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衙门潜规则：自古衙门朝南开（一）

作者： 涓水东  

前言：

就像中国古代每个衙署前的两尊石狮一样，衙门是万民仰瞻、发号施令的所在，因此，衙门中人，甚至连衙门里的老鼠都会沾染“官府习气”。李斯年少时做郡中小吏，见吏舍厕所中的老鼠食不果腹，瘦骨嶙峋，不但食不洁之物，而且每当有人走近时，就惊恐万状。当李斯进入国家的粮仓时却意外发现，这里的老鼠不但居住在大庑之下飨尽天下美食，而且吞噬粮食毫无惊恐之状，似乎理所应当。李斯于是感叹道：“人就像老鼠一样，贤能还是不肖，在于所处的环境啊！”（《史记·李斯列传》）黄宗羲也指出，尽管吏员这些人也来源于民间，但一旦他们附着在官府之上，就有了“官”的气势，反过来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明夷待访录
·胥吏》）。至于那些被百姓尊称为大老爷的官员们，更是“官民阻隔两重天”！因此，在官府即衙署里生活的人，尽管也有三六九等，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甚至还有主子奴才之分，但相对于芸芸众生，他们无疑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拥有种种特权而无须尽任何义务的吃官饭的“官家人”，难怪民间有“见官三分灾”的形象说法。
清代有近三千个大大小小、分属不同“条条”或“块块”的衙门。本书不可能也无此必要对这些衙门一一介绍，而是选取清朝人所说的
“天下之事无不始于州县，无不终于州县”的州县衙门作为核心，通过“正说衙门”讲述清代衙署的基本状况；通过“衙门说人”具体解读州县官、幕友、书吏、长随和衙役等衙门五种人的出身来历；通过“衙门说事”展现衙门的职守所在，所司之事；通过“衙门规矩”窥见衙门的一般规则及其运行背后的潜规则；最后通过“衙门精神”透视清代衙署的真正精髓。
与以往朝代相比，我个人认为，清代衙门具有官署设置上的大衙门化、权力结构上的“寡头化”、体制运行上的法律化、衙门风气的卑劣化等四大特点。大衙门化主要表现为行政层次多、高官多，其直接的后果是民众的负担重，行政效率低，这就是唐甄在《潜书》中所说的“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寡头化”主要体现在不设属官，长官一人专政，公权力的私人化，其后果是“一把手”说了算，而当“一把手”无力分身时，由其私人聘用的幕友、与之有一定隶属关系的长随以及国家不承担经费支出的吏员就名正言顺地介入官府中来，因而才有“官转吏不转”、“官转幕不转”等清代衙门特有的风景。法律化主要表现为清人所说的“一切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因而“爱百姓之心不如爱功名之念”，为保住乌纱帽官员们无所作为，官如传舍，在官如同一驿，成为衙门中人的普遍心态。衙门风气的卑劣化主要表现为“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千里为官只为钱”成为弥漫各级衙门的普遍风气。袁枚说他任江宁知县时，每天“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做奴耳”。

第一部分：清代衙门图说 正说衙门

1、清代衙门知多少

旧时代的文武官员每天趋奉奔走，朝夕所不离的，莫过于衙门了。这里是施行统治的场所，是权力的象征，因而在一般平民百姓眼里，往往望而生畏。“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深似海”等民间谚语，是对官、民阻隔的旧衙门的最好写照，衙门内外分别代表了悬如天地的两个世界：前者是“治人者”，后者是“治于人者”。这从“衙门”的由来可以得到见证。

“衙门”的由来

据清代赵翼的考史著作《陔馀丛考》等书记载，衙门本是从“牙门”二字讹误而来。先秦时巡狩兵车的旗帜两边，刻缯的纹饰如同牙的形状，因此将这种旗帜称为牙旗，军营前面都插有牙旗，军中听令，必须到牙旗之下。后世遂将营门称做牙门。后来，称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由此可见，牙门最初只是军旅中的称谓，后来逐渐移到朝署。
“衙”字最初读作“语”字。《楚辞·九辩》“属雷师之阒阒(ｑùｑù)兮，通飞廉之衙衙”中的“衙衙”，读作(ｙúｙú)，即是“衙”的旧读。到了魏晋时，才将“衙”读作ｙá(牙)，“牙门”讹变为“衙门”，大体也始于这一时期。但后代在使用时，“牙”与“衙”仍然相混。如《旧唐书》凡“正衙”及“衙门”的“衙”字，《新唐书》又全部改作“牙”字。
《宋史·舆服志》记载，唐制“天子所居曰衙”，可能更接近衙门的本义。元稹《连昌宫词》有“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之句，也指天子办公之所为“衙”。因此，司马光在《类编》中说，古代行军打仗时有衙，这是尊者所在，后人沿袭下来，将所治称为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衙”字本义的演变。尽管唐宋时称官府为衙门已相当普遍，但唐制臣下办事之所多不称衙，宋代“在外监司、州郡称衙”，而朝署宰相以下治事之所不得称衙，久而久之，“衙”遂为臣僚治所通称。后代相沿成俗，将发号施令之所在统称为衙门。

清代衙门设置

衙门是官署的一种俗称。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能够行使国家某种职权的衙署，都可称为衙门。
那么，清代究竟有多少衙门？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从职能上划分，有文、武两大系统，即文职衙门和武职衙门；从民族上来看，清代又有满、蒙、汉等衙门之别；从行政隶属而言，又有中央衙门（当时称为朝、京）与地方衙门（外）之别。而在京衙署中，又有外朝、内宫之分。此外，还有自上而下的专署衙门，如漕运、河务、盐政、学务、税关等衙门。自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包括原有的少数民族世袭官也多由中央任免，但在甘肃、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仍有为数不少的土府、土州、土县、土司等特殊衙门；在东北、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还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如将军、都统、副都统、大臣等。
由于时代的变化，清代衙门的兴革变化最大，有的衙门为清朝所独设，如理藩院、南书房、军机处这三个衙署，地位就十分尊崇。理藩院由蒙古衙门发展而来，掌管蒙、回、藏等事务，以及部分对外（俄罗斯）交涉事务，下设六个清吏司和多个房、厅、处、所，以及内馆、外馆、俄罗斯馆、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等附属机构，额定编制198人，通事、衙役等147人。理藩院位列六部之后，其长官进入议政大臣之列，雍正元年以后，更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而汉官无一人侧身其中，可见其地位之特殊。《钦定理藩院则例》南书房不是正式的衙署，入值人员由皇帝从翰林院中“钦点”，但因其朝夕侍奉皇帝，参与决策，因而入值南书房的绝非等闲之辈。军机处自雍正时期设置后，掌管军国要政，书写谕旨，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充，连同其僚属军机章京在内，最多时也不超过40人，而且，“有官而无吏”，人员都有干练之才，效率又极高，外官不得擅入，事实上是清代中枢决策的所在。
清代衙门的设置体现了独特的民族及时代特征。就其对前朝所设衙门而言，有的进行改造，有的不再设置，其间变化也很大。如明朝的宦官二十四衙门，清朝吸取了宦官为害的教训，将其裁汰精简，并入内务府之中。而内务府堪称是清朝第一大衙门，仅职官就有3000多人，与事务最繁的户部相比，职官设置是后者的十几倍，如果加上匠役、军丁、太监等人，内务府有上万人之多。除本府设置广储司等13个衙门管理宫禁事务外，其分属机构就多达四十几个，这些分建衙门，全部铸给关防印信，由总管大臣统辖，人们熟知的“江南三织造”，即是其派驻机构。织造官都是皇帝亲信之人，除负有本职任务外，早期还负有搜集情报、密报民情、监视所在地方官的特殊使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任江宁、苏州织造达二十多年，也是最早用“密折”方式向皇帝报告江南情势的官员。
清代是跨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衙门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办理外交等事务，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了晚清实行官制改革，衙门裁撤、新设、合并，变化更大。陆续新设的衙门有民政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大理院、资政院等。裁撤的衙门有詹事府、通政使司等。改组、合并的衙门更为纷杂。
作为亲民的州县衙门而言，有相当多的州县佐贰官，如县丞、主簿、训导等，各自有独立的衙署，因而从职能上看，佐贰衙门是州县衙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独立，不是严格意义的附属机构。
因此，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要确切统计清代衙门有多少并非易事。根据光绪《大清会典》及《清史稿·地理志》等统计，至清末全国仅省、道、府、县四级主要行政机构设置的衙门就有2200多个，如果包括专属衙门及各分支衙门、佐贰衙门，清代地方衙门总数当不少于3000个。平均每个省有130多个衙门，一个县有2个以上衙门。因此，清代堪称是衙门泛滥的时期之一。

