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张绍曾传略

作者: 顾恒敬

“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一一这是著名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张绍曾做出的评价。

张绍曾字敬舆。1879年10月19日（清光绪五年九月初五）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顺天府大城县张思河村。这里地处子牙河下游，文安洼边沿，土质瘠薄，十年九涝。据旧县志记载，清圣祖康熙巡视子牙河时曾写下：“暂别宫槐幸子牙，近村处处少人家，堤外草荒艰子粒，淀中水浅捕鱼虾。”的诗句。光绪五年在任的大城知县蔡寿臻也有“滨洼水患误耕犁，觅食搜求到地梨。”的描写。张绍曾就出生这个贫穷地区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里。他的曾祖张德宽、祖父张植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父亲张汝封，号锡唐，十二、三岁便给本村大地主张泽波扛长活。他利用繁重的劳动间隙刻苦自学，后来终于考中秀才，经人举荐到外村一个私塾教书。靠一点微薄的束修，勉强维持生计。

一、少年坎坷，立志救国

十岁的绍曾到了幼学之年，经祖母托人求情，到本村财主办的学馆读书。这时，父亲已和祖父、叔叔分家各过，另立门户。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教书，只有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们生活。为了减轻一点母亲的负担，绍曾承担着打柴、提水、烧火、照看弟妹的繁重家务。尽管如此，勤奋好学，聪敏过人的他，每次背书或考试总占第一名。至今，张思河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常常提起，绍曾幼时背《论语》，有时因家中事多，被同学们落下几章，至校后稍一用功，很快就可以赶上去。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常常得到先生的夸奖，父亲也下决心把他培养成才。不料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对全家颇有影响的事件。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邻村农民王奎福联合县城北部几十村庄的贫苦农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粮斗争。并请扛活出身的秀才张汝封，向县官写了请求缓免捐税的呈文。县官不仅不答应民众的要求，反而申报上司派兵镇压。抗粮斗争失败，王奎福被杀。但官府并不就此罢休，派人到处搜捕代写呈文的人。张汝封四处躲藏了一些日子，看看实在呆不下去了，便乘一天深夜带了八岁的绍曾去天津避难。父子二人先在天齐庙落脚，后在乡友帮助下招了几名学生开馆教书。绍曾则一面充当书僮照顾父亲，一面跟着读书。第二年冬，母亲在家无法生活，也带了弟妹找到天津，一家五口在府署街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一间房子安了家。父亲经人介绍到一户姓王的人家教馆，绍曾继续随父附馆读书。母亲除料理家务外，给人干些缝补浆洗的零活。尽管生活拮据，但总算安定下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春，大城县举行县试，绍曾奉父命回到家乡参加了县试。几场考罢，他的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科目均列优等，发榜后竞名列前茅。这年绍曾刚刚十七岁。父亲觉得儿子“成龙”有望，一心让他继续读书，沿着科举阶梯步入仕途，飞黄腾达。然而，绍曾“志不在此”。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硝烟和中国海军的惨败，受到很大刺激。所以，他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之心，立志学武报效国家。是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学炮科。在校三年，他生活俭朴，常拿节省下来的钱补贴家用，他的学业成绩在全校是出类拔萃的，每次考试都“课冠侪辈”，曾因此得到学堂监督荫昌亲自颁发的奖赏。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绍曾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时，恰值清廷下令各省督抚选拔学生送往日本留学。天津武备学堂奉命选拔十人，官费留学去日本。考试结果，张绍曾又被选中。到日本后，先进成城学校补习日语和中学课程，毕业后，又实习一年，于1900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仍学炮科，为该校接纳的第一期中国留学生。

张绍曾在日留学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发生了巨大变化。继1898年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1899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也遭到了残酷镇压。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难以接受的国耻，使张绍曾认识到中国的政治非改革不可。开始，他一度推崇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后来，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宣传革命，许多留学生纷纷靠拢在孙中山周围，探求拯救国家民族的真理。张绍曾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常参加集会或到书馆选读有关维新、图强的书籍。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和主张”。留学的四年多时间是张绍曾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接受革命理念的重要时期。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底，张绍曾从日本学成回国。第二年春，被分派到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任教官，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04年（光绪三十年）旧历正月，北洋常备军右镇添募新军，并改称北洋陆军第二镇，张绍曾调任该镇步队第三协第五标帮统。（清制，每标设统带（团长）一人、帮统一人主管队训练，后改为教练官）。他到任不久，征得镇统制官同意并转呈北洋大臣批准，在本标设立了“教育所”，组织军官们学习军事知识。绍曾自任教师，讲授战术、训练等军事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很受军官们欢迎。旧历五月，在“教育所”的基础上，第二镇开办了第一期“随营学堂”。挑选识字的目兵及随军官兵子弟充当学兵，数额每标四十人、独立营二十人，全镇约计二百八十人。教员由学识优秀的军官兼任，主要讲授下级军官应当掌握的军事知识，张绍曾是讲课最多的军官之一。这一做法，引起了北洋督练处的重视。曾派日本顾问闵嘉悦大尉到该镇考察，给予很好的评价。张绍曾也因此得到闵嘉悦顾问和统制官吴凤领的器重，不久便升任该镇正参谋官（相当于参谋长）。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5月，北洋陆军第五镇组建后，张绍曾任该镇炮五标统带官，不久改任一等参谋官。后因与统治官张怀芝不睦，绍曾愤而提出辞职。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改任张绍曾为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从1906年到1909年，张绍曾在北洋陆军教练处的三年中，广泛联系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同学和北洋新军中的军官，扩大了在军界的影响。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特别是他同吴禄贞、兰天蔚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日本学习期间，他们就是比较要好的同学，张绍曾与吴禄贞是第一期、兰天蔚是第二期，三人在学习上都是优等生，吴、兰又是留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日本时，绍曾通过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1907年6月，吴禄贞随徐世昌到奉天担任军事参议，兰天蔚也应吴之约随徐到奉天后担任了第二混成协协统（相当旅长），三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往来更加密切。同年，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也到了东北，以创办实业为名发展革命力量，并在奉天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吴、兰和张绍曾都成了同盟会辽东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从此，三人之间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在北方新军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被人们誉为“士官三杰”。

