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
文：狐狸先森几点钟
01
电影《八佰》里，谢晋元站在四行仓库的楼顶，对小湖北说，“那边是天堂，而这边是地狱。”
天堂指的上海租界里的生活，而地狱，则是沦陷在日本手里的上海。
抗战时期，上海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日本刻意保留它的经济中心地位，作为提款机用。
所以当时的上海，竟然出现了畸形的经济繁荣，歌照唱舞照跳，赌场烟馆舞厅，不仅样样齐全，比战前还繁荣。
当然，经济繁荣的果实，普通上海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
汉奸、日本人、中国商人、黑帮等利用战场消息，炒卖期货、囤积货物、操纵股市，有人成了暴发户，有人成了穷光蛋。
而普通民众则因为物价飞涨、物资粮食短缺，生活非常困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八个年头里，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
02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被分割成不同的控制区域，而上海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块：它被日军占据，但长期保留着英法租界，形成了“孤岛”。
国共和日军，都对租界进行着持续渗透。
此时的上海，呈现出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景象。
在抗战时代，大部分上海人的态度是以自保为主。
他们既没有勇气奔赴前线，也不愿意下水去做汉奸，只能隐忍地生活了八年。
当淞沪会战刚刚打响时，正规军大量开进上海四郊闸北、吴淞地区时，市民们倒并没有恐惧，而是感到了同仇敌忾的兴奋。
一时之间，军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捐献什么。
这点在电影《八佰》里也有表现，精明抠门的上海贵妇捐出自己的私房钱，拥有中国血统的白俄妓女，也捐出自己的卖肉钱。
在战争初期，上海人不害怕空袭和枪炮，纷纷聚集在高处和河岸上为中国军队助威。
在四行仓库保卫战里，女童军杨慧敏跳进交战区的河水，为八百壮士送去了一面国旗。
然而，当日军攻破了防线，逐渐蚕食了上海四周，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块“孤岛”时，市民的心理开始消沉下去。
每隔三五天或十几天，他们就收到又有某个城市沦陷的消息。
徐州失守以后，北方的战况越来越坏，中国军队总是处于转移。
除了台儿庄战役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之外，每次会战的消息结尾都是一个“退”字。
国军的撤退也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一支小部队来打游击，上海市民和周边沦陷区的民众一样，感觉就像被国家抛弃了。
这个时候，日本也在加紧侵略宣传和心理战。每占领一个城市，就要举行庆祝游行，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占领地图。
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市民们连“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03
战争爆发后，由于租界仍在英、法两国的控制下，大量人口涌入，引起了房价和租金暴涨。
这个时候，民众情绪已经从悲观变得麻木了，索性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一时之间，上海呈现出一派病态繁荣。
短时间内，新建了无数房屋。
过去围绕老城隍庙的商铺不够用，就又盖了一座城隍庙，形成了一个新商业区。
娱乐场所的生意比战前更好。
过去，租界有几十家大小舞厅，在战争期间，数量翻了一倍。
在日场夜场之外，还增加了一种晨场，一大清早就有很多人赶过来跳舞。
饮食业的生意也出奇地好。
随着新贵阶层的出现，出现了一批被上海人称为“华字头”的酒楼，价格非常高昂，比战前的十里洋场还要奢华气派。
这就是抗战时广为流传的大上海“舞照跳，歌照唱”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一方面，这是上海权贵们的纸醉金迷，同时，也有普通民众苦闷无处发泄的成分。
04
上海人向来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
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在租界的商业俱乐部里，商人们就开始讨论战争中的经济趋势问题。
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的演讲。
马寅初认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没有囤积居奇的必要。
现场有个颜料商人说这纯属书生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上海的颜料商就靠着囤积发了大财。
