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曾是罗荣桓的上级，两人有何矛盾

作者：桅杆

在东北野战军中，有一位资历和经历非常特殊的将军：

他从炮兵学校毕业，从“捡洋落”开始，创建了东野强大的炮兵，是东野乃至我军炮兵的重要创建者；他早年留学苏联，能力很强，在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了很高的职务，曾两次是罗荣桓的直接上级，进军东北后他又成了罗荣桓的下级；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要求去前线，不愿意留下在后方，1948年牺牲在辽沈战役前线，是解放战争期间东野也是全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他就是东总炮兵司令员朱瑞将军。

如果活到1955年并参加授衔，以其资历、战功和职务，应是妥妥的大将候选人。本文先说一说朱瑞将军创建东北炮兵的一些事。

【1946年，初入东北的朱瑞带领战士搜罗日军遗弃的重炮】

一:东野强大的炮兵，是从“捡洋落”开始的

看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一段，那种大口径火炮一字排开、万炮齐放的场面，十分壮观，也十分震撼。东野能够在31小时攻克锦州、29小时攻下天津，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次攻城均动用了500多门大口径的火炮。

此外，有些情况少有人知。在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一段，总攻时的炮火也十分猛烈，这些炮火主要来自东野4纵炮兵团。1948年10-11月，徐向前率部攻打太原，久攻不下，伤亡重大，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炮兵。1949年4月再次攻打太原时，3天即扫清外围，24日发起总攻，4个小时即攻克太原。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是参战部队增加了第19、20兵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来了四野炮兵1师助战。

此外，大家都知道抗美援朝首批过江的是四野38、39、40、42军，但这只是步兵，同时过江的还有四野炮兵1、2、8师。

四野炮兵实力不仅为全军之最，也超过任何一个蒋军重兵集团。让人意外的是，这支强大的炮兵部队，是从“捡洋落”开始的。

1945年9月，校长朱瑞和政委邱创成率领延安炮兵学校1000余名师生，赤手空拳进军东北。

到达东北，朱瑞一边办学，一边创建炮兵。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收集火炮。日本投降后，遗弃了大量的军火，包括火炮。这些火炮，很大一部分被苏联当废铁运回去了，还有一部分遗弃在了民间。朱瑞除了派少数教官到主力部队训练炮兵骨干外，组织炮校其他师生，还通过东北局发动各部队和地方组织，在整个东北地区收集日本人丢弃的各种重武器。按当时东北人的说法叫“捡洋落”。在收集火炮方面，朱瑞可谓动员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

朱瑞还通过他在苏联留学这一层关系，从苏军手上搞来一些火炮及零部件，包括用粮食等物资从苏军手中换回一些准备当废铁运回的火炮等武器，但这部分的数量很少。

朱瑞和炮校师生的心血没有白费，从1945年底至1946年7月，炮校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多门、炮弹50多万发，还收集到12辆坦克、23辆汽车，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器材，发了一笔洋财。东野炮兵，就是靠这些收集到的“洋落”起家的，组建了10个小型炮兵团，共80个炮兵连以及1个战车大队，东野炮兵初成规模。

二:有了火炮，还要有人才

有了炮，组建了炮兵部队，这下部队作战似乎就牛气了。且慢：三下江南战役时，炮兵配属步兵纵队作战，炮弹不是打近了，就是打飞了，有时候还落在自己的阵地上，气得步兵大骂“炮兵有特务”。原因是很多炮兵只会操作小口径火炮，直接瞄准，“大炮上刺刀”。后来有了大口径火炮，不懂得间接射击，结果是凭感觉乱放一气。

炮兵是技术兵种。就是说，光有炮还不行，还需要大量会操炮的专业炮兵。可以说，这比收集炮更难。对此，朱瑞一方面加快培养骨干，然后分散出去，以点带面，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炮校（1946年夏由延安炮校改名）一共培养了2000多名炮兵干部；一方面取之于敌，对俘虏的敌炮兵不准轻易放走，一律优待并动员其加入我军。

