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中，有多少是偏离事实的？

举一个特别流行的李宗仁编造的段子，南京保卫战讨论会黑唐生智为了抓兵权独唱异调：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李宗仁讲的故事很有三国范，唐、蒋的表现就像是蒋干忽悠曹操的翻版。其实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李推断唐是“静极思动”也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李按自己三观的推测而已，所谓“仁者见仁，淫者见淫”。

然而很可惜的是，李宗仁这个故事是他自己杜撰的，因为李并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决策有关会议，而且实际上，会议一共有三次，唐是第二次被扩大参加的。

根据刘斐的回忆，南京保卫战三次会议过程如下：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

…………蒋介石……说南京是国际观瞻 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

……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白崇禧的回忆只谈了第三次会议，如下：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忆的情况如下：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遨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

……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奂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唐生智本人的回忆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

……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回忆：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我率教导总队一部撤回南京，继续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桂永清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我和胡启儒、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做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

其实这几篇文献已经把过程说清楚了。11月中旬（可能在12、13日）蒋公第一次召集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讨论南京保卫战问题，蒋公主张守，白、刘主张不守或者应付了事，何、徐没有明确表态。11月17日前后　蒋公第二次召集会议，扩大了唐生智、王俊、谷正伦参加，唐支持蒋公守的意见，白、刘坚持原意，其他人没有明确表态。然而唐虽然主张守，却认为规格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就可以了，这一点同蒋公设想不符，蒋公再次休会。次日一整天，蒋公找唐沟通，希望由唐来守，在唐应允后，当晚　蒋公第三次召集会议，先明确表态就是要守，然后让大家讨论人选，在一片寂静后，唐立正表态愿守。

可见，没有一个参会者或者知情人回忆李宗仁参加了会议，尤其是刘斐、白崇禧，以他们同李宗仁的关系，没有理由独忘德公。而南京归第三战区并非第五战区，李宗仁按职务并不相关，如果李宗仁都能参加，顾祝同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而从史料看，顾祝同并未参会。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李在南京，顺便参会，而顾不在（时在苏州），军机紧迫，未邀参会。然而史料表明，南京保卫战讨论会召开时，李宗仁已经在徐州，没有可能参加。按照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说法，李也是11月12日就去的徐州，有唐参加的后两次会议可以肯定是15日后召开的，李没有可能参加。那么是不是李宗仁记错了去徐州的时间呢？也不是。11月15日　蒋公给李宗仁的电报表明，15日李宗仁已经到徐州。

而档案资料表明，蒋公17日的两个手令才第一次称唐生智“卫戍司令长官”。

至于　蒋公什么一定要让唐来守，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只算军事帐这个必败之仗自然可以不打，但是站在蒋公这个最高统帅的角度必须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久疏战阵、且正病中的唐生智呢？

既然是必输的政治仗，主官最重要的就是资历了，派个小辈一看就是玩假的，这个锅一般人还真没资格背。以当时论，有资格出任的只有北伐军兴时的八个军长（尤其是一、二、四、七、八五个主力军军长）和二期北伐时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也就是这些人：

１、北伐军兴的八个军长：

第一军（共19团） 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共12团） 军长谭延闿（1930年去世）

第三军（共8团2营） 军长朱培德（1937年2月去世）

第四军（13团2营） 军长兼北伐军总参谋长 李济深（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五军（8团1营） 军长李福林（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六军（9团2营） 军长程潜

第七军（18团2营） 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17团+） 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

２、二期北伐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

刨去已经去世的李福林，有资格作守南京主将的，第一档是蒋公，第二档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唐生智、何应钦，候补是程潜和李济深。

既然是必败之战，有重要职务的人不适合担任，因为牺牲风险很高，侥幸逃生背负南京丢失的责任肯定也是要下台的，且于名望打击很大。按这排除，蒋公为最高统帅，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都有实际实力也肩负重任，不适合折损；冯玉祥是老江湖了 ，这种跳坑的事肯定是不干的，且之前在淞沪冯玉祥已经无法指挥动部队。这几个一排除，第二档里最合适的就只有唐生智了。程潜、李济深资格上有瑕疵（程潜不是主力军，李济深未参加北伐），军事能力更远在唐之下。

所以　蒋公才会坚决反对唐提出的“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的方案，并且亲自出面，对唐说出：“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的话。

再补一个一直以为是李编的段子，没想到却是真的事。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副总统选举结束，　蒋公深受打击，在南京城晃了很久。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

李还不厚道的补刀：

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露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话虽如此，眼看　蒋公如此痛苦，李并未辞职。

本以为这是李宗仁编的段子，然而《事略稿本》记载证明，蒋公当天真的痛苦若是。在得知李宗仁当选后，蒋公第一时间表示：

此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击，而且近受桂系之侮辱，亦从来所未有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