抗战时，他们又向德国大批订货。
商人的直觉，最后战胜了经济学家的分析。
当时囤货的最大宗是米、白报纸、西药、汽油等能源和生活物资，这批商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普通民众以跑单帮的形式，从封锁线外偷运粮食和手工制品进租界，再从租界里换成肥皂、香烟、蜡烛等洋货冒险运出，利润率高达10倍。
很多小贩靠着跑单帮，从难民变成了在租界置业的房主。
抗战中期，上海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市场，成了混乱的赌场。
富豪和日伪的重要人物联手操纵股市和纱布期货，频频放出中日和谈的假消息，一天之内，牌价就会出现几倍的涨跌行情。
场内的多空大战，经常延伸到场外，引起大亨间的绑票、暗杀。
当时国民政府的货币是法币，法币在抗战时期不断下跌，物价暴涨，银行成了最大赢家。
几年前的一大笔存款到期时，连一包香烟都买不到。
最大的输家，是那些靠房租为生的人。
上海犹太巨富哈同的养子，拥有南京路80%的房产，但随着物价飞涨，房租连温饱都无法保障，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日子。
有个苏州富翁，拥有300套大石库门住宅，干脆放弃了收租，因为租金加起来还不够雇一个人收账的。
05
乱世之下的阶层转换，出现了许多诡异的现象。
新贵和汉奸们的赌博，以黄金为单位，一夜间的输赢上千两。
为了附庸风雅，暴发户们到处搜刮古董字画，最热门的是唐伯虎和文天祥。
这倒也没什么特殊寓意，就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全都是从戏台来的，就知道这么两个古人而已。
别看上海好像依旧繁荣，普通民众的生活，过得也是苦。
当时上海和所有敌占区一样，实行口粮配给制，一开始是按户发放碎米和杂粮，后来是一种难以下咽的所谓“六谷粉”。
要吃米，就得到跑单帮的黑市去买，黑市的米价每个月都要跳涨六七次，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由于布匹囤积，市民们做不起新衣服。
战争后期，上海出现了一种新的抢劫方式，叫“剥猪猡”，就是把人拖进里弄，扒下他的外衣外裤。
有的乞丐专门守在食物摊档边上，从顾客手里抢东西吃。
06
日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其实有限，而且内部一直问题不断。
日军控制的区域，都是“点”和“线”，也就是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就上海来说，日占区是黄浦江西部和浦东沿江的仓库。
其余的大片区域都活动着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少量的日本兵是不敢轻易离开“点”和“线”的。
市民们还发现，日军内部，其实也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
日军中有很多持反战立场的军人，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酷镇压。
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送回国内做苦工。
由于兵力不足，汪伪政府的军队又毫无作为，日军曾经从关外调来过几万伪满洲国军队。
这支军队因为穿棉袄、戴皮帽子，被上海人称为“皮帽子军”。
皮帽子军本来就是土匪出身，从关外来到富庶的上海，根本就不听从日本调遣，终日在上海抢劫行凶。
日本当局发现失策，就把皮帽子军分割成小股，让他们到京沪、沪杭沿线和各地的游击队作战。
没想到又失算了，皮帽子军自成一股势力，在南方扎下了根，既骚扰民间，也调转枪口和日军作战。
在抗战末期，日军正规部队的纪律也变得非常松散。
早期的日本军人只知道执行命令，不懂得搜刮钱财。
到了这时候，也从汉奸那里学会了贪污受贿。
被抓进宪兵司令部的犯人，只要交钱就能被放行。
警察局的日本局长，也学上海黑帮的样子收门徒和保护费。
07
在占据上海后，日军的统治方法也是不择手段的。
日本人建立了一个被上海人称为七十六号的特务总部，培植了大批枪手在租界到处搞绑架暗杀。
一开始，七十六号的刺杀目标是不与日方合作的国民党人员。
由于租界里的报纸一直抨击嘲讽日本和汪伪政府，后期转而暗杀新闻界人士，还发布了一份83人的暗杀名单。
特务们会在舞厅里直接枪杀参与抗战的舞女，在租界当街和警察进行枪战。
除了直接的暗杀，日本的经济侵略也一样阴损。
日本军部发行了一种军票，用来支付在占领区的开支。
这种军票不能和日元兑换，相当于打白条和抢劫。
日军用武力推行军票，但在租界，市民只肯接受法币和美元、银元。
于是，汉奸们就把这种军票转嫁给了农民。
汪伪政府的清乡委员会拉着整卡车的军票下乡，换走了农民2/3的收成。
08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段里，日本对占领区最明显的侵蚀是贩卖鸦片。
在1929年民国政府禁烟之前，吸食鸦片是合法行为。
有的大户人家因为吸鸦片可以让人足不出户，避免沾染嫖赌恶习，还会纵容子弟学抽鸦片。
日军全面侵华以前，就成立了一家叫宏济善堂的机构，在热河种植鸦片。
日军打到哪里，宏济善堂的鸦片就卖到哪里，成为军方的重要收入。