1909年（宣统元年），张绍曾调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相当校长）。1910年初，改任陆军部一等咨议官；1911年（宣统三年）初，又接替阵宦，担任了北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相当于师长）；同年旧历三月，清廷下令，给张绍曾等“加授陆军副都统衔”，为上等二级军职。

二、虎踞滦州，“兵谏”立宪

1911年（宣统三年）夏，由于同盟会的广泛宣传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各地革命组织纷纷建立，由护路斗争引发的人民群众反抗清政府的斗争此起彼伏，驻各省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也日益发展。面对满天风云，国民鼎沸的政治危机，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企图以整军耀武向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示威。按照清廷惯例，辛亥年是新建陆军三年一度的秋操年，清廷决定于旧历9月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一带举行大操。参加秋操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军。东军由新军组成，以冯国璋为总统官，由第二十镇司令处和第一镇、二十镇各抽调一个步兵协，编为混成第一镇，张绍曾任统制官，刘一清任参官，另有王占元统领的混成第三协及部分马、炮、工兵，总兵力约两万人；西军以禁卫军为主，舒清阿为总统官，由第四镇司令处及该镇步队三标加上第六镇步队一标编为混成第四镇，王遇甲任统制官，赵瑞龙任参谋官，另有禁卫军混成第一协及部分马、炮、机关枪队，总兵力约一万人。会操方案规定：演习结果西军胜、东军败，以显示清廷禁卫军不可战胜，用以压制新军。举行永平秋操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尤其是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更为关心。第六镇统制官吴禄贞接到从本镇抽调部队参加秋操的命令后，认为这是一举推翻清廷的天赐良机，便派人与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联系。而张绍曾得知会操方案后，早看透了清廷利用秋操夸耀武力、压制新军、威胁革命势力的用心，正憋着一肚子气。便邀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一起与吴会晤。三人秘密议定，演习时新军实弹射击，先扫清禁卫军，再挥师入京，推翻清廷。随后三人分头部署进行准备。张绍曾将其主力由奉天调往直隶东部秦皇岛、滦州一带。正当各路会操部队陆续开往驻地之际，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急忙下令停止秋操。因此，“士官三杰”精心策划的秋操起义未能实现。

为了镇压武昌起义，清政府于10月14日下令由第五镇及第三镇的第五协、第二十镇的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督率开往武昌前线。张绍曾得知后，急忙召集部属“共划戎机”。而后，向全军宣告：“湖北革命为除专制，主共和，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况以同类相残，世界无此野蛮，所有军队均不前进。”并回电清政府坚决拒绝南下。清政府见张绍曾拥一支劲旅虎踞滦州，控制着京东大门，十分惊恐。催促的电报接连不断，游说的专使络绎不绝，均被张绍曾严辞拒绝。张绍曾拥兵滦州，拒不南下，引起了各方面的注引和关切。清政府方面，除继续派人到滦州说项进行疏通外，还利用二十镇中的保守势力对张施加压力，进行监督；立宪派方面，也想通过张绍曾以武力强迫清廷颁布宪法；激进的革命党人，则进一步加强了与张绍曾及其部下革命官兵的联系，促使他立即率部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何去何从？张绍曾难以断然下决心。最后为了维持好同各方面的关系，保持住他对二十镇的统一指挥权，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就是先向清廷要求立宪，“陈述国是意见，如不采纳，再行发动”。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做为拒绝“兵车南下”的理由，为联络北方革命力量争得时间；又可以堵住保皇派的嘴，将来清廷不接受再发动起义，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同时也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是各方都不得罪的“万全之策”。于是在10月28日（旧历九月初七），张绍曾与第三镇护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兰天蔚及部下协统伍祥祯、潘榘楹等联名通电，提出十二条立宪政纲，并将通电内容写成奏折，于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派人送往北京。行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清朝廷，接到张绍曾领衔的立宪奏折，虽然十分惊恐，却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于11月3日匆匆忙忙地颁布了十九信条，企图以君主立宪的手段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扑灭革命起义的火焰。清政府如此痛快地接受“十二条政纲”的全部内容，而且反应格外迅速，大大出乎张绍曾意料之外，他很快识破了清廷的骗局，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恰在这时，清廷为了支援镇压武昌起义的南征部队，从国外购买了一批军火，由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运到奉天，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点收后，派彭珍押送运往武汉前线。彭家珍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他在接受任务起程之前，张绍曾发了密电，通知军火起运及到达滦州的时间，要张“军火到滦，妥为保护，免使资敌，为武汉革命之害”。张绍曾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人到车站做好布署，军火列车到达滦州时，全部截留下来，共有枪枝五千条，子弹百万发。扣留之后，张绍曾一方面发电报给军咨府说：“遵照钧处弭兵意旨，将该项军火暂留滦州，借此对革命军表示可以调停战争之意”，一方面发电报给武汉革命军领导人黎元洪、黄兴等，通知他们截留了清廷军火，鼓励他们：“尽力支持，以期达到革命之目的”。黎、黄复电，表示感谢。

