喉骨，将他制服了。就在这时，第一辆车子上的特工飞快地赶过来增援。几个人把艾希曼抬了起来，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此时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迅速向夜色中冲去。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向前开去，也立即尾随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为它在前面开道。两辆车子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宫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手锁脚镣。他的头部一直被一名摩萨德的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大约20分钟后，汽车驶入“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从车上拖下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这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一副疲惫不堪而又绝望的样子。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纳粹头目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差点儿征服了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东倒西歪的。他的身上还穿着大衣，眼睛已经被护目镜盖着，看不见抓他的人。一个特工走上前去，脱去他的衣服，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然后两名特工挟持着他，把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他的一条腿被用铁镣锁在床架上。

“你叫什么名字？”一名特工用德语厉声地问。

“里卡多•克莱门特。”对方这样回答，声音很低，显然很虚弱。

负责审讯的特工又问了他的衣着的各种尺寸，回答与档案记载的完全吻合。

“脱掉他的衣服看一下！”那位负责审讯的特工改用英语喝道。

彼得•马尔金等人迅速把艾希曼的衣服脱光，举起了他的左臂。在应该有个标示血型的刺花地方，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小的疤痕。疤痕已经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与档案里记载的图形一模一样。这种刺花就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这时哈雷尔和他的手下终于放心了，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真正的阿道夫•艾希曼。

“你的党卫军证上的号码是多少！”审讯的特工单刀直入。

艾希曼此时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他知道，再也没有必要隐瞒事实的真相，一切都是徒劳的。于是他毫不迟疑地答道：“45526 和45326。”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特工人员继续问道。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症病人发出的痛苦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和那些尺寸上的号码，就可以证实眼前这个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

“1950年。”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艾希曼这时全身颤抖起来。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

说完，他全身一阵痉挛，差一点昏过去。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被哈雷尔和他的手下成功地捕获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他从阿根廷成功地运送到以色列去接受审判。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几名训练有素的特遣队成员，他自己带着其他的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进行安排。

哈雷尔知道，这个运送的任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不仅达不到他们此行来阿根廷的目的，说不定连他和他们国家的声誉都将会受到影响。

第五章：哈雷尔功成身退马尔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终于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的罪行被记录成3000多页的卷宗，站在特制的防弹玻璃罩里接受犹太人正义的审判，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亲手擒拿艾希曼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功成名就，从此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

艾希曼成了“脑震荡病人”

1960年5 月19日，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团的成员们下了飞机后，就住进了阿根廷为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国宾馆去了，准备参加25日的隆重庆典。这时，艾希曼已在哈雷尔为他专门准备的“宫殿”里平平安安地被关押了8 天。

现在，哈雷尔并不担心艾希曼的失踪会引起阿根廷警方大规模的搜寻。因为他早就分析过了，艾希曼突然失踪后，他的家人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报警。因为他们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隐居阿根廷的，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被警方查出来后，招来地方当局的惩罚，所以他们即使是要去寻找，也只能是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或熟人家里去询问。而此时艾希曼的那些纳粹党朋友也不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人现在首先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们猜到艾希曼已经被捕获了，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前程，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

事实证明哈雷尔的推测完全正确。在这8天的时间内，外界没有任何有关艾希曼的传闻，也没有任何不相干的人光顾这间“宫殿”。

因此，哈雷尔就利用这8天的时间，做好了解运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让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们都穿上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时给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让他也冒充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然后全部人马乘坐机组人员的专车直抵机场。只要一上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专机，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哈雷尔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在参加阿根廷的国庆庆典后，都不会坐专机从原路返回以色列，他们将从阿根廷去美国访问，可能还会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就成了他们押运艾希曼的专机了，这一切都给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雷尔一再强调，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技术检查和机组人员休整时间，有关机组人员必须毫不松懈地对飞机实行保护性监视。

为了防止艾希曼在机场通过最后一道检查口时狗急跳墙，向阿根廷执勤人员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雷尔早就有了周密的考虑。5天前，他就在随队军医的建议下，让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车祸”中得了“脑震荡”。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经过5天的准备，这一切都如期完成了。那个“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出院文件和疾病证明都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阿根廷那家医院开具的所有文件和证明书上，都被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现在，即使阿根廷警方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能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当时哈雷尔还想了一招。出发前几天，他让一些队员天天晚上光顾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并且在那家酒店每一次都装成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然后深更半夜地扶醉而归，在大街上又唱又闹招摇过市，让其中的一个人装成醉得人事不省的样子，由其他的几个人抬着回旅馆，并且故意在那些巡逻的阿根廷警察面前经过。

开始一两次那些巡逻的警察还在干涉，公事公办地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看到那几个人天天都是如此，那些警察也就见怪不怪了，几乎连问都不问一下，甚至还觉得这些人有点可笑。

哈雷尔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招呢？原来他做好了两手准备，担心万一艾希曼到时候不配合装不成“病人”，他就准备把他灌醉，然后把他像抬一个酒鬼一样抬上飞机。不过后来这一招还是没有用上。从到机场一直到后来通过安检直到上飞机，那个艾希曼一直都“配合”默契，并没有露出破绽。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那幢秘密的乡间别墅中，摩萨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给艾希曼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了，以防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直都得小心谨慎。摩萨德特遣队的队员都在候机大厅等待检查，他们的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的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边检人员甚至对这位“脑震荡患者”表示了友善的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以色列特工以及艾希曼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不由得轻轻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全部顺利地登上了停机坪上那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

