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1)
来源：书虫子
前言
2010年1月20日，“哈马斯”高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迪拜一家五星级的布斯坦罗塔娜酒店被暗杀，其过程之精彩堪比“007”电影，一夜之间全球为之震惊。
迪拜暗杀事件被称为“暗杀门”，已经被多国媒体锁定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所为，有消息说是摩萨德的11名特工利用伪造的外国护照潜入迪拜，制造了这一起事件。事后多家媒体又披露了摩萨德暗杀马巴胡赫的内幕，情节堪比悬疑电影。有报道称，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亲自批准的。
尽管以色列有关方面极力否认，称此事与摩萨德无关，但随后迪拜警方公布了该酒店录像，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从而让迪拜“暗杀门”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第一次被监控录像记录下来的暗杀行动，并被认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败笔。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摩萨德这个神秘的情报组织再次浮出水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舆论的焦点。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全球“谍海四强”之一。从1951年成立至今，在近60年的情报活动中，摩萨德一直是得心应手，战绩斐然——
1956年，摩萨德成功地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送交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1年，派员远赴阿根廷，把隐匿了15年之久的二战战犯、对屠杀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党卫军大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62年，派遣特工潜入埃及，为以色列搜集到了有关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等方面的情报；同年，又派特工潜伏在叙利亚，不仅窃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而且还让这位特工差一点当上了叙利亚的国防部长。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根据摩萨德提供的情报，派飞机成功地袭击了埃及的战斗机群，又截听了埃及总统和约旦国王的电话，并将通话内容向新闻界发布，从而使埃及陷入被动。
1968年，摩萨德制定了代号为“高铅酸盐行动”的绝密计划，秘密地从欧洲运出了560桶总共200多吨的优质铀矿石，使以色列的核武器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1988年4月15日，摩萨德特工潜入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杰哈德的宅邸，用冲锋枪向杰哈德扫射，使其中弹70多处身亡，并搜走了杰哈德书房中的全部有价值的文件。
……
诸如此类的“杰作”，让摩萨德在中东以至全球都成了一个十分神秘，但又足以令所有国家，尤其是以色列的中东敌对国感到胆战心惊的谍报部门，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媲美，从而赢得世界一流情报机构的声誉，和上述三家情报机构一道被称为世界“谍海四强”。
本书将系统地揭示摩萨德近60年的历程，了解一下这个情报机构和它的国家，以及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与之有关的故事。
第一章：犹太人艰难复国摩萨德横空出世
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以色列国，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然而建国后不到24小时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却让6000人为自己刚刚建立的国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横空出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这里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是一方让人肃然起敬的“三教”圣地，也是古往今来的一块战祸频仍之地。它位于亚洲西北部，濒临地中海和红海的亚喀巴湾，是联结北非和西亚的纽带，战略位置十分显要。从古至今，神秘的宗教氛围和旷日持久的战祸带来的复仇情结，让这里高大的橄榄树并没有成为一种和平的象征。
如今犹太民族建立的以色列国就在这片土地上。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可以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如今其国土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625.9万（据2000年统计，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几乎与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相等，其中犹太人占76.7％，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及其他民族占23.3％——不过犹太人却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有580万，法国60万，俄罗斯60万，乌克兰44.6万，加拿大36万，英国30万，阿根廷25万，南非11.4万，澳大利亚10万，巴西10万。就是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这样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如何能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实在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取得联合国的席位，成为第59个会员国。
然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圣经》时代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居民称迦南人，原是阿拉伯半岛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11世纪，爱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丁人移居迦南。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称该地区为“巴勒斯坦”，即希腊语“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早在公元前13世纪末，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后，曾先后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公元前923年，这个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在北部的称为以色列王国，在南部的称为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722年，新巴比伦王国消灭了南部的犹太王国，国王及大批居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这片土地就一直处于异族的侵略、占领和争夺之中，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允许当年被巴比伦掳去的部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附近恢复一个附属小国，重新定居下来。这些人就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
公元前143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摆脱了希腊马其顿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马卡比王朝，取得了80年的独立。但是好景不长，从公元前63年开始，犹太人的灾难又降临了。这时，穷凶极恶的罗马帝国又大举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先后三次大规模地镇压犹太人的反抗运动，屠杀犹太人多达100万之众。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公元132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遭受了他们有史以来的灭顶之灾。
公元132年，犹太人的一次大规模起义遭到镇压后，大部分犹太人被野蛮地屠杀了，侥幸存活下来的则被全部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一地区后，将地名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企图抹灭犹太人千年来与这片土地相连的痕迹。这一次，他们的国家被彻底地荡平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小部分犹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他们从以色列的南部迁徙到了北部。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后来几个穆斯林国家又相继统治过这个地区，其中包括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和蒙古。在1260年至1516年间由马木鲁克统治，接着在1517年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份。犹太人从此彻底地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家园，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他们先是逃亡到英、法、意、德等西欧国家，后来又大批地流向俄国、东欧和北美等地。
不过，犹太人被驱逐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日子也并不太平。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发动了史上最大的“阿拉伯运动”，确立了“泛阿拉伯主义”。到公元637年，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大量的阿拉伯人不断地迁徙过来，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这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
到了公元1099年，欧洲封建王朝的十字军以“收复圣地”的名义，又一次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千军万马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铁蹄再次践踏着这片浸透着犹太民族鲜血的土地。十字军侵占了耶路撒冷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神圣之家”——耶路撒冷国，把大批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让他们再一次背井离乡。流落到西欧的犹太人在1492年又被全部逐出西班牙。1648年，大约30万流落在波兰的犹太人惨死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屠刀之下。公元1187年，巴勒斯坦地区各族居民又一次揭竿而起，团结一致，终于击败了入侵多年的十字军，才使“耶路撒冷国”最后解体，巴勒斯坦地区获得部分解放，部分流落他乡的居民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但是他们的灾难并没有由此结束。从1517年到1917年，也就是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巴勒斯坦地区又被奥斯曼帝国整整吞并了400年之久。残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到1880年，其人数还不到2万人；到1918年，也只有不到6万人。
