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雷州半岛匪乱始末

作者:菠萝格

雷州半岛匪患的历史

雷州半岛土匪猖獗，闻名于世。初探雷州半岛盗匪猖獗的历史原因，从清《光绪朝东华录》的清廷谕旨和大臣奏折中可以略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谕：“……推原其故，土匪以游勇为党羽，游勇以土匪为窝家，并有讼棍蠹胥贿串勾结，不肖兵役包庇分赃，是以迄难破获，及因案发觉，地方官又复规避处分，讳盗为窃，饰重为轻，甚至有事主报案反被责押情事，纵恶殃民。”地方官吏与匪盗互相勾结的情形，当时的奏折中有详细的记述。清末，广东沿海（尤其是雷州半岛、潮汕南澳、珠三角）匪盗为患。在这些地区，盗匪横行，打家劫舍，掳人勒索，设卡坐收“行水”(买路钱)、保护费；据地强收“禾票”(按田亩收费)；骑劫轮船抢劫行旅；大量走私贩毒，包烟包赌。多与地方官吏相勾结，设立堂名，扩充势力。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扰乱社会秩序。

清廷曾下令侦查缉拿。据《光绪朝东华录》上所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至五月，清廷驻广东绿营兵勇抓获匪犯176名，均在行营就地正法。当时还对在徐闻县的琼州海峡边流窜、抢劫商民的海盗进行了查剿，缉获以许芒漳（福建人）和陈亚福（海南人）为首的两股海盗，陈亚福被当场击毙，许芒漳等10名案犯被正法。但是，查办破获的盗匪案件只占发生数的很小比例，大多数案件并没有侦查惩办。因为当时清廷政局动荡，反清起义四起，对治安已无力整治。

民国时期雷州半岛匪祸起源

清末民初，由于军阀混战，地方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人民流离失所，一些农民不堪贫困，铤而走险，沦为土匪。1916年，广州湾成为土匪的大本营。李福隆（海康县企水墟人）、陈振彪（遂溪县太平造甲村人）、杨陈子（海康县人）等匪首在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扶植和支持下，气焰日盛。《广东通志》上也有记载：“民国建立初期，广东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土匪蜂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雷州半岛地区及粤东的南澳岛。”

1918年5月1日，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通令高雷各属，“认真缉捕，以缓舆情”，高雷镇守使奉命组织官兵剿匪。由于国民政府派兵围剿，盗匪在广州湾无法立足，便陆续南移。其时雷州半岛三县中，徐闻县境大部分为原始的热带森林覆盖，隐藏在莽亘逶迤的山坡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加之徐闻土地富庶、物产丰饶、民风淳和，有“富源之国”之称；且徐闻地自古以来山高皇帝远，有易守难攻，远离省城和府城偏安一隅不被注意等有利因素。于是民国7年7月李福隆、陈振彪、杨陈子、陈子娘、陈四公等五股盗匪先行南下到徐闻锦囊抢掠，号称“万三三”（意为人数13300人），其来势凶猛，很多村庄都被攻克，沦为匪巢。自此以后，其他盗匪遂从广州湾、雷州等地纷纷跑到徐闻山安营扎寨。至民国15年，盗匪设置了深井、前山、沟尾、迈老埚、四方山、老宿地、北合、竹林、桃园、仙桥、三品斋、安马等山寨200余座；前山、龙塘、曲界、锦和、下桥等地成为盗匪的出没的主要地区。

盗匪占据徐闻山林后，与广州湾的法国殖民者互相勾结，并拉拢一些地方豪强，筹买枪枝，囤集粮草，扩充队伍，收集国民党散兵游勇、一些流氓、歹徒及破产农民、无业游民相继加入匪帮。在广州湾法国帝国主义者给予军火资助下，加上地方政府清剿不力，致使土匪势力愈来愈盛。当时匪帮在广州湾至徐闻沿途的客路、城月、南兴、龙门、英利、下桥等圩镇设立联络站点，收集情报，推销赃物。甚至还在徐闻县英利墟设立秘密枪械所，制造枪支弹药。至1924年，聚集于徐闻的土匪就有5000多人。当时的《中国农民》发表文章惊呼：“南路土匪之多，为广东全省冠，亦可说为全国之冠，而雷州土匪之多，又为南路各属冠。”