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这时，哈雷尔还吩咐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的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时刻。

5 月21日零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的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几位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得知抓获了屠杀犹太人的凶手艾希曼之后，竟激动得抱头痛哭起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家人就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去的。

经过漫长的空中航行，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这架“布列塔尼亚”号专机终于顺利降落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

被告席上的防弹玻璃罩

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妥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看管已经苏醒过来的艾希曼，他自己则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他知道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

“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的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

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

本-古里安总理虽然也很激动，但他却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才简单地问了一句：“你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而又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这名纳粹罪犯移交给稽查总监，然后由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去审判他的罪行吧！”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 月23日，本-古里安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在阿根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了部长们。当天下午4 时，本-古里安在议会大厅正式宣布这条消息。

由于工作关系，作为以色列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但是这一次他却在本-古里安总理向议长提出要在议会上发言的前5 分钟，悄悄地步入议会大厅，在内阁成员席后面的非内阁成员席上坐了下来。此时议会大厅里鸦雀无声。摩萨德最高首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双蓝眼睛直视前方。

本-古里安总理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庄严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了全国，甚至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整个以色列沸腾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在欢呼。本-古里安自己也激动万分。这个从14岁开始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竟克制不住自己，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这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多少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还有那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大海捞针一样的搜捕……

但是此时此刻，哈雷尔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艾希曼被秘密地押解到以色列之后不久，阿根廷就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指责以色列绑架了它的一名公民。以色列当即致歉，但艾希曼仍然被拘押在以色列。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决议，认为艾希曼“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阿根廷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引起国际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为了防止在旁听席上的听众过于激动而会当场刺杀艾希曼，在法庭审判时，法警们不得不特地制作了一个上面敞开的防弹玻璃罩，这个玻璃罩很大，足可以容纳艾希曼和两名卫兵。艾希曼就站在那个特制的玻璃罩里接受审判。艾希曼面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到后来，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那血渍斑斑的如山铁证，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带着一种忏悔的口吻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

在无次数的审判中，旁听席上的听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600万惨死在纳粹党卫军之手的犹太人的冤魂，终于又一次听到了正义的声音。

1961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判定阿道夫•艾希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以“反犹罪”、“反人道罪”和“参加犯罪组织罪”等罪名判处阿道夫•艾希曼有罪，并判处死刑。以色列法庭为他做了3000多页的案情记录，完全符合史实，他可谓死有余辜。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佩服。以我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的经验，你们这次抓捕办得很在行。”

——这位以色列官员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6 月1 日早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结束了。

对情报机关来说，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实际上是谍报史上典型的秘密情报活动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海外活动，使用伪造证件旅行，凭自己的智谋行事，最终抓获了寻求的目标。此类行动通常都会有失算和不走运的情况，而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使整个行动付诸东流。所以，在制订方案、部署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步骤和细节中，“追捕艾希曼”这一行动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纯间谍技巧性问题。

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场震惊了全世界。摩萨德由此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亲手将艾希曼成功擒获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也由此名声大振，被人称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他的这一壮举书写了他特工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笔。

马尔金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1930年，他随家人搬到波兰与亲戚一起生活。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他和母亲及时逃离了波兰，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马尔金的姐姐和其他亲戚因为签证的原因没能离开波兰，最终不幸死于纳粹大屠杀。得知这一噩耗的马尔金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马尔金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犹太人地下组织。1950年，他加入摩萨德成为一名特工。马尔金在摩萨德一共服役了27年，于1976年正式引退。在公开的业绩里，除了亲手擒获纳粹头目艾希曼以外，他还曾抓获一名混入以色列高层的外国特工，并阻止了一些纳粹核科学家在二战后参与埃及武器发展计划的企图。鉴于他出色的表现，马尔金曾两次获得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总理奖章”。

马尔金在服役期间，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因此获得了“伪装大师”的称号。他曾装扮过艺术家、码头装卸工、飞行员和商人，而他的国籍也一会儿是法国，一会儿又变成了德国或者美国。马尔金曾经说过：“我大约使用过30多种不同的伪装方式。有时候连我的母亲、妻子和朋友也被我弄得晕头转向。”

1976年，马尔金离开摩萨德后，开始钻研绘画和写作，并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他曾在巴黎、伦敦、东京等地举办过画展，还曾卖出过300多幅油画和素描。马尔金最有名的作品是他在阿根廷执行任务期间，用油画棒和水彩笔画在一本《南美导游手册》上的画，画面上描绘了马尔金的一些亲属，以及阿根廷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场景。

除了绘画以外，马尔金还酷爱写作。1980年，关于马尔金的一部纪实小说在整个欧洲流传开来，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亲手逮捕艾希曼的人。马尔金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为《艾希曼在我手中》，此书还被拍成了电影。

后来，这位传奇的特工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耐人回味的故事。

马尔金应该是哈雷尔任职期间，摩萨德特工中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之后，身为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在此前后，他还干过许多让人吃惊的事。

1956年，他领导的摩萨德特工，曾经成功地从东欧驻苏外交官手中，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由哈雷尔亲自前往美国交给中央情报局处理。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专家进驻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希望德国人能帮助他的国家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利斯行动”。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使用过的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但是，哈雷尔觉得他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总理不断地提醒他，不要惹怒了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德国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的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因为斯科曾尼同阿道夫•艾希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更是一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正是由于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迪•戈尔卡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一家旅馆附近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证实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有3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三个大错误，从此他和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予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捉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被确定为间谍而被抓捕的时候，本-古里安十分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予的权力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1963年3 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 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的原因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过了头。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摩萨德教父”的美名。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真正的奠基人。