到了中世纪末期，由于西欧各国商业资本得到空前的发展，散居在那里的犹太人在同当地人的竞争当中，遭到了当地政府和商人的迫害，使散居在西欧各国的犹太人不得不开始二次逃亡，被迫大批流亡到东欧和美洲的一些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东欧国家也开始出现“排犹”运动，特别是沙皇统治的俄国，多次发生有组织地杀戮犹太人的恶性事件。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窘迫之中，许许多多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试图返回自己的家园。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曾经有过多次的“回归潮”，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浪潮始于1881年，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开始回流到巴勒斯坦。他们回来之后开荒种地，或者是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从此定居下来。而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19世纪末，欧洲犹太资产阶级为了寻找一条有效的生存之道，打出“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号，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声称“犹太人受歧视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竭力在犹太人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1896年，维也纳的犹太籍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一本《犹太国》的小册子，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自治的国家的主张；他发起了“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1897年，在赫茨尔的主持下，欧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集了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会通过的复国纲领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锡安主义运动”推动了第二次犹太人的回归浪潮，从1904年到1914年的10年间，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
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在工业革命以后膨胀起来的大英帝国主义也野心勃勃，想去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于是二者一拍即合，英国很快就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大本营。
1915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为了打败德国、瓦解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曾拉拢阿拉伯人，向他们许诺“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把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去”，但是到了1916年春天，英国却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当阿拉伯人识破了英国的阴谋之后，英国就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心理，竭力扶植犹太复国运动，制造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以达到统治巴勒斯坦的目的。1917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就给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犹太籍的财阀华尔特•罗里柴尔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宣称“女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为阿拉伯人居住地，西部为犹太居民区。
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批地移居巴勒斯坦。他们拖儿带女，千里迢迢，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仅有5万人，到了1939年已经猛增到44.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掀起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回归浪潮。在1929年爆发的一场巴勒斯坦暴动中，阿拉伯人杀死了133名犹太人。接着在1936年到1939年又有数场暴动发生。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回归的犹太人大肆掠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土地，又把许多阿拉伯人赶出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家园，从而在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针对这种现状，英国在1939年又颁布了一份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并且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那违背了《贝尔福宣言》。但是阿拉伯人也并没有由此而平静下来，他们的希望是从此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
就在英国人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同时，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推波助澜。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无限制的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也一再表示要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抉择，除了同英国人之间存在着在中东利益的竞争之外，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虐犹”事件有关。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欧等地的犹太人再一次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从1933年开始，纳粹在德国执政后，推行了新的“虐犹”运动，从而掀起了第五次犹太人回归浪潮。
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吞并波兰之后，就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内。随着法国、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更多的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成功以后，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跟随德军进入苏联，对当时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1941年12月，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了6个杀人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60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虐杀。
到了1940年，回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后来在欧洲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回归。从1944年至1948年之间，已经有20多万的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了60万犹太居民。这些犹太人已经别无选择，他们认识到，只有巴勒斯坦才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接替罗斯福的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首相同他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杜鲁门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强烈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们受到了纳粹的残酷迫害，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们许多人要求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波茨坦会议后的8月31日，杜鲁门致函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说：“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门不应该关闭。”受到二战中的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于是联合国便相应地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开始真正关注犹太人复国问题。在多方的斡旋和协调下，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此次联大表决，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明文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委托统治后，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这个决议的实质其实就是使分裂巴勒斯坦“合法化”和公开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阿、犹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3还要多，而划分的土地面积却只占到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而且还被分割成几个大小互不相连的若干碎块，大部分是处在丘陵和土壤贫瘠的地区；犹太人当时只有60万，还不到巴勒斯坦当时总人口的1/2，而“犹太国”的总面积却占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并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这种公开的不公平，为后来连续不断地发生“巴以之争”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零点，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两位曾领导犹太人建国的领袖人物正式当选为以色列国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当选首任总理，哈伊姆•魏兹曼为首任总统。
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及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就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国，并率先发去了贺电表示祝贺，承认其合法性，其速度之快就连以色列人也感到惊讶。据说美国当时发给以色列的贺电，竟然是在还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预先拟好了的，电文上写的国名竟然是“犹太国”，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为“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马上亲笔将电文上的“犹太国”抹去，改为“以色列”。
三天以后的5月17日，苏联也通电宣布承认以色列。