张绍曾拥兵滦州、“兵谏”立宪、截留军火的行动，使清廷看出了他怀有“异志”。为了免除“肘腋之患”，便派吴禄贞去滦州进行“宣慰”。吴禄贞对张绍曾提出“立宪”，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正想说服张绍曾共举义兵，便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到滦州后，他向二十镇官兵发表讲话指出：“萌昌倾北京兵南征武昌，诸君倘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备，可无血刃而定。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而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定矣”。吴禄贞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全镇官兵大为振奋，磨拳擦掌，准备起义。最后吴与张绍曾、兰天蔚商定，半月后举行起义。届时，张绍曾率部首先发动，由滦州方向直逼北京，攻东直门；吴禄贞率部沿京汉线北上，攻西直门；兰天蔚做后应。三路大军会师北京，犁除清廷。吴禄贞在滦州的行动，被随其同往的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密告清廷。当时，恰值山西新军起义，宣布脱离清廷，并推举阎锡山做都督。清政府命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镇压山西军。吴禄贞在滦州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识破了这是清廷让革命队伍自相残杀的阴谋，便急忙离开滦州，赶回部队。

11月4日，吴禄贞回到石家庄后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于11月6日在娘子关与阎会晤，告之在滦州与张、兰共同商定的进军计划。决定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和张绍曾为副都督。吴禄贞从娘子关回到石家庄后抓紧拟定作战计划，准备立即起义。并将组织燕晋联军的情况和起义计划电告滦州。七日晚，接到张绍曾电报：“本军已整装待发，请与山西军前来会师”。吴禄贞立即挥毫拟好回文：“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这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只待新的黎明到来，即可高举义旗，挥师北京了。不料，就在这天深夜，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其部下暗杀。同日，清政府下令免去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官职务，升任他为“陆军部右待郎”兼“长江宣抚大臣”。张绍曾看到吴禄贞被刺，自己兵权被夺，心灰意冷，失去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勇气，又看到清政府通过徐世昌勾结四十协协统潘榘楹，暗中监视，迫使自己“南下就职”。于是更加畏缩，便以养病为理由，电奏清廷：“恳开恩去差缺，回津就医”、辞就“长江宣抚大臣”之职。清廷回电：“赶紧调理”，批准了他的请求。绍曾遂于11月11日离开二十镇，到天津息身。”“士官三杰”密谋的第二次起义计划又遭破产。

吴禄贞

三、安抚西盟，抗击“库军”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在内地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蒙古一带仍然很不安定。辛亥革命时期，沙皇俄国策动外蒙乘各省纷纷独立之机，宣布脱离清王朝，于1911年12月16日成立了所谓“大蒙古国”。推出皇帝，拼凑内阁，建立了傀儡政权。并先后驱逐了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和驻守乌里雅苏台的将军。沙俄在导演外蒙独立丑剧的过程中，还指使库伦集团向内蒙进行诱骗和挑拨，企图使整个蒙古都脱离中国。而当时内蒙的一些上层当权人物，由于害怕本身世袭罔替的富贵爵禄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取消，所以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抱着怀疑、抵触态度，有的甚至密谋策划响应外蒙独立，投靠库伦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巩固西北边陲，需派既有军事谋略又有政治才能的干练官员镇守绥远。而袁世凯的亲信中，谁也不愿到这个贫瘠荒凉、气候恶劣的地方去作官，于是，衰世凯便选中了张绍曾。任命他为绥远将军兼垦务督办，授予陆军中将职衔。绍曾一则愿意对国家民族的统一有所建树，二则也想与袁弃嫌修好，便接受了这一任命。