第六章：走马上任阿米特外交策反两成功

阿米特成为第三任局长后，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成立的行动处，使摩萨德的行动如虎添翼；巧施“美人计”，成功策反伊拉克王牌飞行员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23年后再次成功策反叙利亚空军少校，又一架“米格-23”战斗机飞到了以色列。

阿米特把“131部队”并入摩萨德

哈雷尔功成身退之后，摩萨德走马换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成了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地区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同巴勒斯坦地区许多的犹太家庭一样，阿米特的家人也是千里迢迢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当年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成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与周围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从未停息过。上个世纪50年代，阿米特曾先后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猛过人。他从来不愿意待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表现了一种军人的阳刚之气。

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年轻的军官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且很快就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做随从参谋。不久，阿米特就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因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而到美国休养。作为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休养的时间潜心攻读，终于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穆恩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却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在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思维方式也格格不入。结果闹得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矛盾、协调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方便。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穆恩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并与摩萨德内部的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提升。

阿米特出任摩萨德局长后，对摩萨德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必须以对原始的情报材料的系统性分析，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他虽然把军事情报局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还是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的这些理论和后来的实践，对摩萨德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任职期间，他把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从而使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以色列的外交部。当时，同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时，往往不是由以色列的外交官员出马，而是由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出面。这一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当年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的“外围战略”构想，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以色列同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常常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情报渗透和交流。后来，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摩萨德的海外活动空间。直到今天，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仍然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活动基地。

但是，就在阿米特要将他的这一“准外交”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时，不想却招致了一场麻烦。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给阿米特捎来一个重要的口信，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听到这个消息，阿米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当他向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提出这件事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的建议极有可能是埃及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他提醒艾希科尔总理说，如果阿米特在开罗被捕或者是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

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边境的局势极为紧张，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之际。这时，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那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了。

“准外交”和“六日战争”

1967年5月下旬，埃、叙联军大兵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当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埃、叙联军却按兵不动。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家，无论是从哪方面都是久耗不起的。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他们准备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僵局。但是投鼠忌器，以色列又担心自己的主动进攻会招致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便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得到了美国的无言的承诺后，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结果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这就是现代中东史上有名的“六日战争”或者叫“六五战争”。当时战争打响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还致信给约旦国王侯赛因，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的关系。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

当时摩萨德特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向以色列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早晨7时45分。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飞行员正在吃早餐，空防警戒松懈，而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一切都正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于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群就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1967年6月5日7时45分准时飞抵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的飞机和地勤设施，还有那些雷达防空设施，很快就被以军飞机轰炸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当时以色列可供使用的作战飞机共有196架，另外还有12架战机也已经编队在空中集结待命。在特拉维夫时间7时45分，以色列的第一批幻影式战机和神秘式战机就飞抵轰炸目标上空。为了绕过设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雷达监视网，还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取道西奈半岛居民区和军事区之间的沙漠荒地和山区峡谷，飞到地中海上空，然后以超低空的高度分别从亚历山大西部飞到开罗机场，从塞得港北部飞到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这时，埃及机场上一架架米格式战机和索科尔式战机都毫无隐蔽地暴露无遗，甚至连机衣都取下了；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对付空袭的防御，机翼挨着机翼，一行行的战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等待来自空中的轰炸。

当以色列的第一批战机在轰炸和扫射目标的同时，以军的第二批战机已经在航途中，而第三批又开始起飞了。就这样，从早晨7时45分开始，到10时35分结束轰炸，以色列共出动战机17批次，以每批次不到10分钟的间隔起飞，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十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的重磅炸弹，几乎将其全部摧毁了。埃及的空军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这时所谓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解决了埃及的空军之后，以色列又对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下手了。到6月6日傍晚为止，以色列歼灭阿拉伯国家的飞机416架，其中有393架是在地面被摧毁的。而以色列自己则仅仅损失了26架战机和21名驾驶员。这种悬殊的反差实在是令人震惊。

仅仅经过6天的较量，第三次中东战争就结束了。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三个国家共阵亡官兵2万多人，受伤和被俘6万多人，而以色列仅阵亡809人。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它战前面积的4倍。“六日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之外，摩萨德局长阿米特也由此声誉大振。

美女特工找到了“猎物”

阿米特在摩萨德局长任职期间，正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初露端倪之时，为了有力地打击这种新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阿米特为摩萨德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的时候，许多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还纷纷致信给他，高度赞扬阿米特，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反恐”树立了典范。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士兵

“米格-21”战斗机

摩萨德在阿米特的主政下，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其中最精彩的一页就是在1963年，摩萨德特工利用“美人计”，一举成功地策反了伊拉克王牌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使以色列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也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战斗机。摩萨德的这次成功简直就是给以色列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让举国上下为之一震。

在196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庆20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当一架架法国制造的幻影式战机从观礼台上隆隆飞过，最后消失在天际时，一架涂有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的飞机又出现在空中。这架飞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在场观众的疑惑，同时也立即在世界同行中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这架飞机并不是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幻影式战机，而是一架苏制“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战机是苏联研制并生产的，它是米高扬设计局的杰作，在当时是全世界速度最快、设备最先进的攻击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1955年第一架“米格-21”诞生时，它以优良的战术性能、轻巧、灵活、爬升快、跨音速和超音速、操纵性能好、火力强等多种优势，被“北约”取了个绰号“鱼窝”。当时即使是在苏联，也只有那些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拥有这种飞机，就连“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空军部队，都没有装备这种战机。在20世纪60年代，“米格-21”成了苏军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时装备了2500架以上。