【红军时期的朱瑞】

有了炮，有了人，还必须对炮兵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1946年10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朱瑞任司令员。炮司成立后，朱瑞立即着手对炮兵部队进行整编，组建了4个基干炮兵团，并为各纵队组建野战炮兵营，对炮兵实施统一管理和集中使用。与此同时，朱瑞在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大力推行进行正规化建设。从此，东北炮兵从各步兵部队分散发展，转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

三:凡有大战，炮兵司令大多亲临前线

自东总炮兵司令部成立后，凡是需要炮兵配合的较大进攻战斗，朱瑞大多亲临前线。这也是朱瑞将军牺牲的原因所在。战前，炮兵阵地选择、炮兵配置、主打目标和方向，他会亲自观察、研究和布置；战后，要亲自到突破口观察炮火打击效果，总结经验和教训，并通报给各炮兵部队。

战争题材电影的攻城镜头，我们经常看到大规模的炮兵轰击，很热闹，也很过瘾。但你可曾想过：攻城的炮火准备阶段，炮弹应该打在城墙的什么部位，效果最理想？朱瑞和炮兵司令部人员经过多次实地观察和反复研究，发现炮弹打在城墙三分之二左右位置，效果最好：城墙轰开缺口后，倒塌的城墙刚好可以填平护城河，步兵冲锋时，连梯子都不需要架。攻打义县、锦州时，炮兵都是这样打的，步兵非常欢迎。此外，多厚的城墙、什么质地的城墙，需要多少炮弹才可以打穿，都是需要反复研究，才能总结出具体的经验和办法。

义县城墙是仿照锦州而建的，攻打义县是攻打锦州的预演，还要检验新装备的150毫米榴弹炮的射击效果。所以朱瑞特别重视，战前就到义县布置炮兵作战。在突破口打开不久、纵深战斗还在进行时，朱瑞就去突破口看炮击效果，结果误中地雷，当场牺牲。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朱瑞牺牲时的职务，是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不少文章误认为他是东野炮兵纵队司令员，似乎《大决战——辽沈战役》也有这样的误会。事实并非如此：炮纵隶属东野炮兵司令部，由东野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苏进兼任炮纵司令员。所以，朱瑞比纵队司令员的级别要高半级。

朱瑞与罗荣桓交集很深，在红军和抗战时期，朱瑞曾两次是罗荣桓直接上级；而进军东北后，朱瑞又变成罗荣桓的下级。在山东期间，两人在工作中曾发生严重矛盾。由于情况复杂，延安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妥善安排，才化解了这一矛盾。但两人都是从工作出发，都是为了事业发展，是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之争，并非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并没有影响两人后来的关系。朱瑞牺牲后，罗荣桓也深感痛惜。

朱瑞在东北

四:山东根据地存在两个领导和指挥系统

此事得从头说起。抗战前，山东书记是黎玉。七七事变后，黎玉多次发动起义，组建了数万人的抗日武装。因缺乏军事斗争经验，黎玉多次请求延安派干部、派部队到山东，领导和发展抗日武装。为此，延安先是在1938年5月派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率一部分干部到山东，后又派115师率部到山东。

当年12月，延安决定成立山东分局，以郭洪涛为书记，以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等为委员。1939年8月，北方局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为书记，以徐、郭、陈、罗、黎等为委员。（这段是引用电文，做了改写）这样一来，山东就有了两个平行的领导机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有了两个一把手：郭洪涛和朱瑞。

这还不算完。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第一纵队（后改称山东纵队），统一指挥山东的抗日武装，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在此期间，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及部分部队也进入山东。115师和山东纵队互不隶属，都受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存在两个平行的党政机构、两个平行的军事组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对此，延安考虑由徐向前、朱瑞来统一领导，并在1939年10月将郭洪涛调回延安，朱瑞兼任分局书记，成为组织上的“一把手”，山东根据地在党政关系上实现统一。

【1939年，部分干部在山东合影。前排左起：萧华、陈光、邝任农、后排左起：杨勇、朱瑞、王秉璋】

为了解决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40年6月1日，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延安，建议115师归第一纵队建制，由徐向前兼115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但6天之后，徐向前即奉命离开山东返回延安，这事又搁置下来。

