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德国的战略误判与地缘政治困境生成

今天人们在论及地缘政治与大国命运时，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失败通常是一个经典案例。德国地处中欧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在国际政治生态中的不利条件，或者说，强邻环绕使它的战略经营空间相对狭窄，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更加谨慎，一招不慎，可能是满盘皆输。

而德意志帝国之所以崛起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忽视地缘政治生态的结果。以下即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尝试分析德意志帝国崛起失败的相关原因。

从地缘角度看，由于地处中欧的缘故，普鲁士-德国从18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着法俄两国东西夹击的战略威胁。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奥地利著名外交家考尼茨为了抑制普鲁士的快速崛起，拉拢法国和俄国缔结反普同盟，结果出现了欧洲大陆三个人口皆超过2000万的大国围攻600万人口的普鲁士的局面。尽管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在西线屡屡获胜，却众寡难敌，东线受到俄军的挤压，首都柏林被占，险些亡国。最后因俄国沙皇保罗二世去世，崇拜弗里德里希的新君主彼得三世继位，撤出战争，才使普鲁士有了喘息之机。从此以后，法奥俄三强联合成了普鲁士特别担心的“联合的恶梦”。为了防止这种恶梦重现，对俄友好成为日后很长时间内普鲁士对外政策的基调。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也因受益于俄国，才得以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正是受益于俄国的支持，普鲁士才能实现德国统一。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德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无法忘记丢失的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赔款，卧薪尝胆，时刻准备复仇。

当时德国要防止法国复仇，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但客观形势显然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一贯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不会接受继续削弱法国的举动，俄国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的风险。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期间，英俄两国迅速出面干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团结在德国周围，孤立法国。

俾斯麦政府明智地选择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政策。用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

据此，俾斯麦德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两手准备：

首先，防止所有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特别是欧洲五大列强中的英、俄、奥三国站到法国一边。由于德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巨大优势，只要法国没有上述三大强国的支持，它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复仇无望。这是最佳方案。

其次，倘若无法完全孤立法国，那么德国在欧洲五强游戏中，就要争取站在三强多数一边，以形成相对安全。

鉴于英国奉行基于均势政策下的孤立主义，且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矛盾，只要德国尊重英国的利益，不过度削弱法国，破坏欧洲大陆均势，显然无须顾虑英国对法国的支持。

而在欧洲大陆四强中，只要能使俄国和奥匈两国不与法国接近，或站在德国一边，德国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这对德国而言，是一项上佳方案。

但是，奥匈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奥匈在被逐出德意志后，巴尔干地区成为其扩张方向，进而与推行南进政策的俄国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使德国的国际安全出现巨大变数。

在奥俄两国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德国虽然不愿意，却必须做出抉择。而站在奥匈一边对德国相对有利。奥匈是影响欧洲大陆均势的重要因素。如果奥匈在与强大的俄国的争斗中失败，德国将单独面对俄法两国联合的压力，接受俄国的外交要挟，成为它的外交奴仆。加之英俄两国在中亚和近东的矛盾，站在奥匈一边显然有利于争取英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出现俄法联合的局面，德国也能与英奥一道对抗俄法两国，成为欧洲五强中的多数一方。

相反，倘若德国站在俄国一边，届时奥匈可能不顾一切地投入法国的怀抱，并与敌视俄国的英国联合。欧洲五强中会出现英法奥三国对抗德俄两国的情况。在德法敌对的基本格局下，德国从此将只能绑在俄国的战车上。

