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房战斗考证之（一）

鏖战陆房

谨以此文，献给牺牲在陆房作战的烈士们——尤其是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大部分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

写在前面的话

笔者第一次听到陆房战斗，大约是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7年。其时老红军陈目海因病住院，几位原六八六团的老战士（均为老红军）一起前来探望。大概是因为“四人帮”被打倒后，老人们心情舒畅，双人病房又只有陈目海一人，所以聊得很是开心。当时笔者正在陪护，于是忙前忙后地给老人们倒水沏茶。不知怎地，几位老人聊着聊着就说到了陆房战斗，并异口同声地感慨道，那次战斗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巨大损失。笔者就是从那时起，对陆房战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萌发了有朝一日书写此战的念头。

真正开始动笔是在2009年——其时笔者已退居二线，在陈目海老人的鼓励下，便驱车到陆房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察。第一次实地考察完毕已是下午，出于想见见老朋友和避免疲劳驾驶的念头，便决定到泰安休息一晚。令笔者十分意外的是，当晚笔者的好友老宋接风时，请来了其时泰安党史办的亓涛主任和宋元明副主任。席间得知笔者是115师老战士的后人，交流中又感到笔者掌握了一些鲜为人知具体细节和史实，于是主动赠送了一本纪念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抗日暨陆房战斗七十周年时出版的《东进抗日铸辉煌》专辑。更令笔者感动的是，之后他们又专门将泰安党史办当年收集的资料（电子文本），悉数发给笔者。实事求是地说，若无泰安党史办提供的这些宝贵资料，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篇较为完整、详实的文章。

笔者回去后，反复阅读了泰安党史办赠送的《东进抗日铸辉煌》，深受感动之余又有些微的遗憾。所谓的遗憾，主要是因为陆房战斗中，功劳和牺牲最大的686团二营的战斗历程着墨不多，这显然难以全面、真实地反应陆房作战的全过程。据时任686团司号排长的老红军陈目海回忆，大部队转移时担负前卫的是（686团）二营，二营在北进途中的一个沟口处遭遇日军大部队。由于地形不利——日军占据山口高地丫口处，二营的先头连的尖刀排被日军用猛烈火力压制在沟底。为了掩护身后大部队——尤其是机关人员的后撤，二营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二营在前面阻击的勇士们，很多都牺牲在掩护后撤的路上！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后面大部分人员的安全。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抵抗，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陆房作战，被日军包围的115师师部及机关人员等，恐怕很难逃过灭顶之灾！

原686团老战士陈目海回忆，“这个686团二营的前身，是原红三军团的四师十一团。我曾两度在这个团待过：1936年的9、10月间，我在这个十一团担任司号长。大约一个月后，又被调到十二团任司号长。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我本应该留在红十二团改编的三营，但团首长的意思是要调我去团部，因为我已同三营营长（原红十二团团长）邓克明混熟了，就不想离开。没想到后来却被上级安排在686团二营（也就是原来的红十一团）任号目。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已调到三营的原红十一团司号长跑回了二营，说什么也不愿再去三营，一定要留在老部队。这样我就又调回到三营——即原来的红十二团。红军长征的草地会师期间，共有500多名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补充到原来的红十一团，他们大都是四川籍的战士。我们686团从山西开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基本都是老兵——大约一半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再就是1936年红军东征在山西扩红时招的兵，少量是平型关战斗以后参加的。我们离开山西时，入伍的新兵留在了陈支队——1938年下半年我们686团抽出三个连，加上征招入伍的新兵组成一个补充团，留在陈支队受训。”由于老人在陆房作战前后一直呆在686团团部，比较了解当时二营战后的汇报和实际情况。所以此文中有关686团二营在陆房战斗中的作战情况，大都是来自陈目海的回忆。其它有关陈目海提供的回忆材料，笔者都会在后面的文中一一列明。

笔者开始写此文时，尽管陈目海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楚、身体还好——其时生活上尚能自理，但回忆过去时总是寥寥数语就叙述完毕，这大概是这些老人的通病——他们经历的战争场面太多，所以需要一步一步询问和引导，才能发掘和勾起老人脑海深处的记忆。但遗憾的是，就在本文即将完成的前夕，2010年的七月底老人突然发病，七个月后撒手人寰。致使笔者未来得及进一步核对，以及获取更进一步的情况的机会。本来已与老人约好，本文杀青后请其指正并补充，现在只能根据老人以前的讲述来完成此文。

以上就是本文的成因和写作过程。实事求是地说，本文中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东进抗日铸辉煌》这本专辑，在这里特作说明。笔者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办的亓涛主任和宋元明副主任以及李海卫科长，他们非但给予笔者很大帮助，还提供了十分珍贵资料。此外，笔者还参考了孙家明老人的有关回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于 2012年夏

楔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头的隆隆炮声，很快就震动了与河北相连接的山东大地！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韩复榘所部与在北平与日军血战的二十九路军同出一门——均系原冯玉祥的西北军。

侵华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开始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山东！战至九月上旬，国民党军在津浦北段的战事十分不利：日军第十师团先是于十一日攻占马厂，二十二日又突破二十九军等部的防线，连续攻占姚官屯、沧县（州）和德州。此时由于华北日军尚未完全部署完毕，兵力缺乏加上阴雨连绵，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南下进攻速度。但侵华日军的军事攻势缓了下来，政治攻势却立刻活跃起来。是年九月的一天，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秘密潜入济南，以日军不轰炸济南等条件利诱韩复榘，并许诺只要山东宣布中立、不与日军作战，侵华日军将不进攻山东。

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图片取自百度百科）

在那个年月，对韩复榘这类的军阀而言，有兵有枪才能有地盘、才能有一切。面对复杂的形势，目睹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韩复榘不禁踌躇起来：日军的战斗力强悍，打恐怕是打不过。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韩复榘还是不想投降的——从后来给其夫人的信来看，他并不想留下“汉奸”的千古骂名。在爱国人士的劝导下，韩复榘权衡利弊几经踌躇，最终没有接受土肥原贤二提出的条件。

于是1937年11月间，侵华日军开始进攻山东的德州、聊城一线，韩复榘亲率其精锐的手枪旅前去支援。但因为原本就是仓促上阵，又被内奸出卖，韩复榘在济阳的一个小村庄里被来袭的日军包围，手下死伤惨重，几乎被俘。后来在援军接应下，韩复榘乘坐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才狼狈逃窜回济南。回到济南后的韩复榘成了惊弓之鸟，当日军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时，韩复榘立即下令将济南北面的黄河大铁桥炸毁。尽管有黄河天险，但此时韩复榘出于惧怕日军和保存势力的考虑，抵抗意志已经十分薄弱——提前做好了南撤的各项准备。恰在此时，蒋介石又将原配属给他的重炮旅调走，使其更有了南逃的借口。所以1937年12月22日夜，当日军从清河镇以南开始抢渡黄河时，韩复榘所部象征性的抵抗一下，随即便向南一路狂奔，致使整个山东没几天就沦陷日军之手。

打开中国的地形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中部，北面临渤海、东南面临黄海，其中西部的山区像楔子一样插在华北大平原的中部。日军要想南下，配合其南方军作战，山东是必经之地！所以，除非华北的日军不再南下，否则绝不会绕过山东。日军攻占山东后，就立刻将其作为日军南下进取徐州、南京、武汉的跳板。

山东地形图。从中可领略泰山在山东的地理位置，以及其时的山东省委为何选择在泰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原因。（取自网上）

一、挺进山东

就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望风而逃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却在齐鲁大地发动广大民众，开展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运动。早在建党初期，中共就在齐鲁大地播下种子。尽管由于中共早期的“极左”政策，造成山东地下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极大破坏，但剩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仍然顽强地坚持在齐鲁大地。抗战之前的1936年，中共北方局派遣黎玉进入山东之后，在赵建民等人帮助下，很快恢复了党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时派遣张友渔和张经武等与韩复榘接触，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其内部的余心清、刘熙众、王志远等爱国人士的帮助和配合下，说服韩复榘释放了关押在第3集团军监狱里的60余名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此后又通过不懈努力，趁日军南下进攻、国民党撤退的混乱局面，中共山东省委又派王恩九等秘密去做孙桐萱将军的工作，将羁押在监狱里的所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等五百多名所谓政治犯，悉数成功解救出来。这些同志出狱后，立即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乘日军进攻山东、国民党军纷纷溃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之际，利用日军刚占领山东立足未稳的时机，揭竿而起，在全省举行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成功地组建了数十支抗日武装，开辟了山东抗日的大好局面，为后来八路军的进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岁月在血与火中进入到一九三八年，日军经过广州、武汉等战役后，虽然取得了事变以来的局部胜利，但由于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无法达成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此时整个战线拉的过长，兵力和补给等困难日渐凸现出来，侵华日军本部不得不将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方针，改为战略持久，转而又制定为：“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将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大部回调，集中“扫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企图将山西、河北、山东游击战争的烈火扑灭，巩固其占领区后方统治，企图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其战争，以战养战，以利于此后的对华战略。由于山东地处南下要冲，华北侵华日军南下作战的给养和辎重等，大都从天津、青岛以及东北方向运来。所以，侵华日军十分重视这一带的治安状况。