民众负担何其重

衙门越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所受到的侵扰就越厉害，所谓官多扰民，自古已然。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八中曾说过：“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大官都是“治官之官”，这类官一多，不但耗糜国家财富，浚削民膏民脂，而且官员之间互相推诿，小则降低行政效率，大则影响国计民生。唐甄在《潜书》中指出，官越大，越不亲民，因而“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而小官都是“治民之官”，这类官一多，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正如唐甄所说：“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匹夫匹妇才能各得其所。与以往朝代相比，清代的大衙门多、高官多，堪称一大特点。按照嘉庆《大清会典》核定的内外文武官员数目，除去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回等部官员不计外，清朝额定官员二万七千多员。咸同年间，冯桂芬指出，清代官员人数，“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不冗于小而冗于大，不冗于闲而冗于要，不冗于一二而冗于十百”。
按照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设置即衙门统系而言，唐以前地方衙署实行郡（州）县二级制，唐设道，宋设路，但不是一级实体机构。元代设置行省，明朝改设三司，地方行政系统始成三级格局。清代在省、府之间设道台衙门，二司之上设总督、巡抚，行政系统演变为五级格局。因而从理论上讲，总督、巡抚、藩、臬等衙门都是省级衙门，道台，正四品，其衙门也属于大衙门。而作为从四品的知府在清代只能算做中级官员，这也难怪知府大人不安于位，遑遑于升发之途了。如果再加上漕运、河道、盐政等专署衙门，以及提督、总兵等武职衙门，那么，清代的大衙门之多就是不争的事实了。
清代衙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衙署不设属官，属于长官独立负责制，因而独断专行、一人专政，公权力的私人化具有相当普遍性。各省的总督、巡抚衙门，包括专署性质的漕运、河道总督衙门，都不设属官，偌大的衙门除总督、巡抚外，没有一个朝廷命官，而大量的事务都由其私人聘用的幕友及国家仅承担少量经费的吏员来承担。因而从常理上讲，一个省或两个省的大政多由“一把手”说了算。尤其是总督多由满人充任，巡抚满汉参半，对这些封疆大吏来说，既没有人对其实行真正意义的监督，他们又缺乏良好的道德操守，很多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为官的素质大打折扣，只能将具体事务交由非国家正式编制的私人班底去做，因而公权力逐渐被私人化。所以清朝人经常讲：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即幕友、长随、书吏。有“亲民”之责的州县衙门也是如此。本来，宋代以前，国家任命州县主官、佐贰，共同掌理州县之政，主官自辟掾（ｙｕàｎ）属作为正式行政人员。因而主官、佐贰和掾吏连为一体，一县行政统一而完整。宋代以后，县的行政开始被割裂：由于实行回避制度，主管县政的正式官员，由国家任命，他们都是外籍人，进退频繁；而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胥吏，都是本地人，他们盘踞衙署而不随主官进退。到了清代，佐贰官员或者被置于无事可做的“闲曹”之地，或者因独立执掌某种职能而另辟衙署，但结果却一样：都逐步淡出一县的主干行政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处理纷繁的行政事务，州县官只能依赖由其私人雇用的幕友、家丁以及盘踞州县的书役，结果同样导致公权力的私人化，即以私人势力承担国家公共职能。
有一官就有一官之费，加上大量的私人班底，因而维持一个衙门的开销就不是小数目。冯桂芬对官员的花销有个大体的估计，他认为越是大官，费用就越多。以京官而言，翰林、部曹每年需要银子一千两，品级越高，所需越多，到一品官，一年需要一万两。地方官的体统更尊，加上延请幕友、书役，费用是京官的数倍。外官的养廉银本来已经很优厚，州县官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几十倍，知府以上是四五十倍，总督巡抚近百倍，但枉法贪赃、死于国法的仍然很多，是真正的“贪人”。
国家正规的支出即经过户部“奏销”的银钱毕竟是有数的，可怕的是大量不可计数的非正规支出。冯桂芬曾与一位绍兴人进行“拟议”：吏、户、兵、工四部每年不从财政支出的费用多达上千万，地方大小衙门人数更多，侵吞靡费的更多，不少于二千万。这些钱从哪里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也就是说，在近三千万的不经财政核销的非正常支出中，有二千万以上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来。而清政Ｆ每年的财政总收入通常不足四千万两。
举一个具体的例证，就可以清楚纳税人养官的“负担”有多重。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统计，驻京官兵俸饷支出占全部预算支出的六成，王公百官的俸银占12%，维持盛京等陵寝官兵俸饷占近二成。此外，其他各项相加，也不足12%。另据光绪《大清会典》记载的地方财政支出，文武官养廉银、官俸、胥吏的工食银相加，占总支出的19%。如果统算起来，清朝常年的财政支出第一项是兵饷，占60%，第二项就是养廉银、俸食银，占15%以上，其他为各级衙门的事务性支出。而用于支持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财政支出几乎没有。
乾隆时著名的封疆大吏陈宏谋经常讲：“朝廷设官非不多也，而不以民事为事，止图‘自了’，以为得计，则民不受官之益，反觉多官之为累矣。直谓之无良心可也。”他还在乾隆七年的一封家书中痛心地说：“官场习气已深，每日自上及下，忙忙碌碌，虽有治民之排场，全无及民之实事。官日多，法日密，而民益无以自全。”如鼎如沸的盛世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时期了。“哀民生之艰难”，必自省官始！

2、“居中而治”的衙署

衙门建置

清代各级衙门的建置，从建筑布局到衙署结构甚至油漆彩绘，都因其等第、级别、职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清朝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官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次而减。”通常情况下，建制完善的衙署同时要满足各种办公、居住等需要。大堂、二堂等作为主建筑位于中轴线上，此外，衙署内还有架阁库用来保存文牍、档案，而仓库、军器库、监狱等设置也必不可少。绝大多数地方衙署还附设官邸，以供官员及其眷属居住。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大多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进行布局，同时受风水理论影响。衙门是一方或一座城市的主宰，按照风水观念，衙署通常都位于城市中央，即所谓“正穴”之所在，穴是聚气的焦点，南向为正，居中为尊，有“居中而治”之意。故又有“衙门口朝南开”的俗谚。这种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的设计思想，要求主体建筑必须集中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亭。戒石亭的左右通常为六房。主体建筑由大堂、二堂、三堂等构成，是长官及其所属人员办公的地方，佐贰官、属官不能位于中轴线上，而只能居于东西副线上，以体现身份地位的差别。此外，衙署建筑还要体现“文左武右”“前衙后邸”等设计思想。地方衙门的监狱都设在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因为按照《易经》及八卦学说，这一位置属于“坤位”，即所谓“阴之极”，故称之为“南监”。
按照“吉地不可无水”的观念，衙门还要接山近水，建在高处，这样才有居高临下控制全局的含义，同时也能防患水灾，因而又有“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大堂）为正穴，宅舍以中堂为正穴，坟墓以金井为正穴”的说法。
就格局和体制来说，地方大小衙门是缩小了的皇宫，而皇宫是放大了的衙门。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深刻的解读，他说皇宫的“大清门”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在Ｔ门和大清门中间这段前卫墙的外面，东西各有三座大衙门，东边三座是吏、户、礼三部，西边三座是兵、刑、工三部，这相当于县衙大堂前东西两侧的六房。太和殿就是“大堂”，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后就是乾清门，它将外朝与内廷明确区分开来。
清代沿用明朝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官员造房不许用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黑色铁环，因而州县衙门都是黑漆大门。同治《攸县志》的作者在具体解释县衙署的含义时说，县是弦，希望一县的当政者不曲如弦，衙署的清色，是为了让士民有敬畏感。攸县的县衙也居于县城中心，东有文庙、训导署，西有元帝宫、三官殿等建筑，衙署前南面是照壁，其对面是头门，进去是仪门。仪门东侧是土地祠和典史署，西侧是监狱和仓库。再向里是一架牌楼，两侧是胥吏办公的科房，正对着的是大堂（正堂）。正堂后面为川堂，再后是上房，这是县令的家庭居室。
曾在清代州县衙门担任过幕友的陈天锡具体描述了湖南麻阳县衙署的建筑规制：
衙署坐北朝南，大门前有一道照壁，画一只四脚兽，其名谐音“贪”，意思是警戒做官的不可贪婪。照壁稍后，东南两方，各有牌坊为东西辕门。由辕门进来，正中是大门。大门有三个，一个正门，两个侧门，上面画有门神。门的上方有一个匾，写有“麻阳县”三个字。正对着大门，隔开一个相当的距离，便是二门，也是三个。正门上有匾额，写“仪门”二字，取“有仪可象”的意思。仪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正中有一个牌坊，横额写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戒石铭。天井的两旁便是书吏办公的地方，通常依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的次序分左右排列。有的州县六房之外，再添出两三房，如承发房、粮房、仓房等。如果还有空房间，便给差役们用。由牌坊直入，经过相当距离便是大堂。大堂中央是暖阁，暖阁当中横摆着公案和高背椅。公案前面垂着桌围，桌上放有砚台、笔架、签筒等常用办公品。
暖阁下的前面及左右两旁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右边放着一张小桌和凳子，是在问案时给书吏做笔录用的。左边有一只木架，上面放着一只大鼓，县官升堂退堂时都要鸣鼓。暖阁前的空间则是给当事人、证人跪着听审的。衙役也在此及左右两旁站着应役。
从大堂正中再入一道大门，便是二堂。大门之右陈设一磬，主官经此到大堂时，便有差役在此鸣磬。二堂中央的暖阁及暖阁上的公案等陈设，和大堂完全相同，但没有鼓。事实上公案及公案上陈设的签筒、笔架、砚台与右方高架所置印箱、诰轴，只有一套，经常摆在二堂暖阁上，主官在大堂问案，就移在大堂。从二堂后壁正中再入一门，便是三堂，这是主官家属所在的内宅。
邻接这些建筑，通常另有几处房屋、院落，供主官平时治事、会客及幕宾、门丁居住之用，但没有一定规制。（参见张伟仁：《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锡先生访问记》，载《食货月刊》第六卷。）
很多州县衙门都毁于明清鼎革之际，大约康熙中叶，陆续重新建造完毕，而在偏远省份，直到乾隆时期，仍有不少衙门是租民房办公的。据《采风类记》记载，江南州县衙门多在明末毁掉，如长洲县衙，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予以重建，先建大堂，随后建吏役皂房。昆山县衙顺治二年毁于兵燹，县官僦居民房，相沿二十余载，直到康熙六年开始兴建，后又增建谯楼、仪门、甬道，中为戒石亭、正堂、穿堂、后堂、内衙。康熙十年，重建尊贤堂，及东廊吏员房舍50间。