相对于广东省内其他地区来说，在雷州半岛地区的匪患更为严重，因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州湾(今湛江市)沦为法国租界后，法国殖民当局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准许土匪在市内活动，但不准抢租界；可以抢唐界，并且把军火卖给土匪，准许土匪将抢来的物品在租界内销赃，这就更加助长了土匪的形成和蔓延。匪患打家劫舍，奸淫掳掠，闹得四乡鸡犬不宁，成为民国社会的第一大祸害。

山匪为患苍生苦

在雷州三县中，徐闻县是经受贼乱时间最长、祸害最深的县。在长达18年的贼乱中，徐闻县政府手中却没有什么武装。一些临时驻防的军阀部队只知要款、要粮，根本就不听县府招唤。县府真正能指挥得动的只有地方保卫团一百来人，人数既少、装备又差，缺乏训练，不但不能担负“保境安民”的重任，有时甚至连县府官员的安全也很难保证。1920年的5月25日，匪股攻进县城，数十名群众被杀害。县长蔡荣春的小老婆和父亲都被匪徒掳走。

这些在徐闻地占山为王的盗匪奸淫掳掠，烧杀勒索，无所不为；残害乡民手段歹毒，惨不忍睹。盗匪抓到妇女，年青漂亮的，占据为妻，余下的强奸、轮奸，后采用竹签插入阴道等残忍的手段折磨至死。抓到男人，或开膛破肚，取心肝烤食之，或砍头挖眼，枪刺绳吊，或充挑夫，劳役后杀害。抓到儿童，或抛到空中，用枪刺杀；或互相掷“球”，用刀砍杀；或充作“猪仔”，贩卖到外地。遇到反抗者，更是施以酷刑，百般折磨至死。计18年的匪乱中，全县28万人口有19万人被杀、5万多人被迫流落异乡。上百个村庄被完全毁灭，上千户人家被杀绝种。仅龙塘乡深井一带，就有36条村庄被毁掉，下桥镇的后塘、信桥、迈埚一带，贼乱前有3个墟、101条村庄，贼乱平息时，仅剩50余户68人！（据《徐闻县志》第四十五章847页中记载）。徐闻的贼害磬竹难书，这是在《徐闻县志》上略记的一部分：

民国7年（1918年）7月，李福隆等五股盗匪盘锯徐闻锦囊，轮番洗劫了邓宅、东门下、金钱埚、北港、边板、沟西、洋尾、三元台、那楚等村庄，杀死村民100多人，许多妇女被强奸。洋尾圩一民女被轮奸后用竹签插入阴道致死。锦囊是明清时期朝廷千户所城遗址的所在地，也是当时徐闻县内的大墟集，匪徒放火烧毁了这个大墟集，烧了足足3天3夜，整个锦囊墟和锦囊千户所城变成了一片残垣断瓦！

民国8年（1919年），李福隆匪股夜袭下桥王家村，烧毁村庄，残杀村民100多人。

民国9年（1920年）夏，杨陈仔匪股攻陷曲界，400多名乡民惨遭杀害。

民国11年（1922年）5月3日，盗匪攻占前山墟，盘踞长达27天，打死乡民70多人，抓走数百人，同年8月14日，西连墟和石马村遭匪洗劫，数千群众遭难，东湾、北湾、城尾、昌世、西山及北垒等村庄被完全毁灭。

民国11年（1922）5月15日晚，盘踞在前山的股匪70多人手持武器冲进前山村。挨家挨户敲门搜括金银细软，绑走“肉票”5人，临走又放火烧掉了何氏宗祠和何家的“大夫第”、“外翰第”等建筑。第二天遇难百姓还得四处告贷凑满银元赎人。

民国12年（1923年）3月28日，匪贼劫掠龙塘镇锦山村，300余人惨死在盗匪的屠刀下，当时半条村表层的泥土几乎都被村民鲜血浸透了，满村都是血腥味。村中16户人家被杀绝，30多名女青年被轮奸后用竹签插入下体折磨至死！时至今日，每年如到农历3月28日，就是锦山村的特有“祭亡日”，每年到这天锦山人都家家户户不能生火、用寒食，神情悲伤地、烧纸钱来祭奠在匪乱中死去的先人！同年4月28日，迈陈镇新地村被盗匪攻陷，该村及北海仔、新地仔、提姑、对楼、官田、把伍、东港等邻近村庄3000多名群众被杀害，烧毁房屋几千间。