山东地处太行山脉的东面，是联结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境内有津浦、胶济两条铁路和运河，南面紧靠贯穿东西的陇海铁路，境内的公路、水运也很发达，尤其有青岛、烟台等多处优良的海港，距离日本本土较近，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山东的地形复杂，物产极为丰富，是侵华日军理想的军需后方。随着敌后抗日武装日渐加强的游击作战，侵华日军为了确保华中方面的作战，于1938年11月11日在济南组成第十二集团军，配置于山东方面。

山东沦陷初期，由于当时的侵华日军忙于南下作战，只是通过设据点来维持南下交通线，日伪政权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建立。而国民党原有的县乡一级政权，由于跟随韩复榘亡命逃窜，基本已不复存在。此时中共的主要武装力量，还待在晋察冀一带。这样整个山东、尤其是鲁南地区，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日、国、共三方势力，都想尽快地占据这个战略要地。可就在这三方的势力进驻之前，山东早以涌现出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其中既有民团势力，也有土匪武装，还有各种会道门的武装。中共山东省委就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开始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然而中共在山东的实力毕竟还很弱小，所建立起来的武装分散在各地，且大小不一、缺乏相互间的联络与配合。在周围其他势力、尤其是反共势力的压迫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十分困难。

黎玉，1942年在沂蒙山区。（图片取自烽火HOME网）

1938年初韩复榘被国民政府枪毙后，蒋介石随即任命原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于学忠只愿接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不愿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因此向蒋介石举荐同样出自原东北军的沈鸿烈。沈鸿烈出自东北军且有留日的背景，此前在青岛主政六年，熟悉山东的政、军、民情。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于1938年1月23日，匆忙任命沈鸿烈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兼任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刚接任山东之时，可谓窘迫至极：济南、青岛等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早已沦陷。韩复榘留下的所谓省政府残缺不全——百分之九十五的县级政府不复存在，散落在山东的国民党武装虽有几十支却都自立为王不听其指挥，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壮大到两三万人。所以沈鸿烈上任伊始，立刻凭借其所谓合法政府的名义，采取“防共、溶共和反共”方针，通过向各区委派专员、县长等手段，企图限制和破坏共产党和亲共的抗日力量。

应该说沈鸿烈从政多年是很有些统治经验的，非常明白军队对政权的重要性。他利用山东省主席和担任山东保安司令之职，以整军为名将周围散落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整编，企图置于他的统一指挥之下。其时受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各种大小股武装，达15万人之多。这些“草头王”虽然并不完全听从沈鸿烈的指挥，但在反共等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依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沈鸿烈开始大肆打击和排挤中共及亲共的武装力量，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初时出于团结抗日的良好愿望，加上尚未完全看清沈鸿烈的险恶用心，中共山东省委对沈鸿烈采取了一定的忍让态度，例如有些已经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接受沈鸿烈的命令后又予以撤销。没想到中共的忍让态度却适得其反，沈鸿烈反而利用各种阴谋手段，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沈鸿烈的如意算盘是自己躲在背后，将共产党、八路军推向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直接面对日军的进攻。

1940年山东抗日态势图。（图片取自网上）

中共山东省委很快就发觉沈鸿烈的这一系列做法的真实用意，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箭双雕的伎俩——让中共的抗日力量在前面与日军争斗，他躲在后面抢夺中共已建立的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如此一来，中共山东省委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利用各种手段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可惜的是，当时中共在山东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三万多人——远远不及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加上这些刚起义的部队成分复杂，人员多为起义的农民、原国名党军的散兵游勇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正如后来罗荣桓所指出的那样，“很多部队党的领导薄弱或者没有党的领导”，“质量差，纪律不好，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引起群众反感，使部队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减员”，“战斗的锻炼很不够，有的部队不是从战斗中创造和扩大起来的，所以敌人一来就散回家去了。”（见罗荣桓《坚持创造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两个基本问题》）。“军政干部缺乏，……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向题。”（见黎玉《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和发展》）。

这些不利情况使其时的山东省委感到，亟需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作为敌后发展的主力和骨干力量，方能促使中共在山东抗战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等领导，不失时机的向中共中央提出派遣主力部队来山东的要求。于是在1938年春夏之际，中共中央先是向山东派出160多名党员干部，然后又迅速部署第115师师主力向山东挺进！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及343旅主力，开始陆续向东开拔。先是肖华率领685团等部，以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进抵冀鲁边地区。1938年12月19日，115师师部根据中共中央的进一步指示，率领第686团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踏上了由晋西向山东挺进的征程。

1939年元旦，由晋西灵石出发的115师师部和686团，抵达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屯留县常村镇进行整训。整训完毕本应继续向山东进发，可由于当时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受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节制，而山东则属于第五战区。此外，先期到达湖西一带的苏鲁豫支队大概是由于发展过快，已经引起当时国民政府的注意和反对。八路军总部领导顾虑到国民党政府大约是不会同意115师主力到山东去的，故而命令115师师部和686团暂缓入鲁。1月13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电示，坚持要115师向山东进发。不凑巧的是，此时又恰逢山西方面的侵华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扫荡，故115师和686团又参加了“晋东南反扫荡”作战。直到1939年的1月27日，鉴于形势好转、各项条件趋于成熟，八路军总部方命令115师师部率686团，借着护送彭德怀副总指挥和“中央大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刘古风，前往河北调停鹿钟麟部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之际，以“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名义从常村镇出发，踏上了进军山东的征程。

注：图片取自网上

依照电子地图测量，从晋东南到山东直线距离不算很长。但沿途要翻越太行山脉，通过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穿越河南、河北两省。115师此次东进的整个队伍有五千多人，为避开敌人耳目，基本采取昼伏夜行的方式。所以尽管几乎天天行军，这3000多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月。在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二月二十五日路过汤阴时，队伍后尾的一部（大行李）约二百多人，因遭受敌人火力袭击没能跟上大队，只好被129师陈赓旅暂时收留，直到五月中旬陆房战斗后才归队。

1939年3月2日，经过长途跋涉的115师师部和686团，抵达山东郓城县的与轩楼和状元张楼一带，并与当地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据时任115师686团司号排长的陈目海回忆，“1938年底，我们686团在晋东南的长治、潞安、屯留和辽县一带活动，39年初转移到黎城，然后开始向山东出发。当时我在686团任司号长，手底下除了一个司号班外，大约有26、7个新招的小司号员。临出发前，大概是出于一路行军和作战的需要，团里决定免去我司号长的职务，司号长一职由当时的一营号目蒋学道同志接任。把那20多个新招的小司号员抽出来，编为一个司号排，由我任排长，划归团部侦察队管辖。我记得我们随团部出山西后穿过河南，最后是经过河北的内黄和清丰（注），进入到山东地界的。

二、初到泰西显威风

1939年3月4日，115师抵达山东的第四天，就根据地方党组织和老百姓的要求，进行了樊坝战斗——歼灭了民愤极大的伪军一个保安团500多人。而后陈光和罗荣桓决定，将第686团的第3营、教导队和师直两个连以及一、二营所部的副职留下，组建一个新团（当时称东进支队第1团，后改为独立旅），由杨勇担任团长兼政委。副团长张仁初和原三营教导员刘西元，分别接任686团团长和政委，率领剩下的两个营及团部等部队，随115师师部继续向目的地——泰西进发。3月10日抵达东平东北的夏榭村，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纵第6支队会合。进入泰西后为扩大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在军事上更加有力的打击日伪，115师与山东纵队互相配合，连续拔除了汶河西岸伪军的据点，歼灭了日伪军1000余人，同时瓦解了10000余人的反动会道门红枪会。这样在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115师迅速在泰西站稳了脚跟。

泰西指的是泰山之西，现今的肥城一带。它的北面是省城济南，东面是泰安城和津浦铁路，南面是汶河及汶上和宁阳县，西面是平阴和东平县。从济南通出的津浦铁路，和通往郑州方向的公路，加上南面的汶河和公路，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泰西正位于这个三角地区的中心。115师到来，显然对日军的南下运输线，是极大地威胁。当时的山东省委及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等，都驻扎在这个地区。