当年，苏联为了在中东地区施加其影响，曾在1961年以“绝对保密”为条件，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提供了几架“米格-21”战机的样机。至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米格-21”战机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当年苏联把“米格-21”战机派往国外时，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安全保密措施。他们规定，这些样机必须是在苏联顾问和克格勃特工的监督之下，才能训练阿拉伯飞行员；而那些接受苏联训练的飞行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另外，有关飞机的安全、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训练以及飞机维修等工作，也全部都由苏联人负责，阿拉伯人不能轻易插手。总之一句话，从“米格-21”战机来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天起，就被严格控制在苏联派出的顾问、飞行员和特工的眼皮底下，不曾离开他们的视线半步。

然而，就是在如此严密的措施下，这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还是在以色列的国庆阅兵式上空出现了。当那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从观礼台的上空骄傲地呼啸而过时，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不由得在一片欢呼声中，把手中的帽子和鲜花抛向空中，有的人甚至在人群中相互拥抱起来。

可是，就在这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却有一个人，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天空，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那架熟悉的“米格-21”战机飞向天际，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

穆尼尔•雷迪法曾是伊拉克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两年前，就是他驾驶着这架“米格-21”战机飞出了伊拉克，悄悄地降落在以色列的一个秘密机场。

穆尼尔•雷迪法当年是伊拉克最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之一，而且还是伊拉克的一名空军少校，时任伊拉克空军大队长。他生活在伊拉克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一家人都信奉基督教，父母及家人都是天主教“马龙派”虔诚的教徒。但是在伊拉克，那些非穆斯林信仰者是受歧视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居住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曾遭到大批的屠杀。他的父母虽未受到迫害，但对伊拉克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憎恨感，甚至产生了远离伊拉克的愿望。不过他们的儿子穆尼尔•雷迪法却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是在阿拉伯学校接受教育的，后来从军后又受到了重用，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让他有了一种做人的尊严和优越感。

那么，穆尼尔•雷迪法为什么会驾着“米格-21”战斗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伊拉克，而投奔到以色列呢？

根据摩萨德秘密档案材料的记载，当年促使穆尼尔•雷迪法离开伊拉克的原因有二：一是穆尼尔•雷迪法的飞行大队曾参加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村民的轰炸及扫射，他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感到极为不满，同时也为自己参与这一屠杀事件感到内疚和沮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对苏联派来的顾问和专家在训练伊拉克飞行员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专横颇为反感。

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摩萨德官方档案不便记载的原因——那就是这个穆尼尔•雷迪法少校当时不幸中了摩萨德精心策划的“美人计”，被摩萨德的特工成功策反过来了。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当年策反伊拉克空军少校雷迪法叛逃的计划，的确是摩萨德的一个重点行动，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特当时还亲自把这次行动命名为“首饰行动”。

摩萨德的这次“首饰行动”，并不是局长阿米特一时的心血来潮。尽管关于“首饰行动”出笼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但其中最值得取信的一种，也许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说法是：1965年1月的一天，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来找阿米特将军。他对阿米特将军说：“我需要一架货真价实的‘米格-21’战机，你能办得到吗？”

阿米特将军沉思了片刻，说：“好吧，让我们来试试看。”

当时魏茨曼领导下的以色列空军，是一支精干且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被称为“以色列的长臂”。其主力飞机是法国的“幻影Ⅲ”战斗机。以色列空军当时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先进战斗机，在周围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过，后来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有了这种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机，这位空军司令感到有了一种威胁，所以才对摩萨德局长提出这种难以实现的要求。

但是，由于以色列国家的特殊性，使它的情报部门从来没有拒绝过军队的任何要求。尽管空军方面提出的这个要求相当棘手，但阿米特却没有犹豫，他必须考虑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于是，他立刻指令摩萨德行动计划处的沙龙处长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其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劫持一架“米格-21”战斗机。

当时为了实施这个“首饰行动”，特别行动小组曾设计了三种方案：空中拦截“米格-21”，并迫使它在以色列降落；派一名摩萨德特工以飞行员的身份打入某一阿拉伯国家空军，并设法驾机飞回以色列；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以色列。对这三种方案进行比较后，他们认为最后一种方案难度很大，因为阿拉伯飞行员都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金钱的诱惑不大容易打动他们，但是与前两种相比，该方案却具有简洁快速的特点，因此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至于选择哪个国家下手，最后该小组组长断定，还是在伊拉克动手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各阿拉伯国家空军的情报，摩萨德情报搜集处的电脑中存储着敌方飞行员的详细资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曾自豪地说过：“我认识数百名阿拉伯飞行员，不仅知道其飞行训练状况，就连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及私生活，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对伊拉克空军中符合条件的飞行员进行严格的侦查、摸底和筛选后，摩萨德最终选中了伊拉克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不久，摩萨德就派遣了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工，利用他们手中那种能以假乱真的假护照，以不同的身份和化名来到西欧各国，然后又由那些国家先后来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去对付他们共同的“猎物”穆尼尔•雷迪法。