可是，美国的承认和祝贺并不等于一切就万事大吉——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到24个小时，就遭到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致行动，大兵压境，他们企图用武力将这个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场战争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虽然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却有6000人为自己刚刚成立的国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然而，第一次中东战争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四次中东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再加上无休无止的零星冲突和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为了能在中东这个阿拉伯人的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以色列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生存方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实行真正的“全民皆兵”。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犹太居民最多的国家，同以色列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在以色列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国内公有制经济的成分却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50%左右。全国总工会在国家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以色列国真正的掌权人是总理而不是总统。同时，以色列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基布兹”，它非常类似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以色列的“基布兹”里，财产公有，民主平等，所有的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没有哪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两千多年之后能重新复国，然而犹太民族却做到了；没有哪种语言能在消亡了两千多年之后重获新生，但是希伯来语却复活了；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共产主义式”的集体农庄，可是在以色列却的的确确存在着许多“基布兹”；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科技能同以色列相比，在全世界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近1/4是犹太人，更不要说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卡夫卡、毕加索和斯宾诺莎这样的旷世名人都是出自犹太民族……
1949年5月11日，年轻的以色列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为了在中东地区获得生存的权利，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能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一个神秘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横空出世，从而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摩萨德在“愚人节”成立
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
它并不是犹太人创建的第一个情报机构，犹太人现代情报机构的创建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运动迅速发展，大量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希望在这里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在同奥斯曼帝国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犹太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军事机构和情报组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个间谍网是在1907年被发现的，这个情报网当时是为英国谍报机构服务的，因为英国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同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十年后的1917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又发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是由富裕的犹太商人哈龙•艾哈龙逊和他漂亮的女儿莎拉建立起来的，其使命同样是帮助英国搜集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情报。这个间谍网当时最大的功绩就是窃取到了德国军队生产芥子毒气的秘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敌人的袭击和骚扰，成立了“哈加纳”和“沙伊”等多个地下武装组织和情报机构。不过这些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只是分工不同。“哈加纳”重点在进行武装斗争，而“沙伊”是专门搜集情报的部门，就是今天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前身。
“沙伊”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有关巴勒斯坦人进攻犹太人的各种情报和及时发现邻国恐怖组织的破坏活动。到了1936年，“沙伊”的间谍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可以向“哈加纳”提供各个方面的活动情报。而摩萨德最初也正是作为“哈加纳”组织的一个分支于1937年成立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非法途径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犹太移民、购买武器和搜集情报，以应付同巴勒斯坦人发生的冲突。
1937年摩萨德成立之初，其总部设在法国的巴黎。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摩萨德成员大部分都转入了地下活动。当时德国法西斯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使犹太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摩萨德在法国的活动也得到了法国谍报机关所提供的广泛支持。为了实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目的，他们以近似疯狂的行动，大量地向巴勒斯坦地区输送人员和武器。
到了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期间，这支摩萨德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接近400人，其中大部分是立志为犹太复国运动自愿加入的志愿者。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建立以后，它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我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我们求得生存。我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必须建立全世界最优秀的情报机关。”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国家领导者就着力于情报工作，积极组建现代情报机关，使其为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服务。首先，他们对“沙伊”和其他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进行改组，在“沙伊”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的秘密情报系统，并且构想组建一个更为有力的情报中心。不久以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他的下属们的这种构想就付诸实施了。
在以色列建国前夕，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真正的态度还不是十分的了解，正是依靠摩萨德的特工们出色的工作，才摸清了阿拉伯人的底细，并奠定了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从而让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能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国之途竟然是那样的艰难曲折。他们以为有美国等大国的支持，阿拉伯人是不敢轻易对他们动武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及时地预见会爆发战争。当时他们还派了犹太人的著名领导人梅厄夫人化装成阿拉伯妇女潜入约旦首都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试探约旦人对犹太人建立国家的态度。不料这个约旦国王却欺骗梅厄说，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绝对不会对犹太人宣战，如果犹太人宣布建国的话。
梅厄夫人当时相信了阿卜杜拉的保证，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更可怕的是，以色列高层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轻信了梅厄夫人的判断，都一致认为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会招来阿拉伯人的武装干涉，因而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应对阿拉伯人的武装入侵方面。
当时摩萨德尽管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以色列的谍报人员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以色列只要建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以色列上层集团能丢掉幻想，立足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他们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正好有一名以色列的谍报人员，从约旦最高军事机关弄到了一份详细的对以作战方案，证明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份详细的对以作战方案，以色列的上层领导人如梦初醒，立刻意识到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于是就在着手建国的同时积极备战。
果然在1948年5月14日，当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后不到24小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联合起来，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不宣而战。但是，由于以色列在此之前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加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保住了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的国家，为以色列国的成立举行了一次胜利的奠基仪式。
由于以色列特工人员的突出贡献，在以色列经过了建国初期情报工作的短暂混乱之后，1951年，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整合国家间谍情报工作的任务交给即将诞生的摩萨德。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等多个情报机构，它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搜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这种政出多门的建制，势必互相掣肘，还会影响到办事效率。同时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又面临着来自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以色列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他们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对军事情报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当时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了解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雷尔也成了吉布利的盟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导致情报工作日趋混乱。