官何以不修衙？

尽管衙门是国家的象征，士民观瞻之所系，但清代州县衙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大多数简陋不堪，以至广泛流传着“官不修衙”的说法。原因何在？一个原因是风水理论，官员们普遍认为，衙门建筑讲风水，前人是请了堪舆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随意改动，改动则不利于官。另一个原因是，修衙门就会靡费钱粮，轻则官声不好，重则容易造成亏空。《钦颁州县事宜》第一条“到任”中讲到，州县官初次上任，最应该崇尚节俭，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为荣，将衙门重新修饰一新，轿、伞等重新置办，所有陈设，务求华丽。一切装饰完毕后，长官扬扬入署，快意当前，不知此举已种下他日祸患。因此，一名称职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话还要说得斩钉截铁，使得吏胥不敢借机派累民间。这就是说，如果官员上任伊始，就修缮衙门，往往与朝廷所倡导的节俭美德相背离，所谓“先声狼藉，民口难防”，官员往往会因此落得坏名声。“官不修衙”的第三个原因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动性大，俗话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谚语特别适用于清朝。清代州县官大多数不能终其一任，即使能够任满而迁，至多也不过三五年，衙门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随官员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却愿意捐钱捐物大修寺庙，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面原因，而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必须官员自己掏腰包。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拨款项修缮衙署，只允许州县衙门动用闲款，但必须在三年之内从其养廉银中坐扣。其中省级衙署修缮，因其养廉银丰厚，仍不许动用闲款。而这项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养廉银的受益人是官员个人而非衙门集体。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员那里，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而在“各顾其私”的普遍情态下，官员们往往将养廉银全部视为己有，岂能拿出来修缮衙署！
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800两，藩司600两，臬司400两，粮、盐二道各240两，迤西道及学政各200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200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慎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监狱的等级待遇

完整的衙署还包括监狱，它是执行国家制裁职能的重要工具。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署都设置了监狱。中央一级的监狱主要是刑部狱，它在刑部堂官主管下由提牢厅具体管理，设主事、司狱等官。清初刑部仅有监狱一所，雍正年间又添建一所，两所监狱一南一北，故称为“南监”、“北监”。刑部狱主要拘禁外省和京师死囚及现审重犯。通常来说，无论是刑部监狱，还是地方各地的监狱，多分为内监和外监，强盗及斩绞重犯关押在内监，军流以下轻罪犯人关押在外监。关押女犯的地方称为女监。如刑部女监设在北监，另外，官犯也大多羁押在北监。内外监之间，通常用墙垣加以阻隔。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记载，秋审结案的犯人关在北监，现审没有结案的人犯关在南监。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是犯人家属探视日，但仅限于已经审结的案犯，而未判决的人犯不允许其亲属探视。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当有人犯刚押到刑部，门皂、禁卒为捞取好处，互相照应，在未经定案以前，听任亲友往来看视，因而通信串供等事可谓司空见惯，为此，清廷多次申禁刑部，但效果甚微。
京城还有几个“特别监狱”，如步军统领衙门监狱、内务府审刑司监狱、宗人府“空房”等。各省的省级监狱由主管一省刑名的按察使司衙门掌管，省监与府、厅监狱一样，各设司狱一人专管。州的监狱由吏目、县的监狱由典史管理狱政。据清初监狱设置尚不完善时期的统计，全国有各类监狱二千余处。就规模大小而言，省、府、首县的监狱都比较大，羁押的犯人也比较多。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后，各省的官犯都一律关押在按察使司的司监里。
清代监狱继承以前的办法，高筑墙垣并栽植荆棘，并在狱门上刻画狴犴（ｂì’àｎ），因狴犴形状似虎，故习称监狱为“虎头牢”、“虎头大牢”。监狱大门内都建有狱神庙，有的称为狱神祠、萧王殿、狱神堂等，以供狱官狱卒和囚徒人犯拜祭，囚徒希望狱神保佑他获得公正、公平的判决，早日超脱羁押之苦；狱卒则希望狱神在冥冥之中庇护监狱平安无事。狱神庙的题联也很有意涵：
尔违条犯律，罪有应得；
吾发奸擿伏，歧途指返。
清代从雍正时期就开始编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提牢条例》，以供各监狱及法司部门执行，各方面的制度也逐渐完善。如天子脚下的刑部监狱，凡在禁囚犯，规定每天给食米一升，冬天给絮衣一件，夜给灯油。乾隆四十年前后，刑部监狱共有11处，每一处通连五间，上方悬设油灯三盏，有禁卒四名，坐更昼夜看守。
人们俗称监狱为“黑狱”，实际是指监狱内的黑暗和腐败。康熙五十一年（1712），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因为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序被打入刑部监狱，后来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揭露了康熙时期监狱的种种黑幕。当时的刑部监狱条件很差，每天都有三四人死于狱中，而往年多的时候每天都会死十几个人。狱中有四个老监号，关押的人经常是二百多人，天黑前要上锁，因而夜里大小便都在监舍。由于卫生条件差，一到春天，许多人都得了传染病。按照监狱的管理规定，天大亮时才开门，漫漫长夜，生者与死者接踵并卧，因而传染的人很多。
狱卒们为了捞取好处，只要有犯人进了刑部监狱，不问有没有罪，一律先戴上刑具投到条件最差的老监去，让犯人痛苦得无法忍受，就会出钱取保候审，这时再把他们安置在外面条件好的监舍。但这只是敲诈犯人的第一步，安置到外面后，狱卒再根据他们的家庭财产状况确定必须出多少钱。拿到这些钱以后，官与吏按比例分成。那些中等以上的家庭都竭尽全力取保，条件差一些的也必须出钱设法把犯人转移到监外板屋里，并脱去刑具。大概从里监转到外监，就要花费几十两银子。只有那些极为贫困，无依无靠的人，才戴着刑具，“为标准以警其余”。重情犯人因为出了钱，安置在条件好些的外面板屋，而犯轻罪及没有罪的证人却要在条件最差的里监遭受惩罚，因而死的往往都是这些人。按照规定，凡是官员犯罪，一律居住在外面的板屋。最后的结果是，贫困的人囚在条件最差的老监，而大盗却住在条件较好的板屋。

3、衙门里的另类文化

戒石铭及衙门“官箴”

在府州县衙门大堂的南面，有一个石坊，里面有一个碑，上面刻着16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就是沿用近千年之久的《戒石铭》，又称“天语亭”。这16个字，不但字面简括不遗，而且手笔也出自非凡。根据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将官刑刻于石碑上，用来警示那些执掌权柄的人，不得徇私枉法。唐玄宗为规诫各州刺史，为他们题写五言古诗一首，作为座右铭，共20句100字，告诫官员视民如子，廉洁奉公。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重写了四言体韵文的戒石辞，共24句96字。宋朝建立后，宋太宗以24句文字过多，从里面抽出4句16个字，遂成为历代相沿的《戒石铭》。据说，宋太宗亲自书写这16个字后，令全国各州县勒石立碑。后来，著名书法家黄庭坚又将这16个字重新书写，颁行天下。多少岁月风尘，《戒石铭》也成为衙门文化的重要象征。当然，警示的效果也遭到怀疑，因此有人在四句下各添四个字，变成了对衙门的讥讽：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宋高宗命将黄庭坚所书刻铭座右，明朝时大多立于甬道。而浙中各衙署另有四句：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几千年形成的衙门文化，的确承载了上自天子下至普通民众的最高期许。如清代扬州府衙门的暖阁、天花板都漆成朱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坐这暖阁的主官办事要凭良心，否则便要“天诛地灭”，这是何等严厉的警惕。在清代各衙署的大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为匾额，据说由来颇久。据《三国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李绪之子李秉很有才干，曾任官泰州刺史。他过去陪伴司马懿时，有三位长吏来见，辞行时司马懿对他们说：“为官长应当做到清、慎、勤。具有这三种修养，还用担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辖的地方吗？”三人同时表示遵照训示去做。司马懿又问：“必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话，这三者哪个最重要？”有人回答：“清为本。”李秉回答说：“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司马懿称赞说：“你的话抓住了要领。”赵翼认为，这就是“清慎勤”三字的来历。
据《郎潜纪闻初笔》记载，江苏布政使衙门大堂的题额是：
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
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
这是顺治年间宋权任顺天巡抚时自警之语，他的后任即用来训诫僚属。同书还记载清初名臣魏象枢在做顺天府尹时，曾写下“我愧包公”的堂额，以包公自勉。后来秦瀛在官署的听事榜上题“知愧堂”三字，还亲自撰写《知愧堂记》，引魏象枢来自励。
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所作劝诫州县官的厅联是：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丁日昌在江苏巡抚衙署大门贴的一副楹联更为别致：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有所作为的英发之气跃然纸上。
衙门匾额是衙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训诫为主，在箴规中蕴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如清代商城县衙堂联：
受一文昧心钱，赫赫威严，幽有鬼神明有律；
行半点欺天事，冥冥果报，远在儿孙近在身。
衙门职能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衙门文化。如陕西省粮道衙门，据《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记，粮道衙门三堂的题联最有意思：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张集馨说读这副联，“可以知此官之大概矣”。