泰西位置

进入泰西地区后，115师立刻按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积极开展建设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建设等工作。同时根据地方党组织和老百姓的要求，与山东纵队等地方武装相配合，连续清扫和拔除汶河两岸和东平县周围伪军据点，并通过帮助整训等方式，提高地方抗日武装的战斗力。为加快提高地方武装军政素质，115师还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和两个连的兵力（注1），充实到山纵六支队等地方武装。并将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等，补充给地方武装。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和措施，使得地方抗日武装的战斗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一系列的变化和作战行动，不可避免地引起驻鲁日军的注意。

侵华日军占领山东初期可谓猖狂之极，七、八个鬼子就敢扛着枪，耀武扬威地到据点周围的村庄，捉鸡、抢粮食欺压老百姓，当时据点周边的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而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很多都是叫喊得多，真正敢打的却很少。共产党组织的武装虽然不少，但又大都“赤手空拳”——除了红缨枪、大刀片没几支枪，甚至还有不少人拿着扁担和棍棒。例如著名的伹徕山起义，整个队伍只有三支枪——两支手枪一支步枪。而且刚开始的时候，队伍中仅有少数中共党员，大都是周围的农民以及流亡的学生和流散的国民党军人，战斗力很弱。面对骄横的鬼子兵，缺少枪弹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只能埋伏在青纱帐或沟坎里，等少量日军走近，一声呐喊蜂拥而上，四五个、甚至七八个围殴一个日军。尽管当时的日军士兵比较顽强，架不住抗日军民胸中的国仇家恨，落在后面跑不掉的，很快就命丧雨点般的刀枪棍棒之下。等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只能看见几具伤痕累累、赤身裸体的尸体——除了兜裆的那块布，能拿的都被洗劫一空。气的日军指挥官大骂共产军是“土匪”！吃亏后的日军收敛不少，十个、八个鬼子不敢单独活动。每次出动差不多至少是一个小队，再配上几十、上百个伪军。这样以来，由于缺乏武器弹药，抗日武装往往素手无策——狗咬刺猬没法下口。

自1939年3月下旬到4月底，八路军第115师先后在肥城阎王桥、东平香山、宁阳葛石店、泰安鱼池村等地连续打击日伪军，均获重大胜利共计歼灭日伪军近千人，极大鼓舞了当地抗日干部和群众的热情。115师的这一连串胜利，大大震动了驻济南的侵华日军第十二军。敌酋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决定，立即对进入泰西的115师所部发动攻击！实际上此时驻鲁日军十二军所部，刚刚结束对鲁南国民党军的肃正作战，原本应当进行休整以便执行日军华北方面军的6—9月的第二期肃正作战。尾高之所以这样急急忙忙地发动对115师的讨伐，除了因前几次作战失利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军第114师团127旅団102联队的联队长千叶小太郎在四月上旬（十日）的一次“讨伐”作战时战死！所以日军急于报复！

陸軍少将　千葉小太郎　仙台

部隊長として北支、中支各地に転戦数々の偉功を樹てたが特に南京附近の戦闘においては雨花台砲台附近の最も堅固な陣地に対し昼夜兼行力攻してこれを奪取し、引続き敵を南京城南門に向い圧迫して撃滅し同城攻略を容易ならしめている、昭和十四年四月十日惜しくも戦病死するにいたった

侵华日军的这个千叶小太郎大佐联队长究竟是在那次作战死亡的，由于日军的有关记载语焉不详，只是说徐州会战后在进行“讨伐”作战时战死并随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其生卒时间为1886.3.12—1939.4.10。根据《华北治安战（上）》中记载，日军的第114师团大约于1938年的12月上旬调至山东归第十二军管辖（注2）。要想搞清楚这个千叶小太郎到底是在哪儿战死的，首先要搞清楚当时其所在的日军第114师团的作战区域。那么，这个114师团当时具体作战地区在何处？尽管《华北治安战（上）》这本书中没有记载，但还是可以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出来。根据《华北治安战（上）》中的记载，“命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五月中旬到济南）担任第一一四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卫：（注3）。可问题又来了，第三十二师团的具体作战地域又在那里？《华北治安战（上）》里同样没有记载。所以只好在通过其他史料查找。根据王辅所著的《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记载：“当年五月，……，32师团接替原114师团在津浦路两侧的防务”，“其部署为”：

第32师团司令部 位于兖州（守备师团）

第32步兵团 位于济南（12军之战车队亦在该地）

步兵第210联队 位于临清

第7步兵大队 位于聊城

第2步兵大队 位于馆陶

第3步兵大队 位于高唐

步兵第211联队 位于临沂

第1步兵大队 位于费县

第2步兵大队 位于新泰

第3步兵大队 位于章丘

步兵第212联队 位于菏泽

第1步兵大队 位于肥城西南之演马庄

第2步兵大队 位于成武

第3步兵大队 位于郓城

骑兵第32联队 位于宁阳，一部位于曲阜

野炮兵第32联队　 位于济宁

工兵第32联队 位于济宁

辎重兵第32联队　 位于禹城（注4）

通过上述史料可以明确得知，1939年4月中旬之前，侵华日军第114师团负责从济南至兖州——津浦路两侧的防务和作战。根据《华北治安战（上）》中的相关记载，在此期间第114师团除了于二、三月间和四月间，各派一个大队配属日军第五师团到鲁南作战外，基本都在其辖区活动。根据史料记载，其时国民党第51、57军（系原东北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约于是年3月底、4月初由江苏（苏北）进至鲁（东）南的沂鲁山及莒县、日照一带。而日军对其扫荡，发生在是年6月，所以千叶小太郎不可能死于他们之手。除了时间和地点外，推测千叶小太郎死于与八路作战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日军急于报复的是八路军第115师所部，而非国民党军。

大概是由于千叶小太郎战死的作战规模不算大，所以在日军的军史中未见到有明确记载，八路军方面则是并不清楚此事。是以要先考究一下，是年4月10日前在鲁西一带，八路军115师同日军114师都发生过哪些战斗？根据魏碧海整理的王秉璋口述《一场被动和风险很大的陆房顽抗破围胜利战》，“……，日军最初并不知道我军实力，向我们连续进行了三次进攻。第一次敌人出动600多人，进至鲁西区党委驻地附近，那个地方离师部驻地常庄大约六七里路。我们接到张霖之的电话告急之后，即派特务营两个连前去掩护区党委转移。这两个和区党委的警卫分队一起将敌人击退了。第二次日伪军出动上千人，进至第六支队第二团驻地附近。这个团是该支队战斗力最强的，曾有过消灭敌人几百人的战绩。……陈光为了锻炼这个团，令其在正面防御，敌人进攻时不准撤退，同时命令六八六团和特务营各抽两个连保护该团两翼。……这次战斗以该团为主，将敌人打退。……第三次敌人出动两千多人，在东平、汶上一带进攻地六八六团，又被我们打退了。这三次进攻均以日军为主，伪军较少。”（注5）按照《东进抗日铸辉煌》一书的记载，上述日军的第二次进攻的时间为4月3日（注6），是以推测日军的这第三次进攻当发生在5、6日以后，因此推测102联队的联队长千叶小太郎，在此次作战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些。从作战常识讲，只有两个大队以上的作战，才会由联队长出面指挥，所以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第三次。另外从时间上推测，这个千叶小太郎极有可能是作战中负伤，后伤重不治而亡。

当时驻鲁日军主要是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这是随着敌后抗日武装日渐加强的作战行动，迫使日军华北派遣军为了确保华中方面的作战于1938年11月11日组建的，主要配置于山东方面。至1939年的5、6月期间，该集团军所辖部队计有：第十二军司令部本部，第五、第二十一、第一一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战车团及骑兵集团；1939年1月，又将独立混成第七、第十旅团编入第十二军；同年4月又将新编的警备第三十二师团，由日本本土开来，编入第十二集团军。另据史料记载，还配有一个集团军指挥的战车队。该集团军司令部设于济南，其司令官为陆军中将尾高龟藏。

关于这位尾高亀蔵中将（注7），还得说上两句。此人在侵华日军中，虽然不是那么名声显赫，却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于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是同期毕业生。同年11月被任命为陆军少尉，任职于步兵第13连队。日俄战争出征后，历任陆士学生队军官、歩兵第13连队中队长等职。战争结束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于1916年11月由日本陆军大学校（28期）毕业。此人素来积极敢为而且略微莽撞，在日本陆军中被称为“勇足将军”。1938年尾高在任日军第十九师团长期间，率部参加了史称“张鼓峰事件”及“哈欣河战役”。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战败之后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被誉为“勇将”，晋升为第12军司令官。所以来到山东后，尾高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急于表现自己是“勇将”，以洗刷“哈欣河战役”战败的耻辱。