总理本-吉里安对此十分恼火，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他的好友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特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到一边，全力改组，终于，“情报与特别任务局”宣布正式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从此以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搜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由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1951年4月1日——也就是在西方世界愚人节的这一天，以色列正式成立了负责情报搜集、特别整治行动和反恐怖行动的统一机构——以色列“情报与特别任务局”，摩萨德从此横空出世，在以色列的国家机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摩萨德成立伊始，就得到了以色列上层的格外重视和关注。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他的好友、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专家的罗文•希洛为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创建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不久就成了以色列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情报机关，统辖着以色列全国的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局、外交部调查局、警察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归总理直接领导，其地位在以色列内阁中甚至比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还要高。
以色列著名的城市特拉维夫是一座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在她的南端有一座陈旧的棕褐色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种子公司。从外表看上去，这座小楼其貌不扬，不引人注目，同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就设在这里面。在摩萨德总部，常驻的工作人员大约保持在2000人左右，下面分设有九个处。这九个处分别是：
一、协调、计划行动处。该处的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的协调事务，具体的行动任务也大多由该处来执行。
二、情报搜集处。负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秘密情报。
三、政治行动与联络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建立合作关系。
四、人力、财务、安全事务处。
五、训练、组织事务处。
六、调查处。
七、战术行动处。
八、技术事务处。
九、派遣、装备处。
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以上严密的分工和组织结构不难看出，摩萨德成立之初，就体现了犹太人的办事特色和作风，是一个高效率运转的情报机构。当时摩萨德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情报；此外，摩萨德还有200多名精悍的突击队员，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破坏和营救等特别行动。
根据消息灵通的西方情报界人士估计，摩萨德有一支大约2500～3000人的专职或兼职的特工队伍活跃在世界各地。那些人员在当地的公开身份大多是外交官、新闻记者、技术专家、巨富商贾、馆店服务员、酒吧跑堂、私人秘书或者是司机，但是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他们在情报搜集、窃听、爆破袭击和谋杀行动等方面往往都身怀绝技，具有极强的间谍工作能力。
摩萨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在成立之初即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以求得资源共享。多年来，摩萨德已经同美、英、法、德等多国的情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巴黎和新加坡几乎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欧、亚两洲的活动中心，它的情报网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摩萨德是直接对以色列总理负责，有特殊的法律加以保护，因此它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相当保密，外界披露甚少，就连历任头目的姓名也被列为以色列最高的国家机密。这些人员通常要在退休多年后，才能公开其真正的身份；同时，摩萨德还要求它的每一名成员都要具结保证，日后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在摩萨德的经历。即使是在退休以后，也要在指定的居住地生活10到15年以上，有的甚至终生都不能与外界接触。
因为承担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所以摩萨德在以色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的历届首脑都是由以色列总理直接任命，无须经过议会批准，这些人大都是总理的心腹，并且只对总理一个人负责。摩萨德的首脑每周一次例行向总理汇报工作，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有权不经通报就可以直接晋见总理的“特殊阁员”。
摩萨德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内阁负责，它根本不需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去同国家的财政部门打交道。所以摩萨德在金钱的花费方面，是十分的慷慨和大方。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摩萨德几乎就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情报搜集，其水平之高，技术之先进，在全球几乎难有与其比肩者。早在摩萨德成立之初，那些特工们就根据犹太物理学家奈蔓的建议，将从国外搞到的数量庞大的情报输入并储存在电脑中。摩萨德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情报机构。他们就是凭借这种先进的情报优势，总能领先一步获取和运用这些情报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摩萨德就是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截获了大量的高级机密，从而让以色列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摩萨德的情报工作几乎是无孔不入，它的触角就像章鱼一样，几乎可以渗透到它所需要到达的每一个领域。
如今，美国白宫的保密性能堪称壁垒森严，世界第一，但是对摩萨德的那些电脑黑客们来说，钻进去也同样是小菜一碟。摩萨德内部有一支精悍的“飞箭”特工队，其攻击的目标就是世界各国的机要部门。他们曾放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使领馆是他们的“飞箭”不曾光顾过的，就连白宫也不在话下。当年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电话，甚至连总统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他们都能获取。据说，当年摩萨德居然掌握了克林顿总统与他的小情人莱温斯基之间长达30多个小时情意绵绵的电话录音，并曾试图以此要挟。
以色列方面对此事矢口否认。他们说，摩萨德早就有了规定，不准摩萨德的任何成员在美国从事非法谍报行动。但是从摩萨德所一贯奉行的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最高准则来看，很难说这个规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而且，谁又能完全说清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哪里呢？更何况早在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挖出了打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犹太间谍波拉德。有一名从摩萨德退役多年的特工事后也曾透露，摩萨德首次对美国总统下手的时间是在1974年，其目的是想了解美国当时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的情况。
“冷战”时期，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主要有两个政治目标：第一，打击以色列的敌人，侦察、获取对方的秘密；在国家之间实施离间，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分裂；第二，打破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孤立，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摩萨德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不择手段地开展工作。其工作重点就是在黎巴嫩遏制、破坏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摩萨德为了加强同某些外国情报机关的联系，还主动充当一些国际势力的代理人，在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大量谍报、暗杀和破坏活动。
摩萨德徽标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崛起和壮大，摩萨德开始把打击的主要矛头直接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策划了多起对阿拉法特等“巴解”领导人的暗杀计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时，以色列当局也对其谍报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这时摩萨德的具体任务有以下六项：搜集阿拉伯等国家的军事情报；为自身的利益而搜集美国等盟国的情报；搜集发达国家的科技情报；监视国际反犹太复国运动的活动；搜集其他利益地区的情报；执行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
近年来，全球网络技术广泛使用，更给电脑高手云集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世界上许多“资深”黑客几乎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需要到达的角落，就连美国也难幸免。
当年，美国最大的电讯集团NORTEL和其属下的TELRAD公司通过中标获得一个价值3300万美元的合同，为以色列空军更新电子通讯系统，以色列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可以由此进入这两家公司的元件生产领域。殊不知，TELRAD公司正是开发白宫通讯系统的承包商。这时，摩萨德特工就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入这家公司的生产领域，他们在专为白宫通讯系统提供的电子元件中，巧妙地植入了难以发现的间谍芯片。这样一来，当该系统投入使用后，美国总统对国家机要部门所作的任何指示都被完全复制了，然后通过摩萨德设在华盛顿的一个计算中心，将美国的这些高级国家机密源源不断地传输到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时对摩萨德来说，美国的高级国家机密已经不再是机密了。
据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摩萨德总部内，有一幅由计算机控制的壁式地图，长达一百多英尺，以色列的敌人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活动都能在这块地图上显示出来。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异常，这块地图上的指示灯就会自动闪烁报警，这样，摩萨德就可以依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摩萨德的情报检索和分析，实在是让一些国家防不胜防。
由于摩萨德多年来出色的间谍活动，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局、前苏联克格勃一起，被公认为全球“谍海四强”。
不过，摩萨德初创时，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它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之称，但是在他执掌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情报工作时却出师不利，险些丢掉了以色列特工弗兰克的身家性命，同时让以色列派驻伊拉克的情报网全军覆没。
