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共举红旗飞” ——浅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关系

作者:徐君华

1940年10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和新四军陈毅部在苏北胜利会师。11月上旬，刘少奇、黄克诚、陈毅、粟裕等在海安会面，陈毅有感于“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当场即兴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1}

会后，张爱萍原韵奉和一首：

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2}

这两首诗都反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历史渊源和亲密关系,故本文借张爱萍诗句作标题，来谈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相互关系。

一、八路军、新四军是亲兄弟

人们习惯称老八路、新四军，以为八路军是支老部队，新四军是支新部队。其实，八路军、新四军都肇始于南昌起义，都是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八路军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而新四军则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是为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武装集团，都有着共同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正如陈毅说的：“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3}

1938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在介绍挺进华中敌后的新四军时说：“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4}这可能跟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新四军改编比八路军稍晚，新四军的番号和叶挺军长的任命最初是由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公布的，新四军又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一般人不明新四军的由来底细所致。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丅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陈毅也说：“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丅主双重事业中厉行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立于不败之地。”{6}

正因为八路军是红军主力部队改编的，新四军是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八路军一开始就有4.6万人，新四军刚组建时只有1.03万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间也比新四军要早几个月，故新四军一贯尊称八路军为老大哥。

二、八路军展开于华北，新四军展开于华中，是毛泽东的战略布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但蒋介石却不承认与中央隔绝、散处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因而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妄图在国共正式合作以前，剿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在关于红军改编的国共谈判中，蒋介石也只承认陕北红军的改编，而迟迟不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毛泽东则坚持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也必须改编成抗日武装。直到淞沪战役爆发后，鉴于红军游击队屡剿不灭而又无力再剿，且前线急需用兵，蒋介石才同意中共方面派人到南方游击区进行联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虎离山，以利安定后方；把他们派往前线，可以借刀杀人。毛泽东则反复指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红军游击队不能无条件全部集中，而要保持南方革命战略支点。

蒋介石同意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本想派人控制这支部队，以为己用。但毛泽东坚决拒绝国民党插进一个人来。于是，蒋介石就不想让这支部队留在江南。1937年11月21日叶挺、叶剑英去见蒋介石时，蒋就说：“你们决不能在江南。”{7}也就是说要把新四军调到华北去。毛泽东则根据日军已入侵长江流域的战况，和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展开的现实，决定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8}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手中有两支主力军，一支放在华北敌后，一支放在华中敌后，互相策应，互相支持，进退自如，打击敌人，发展自己，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布局。

三、八路军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是战略全局的需要

国民党顽固派1939年冬在华北掀起第一次**高潮，遭八路军有力反击受到严惩而失败后，便于1940年春将摩擦重心移至华中。蒋介石下令其苏皖鄂豫各部向新四军进攻，首先是进攻皖东、淮北的新四军，其目的是把新四军江北部队驱向江南，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于3月16日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9}6月1日毛泽东致电要黄克诚部、彭明治部迅速南移，指出：“在华北略有损失可以补充，而华中如失时机，将来全部困难很大。”{10}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不仅有利于“发展华中”，而且也有利于“巩固华北”。毛泽东指出：第一，“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东边，使蒋（介石）、卫（立煌）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巩固”；{11}第二，“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三，不考虑到“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2}在毛泽东看来，华北、华中是一盘棋。遵照毛泽东指示，钟辉、韦国清率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彭明治、朱涤新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大部，梁兴初、罗华生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先后南下皖东北、淮北、苏北地区，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华北根据地与华中根据地的联系。

四、新四军与八路军大融合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丅民党军政当局谈判改编时，中共中央就从总部、抗大、八路军抽调干部南下传达中央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派郑位三、萧望东、程启文、熊作芳等到鄂豫皖游击区；派张正坤、胡荣到湘鄂赣游击区；派张銍秀、李忠民、彭汉元到湘赣游击区，协助当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军部成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中共中央又抽调大批军、师、团、营、连干部南下，充实新四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如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三任袁国平、组织部长李子芳、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以后又陆续从华北派干部来新四军，而把在荒山野岭战斗了三年的新四军干部陆续调往延安抗大或军部教导总队学习提高。

194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实现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统一指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把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和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编入新四军序列。刘少奇在关于八路军一部编入新四军时说：八路军、新四军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固可改为八路军（如过去彭雪枫、张爱萍之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13}新四军有了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第三师和独立旅是由八路军南下部队编成的，第四、第五师是中共中央派彭雪枫、李先念率一批干部南下，汇合豫皖苏、豫鄂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在皖南事变中损失了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三个老团，这时，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第一、第二、第六、第七师总共3.7万人，而由八路军南下部队或由八路军派干部带领地方党组建的抗日武装发展起来的第三、第四、第五师和独立旅一共是5.3万人。这说明已实现新四军、八路军的大融合。

五、华中新四军对华北八路军经济物资和知识人才的大力支援

八路军在军事上、军政人员上大力支援了新四军，新四军则在经费物资和知识人才方面大力支援了八路军。

1941年以后，国丅民党当局停止了对新四军一切供给，同时克扣八路军的军饷。由于日军在华北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华北根据地的军民衣食医药非常困难，生存条件面临严重挑战。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日顽封锁夹击的恶劣环境下，尽管保持着生活的低水平，经费仍然不宽裕，但八路军的困难更大，所以还是节衣缩食，想方设法挤出一部分经费和物资，支援华北八路军。

在这方面，笔者没有看到完整的统计资料，仅从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日记”中记载的有关资料，也可看出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军民，在支援华北根据地军民中所作努力的一斑。