1912年（民国元年）旧历9月，张绍曾带领吕均、朱泮藻、蔡汇东、唐宝锷等少数部属及幕僚到达绥远。当时的绥远城，是蒙、汉、满、回等民族杂居之地，治安相当混乱。地方军队团警无所约束，胡作非为；土匪抢劫、讧争的事件时有发生；种族之间对立情绪严重，特别是蒙古、满族人对民国派去的官员猜忌更甚。有的公开拒绝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甚至把官府文告中所有的“中华民国”字样剜掉。张绍曾到任之后，采取“以诚相感、恩威互用”的手段，对地方官员及各界名流赤诚相待，耐心宣传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宗旨及汉、满、蒙、回各族一家的政策；整顿地方军队团警、惩处土匪恶棍，使绥远地区很快安定下来。

但是由绥远将军管辖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却一直不同绥远往来。这两个盟因在内蒙西部，俗称西二盟，简称西盟。从民国建立到张绍曾到任八、九个月的时间，西二盟十三旗始终与民国无任何联系。在此期间，外蒙库伦集团曾两次传檄西盟，煽动独立。尤其是乌盟曾经派人“持文往库相商”，大有“背民国而向库伦之势”。伊盟虽对库伦独立“颇多疑虑”，却致电北京内务部反对共和。为了尽快安抚西盟，张绍曾于10月29日照会乌、伊两盟各旗，约其派代表到绥，共商治理西盟事宜。照会发出后，不仅没见到各盟旗代表到绥，相反，却接到了乌盟各旗联衔反对的回文。张绍曾意识到，对待各盟旗王公不能只柔不刚，也不能只刚不柔，必须刚柔并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待之以信。他决定召开“西盟会议”，把两盟正副盟长及所属各旗札萨克全部召集到绥远。一方面防止他们继续与库伦集团勾结，同时向他们宣传解释五族共和的宗旨和政策，共商开发西盟的大计，使其服从中央，避免分裂。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会议准备和各盟旗王公到绥远后的招待工作。并命吕均、蔡汇东等负责就政治、外交、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做好准备。

为了保证两盟十三旗王公能够到绥参加会议，张绍曾采取了“武装邀请”的办法。派少将朱泮藻为乌盟招抚使，先带兵招抚影响最大，态度顽固的乌盟盟长勒旺诺尔布。朱带领骑兵一营、步兵一营、机关枪、炮兵各一连，从11月15日出发，日夜兼程，于17日晨到达勒王驻地四子王旗，包围了王府。勒王从睡梦中惊醒才知已被包围，便下令护府蒙兵缴械。朱泮藻向他告知来意，请他赴绥参加会议。勒王表示悔悟，并于23日随朱到达绥远。张绍曾热情接待，向他解释五族共和的意义和中华民国对蒙古的政策，并报请大总统批准，将其爵秩由原来的郡王晋封为亲王。双方感情日益融洽，12月1日，勒王亲自写文告通知乌盟各旗札萨克来绥远协商赞助共和事宜。

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宾巴雅尔也是由部队“请”到绥远城的。开始张绍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他的驻地杭锦旗，均托病不见。于是派团长孟效曾、协领李春秀带兵前往召集，并严令他们到各旗后要“寓刚于柔，毋稍骚扰”。孟、李二人带领队伍于12月26日到达杭锦旗，见到盟长，陈说利害，阿王连连道歉，并派人随同队伍到所属七旗催促各札萨克赴绥。到1913年（民国二年）1月24日，西盟十三旗，除乌盟的乌审旗外，其余十二旗札萨克均到达绥远。每位盟长或札萨克到绥远后，张绍曾都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使各盟旗王公深受感动。正式会议于1913年1月23日上午举行，张绍曾将军和乌、伊二盟盟长，归绥观察使潘礼彦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张绍曾的讲话，博得了一致赞成和欢迎。会议通过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共计五条十八款。主要内容是（一）、实行赞助共和；（二）、不承认俄库协约；（三）、请兵保护西盟要地；（四）、筹划蒙民生计；（五）、振兴蒙人教育。会上，乌盟和伊盟各旗札萨克还分别发表了不认俄库协约的联合通电。

西盟会议从召集到结束，历时九十多天，各盟旗王公及随行官员、伕役多达七百余人。携带的骆驼、骡马超过千匹。为民国初年绥远的壮举。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避免了内蒙分裂，巩固了年轻的中华民国的西北边陲。这是张绍曾的一大历史功绩。

西盟会议的成功，对外蒙库伦集团的扩张野心是沉重的打击。于是，在沙俄唆使之下，乘机进扰内蒙。1913年（民国二年）6月，库军分三路大举南侵。西路进攻包头一带河套也区；中路以重兵沿库伦通向绥远的大道，经百灵庙，直犯武川，想夺取归、绥二城；东路则进攻滂江、西苏尼特等处。为了保卫边防，张绍曾在事先已分三路做了防御部署。西路以孔庚为司令官，驻守包头，防区由包头至宁夏界沿边一带；中路以朱泮藻为司令官，驻守归化城，防区由包头至隆盛庄沿边一带；东路以陈希义为司令官，驻守大同，防区由隆盛庄至察哈尔沿边一带。库军大举南侵使战局趋于紧张。开始时，三路防线战斗都失利。东路敌军占据滂江和西苏尼特旗；西路孔庚部在乌兰脑包遭敌埋伏，死伤惨重，乌兰脑包、二分子、大佘太等地均被库军占领；在中路，初战也很不得手，百灵庙、后汉都被库军占领。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吉昌被围，双方激战，官兵伤亡很重。张绍曾看到军情急迫，经请准大总统袁世凯和参谋部、陆军部，急电调驻防滦州的第二十师第八十混成团，昼夜兼程，火速援绥。