衙门“风水”与禁忌

《周礼》卷首《天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与建都讲“形胜”一样，中国古代衙门在建造之初，要请堪舆家“相地”，选择吉地后，还要选吉日动土。而按照《易经》“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理念，后人拆房动屋是“风水”的大忌。但如果几任官均出现“仕途不顺”，往往从衙门风水上找原因，这时可能会“拆屋动土”。
在清代各省份中，广东官缺最为人称羡，因而有“运气通，选广东”的官场谚语。就全国各省的学政来说，也是“莫利于广东”。但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起，接连有三任学政都是一任未满而卒，先是傅棠即将终任而卒，继任的侍讲顾元熙也是未终任而卒，接任顾元熙的编修朱阶吉更是到任几个月就亡故了。于是，广东学政衙门“不吉”的说法不胫而走。到了道光二年（1822）四月，朱编修的学政一缺，由伍长华接任，但仅一个月，伍就改任广西右江道而去。“不吉”出在哪里呢？据《竹叶亭杂记》记载，传说学政衙门与运司衙门相接，运司素来不利，后来运司请了一个道士“相衙”，道士在两衙门中间靠近运司的地方竖了一个“天灯杆”，从此以后，“运司每升而学政乃不利”。对此种传说，曾做过河南、浙江两地学政的姚元之也表示半信半疑，说“果有关于风水欤”？
据说湖北巡抚衙门也不吉，咸丰年间十多任巡抚不得善终，龚裕、崇纶被革职，青麟因逃被杀，陶恩培战死，胡林翼病死等。后来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其兄曾国藩写信劝他另找地方办公，开始曾国荃不听，后来曾国藩反复劝说，曾国荃最后答应搬到贡院里办公。
安徽省祁门县曾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发现县城局促，不占据“形胜”，想拆毁城墙，当地士绅觉得现在的县城本来就有碍风水，因而对改建大表赞成。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
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1864年）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1867年）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据此认为，形胜家所说的风水绝非无稽之谈。
京城里的衙门也有“沙拥翰林院，水渰（ｙāｎ）三法司”为吉兆的说法。因此，刑部白云亭地形最低，每当夏秋雨后，必须用办公的几案搭起来作浮桥，亭中水深达一二尺。刑部尚书阮吾山还曾为此作诗一首，其中有“十八曹司水际浮”之句。据当时在刑部任员外郎的陈康祺讲，直到同治时期刑部十八司（十七清吏司加督捕司）仍然地势最低，如同浸在水中。他对此也感到“不解何义”。更有意思的是，刑部直隶司大门，必须欹（ｑī）斜不正，曹司才安。奉天司门，每隔一二个月就要刷一次漆，因此相传有“直隶不直、奉天无缝”之语。
衙门建筑讲究“风水”，既受《周礼·考工记》中建筑学“结构”理论的影响，也融入了在今天视为环境科学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讲究安全感、易于识别的“地标性”，以及《易经》中“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顺应法”，因而大多尊重现状，不轻易改动，尤其视拆屋动土为风水禁忌。就人的本能而言，趋吉避凶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对于一些未知领域，往往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形成某种迷信。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衙署建筑中讲求风水，既有科学的合理成分，也有迷信色彩。

“喜怒哀乐”四司——京谚话衙门

据《郎潜纪闻初笔》记载，京城的衙门多，各衙门的职守也不同，为便于人们熟记，当时京城有许多谚语。如“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杠”之类，另一版本稍有差异，是“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刀枪，金鱼池婆娘”。这些谚语都带有讥讽意味。
六部的京谚也很多，如“吏科官，户科饭，兵科纸，工科炭，刑科皂隶，礼科看”等，还有“吏部样、户部账、礼部相、兵部仗、刑部状、工部匠，理藩院档、鸿胪寺唱、钦天监望、国子监放、翰林院当”，形象概括了各衙门的主要职能。御史巡城谚语更有意思：“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这是说御史所巡查的地方，华贵朴实，喧嚣沉寂，各有不同。
还有人将吏部四司概括为喜怒哀乐。因文选司掌升迁除授之籍，故曰喜司；考功司掌降革罚俸之籍，故曰怒司；稽勋司掌丁忧病故之籍，故曰哀司；验封司掌封赠荫袭之籍，故曰乐司。据何德刚《春明梦录》记载，文选和考功二司都是大司，不能互相兼职，其他二司因事情较少，可以兼职，何德刚本人中进士后，到吏部供差，就以考功司兼验封司行走。
最普及的京谚莫过于以富、贵、贫、贱、威、武形容六部了。吏部贵而户部富，兵部武而刑部威，这都好理解，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因而人们都以贱工看待，而礼部是没有油水的清水衙门，加上饭食银，尚书每年的收入只有1200两，侍郎一年只有800两，因此被称为贫。光绪时，谭钟麟以吏部左侍郎兼户部左侍郎，上朝谢恩，尚书翁同龢与他开玩笑说：“谭君由吏部而户部，可谓富且贵了；薛允升由刑部而工部，可谓贫且贱矣！”谭也开玩笑回答说：“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都是可耻！”
京师的衙署最多，除近百个中央衙署外，还有大兴、宛平两个京县衙门，京县衙门之上，还有顺天府衙。从县衙到府衙再到中央各衙门，可以说浓缩了一个国家的衙门设置。得硕亭《草珠一串》有这样两首竹枝词，描写衙门盛况：
衙署如林认弗全，缙绅未载数千员。
就中岂乏丝纶选，不尽庸庸费俸钱。
难分贵贱是京城，位大无权不识名。
便是王公当道过，未闻传语禁行人。

4、衙门“上班”守制度

京官当班“三字令”

尽管京官的待遇低，薪水少，捞外快的机会不多，但毕竟是中央衙署，因此当班值日却不含糊。据《春明梦录》记载，在京各衙门值日的制度是因八旗而定，以八天为一个循环周期，各衙门都有一定顺序，一般是由职能相近或有业务关联的三个衙门一同当班，依次循环。为便于记忆，各以一个字代表一个衙门，久而久之，形成当班“三字令”。如初一是吏（部）、内（阁）、翰（林院），初二是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初三是礼（部）、宗（人府）、钦（天监），初四是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初六是工（部）、鸿胪（寺），初七是内（务府）、国（子）监，初八是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都是将两三个衙门省略为三个字，口熟易详。晚清设立的总理衙门，有要事随时陈奏，不以值日为限。
凡是该衙门值日，所有奏折就在这一天呈递，尚书、侍郎等堂官，也在这一天递绿头牌请安，皇帝要召见就把绿头牌留下，如果不留牌，表示不召见。这是正班。如果有要事，不等轮值日期，通常要加班，递牌、递折的办法与正班基本相同。
如果遇上节令、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迟当班一天，事先传旨某日推班，第二天仍按原班次序轮换。各部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堂官要带上司官引见，时间都是在当天丑、寅（1～5时）之间。
下班叫散班，时间因白天长短而不同，冬天在次日黎明以前，夏天在日出之前。如果皇帝谒陵、巡查，仍照常值班奏事。在路上行走，则改为辰时（7～9时）办事，一到行宫，仍在丑正时（1～3时）递牌。
按照惯例，一个进士到某个部当差，要学习几年，如吏部学习三年，学习期内，当差最多的就是“当月”，即值宿，每天满、汉各一员，满员早晨起来到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衙门里住宿兼监用印。所住的地方叫“当月处”。一般只有两间屋子，外边一间是用印的地方，设有公案，里间有两炕一个柜印。屋子十分狭窄，每天下午接班。晚餐全是一碗两碟，次日早晨有一餐。直到次日下午有人接班才出衙门。最难过的是夜间，偌大衙署，只有一人。这种差事当到主稿时，才算熬出了头。
在朝各官到衙署上班，必须出入紫禁城，验放的办法是凭门籍。据《清宫述闻》记载，门籍内写有官员爵秩、姓名等事项，在官员所经过的各门各置一通。而哪个衙署的官员走哪个门，是有规定的。如内阁、六部等官员走景运门、隆宗门；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走后左门，各部院衙门值日引见人员等，也走后左门。每到年底，要造具花名木牌，移送景运门核查。
清代中央衙署于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也即停止办公，直到次年元月二十日“开印”，即恢复办公。因为开印、封印要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因而每年开封印的日期往往与“基准日”提前或错后一二天。在停止办公期间，外省如果有文移册结到部，也一概不收，即使勉强收文也不拆封处理，其中有紧要的文件，也无从得知，更谈不上及时处理了。乾隆二十九年，湖南巡抚陈宏谋建议以后各省有文移册结到部，即使正值封印，也要照常拆封处理。
与清朝中央衙署长达一个月的假期不同，明朝年终只有四天假期。据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六记载，明朝嘉靖时仍是除夕夜官府封印，不再收发、签署各种文件，至新年正月初三重新开印，表明各衙门正式上班。封印时间仅有四日。根据《康熙起居注》推断，清朝至迟在康熙初年就已实行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的制度了，而且，其休假日期往往多于三十天。至于原因，不得其详。

