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埋骨，为何清军将士葬身于日本大阪墓地？

今天，和一个朋友约了会面，地点在大阪一个不大的车站，名叫玉造。我到了以后，却接到朋友电话，说被事情缠住，要过一个多小时才能来。

于是，就没有事情做了。好在，旁边就是一条商店街，甚至，还有一家旧书店，于是走进去挑喜欢的翻看起来。一抬头，看到店主的面孔，是个很老的老头子，神色间似乎大为惊奇。

怎么，我脸上粘了饭粒，摸摸没有啊。

老头子看我不明白，伸手指指挂钟，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的作息习惯古怪，加班到半夜，商店可是要十点以后才开门。赶紧道歉，还有点儿舍不得手上拿的一本《北清事变记事》（北清事变，是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说法）。

那老头子忽然问：“中国人？”

看来这辈子日语发音是不可能过关的，一听就听出来。点点头–“是啊。”

“噢，那本书是后来的人写的，写得一点也不好。”

很诚实的一个店主么。萨笑了，放下书随口问了一句–“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转转的地方？”

老头子想了想，指指一边山上–那边，有个神社。

哦，谢谢了，那我去看看。我转身要走。老头子接着补充–神社旁边还有一个公墓。

怎么会向人介绍墓地呢？这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但是老头下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改变了想法–。里面有些中国兵的墓地，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哦，大阪，怎么会有中国兵的墓地？

看出我的疑惑，老头子补充了一句：“是日清战争（日本对于甲午战争的说法）时候的清国兵，被俘虏的。”

“噢，那我应该去看看。”—想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谢谢。”

清军的士兵在大阪有自己的墓地，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是来自何方呢？据我所知，甲午战争中，确有一些清军战俘被掳到日本，现在京都的本愿寺，当初就是关押清军俘虏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后双方交换战俘的时候，被交换回国。不经意间，想起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最后，是全军覆没了，有很多清军官兵被俘，莫非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埋葬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想着，依照店主的指点，走不多远，一座小山上面，就是他所说的那座神社，供奉的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将军真田幸村。

转过神社，后面草木掩映之下，隐隐可以看到墓碑的影子–这，应该就是那个所谓公墓了，仔细看看标牌–“陆军真田墓地”，建立的时间是明治四年，也就是一八七一年，若是这样，这里埋的最早的日本兵，应该还死在甲午战争以前，若是甲午战争被俘的清军有死亡的埋葬在这里，当不奇怪。

这时，看到路边有一家卖祭祀品的商店，忍不住去买了一束花，一盒香，想来，葬在这里的清军官兵，是不常有乡人来看望的，甚至，他们的家人，恐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归宿。

果然，转过草地，就是一片墓地，规模很大，不过，巨大的陵园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只听到风吹草木的刷刷声音。

从介绍上看，我进入的这部分墓区，恰好是日军大阪第四师团在甲午战争中“战病死”官兵的葬身之地。从历史记载来看，没有提到第四师团投入大陆的战场，但一些墓碑上的记载，显然说明他们是参战过的。比如这个炮兵少尉，就是在“小茂岭子”战斗中被击毙。不过小茂岭子在哪里，又无从知道了。

这里也不仅仅有甲午战争中日军死亡官兵的墓地，还有其他时期的，比如，这个合葬墓，所葬的是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称为“满洲事变”）日军阵亡官兵，从墓碑标明的数量上看，尽管东北军大部不战撤出关外，但东北的抵抗力量并非不战而降，仅大阪一地，死于此役的日军即有四百多名。

佐官以上的有单独的墓碑，比如这个步兵少佐。

从墓碑的记载看，此人1933年初战死于齐齐哈尔，应该是死于马占山将军在黑省最后的抵抗，此后不久马占山即被迫撤入苏联境内。

但是，找了许久，依然未见清军官兵的墓地，莫非，店主所说不确。

正好有一个守墓人推车而过，便上前打探。那守墓人年纪虽然不小，但还没有老到可能与战争有关，可是看着我的眼神颇有疑虑，似有些怀疑我的身份。问他名字不肯说，虽然如此，依然很客气地回答说–确实有清军官兵墓地的，如果我要找，他可以带我过去。