在烟民们口中，热河鸦片被称为“热河土”。
在当时的上海，想买米很难，买热河土却很方便。
上海愚园路的中心商业区，除了几家大赌场，沿街的商铺和住宅，差不多全变成了鸦片烟馆，每天的人流量达到几十万人。
吸毒者会把能染指的一切财物换成鸦片，送到日本人的腰包里，最后惨死在街头。
这些吸毒的人最后都惨死街头或沦为乞丐。
租界里有种黑车厢的卡车，每天搜寻倒毙在街头的吸毒者，运到郊外掩埋。抗战期间因吸毒而死的市民不计其数。
09
如果请老人回忆抗战时期，他们都会说：“日本兵可恨，汉奸更可恨。”
这话没错，日军在占领区只留下少量兵力，一个县城里，可能只驻扎了一个班。
在沦陷区里，直接欺压民众的，是所谓的“维持会”和汉奸。
上海陷落后，国民政府动员上海的政客官僚一同南迁。
有一些人却故意拖延不走，他们原来就是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失意者，正想趁这个时候，挤进日本人组建的政府做事。
你想啊，其他职业的人都有安身立命的技能，唯独这些民国的政客，既做不了别的事又闲不住，只要有机会满足权力欲，就不在乎给谁做事。
所以，当日本人要组建政权时，他们都争抢着想要挤进这个名单。
汉奸里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汪精卫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汪精卫是个很复杂的政治人物。
汪精卫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在民国时期，绝对是政治偶像。
起初，关于他叛国的消息，上海民众们并不相信。
直到他1938年12月发出公开电报支持对日妥协，又从河内来到上海，进入日军的势力范围，上海市民才肯定汪精卫确实做了汉奸。
汪精卫在日本人的股掌之间，一直都很狼狈。
他训练的南京伪军，日本人可以架起机关枪随意屠杀。
他靠反清革命起家，却要被安排去拜见溥仪，让他丢尽颜面。
他所能影响的，只有上海和江浙地区。
那时北方也有伪政权，既然都是听命于日本人，当然不肯买汪精卫的账。
北平的汉奸还要挖苦他说：“日本人要中国的十样东西，北平可以还价到五样，结果是被拿走八样。而向汪先生要十样，他就送上十样，结果被拿走了十二样。”
10
在上海市民们的传闻和印象里，汪精卫在私生活中，和其他大汉奸还有一些区别。
因为早已身败名裂，所以别的大汉奸都不掩饰欲望，几乎个个嚣张，贪财好色。
唯独汪精卫深居简出，在上海民间，并没有关于他贪污和玩弄女性的传闻。
但是，大节既然亏损，他的心迹也就只能独自带到地下。
生前进退失据，沦为笑柄，死后也不可原谅了。
影视剧里汉奸的猥琐真不是脸谱化，确实言行举止不成人样
汪伪政府里的有一个叫褚民谊。
褚民谊的出奇之处是，他是个罕见的怪人和糊涂人。
褚民谊在法国学过医，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主管文教卫生。
他擅长书法和太极拳，性格豪爽，言谈漂亮，起初名声不错。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中央委员荒唐好色，会在正式的政治场合招妓，公然播放黄色影片；天天和女戏剧演员混在一起，在全国运动会上，自己跑去给女运动员擦油。
在抗战胜利后的审判里，褚民谊先是被判了死刑，后来南京政府认为他虽然是汉奸，但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从犯，签发了免死手令。
没想到，褚民谊的糊涂是传家的，这个手令居然被他女儿半路给丢了，结果难逃一死。
11
让民众们又恨又怕的，是那些直接执行罪行的小汉奸。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最先在上海招募的是黑帮打手和市井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就录用。
其中，最让上海人谈虎色变的一个，是头号杀手吴四宝。
原先他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司机。
战争带来的混乱，使他成了混世魔王。
吴四宝在上海横行四年，杀人无数，最后在苏州被毒死。
这是汉奸的常见下场。
这些人既不会多么忠于日本人，日本人也并不信任他们，彼此的关系，是真正的苟合。
在汉奸这里，只是想谋取些好处，随时做好跑路准备。
当日军出现败迹时，上海汉奸纷纷寻找重庆的关系，希望留一条后路。
日本人对汉奸的态度，市民们早就看出来。
他们会放纵汉奸抢夺财物，过一段时间，再把他们杀掉，以示维持治安，顺手将汉奸的财产接收过来。
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事情，被贪欲左右的汉奸就像感觉不到一样。
除了被日本人随意处置，汉奸彼此间也互不相容。
在汪伪政权高层，派系倾轧相当激烈，派特工彼此暗杀。
比如，毒死吴四宝的，是他在七十六号的上司李士群。
一年后，李士群又被周佛海的手下毒死。
小汉奸之间为了争夺利益，彼此残杀更是屡见不鲜。
汉奸界也有一句名言：“当过汉奸，王八蛋还想再当汉奸”。
这倒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几乎总要走到这个结局上。
内容参考来源：民国上海名医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