梆鼓声中的衙门起居

清代沿袭以前的做法，各衙署均以梆鼓声作为作息时间。《公门要略》等书详细记载了州县衙门中人，如何围绕“梆鼓声”安排日常起居的事例。据说“梆点”打多少是有寓意的。衙门官吏要“以长官为中心”，当好自己的班。黎明日出，内衙宅门即州县官休憩的官邸要传头梆，打点七下，寓意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头梆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这时，前衙守大门的衙役要请内衙用转筒将大门钥匙递出来，打开大门，书吏衙役到衙门报到，听候点名，称为“应卯”。到了早晨，掌印的主官起床，内衙要打第二梆，打点五下，寓意是“臣事君以忠”，书吏们此时要点卯上班，并将当天长官要处理的各种文件送到签押房（州县衙门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务的机构），同时将前一天长官签发的公文分派给各房去办。值日的书吏要将自己的姓名及接办稿件填写在号簿上以备核查。内衙传第三梆时，打点三下，寓意是“清慎勤”，这时长官走出内衙，书吏、衙役肃立，长官进入签押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午有休息时间。下午在申时（15～17时）打点七下。日落时传二梆，打点五下，表示一天的工作结束，此时书吏要将各房的签套收回，全部送到签押房。如果长官要“加班”，听其自行处理。如果长官坐大堂，另传头、二、三梆。
夜里治安防范十分严格，带班的要查点上宿衙役，重点查收仓库、监狱。一切正常后，门子将大门、二门、宅门锁上，禁止所有人进出往来。如果遇有紧要文檄，更夫打更，整夜更鼓分明。

州县“衙参”与京官“站山子”

“衙参”是府州县佐杂官员参见长官的礼节和仪式，通常在长官上任等重要日期才举行衙参礼。博览群书的宋朝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此礼之起，不知何时”，他在举出唐代岑参为虢州长史时所作的《衙郡守还》一诗后，肯定这一礼仪由来已久。诗中说：“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他还以韩愈诗中“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一句为证，怀疑唐朝官员每月有两天举行衙参礼。据洪迈考证，宋朝监司、郡守初次上任，要接受官吏参谒，直到申时僚属还没有离开，胥吏们则排着队站在阶庭下，通报名片以求进见，叫做“衙”，当然，幸运的人被留了下来，而其他人没有留用，这种情况要长达三天之久。颇像重新录用胥吏的考试。
宋朝有讲古礼的风气，据清朝人俞樾的考证，朝参唱喏就源于东晋江左王氏。一次，支道林进入江东拜见王子又兄弟回来，有人问他的感受，他回答说：“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俞樾认为，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唱喏”。到了明朝，人们已不知唱喏为何事了。至于清朝人，京官只在本衙门时才用驺唱，即传呼开道，行于道路则不再驺唱；而外官又完全是另一番气派，主官行路，传呼甚盛。
《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州县衙参，颇有趣味，有好事者将其分段编戏：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官，“出身”也各有不同，因此如乌合之众，赶在黎明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里，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各自像“鹄立”一样站好，这就是俗称的“小站班”，如同百官上朝一样。
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后，堂鼓一阵紧似一阵，官员们像鹤受了惊吓一样抖擞精神，然后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上堂去参见县太爷。鹭鸟高大瘦削，颈项和足都很长，因为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不用行大礼，因而动作像“鹭伏”一样。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参见主官后，县太爷赐坐，但为表示恭敬，不能挺起腰板坐直身子，必须像青蛙一样，有点前倾，因而称为“蛙坐”。随后的献茶仪式，谢茶时必须躬身起立，因此像长猿一般。随后听县太爷训话，像鸭子听雷，不知所以然，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结束，各人退出时，既不能慢也不能快，关键是脚步要稳，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完全不在县太爷的视野里，一点儿没有拘束，如“鸦飞”一般；临上轿子时还要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有的还要补上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
与州县衙参相映成趣的，是京官的“站山子”仪式。据《郎潜纪闻初笔》记载：
太和殿丹墀下设有品级山，上面刻着从正一品至九品的官阶，按照文左武右的方位，合正一品、从一品直到正九品、从九品计算，恰好四行，为数三十六。凡遇皇帝升殿时，科道官要站立山旁，纠正队列是否整齐，称之为站山子。京官戏称站山子科道为天罡星（共36颗），举其数以相嘲。

第二部分：清代衙门图说 衙门说人

官要虚心，总能发伏厘奸，须祝我得情勿喜；民宜安分，若到违条犯法，可怜汝无路求生。这是清代湖北鄂城县衙大堂的一副题联，表达了知县的职责与民众的义务。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州县官通常也是一般民众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但州县官几乎又是品级最低的，以至有“七品芝麻官”之称。事繁责重，位卑言轻，责任与地位的极不相称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1、州县治，天下无不治

造福莫如州县

清代人经常说，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而他们的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包括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都是“治官之官”。晚清的方大湜（ｓｈí）在《平平言》中说道：“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
清朝皇帝对州县官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楚的认识。雍正帝把州县官看作“吏治之始基”，他形象地比喻说：“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他还多次强调：“县令乃亲民之官，最为紧要。得其人，则一县之事无有不理。不得其人，则一县之事必多废弛。盖以县令于百里之内，民事可以周知，若果实心办理，则古人所谓无一夫不获其所者，乃力所能为，非空文也。”有作为的封疆大吏都很看重做官是否由州县官起家。林则徐为江苏巡抚时，经常对僚属说：“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曾国藩总督两江时也说：“做官当从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
就州县官的职责而言，包括司法、税收、治安、教育、公共工程、邮驿、风俗礼仪、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乾隆时官修的《清朝通典》将其职责概括为：知州“掌一州之政治，以县之地大而事繁者升而置之，所统辖一如县制”；知县“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清朝同以往一样，每县设知县一人。据《光绪会典》等书记载，全国总计有1342个县，因此全国有1342个县太爷。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78个厅，129个州。厅的长官是同知或通判，分别是正五品、正六品。州的长官知州为从五品。
清代继承了以往王朝的做法，依照户口数目、赋税数额、地理位置及事务繁简、民风强弱等要素，将州县划分为若干等级。由于州县等级的不同，在官员的设置、品秩和任用方式等方面也有差别。自雍正六年（1728）始，清廷采纳广西巡抚金（ｈóｎɡ）的建议，将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官缺，分别按照冲、繁、疲、难四字标准，划分为简、中、要、最要四等。“冲”是地方冲要，“繁”是事务繁重，“疲”是指民性疲玩，“难”是指民风强悍难治。凡属于冲、繁、疲、难四字均占者为最要缺，如江苏苏州府为最要缺，苏州府所属的吴、长洲、元和三县均为四字县。占据三字者，如直隶正定县占冲、繁、难，为要缺。占据二字者，如直隶盐山县占繁、难二字，为中缺。仅占一字或四字皆不占者，如直隶庆云县，为简缺。一般说来，最要缺、要缺和中缺为题缺、调缺，简缺为留缺、选缺。如果地方大员认为某个县应该升降等级，必须上报中央核准批复。
州县官的任用有一整套法定程序，各类缺位空出时，分别按不同方式任命。题缺空出时，由该省督抚在应升、应调官员中题补；调缺空出时，由督抚在本省现任官员中拣调；留缺空出时，准许督抚在分发本省候补人员中任用；选缺空出时，先由各省督抚任命合格人员署理，然后再由吏部确定有关人员前往接替。督抚委任调缺、题缺、留缺人员，均为署理，报请吏部批准后方为实缺。
根据任职地方的不同，清代又将地方府州县缺大体划分为两类，即在内陆任职的“腹缺”和在边远地区任职的“边缺”。在内陆任职，五年无过失，按例即可升迁。而在两广等地任职“烟瘴缺”、云贵川等地任职“苗疆缺”，只要三年没有过失，即按例升迁。此外，江苏上海、浙江海宁、广东东莞等“沿海缺”，山东德州等“沿河缺”，其任职升迁视同“边缺”。
尽管州县官缺实行分类管理，吏部也要求按章程办事，但大权实际操在督抚手中，因而那些热中升迁的官员，一味逢迎上司，以求速化，视官如传舍，不但谈不上吏治民生，背后还隐藏着跑官卖官的巨大黑幕。