民国12年（1923）10月11日夜，隐藏在徐闻山林中的股匪300多人枪冲入徐闻县城，沿街洗劫商品货物，放火烧毁了六十多家店铺。

民国13年（1924）3月至4月，土匪烧毁劫掠了龙塘、曲界、英利等县内著名圩市。

民国13年（1924年）仲夏，匪贼蹂躏了那屯村，全村2500多人，仅300人生还，由于那屯村位于大水桥畔，那时还没有修建大水桥水库，只有大水桥溪环绕村中，当日匪贼处死那屯村民的方式大多用大砍刀砍下村民的头颅，村民的鲜血染红了整条大水溪，以致大水溪下游村庄的村民当天起来用水时看见溪水全部都变成血红色的，足可见当时匪徒杀掳的惨烈！其中整个那屯村有24户人家被杀绝，村民吴荣卿一家12人，只存2人。

同年9月，盘踞在山中的土匪又一次窜入县城，劫掠布匹、杂货、药材，绑走“肉票”多人，并再次放火烧毁了刚建起来的新店面4间、临时铺面30余间，民房100多间。这一次，土匪攻入徐闻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明、清、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一大批史料均被付之一炬！土匪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土匪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土匪洗劫过后县城一片残垣断壁！

民国21年（1932年）春，蔡阿兰匪徒攻打徐闻外罗港，100多名群众躲在炮楼里被烧死，外逃的村民也被堵起屠杀，很多群众跳下海里，想泅水游到对面新寮岛逃生，匪徒追到海边，开枪扫射，顿时，村民尸横海滩，鲜血染红整片大海……

据悉，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户、洗劫村庄墟镇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奸淫烧杀、殴斗兼并：

（一） 、杀人放火打劫

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家，县城富户一部分设置土枪来自卫的，也有一部分富得流油的豪门大户为了自保设有炮楼，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土匪一般是威胁利诱，如不肯就范就用枪炮围攻，放火烧，然后大肆抢掠，在席卷金银细软后再放一把火将整座院落烧毁以泄心头之恨。

（二）、 绑票勒索

土匪把人强行掳走，然后强行勒索金钱，其手段非常残忍，若绑的是小孩，土匪就砍掉小孩手指一个，送到被绑小孩的家中，再若是再不拿钱来换人，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送过去，直到砍掉五指。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 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情况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三）、贩运人口

李福隆、杨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大股匪，把徐闻的青年男子当做“猪仔”贩卖到南洋群岛等处做苦工，把徐闻的青年女子卖入妓馆：样子好看的被卖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妓院为歌女或妓女，卖出的身价，大约为七八百银元；样子不那么好的，则四五百银元卖到海口、澳门、北海等地妓馆为娼妓。不少女子，因此挨皮肉之苦，身心受到摧残。从1913–1933年间，仅徐闻一县的青少年男女，被土匪缚掠辗转倒卖者，每年就达四五千人。(梁国武：《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四）、酷刑种种

匪徒灭绝人性的暴行，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种种酷刑：

1、打“活靶”。山匪行劫时，如发现沿途有群众逃跑，则将其当作“活靶”射击；山匪每攻陷一个村镇，则抓一批人当作活靶，一个一个地杀死。民国7年（1918年）6月2日，匪贼洗劫湖仔村，当场打死村民冯尧通等40余人，还抓走青壮男女50名，后有30余人在匪寨当作“活靶”打死。