五：朱罗在工作中出现严重分歧

当年8月8日，关于统一军事指挥问题，延安发来指示电，其要点是：要求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师部三个机构靠拢，并明确115师有责任帮助山东纵队正规化，陈、罗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主要担负山东分局工作。对于这个指示电的理解，中央的想法是希望以这种形式，统一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即：由陈光和罗荣桓负责军事指挥，朱瑞主要负责党政。但一来电文是商量口吻，二来指示也不明确。所以问题仍然存在，矛盾也日益加深，并且逐渐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这段是引用电文，做了改写）

1940年9-10月，分局书记朱瑞参加115师干部会，对115师整体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认为“115师各项工作除了卫生以外，没一处是好的”；说115师要想进步，必须“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并将意见上报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应当说，115师进入山东的初期，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之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些批评明显带着一定的情绪。

接到报告后，八路军总部在10月13日致电115师，严厉批评了师领导。这样，陈、罗两人，尤其是罗荣桓处境十分艰难。

面对朱瑞的批评，尤其是八路军总部的批评，罗荣桓在10月14日致电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承认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建议由徐向前和朱瑞兼任115师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则去学习或者到其他地区工作，并说“这是我向组织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从上述情况看，朱瑞的批评明显过激，而罗荣桓的电文也明显有赌气的成分。由此可见，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有多严重。

10月18日，延安复电陈、罗、萧（华），称115师总的路线是正确的，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并特别指出罗荣桓“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说明在115师的问题上，八路军总部与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甚至矛盾。

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复电当天，即致电115师，声明10月13日的批评电作废。这似乎令人费解。但如果熟悉那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了：当时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由彭总在主持工作。我军有个传统，凡是军地矛盾，军队首先要受批评，加之彭一向对自己人严，所以在收到朱瑞的报告后，不能不有所表示。而延安对此有明确意见后，则以延安的态度为准。

实际上，矛盾的起因不可能只在115师一方。所以，朱瑞在1941年7月1日致电延安，承认自己工作中存在失误，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组织与群众工作的落后”。

1941年8月19日，延安决定：以山东分局会议作为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机关，暂由朱瑞为书记，由罗、黎、陈为委员；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调整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黎、陈、萧、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

应当说，这个决定比较明确了：朱瑞管党政，罗荣桓管军事。但统一领导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军事指挥。

六：山东区统一领导问题最终解决

在此后的日军大“扫荡”期间，由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115师指挥不动山东纵队的情况时有发生，并因此出现重大损失。为此，1942年2月2日，陈、罗等115师首长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延安，对分局提出批评。但朱瑞对此并不认可，认为批评意见“是不合适的”。到这个时候，延安意识到：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2月4日，主席致电准备由华中经山东返回延安的少奇同志：“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主席有意让罗荣桓接任山东“一把手”。但少奇同志在山东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后，认为罗荣桓的威望还不够，需要有一段过渡时间。

到1943年8月，延安先后将陈光、朱瑞调回延安学习或参加七大，由罗荣桓身兼山东分局书记、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115师代师长。至此，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朱瑞和罗荣桓的矛盾也就此解决。

也就是说，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延安前后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解决。朱瑞和罗荣桓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延安以及当事人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这期间的矛盾对朱罗后来的合作有无影响。

七：朱瑞在红军时期升职很快

朱瑞出生在江苏宿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受过良好教育，先后在徐州、南京完成中学学业，1924年考上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从此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还牺牲在东总炮兵司令任上。

朱瑞1930年回国。当时是留苏派掌权，有留苏经历的人比较受重用，朱瑞的职务上升很快。正因为如此，他两次成为罗荣桓的直接上级。

一次是在红军时期。朱瑞1932年进入苏区，先是在红军总部工作，后直接担任军政委，1934年就担任了林彪任军团长的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罗荣桓曾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朱瑞的直接部下。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瑞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不仅高于罗荣桓，也高于林彪。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朱瑞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朱瑞1938年进入山东，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即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罗荣桓率115师进入山东后，是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分局的委员，严格地说，是在朱瑞的领导之下。也是在此期间，两人在工作上出现重大矛盾。