“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州县官的出身主要有两类，一是“正途”，即常规途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经国子监培养）、荫生（恩荫、难荫及特荫）；另一类是“异途”，即非常规途径，包括吏员、生员、捐纳、军功等。
清代知县的“出身”确实关乎吏治好坏。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Ｆ》一书中，根据乾隆十年的《缙绅全书》统计，知州中监生（在国子监就读，包括恩监、荫监、例监等）所占比重最大，达27.8％，进士22.9％，举人13.9％；知县中进士44.6％，举人22.3％，监生127％。另一位学者徐炳宪没有统计比例，但他根据自乾隆二年恩科始，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统计出进士除授知县的总计有4871名。这说明“正途”出身尤其是进士、举人选任州县官的占了多数。清代官场有这样的谚语：
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
发财最好当知县，惟有中书最冷清。
这则谚语是说中进士后士人的几种出路，很显然，在朝为翰林，外放做知县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士人皆知“发财最好当知县”，但比较而言，科举出身的官员，秉持道德操守，兼有济世救民情怀，因而不会出大格。相反，捐官出身的知县，就是为发财而来。
一则笔记记载说，山阴人蒋渊如对知县一缺垂涎已久，但苦于捐官的钱太多，于是和他的几个友好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在一起商量，大家凑钱捐官。并按照出钱多少确定缺位。他们还约定，蒋做县令，唐做刑名师爷，陈做钱粮师爷，王做管钱漕的家丁，吕做门稿。并商定将所有收入放到一起，按照出资多少分配。几个人随即签字画押，歃血盟誓。几个月后，蒋果真得到一个县令的缺位，而且是一个肥缺，其他几个人遂跟随蒋某人一同上任。按照以前的约定，蒋每日高坐堂上，对唐、陈待以师爷的礼节，而将王、吕二人视为仆役一般，王、吕也欣然接受，毫无怨言。五个人通过舞文弄法，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三年考绩，蒋尽管因贪被革职，但已与其他四人满载而归。
举人授知县的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两种。由于举人多年甚至十几年不得州县实缺，乾隆时期开始实行大挑之法，每六年举行一次，由三科不中的举人参加，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学正、教谕等官。
据《清稗类钞》记载，大挑时有一套办法，仪式也很郑重。一般由皇帝指派王大臣任大挑官，地点在内阁举行。最初是十个人为一排（也称一班），后来由于参加大挑的举人实在太多，因而改成二十人为一班。参加大挑的举人按照顺序站好后，先挑出相貌魁伟的三个人，列为一等，唱（拉长声音叫人的名字）三个人的名字，表示用作知县，这也是大挑中的幸运者。三人兴高采烈出去后，再唱八个人的名字，这八个人纯属陪衬，不派任何差事，因此俗称“八仙”。“八仙”出去后，剩下的九个人不再唱名，全部任用为教职人员。九人出去后，下一班进来，依次循环。
大挑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论相貌，可以说是以貌取人。但这里的“相貌”融入了“品”的内涵，与我们通常对人的第一感官印象差不多。这个“标准”就是俗称的“八字”，即“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前四个字都能被选中，也是所谓“吉相”。“同”是面方长，即“国字脸”，被排在首选之列；“田”
是面方短，这种人有匀称的美，被认为做官“四平八稳”；“贯”是头大身直长，即所谓魁伟型，被认为能够压得住场；“日”字型是胖瘦长短适中，但全身端直。后四个字被认为不是“吉相”，因此都不中选。“身”是体斜不正，这种人做官被认为不稳当，也就是做不长；“甲”是头大身小，被认为“向下栽”一类；“气”是单肩高耸；“由”是头小身大，即小脑袋人。

“首县十字令”

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中，最难做的莫过于首县了。过去把省治或府治所在县称为首县，该府所属的其他县，要尊称首县为“首台”，这位“首台”大人在该府所属的十几个州县中，居于“领袖”地位；如果首县在省会里，他的地位也就成为全省州县的“领袖”。但这个“领袖”是最不易做的，以致官场有句流行的谚语，即“前生作恶，知县附郭”。
嘉道时期从知府做起，一路做到总督巡抚的梁章钜，晚年写了一部《归田琐记》，他在该书“首县”里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他在衢州府城小住，同驻一城的西安县令一再向他讲，首县是万万做不得的，并引述官场流传已久的谚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据梁章钜考证，这句谚语流传甚久，宋漫堂《筠廊随笔》已经记载，说其先人文康公从阳曲县令做起，经常向他讲这句话。梁还说，近来有人写做“首县十字令”，刻画入微，字字传神：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这十字令都不难理解，只是有人疑惑“认识古董”四字似乎空泛，梁章钜说这是不了解江南的情况。南方各大省州县官在办理“交代”，即前后任交接的时候，全凭首县对钱粮仓库进行核算，有的州县官在任时有亏欠，卸任时只好将平常收藏的“重物”交来充抵。梁说他曾在知府万承纪处见到英德石山一座，兼具“皱、瘦、透”之美，无疑是石山中的上上之品。而且，上面还有著名书法家赵翼的亲笔题款。梁问石山的由来，万知府说：这是在丹徒任内办交代时抵了四百两银子。梁还在知府袁培处见到一大幅山水画，是宋朝人范宽所作，也是交代时抵了五百两银子。梁据此反驳说：“假如首县不认识古董，遇到州县官交代时拿来这些‘重物’，又怎能判断真假呢？像十字令中的第十字‘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也只有江南那些处于交通要道的‘要缺’‘最要缺’才有，而那些偏远苦瘠的地方，即使是首县，也还是攀跻不上的。”
清代乾隆时期有两大才子，人称“南袁北纪”，“北纪”即纪昀，“南袁”就是袁枚。这位袁大才子曾在谚语所说的“恶贯满盈，附郭省城”的江宁做知县，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为大官做奴”的日子，愤然辞职回家。他的好朋友很不理解他：正值人生辉煌时期，又是进士出身，两江总督尹继善又很赏识你，应该不愁仕途前程。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六《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道出了他辞官的真实原委和个中心曲。这是一篇理解清代基层行政组织中“做官难”，做附郭省城的首县“难上加难”的难得文献。袁枚说自己并非看不上小小县令，也不是久在知县的位置上，升迁无望才“有所激而逃”。世间的事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做官也一样，有可久有不可久。以汉朝的循吏而论，他们专城而居，推行道化，生荣而死哀。而京兆、三辅多豪强，兼之供张储偫（ｚｈì，储备之意），这就是不可久做的官。江宁类似古时京兆，民事较少，但迎来送往，供亿纷纭，实在强人所难。袁枚不改文人习惯，天性起得晚，但在省城做知县，把夜晚当白昼，每天起床时，若能听到鸡鸣，就是万幸了。他感到若“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而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做奴耳”。
像袁枚这类进士出身的知县，并非没有治世之才，但负笈就学时的救世情怀，都在这让人无法忍受的“供张储偫”中剥蚀得精光殆尽。每天踏霜犯露，惶惶不可终日，不过是“为大官做奴耳”！是什么魔法一样的力量逼迫他们如此呢？“供而善，则报最在是；供而不善，则下考在是。”毕竟天高皇帝远，只有那些大官才真正掌握他们的仕途升迁。而仕途升迁的“标准”往往就在于“供之善”还是“供之不善”。一切对上负责，这种带有致命缺欠的制度预设使为民父母的州县官无法履行应该承担的职责。“一纸蹂躏若子孙”，嘉道时期的古文派大家管同这句话，道出了专制制度无法修补的缺欠。作为“首县”，他们无疑承担了更多的制度“负载”，在浓缩基层行政长官万般苦楚的同时，也放大了这种制度的弊端。袁枚的结论是：“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丧所守，必大招夫违俗之累而祸厥身。及今，故宜早为计也。”他们只好怀着万般无奈，及早从官场抽身而退。

上下“交结”的另类“潜规则”