2、奸后插签‥‥‥这是一种最毒、最野蛮的行为，徐闻下港村村民张荣吉之母亲被匪徒抓去遭受此刑致死。被害时，血如泉涌，喊天动地，令人心碎！

3、插肛挺起。土匪把竹竿的一端削尖，插进小孩肛门里，然后将竹竿高高挺起，让小孩在竹竿顶端哭喊至死。而匪徒则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4、生剖取肝。土匪抓到健壮男子，往往将其生剖，挖下肝脏炒吃，说什么“多吃人肝胆子壮”。徐闻县下港村村民张荣生的父亲、大哥、弟弟三人被土匪抓获。匪徒将他们分别钉在大树上，进行剖腹挖肝，先是挖其父亲的，接着挖哥哥的，还未挖到弟弟的，但这时弟弟已在极度惊惧中被吓死了！

5、竹弓飞尸。几个匪徒同时把几支大青竹折弯，将抓来的人吊在竹尾上，然后一齐放开，让竹弓把人弹向半空。这样有的因飞向半空落地而死，有的不死又被吊在竹弓上被匪徒回来弹飞直到折磨至死。

6、五牛分尸。山匪用绳索把人的四肢和颈部分别缚带五头牛的脖子，然后猛打牛身，使牛向不同方向奔去，将被害村民的肢体分为几截！（据《徐闻匪患始末》

迫于无奈，奋起抗匪

在民国7年至民国23年（1918年—1934年）的贼乱期间，村民们为免受土匪荼毒，就只有奋起自卫了。那时候，常遭匪祸的乡村，村村都备有土铳火炮，在村口山隘设防抵抗，各村自筹资金，购枪置弹，修筑炮楼工事，组织民团，武装抗匪。但因缺乏统一指挥，武器装备较差，效果不大显著，至今在徐闻县各地还留有很多炮楼。

民国8年（1919年）一天夜里，数百名匪徒突袭下桥王家村，该村村民以数十支土枪奋起抵抗，拉开徐闻人民抗贼的序幕，后因孤立无助，弹尽村陷。

民国9年（1920年），盗匪占据徐闻锦囊时，锦囊头堂村村民李位伍自告奋勇，带领锦囊下水（今和安墟）、那楚民团退守曲界墟，初时李位伍主动出击小股盗匪获胜而产生麻痹思想，正当他们庆功时，盗匪乘夜攻破曲界墟的闸门。李位伍遇险不乱，带领部分民团退入当铺炮楼固守待援，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杀伤了一些盗匪。当夜，炮楼失陷，李位伍被盗匪剖腹取肝。

民国9年（1920年）农历5月28日，盗匪攻陷徐闻县城，10多名商团兵占据城外制高点的登云塔，居高临下，射击盗匪。他们在塔上坚守三天三夜，打死盗匪多人，钳制了盗匪的行动，使城外从多店铺和居民免遭劫难。

民国13年（1924）年末，土匪蔡海青率匪徒数十人到龙塘拦路抢劫，各村村民不堪盘剥，组织联甲围剿匪巢，杀匪十余人。

民国12年（1923年）3月28日，盗匪进攻龙塘锦山村，遭到该村民团和县兵的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村庄陷落。同时4月28日，盗匪进攻迈陈新地村，该村民团联合附近7个村民团顽强抗击，血战3个多小时，弹尽无援，村庄陷落。同年6月28日清晨，2000多名盗匪突然围攻城南海珠港村，该村民团在总指挥邹焕章、副指挥陈图书的带领下奋起抵抗。民团成员黄皇常、周立桐、邹祝仁等30多人为掩护村民，将盗匪的火力引向自己，在盗匪的追击下，除黄皇常、周立桐二人脱险外，其余民团队员全部遇难。

民国20年农历4月15日，大批盗匪从早上5时起围攻城北茅园村，该村抗贼队和村民紧密配合，沉着应战，经过一整天的苦战，打退了盗贼三次进攻，使盗匪伤亡过半，只好败退。此战，该村抗贼队员和村民42人战死。