战局最紧张的时候，库军一支两千余人精锐骑兵，采取四面包抄的战术，直逼绥远城，而当时由于军队都开赴前线作战，城内空虚。参谋长吕均劝张绍曾暂时离开绥远，以免被擒。绍曾拒绝了他的建议，亲自部署防务，巡视城防，带领全城团警固守待援。他对这场抗击侵略的战争是满怀胜利信心的，曾写《夜征蒙古》一诗，以铭心志：

凉霄漠漠寂无声，

闲统星辰试夜征。

敢役南箕充探马，

却劳北斗做标兵。

银河一划开天阵，

碧月千秋绕大营。

扰扰搀枪何所亟，

昂头四顾剑铮鸣。

这首诗表达了张绍曾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役使星辰的气魄。

7月1日，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带领队赶到绥远。二十师本是清末新军二十镇改编的。徐廷荣是张绍曾的老部下，到绥远之后格外奋勇，立即投入反击中路敌人的战斗。先击溃库军二千余人，收复黑沙图庙，又经连续激战，夺回召包岭，后汉鹚鹄(字库没有)，直逼百灵庙。7月10日，八十团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将士们顶风冒雨，越岭攀山前进。经过一场激战，歼敌三百余人，重伤敌王爵指挥官一名，迫使库伦军连夜逃窜一百八十余里，收复了百灵庙。

中路战事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其他两路。西路部队相继收复了失地，驱逐了入侵之敌。在东路，开始时败退的骑兵第二团三营营长谢若霖，因丧失阵地被张绍曾下令枪毙，明正军法。继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孟效曾带领混成支队，收复了西苏尼特旗。7月16日，出征将士凯旋，张绍曾率领绥远城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在城北公主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张绍曾指挥三路军队击溃入侵的库伦军，为保卫国家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表彰张绍曾的功绩，授予他“陆军上将勋三位”秩爵和一等文虎章。然而，袁世凯对张绍曾终究是不放心的。绥远局势安定之后，于1914年（民国三年）4月，乘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将其调离绥远。

四、出任总理，忍辱负重

张绍曾从绥远调回北京后，袁世凯给他加个“树威将军”的徽号，挂名将军府，养了起来。到1915年夏季，复辟帝制的舆论更加紧锣密鼓，“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等御用复辟组织先后成立。张绍曾看到袁世凯公然背叛民国、要做皇帝，非常气愤。与其好友蔡锷，经常私下讨论如何扭转政局、及挫败袁氏的阴谋。二人秘密谋划，为了维护共和国体，要广泛联络同志，组织力量，打倒袁世凯。他们的具体计划是：“蔡到滇发难，张即联络北方军人，共同响应。”为了使蔡锷顺利地离开北京到云南举事，张绍曾给他“出了不少谋略”。当蔡锷秘密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对张怀疑很大，曾让他手下的特务头子、总统府军警督查长雷震春“传讯”张绍曾。绍曾接到“传讯”的通知，估计可能是与蔡锷的密谋暴露了。便先销毁了与蔡锷、唐继尧的往来函电，然后暗带手枪去见雷。他拿定主意，如果雷震春逼迫太甚就先用手枪把雷打死，而后“自裁”。见面之后，见雷表面上非常客气。绍曾估计他没抓到把柄，也就坦然自若地与雷应酬，一场虚惊随之冰消瓦解。不过绍曾从此后对自己的言行更为谨慎，除星期六回天津家中度假外，在京时间深居简出，直到12月下旬蔡锷在云南通电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张绍曾才回到天津，联络段祺瑞等密议组织讨逆军，段任总司令、张任参谋总长，响应云南讨袁。不久，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张绍曾等组织讨逆军的计划随之作罢。

张绍曾

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同年12月，任命张绍曾为陆军训练总监。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演出了复辟丑剧。黎元洪被迫下台，张绍曾随之去职，避居天津。这时，第十六混成旅官兵派代表从北京迎接冯玉祥回廊坊主持军务，讨伐张勋。行动之前，冯亲到天津，征求张绍曾的意见。张极力支持冯玉祥讨伐张勋，以为这是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行动刻不容缓。于是，冯回廊坊后立即誓师讨逆，赶走张勋，立了大功。冯玉祥的讨逆通电就是张代为发出的。当冯的部队在万庄与张勋的复辟军激战时，张绍曾还亲到前线，参与军机。张勋复辟失败后，张绍曾一直在津闲居。1921年，为了谋求南北统一，他曾倡议召开庐山“国事会议”，并为之奔走筹备，但没有取得结果。

