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专家茅以升的辛酸家史:背叛相濡以沫的发妻,至死未获子女原谅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曾建起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钱塘自古难渡,多少南方举子北上应考,到此皆感慨风波恶、渡江险。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桥梁专业硕士、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归来的茅以升,毕业后用四年时间建起了公路铁路一体化的大桥,从此,他的脚步遍布中国,到处建造大桥。
事业成就虽然显赫,但茅以升的家庭生活难称美满,他前妻戴传蕙所生六个子女对他当初背叛家庭、另娶外室权桂云的行为耿耿于怀,其长子茅于越在生母死后,更是对父亲如此行径衔怨多年、处处针对,为此,茅以升写了多封检讨信给子女,但均未获谅解。
1989年,茅以升临终时,只有权桂云所生女儿茅玉麟陪伴在他身边,他强撑着一口气几天没有咽下,却始终没有等来另外六个孩子。
最终,茅玉麟将一封假造的茅于越来信交在他手里,宣布说茅于越已经原谅他,93岁的茅以升才瞑目长逝。
而在这辛酸场面的背后,却有着他当初令人不能原谅的家庭背叛行为:在发妻戴传蕙为他苦苦照料六个子女成长、为他担惊受怕的同时,茅以升却偷偷在外包养了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女子,并长期隐瞒,以享齐人之福,在戴传蕙气病身故没几天,他就将外室母女迎回家中,迅速占据了戴传蕙的一切……
戴传蕙的六个子女至死不肯原谅这个对母亲薄情寡义的父亲,哪怕他是享誉天下的著名专家。
夫妻之义,在中国,是“五伦”关系之一,在西方,是当众宣誓、无论生老病死不可背叛的神圣关系。
自从18岁嫁给茅以升起,戴传蕙便为大家庭、小家庭鞠躬尽瘁,在把自己熬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
任何迟来的忏悔,都赔偿不了她的半生抑郁。
1、亲上加亲,茅以升娶了诗礼门第出身的戴传蕙
茅以升是江苏镇江人,他的妻子戴传蕙是扬州人,都出自诗书之家,算得上门当户对。
茅以升的姨妈嫁到戴家,成为戴传蕙的三婶,看到戴传蕙身材高挑、娴雅甜美,便有意搓合她与自己小一岁的外甥茅以升。
两人在婚前曾见过一面,茅以升很喜欢这个娴雅温柔的女子,1912年,二人正式结婚,此时茅以升16岁、戴传蕙17岁。
茅以升送给戴传蕙一本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他称自己的妻子为“蕙君”,希望他们俩以后也能过上沈三白与芸娘那样的神仙眷侣生活。
婚后,茅以升一直在唐山读书,1916年又赴美留学,戴传蕙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着大家庭生活。
茅以升兄嫂弟妹十几口人,大家庭的压力不小,戴传蕙是个受过传统教育的老式女子,性格温和、知书达礼,与公婆相处不错,一手拉扯着茅于越长大。
茅以升1920年回国后,前往各地任职,从此一直将妻儿带在身边。
他的孩子们回忆童年时说,父亲不管在哪里做工程,每次调换工作,都将戴传蕙与孩子们带在身边,全家一起走,对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
而戴传蕙也就随时准备着搬家的状态,茅以升回国后,他们陆续又添了五个孩子,共育有茅于越、茅于润两个儿子和茅于美、茅于燕、茅于璋、茅于冬四个女儿。
1930年前,茅以升历任河海大学校长等教职,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他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负责建造钱塘江大桥。
2、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让她为丈夫担忧太过,患上精神抑郁
戴传蕙是个传统的女子,不但独立承担了六个子女的抚养教育,还将家里打理得干净整齐,不拿家务事去让茅以升分心。
茅以升回国之后,因为前往各地任教和建桥,30年间,他们家搬迁过近30处,生活动荡不安,行踪遍历唐山、南京、镇江、杭州、重庆、长沙等地,每到一地,租房搬家具、安排生活起居、孩子上学,都是戴传蕙一个人操持。
体弱的她默默地扛下这么多事务和压力,却还牵挂着丈夫的工作,义务为他当秘书,收发信件、接待来访者、整理文件,对此,她笑称:“我也是间接地为人民服务,就是没拿一分钱的工资。”