尾高龟藏（图片取自网上）

连续几次的“扫荡”失败，和一个大佐联队长的阵亡，显然使得驻鲁日军和尾高司令官十分恼怒！感到这一带共产军的存在，不仅直接威胁其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而且还严重地危及津浦路的安全。因此决定不等第二期肃正作战开始，立即开始调集兵力，对八路军出没的泰西地区，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进行“扫荡”和拉网合围。大概是由于此次作战是临时起意，比较仓促且计划不够周密，只调动了驻济南一带的日军。其时侵华日军济南一带的驻军，主要是第32师团和第114师团，此外还有独立混成第10旅团（注8），和一个战车部队（注9），以及其他配属的炮兵、骑兵和辎重兵等部队。

侵华日军的这个第32师团，是1939年2月7日在日本东京新编成的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总兵力约1.8万人左右。4月份才开到山东，替换原114师团的防务——负责津浦铁路济南至兖州段，师团部设在兖州附近地区。第32师团的兵力部署，重点是在山东省内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共计配备了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以及辎重兵联队等部，其目的是企图阻止鲁西的抗日部队进至津浦路以东，使铁路东西两侧的八路武装难以相互配合。该师团由于沿铁路线设置据点，线长点多——每个大队分驻约10至15个据点，这就占据了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加上该师团属守备师团故兵力要少于114师团，所以除了保护防区的必要机动兵力外，所能调集的机动兵力十分有限。

而参加过南下作战调防回到济南的第114师团，可谓臭名昭著！该师团于1937年10月12日，以第14师团的留守人员在日本宇都宫编组而成，下辖步兵第127旅团（下辖步兵第66联队和第102联队）、步兵第127旅团（下辖步兵第115联队和第150联队），野炮兵第120联队及国崎支队（步兵第9旅团等编成）和一个骑兵大队等部。其历任师团长为末松茂治（1937.10.20—1939.3.9）和沼田徳重（1939.3.9—8.12）。在当年的11月8日，从中国的金山卫登陆，入列第10军参加淞沪会战。11月25日参加攻占长兴，12月攻打南京担任南路，是“南京大屠杀”凶犯之一。1938年2月转隶华北方面军，5月徐州会战参加北路围攻。尽管该师团在日军中属二等师团，但由于参加了日军侵华后的多次战役，但大都是偏师或预备队之类，基本上没吃过什么大亏，所以上上下下均十分狂妄。

独立混成第10旅团是1939年1月14日，在日本的久留米组建而成，当年二月进入中国后也驻在济南附近。日军的混成旅团是“七七事变”后，为应对占领地的治安而成立的。这个第10旅团，下辖第41—第45共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炮兵队、工兵队和通讯队等，总兵力4900多人，是日军混成旅团的标准配备。从兵力的构成可以看出，日军混成旅团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不算强，与正规步兵旅团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军的肃正作战，往往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即先从确定的目标区一定距离之外，开始聚集兵力，通过控制各个要点和路口等枢纽，从四外逐渐向中心压迫，慢慢将对手合围在一狭小区域，最后聚而歼之。为了防止对手逃跑，往往还有一支较为快速的机动部队，专门担负追击和迂回的任务。根据后来获取的情报信息显示，此次日军围堵的具体部署是：将八路军115师经常活动的泰西地区，定为此次作战的中心目标区域，以114师团和32师团等部的机动兵力为主，通过隐蔽手段调集兵力，用步骑等混合兵种，杂以部分伪军，配备战车与重炮，突然发起攻击，然后连续不断地围攻，用快速机动兵力驱赶方式，分进合击，沿各条通向泰西的公路，将八路军向中心地区压迫，最后用重兵聚歼。

大概是由于时间较为仓促，此时的驻鲁日军尚未建立起有效地情报系统，加上115师进入山东后，出于种种原因也没有过早、过多地暴露队伍的实力——基本是配合当地的武装作战，且每次出动兵力不大。以上这两个主要因素，造成尾高龟藏等日军将领对泰西一带八路军的兵力判断上有误，从后面的作战过程看其调集的兵力明显不足。另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是驻鲁日军过于骄横，未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此外应该还有个可能——尽管日军在这个作战区域有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等部队，但为了确保铁路等运输线的畅通，沿线设立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据点，也分散了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所以尾高龟藏能调动的机动兵力还是有限的。按照既定的合围计划，日军于四月底完成部队的调动——以第114师团的第128旅团和第32师团等部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集结了约5000余作战部队（注10），配属部分炮兵和战车以及上千名伪军，用汽车等秘密运送到泰西周边地区，然后开始从远处逐步向中心地域靠拢，进行大规模、目的性很强的合围。这些日军先是“扫荡”了东平、汶上、泰安、长清、宁阳等周边地区，然后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慢慢向预定中心地区推进，企图利用东面的津浦铁路为屏障，把115师等部挤压到泰西的某个地区加以消灭。日军之所以采取这种战法，主要是本着有利于发挥日军的兵力、火力优势和快速机动的能力。至五月九日，日军各部扫荡部队沿着通往泰西四周的九条公路，逐步合拢、即将实现其合围的计划。由于日军在调集兵力时很注意保密，在行动之前八路军很难得到较为准确的情报，再加上进行合围的日军分散向周围的据点集结，其行动异常隐秘迅速，基本达成快速进攻的目的。

此时的八路军第115师刚抵达泰西地区不久，虽然抓紧时间在原泰西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情报总站，但在较短时间内尚无法形成高效、系统的情报机构，更多的只能通过情报人员的肉眼观察，获取日军行动临时性的动态情报。此外驻鲁日军利用第32师团正和第114师团的换防进行集结，也使得陈光等领导对日军部队的调动产生一定的错觉。大概是由于115师进抵泰西地区后比较注意保密，每次作战都未使用超过一个营的兵力，感到没有暴露115师的全部实力，所以对情报站送来的有关日军调动消息，陈光等115师领导起初并未感到特殊或异常。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115师所部及中共泰西党委等每隔三五天就要转移驻扎地点，尽管每次转移都是在夜间进行，但115师有个庞大的辎重队——仅骡马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要想不被敌军发现的确是难上加难。根据有关资料载，是年五月初115师师部及中共泰西党委机关，已由原来（肥城）西面的夏榭、常庄附近的驻地，越过陆房南面的牙山等山岭，转移到（肥城）东面的大小王庄及中古村一带。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老同志的回忆，实际这次转移是在西面敌军进逼的压迫下做出的，尽管其时日军出动的扫荡部队距原驻地还有一定的距离。可能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上又是115师入鲁以来，还没遇上日军大规模扫荡，所以仅仅向东转移到离原驻地东面，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的地方。另一个可能是由于非作战人员较多加上还有辎重队等，一般转移大都在傍晚或入夜后才开始行动，通常的行军距离一般也就是六七十里路，不可能走太远。惊心动魄的陆房作战就这样，在敌我双方都不十分明了的情况下，悄悄地展开了！只不过日军是主动方，而八路军则是被动方。

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1939年的5月5日一早，准备完毕的日军开始出击。首先是扫荡汶河南岸的东平及汶上周边地区，将活动在这一带的八路军东汶支队和冀鲁边七团等部，分别向东北方向压迫和驱赶。至5月7日这一天，八路军地方武装平阿独立营、东平独立营、长青独立营，也先后与前来扫荡合围的日军遭遇。由于日军的计划较为周密且出动兵力较多，上述八路军各部及地方武装逐步被逼向东面和南面——不得不退向陆房周边相对安全的地域。是日下午北路日军分成两路由肥城出动，东路从肥城直插安临站，另一路（西）由肥城西麓的王瓜店镇向南压。西面这一路南下的日军很快在新镇、晒书城子和米山岭一带，同八路军泰西地方抗日武装接上火。5月8日上午，山纵六支队二团先是在莫庄北遭遇日军，下午欲从罗汉庄、古留向西移动，企图趁日军合围前跳出包围圈。但其前卫部队刚刚行进到涝洼附近，就又遭到由平阴出动的日军的阻击。六支队二团被逼退后立刻改道向北，拟经营里、西里村过米山岭再直插大峰山，没想到部队刚到西里村附近，又遭遇大股日军的阻击！据时任六支队二团二营营长的张杰同志回忆：“晚饭后，再组织突围，……。当部队行至井同峪和阎家洼之间时，又同肥城出动的敌人遭遇，战斗很激烈，历时两个多小时，已近半夜，二营和团部失掉了联系。有两个连跟随团部，我们只有两个连。”（注11）在这种严峻情况下，张杰的这两个连也只好撤向陆房。