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这些身份不同的特工又以各种“偶然巧遇”的方式，设法与雷迪法及其家人相识。当时在这些特工当中，有一位出生在纽约的犹太女郎，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还有好莱坞女明星的气质风度，她的化名为“莫妮卡”。关于她真实的身份和姓名，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据说当年雷迪法被成功策反之后，恼羞成怒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极力想搞清这位“莫妮卡”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位“莫妮卡”当时持有美国护照，是这次“首饰行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正是这位犹太女郎的出色表演，才使得此次行动完美无缺。

当年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莫妮卡巧妙地结识了年轻英俊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这位飞行员一见到莫妮卡，立刻就被她那迷人的容貌和非凡的气质所倾倒，对莫妮卡可谓是一见钟情。雷迪法与莫妮卡频频约会，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多次的谈话中，莫妮卡很快就发现，这个雷迪法确实非常同情库尔德少数民族，一谈到当时屠杀库尔德地区那些山民的话题，雷迪法的表情就非常痛苦，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脸上总是显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激动。莫妮卡知道雷迪法虽然是阿拉伯人，却不是穆斯林，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忠诚于基督教义。他的信仰和他在伊拉克所遭到的歧视，使他很容易同情那些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或事，尤其是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的问题，雷迪法一直认为伊拉克当局的做法实在是不妥。既然库尔德人已经属于伊拉克国，那么政府就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应当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但是一直以来，库尔德人却始终都是国内受歧视和欺压的对象。所以，雷迪法就毫不掩饰地说，库尔德人的叛乱完全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政府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改变原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做一些必要的让步，通过谈判得以和平解决。可政府不但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还大动干戈，屠杀那些善良的库尔德人。这样的结果只会加剧库尔德民族的反抗情绪，让现有的动乱和不安长期延续下去。这种局面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雷迪法这种出于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批评和愤怒，莫妮卡也是从内心真诚地表示赞同。于是她也趁机谈起了美国的黑人问题，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思想上的一致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不过对于莫妮卡来说，当时她尽管是负有特殊使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近雷迪法的，但是她与雷迪法之间的那种情感和共鸣，多少还是有一点真诚的成分。

在后来的谈话中，莫妮卡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上。让莫妮卡没有想到的是，雷迪法也向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雷迪法说：“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信仰基督教的关系，我生来就喜欢同情弱者。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人口也不过几百万，但是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顽强地对抗着周围几亿的阿拉伯人。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灾难。”

雷迪法的坦诚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见识，让莫妮卡不得不从内心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当时，她竟然有点儿怀疑自己的动机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对这样一位年轻而又正直的伊拉克军官下手，是不是显得自己有点不光彩甚至是卑鄙。但是一种摩萨德的使命感，又让她觉得自己现在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机会。现在自己应该充分利用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取得对自己充分的信任。于是莫妮卡见机行事，首先是表达了对雷迪法的好感，称赞他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好人，也十分理解他深藏于内心深处但又无法与人言表的那种痛苦，然后，她便顺水推舟地建议他，应该想个办法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趁自己现在还年轻，早一点改变一下当前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

没有想到莫妮卡的这个看似善意的建议，倒真的打动了雷迪法的心。但是雷迪法最后还是很犹豫地打断了莫妮卡的话，对她说，自己现在毕竟是一名伊拉克的现役军人，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不能违抗军令。

从雷迪法的话中，莫妮卡注意到他有所动摇了。于是就以一种年轻女性的天真口吻对雷迪法说：“如果你现在就退出军队，不就可以再也不用执行屠杀库尔德人的命令了吗？”

莫妮卡的话刚一说完，就觉得有点后怕，几乎连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想，这样说是不是太露骨、太直白了一点。她担心会被雷迪法看出破绽。

但是，事情并没有莫妮卡想象的那么严重。雷迪法并没有从她的话里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雷迪法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莫妮卡这种看似友好的建议。他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说，如果自己现在要求退役，一是担心上面不会批准，而且还会引起对自己的某种怀疑；再说，他现在还不想马上就放弃，因为他很喜欢这种飞行生活。

这样的谈话虽然进行过多次，但雷迪法还是难改初衷，达不到莫妮卡所期待的目的。后来莫妮卡想到，总是这样的“务虚”，也的确是难以奏效。自己不过是他的一个一般的朋友，萍水相逢，雷迪法凭什么听自己的。要想让他就范，莫妮卡觉得有必要给点甜头让雷迪法尝尝。虽然他们认识已经有半个月了，也有亲昵之举，但还从来还没有上过床。虽然雷迪法也曾有过这方面的企图和要求，但莫妮卡每次都以“我完全是为了你的荣誉”而拒绝了。

莫妮卡知道，男女之间的这种风流韵事，在西方国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但是在穆斯林的国土上却十分看重。她也实在不愿意为这种事情让雷迪法的声誉受到玷污。不过莫妮卡意识到，再不使出女人的最后一道“杀手锏”，就很难再同雷迪法继续纠缠下去了。于是在一次约会时，莫妮卡就对雷迪法说：“你能不能陪我去欧洲旅行一次？我知道你们飞行员是可以请到假的。”

其实，雷迪法早就让面前这个迷人的女人把胃口给吊足了，这时听到莫妮卡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他立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两人稍作准备后，就一起飞到了法国的浪漫之都巴黎，在一家豪华的高档饭店里住了下来。当饭店的服务生帮他们搬来行李，打开房门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滚在一起了……

雷迪法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就与莫妮卡双宿双栖，难舍难分了。

条件是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和家人的安全

一天晚上，莫妮卡又躺在雷迪法的怀里对他说，她一直在考虑帮雷迪法逃出苦海的办法。因为她现在一刻也离不开他。

雷迪法又深情地吻了吻她，说：“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莫妮卡趁机抱着雷迪法说：“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些有趣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你。你看怎样？”