第二章：摩萨德出师不利巴格达损兵折将
摩萨德成立之初出师不利，第一任局长虽然号称“情报先生”却对情报工作并不内行，尽管曾在“哈加纳”中成绩卓著，但最后还是让自己一手创建的巴格达情报站损兵折将毁于一旦，让刚刚成立的摩萨德一时人心惶惶；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不得不辞去局长一职，只有再去干总理战略顾问的老本行。
令人匪夷所思的巴格达之行
摩萨德于1951年4 月1 日成立时，有“情报先生”之称的罗文•希洛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为该机构的第一任局长。在此之前，罗文•希洛已经成为以色列谍报工作的领袖人物。
罗文•希洛原名罗文•扎斯兰斯基，190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居民区。当时的巴勒斯坦还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学生时代的罗文•希洛学习认真，智力超群。他平时言语不多，但常常显示出一种男人特有的幽默感。他在戏剧方面很有天赋，这为他后来情报工作中所需要的表演才能奠定了基础。上高中的时候，罗文•希洛就已经改变了犹太教有关饮食的教规，放弃了家中其他成员崇尚的宗教生活方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地下组织“哈加纳”后，他化名为罗文•希洛。此名出自于希伯来语中“夏利亚”一词，意为“间谍”。他作为本-古里安的高级特使，曾多次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并且完成得相当出色，从而使他的这个新化名声誉日隆，从此取代了原名。由于在“哈加纳”中的突出表现，希洛的谍报才能赢得了本-古里安和其他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1931年8月，22岁的罗文•希洛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任务。当时“哈加纳”派遣他潜入伊拉克，要他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罗文•希洛接受任务后，扮成一名教师，他在伊拉克一边教书，一边以兼职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伊拉克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网，为以色列的复国运动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在伊拉克工作期间，罗文•希洛利用自己教师的身份，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有过深入的了解，有密切的交往，对那些生活在山区的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从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以色列建国后，在为以色列的情报事业设计未来构想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强调，与中东地区那些非阿拉伯的少数民族建立秘密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人并不都是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可以在阿拉伯世界的外围获得更好的朋友。
这就是罗文•希洛在以色列情报工作中著名的“外围哲学”，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以色列情报界一项不变的原则。
在伊拉克生活了三年之后，希洛于1934年奉命撤回到耶路撒冷。这时“哈加纳”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协助肖尔•阿维格（迈耶罗夫）组建一个专门情报机构，以保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长期利益。当时，希洛的公开身份是本-古里安的犹太办事处与巴勒斯坦英国总督之间的联络官。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希洛与阿维格密切合作，很快建立起了“沙伊”这一重要情报机构，从而成了“沙伊”的创始人之一，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情报界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文•希洛在敌后的“犹太通讯社”从事一种特殊的工作。他充分利用纳粹德国是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敌人的这一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英国军队中建立了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犹太旅”，把它变成了一支犹太人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建国后，这个“犹太旅”成了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基础。
沙龙（左一）和本-古里安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许多同胞都在这场战争中死于非命，而他们也仅仅是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数量很少的同胞，但是对于罗文•希洛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次战争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实践情报工作的大好时机。当时，罗文•希洛曾派出貌似雅利安人的犹太特工打入纳粹德国的占领区，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派出貌似阿拉伯人并会讲希伯来语的间谍打入叙利亚……在这些间谍活动中，“沙伊”的特工们尽管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学会了渗透、侦察和伪装等重要技巧。
与此同时，罗文•希洛还在战争期间广泛结交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建立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在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斗争中，希洛的这些朋友为犹太人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当时，希洛还不失时机地与驻耶路撒冷和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官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并揭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美国情报部门交往的序幕。他经常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共进晚餐，在觥筹交错中交流思想和感情。正是当年同美国特工的这种交往，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1947年，当美国战略情报局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核心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发展成为美、以两国情报界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罗文•希洛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不仅反映出他的情报智慧，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位能够从长远和战略性角度看待现代情报工作的杰出人物。
然而，就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当罗文•希洛已经是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并且即将出任摩萨德局长之时，他的一些弱点和短处也暴露出来了。
在摩萨德即将正式成立的前夕，1951年初的一天，罗文•希洛把一名拥有美国国籍的“哈加纳”成员雅科夫•弗兰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知他将被派往伊拉克，去巴格达接替原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的工作，担任新的站长。
雅科夫•弗兰克生于1921年，成年后在巴勒斯坦加入了“哈加纳”，成为其中最富有热情与活力的一员。当时他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先生活过的圣地——巴勒斯坦，并希望能够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由于弗兰克过分的活跃，他的行为引起了当时驻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的不满。就在他即将有麻烦的时候，组织上把他派遣到美国去了，让他到纽约去负责那里的移民事务——实际上就是让他到犹太人的另一个组织“阿利亚一B”的纽约分部去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兰克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参加了美国军队，跟随部队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人战斗。1944年10月，弗兰克在菲律宾的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就在他的伤还没有痊愈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他回到了以色列，并继续享受五角大楼每月发放的退休金。战后他退出了军队，并开始尝试经商。由于他为人精明能干，又见过世面，经商有道，没过多久，他就成了特拉维夫市一家弹簧厂的一名经理。
正当弗兰克准备全力以赴从事商业活动，在生意场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的时候，被即将成为摩萨德首任局长的罗文•希洛看上了。那一天希洛派人来找他的时候，弗兰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人谈一笔生意。这时，两名神秘的男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罗文•希洛想跟你见面谈谈。”
对于弗兰克来说，罗文•希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以说罗文•希洛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传奇间谍，因此，听说罗文•希洛想见他，弗兰克毫不犹豫地送走了自己生意上的伙伴，同意了这次约见。
这是一次秘密的见面。弗兰克和那两位男子来到了“柯雅”——位于特拉维夫商业区东面的一条独立的小街，走进了当时以色列的国防部大院，然后又跟着他们走进一栋没有任何标记的大楼，终于来到了罗文•希洛的私人办公室。
一见面，罗文•希洛就严肃地对弗兰克说：“我知道你以前是一名很不错的军人，现在是一名很有成就的商人。但是从现在起，你将再次成为一名军人。你这次的任务不是去战场进行战斗，而是从事谍报工作。尽管战场的战斗已经暂时结束了，但另一场战斗却没有结束。我现在决定派你去伊拉克。我们那位驻巴格达情报站站长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们想让你去接管那里的情报站。我想你一定不会推辞的。”
罗文•希洛几乎没有让弗兰克有喘气的机会，也没有给他半点思考的余地，就把自己的决定一口气交代完了。弗兰克当时也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不过他还是要求罗文•希洛能把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交代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并且明确一下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但是这位上司却没有这份耐心。罗文•希洛当时似乎有点不耐烦，只是含糊其辞地对他说：“你将负责那里的犹太移民和情报搜集工作。”
弗兰克当然知道，当时的犹太移民工作是由“阿利亚-B”负责的，而情报搜集则是由对外情报机构“沙伊”负责，这两种工作应该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负责。弗兰克对罗文•希洛把这两种工作混为一谈的做法感到在点不理解，但是最后罗文•希洛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说：“不要担心，一切都在协调之中。”
同罗文•希洛谈话之后，弗兰克又应邀与当时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外交部长对弗兰克此行表示十分关注，他强调了弗兰克巴格达行动的重要性，并且向他明确地保证：“以色列国是你的坚强后盾。”
——然而，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一切政治性的承诺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