参考图：深绿色线为山纵六支队二团八日下午的行动路线，拟从前米山向西北转移；虚线为中途在西里村遭到日军阻击后撤至上固留村；浅绿色线为山纵六支队二团当日晚间的行动路线，拟向泰山方向转移。在闫家洼遭遇日军阻击后，部队失散。

通过山纵六支队二团的遭遇可以看出，此时日军虽然还没有完全进抵合围的预定位置，但合围圈内被围的八路军部队已没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但由于此时日军尚在外围，115师所部及及中共泰西党委等，还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三、陆房遭困

到5月10日，敌情严重的不利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之前临时驻地东面不远的满庄涌来大批日军的消息，以及此前留在西面的六支队二团等部队多次向外转移被阻的消息，使得115师代师长陈光意识到敌军此次是来者不善。在此之前、大约5月8日左右，政委罗荣桓率领政治部等有关人员及一个排的骑兵，到东汶宁支队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师首长只剩下陈光，应对此次日军“扫荡”的重任就只能由陈光一人来承担。

当晚115师代师长陈光根据已掌握的敌情，迅速做出了部署。综合各种回忆，陈光的做出的具体部署是：115师师部及泰西地委等当晚在特务营等直属部队掩护下，向西南方向的东汶地区转移，以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到汶河以南地区活动；津浦支队向北面的大峰山区转移；冀鲁边第７团向津浦路以东转移；第６支队向西——向平阴、东阿方向转移；师主力第686团坚持内线，在陆房附近山区作战与敌周旋。根据部署，各部立即连夜行动。第686团在团长张仁初率领下，全团（团部加一营、二营）进至陆房一带。其中团部和一营驻扎在东西陆房村，二营则进驻到西北面——距离陆房不远的大董庄，担任向西北方向警戒的任务。师部及中共泰西党委机关等大队人马则在特务营等的掩护下，分成两路，浩浩荡荡沿着公路向西南进发。准备南下跨过汶河，然后转向西南，插到日军扫荡部队的后方。

在大部队向外转移过程中首先脱围而去的，是在5月10日晚师直向东转移的那一部分，“卫生部(一部分)和运输队、教导队等一部，从津浦铁路大汶口至泰安段的一个涵洞插到路东，”（见罗琪：一一五师卫生部干部《陆房战斗有关问题——泰安党史办辑》第19页）。这部分实际上还有一部负责掩护的警卫部队，共约500人左右。而其他跟随师部一起行动的大队人马，则遭到合围日军的堵截——走在大队前面的队伍刚走到安驾庄附近，就得到骑兵侦察员发回来的消息，南面的汶河两岸已燃起了十几堆熊熊大火，这表明过河的渡口已被堵死！队伍只好暂时停下来待命，等候师部的下一步指示。

陈光得到消息后立刻感受到形势严峻，派通讯员找来熟悉周围地理环境的段君毅，向其询问对突围方向和路线的建议。段君毅建议队伍折向西南，从东平和汶上交界处渡过汶河，从那儿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陈光听后当机立断，命令大队人马立刻折向西南，乘日军还没完全合围之前跨过汶河，迅速转移到东平、汶上一带隐蔽起来。段君毅等带领六支队的二团、三团等部队，走在大队前面引路。此时队伍已经在安驾庄附近停留了近三小时，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但意想不到的是，师部刚刚从中古城抄近路穿过陆房南面的上庄、行进到刘庄村附近，又传来了坏消息：先头部队行进到孙伯镇东南的章桥附近，又发现前面有日军大部队！这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顿时使得代师长陈光高度紧张起来，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他感到日军的确是有备而来，平原上作战对这支非战斗人员占多数的队伍极为不利！于是他下令大队人马立刻掉头，沿孙伯至陆房的公路向北，会合已转移至陆房的686团，然后在686团的掩护下穿过陆房向北面的大峰山转移！同时命令苏静带一个骑兵排，向东北——津浦支队突围的方向侦察。11日凌晨３时许，苏静等在陆房附近遇到津浦支队。支队司令员孙继先告诉苏静，肥城的日军机动部队夜间出动，已经切断了肥城通往大峰山的道路，津浦支队行进到陆房东北的朱家庄附近就被敌人发现堵了回来，只好转向西顺公路撤到陆房南面的一个小村庄。苏静等继续行进到安临站附近侦察，发现了大批配有轻型装甲车的日军部队。见此情况苏静和孙继先立即返身，回到师部临时驻足的刘庄村向代师长陈光汇报。面对四面都有敌人的严峻态势，陈光不得不再次召集的紧急会议，集思广益，商量和研讨对策。

代师长陈光在会上讲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他对敌情的判断。这时有人提出，西南面虽然发现敌人，但还未完全合围，六支队的大部分都已跳出了包围圈，因此应该赶快继续向西南突围。但陈光根据已经获知的情报判断，大批日军正从南面和西面压了上来，继续按原方向突围，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从地图上看，东平、汶上一带都是较为平坦的地域，那里没有可资大部队隐蔽的地方。年初115师进入泰西时就是从那一带过来的，陈光显然对哪一带的地形地貌还留有一定的印象。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如果不能再天亮之前跳过去、迅速将整个队伍隐蔽起来，即使跳了出去，弄不好照样就会被扫荡的日军发现。更何况整个队伍非战斗人员比例较大，辎重部队还有大量的骡马车辆等，天亮后根本无法掩藏行踪。日军的机动性极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此次显然又是有备而来——配有骑兵和战车等搜索部队。如果被日军发现，这么大的队伍在平原地带很难突围，极有可能遭到被围歼的灭顶之灾。整个队伍中的作战部队，只有师部特务营和警卫连等部经历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其它部队包括津浦支队也尚未与日军打过硬仗、大仗，更别说田家滨旅了。况且115师师部和师直属队又是红１军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保留下来的我军精华，假如有什么大的闪失，如何向中央交待？稳妥的作法应是向北进入山区，依托山地，扬长避短。所以陈光主张，鲁西区党委、津浦支队等随师部机关立刻往北走，向大峰山区转移。

图中起点是5月10日，115师师部的临时驻地。蓝色线路为大致的转移路线，红色箭头为原拟行进路线：从安驾庄南下过汶河，发现敌人已占领渡口，根据段君毅的建议改向西。在章桥附近再次发现有敌情后，掉头从孙伯镇通往陆房的公路向北，进至陆房南面的林家庄村。经研究后决定由陆房北上，转移至长清的大峰山区。

统一了思想后，陈光立即下达命令，津浦支队等地方武装为前队，师部机关人员、辎重队、炮兵连跟随前进，特务营和师部位于大队的最后。同时命令张仁初率686团，负责掩护整个队伍突围！此时686团团长张仁初十分为难，因为686团满打满算，只有八个战斗连队：一营三个连、二营三个连，再加上侦察连和机炮连（迫击炮和重机枪），战斗人员至多1000多人（686团此时的建制及人数，后面将有论述）。面对此情况，张仁初命令驻在陆房西北大董庄的二营，担任整个队伍的前锋，迅速向北面的大峰山区进发。一营占领黄土岭一线，构筑简单防守阵地，以防止南面的日军跟上来，并作为后卫担负掩护全军北撤的重任。团部及侦察连、机炮连等，紧随师部出发，保卫师部的安全。

那么，陈光当时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尽管陆房突围后，当时很多人对陈光的这个决定有不少微词，并以段君毅的六支队的二团、三团，就是从此路线跳出去的为例证，认为大队人马是完全可以从这突出去。但客观、历史地从军事角度分析，陈光做出的放弃向南突围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东平及汶上的西面和南面，都是平原和水网地带。115师所部一旦被日军捕捉到，参加合围扫荡的其他日军部队，将从东面和北面迅速压下来，届时队伍只能向西或南面转移。在平原地带，先不说日军配有汽车、战车和骑兵等，即使是步兵的机动能力，也远超过这支有大量非作战人员和大批辎重的队伍。据抗战的史料记载，侵华日军十分善于追击：通常分为三个追击群——中间部分主要担负主要追击任务，通过火力压制等手段进行纠缠，使对方为躲避炮火等无法全速后退；另两个追击群分为左右两翼，从两边进行远距离迂回包抄。在后面追击部队的干扰与纠缠下，日军左右两翼的迂回部队，经常能够超越被追击者，并使其往往难以向左右机动，最后达到围歼的目的。抗战初期国民党军同日军作战时，经常吃这个亏。就是八路军所部，除了老部队外，尤其是那些刚成立的地方武装，缺乏经验又不能跑、不会跑的，很多人都牺牲在被追击的路上。

