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大师校长们: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作者:五道口的颜学姐

西南联大是我国高教史上最杰出的一所学校。它璀璨耀眼,虽然只存在了短短8年,但它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在传颂,学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它成功的奥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位于北平的北大和清华、以及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迁移到长沙,1937年11月1日,三校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4月,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里一共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共出了177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黄昆等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林家翘、陈省身则是西南联大的老师。

很多专家、学者都写了很多文章,探讨西南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奥秘。

我今天想聊的是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原因是,我前一阵调研了我国医学院合并的情况,发现合并成功的不太多,也许跟校长们有些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合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开启了一波合并潮,医学院往往是第一个被综合性大学合并掉的。原先卫生部下有11所医科大学,除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被合并掉。

  • 北京医科大学并入了北京大学;
  • 上海医科大学并入了复旦大学;
  • 华西医科大学并入了四川大学;
  • 同济医科大学并入了华中科技大学;
  • 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了中山大学;
  • 湖南医科大学并入了中南大学;
  • 白求恩医科大学并入了吉林大学;
  • 山东医科大学并入了山东大学;
  • 西安医科大学并入了西安交通大学。
  • 协和尝试着要跟清华合并,最终两家分道扬镳。

合并过去了接近20年,盘点一下这些合并,成功的不多,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失败。

作为一枚吃瓜群众,我不知道失败的内情,无法也无意去评述谁对谁错。但我想,我们可以看看西南联大当时校长们的做法,也许会有些启发。

西南联大是三校组成,当时的校长分别是:清华梅贻琦校长、北大蒋梦麟校长、南开张伯苓校长。西南联大并没有另选校长,而是搞了个三常委,就是三个校长轮流当值当校长,下面再设校务委员会、教授会。

我先介绍三位校长,再谈他们在西南联大的工作。

梅贻琦

梅贻琦是清华最著名的校长,对清华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清华历史上的地位等同于蔡元培在北大的地位。

梅贻琦是首批庚款的留学生,回国后,24岁在清华当教授,曾经当过清华首任物理系主任。在没当校长前,曾当过清华的教务长。

1931年,梅贻琦当选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当校长是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当的。1928年到1930年,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罗家伦是个厉害人物,也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教育家,后来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他把清华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改成了大学,让清华从教会学校成为国立大学,而且新建了很多科学方面的系,他首提学术自由、男女同校,应该说,罗家伦给清华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过,罗家伦独断专行,不得人心,学生发起了驱罗运动。罗家伦没办法离开了清华,之后,清华11个月没有校长。中间教育部曾派人来当校长,都被学生赶走。学生提了几点对校长的要求:第一,学校不受外界干预;第二,知识要渊博;第三,威望要高;第四,能够让清华获得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贻琦上任了。一上任,他就发表了演说,著名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

在西南联大之前,梅贻琦已经在清华当了6年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

蒋梦麟

在北大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校长是蔡元培,当校长历史最长的则是蒋梦麟。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是蔡元培的同乡,他当北大校长跟蔡元培有着密切的关系。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父亲做生意,思想开化,希望蒋梦麟能学西方技术,于是把他送到绍兴的中西学堂学习。蔡元培原本是京城翰林,回到家乡,当了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推广新学。

蒋梦麟后来考上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留学美国,是杜威的博士。胡适也是杜威的学生,当年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蒋梦麟接的他。

蒋梦麟学的是教育学,回国后,他在上海,当杂志《新教育》的主编。杂志办得非常成功,很有影响力,跟陈独秀的《新青年》一南一北呼应。

北大因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让当时的政府极为震怒,说要把北大解散,把蔡元培撤职。为了保护北大,蔡元培宣布辞职,并且回到绍兴。这时候,北京城的教育界开始着急,发起了挽留蔡元培的活动。蔡元培被后来被劝说成功,不过蔡元培本人没去北京,委派了他的学生蒋梦麟去当代理校长。

蒋梦麟刚到北大,是没人信服他,因为又年轻也从没有在高校任职过。但他为人非常谦和,对教授们,他只是来代替蔡元培先生来盖印子的。他谦虚、低调到别人无法攻击他。蒋梦麟一方面对教授很谦虚,一方面在学校制定制度,尤其为学校筹款。当时各学校办学经费都不足,老师在外疯狂兼职,教学和研究都很差。他把这件事搞顺了。

能在北大站稳脚跟是很不容易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好处是北大各种思想很活跃,坏处是北大派系林立,关系复杂。没有一定能力和水平,在北大很难待下去。清华的学生能驱逐校长,北大的学生更不是吃素的。