雷迪法一听“特拉维夫”，似乎就有些紧张。

莫妮卡又吻了他一下，笑着向他保证：“你不要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到那里去，飞机票都不用我们掏钱，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我们到那里住些日子，如果你觉得不适应，我们还可以远走高飞嘛。”

雷迪法终于同意试试看。他觉得只要不走漏风声，能够免费到特拉维夫转一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还能讨得莫妮卡的欢心。

一见雷迪法就范了，莫妮卡高兴得就像一个真正的情人一样，抱着雷迪法没完没了地吻了起来——她觉得哪怕是做戏，也要把戏做足，不能让上了钩的雷迪法再脱钩了。要知道她为了雷迪法的这个承诺，可是花了大本钱啊！

于是几天后，雷迪法和莫妮卡拿着摩萨德巴黎分站提供的假护照，登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一到以色列，雷迪法就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这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意外。尽管莫妮卡一再对他说，这都是自己那些朋友的安排，但雷迪法心里还是有几分不明白。第二天，他们便被安排前往内盖夫的某个空军基地参观。在那里，莫妮卡向雷迪法引见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摩萨德和阿穆恩的官员。至此，雷迪法终于知道了这位美丽的“美国女郎”的真实身份——摩萨德的女间谍。但是事已至此，雷迪法已经再也没有退路了，何况他内心也实在不想失去这个能让自己快乐的女人。

在后来的几天里，以色列的官员与雷迪法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他们坦率地对雷迪法说，只要他能够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来，他就将会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且能与其团聚。

就在雷迪法犹豫不决时，以色列的一位高级官员又对他说，你能为以色列搞到这种飞机，对整个西方盟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不仅仅是一架“米格-21”战机的问题了。也许是这位官员的一番话触动了雷迪法的某根神经，让他感觉到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反对苏联人。于是他答应了。不过雷迪法却提出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有人认为这代价太大了些。但摩萨德局长阿米特的态度既坚决又明确，最终由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这次“首饰行动”。

为了表明他们许诺的权威性，摩萨德官员又安排雷迪法与新任以色列的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见了面。同以色列空军司令会谈后，雷迪法对以色列更加佩服。当以色列空军司令亲自与雷迪法研究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时，竟能随口说出巴格达那些机场的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就像是在说自己国家的机场一样。他们不仅知道雷迪法那个中队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而且对整个机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在摩萨德官员的参与下，他们很快制订出一整套行动方案。雷迪法首先要想法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飞机挂上两个装满油的副油箱，这是远程航行并使飞机完整无损地飞抵以色列的先决条件。因为行动时他不可能直飞以色列，而只能按照霍德将军为其划定的一条曲折迂回、长达900公里的航线飞行，以避开伊拉克和约旦空军的雷达监视。至于具体行动时间虽然不好事先确定，但为了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将叛逃的飞机当成敌机击落，还是拟定了几个日期，供雷迪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整个计划谋划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几天之后，雷迪法又与其心爱的女友莫妮卡取道巴黎回到了巴格达。

莫妮卡重返伊拉克是为了协助和监视雷迪法的行动。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任务。一旦雷迪法回国后变卦了，或者他本身就是伊拉克情报部门设下的诱饵，那么莫妮卡就无异于自投罗网。以色列军方的传统观念是不让女军人投入战斗，但阿米特认为，必要时女特工比男特工更为适合，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摩萨德一向不主张、也几乎从不使用“性讹诈”或者是“性陷阱”等手段，因此世界各情报机构对以色列女特工的防范也要松得多。阿米特与其前任一样，也不强迫他的女特工以色相作为武器，除非她们自己愿意。

雷迪法回巴格达以后，摩萨德立即着手做下列一些工作：首先要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把提供给雷迪法的现款存进一家瑞士银行；其次就是要将雷迪法所有的家人安全撤出伊拉克。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不仅要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还要保证不能走漏风声，不能让其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就要到外国去居住，并且再也不回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萨德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转移雷迪法的妻子和孩子，第二步再转移他的父母和岳父岳母等人。

回到巴格达不久，雷迪法的儿子就患了“重病”，巴格达一家医院的“医生”开具了证明，认为伊拉克无法医治这种病，雷迪法的儿子只有送往英国伦敦医疗。于是，雷迪法的妻子便带着另一孩子陪“患病”的儿子前往伦敦治病。母子3人先到了伊朗，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迹象，就让他们从德黑兰登机飞往伦敦。他们到达伦敦的当天就被秘密安排登上了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妻子和孩子转移出去后，雷迪法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公开了自己未来的行程，将要把他们安排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之乡”以色列去居住。他又安排了莫妮卡和自己的父母见面，并把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以及这位迷人的女郎作了简单介绍。

不过在同父母交谈时，雷迪法还是隐瞒了自己受到了美女和金钱引诱这一情节。他的父母对儿子带来的这位神秘女郎并没有表示反感，同时还不能不为她的美貌感到惊讶。雷迪法公开告诉父母，说他要驾驶米格机投奔以色列，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由摩萨德特工作了周密的安排，此时已经安全地到了以色列，现在该解决他们老人秘密离开的问题了。雷迪法的父母除了惊讶之外，并没过多地犹豫就同意了儿子的安排。