《赖传珠日记》{14}1941年6月9日记载：拟拨款300万元做冬衣，“其中以100万元给华北部队，做冬衣8万套。”

1941年9月30日：“开会决定：慰劳八路军百万元。分配：一师23万，二师15万，三师23万，四师15万，五师10万，六师5万，七师7万，军直2万。”

1942年1月2日：“通知供给部，准备光洋送山东去。催促各师捐募西药给八路军。”两天后又有记载：“准备50万元及光洋，派叶（叶进明，时任供给部副部长）送到山东一一五师收转延安。”

1943年4月22日：“一一五师买药需款子约8万元，与饶（漱石）商决，由二、三、四师拨。”

1943年5月16日：“分配送中央款的数目：一、七师各50万元，三、二师各30万元，四师40万元，务于5月底准备完毕。”

1943年10月21日：“浙东拟送60万元伪币给中央。”

1943年11月8日：“送山东第一批救灾费，共伪储币400万元。”

为筹集经费和物资，八路军总部于1943年冬和1944年春，先后派姬忠臣、姜名臣、曲介甫等人至新四军军部，处理接受援款事宜。

《赖传珠日记》1943年11月11日记载：“集总姬同志来谈集总太行山区的情形，以及给他们汇款办法。”11月15日记载：“拟电告浙东筹款200万元，一师170万元给中央，派陈祥生收款给姬。”11月16日又记载：“写介绍信，派陈祥生与姬同志到盐阜、苏中去取款。”

1944年1月1日：“集总携款赴沪的人有姬忠臣及姜名臣（又名世卿），我交姜汇票30万元。”八路军总部收到这30万元后，要求华中继续汇款。

1944年1月3日：“明日送200两金器给中央，由四师转去。”

1944年1月22日：“将送中央及华北救灾3500万元款的任务分配如下：一师1000万元，三、七、二师各500万元，四师、浙东各300万元，十六旅400万元。限3月份完成。”其中“三师给华北500万元，交一一五师去买药。”“苏中送皮棉到胶东，每担1万元，共820担，计820万元，作为送华北款。”

到1944年10月20日，全年给华北汇款3716万余元。这不是寻常的汇款，这是代表着华中敌后军民的一片心意，是给华北敌后军民救灾救难的款子。陈毅在《建军报告》中曾指出：“我们用华北、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15}

华中新四军还在知识人才方面支援延安和八路军。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旧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撤退到武汉等地。武汉沦陷后，除少数人退往重庆、桂林等国丅民党地区外，大多数到了新四军。所以，新四军中知识分子比较多。”{16}新四军根据中丅共中央1943年1月10日关于“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的要求，陆续向延安和八路军输送知识人才。其中著名的有：经济学家、新四军卫生部顾问罗生特，应山东根据地的邀请，带着懂德语的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长王雨田，于1943年9月去山东后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

《新四军军歌》曲作著、鲁艺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何士德，1942年赴延安鲁艺任教。在新四军和鲁艺华中分院进行创作和教学的音乐家贺绿汀，于1943年到延安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

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随刘少奇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跟刘少奇去延安的还有华中党校教授吕振羽。

去延安的还有新四军第三师鲁艺工作团团长孟波、版画家莫朴、大众剧团团长孙铮，等等。

在军事上，新四军也有支援八路军的事例，1942年10月，八路军山东滨海区部队受日、顽夹击，形势严峻，新四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即让独立旅北返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归建。为适应国丅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退出山东，我山东工作大开展的需要，1943年9月毛泽东等致电新四军，要求“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17}此计划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但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还是于11月调山东编入第一一五师鲁南军区。

六、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共创辉煌

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战略配合，但也有几次重要的直接配合。

1940年10月，当苏北**顽固派头目韩德勤纠集3万重兵，妄图把在黄桥立足未稳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赶下长江喝水时，毛泽东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转达我方的方针：“韩（德勤）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18}然而韩德勤自恃实力强大悍然发起进攻，黄桥陈毅、粟裕部在苏北黄克诚部的配合下，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全胜，造成了新四军、八路军会师苏北、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1944年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为配合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出兵陇海路北，歼顽军5000余人，将耿（继勋）刘（瑞歧）残部驱赶到徐州西北一带，打通了与新四军第四师的联系，使新四军第四师经4个月的英勇奋战，恢复与发展了东起津浦路、北迄陇海路、西止商亳公路、南至涡河的1.3万余平方公里和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中丅共中央赋予的恢复豫皖苏边的任务。

1944年冬，在八路军河南军区、水东八团的配合下，新四军第五师北上进军河南，经半年多的奋战解放了河南7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河南的任务。

1945年，新四军第五师大力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共同开辟鄂南，建立湘鄂赣军区（后改为军分区）。当日本投降、形势剧变，王震、王首道率部北返到达新四军第五师地区时，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南下支队、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联合组成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他们后来共同经历了中原突围的严峻考验。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主力北移，第三师奔赴东北，新四军军部和不少部队进入山东，与山东军区第八师合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即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的军事斗争。新四军与八路军重又走向融合，为全国解放战争作了军事准备。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共对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日军52.7万余人，歼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人口1.2亿，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19个省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组建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余人，民兵260余万人。这一辉煌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注：{1}见《陈毅诗词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5页。{2}见张爱萍《神剑之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3}{6}{15}见《陈毅军事文选》解丅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93、第313页。{4}见《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丅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5页。{5}见《毛丅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04页。{7}{8}{9}{11}{12}{18}《新四军·文献》（1），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61、第62、第681、第689、第641页。{10}《毛丅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550页。{13}《新四军·文献》（2），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08页。{14}赖传珠日记》解丅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1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57页。{17}《新四军·文献》（3），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