中间曲曲折折,蒋梦麟一会当代理,一会儿正式校长,一会儿逃离,一会儿当民国的教育部长,都不说了。1930年,他再次出任北大校长。这时的北大又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蒋梦麟这次显露了他的担当。他把一些不合格的教授辞退,打破了教授的终身制,不怕非议,不怕得罪人。

后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就是说他两次在北大低谷时,入主北大,让北大再次崛起,对北大有非常大的贡献。

张伯苓

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南开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

张伯苓弟子无数,咱们最熟悉的是周总理。梅贻琦也是他的学生。梅贻琦去清华当老师,当了半年,不想当,就去找张伯苓诉苦。张伯苓说他,年轻人没耐心,让他接着回去教书。

张伯苓本来是个海军军官,他崇尚武功,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毕业后,本来应该当兵,但恰巧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无舰可登。后来,他在威海卫实习,看着中国的威海卫在日本和英国之间交接、殖民,让他深受刺激。他觉得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张伯苓于是去日本、美国进修、考察教育,也是师从杜威。

张伯苓对体育特别重视,他认为强国必须要强种,强种必须要强身。他认为体育可以根治中国人弱、散和私这三个毛病。在南开,体育是每天必上的课,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议。

张伯苓还是第一个把奥林匹克运动会介绍给中国的人,他说,如果某天,中国能申办奥运会了,就是中华民族腾飞的日子。中国第一位去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也是他呼吁赞助的。

张伯苓对戏剧也非常重视。我们所知道的,周总理演过话剧,曹禺是则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编剧。

在1909年,南开演了中国第一场话剧,张伯苓在里面演男主角,男主角是个反面人物。演完之后,张伯苓又遭到很多非议,说他损坏了师道尊严。

南开大学一开始的教学模式,完全照搬欧美,全英文授课。有一次,有位学生在南开校刊上发出尖锐批评,认为南开培养的人都是要出国留学,这些人又回来教中国人,再让下一批的人出国。这种轮回能否拯救中国?能否对中国有帮助?这篇文章出来后,南开的教授们很生气,罢课,希望把这名学生开除。

张伯苓没有开除学生,而是反思了原先教育的不足,决定立足国情,开办土货教育。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

在民国时期,当时的大学教授们跟现在的大学教授们不完全一样。在我看来,更有个性一些。现代人称赞民国多大师,大师除了学问高,一般脾气也大啊。

西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的大师,水平高是高,这帮人凑一起,火爆也是够火爆。我们可以来看看名单。中文系的教授们: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胡适、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

还有历史系的教授们:

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王庸、向达、张荫麟、蔡维藩、陈受颐、葛邦福、吴晗、陆伯慈

中文系里,刘文典就是为人狷介、桀骜不驯,曾经在安徽大学当校长的时候,踢了蒋介石一脚,被蒋介石手下狂揍一顿,送入大牢,如果没有一干人士为他奔波,不知道要蹲多长时间的监狱。

这些教授们,在学术上互相看不起,在政见上又有巨大分歧。又在一个不安稳的时代,内忧外患,大家的脾气都非常差。更不用说,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风格,还代表着不同学校的利益。在教授会上,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几个小时很常见。

三常委

对于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家的评价是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现在要把这三校糅合在一起,不能说是冰与火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冰与火的碰撞,非常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西南联大采取的运行模式,是三位校长轮流当值,但结果是只有梅贻琦一个人在当校长,其他两位一般来说,都不在昆明,都在重庆。理由是,他们在当时的政府里都有官职,都去任职去了。

其实,这是他们的托辞,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张伯苓

首先,对于张伯苓来说,南开大学就是他的命根子。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不是国立大学,是他一分钱一分钱去募捐而建成的,全是他的心血,他怎么会贸然不管呢?他对于做官又没有这么大的官瘾。如果真想做官,就根本不会开办学校。

张伯苓离开,其实就是放手让另两位校长来管。到达昆明不久,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话,你代表我的意思。

张伯苓对于梅贻琦,那自然是信任万分。梅贻琦是他的学生,交给自己的学生管理,一切都不需要嘱咐。信任自己的学生,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很多企业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更不用说是学生了。

张伯苓的做法非常正确。在这三所大学里,南开大学最弱,不管是师资,还是经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南开大学的声望得到了提升,1946年西南联大停止办学,三校回原址恢复办校。南开大学从私立转为国立,跟这段历史大有关系。