于是，摩萨德就着手开始实施转移雷迪法的父母和他的岳父岳母的计划。在此之前，阿米特早已经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去了伊拉克北部，和他们所支持的库尔德叛军领导人商量好了人员转移问题。他们先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伊拉克北部的山区去避暑，然后从避暑的别墅偷偷地送过伊拉克的边防线，再用直升机把他们送到伊朗境内的阿瓦士，那里将有摩萨德的另一个特工小组接应。在伊拉克炎热的夏季，经常有有钱人到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的丘陵地带避暑，所以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日子，穆尼尔•雷迪法的父母以及岳父母在莫妮卡的陪同下，打点起简单的行李去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临行前，雷迪法的父母告诉他们的邻居说，莫妮卡是他们在瑞士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是来看他们的，正好可以带她去北方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他们一行数人顺利地到达山区后，立刻就有两辆大轿车迅速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前来迎接他们的一支库尔德游击小组让他们骑上骡子，整整走了一个通宵，才把他们送到直升机来接他们的地点，坐上直升机后很快就到达了伊朗境内的阿瓦士。30分钟后，摩萨德特工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了安全地点。整个行动可谓是安排得天衣无缝。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雷迪法终于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米格-21”降落在以色列空军基地

1966年8月15日早晨，天气晴朗，雷迪法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是今天要去执行一项远程巡逻任务。以前为了防止苏制最先进的飞机外逃，派到伊拉克的苏联军事顾问们曾三令五申，必须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的最低数量之内。其实苏联人这种不信任态度早已引起了伊拉克机械师和飞行员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在执行中也并不是特别认真。此时那些苏联人正聚在一起吃早餐，也没心思管其他的事。机械师们执行了雷迪法的命令。

一切就绪后，当机械师向雷迪法打出了“OK”手势后，雷迪法从容不迫地驾驶着他的“米格-21”起飞了。飞机先是向巴格达方向飞去，但是一飞出机场雷达控制的范围，马上就转向南飞去，飞行一段时间后又转向西行。这时，雷迪法的整个飞行路线，都是准确地按照霍德将军详细布置的航线行进的，并且将飞行高度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以避开沿途雷达的监视。

整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当雷迪法驾驶着“米格-21”战斗机飞临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空军对此仍毫无所知。而此时早已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很快就从雷达上发现一架单机正沿着预定的航线和高度飞来。当这架飞机逐渐飞临边境上空时，以色列的飞机立即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幻影”式战斗机腾空而起，前去护航。

雷迪法发现逼近的“幻影”飞机后，他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自己驾机投奔以色列的计划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会如此之快。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做出一连串晃动机翼的动作。“幻影”战斗机中队确认后随即掉转头来，掩护着这架来自敌国的苏制“米格-21”战机，越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的叛逃行动就此大功告成。以色列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事情发生后几小时，美、英、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纷纷向以色列暗示，希望能看一看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的飞机。因为这是当时西方国家中拥有的唯一一架“米格-21”战机。当然，得知这一消息后的苏联政府简直是怒不可遏。他们的安全部门尽管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最后还是出现了如此丢脸的事故，这将直接危及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于是，苏联政府立即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保证不能泄密，并要求立即收回这架战斗机。

聪明的以色列人当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们告诉苏联人说，这架飞机出现在以色列，他们也感到很震惊。这很可能是驾驶员在飞行途中迷失了方向。为了平息苏联人的愤怒，也为了自己能独占这份所谓从天而降的礼物，以色列向苏联保证，他们决不会让其他西方国家“染指”。于是，西方国家一切旨在研究“米格-21”的要求都被严词拒绝，就连美国也不例外。虽然这又引起了西方盟国的激烈抨击，但是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在意。

后来，苏联的那些顾问和伊拉克军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明白这起叛逃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坚信这绝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军人的一时冲动，一定是一次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间谍活动。因为，事情发生前的几周内，穆尼尔•雷迪法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以各种理由先后移居国外，就连他的银行存款也全部提走了。但是，最后就连克格勃特工也竟然未能查出任何破绽。

令愤怒的苏联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正常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让一架外国飞机贸然闯入自己的领空而不予以击落呢？最后苏联人的怀疑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以摩萨德为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身上。尽管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直到若干年以后，莫斯科也只能是对摩萨德这次漂亮的“首饰行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不能尽悉其详。

1968年5月以色列国庆典礼的那一天，当这架经过改头换面的“米格-21”出现在观礼的上空时，那个在人群中的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此时在空中操纵这架飞机的就是自己的好友丹尼•夏皮纳。正是在他的亲自教导下，那个年轻的以色列飞行员丹尼•夏皮纳不仅能熟练地驾驶“米格-21”战机，掌握了苏联教官的那一套训练方法，而且还全面了解了“米格-21”战机的所有功能，甚至包括它的缺陷。

不过令摩萨德遗憾的是，第三任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虽然完美地导演了这起“首饰行动”，但是此时正面临着离开摩萨德局长位置的危机。

无独有偶的是，在1966年以色列成功获得第一架“米格-21”战机的23年之后，以色列于1989年再次成功地策反了叙利亚的一位飞行员，让他把一架“米格-23”战斗机送给了以色列。

以色列电台的新闻震惊世界

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播放了一则简单的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目前，阿迪勒和他的飞机已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

这则新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震动，叙利亚方面更是惊慌失措。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向以色列沙米尔内阁政府施加压力，接回飞机和飞行员。但是叙利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三天以后，阿迪勒本人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他决定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的想法由来已久。