同罗文•希洛和摩西•夏里特两人谈话之后，弗兰克踌躇满志地做好了去巴格达的准备。几天之后，他化名为“伊拉克•斯坦”，带着为他准备好的以色列护照，由特拉维夫飞往德黑兰，开始了他的巴格达之行。
根据事先的安排，他将在德黑兰拿到护照后再转道去伊拉克，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格达潜伏下来，为以色列开展工作。弗兰克当时已经知道，过不了几天，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要正式成立了，给他分配这项任务的罗文•希洛也很快就要成为摩萨德的首任局长。自己的这次巴格达之行，可以说是摩萨德的首次国外行动。他要把这次行动干得既出色又漂亮。想到这些，弗兰克的心情格外兴奋。
来到德黑兰之后，弗兰克受到了“阿利亚-B”德黑兰分站站长蔡恩•科恩的接待。当时弗兰克很希望能从蔡恩•科恩那里知道自己具体的服务对象。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因为蔡恩也只是坦率地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好像觉得特拉维夫正在忙于其他什么事情。”
蔡恩的话让弗兰克兴奋的心情受到了打击。不过，他知道根据罗文•希洛的安排，自己到达德黑兰之后，将会有特工来帮助他进入巴格达，但是现在看来，即便是蔡恩好像也没有时间和心思来顾及自己了。这样，弗兰克就不得不在德黑兰待了下来。他无所事事地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一事无成。最后，蔡恩给他弄了一张假护照，准备让他抵达目的地。
但是，不知是蔡恩出于粗心，还是根本就不具有谍报工作的常识，他为弗兰克办理的这张假护照上的所有内容，与弗兰克本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根本就不具备掩护身份的作用。最明显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弗兰克的面部特征本来很像欧洲人而不像阿拉伯人，但这张假护照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一位阿拉伯人；弗兰克的英语非常好，当然也能说阿拉伯语，但是带有明显的巴勒斯坦口音，把他装扮成加拿大商人显然更加合适，但是假护照却说他是一位来自巴林的地毯商人。面对这样一张漏洞百出的护照，弗兰克不由得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工作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没有想到作为一名以色列职业特工的蔡恩，而且还是一名驻国外的站长，居然会干出这样的蠢事。这难道是一位职业谍报工作人员应该犯的错误吗？
当弗兰克拿到这张假护照时，他开始考虑是否返回以色列，放弃罗文•希洛派遣自己前往巴格达执行的任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弗兰克出于内心对以色列国家的热爱，还是决定继续前往巴格达。弗兰克烧毁了身上所有能证明他与以色列有关的证件、物品，告别了蔡恩，只身前往巴格达。
要从伊朗进入伊拉克，弗兰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顺利地通过两伊之间的边境线。因为边境线上有许多边防检查站，检查非常严格。如果使用手中这张假护照显然把握不大，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但是弗兰克当年在纽约干过一段时间偷渡犹太移民的工作，这使得他对付边境检查站有了一定的经验。于是，他就在去边防站的途中寻找机会。很快，弗兰克就结识了一位自称也是去巴格达的商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弗兰克觉得这个人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商人，倒很有可能就是在边境线这一带做偷渡生意的“蛇头”。通过进一步的交谈，对方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了弗兰克的判断没有错。弗兰克按照对方的要求给了他一大笔钱，请他帮助自己顺利地进入伊拉克。这个往来于两伊之间的“商人”果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原来他一直是在边境线上干着这种偷渡的勾当，和边防检查站互相勾结，所以对这种事情很是有办法。收下了弗兰克的钱之后，“商人”就把弗兰克藏在自己的货物中，轻而易举地把他偷渡到了伊拉克，并把他安全送到了巴格达。
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巴格达时，已经是1951年的4月下旬。这时摩萨德已经正式成立了，罗文•希洛也已经走马上任，当上了摩萨德的首任局长。不过，这时的罗文•希洛似乎已经把弗兰克给忘掉了。当初罗文•希洛把弗兰克派遣到巴格达来的时候，他同弗兰克约定好了，他将会以总部的名义，从特拉维夫给潜伏在巴格达的以色列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发一份密电，通报弗兰克即将到巴格达赴任，接替他情报站长的工作，并命令本-波拉特把情报站的工作向弗兰克进行移交后，及时返回以色列接受新的安排。
可是，当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抵达巴格达之后，本-波拉特却把他当成了一个不信任的陌生人，没有对他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更不要说向弗兰克办理移交手续。
到了巴格达后，弗兰克按照动身时的约定，找到了那个作为联络站的犹太人的家庭，并且对上了约定的接头暗号。但是这个犹太人根本就不信任他，甚至还怀疑弗兰克是一个为伊拉克工作的密探。
当时，本-波拉特就住在这个犹太人的家里，弗兰克此行的任务就是来接管由本-波拉特领导的这个情报站。可是，当弗兰克同本-波拉特见面之后，本-波拉特不但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对弗兰克的出现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他明确地对弗兰克表示，自己的秘密工作非常重要，现在的情报站在他领导下，一切事情都开展得很正常而且顺利，所以，不论是他手下的特工还是了解这些工作的当地犹太社会的领导人，都不会同意这一权力的交接与变更的。他甚至还威胁弗兰克说，如果你不想让自己难堪或者是不想有生命之虞，你还是趁早离开巴格达为妙，“不要让我本人和我的手下再见到你”。
弗兰克内心产生出一种极度的愤怒。就他现在的处境来说，稍微理智一点考虑，就是选择时机立即返回以色列。因为他的这些同事已经拒绝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如果是他自己寻找一家旅馆或者饭店，就必须进行身份登记，并且得向伊拉克警方出示自己的假护照，这样做无异于自投罗网。他得不到任何权力，也收不到任何来自国内的指令，他在巴格达简直就是无事可做了。但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再一次支配了弗兰克。他决定要坚持到底，继续留在巴格达，尽力去完成希洛交给他的任务。除非是他的生命确实面临危险，他才会考虑撤离。
弗兰克就是这样心情郁闷地走上了大街，冒险住进了巴格达的塞米斯大饭店。所幸的是这家饭店由于生意萧条，并没有严格地履行入住登记手续，才让他暂时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度和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一张床，而没有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但是，一种职业的敏感让弗兰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在巴格达待下去了。两天以后，每当自己走出塞米斯大饭店，无论走到哪儿，总会有人在后面跟着。他明白自己已经被伊拉克的安全人员给盯上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弗兰克就只有立即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回倒几次车，经过几个回合，才可以甩掉后面的尾巴。弗兰克不得不再一次找到本-波拉特，并要求他给予帮助让自己离开伊拉克。但是本-波拉特却认为这是伊拉克安全部门对自己的一次试探，因此再次把弗兰克拒之门外。
面临生命危险的弗兰克此时反而镇静下来。他那偷渡犹太人的经验再次发挥了作用。于是他来到巴格达一家旅行社故伎重演，收买了一名见钱眼开的年轻雇员，这位雇员按照弗兰克的要求，很顺利地给他办理好了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票，同时解决了他的出境签证。弗兰克知道，他必须经过一番周转才能返回以色列，而周转地如果选择欧洲国家，将受到伊拉克秘密警察极为严密的监视，所以他就选择了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到了贝鲁特，弗兰克再次转机飞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弗兰克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比较安全了，因为土耳其当时已经是以色列的邦交之国。于是他找到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要求他们为自己提供签证。
但是令弗兰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以色列的领事馆也遇到了麻烦。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巴林地毯商”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拒绝签发证件。弗兰克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能证明其身份的书面材料，如果得不到签证，他不但不能安全地回到国内，而且还不知道又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此时，弗兰克终于被这次行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彻底激怒了，他对以色列领事馆的那些工作人员大为光火，并且直言不讳地威胁他们说，自己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不能让自己按时安全地回国，他们将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领事馆的头目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给这位化名的同胞办理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这时弗兰克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回到了他阔别了近三个月的特拉维夫。
这时罗文•希洛已经不再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了。当弗兰克找到罗文•希洛新的办公室时，这位局长只是派了他的秘书来明确地告诉弗兰克：“局长不愿见你。”
“局长不愿见你”——这句话深深地伤了弗兰克的心。当初不就是罗文•希洛派人把他叫到这里来的吗？而后来一切的遭遇几乎是把弗兰克莫名其妙地玩弄了一通，可是到了现在居然不愿再同他见面了。弗兰克觉得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变了，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后来在弗兰克近似固执的坚持下，罗文•希洛才让他的秘书转告弗兰克，答应给他五分钟的时间，让弗兰克谈一谈这一次奇妙的旅行。弗兰克当然没有接受这个“五分钟”的邀请，便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局长先生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弹簧厂去了，因为那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弗兰克知道，罗文•希洛之所以不想再见到自己，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给忘记了，而是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不敢正视自己的无能和因为自己的无能所犯下的错误。
因此，在时隔50多年以后，每当弗兰克和朋友偶尔回忆起自己那次倒霉的巴格达旅行时依然怨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那些人纯粹是一群半瓶子醋的业余情报官，其组织工作几乎是混乱不堪。
情报站长在公开场合说希伯来语
弗兰克的抱怨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年在摩萨德成立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确是分工不明确，互不协作，政出多门，局面非常混乱。如果说，弗兰克不愉快的巴格达之行完全是由于上级的组织不力与不重视造成的，那么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当时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事实证明，处于刚刚起步之中的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在当时同样是一团乱麻。由于管理不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间谍网很快遭到了厄运。就在弗兰克离开巴格达后不久，以色列的情报网就遭到了破坏，包括站长本-波拉特在内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情报人员，几乎是被伊拉克警方一网打尽。这次失败除了情报机构组织上的原因之外，本-波拉特自身的素质低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色列的文化之都特拉维夫