茅以升的工作与水利、桥梁有关,30年代,正是民国水患频繁发作的时期,长江中下游,年年都有重大水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百姓人身财产受到损害,身为水利局长的茅以升,自然也时时处于危机之中。
戴传蕙担忧太重,到了1934年,她病情加重,精神上也开始错乱,几次自杀未遂。
茅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说: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
最初,茅以升在江苏任水利局长时,长江堤坝发生倒塌,他身为长官,必须负一定的责任,戴传蕙饱受惊吓,但尚未发病。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过程中,挫折重重,戴传蕙又开始为茅以升担心,在各种困境中煎熬,她无法排解这种焦虑,陷入了长期抑郁之中,而忙于公务的茅以升疏忽了妻子,在妻子试图自杀时,才惊觉了她的病情。
后来,茅以升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钱塘江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也就不治而愈,再也没有复发过。
这是对丈夫过于关心、牵肠挂肚才引起的心理病,是一种刻骨的深爱。
戴传蕙文化功底深厚,一心教育子女,后来,六个孩子都长大成才,全都赴美留学,取得学位。
长子茅于越留美毕业后,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后又前往瑞士的联合国机构工作;次子茅于润成为音乐家,后为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长女茅于美是比较文学专家、人大教授;次女茅于燕是中科院心理学研究员;茅于璋、茅于冬赴美留学后定居国外。
为家庭,为子女,戴传蕙付出了自己的大半生心血,熬得灯干油尽。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946年,五十岁的茅以升在上海又秘密娶了年轻的外室权桂云。
家里人全被他瞒在鼓里。
3、得知茅以升另娶年轻三十岁的外室权桂云,戴传蕙抑郁中去世
权桂云是苏州人,1925年生,比茅以升小29岁,家庭贫苦,早年丧父,她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四,没什么文化,但她性格温顺、年轻秀美,正符合茅以升当时的需要,经人介绍给茅以升当外室后,两个人都愿意相处下去。
于是他便秘密与权桂云同居,将权桂云安排在上海一处私宅里,而把妻子戴传蕙留在南京家里打理家务,两地相安无事了好几年,让他充分享受了齐人之福。
此时,他的长子已经成家生孩子了,茅家也无人能想到,这位面貌忠厚的长者,已经身为爷爷,在外竟还有这番艳遇。
有段时间,茅以升也感到惭愧,他试图劝说权桂云离开自己,但没想到,年轻的权桂云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依恋与感情,怎么也不愿离开他,1949年7月,两人生下一个女儿茅玉麟。
茅以升把外室的事情掩藏得很好,对戴传蕙的温柔体贴程度也与平时没有变化,戴传蕙一直对自己的婚姻很放心,甚至公开说过:“做他的妻子的最大好处便是,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他会沾花惹草。”
大约她也觉得,自己为小家庭呕心沥血付出了这么多,茅以升会心存感激,决不会负她。——因为,没有她的付出,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茅以升。
然而,感激是一回事,背叛是另一回事。
很多年后,在戴传蕙病故、权桂云进门之后,茅以升仍然惦念着戴传蕙, 为她编写了《蕙君年谱》,文稿长达10多万字,以他不逊色于《浮生六记》的精美文笔,记录了两人之间长达53年的恩爱夫妻生活,叹息戴传蕙一生“外宁内忧、似福多难”,还给自己新出生的小孙女起名为“蕙”,但与此同时,他也安然地和新欢安度着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次婚姻。
1950年,全国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知识分子坦白交代隐秘的过错,出于对组织忠诚老实的动机,茅以升交代了他背着妻子养外室生私生女的“资产阶级生活”。
纸里已经包不住火,茅以升便想找个机会把事情交代给戴传蕙。
一次,茅以升故意说起,他有个朋友的外室被抛弃后下场凄凉、登报纸哭诉内情,戴传蕙还同情地说道:“一定是正室逼得太紧,丈夫没办法才遗弃了外室,导致外室用这个方法报复他。”
茅以升听到这些话,还以为妻子似乎对这种外室女子也有一些同情和理解,会大度处理此事,便借机坦白了。