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就任大总统。因张绍曾主张恢复法统，实现统一，并一度筹备庐山国事会议，为其上台出了力，所以黎上台后，立即任命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尚未到任，陆军总长吴佩孚辞职，黎便提名张绍曾入阁任陆军总长。此后，到1923年1月初，半年多时间，内阁三次更换，张一直蝉联陆长。他任陆长期间，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军计划，拟在全国推行军区制，但在内阁会议上就被否定，以后再也无甚作为。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帮助冯玉祥扩大了队伍、解决了军饷。二人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招募了五个补充团的兵力，而吴佩孚不给其编制。在冯调到北京任军检阅使时，张绍曾拼着总长不干的决心，批准冯玉祥在原有的十一师以外，增编三个混成旅，并为之筹划军饷，使冯的部队得以休养训练、培养干部，为后来发动北京政变创造了利条件。

黎元洪

1922年底，汪大燮内阁辞职，黎元洪提出由张绍曾组织内阁。经国会通过后，张于1923年1月4日正式出任第二十三届内阁国务总理。阁员是外交总长施肇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刘恩源、陆军总长张绍曾兼任、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彭允彝、农商总长李根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后因施肇基未获国会通过，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王正廷不担任司法总长，改由程克担任。

张绍曾内阁成立后，面临的是一团糟的政治局面。内阁方面，军阀之间勾心斗角，混战不停，各省兵变、“匪患”日益频繁；财政紧张，北京各界和教育界索薪风潮日甚；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因到期外债不能偿还而屡次提出抗议，并声称要“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在直系内部，曹锟醉心于驱逐黎元洪，自己当大总统：吴佩孚则热衷于推行他的“武力统一”计划。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张绍曾勉为其难地苦撑局面。一心想在他这一任上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他亲书“忍辱负重”四字，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作为座右铭自勉。上任伊始，便于1月8日致电各省，申述“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的主张，并建议召开有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参加的“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问题。这一倡议首先得到广州军政府的赞成，孙中山先生派人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问题，并于1月25日发表了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张绍曾也准备派代表南下与孙中山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由于1月26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所派代表未能成行。与此同时，张绍曾还派出代表分别到西南各省联络。对奉系军阀，他不顾直系保、洛两派的反对，也主动接触。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还打算取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徐世昌所发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他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

张绍曾谋求和平统一的努力，招致直系军阀的不满。他先行统一后搞大选的主张不仅与曹锟急于当总统的野心格格不入，而且也不符合吴佩孚“武力统一”的想法。这些直系军阀看到张绍曾并不听话，因而坚定了赶他下台的决心。从内阁国会的情况看，张内阁本来是以保派三阁员（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为基础的，失去保派支持，也就失去了控制内阁的能力。在国会中，张绍曾开始是用分配阁员名额的许愿取得国会通过的，后来没有“还愿”，引起了议员不满。试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张绍曾总理，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所幸的是，大总统黎元洪对张内阁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黎本来不愿有个津保派内阁，后来看到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保派设计的轨道，才感觉到张任总理对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是有利的，因而“府院合作”的状态尚能维持。殊不知，府院关系越融洽，津保派越是不能容忍。他们看到张绍曾已成为驱黎的障碍，便进一步加快了倒阁步伐，采取的手段也更加恶劣。首先是无理要挟，制造难堪。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粉碎陈炯明叛变回到广州复大元帅职。曹锟、吴佩孚认为这是“破坏约法”而主张加以讨伐，并提出由沈鸿英任广东督军，孙传芳任福建督军，目的是拆孙中山的台。张绍曾本来不同意这两个人的任命，因为这样做矛头对着广州军政府，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可是曹、吴多次派人到北京催促发表。曹的代表还拍着桌子骂张“全无心肝”。张绍曾气愤之下，于3月8日，主持国务会议，正式通过了拒绝发布粤、闽两督命令的决议，并用内阁总辞职的方法，对付曹、吴大军阀的压力，当天以内阁名义发表辞职通电称：“绍曾等授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旨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通电发出后，皖系军阀多通电挽留，黎元洪也不同意张内阁下台，绍曾等只得留职。尽管如此，直系军阀并不退步，继续日甚一日的紧逼，张绍曾只好屈服，发表了任命粤、闽两督的命令。这样，不仅内阁的威信遭到严重损坏，也引起了南方军政府的强烈不满。曹、吴等直系军阀倒阁的另一手段是利用事件，借势生风，制造国会与内阁的矛盾。如北洋政府时期有名的“金法朗案”就是一例。1922年7月，中法签订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协定，法国乘机偷换概念，将“庚子赔款”之法朗说成是金法朗。（其实法国根本没有金法朗这种货币）如果照金法朗偿付，中国将损失关银六千二百多万两。当时中国未予接受。1923年2月7日，法又提出要求按金法朗偿还庚款，并限中国2月10日前答复，否则将取消中法实业银行协定。张绍曾内阁于2月9日通过此案。津保派借此鼓动国会，否决此案，进行倒阁活动（后来津保派王克敏任财政总长，又想承认此案，可见他们原来反对通过金法朗案，不是真心考虑国家利益）。津保派倒阁的再一种手段是煽动阁员倒阁，从内部拆台。5月3日召开国务会议时，发生了交通总长吴毓麟为塞北关监督任命一事大闹内阁会议的丑剧。从那以后，内阁中的矛盾进一步加剧。5月5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阁员都不出席；8日，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农商总长李根源一人。这时，内阁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但张绍曾仍然抱着不下台的决心。当时，他所依恃的，是与黎元洪尚能合作，但不久，这最后一点仗恃也不存在了。6月2日，国务会议通过任命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一案。原任监督陶立是吴佩孚推荐的，总统府的经费由该税关拨付。为了解决冯玉祥部的军饷问题，国会决定崇文门关税监督改由冯的联系人薛笃弼担任。而黎元洪拒绝在薛的任命书上签字盖印，从而导致了“府院矛盾”。6月6日国务会议上，津保派阁员又借此大生事端，提出内阁总辞职的主张。张绍曾还没来得及开口，高凌蔚就胁迫说：“如果总理不辞职，我们也可以联名辞职。”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辞职的好。”高凌霨没等其他派系的阁员发言，便把保派阁员事先拟好的辞职呈文拿出来，让大家签名。吴毓麟说早已备好专车，约定全体阁员一同赴津。但当晚张到车站时，只有新任秘书长张廷谔一人相送，这才发觉受了骗，只好乘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张绍曾从一月四日出任总理，到6月6日被迫下台，不到半年时间，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空抱谋求和平统一的志愿却到处碰壁，无所建树。