本-波拉特出身于伊拉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随家迁往巴勒斯坦，并加入了以色列军队，参加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49年秋天，鉴于本-波拉特在战斗中的表现和他以前在伊拉克的经历，以色列情报机构就派遣他到伊拉克组建一个情报站，主要是帮助当地的犹太人非法越境，偷渡到以色列。
回到了巴格达以后，为了掩饰自己在以色列的经历，本-波拉特经常变换身份，轮流使用两个不同的身份和两个不同的假名。尽管本-波拉特使用的那两个假名字是两位已经离开伊拉克的犹太人的，但是，当年在伊拉克的那些邻居和朋友，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在巴格达生活过十多年的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本-波拉特后来在以色列的一些经历，他们只是以为他出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本-波拉特这种同时使用两个假身份的问题，还仅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以色列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当时由于情报界各部门之间相互猜忌，使得各分站对于自己的职责认识含混不清。从情报工作的常识来看，为了安全起见，各谍报网之间应当坚持“分工负责”的原则，或者是说“各行其是”。各网络之间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配合工作，但绝不应该一起工作。但本-波拉特在负责偷运犹太移民时，还一手掌管着另一个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谍报网。而这个谍报网的工作方式正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作方式：负责搜集国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然后汇总到负责人那里，由负责人通过无线电收发报同总部联络。很明显，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十分危险。一旦其中一个受到破坏，另一个也就危在旦夕了。随后的事实证明了确实如此。
集两个情报网于一身的本-波拉特成了一个大忙人。他经常同手下的特工见面，向他们安排任务，同他们交换信息。除此而外，他还同手下的人一同过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一同购物，一点也不考虑到秘密工作的原则。最后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甚至在公共场合公开用希伯来语高谈阔论；开车的时候又肆无忌惮地唱那些让他们引为自豪的以色列歌曲。本-波拉特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原则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对任何一个职业间谍来说，都是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
于是没过多久，伊拉克安全部的情报人员就把本-波拉特给盯上了。他们很关注这个大大咧咧、会说两门语言的“伊拉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觉这个人竟然在不同的场合变换着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随后，他们又根据本-波拉特的行踪推断出他是某些中心的人员，于是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一个夜幕即将来临的黄昏，伊拉克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本-波拉特以及同他有密切往来的一些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审讯。这是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被击破的开始。这时弗兰克已经逃回以色列一个多月了。
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以色列军人，本-波拉特具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残酷的审讯他始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伊拉克人，之所以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完全是出于做买卖的考虑。本-波拉特这一态度让伊拉克警方无计可施，当时又找不到新的证据，就只好把他给放了。
但是没过几天，伊拉克警方第二次逮捕了本-波拉特，审讯关押了一两天以后又把他放了。伊拉克警察就这样反复地逮捕，然后又反复地释放，其目的纯粹是想借此消磨他的意志。波拉特也明白警方的用意。当他最后一次被逮捕又再次被释放后，本-波拉特决定离开巴格达。然而，当本-波拉特在移民局一名以色列特工的掩护下，非常狼狈逃回了以色列后不久，那位帮助他离开巴格达的特工却被逮捕了，还逮捕了本-波拉特的一位副手。他的那名副手在伊拉克警方的审讯下终于抵赖不住了。因为他当时在伊拉克的对外身份也是波斯商人，但是他根本就不会说波斯语，于是在连续的酷刑拷问之下，他终于把所有的底细都抖搂了出来。警方根据他的招供顺藤摸瓜，很快就把整个间谍网弄得支离破碎。最后逮捕的以色列间谍大约有100多人，同时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爆破器材和通讯设备，彻底摧毁了以色列在巴格达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情报网。
在这一次被逮捕的人中，有20多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两人被绞死，有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四人被指控对美国大使馆新闻中心和一座犹太教堂进行过袭击。消息传到以色列国内，情报界上下顿时一片哗然。此次事件对以色列那些此时还身在国外的情报人员，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对刚刚成立的摩萨德来说实在是当头一棒。因为驻外国分站的间谍网被破获，不仅使那些谍报人员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还使情报的来源被截断，使得以色列以后在国外的谍报工作就步履维艰了。更重要的是，刚刚立国不久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因此大受其损。
作为摩萨德的主要负责人，罗文•希洛自然是难辞其咎。当时摩萨德内部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切都只能说明罗文•希洛先生对情报业务还是经验不足。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实又进一步证明，罗文•希洛的确是属于那种只能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他的战略眼光独树一帜，在进行宏观战略规划时显得极富机智和极有条理，并在此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他在担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高级顾问期间，更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干。然而，在他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后，对于具体的情报业务，却显得并不是十分在行。
不久发生的一次车祸，让罗文•希洛头部受伤，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精力也受到了影响，于是他不得不于1952年9 月20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职务，担任总理的国际和地区战略顾问。
在以色列情报界，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的美誉，但是他在摩萨德短暂的任期内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不过，他毕竟还是摩萨德的创始人之一。罗文•希洛为摩萨德制定了指导该机构今后数十年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摩萨德与外国安全机构，尤其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工作关系的基础，还为摩萨德建立了一个经济情报处，专门负责侦查阿拉伯国家为了阻止他国与以色列发展贸易往来所进行的活动。此外，罗文•希洛还极力强调，以色列必须与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起亲密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使以色列的海外情报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取得了令各情报大国自叹弗如的惊人成绩。这一切，都应该是这位首任局长的功劳。
罗文•希洛辞职之后，另一位在以色列情报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重量级人物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此人就是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伊塞•哈雷尔。
第三章：哈雷尔走马上任摩萨德基业初成
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哈雷尔走马上任入主摩萨德，新局长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让克格勃特工现出原形，甚至连总理最信任的密友也不放过；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功实施“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摩萨德从此名声大振。
哈雷尔当上了“辛贝特”首任局长
1952年9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罗文•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他的父亲也破了产，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很多年以后，他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
哈雷尔十分渴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回到充满宗教色彩的巴基斯坦地区。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年满18岁了，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月，哈雷尔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以色列“情报之父”伊塞•哈雷尔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的人都将被禁止下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都赶快把枪支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趁人不注意掏空了随身带的一块大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里面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来到巴勒斯坦后，年轻的哈雷尔和家人来到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理水渠的工人。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他就到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善社交，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6年，哈雷尔和家人承包了农庄的一片柑橘园。凭借着他和家人的埋头苦干，哈雷尔终于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要销售柑橘，他经常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利用这种机会趁机打听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就经常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立刻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能，就委任他当上了“沙伊”在当地的情报小组的组长。