戴传蕙如遭雷殛,几天都没有开口说话,从此陷入了郁郁寡欢之中,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她的外孙女徐依协曾回忆说:“外婆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
好不容易把儿女们抚养成人,可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枕边人却暗中背叛了家庭与爱情,让她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文革一开始,缠绵病榻的戴传蕙就在惊忧之中去世了,茅以升致悼词称“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而她去世不久,茅以升便把权桂云母女接回了家中,对于外室母女来说,当然是幸运之事,但看在茅以升的六个子女眼中,母亲坟土未干,她遗下的一切,已被曾经当过第三者的权桂云占据,心里自然很是不满。
4、为继室母女与长子失和,至死未获子女原谅
戴传蕙生的长子茅于越,早年出国留学,1949年起在联合国工作,他从小由母亲带大,母子情深,理解母亲带大六个孩子的辛苦,得知母亲后来的遭际,十分愤愤不平,对父亲心生不满。
戴传蕙在文革时期去世,身在瑞士的茅于越无法回国为母亲送终,感到十分遗憾,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外交得到恢复,海外华人可以设法辗转回国,茅于越夫妇立刻带着女儿归国祭母。
茅以升也十分想念这个多年未见面的儿子,但茅于越夫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是不会进家门的。
茅以升很是为难,还好权桂云体贴人意,她带着女儿离开北京,暂时回了苏州老家。
茅于越回来那天,茅以升带着全家人出动,前往机场迎接,但茅于越到北京后仍然表示不会回家住,带着妻女住进了宾馆,——原来他所说的权桂云不在家,不是形式上的不在家,而是彻底离开茅以升身边。
亲戚们纷纷劝说,说如今他生母戴传蕙已经不在了,父亲年事已高,身边本来就需要人照顾,茅以升与权桂云的婚姻已是既成事实,还生了一个女儿,他应该接纳继母。
但茅于越坚决不肯答应,后来,茅以升的侄孙茅青回忆说:“我曾经亲眼目睹茅以升遭到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我二舅说他有一次看见茅以升为此掉了眼泪。”
而权桂云因为长期看到茅以升为她所承受的压力,和戴传蕙一样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生活得也不幸福,1975年,年仅50岁的权桂云就因病去世了。
茅以升后悔不已,他不但没有为前后两个爱他的女人带来幸福,反而给了她们这么多折磨与痛苦——爱情,从来就不可能是三人行。
权桂云死后,茅以升致力于恢复与前妻子女们的关系,但收获并不大。
戴传蕙所生的六个孩子,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得以出国留学,成才独立,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而权桂云所生的茅玉麟,因为身世坎坷、受照料不多,初中毕业就在工厂工作,婚姻也不幸福,在权桂云死后,她就与茅以升相依为命,陪在父亲身边。
此时,茅以升已80多岁,自知时日无多,他认为,中国有“长兄如父”的传统,如果把茅玉麟托付给茅于越,会得到更好的关照。
1979年,83岁的茅以升来到瑞士,找到长子茅于越,想在身后托孤,却与茅于越不欢而散,茅于越不但干脆地拒绝了父亲的要求,而且彻底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对此,茅以升痛苦万分,晚年时,他写了不少忏悔信给茅于越,却没有得到儿子的一封回信。
88岁以后,有1500度高度近视的茅以升视物不清,身体逐渐衰弱,1987年起开始长期住院,身边只有小时候相处时间不多的小女儿茅玉麟相伴。
在病重住院时,他也写信通知了茅于越和其他子女,没想到子女们一个都不愿来与他见最后一面,茅于越甚至连信都没有回。
1989年,弥留之际,茅以升始终合不上眼睛,直到茅玉麟拿着一封编造的来信告诉他,茅于越来信了,已经原谅父亲了……茅以升才捏着这封信离开了人世。
茅于越对父亲的绝情,是来自于对母亲的深深负疚感与同情心。
倘若,当年茅以升能不为年轻女子意乱情迷,能坚执于自己的家庭,能够怀着感恩之心,陪伴苦心付出多年的病妻,能少一点自私自利,多一点担当与责任,或许,就能够获得子女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孝敬,不至于老境那么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