八：矛盾的根源，是理念的差异

很多人都知道，罗荣桓是个大局意识很强的人。其实，朱瑞也是个很有大局观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工作上出现那么严重的矛盾呢？

客观地评价，留苏派普遍有文化，视野开阔，理论水平高；不足是缺少基层经历，尤其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工作中容易理想化，容易犯教条。这些优点和不足，在朱瑞身上一样存在。

而罗荣桓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也有文化，理论水平也高，更重要的是基层经验丰富，是从创建根据地和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干部。

上述两种经历的干部，在理念上的差别是巨大的。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之后，留苏派开始走下坡路，但很多人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到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建设又成为我军最重要的工作。这时，以朱瑞和罗荣桓为代表的两种经历干部的理念差异，再次显现并发生碰撞。

一方面，作为“一把手”的朱瑞，不熟悉、不理解、不太懂根据地的创建，尤其对根据地创建之艰难缺乏切身体会，工作沉不下去，容易理想化，高标准、严要求、性子急。按主席的说法，是“朱的毛病在浮”。所以，朱瑞自然会对罗荣桓及115师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不顺眼。

一方面，以罗荣桓为代表本土军事干部，对留苏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导致红军损失巨大的瞎指挥刻骨铭心，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挥肯定会抵制。这才是朱、罗矛盾的根源所在。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矛盾是权力斗争，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九：延安和当事人都吸取了教训

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延安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解决。如此久拖不决，固然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解决起来有很大难度，但因为是战争年代，日军频繁对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统一领导问题长期拖延，导致部队指挥不顺畅，最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应当说，对这个问题，延安是吸取了教训的。典型的例子，是进军东北的初期，出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方针问题上，以林彪为首的有创建根据地经历的干部，极力主张进入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积蓄力量；而当时的东北局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城市。当时在东北，两种思想也是激烈交锋，东北局势存在混乱。

这一次，延安没有久拖不决，四平保卫战后，1946年6月16日，延安下决心并打破常规，迅速调整东北局的班子，林彪成为东北“一把手”。这之后，东北的局面很快扭转。

同时，朱瑞自己也是吸取了教训的。日本投降后，延安原打算让朱瑞担任副总长，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作为炮校的校长，他率炮校师生到达东北后，他没有“安安心心”地去办炮校，而是一边办学，一边“捡洋落”，亲自带人走村串巷，到处找炮，尽一切努力组建东野炮兵；一边开展炮兵正规化建设，一边亲临前线战前和指挥等。也就是说，到东北后，他彻底改掉了主席说的“浮”的毛病。正因为朱瑞完全沉了下去，东北炮兵建设才有那么快的发展。

潘彩琴、朱瑞、朱淮北在哈尔滨

身处高位，能够认识并改掉自己的“毛病”，并落实在创建东北炮兵的实践中。仅此一点，朱瑞就值得时人和后人敬佩。四野老人回忆，听说“朱校长”牺牲了，炮校和炮兵部队很多人哭了。

此外，进军东北后，罗荣桓与朱瑞的角色转变，罗荣桓成了上级，从没听说两人有过什么矛盾和冲突。

十：朱瑞在人民炮兵建设上功勋卓著

1948年8月21日，即辽沈战役前夕，东野成立炮兵纵队，下辖3个骡马化野榴炮团、2个摩托化重炮团、2个摩托化高射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共275个炮兵连，另有1个战车团、1个工兵营。其中大口径火重炮1435门，小炮3083门，总计4518门。在随后的攻打锦州等一系列战役中，东野炮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牺牲的那天，正巧是10月1日，一年后的这一天，他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新中国成立了。

得知噩耗，林罗刘谭当即致电总部：“朱瑞同志到东北后工作甚为积极，对炮兵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此次不幸牺牲，实为一重大沉痛的损失。为纪念朱瑞同志，我们建议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请批示。”

总部得知朱瑞牺牲，特地向东总发出唁电：“朱瑞同志在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特致深切悼念。望转行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请注意：总部在电报中说“朱瑞同志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而不仅是东北野战军。这也可见，林罗刘谭和总部对朱瑞功勋的肯定和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