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对方一个耳光。为了避免被抓，他不得不从此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
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除了哈雷尔，还有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者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联系”原则。1946年6 月29日，为了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英国托管当局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分级单线联系”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天，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
但是哈雷尔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约旦同样会加入这场战争。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哈加纳”的一名负责人，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准确，哈雷尔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约旦的首都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爱屋及乌，这位年轻的特工对犹太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他的一个表哥当时正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到重要的情报。
果然在5月12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的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阿拉伯联合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了部队，终于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旗，与此同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就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也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经是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从此他正式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摩萨德总部只有12个人
1952年9月，罗文•希洛辞去摩萨德局长的职务，并向总理本-古里安提交了一份接任他的人选名单，名单上有莱文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等人。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雷尔。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几年里，为了能在阿拉伯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斗争以外，还要进行秘密的情报战，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
摩萨德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的情报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伊塞•哈雷尔以前的情报工作和坚强而正直的人格让本-古里安认定了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本-古里安总理亲自任命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就已经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的局长；入主摩萨德之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即“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他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权势人物。
哈雷尔刚接任摩萨德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的工作人员连局长和秘书在内，也不过12个人。此外，摩萨德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到任之后，立刻向本-古里安申请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就批准哈雷尔呈上来的报告，使摩萨德的办公经费一下子就增加了10倍。
总理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让哈雷尔大为感动。他马上对摩萨德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哈雷尔认为，作为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必备的条件第一是素质，就是那种能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各种谍报技能。为了建立这种精神，哈雷尔以身作则，为下属们作出了榜样。当时他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被手下人誉为“工作狂”。哈雷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摩萨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从而使摩萨德的面貌焕然一新。
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的任职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在国内，或者是仅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事一些情报搜集工作，而是把摩萨德的工作放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考虑，他要充分利用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一优势，把摩萨德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摩萨德特工的海外行动也极为活跃。那些远离本土的谍报人员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几年以后，摩萨德已经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那些驻海外情报站的摩萨德特工，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业内高手。同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这样就进一步为摩萨德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哈雷尔还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曾经多次游说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中最能干的成员招入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目伊拉克•耶泽尼茨基。这个伊拉克•耶泽尼茨基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进入了摩萨德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92年7月退位。如果当年不是哈雷尔的发现，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哈雷尔在发现人才的同时，也懂得爱护部下，爱护人才。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大都是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强心剂，让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身后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支持自己，因此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哈雷尔也同样要求他的特工必须绝对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
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手表式照相机。镜头采用潜望式设计，间谍们可以通过假装看时间来执行任务，偷拍一些情报资料。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叹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到东柏林去？”
“你为什么还要到波兰去旅行？”
“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要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吗？”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中）和拉宾（右）等在一起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接着，他“砰”的一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他所指的是什么党呢？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共产主义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哈雷尔耳边再次响起了比尔的那句话：“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反应。
“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
“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 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哈雷尔“忽悠”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反间谍战”取得一系胜利的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项的“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的英、法两国自然不肯答应，就决定通过武力来制止当时埃及的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让美国人也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当时希望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就开始武装以色列，把自己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命令有“中央情报局的‘瘟神’”之称的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以军通过苏伊士运河后“独眼将军”达扬和头部受伤的沙龙（左一）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结果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突然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起突然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告了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当时杜勒斯就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吼：
“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领导摩萨德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行动中。他发誓要亲手将这个对600万犹太冤魂负有主要责任的纳粹头目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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