上东区边塘村的罗立正、罗绍燕、罗绍谋父子组织的抗贼队，经常主动出击打击盗匪，并闯入贼寨，夺回被掠夺的财物。曲界那朗村组织了强大的抗贼队，多次打击来犯的盗匪，贼乱期间，盗匪始终无法踏入该村。下桥高田村在贼乱初期曾遭杀掠，村民也曾分批逃到海康调风、广州湾等地及吴川祖籍地避祸，但后来觉得终究是寄人蓠下，长久来说也不是办法，于是外逃的村民又重新聚回家乡并自筹资金，建筑了高层的防御工事——炮楼群，买了枪支弹药，加强操练，誓死捍卫家园。使这个靠近匪寨的村庄得以确保安全。在前山甲村，有一支闻名遐迩的由12名队员组成的驳壳枪抗贼队，人人手持两支手枪，出入匪区，机动灵活地打击盗匪，并为剿匪官兵侦察，做向导，屡建奇功。1931年冬，盗贼侵犯前山海南村，该队探明情况后，即引来官兵截击，毙伤盗匪100多人。

众志成城，剿灭土匪

贼乱初期，地方军阀和政府不予重视，使贼羽翼渐丰。民国9年（1920年）贼势炽盛，万民呼救，遂引政府的注意。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为巩固后方，首次派蔡炳环团到徐闻剿匪，当蔡团开到下篱时，遭陈振彪匪股的袭击，蔡团仓促应战，被歼一营，后仓惶退去。不久盘踞雷州的邓本殷部一度派兵直捣匪寨，但因军纪败坏，官军在此过程中奸淫掳掠，无异于匪。后来，邓部竟与盗匪互相勾结，借盗匪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兵匪一家，贼势更盛。

民国10年（1921年），粤军第八路军司令黄明堂为扩充实力，变清剿为招安，委任贼首杨陈仔为第二统领。令其随同攻打广西桂军。杨陈仔兵败后回徐闻复为盗匪。同年11月，陈炯明调派第七路军司令黄强坐镇雷州剿匪，黄周密部署，实行分工负责，同时清剿两阳、高州、钦廉、雷州的盗匪。负责雷州剿匪的陈济棠，由于清剿得力，大挫匪势，但匪残部全龟缩到徐闻的深山密林中。

民国11年至12年（1922—1923年），陈炯明背叛国民政府，军阀混战，促使贼势死灰复燃。盗匪利用徐闻森林之天然屏障，更加横行无忌。占据雷州之八属联军首领邓本殷迫于社会舆论之压力，出兵清剿，胜少败多。民国12年，蔡海青匪股攻曲界墟，邓培兰团前往救援，交战中团长叶培兰阵亡，伤亡惨重，失利而还。民国13年驻防徐闻县英利墟的雷州善后处长陈焕派兵围攻英利墟盗匪，几乎全军覆没。民国14年邓本殷变清剿为招抚，盗匪不从，愈加肆虐横行。

民国14年（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先后派遣张发奎的十二师和陈济棠的十一师进剿徐闻山匪。两师官兵不畏艰险，开山修路。由十一师直捣匪巢，十二师截其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仅两个月，捣毁盗匪老宿地、迈老埚老巢，擒获并处决匪首蔡海青、陈振彪、陈永富等人，大挫贼势。正在盗匪根绝指日可待之际，剿匪部队奉命北伐，致使功败垂成，匪势得以复炽。

民国15年（1926年）夏，中国共产党南路办事处想民众之患难，急民众之生存，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除暴安良决议案》第十四项，请求国民革命政府派兵剿匪，解民于倒悬。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接连派黄质胜师、张君嵩团来徐闻剿匪。民国21年春，陈济棠派中将参事陈章甫为广东南区绥靖委员，设总部于雷城。同时派直属第二独立团钟继业、第三独立团张文韬部、第四独立团刘起时部集中于海康、徐闻两邑，设绥靖公署行营于徐闻县英利青桐洋村。并调派第一独立团（第三独立师教导团）梁国武部会同进剿。剿匪部队开山辟路，封锁匪区，主动出击。民国21年3月21日，梁国武团在前山海南村击毙盗匪100多人，翌日，又在龙塘乡深井（今龙塘黄定）附近设伏，毙伤盗匪10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支，解救了一批被抓村民。之后梁国武团又在水尾桥和愚公楼一线布防截击了从深井山林向西山沟尾逃窜的盗匪，打死50多名，俘虏了一部分，缴枪40多支。由于战线太长，一部分盗匪窜入西山。同时8月14日，是山匪的忌辰，梁国武团利用山匪每年这天都要集中祭祀的时机，将蔡阿兰匪股包围于沟尾寨，经过激战，击毙匪首蔡阿兰，毙伤、俘虏盗匪200余人，缴获枪枝200余支，粮食390多担，耕牛48头及猪、羊、三鸟、衣物一批。