肥城西南及东平与汶上地形，基本是平原。右上方红圈处为陆房。（谷歌截图）

陈光率领的这支队伍中，大约有一半是非作战人员。能够作战的主要是115师特务营、师部警卫连和骑兵连（只有两个排，另一排被罗荣桓带走；还有部分警卫部队，保护师卫生部等部门已撤往东面），再就是山纵六支队一部、泰安独立团等。非战斗人员主要有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115师师直机关等有关人员（注：头一天部分师直供给部和卫生部人员，同其他人员共约500余人，在彭雄等率领下，已跳到津浦铁路以东），综合大部分人的回忆，统共有3000来人。除了上述人员外，当时的国民党肥城县长田家滨率领的其县政府机关人员和所辖的游击旅共约有七百多人，头一天在北路日军的围堵压迫下也被逼到大小王庄附近。由于数次突围都被日军堵回，田家滨等遇到115师后，恳求陈光代师长带着他们一起行动。这样加起来，整个队伍约有5000多人的样子。队伍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特务营和骑兵连、警卫连等800多人，津浦支队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山纵六支队和泰安独立团那400来人只打过游击未经历过残酷的大仗，至于那个田家滨游击旅在日军扫荡之前约有1000多人，此时据有关回忆只剩下600多人，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关于这个田家滨旅，有必要多说几句。该部原有1000多人，起初对中共的抗日武装不太友好，115师入鲁后才不得不改变态度。5月9日在肥城西南遭遇到南下扫荡的日军，几次突围都被阻拦了回来，在日军的追逐下，不少人连鞋子都跑掉了，十分狼狈。幸好日军当时的重点在于围堵，没有死缠烂打。但即使这样，田旅原来1000来人的队伍，也只剩下六、七百人的样子。碰到115师大部队后，田家滨要求跟随行动。考虑到田旅系友军，而且曾配合我军同日军做过战，陈光代师长就同意了。

除了非作战人员多外，115师师直队伍中，还有数量不少的装备、辎重等。除了一个师属炮兵连，和100多匹骡马和车辆，驮着被服、银元、弹药等的辎重队外，还有政治部、报社、剧团，以及无线电台和通讯部门等。当时的师属炮兵连，有一门山炮、两门步兵炮（注），和两门“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山炮和步兵炮，是115师在历次战斗中缴获的。那两门苏罗通机关炮，则极有可能是抗战初期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配发的。据时任司号排长的陈目海回忆：“那门山炮还有辆炮车，当时还有20多发炮弹，平常行军用八匹马拉着行进，炮兵们都坐在上面，很威风。”步兵炮和机关炮平常行军，也都是骡马驮运。再加上百多匹骡马的辎重队，所以队伍只能走大路。这样一支队伍，如果无法在天亮前跳出包围圈——即使跳出包围圈，也很难短时间内迅速隐蔽起来，面临的很可能是被机动力很强的日军追上，其后果则自不待言。作为久经战阵的陈光代师长，当然对这支队伍的机动能力有着比别人更清楚地认知，他不敢、也不能冒这种全军覆没的风险。所以，在当时那种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不再向南突围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仓促做出的向北突围的决策是否正确，还是有些疑问的，不过不往北还能往哪撤呢！？

紧急会议开完时，差不多已经接近凌晨四点了。陈光代师长命令全军立即出发！整个队伍的大致顺序是：686团二营担任前卫，紧随其后的是津浦支队、田家滨旅和冀鲁边七团和六支队等部，然后是机关及地方党委的同志和炮兵连及辎重队等，后面是特务营、通讯营等和师部及警卫连。686团团部紧随师部之后，机炮连、侦察连、特务连等跟随团部。团长张仁初带一营留在最后面掩护，防止敌军从后面追上来，待大队人马行进到一定的安全距离后，再撤出临时构筑的阵地，跟随在大部队后面进行掩护。

时任686团团长的张仁初将军（图片取自网上）

其实早在两天前，北面这个方向，就发现过一股南下的扫荡日军。据时任山纵六支队二团二营营长的张杰同志回忆，5月8号那天，他所在的二团就在这个方向，同日军发生过交火。而且那个田家滨游击旅，也是从这里被扫荡的日军堵回来的。那么，为什么代师长陈光要选这条路线？难道陈光不知道这个方向，发现过日军的合围部队？

综合当时得到的消息，此时敌军已从四面八方，沿着通往陆房一带为中心区域的公路，分为九路慢慢地围堵了上来，此刻在所有方向均发现有日军的合围部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陈光选择这条路也确属无奈之举。参照地图可以发现，这条路的延伸，大部分在山中，只是从北僧台山口到大峰山这一段相对比较平坦，大约有不到30里的路程，如果部队行动迅速，大约三个小时左右，在其它各路敌人到来之前就可冲过去。而其它方向，基本都没有山区可以依托。按照此前同日军的作战情况来看，只要日军的兵力不大，是很有可能冲过去的。陈光代师长选择的这条路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条夹在两山之间路，虽然是一条土路，但能并排走开两辆牛车，不影响炮车、辎重车等大队的正常行进，而且容易隐蔽队伍。加上当时离天亮还有段时间，趁暗夜从山中摸过去，也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儿。

这是代师长陈光选定的北上转移到大峰山的路线。A是师部出发地刘庄，B是牛家庄，C北僧台山口，D是大峰山入口。北僧台山口至大峰山口，大约十五公里多的距离。

此前驻扎在陆房的686团根据师部原先的部署，原来计划于十日晚十二时至凌晨一时，离开陆房和大董庄，向南转移。晚十时许电台值班报务员得知，师部要发万万火急的电报。正在这时团长张仁初快步来到电台，命令电台撤线准备随部队出发。但台长告诉张团长，电台暂时不能撤，要抄收师部的电报。晚十一时左右师部发来电报，内容是敌情变化，师首长决定部队停止向南转移，以免在平原地带与敌遭遇，陷于被动作战，改由向北转移。同时命令686团原地待命，等候师部等大队人马的到来。

在师部等大队人马抵近陆房准备向北转移之前，张仁初根据代师长陈光下达的指示，命令担任前卫的686团二营全体上刺刀，以作战队形拉开距离迅速搜索前进，其时尖兵早已提前撒出去了。等后面的大队人马出发的时候，已是三星偏西，天边已泛鱼肚皮色——五月的泰西，早晨四点多钟，天就开始蒙蒙亮了。

担任前卫的686团二营的前身，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四师十一团、后来的一军团四师十一团。据时任686团侦察队司号排长的陈目海讲：“我们这个686团二营的前身，是原红三军团的四师十一团。我曾两度在这个团待过：1936年的9、10月间，我从红四师师部调到这个十一团担任司号长。大约一个月后，又被调到十二团任司号长。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我本应该留在红十二团改编的三营，但团首长的意思是要调我去团部。可因为我已同三营营长（原红十二团团长）邓克明混熟了，就说不愿意去团部。没想到后来，上级却安排我去686团二营——也就是到原来的红十一团任号目。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已调到三营的原红十一团司号长跑回了二营，说什么也不在回去，一定要留在老部队。这样我就又调回到三营——即原来的红十二团。”有关二营的情况陈目海老人回忆，“红军长征的草地会师期间，红四方面军大约有500多人直接补充到原来的红十一团，他们大都是四川籍的战士。所以我们686团从山西开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基本都是老兵——大约一半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再就是1936年红军东征在山西扩红时招的兵，少量是平型关作战以后参加的。1938年入伍的新兵，在我们离开山西时留在了陈支队——1938年下半年我们686团抽出三个连，加上征招入伍的新兵组成一个补充团，留在山西陈支队受训。”由此判断此时686团二营的基本成分，一半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其中还有西路军失败后被营救回来的，另一部分就是东征扩红及抗战初期入伍的山西籍战士。这样完全可以说686团二营的大部分战士，都是经历过残酷战争考验、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出发时二营全体战士枪上刺刀、子弹上膛，展开战斗队形，向北搜索前进。前卫连在队伍前面200米处，派出前卫排，尖刀班更往前，尖兵在最前面搜索前进。