根据以上考虑，俾斯麦在对外策略上首先确保与英国友好，其次是力争与奥俄团结，在奥俄矛盾不可调和且德国须做出抉择时，优先选择奥匈，但不轻易放弃俄国。

首先，俾斯麦政府在外交领域选择坚持与英国保持良好合作。具体的做法是，在欧洲大陆推行保守性的和平政策，维持欧洲大陆的基本均势格局，表现出对英国利益的尊重。

俾斯麦对英国利益的尊重特别表现在殖民扩张领域。在1882年建立西南非殖民地（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在西南非向当地土著首领买下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俾斯麦在征询英国开普殖民当局的意见而没有得到即时回复后，才于1884年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殖民政府，将西南非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和1885年建立在南太平洋地区殖民地问题上（俾斯麦政府也是通过1885年5月英德签订协议的形式，获得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部分岛屿以及俾斯麦群岛等宗主权）都采取了与英国协商并征得其同意的形式。德国与英国因此在很长时期间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使得英法过于接近的状况从未出现。

其次，俾斯麦1873年和1881年两度达成德奥俄三皇同盟，继之形成德奥意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使法国很长时间内在欧洲大陆处于外交上的完全孤立状态。

当然，俾斯麦也深知奥俄矛盾的激化随时会迫使德国做出抉择。因此这一同盟体系包含着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陷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针对法俄的同盟集团。俾斯麦苦心经营的这一联盟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格局。

此外，即使被迫在奥俄之间做出选择，也不轻易放弃俄国。

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爆发，这引起俄奥的严重冲突，以致双方都不愿再延长三皇同盟。俾斯麦特别担心俄国因在巴尔干问题上失望而与法国接近。他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全面肯定德俄友好关系，对其进行羁縻笼络；另一方面采取所谓的“拦阻政策”（Eindämmungspolitik），鼓动反对俄国南下巴尔干的英、意、奥三国于1887年签订维持现状的《地中海协定》，联合起来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重回德国怀抱。德国虽然没有加入该协定，俾斯麦却要求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拉多维茨“更明确地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各种努力”，以示对英友好。由此，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形成了伙伴关系，三国同盟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但是，俾斯麦并未放弃俄国。他认为，如果俄国遭到孤立，它势必通过与法国接近来解脱困境，这会使德国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因此，防止俄法接近，确保俄国在未来的德法冲突中保持中立，仍是更佳选择。出于这一考虑，在俄国明确表示已经无意再续旧约的情况下，德俄两国于1887年秘密缔结了《再保险条约》。根据该条约，缔约国之一在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有义务保持中立，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德国进攻法国或俄国进攻奥匈；德国承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的诸项权利，支持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政策。一旦俄国认为有必要保卫黑海入口，德国要保持善意中立。

1878年的柏林会议，确定了俄土战争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领土，会议规定俄国仍持有比萨拉比亚，英国获得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

俾斯麦签订再保险条约有两个明显的动机：一是防止俄国与法国结盟；二是采取一石二鸟策略，一方面通过支持甚至鼓励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赢取俄国的好感，另一方面借此加剧俄国与英、奥、意的对立，迫使英国为抵制俄国扩张继续与奥意两国合作，站到三国同盟一边，从而确保德国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拥有对法俄联合的优势。

可见，俾斯麦始终没有放弃俄国。在他看来，俄国是孤立法国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德国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要素。他通过三皇同盟和带有讨好性质的《再保险条约》稳住俄国，防止法俄结盟。对于这一点，与俾斯麦矛盾重重的德皇威廉二世也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俄之间虽有矛盾，但基本上仍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甚至俄国对于德奥签订同盟条约也表示了理解。在签订《再保险条约》前，俄国驻柏林大使保罗·舒瓦洛夫就曾经与德国驻俄大使施韦尼茨谈到：“由于种种原因，1879年德国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哥尔查科夫歪曲了德国在柏林会议上的态度；俄国报纸的炒作；受到政府纵容以及因战争失败而导致的病态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满等——这一切使得德国完全有正当理由，与维也纳宫廷之间通过结盟来寻求安全。”但是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德国对外政策出现了重要变化。新政府追求英国友谊的“新路线”导致德国与其传统盟友俄国的友谊的终结，造成德国在欧洲大陆腹背受敌的困局。