曹锟

五、息隐津门，被害身死‍

曹锟策划倒阁驱黎挤垮张绍曾内阁，赶走黎元洪以后，又以五千元一张选票的高价，贿选为大总统。张绍曾虽息隐天津，对国家政治仍然十分关心。他从直系军阀的所作所为，认清了他们只知个人谋位称霸，根本不顾国家民族前途。中央大权落到这些人手中，和平统一更没指望了。就在这时，南方广州却发生了一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改组，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制定了出师北伐的战略。已经对北洋政府失去信心的张绍曾，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前途。他知道冯玉祥与孙中山及其他一些国民党人士早有联系，因此，进一步加强了与冯的往来。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同时，对冯玉祥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也多出谋划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乘吴佩孚主力同奉军激战之际，率部撤离前线，返回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权。在这次具有重大影响和进步作用的政变中，张绍曾直接参与了冯的策划。为之献出了不少谋略。事先，冯玉祥曾秘密派人去天津征求张绍曾的意见，请他“代为决策”。绍曾非常支持冯的计划。认为在直系军阀只知穷兵黩武、排除异己、不顾国家和平统一的情况下，只有打倒直系军阀，才能消除混战、拯救国家。他在给冯的回信中，提出了二十四字策略：“死中求活，只有如此；事成之日，善后需图；究是敌人，毋为已甚。”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冯玉祥的决心。10月22日夜，北京政变成功，囚禁了大总统曹锟，组织了“中华民国国民军”。

吴佩孚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后，仓促回到天津，指挥两个旅讨伐冯玉祥。在杨村刚同国民军一接触就溃败下来。这时，直奉战场上直军也纷纷溃退，加之山东郑士奇宣布“武装中立”，并在济南阻止沿津浦路北上援吴的直军，使吴佩孚陷入前进不能，后退无路的窘境。他急得束手无策，只好派人把儿女亲家张绍曾请到办公列车上。一见面，吴就气急败坏地说：“你总说冯玉祥好，现在他反了，我二十万大军都毁在他手里，怎么办？”绍曾见吴佩孚生气，笑着指责吴说：“这都是你督率无方，御下乏术，又好与部下争功，用人每多疑意，才有此变。冯玉祥练好兵，打仗肯卖力气。在河南打赵倜给你出了不少力。你如对他稍有恩义，何至倒戈？”吴佩孚听了勃然大怒。张绍曾还要说话，旁边的人纷纷相劝，并请张出面调停一下。绍曾看到亲家翁到这种地步，也和缓下来说：“我还能不管吗？试办着看看吧。”第二天便乘车去北京找冯玉祥。冯见张绍曾到来，非常高兴，寒喧之后，绍曾说明来意，冯答应只消灭吴的武装力量就完了。接着，两人谈到善后问题。冯说你来太好了，我正想派人到天津请你来共商大计。他告诉绍曾，已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和平统一会议”组织政府。还说：“我想请你还当国务总理。叫老段（祺瑞）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我们这些人都听从指挥，把中国治理成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绍曾听了冯玉祥的打算，一方面同意请孙中山先生来治理国家，并指出，除了孙中山领导，中国前途不会好的。同时，提醒冯，段祺瑞是个野心家，向来反对革命，不要“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最后，绍曾表示自己不愿再当国务总理。冯听了很着急说：“在这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总得有个有声望的人出来维持一下局面，你不肯干，也得替想想请出哪一位来合适。”绍曾向他推荐由黄郛出任总理。善后方案就这样初定。而后，二人又研究了解决战局的办法，列成“和平救国大纲”作为与吴和解的条件。10月30日，绍曾由北京回到天津，劝吴接受和平救国大纲。吴态度强硬，拒不接受。于是冯的国民军和奉军一起攻打天津。吴佩孚撤到军粮城。最后由于冯军网开一面，使吴得以从海路脱身，坐军舰逃出罗网。