由于队伍庞大，路又窄不好走，加上随时都可能有敌情，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分，前锋才走到北僧台村。当尖兵走到里山口还有三四百米处，突然发现前面上坡的垭口，有日军的斥候！二营的尖兵立刻向后示意，前卫排和尖刀班马上隐蔽到路边的干涸沟里，然后迅速将敌情传达到连营本队。但不幸的是，此时日军在山口的斥候，也发现坡下有动静。虽然此刻大约刚过五点，但在晨曦中、又在高处，这一段路又比较直，路窄山陡难以隐蔽，前面的队伍终被日军的斥候发现。日军斥候立即鸣枪示警，并用步、机枪等向坡下射击。

北僧台村。左下角土路既为当年115师北撤之路。（图片取自网上）

对于究竟在何处与敌寇遭遇，史载和各种回忆材料都不相同，可谓众说纷纭、含混不清，主要分歧有两个：一是说在凤凰山与黄土岭之间的山口遭遇南下日军的，一是说在北僧台附近遭遇的。时任686团司号排长的陈目海讲：“陆房作战后，听二营的同志讲，是在北面的一个山口，叫日本鬼子炮火压倒沟底。”为了弄清到底是在何处与南下这股日军遭遇的，笔者仔细阅读了所能见到的各种回忆和资料，然后又两次到实地进行考察，感到当年686团二营的尖兵，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僧台村西北面的山口附近，遭遇北路日军前伸的斥候。

老僧台位于肥城桃园镇东南约10公里处，分为南僧台和北僧台。从地图上看，南僧台的四周几乎都是山丘，有一条小路通往只有200余米之隔的北僧台。北僧台同样坐落在丘陵之中，但其西面地势较缓，一条由南通往北方的土路就位于这里。西北面离北僧台不到一公里处是个山口，村里的小路与那条南北向的大路恰在山口前交汇，这条南北向的大路就是陈光选择的向大峰山转移的路线。这条路今天已被拓宽为十几米宽的汽车路，当年只是一条勉强能走开两辆牛车的土路。日军斥候把守的这个山口，正是115师所部北撤的必经之路。

下面的绿箭头处即为山口——日军在此设有斥候；上面的绿箭头处为日军大部队歇息处（推测，不一定准确）。根据图标的比例尺，距离约为700米。红色箭头为我军行进路线。战斗打响后，日军从北面（上方）一路向陆房一带压过来。

笔者做出的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样几个理由：

一是从地理位置看，陆房村至凤凰山和黄土岭之间的山口，大约只有不到五华里的样子。而115师的整个行军队伍，大约有近10华里长——仅前卫营——三个连加营部，拉开的作战行军队形，就有差不多两华里，后面近二百多匹骡马的辎重营、骑兵连和炮连的队伍更不用说，还有特务营、骑兵连、山纵六支队一部、泰安独立团，国民党肥城县机关和田家滨游击旅，再加上115师师直机关、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人员，以及后加进来的津浦支队和冀鲁边七团，整个队伍哩哩啦啦恐怕得有十华里长。如果在此处遭遇日军，那大队人马应该还没走出陆房村。时任115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的武清禄回忆：“太阳出来后，我们正行进在陆房东北的高岭上”（注）。另据陈目海回忆，“出发时我们686团团部在师部的后面，再后面就没有队伍了（除了在阵地上掩护的一营。笔者注）。二营遭遇敌人的时候，我们跟师部刚刚出陆房村不远。”还可以参照的是，根据史料记载，队伍是下半夜三点多开始出发，拂晓时遭遇敌军的。尽管整个队伍走走停停，两个小时至少应当走出十华里左右。根据行进距离从地图上测算，前卫大约应该走到北僧台村附近。

图中A为出发地陆房村，大部队前进的路线为B牛家庄村，C罗汉庄村，D为北路日军斥候据守的北僧台山垭口。从图上看，牛家庄至南北僧台的山岭上还有一条小路，但辎重部队等无法行走，有部分机关人员等沿此路北上，可在北僧台附近与大部队会合。图下方的绿箭头处，为686团二营出发前的驻地；中间的绿箭头处为黄土岭，其右侧（明新庄上方）与井峪相对的山峰，即为后来二营坚守处；上面绿箭头所指处为岭上小路。

其次是686团二营此前的驻地，就在黄土岭南面的大董庄，离凤凰山和黄土岭之间的山口，近在咫尺——至多有五百米。按照八路军作战的惯例，警戒哨至少要撒出去五百米开外。如果日军已经摸到此处还没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发现战斗早就打响了，否则日军还不直接冲进陆房去！再者说如果日军来到山口，也不可能不占领制高点，会傻乎乎地呆在山口等候。实际上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行进在后面的师直人员起初并没听到前面的枪响，说明枪响的地方距离应该很远，否则在凌晨、又是那种紧张的情况下，不会听不到。

至于王秉璋将军在其回忆中所说，“我带特务营走在师部的前面，11日拂晓，走到凤凰山与黄土岭之间的山口，正好与敌人遭遇，我立即向陈光报告。”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指前卫部队与敌遭遇时，他率特务营走到的地点。再是日军此次作战的企图是从四周向预定地区合围，不是向某个防守阵地进攻，目的是保证将敌军围堵在圈内，等候最终的围攻，不会出现某支部队不按计划单独提前行动的情况。况且北面进入陆房这条土路十分狭窄，两面都是山，情况不明的条件下，夜间贸然进入，既有中埋伏的可能，也有敌方利用夜暗趁乱突围、难以掌握的可能。所以这股日军不太可能在夜间，就来到凤凰山和黄土岭之间的山口。

遭遇日军的那个山口，实际是个约有10余米宽的隘口，位于马蹄形坡顶——两面都是下坡。隘口的南面，两边是坡度较陡的山丘，一条黄土路从中直穿过来。从隘口向北约700米，是另一个山口，地势略低，但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利于部署火力和兵力展开。这大概是日军这里设置临时阵地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抵达此处时天已黑下来，看不清对面的情况，任务又是堵住敌军，使其不能从此处突围即可。从战斗打响后的情况分析，这支日军已在开阔地带设置了临时炮阵地，正在歇息准备白天的进攻作战。

图中A处为北路日军斥候守候的山口，B处为北路日军大部队驻守处。图中可以看到，从A处到C罗汉庄处两公里多的公路比较直。（根据笔者的考证）

五月的泰西，凌晨四点多天就已经麻麻亮了，山口上的日军的警戒哨很容易发现山口下面有情况。日军作战时的警戒哨，通常由按不同方向的多组斥候组成，一般前出至本队350米以外进行战斗警戒。由于这条土路比较直，日军警戒哨又在地势较高的山口，尽管天色还不算大亮，也很容易发现远远而来的八路军大部队。据陈目海回忆，战后听二营的同志讲，是日军斥候先打的枪。从常理讲，首先开枪的应该是日军警戒哨——向其后面的本队鸣枪示警！而行进在前面的686团二营尖兵，任务就是为后面的大部队侦察开道，尖兵通常由作战经验丰富、头脑机灵的老战士担任，其身后约150—200米处，是按锥形摆开的尖刀班，尖刀班后面是前卫排，再后面是连本队和营本队，各队中间的间隔都是150—200米左右。尖兵发现敌情，会立即向后面的尖刀班，悄悄发出警告信号，由尖刀班迅速将敌情报告给本队，然后一级一级报上去，等候上级下达新的指令。

据战后老兵所言，从枪声判断，这股日军虽然在山口布署的兵力不多，但火力配置较好，除了步枪、轻机枪外，还有重机枪和掷弹筒等。早期日军老兵的枪法也较准，加上其地形有利——占据位置较高的山口，而我军先头部队刚抵达，尚来不及进行战斗部署，距离山口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但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掩护，在如此狭窄的地形前，又是向上仰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夺取隘口——也就无法组织突围，况且日军在不远的后面还有大部队。守卫山口的日军用机枪、掷弹筒等近距火力，立刻向山口前面的不同距离，实施密集的火力压制击——目的是压制我军冲锋，并为后续部队的向前冲击，赢得必要的准备时间。

686团二营的尖兵、尖刀班和前卫排，在日军斥候鸣枪时，就已经就地选好位置，准备阻击日军的冲击。由于一边是山、另一边低洼，地势狭窄，可资作为掩护的地形地物不多，尽管初时日军的火力，虽然不是很猛烈，由于地形不利，前卫排依然全都被压制在路边的沟里。此时天已慢慢开始大亮，枪响后，日军在后面的大部队迅速赶到坡顶隘口，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压制火力掩护下，并开始组织步兵向坡下凶猛进攻。686团二营前卫排的指战员们冒着激烈的炮火，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冲下来的日军士兵射击，尽量迟滞日军的进攻，以便为后面大部队的后撤争取时间。前面枪响的同时，营本队和前卫连其他部分迅速向后撤，寻找可利用地形，设置第二道阻击防线——由于地势狭窄兵力很难部署，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很少，只能用小兵力设防，用火力掩护前卫排后撤，通过交替掩护的战术，一边阻击一边慢慢往后撤。随着进攻日军的缓慢推进，这股日军后面的大部队也从后面跟了上来——由于同样受地形限制，其兵力也无法展开，只能用各种炮火进行支援。