后继的德国政府认为俾斯麦通过与俄国保持关系而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不现实，德俄对立不可避免，因此主张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加强德奥意同盟，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两国的大国集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于1890年3月拒绝了俄国将《再保险条约》延长6年的建议，甚至在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作出各种让步后，德国政府仍不松口。相比之下，德国在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却对英国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两国签订了对英国做出巨大让步的《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用东非的大块殖民地换取了北海上无足轻重的小岛。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已经给俄国人留下了德国政府正在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印象。《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向俄国展示明证，即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由于当时俄英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德国的疏远使俄国在欧洲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孤立，俄国加快了与同病相怜的法国接近的步伐。1892年俄法签订军事同盟，这使得德国陷入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危险之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得很明确：“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立刻以全力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摧毁”。可见，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不智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法俄同盟。

在与俄国破裂的情况下，德国希图通过建立良好的德英关系来取得补偿，甚至提出了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但是由于德国急切推行以殖民和海上强国为目标的“世界政策”，德英关系很快出现了裂痕。

1893年德国提出将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全部划归自己，遭到英国拒绝后，就通过与法国接近来向英国施加压力。1894年英国与刚果签订条约，试图租借一条贯通东非的地带。这一地带穿越德属东非，也截断了法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的通道。德法两国为此联合向英国抗议，迫使其废除了已经签订的条约。德国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最典型事例是在南非的斗争。英国当时想占领包括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内的整个南非。对南非也有所图的德国政府却表示决不允许改变有关现状，甚至不惜与英国一战。英国对德国的态度非常不满，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

最终促成德英敌对的关键因素是，德国大力扩建海军，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之所以称霸世界，关键在于其海上霸权，确保海上霸权是英国世界霸权的基础。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就是挑战其世界霸权，是英国绝对不允许的。然而德国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德国看来，要成为世界强权和抢占海外殖民地，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威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维多利亚回到英国拜见女王时也曾谈到：“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拥有一支比英国更大更强的舰队。他真的完全疯了。”1898年帝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海军法案，此后的十几年中德国的造舰计划一扩再扩。1900年德国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规定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

鉴于德国扩建海军的严重威胁，英国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积极扩充自己的海军实力，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限制海军军备谈判来阻滞德国的海军发展，在1905年以后提出了许多削减海军军备的建议。英国还非正式地暗示：德国推迟海军计划或与英国达成限制协议，有利于消除英国加强与法俄之间密切关系引发的不安，恢复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德国对此不予理采。威廉二世明确表示：“牺牲德国海军的建设来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我是不赞成的。”

英国因此放弃了对德国的期望，全力准备与德国对抗，在扩建海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法俄的军事合作。

德英敌对关系的形成对于德国是致命性的。

在俾斯麦时代，英国是德国“利用”的对象，德国在对英关系上时常表现出“尊重”，德英关系可谓“友好”。所谓“尊重”，就是在涉及殖民扩张时，通知并征求英国的意见。所谓“利用”，即一直把英国当作平衡俄法可能联合带来的压力和阻止俄国南下巴尔干的重要力量，假手英国出面联合奥匈和意大利阻止俄国向东南欧扩张。而英国因与法俄在非洲和中亚等地的争夺，也需要德国的支持。因此德英两国在外交上形成了一种默契。

到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咄咄逼人的殖民扩张政策和大力扩建海军战略，终于把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推入到敌对阵营中。德国继陆上陷于两线作战危境后，又面临着海上通道被堵的命运，地缘困境最终生成。

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三个宿敌捐弃前嫌，走到一起。继1904年解决在非洲争端的英法协定后，1907年又签订了英俄协定，解决了两国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等问题上的争端，从而为联手对付德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了与德奥意同盟相对立的三国协约。

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由此出现了不利于德国的根本性转变。首先，原先欧洲大陆德奥同盟对法俄同盟的均势局面，变成了英法俄协约对德奥同盟的格局。法俄集团因英国的加入而实力大增，无论经济力量还是人口资源，都大大超过了德奥集团；其次，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战时成为封锁德国并削弱德国可持续战力的关键因素；再次，英国的参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意大利和美国等国的态度。就此而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根本上讲是对英政策失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