面对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以色列始终保持沉默，于是就引起了更多的猜疑。有人认为，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不仅使以色列增加了一架新式的苏制战斗机，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敌人叙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有人认为，一架叙利亚飞机在几分钟内能闯入以色列领空而未被其雷达预警系统所发现，这件事本身就不可思议，难道以色列领空的防御力量竟是如此之薄弱？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拉宾将军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于是欧洲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忍不住了，纷纷猜测说，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这一次驾机投奔以色列，与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的做法如出一辙。阿迪勒少校不过是在摩萨德美丽迷人的女间谍的诱惑下，再一次坠入情网中的又一条大鱼。

事实证明，这些西方媒体的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

自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以后，埃、以双方结束了持续30年的战争状况。埃及把它的军队主力从埃、以前线转到利比亚边界上。这样，以色列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的东线，于是野心勃勃的叙利亚便成了有同样野心的以色列的头号敌人，摩萨德立刻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情报网，大量地罗织人才，招募特工。有一位名叫德丽丝的美丽动人的酒吧女招待，应招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的间谍。

这位德丽丝小姐是黎巴嫩人，虽然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但她的命运却很不幸。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另结新欢后就抛弃了她。德丽丝不得不同家境贫寒的外祖母相依为命。16岁那年，外祖母也病故了，德丽丝无钱交纳学费，失学了。为了生活，德丽丝经人介绍来到贝鲁特的一家酒吧当了一名女招待。由于德丽丝的美丽，这家原来不很景气的酒吧一下子生意兴隆起来了，德丽丝也在贝鲁特声名大噪。不久，通过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摩萨德特工莱尔赛的引荐，德丽丝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情报网的特工。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合同。这是苏联为了使叙利亚在军事上能够与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起来，共同缔结的一个对付以色列的东部阵线。当时苏联承诺向叙利亚提供包括“米格-23”战斗机在内的一系列先进武器，并且还同意叙利亚延缓12年偿还军购所欠下的债务。1980年10月8日，阿萨德总统再度访问莫斯科，他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国间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惨败的叙利亚空军又要求苏联为它提供更先进的“米格-31”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6”战斗轰炸机。

以色列为了证实叙利亚是否已经得到了比“米格-23”型更先进的苏制飞机，就进一步加强了对叙利亚的军事情报活动，指派德丽丝由贝鲁特来到大马士革，仍然以酒吧女招待的身份作掩护，接近叙利亚的空军飞行员，截获这方面的情报。

当时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虽然快30岁了，仍是孤身一人，生活很是寂寞。再加上他脾气急躁，经常同自己的上司闹别扭，因此，每当他遇上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时，就跑到德丽丝当招待的那个酒吧借酒消愁。

有一天，阿迪勒少校又来这家酒吧消磨时光，发现这位新来的女招待长得美丽动人，于是就和她套近乎，很快就和这位风姿绰约的女招待打得火热。当德丽丝知道这个经常来这里喝酒的单身汉是叙利亚的一位空军少校时，就主动地和他亲近。不久，阿迪勒就神魂颠倒地坠入了爱河，开始同这个漂亮的女招待在附近的旅馆里频频幽会。

一天晚上，阿迪勒由于和同伴争吵，又被他的上司训斥了一顿，于是就窝着一肚子的火气来到酒吧，找德丽丝寻找安慰来了。那天晚上阿迪勒没回营地，而是在德丽丝的住处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从那以后，阿迪勒就感到再也离不开这位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美丽姑娘了。即使后来知道了德丽丝的真实身份，他也不以为意。反正他在叙利亚军中受人排挤，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决定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原本只是怀着一种完成任务的使命，奉命同阿迪勒逢场作戏的德丽丝，现在也真正地爱上了阿迪勒。于是她就向阿迪勒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当前的任务、目的，希望阿迪勒能帮她完成这次任务，驾驶一架最新式的米格战斗机飞往以色列。

阿迪勒鉴于自己当时在军队中的处境，还有对德丽丝的那种真正的爱慕之情，考虑再三，下定了决心，同意了德丽丝的请求。于是他要求与德丽丝的上司进行一次面谈，提出自己的条件。其实阿迪勒当时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一是允许他娶德丽丝为妻子，二是向他支付100万美元的酬金。

德丽丝一见阿迪勒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马上就向自己的上司作了汇报。摩萨德方面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阿迪勒的两个条件，并且为他设计了一份周密的驾机叛逃计划，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于是阿迪勒就开始了驾机叛逃的准备。

1989年10月11日中午时分，两架叙利亚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在大马士革市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后，正朝戈兰高地作正常的飞行训练。然而就在接近以色列边境的时候，飞在后面的一架战机突然偏离了预定航向，竟然掉转机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去。转瞬间，那架飞机就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从叙利亚的监测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然后徐徐地降落在以色列境内的某空军基地——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着苏制“米格-23”战机，再一次投入了以色列的怀抱。

成功地了策反两名敌对国家的王牌飞行员，摩萨德不能不让全球的同行刮目相看了。雷迪法和阿迪勒可以说是两代飞行员，但他们却殊途同归，走上了一条同样的道路。尽管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摩萨德的策反能力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至于雷迪法和阿迪勒这两个飞行员后来的去向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在叛逃后都加入了以色列空军，也有的说他们拿到了以色列给予他们的酬金之后，就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小城隐姓埋名，过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悠闲日子。

然而，作为一直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危而出生入死的那些摩萨德特工们，却没有权利获得那种悠闲和宁静。只要还在服役期间，他们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永无休止地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