蒋梦麟

这里面关键的人物是蒋梦麟和梅贻琦。北大出身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第一所国立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北大还是政府的教育行政机构,所以,北大在高教界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清华则是另一种典型,它虽然成为国立较晚,但它的办学经费是庚子赔款,有保障,所以清华是很富裕的学校。有人写回忆录说过,北大学生一般都是长袍长衫,清华学生都是西装革履。两家风格差别很大。

蒋梦麟把具体事务交给梅贻琦,我想第一是清华师生最多,占总数的50%以上,还有钱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考虑是钱,清华最有钱。他们搬到昆明,一切都要自己解决,教室、宿舍、老师宿舍等等,每件事都是需要钱。梅贻琦来主持工作,就意味着钱主要是清华出。

当时的钱是很少,梅贻琦让梁思成设计学校,第一稿还是楼房,第二稿就是平房,到最后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屋顶只能是茅草屋顶了。梁思成最后都看着设计稿哭了。

等校长们看到这么简陋的宿舍,蒋梦麟也怒了,说这个怎么住?他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住进去。张伯苓说,这是困难时期,大家艰苦一点。中间,梅贻琦劝架。许渊冲写的回忆录里还笑这件事:大学不是要有大楼,而是要有大师。

等第二年,蒋梦麟的儿子上了西南联大,蒋梦麟让儿子也住宿舍。学生们又开玩笑,说现在住宿条件好了。

其实,蒋梦麟发怒和让儿子住宿舍,表明他也是一个把学生放在心上,并且不让孩子特殊化的人。

蒋梦麟厉害的是,他特别顾全大局,因为既然梅贻琦管了,自己就少插嘴,否则容易让人误会和猜忌。他自己经常说,他的不管就是管。所以,他要么在重庆,如果到昆明,也就是修身养性,练练书法,跟人聊天吃喝。

当时,教师内部有不同意见。有次北大教授们开会,对清华梅贻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说各个学院的院长都是清华的人,北大被压制了。但蒋梦麟并没有听从这些人闹独立的意见。他一直说,不要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三个意见,一共两条腿,就迈不开步子了。有时候“不为”比“为”难度更大。

在当时,西安有一所大学,叫西北联合大学,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搬迁合并而成的,但一年之后,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分开了。

可惜,蒋梦麟的这个顾全大局并没有得到北大老师们的理解。到了联大后期,北大发起了“倒蒋”运动,把蒋梦麟赶走。蒋梦麟自此以后,再也没在教育行业任过职。

梅贻琦

西南联大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有这么好的成绩,主要跟梅贻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清华大礼堂前有个日晷,上面刻了四个字:行胜于言。这句话是清华校训。清华人很有特点,很好辨认的。一般说来,在人群中默默的干活主力,基本都是清华人,非常明显。

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就是梅贻琦先生。梅贻琦的后人评价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工作,说:“梅先生的心很大,大的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钱,有些人会考虑是不是清华吃亏,但梅贻琦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梅贻琦被称为寡言君子,话非常少,但做事极为靠谱,事事堪称楷模、君子。他女儿考清华,成绩不够,上不了,就去了燕京大学。当时,很多青年都投笔从戎,梅贻琦对于一些优秀人才参军是有些惋惜的,他有时会劝说。但他儿子和女儿都从军,尤其女儿,是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他并没有劝阻。他在生活上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到了昆明,三个学校师生的安顿,都是他在操心,而且各个学院分散各地,他经常要奔波各地查看。那时昆明房子紧张,很多老师找不到房子,他还要帮着找房子。那时候,物资匮乏,这么多人的吃喝是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梅贻琦把这些都一一安排好,费力很多心血。

即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梅贻琦对于大学的态度还是没有变。第一,要教授治校,学术要自由。在非常时期,很容易大家会被带偏,比如团结、比如高效率,但梅贻琦并没有让其他力量来影响学校秩序。

第二,梅贻琦一直认为,学校就是研究和育人。他并不因为条件艰苦,而放松要求。在西南联大时期,基础研究可以说搞得非常好,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陈省身做出了世界性的一些工作。物理和生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成绩。

培养人就更不用说了,西南联大期间出国的学生们,在国外很快就得到了导师们的赞誉。有人当时考试不及格,得了59.5分,要重修,延期一年毕业。学生找教务长通融,教务长毫不通融。

现在距西南联大时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各学校再也不会被迫四处躲避战乱而迁徙,教授和学生们都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学习,只不过,像梅贻琦这样的寡言君子、蒋梦麟的不管就是管,张伯苓的我的表,你戴着,这样的校长却没有了……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