民国22年（1933年）1月，第一教导师步兵第二团在团长梁公福的率领下参加剿匪。1月10日，梁公福团攻克桃园匪寨，毙伤盗匪13名，生擒4名，缴枪8支。由于梁公福团对徐闻的地势不熟，大部分盗匪借机从后山逃脱。1月16日，梁公福、梁国武两团协同围剿竹林匪寨，击毙盗匪4名，伤7名，俘1名。2月19日梁公福发起对仙桥、四方山匪寨的攻击，击毙盗匪40余名，生擒13名，其中生擒匪首陈妃二。2月25日夜里，梁公福团又捣毁西水匪寨，毙匪12名，之后梁公福又搜捕了通匪土豪劣绅郭哲卿、朱金保、蒋德芳、黄子孝等人，挖掉盗匪的“耳目”，并招抚投匪叛兵。2月27日，与投降的叛兵里应外合，生擒匪首陈亚凹及其儿子陈妃玉。

民国22年3月1日至14日，梁公福兵分三路，向藏匿于北插山、白沙山、桃园、仙桥、东溪、西溪、下桥、四方山、愚公楼、西水、王家、大林、老宿地、迈老埚、竹林、草家、行坑、沟尾、深井仔一带的残匪发起总攻，烧毁匪寨数十座，击毙盗匪50多名，生擒45名，缴获枪65支及大批物资。之后梁公福团又派出便衣队，在海康、遂溪县及广州湾法租界搜捕，击毙了杜惨仔、郭泰、陈妃汝、唐陈氏等从徐闻深山潜逃的一批著名匪首。

之后梁公福团继续采用地毯式的清剿，民国22年（1933年）3月23日，走投无路的盗匪派人到梁公福团乞降，得到允许；从24日起到31日止，先后有匪首骆妃三、洪德华、吴元海、黄启利、福仔、抬轿、牛三及匪徒共300余人投降，交枪200余支。4月3日上午，梁公福于雷城召开大会，将吴元海、黄启利等210多名凶悍盗匪进行枪决，匪妇、匪童由亲属领回，至此，祸害长达18年的贼乱被平息。

半岛匪患，磬竹难书

可以说在民国初期，匪患肆虐雷州半岛数十年。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多少村落成为废墟，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在事隔几十年之后，匪乱中幸存的老人们向徐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叙说当年这场不堪回首的经历时，依然是那样悲愤填膺，极度恐惧，老泪纵横！贼乱期间，徐闻全境田园荒芜，路绝行人，村落萧条，衰鸿遍野。据时广东省府的《剿办徐闻山匪之经过》一书这样写道：“丑类麋集，何处蔑有，而凶残暴戾，无如徐闻之甚！”1934年匪乱平息后，徐城“崇善堂”李乔芬等人发动捐款，雇人收拾徐闻境内（含英利）被匪害者骸骨就多达100多牛车，这些匪乱被害者的遗骨后合葬于大水桥南面，命名：“冤冢”！

雷州半岛的土匪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作乱时间之长，为害之惨烈，在广东、甚至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罕见的。匪患期间，徐闻全县1000多条村庄中有800多条村庄惨遭烧掠，其中上百条村庄被完全毁灭，上千户人家被杀绝，匪乱后由于徐闻县全县人口只剩4万余人，比起匪患前的28万人减少了七分之六，大部分的历史文献、档案甚至很多村庄的族谱都被毁或散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崩溃！鉴于此，广东省府只好发布公告，并用修路、发放耕牛、修建房屋、指导帮助耕作、发放耕作物资等方法，要求外逃的徐闻难民返回原籍重建家园。计当时广东南路绥靖公署办事处的统计，匪乱之后，全县共招回难民3663户，共8956人。而这些难民重回家园后也只看到一片焦土、满目疮痍，心中无限悲戚！！！此后直至解放后几十年间，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和发展生产，广东省府和南路公署办事处一直号召高凉、琼州、钦廉等属的富余劳动力大批量地移民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