本来，首府、首县同其他府县一样，具有征收赋税、审理案件等“刑名钱谷”职能，但因为衙门设在都会或府城，因而又经常被省府大人唤去当差。久而久之，有两件不成文的重要事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一是到京城告状及上诉案件发给本省重审时，省级大员们往往将这件差事交给首府去处理；二是州县“交代”时，多由他们代上官主持。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职责要远比一般州县重。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沟通省—县之间的桥梁。省级大员有什么不便自己出面做的事，也通过他们去传递、去安排。比如督抚司道衙门，需要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备养马匹，以及凉棚煤炭等，都由首县承办，甚至设宴征歌，广觅优伶，组成唱班，也由首县承值。因此，首府、首县大多是省、府官员的心腹。当然，他们升迁的机率也会更多。
在上司左右仕途升迁的体制下，首府、首县首先要把督抚大员们交办的事办好。不论有无紧要公务，他们每日伺候在督抚衙门里，侵晨而往，日午未归。督抚同驻一座城的，更是抚传未归，督传又至，每天仆仆于道，奔走不遑。如果仅仅是伺候好上司，即袁枚所说的“为大官做奴”，这也并非难事，难的是对总督巡抚们分外的要求，首县既要有心领神会的本领，有时又不得不冒很大风险以满足大员们的“需索”。督抚与州县，本来官阶相差悬殊，没有太多接触的机会，但在省城这里，却是另一类潜规则在起作用。由于互有所求，两者之间便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网，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督抚营私，州县钻营，皆自首县始”。
在这样的潜规则支配下，如果首府首县不是督抚的亲信，倒显得很不正常。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他的高祖陈镳（ｂｉāｏ）乾隆年间在云南为首府官，当时总督十分贪婪，稍有违迕就弹劾而去。一次，总督让首府购买赤金二百两，陈镳无法拒绝，于是到市场购买，每两赤金用十六两银子。这位发“愚”的首府将赤金送给总督时，竟详列价单要总督按价付款，惹得总督大怒，拒绝接收。此事发生后，由于一再受到排挤，陈镳打算辞职回家时，正赶上言官上书弹劾总督，皇帝派刘统勋前往查案。钦差一到，陈镳就请求拜见刘大人，但“相国以首府必总督私人”，拒绝接见。钦差随后派人搜查总督衙门，终于找到了总督受贿的账簿，上面详细记载着某某官进献若干，锱铢不遗。唯独在首府名下，写有以下十几个大字：“某日送赤金二百两，索价十六换，发还。”至此，刘统勋改变了常理式的思维，对陈镳刮目相看，异常敬重。当然，在督抚与首府、首县勾结的“生态链”中，这确实是少有的例外，也难怪陈其元要为他的先人大书特书了。

封疆大吏的嫡系班底

首县借给上司“办差”之机，经常与大吏接触，因而有更多的升迁机会，这也是许多州县官不怕担着“前生作恶”的骂名，费尽心机谋取首县之位的原因。
按照清朝的任免条例，要缺必须奏请中央，但大吏们有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堂堂一方诸侯，安排人还不容易！嘉庆十五年，福建巡抚张师诚奏请将何兰汀调补泉州府首县晋江。因晋江是要缺，张大人上奏时说何某人可胜繁剧之任。但何兰汀到任刚满三年，就领了三十多个处分，不是征粮缉盗不力，就是疏脱徒、流等犯。这样的处分记录足以说明何知县绝非像巡抚大人说的那样，但人既然是自己举荐的，因此只有包庇到底。州县官还以拜督抚为师的名目，和大吏们拉近关系。道光十二年，山西知县李联蒙，借审案之机大肆索要银两，坊间屡有传言。巡抚阿勒清阿对李联蒙收受赃银之事不但不查不问，反而将其调补首县。李联蒙走马上任后立即拜巡抚大人为师，有了抚台大人做靠山，李联蒙更加嚣张，直到其赃据败露，阿勒清阿仍在庇护他的这位“晚生”。
督抚与首县上下勾结，甚至发展到卖官鬻爵的地步。嘉庆初年，江西省有人在各衙门传写“中缺八千，大缺一万五”之类歌词。经查，巡抚陈淮信用首县徐午，徐午借机“运动”官位，收受贿赂后两人分赃，以致人们怨声载道，编造歌词予以讥讽。陈淮还是一位古董“爱好者”，他经常与徐午在一起评论字画，倾心结纳。案件审结后，陈淮、徐午均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
封疆大吏利用他们事实上掌握的人事大权，纷纷请调自己的心腹做首府、首县，为的是建立自己的嫡系“班底”，这种从个人目的出发而又打上冠冕堂皇理由的做法，早就引起了上自皇帝下到“部吏”们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湖广总督毕沅奏请将咸丰县知县陈元京调补江夏首县。咸丰县隶属施南府，是个简缺，而江夏县是个要缺，是省城所在地，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等衙门都在这里。恰巧这时刚刚发生直隶首县事件，乾隆帝察觉到，近来各省督抚，“往往以各员应对之间口才便捷，且或以酬应见长，遂尔加之识拔，调补首府首县之任”。为此，他明发上谕，要督抚们以直隶的案件为戒。
这是两年前的一个案子。当时在京城抓获了直隶建昌县（今属辽宁凌源市）盗犯王二等人，王二供出他于乾隆五十三年二月随同马十行劫该县裕泰隆号钱铺等案情。次年十月，马十等人被抓获后，提解到省城保定，但总督刘峨并未督同按察使司富尼善亲加审讯，富尼善按照惯常的做法将伙犯交给首府保定审讯，而保定府又以查赈为名，将案件及一干犯证交给首县清苑县审讯。知县朱腹松对案件也不重视，致使此案一直拖延未结，直到该案的同伙在京城被获，巡城御史奏报，乾隆帝才知道案发原委。一件盗案拖了两年，而且发生在天子脚下的直隶，不禁让皇帝动了龙颜。而随后审出的事实更让乾隆帝震怒异常。朱开始还闪烁其词，后来实在经受不住严加鞫（ｊū）问，才承认犯人的口供是他伪造的，他根本没见首犯，更没有“审办”这个案子。令乾隆帝感到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庸劣狡猾的知县，正是刘峨将他保题做全省州县“领袖”的。最后经乾隆帝裁断，刘峨被降为侍郎，富尼善及保定知府王汝璧均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朱腹松革职后发往伊犁效力，家产也被查抄。乾隆帝由此案推断各省督抚，“滥于升调者，正复不少”，告诫他们“遇有首府、首县缺出，必择诚实谙练，认真办事之人，奏请调补”。
但又有多少封疆大吏把皇帝的告诫当回事！接任刘峨为直隶总督的梁肯堂，到任不久，就保题祝振为大兴首县。祝振也真的不给梁大人面子，上任后就发生枉法得赃案。原来，唐慎中与孙衡合谋讹诈革职知府恩福之子的钱财，而祝振同时受理唐慎中的控告和恩福的呈词，收了唐慎中的贿银后，仍贪心不足，吃了原告还想吃被告，因此故意将案子压下不审，致使唐慎中索诈恩福银两多达一万二千余两。案发后经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祝振得赃银三千多两。案件审结时已过朝审勾到之期（皇帝在判处死刑的名单上划勾），但乾隆帝大怒之下，命将祝振、唐慎中、孙衡三人立即处绞。梁肯堂因保题祝振为大兴首县，被严加议处。

“十得歌”里看“佐杂”

清人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里，有一首形容州县下僚的《十得歌》，堪称是对佐杂人员真实地位的最好诠释：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在清代州县衙门里，佐贰官实际上处于很低微的地位，官方文献公开称他们为“闲曹”，通俗地说，就是多余的官。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县衙里的佐杂人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佐贰，主要有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二是属员，有掌管狱政的典史（未入流）、专驻某重要地点的巡检（从九品）；三是杂职官，包括管理邮传夫马的驿丞、征收商税的税课大使、看守粮仓的仓大使、看管水闸的闸官等。
依据乾隆时期官修的《清朝通典》统计，除典史、巡检及教职人员（教谕、训导）基本上为每个县常设外，全国县丞共设有411个，主簿仅有96个。从理论上讲，县丞是一县的“二把手”，被称为“二尹”或“左堂”（因其在官衙的左厅主持政务），主簿被称为“三尹”。当主印官知县出境时，丞、簿可以署理其事，代行其政。但从清代县政的实际运行来看，“二尹”与“三尹”更像有某种专责的官员，即当某个县事务繁重时，为减轻知县压力而设置县丞、主簿。这种具有某种专门职能的县丞、主簿都建有自己的衙署，实际上独立运行。而县丞、主簿加起来，也不足全国县数的一半，这说明在清代县制中，知县的权力属于专属，因此有人称其为“一人政府”。
由于佐杂人员的设置严重缺额，也影响到州县具体职责的履行。乾隆二十九年，刑部因各省秋审（在京城于秋季举行的复审各省死刑案件）届期，以“通行”（法律文书的一种）的形式令各州县酌量人犯数目，遴选佐杂，押犯赴审，审毕仍将人犯解回。但这项规定受到了地方大僚的质疑。浙江巡抚熊学鹏就指出，因各省州县佐杂人员多寡不一，如果一概照此办法做，佐杂少的州县会因人员不足而耽误事情，因此他请求令州县官委派人员将人犯逐程交替，不必长解。刑部采纳了这一建议，规定一县之内，如果设立典史、县丞、主簿、巡检的，可仍由佐杂（典史）押解人犯，如果典史以外，仅设县丞或巡检的州县，而丞、检先期差往别处，以及仅有典史一人，并无县丞、巡检的县，以后秋审解犯，可以派人逐程交替。
最能说明佐杂官地位卑微的，是他们常常因收入太少，解任后连家乡都回不了。在康熙帝统治的晚年，经常发生各州县佐杂人员，革职、解任或身故后，因无钱回籍而羁留他乡，甚至有全家死亡的事，为此皇帝下令各省督抚，设法帮助这些佐杂人员解职后能够偕同其眷属回到原籍。但类似事情仍经常发生，因而直到乾隆时才做出规定，即上述人员穷苦不能回籍的，由该省督抚在公项银内酌量赏给还乡路费；教谕、训导等教官，也照此办理。
佐杂官员在县政中的这种卑微地位，是理解清代基层行政组织实际运行的关键所在。由于佐杂官员的职责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除了他们的职衔前加上某种特定的差事外，大多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才有所谓“冗官”之称。法律上也不允许他们处理案件、征收赋税。他们的权力甚至还不如属于充役性质的衙门书吏。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佐杂官员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在法律上不赋予他们一定的职责，而将千头万绪、冗杂繁多的县政全部交给县令一人，而后者又分身无术，只好建立自己的私人班底，并让他们介入县衙的行政事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弊端在清王朝步入中衰之际时，就成为加速自身衰亡的催化剂了。