开始时，这股日军用数门92式步兵炮，轰击前进。在二战中，日军大队以上规模的行动，几乎都少不了92式步兵炮。此炮非常矮小，很容易被隐藏，全高只有62厘米，这还是包括防盾的高度。这种炮的总重只有0.212吨，两个士兵可以拖曳前进。该炮的最大射程2788米，最小射程100米。可以隐蔽部署在距敌方目标很近的距离上，充分发挥火力的准确性和突然性，在第一时间给予冲锋的步兵必要的支援。这股日军同时还用配属的山炮，顺着山口向我军后方纵深射击——两面山势的延伸，很容易看出这条路大致走向——这条土路是顺着山沟修建的。这样日军的火炮甚至不必标定准确的射击诸元，概略估算进行盲射即可。

日军操纵41式75毫米山炮作战时之情形。（图片取自《日本二战时期的军队》）

从这支日军进攻的势头及武器装备的情况看，这支日军应该是大队以上规模——不仅兵力比较充足，而且配有山炮——日军大队的标准装备，通常是只装备两到四门步兵炮，中队一般只配发迫击炮且无重机枪等装备。日军炮兵的基础编制是：一个分队配置41式山炮1门，二个分队组成一个小队，二个小队加一个弹药小队，组成一个中队。通常一个步兵联队内，只编制一个炮兵（山炮）中队——4门41式山炮，后来根据战争需要又追加两门。这种山炮的特点是重量较轻，总重量只有540公斤，有两只大铁轮子，机动性较好，两名士兵就能推着跑，各种地形使用都很方便。射程在6000至10000米之间。因为步兵炮的射程只有不到三千米，所以射向数千米外115师大部队的炮火，只能是山炮——至于更大口径的炮，如105毫米以上的火炮，日军师团一级才有配备。

由于这股日军的进攻火力强大，使686团二营的阻击分外艰难。加上又是遭遇作战，仓促间二营的先头连，根本来不及构筑阵地——左（西）面是山右侧低洼。为保证后面大部队的安全后撤，只能根据地形用班排级小部队，同日军死拼！前面的小部队进行阻击时，后面的主力部队不得不迅速后撤二、三百米，利用周边的相对较为有利的地形地物，布署下一道临时阻击阵地，通过这样有组织、有效地层层交替阻击，尽量迟滞敌军的进攻。二营战士心里很清楚，如果顶不住日军的进攻，被其直接冲杀过来，对后面的大部队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灭顶之灾！抗战中国民党军的许多次会战，就是因为第一道防线被冲破，前面的溃逃导致第二道防线也被冲垮，最后形成兵败如山倒、无法挽回之颓势。

根据战后得到的情报信息推测，这股日军属于侵华日军第114师团。该师团虽然是日军的特设师团，但整个编制同常设师团基本一致——属两个旅团四个步兵联队制，只是骑兵编制为大队级（标准师团为联队）。战斗力虽不及甲等的常设师团，但由于参加过大部分侵华作战，老兵多、有实战经验，从后面的战斗过程看，远比此次共同作战的第32师团强悍的多。该路日军发现对面山口的八路军后，立刻攻击前进！步兵的进攻受阻后，马上就地卧倒隐蔽，用机枪、掷弹筒等展开火力压制。日军的步兵进攻最基本的单位是小队，通常一个小队配备三挺轻机枪和6门掷弹筒。经常使用的战术，是步兵运动到据敌方200米左右时停下来，先用掷弹筒进行轰击，待守军起身躲藏时再用轻机枪扫射。抗战初期的日军老兵，单兵素质还是很高的，不但枪打的较准，掷弹筒的轰击也很准确。掷弹筒又被称为手炮，主要用于补充手榴弹与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白地带，射击范围120—800米，重量轻、便于携带，发射简单可靠，跪姿、卧姿都可有效操作，是日军步兵进攻特有的武器之一，甚至在实战中一旦离了掷弹筒，日军的进攻效率便大大降低。日军掷弹筒手的训练有素，一般经过前两发交叉试射，第三发即可准确命中，专门用于对付敌方的机枪阵地或有威胁的火力点。

日军掷弹筒及弹药。（图片取自网上）

686团二营的尖刀排和前卫班的战士们，虽然顽强的拼死抵抗，但在日军各种火力的压制下很难抬起头来，只能利用路边被常年雨水冲刷出的沟壑对敌射击。路边这些沟壑深浅不一，大多只有半个人身深浅。二营战士在敌军优势火力压迫下，只能适时后撤——山路地势狭窄，没有工事或可用以有效掩护的地形地物，当敌军的炮火构成交叉火力覆盖时，如不及时后撤就会全部牺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所以当前面小部队的阻击，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必须选准时机主动后撤，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如过损失过大，势必造成后面作战的兵力困难。当前卫连层层抵抗、边打边撤时，二营本队已经在后面200—300米处，布置下一道阻击散兵线，用步、机枪和掷弹筒等进行掩护，对后面尾随冲上来的日军步兵进行火力打击！遭受到步、机枪和掷弹筒等火力打击的日军步兵只好就地卧倒，等候后面的日军主力上来重新组织炮火压制覆盖后，再爬起来继续向前冲击。这种分段阻击的战术，对686团二营指战员来讲早就经历过——红一方面军长征后期出六盘山的时候，时为陕甘支队二纵十一大队的二营，就同一营（十大队）和三营（十二大队）一起，轮流分段阻击尾追陕甘支队的国民党军骑兵。只是当时国民党军的火力，远没有此时日军的火力强大。

从北僧台的山口到黄土岭的这条土路，实际上是利用两山之间的沟底建成的，大约只有不到十米宽，至多能走两辆牛车。因为两面的山势较陡，686团二营又必须掩护后面的大部队，不能上山或转移，只能沿着这条土路进行迟滞阻击。不过这种地形虽然不利于阻击，同样也不利于日军的进攻，路面狭窄，既不能展开兵力、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也无法进行迂回穿插、分割包围。二营利用前面分队阻击赢得的时间，迅速沿路在地形相对有利的地段，布置下一道强有力的阻击线。可惜的是在那种情况下，只能部署使用步枪和轻机枪及掷弹筒等轻武器，所以火力稍显不足。但即使这样，每当日军的追兵露头，总会遭到无情的杀伤。日军前锋进攻受阻只能马上就地卧倒，等候大部队上来再组织火力开道，轰击前进。由于日军炮火较猛，缺少有力隐蔽地形掩护，又不知道身后大部队后撤的情况，二营的战士们只能死顶，尽可能地为大部队后撤争取时间。在这近四公里的山路上，二营许多战士战死在阻击线上！而负伤倒在后撤的路上，同样意味着死亡——撤不下来，只能死拼到底！686团二营的战士们就这样，用自己鲜血和生命，掩护着身后大部队的安全撤退。

当二营在前面拼命阻击日军进攻时，师直属骑兵连和师警卫连，抢占牛庄南边的山头，准备阻击攻过来敌人。当二营撤到牛家庄附近时，已提前撤到东山岭上师部特务营，和井峪这面的师部警卫连等，用轻重机枪等构成的交叉火力，从东、南两个方向，雨点般向尾追而来的日军扫射！此时差不多已是早上七点以后，686团二营整整阻击了这股日军近两个小时！这股日军遭受到两面山上强有力的火力打击，只好暂时停止进攻。

黄土岭是进入陆房村的必经之地，与北面的凤凰山西麓的井峪，恰好卡住了进入陆房的通道。686团二营退到此处后只能拼死抵抗，一步也不再后退——身后就是直通陆房村的道路。686团二营据守道路正面的黄土岭，右侧是凤凰山西麓、一个叫井峪的地方。这股追击而来的日军，被迫停留黄土岭对面，牛家庄西面的道路两旁，在距离黄土岭约七八百米的地方，设置临时出发阵地，准备组织下一步进攻。通向陆房的道路，在这里顺着山势向东转了个弯，夹在黄土岭和井峪之间，两面都是300米以上的山岭。日军从山间的道路通过，势必遭到两边居高临下的火力打击，即使不顾伤亡也很难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