北京政变是冯玉祥在北方共产党人影响下，脱离直系军阀而与南方国民党革命势力联合的结果。它既促进了军阀势力的崩溃，也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武装的开始形成”。遗憾的是，政变后建立的黄郛内阁，仅仅维持了十天，没能等到孙中山先生北上，就因各派军阀的反对而下台，由临时执政段祺瑞所替，政变的成果被军阀窃取。冯玉祥本人也一度被迫辞职，最后结局是段祺瑞给了冯玉祥一个“西北边防督办”的头衔，才算结局。张绍曾看到政局如此，非常气愤，决心不再与北洋军阀往来。住在天津英租界四十四号路公馆（今和平区马场道天津市第五中药厂旧址）。过起了息政隐居的生活。每天或与朋友围棋、联诗；或独自阅内典、练书法；偶尔也赴朋友酒会；更多的时间则是潜心研究佛、道学说。曾写《三教谈论》手稿一部，并著《觉道日记》，惜均失存。

冯玉祥

1925年底，冯玉祥在张作霖、吴佩孚的逼迫之下通电下野，次年3月赴苏联考察。在此期间，绍曾与冯一直保持“信使往还”。1926年8月南口大战后，国民军损失严重，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9月，冯玉祥从苏回国收拾残局。这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出师北伐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张绍曾打电报给冯玉祥，劝他“加入革命军，借谋出路”。这对冯玉祥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入广州国民政府又都受张绍曾一定影响。直至以后，冯部平甘肃、踞陕西、出潼关、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张绍曾始终为冯收集有关方面的动态，提供情报。为了及时把直、奉方面的部署，动态及其他情况告知冯玉祥，张绍曾自费购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联系。他自己也常常给冯写信，出谋划策，为北伐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他还利用其合法身份和社会地位，尽力掩护、援助在天津活动的革命人士。

张绍曾与北伐军的联系，渐渐被张作霖发觉。为了进一步试探，便派邢士廉到天津，请张绍曾出面调解奉系与冯的关系，借以察看张绍曾的动静。绍曾听了邢的请求后说：“你叫大帅先把军队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张作霖得知此情，遂生杀绍曾之心。绍曾也听到此种传言，一些友人劝他离津南下躲避。但他考虑到：当时冯的北伐军正需天津的情报，不能离身；而且奉张既有此意，早有布署，出津也不容易，加之家人阻拦，筹备经费也有困难，所以未能成行。不过却格外加强了戒备，不再出门应酬。

此时，张作霖暗害绍曾的阴谋也在暗中策划着。1928年3月，他派亲信王琦到天津，与天津警备司令褚玉璞共同布置，于3月21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的在野名流。恐张绍曾不参加，事先收买张的同乡张觉五（会卿）约他同往。另外，褚玉璞令其手下谢玉田、刘茂正通过绍曾门婿吴道时的门路，到张公馆催请绍曾赴宴。随张同去作保卫的有汽车司机王义达、马弁苏以行、刘富友。饭后客散，赵景云又约绍曾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喝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拿信件，说要见张总理面交，等侯回音。张绍曾闻报从室内出来，刚问：“那里的信？”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开枪，子弹打穿了张的掌心。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穿透左耳，一枪通过肺部。张当时昏倒，送回家中后第二天早晨死去。年仅四十九岁。

张绍曾逝世以后，当时草草入殓，灵柩浮厝于谦德庄江苏义园。直到1933年秋，其生前友好及一些知名人士集资，由吕均（字习恒）经管筹备，在北京香山卧佛寺旁购置山地，兴建陵墓。举行了公葬。葬礼是当时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主持的。北京的军、政、学界，在京中外名流以及张绍曾的生前至交、部属、亲友、乡谊均有参加。国民党中央派员参加葬礼并送了挽联，词为：“大城起龙蛇杯酒竟撄来歙祸；中原靖鼙鼓香花难报汾阳功。”

张绍曾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他立志救国，接受了革新思想；辛亥革命时期，他率先响应，积极支持武昌起义，为促进北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清王朝的灭亡做出了贡献；中华民国建立后，他赞助共和反对复辟；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军阀混战，并身体力行，建立了卓著功勋；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所进行的北伐战争中，他以在野之身，积极支持冯玉祥将军率部参加北伐，并为之秘密收集情报，以致最终引起军阀忌恨而遭到暗杀。当然，在张绍曾一生中，既有其功，也存其过。他曾主张君主立宪，当辛亥革命高潮时，提出立宪政纲，被清廷钻了空子；他在主持内阁期间，曾通过了所谓“金法朗案”，虽因国会抵制未获批准实施，但毕竟是一种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误国行为；他处事多虑，优柔寡断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能果断决策，不仅影响了他一生事业，对国家民族也不无损失。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张绍曾的历史功绩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