一路上，问他几个问题，虽然谨慎，依然肯一一作答。

问：这里（甲午战争墓葬群）的墓碑很多，可是我所了解好像大阪部队并没有在那次战争中打什么仗阿。（还没说听说大阪兵打仗从来不往前跑的）

答：是的，的确没有打很大的仗，但是他们在去台湾打仗的时候遇到疫病，所以死了很多人。

问：这里葬的清军官兵，是不是北洋水师的被俘人员？

答：不是，他们是陆军。

问：他们在那里被俘的？

答：不知道。

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被交换回国呢？

答：不知道。

问：这里共有几个中国士兵的坟墓？

答：不多，都在那一片里面。说着，伸手一指。

这是整个墓地最北面的一排，大多埋葬的是日军中的辅助人员，如运输兵，马夫，护士等。

为何在最北面这一排呢？我自己问自己–那个管理员已经到一旁的地藏菩萨祠堂去了，临走嘱咐我不要点火。

想起来刘连仁讲自己逃跑的一段话–我们小时候，一直听说日本的北面和中国是连着的，所以逃出来就往北面跑。

不多时，就找到了一块墓碑。

从“故清国”的字样上看，这可能就是我要找的葬在这里的清军士兵之一了，墓主的名字，写明是“西方诊”

很快，在这块墓碑的前面，又发现两块并排的墓碑。

一块上面刻的名字是“清国刘起得”，另一块则是“清国吕文凤”在他们两人的对面，另有一块，文字已经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刻的是“故清国杨永宽”。

墓碑，都是当地最普通的石灰岩，有些部分已经酥化，看来从立在那里，就不曾有过更换。碑文只有姓名和埋葬时间，经手单位，再无其他。

只找到了这四个人的墓碑，问之守墓人，他也讲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清军士兵葬在这里。看得出他对我颇有些不信任感（我想他是疑惑我与葬在这里的清军官兵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交待了一下不要点火就走回了他休息的小房子。

走在其间，细看碑文，忽然感到有些疑惑–至少，有几个谜，让我感到难以解答。

第一个，从碑文上看，刘起得和吕文凤皆死于甲午战争之后不足一年，地点在大阪陆军医院，因此，他们可能是在等待交换战俘期间，因伤或者因病死亡的。然而，杨永宽和西方诊的墓碑显示，他们的死亡时间在大正年间，也就是说，他们在日本滞留了不下二十年的时光。这期间他们为何不想办法回国呢？按说，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最重的。

而且，埋葬他们的单位也很奇怪，是日本“大阪在乡军人会”–一个日本退伍老兵的组织。

他们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扣押的呢？还是自愿地留下来的呢？这是第一个谜。

第二个，他们每个人的墓碑上，都有大约三十公分长一块斑白的痕迹，与附近的日军夫役不同，也是整个墓地中绝无仅有的。因此我能够轻易地找到他们。

这白色的痕迹，看来是原来是一个或两个什么字，后来被凿去了。这是什么字，为什么只有他们的墓碑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杨永宽的墓，显得与众不同。刘起得，吕文凤和西方诊的墓都是面朝西方，望着大陆的方向。狐死首丘，这很符合我们民族的习惯。然而，杨永宽的墓，却是背向西方。是因为没有面向西方的地方了吗？看他背后的墓碑，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战俘，比他死得还要晚，却是面向西方–这里也有几座德军战俘的墓冢，都是面向西方。看来，死后望着故乡，是东西方一样的传统。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战败被俘无颜回首？

还是为了和吕，刘二人的墓碑迎面相对彼此可以地下谈谈心？–三个人的墓碑恰恰是一个品字形。

还是有什么别的说不出口的原因？想想，忽然又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其中叫做西方诊的战俘，是否用的真姓名。中国人中姓“西方”的实在罕见，莫非仅仅是一个表示自己来自“西方”的化名？

左思右想，终不得其解。

他大体帮我解开了第二个谜–碑上被凿去的，似是“降卒”二字，也可能是“捕俘”或“俘”字。现在这里归大阪四天王寺管理，日本战败前则归日本陆军管辖。那时他也还没开始在这里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了，据说有一个中国将军来日本收集索还甲午战争时日军掠去的物品。这个墓地的管理部门也就将清军官兵墓的情况造册上报中方。此时，因为担心“降卒”这样侮辱性的字句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故此火速将其凿去。同时，也顺便将德国战俘名下同样的字句凿掉了。不过，中国将军最终也没有来。

听完让人不胜唏嘘这件事，我还真的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国来办理此事的并非“将军”，而是海军少校钟汉波（后来的国民党海军永定舰舰长），他将日军掠夺走的定远，靖远两舰铁锚，锚链用同样在战争中曾被俘的飞星，隆顺两轮押送回国，是为中国海军一大盛举。然而，此后钟却未能获准再次赴日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中国再次开始了内战，海军也被卷入并发生激烈的内斗，再无精力经费作此事，甚至，靖远的锚链，还被某些贪婪的部员用废铁的价格卖给了铁匠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