2、“贴心豆瓣”话长随

编制外的长随

地方官上任，在大队人马仆从中，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是知府大人或县太爷的长随家人。熟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讲的就是他们的出身来历。因此，切不可因身份低贱而小看他们。实际上，他们在清代各级衙门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是掌握大印的官员掏自己的腰包雇来用于监督大大小小，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名书吏和差役人员的。
按照清代衙门的法律规定，地方官要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既不能在其家乡任职，也不能在其直系亲属做官的地方任职，因此，地方官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面临人地生疏的尴尬境地。而官要做得称职，在保住乌纱帽的前提下进而升迁，就必须用那些熟习地方风土人情、谙习当地官场通行已久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的人，这些人就是庞大的实际办事的吏役队伍。这些吏役绝大多数都由当地人来充任，并长久把持一方。如果官员对他们失于督察，一则会失去当地士绅百姓的信任，落得一个极差的口碑，二则吏役们闹出事来，长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头来乌纱帽难保不说，还可能问个革职查办的罪名。因而，地方官上任伊始，带上自己的亲信长随，在衙门里建立自己的“班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清政府对哪一级官员能带多少名长随家丁早就做出明确规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正式下发了一个文件，实行携带家仆“配额制”：允许地方官除携带兄弟、妻妾、子女外，由汉人出任的总督、巡抚可带家人50名，布政使、按察使带40名，道员、知府带30名，同知带20名，通判、知州、知县带20名，州同、县丞以下可带10名。如果是旗人出任地方官，可以携带的家人是汉人的两倍。很显然，这里的家人是地位低贱的家丁、仆从之类，与主人有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半隶属关系。在清代，这些人有个形象的称谓，被笼统地称为“长随”。
长随在清代颇为兴盛，虽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列，但无疑也是一种职业，因而有多种《长随论》之类“教科书”以供初入道者“加意温习”。其中有“长随十要”“十不可”等内容，堪称是长随们的通常“守则”。前者包括办事谨慎、经手银钱来去清白、先公后私、食主忠禄尽心报效等。后者有不可仗势欺人、不可袖里藏刀、不可轻出重入、不可贪杯误事、不可淫人妻女等内容。
“长随”之称，据说出自宋太祖赵匡胤的金口御赐。说是一天夜里，赵匡胤冒雪去宰相赵普的府邸，见有一名家人跟随左右，举止恭敬得体，便打趣地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从此，长随的称谓成为钦赐名号，后来赵普家的那位“长随”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而来。而据清人梁章钜所著《称谓录》考证，宋朝叶盛的《水东日记》有“毛长随、王长随”等记载，他认为这是清朝各级衙门中大量存在的“长随”一词的最早由来。
长随的种类颇为繁多，可以说，有多少种吏役就有多少种长随。《长随论》多按“出身”划分长随，有超等长随（暂随）、特等长随（且随）、次等长随等，而将上宗长随、次宗长随、下宗长随名为“孳随”。按其职能来分，有负责把门的“司阍”或“门上”，有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稿案”，有管仓库的“司仓”，有在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漕”，以及“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名目之多，甚至地方官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果长随管理或参与的仅仅是地方官的家庭事务，那他们就不会成为衙门中举足轻重的一类，恰恰相反，他们所参与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衙门行政事务。故此，因长随和掌印官亲疏关系的不同，以及分管事务的差别，他们也自然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

在众多的长随中，能够称得上“大爷”的只有两类“岗位”，一类是门政大爷，一类是签稿大爷。他们是长随中的第一档次。至于“大爷”称号的由来，是随官老爷挣来的。平民百姓总是怕官的，惧怕中要透着敬畏，当官的才舒服，衙门里的人才显示出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大爷的称号也应该从这里去考虑。
门政大爷有个雅号，叫“富贵双全”。也就是说，“司阍”或“司门”这类人要讲出身，有关系，靠山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来的。当然，官老爷的信任是首要前提。讲出身，就是要有来历，有资历。清代州县衙门里流传“两榜出身”的故事：先当过老爷的“跟班”，再当过签押房的一员，这就是“两榜出身”，最后当上
“司阍”，便被称为“进士门上”。如果只当过老爷的“跟班”，就是“一榜出身”，只能算是“举人门上”了。这就是衙门里的“贵”。门政大爷的“富”是通过收门包来实现的。
俗话说，“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的人要跨进衙门这道门槛，第一道关就要给门政大爷送红包。否则的话，他们会以种种理由将告状的人拒之门外，比如今天不是“放告”日、老爷公出在外之类。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广西人覃老贵，因为他的父亲覃必俊受屈杖毙，赴总督衙门控告。总督衙门的守门人以今天不是放告日为由，将覃老贵拦在门外。覃老贵因父死情悲，今又不得上告，悲愤之下，在总督衙门前用刀自刎。案件发生后，两广总督巴彦三视为寻常案件，并不重视，而且回护他的长随门丁。乾隆帝为此传旨申斥巴彦三，指责他应该立即收阅呈词，“亲提按问，使小民冤抑得伸，方不负封疆大员察吏安民之任”，“试思总督衙门与朝廷体制，孰为尊严”？话虽这样说，但最后对巴彦三的处分也仅以罚俸了事。官官相护，皇帝老子也如此。
“门包”的历史，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考证，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不理朝政，每日在宅中玩耍，来客为了求见他，必须先给看门的送门包，才会被通报。看门的因此富致千金。后来，送门包成为衙门通行的惯例。州县长官到上级衙门办事，同样也要送门包。门包的多少也约定成俗，一般而言，大多是一两银子。门包的发展是所谓“门敬”，通常在逢年过节时，为了进一步沟通和上级衙门之间的关系，表达谢意，下级衙门的官员要给上级衙门的门房送“门敬”。“门敬”的数量多少不等，但一般是门包的十几倍或几十倍。
主官对司门的要求较高。据《长随论》记载，司门“各事皆管，宜知官府天性，要识土俗民情，且知该境乡村、集镇、城郭区图，邻县界址，驿递差徭，各宗事件”。同时，“一要顾官考成，二要防自己干系”。还要通时事，明舆情，明晓《大清会典》，熟谙各宗事件及衙门规矩。据此看来要求还真是不低。
门政大爷可以具体区分为“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种。“司差门”负责照应衙门各道门户启闭出入；老爷有事出门，唤齐轿马跟班；官员或公差过境，要预先报知老爷，再分派当值的吏役人员帮着找公馆，备灯彩，送酒饭，以及照应夫马。司差门通常与“书差”打交道较多。因此，州县官上任伊始，将访察书差何人能办事的事情交给司差门去办。司差门要做到“见面观其情形，心中自有方寸”。书差并不低于长随，“书乃读书未成，差系农民拨充之役，故云书差，称坐衙门”，长随乃是站衙，所以比书差“尊贵”，因其替官办事。“司执帖门”有传达的意思，凡是拜会求见老爷的，要先将手本或名帖送上。《长随论》讲到，凡人投书要问来历；来客拜官，会与不会；送礼收与不收；荐函回不回复等，都是“司执帖门”经常处理的事项。“司执帖门”是看帖待人的好角色，往往根据手本或名帖的尺寸大小，用材讲究，判断来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是否有必要立即向老爷报告。折冲俯仰，辞色应对，也是“司门”的必备功夫。《长随论》讲到司门的职守时说：官场如戏场，官前红黑之别，劝君一样相待。意思是说，山不转水转，不要看人下菜。
既然叫“门政大爷”，终究要体现“政”的内涵。据说，周武王的门铭是“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如果州县官能够“门无留客”，那无疑会受到百姓的称赞。因此，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看官先看门”，这里的“门”就是受雇于官员的“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