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来自巴黎的警报
虽然一如既往地眷顾国事，1917年底辞职的梁启超，这一回却当真退出了政界。即使总统徐世昌亲发一电，邀其来京面商，并“以欧洲不日将开媾和会议，此事关系吾国前途非常重大，非得如任公其人者亲赴欧洲，随时与折冲樽俎之员筹商擘画，以便临机肆应不可”，嘱人敦劝梁氏鼎力襄助（《国民公报》1918年11月23日），以国事为重、决意赴欧的梁启超仍不肯受命于当局。在允诺“于讲和会议有可以为国尽力处，亦自当尽力”的同时，梁氏也一再声明，此行“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梁任公昨已抵京》，同上11月24日）。
强调私人身份，实即突出民间立场，对其中的真实含义，梁启超也有明确阐发。所谓“亦诚欲邮达吾国民多数所希望，诉诸彼都舆论，以冀为当局之助”（《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还是假设政府与国民取向一致；更深层的考虑则在“督促政府”，因而要求“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在国际税法平等会演说词》），这意味着国民对政府必须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怀抱此一政治理念上路的梁启超，注定无法与政府趋同。其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实在有先见之明。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与短暂的陆路观光，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终于抵达巴黎，其时距和会开幕正好一月。刚到法京的任公先生，置身新环境，显然心情愉快，对中国外交前途不免看得乐观。23日传送给国内同仁的第一封电报，开头便说：“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以下的话，既是对“吾辈在京主张”的追述，也表现出对此理据不容置疑怀有充分的信心，因此说得斩钉截铁：
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
此时，梁氏只对提出继承要求的日本有所疑虑，而于和会本身，则抱有美好的期望：
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凡约章有戾此原则者，当然废弃，青岛其一端耳。
与在国内时思路相同，中国既为战胜国，德方利用不平等条约，自1898年起长期侵占的胶州湾，战败后当然应该归还中国。在梁启超看来，此乃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不成其为问题。因此，欧游前，论及青岛归属，梁氏直以“本不待论”一笔带过，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继发的关乎国家命脉的诸种权益获取上。若概而言之，那便是任公先生在国内外一系列的演讲与文章中反复申述的三条：破除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与改正关税，其实，梁氏更注重的是策略的运用与步骤的讲究。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论述我方要求若想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第二，当求一致”，“故我于各种条件中，宜择其题目尤正大而为国家生存所必要者三数端，格外注重，而舆论所鼓吹，亦以此为焦点，庶几简要专壹，易于期成”。抵法后，在上述电报中，也不忘提醒“内外当辅，切宜统筹兼顾，进行次第，极当注意”。
而梁启超与国内舆论界一致怀抱的归还青岛、不在话下的放心态度，也建基在对盟国尤其是美国会主持公道的信赖上。梁氏于巴黎和会本寄望甚殷，以为此次“全世界之国际关系，将有所改造焉”（《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去国前，他为英文宣传赶写的一篇文稿，中文原作即迳名以“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在法国《巴黎时报》刊载的文章，也以“中国与列强在远东政治关系上必要之更改”为题。梁氏相信，此时“正当正义人道大放光明之际”，“主持正义人道之诸友邦”必可为我“伸理”。一切正如他后来所自嘲，“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及《欧游心影录.巴黎和会鸟瞰》）。
因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回国，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遇刺养伤，梁启超抵法时，和会正处于暂时停顿状态，他便趁机外出游览战地。当然，出游之前，任公先生仍相当尽责，以他那“别有一种魔力”的健笔，写作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小册子，申诉中国国民的要求，译成英、法文，广为散发。文中对于日本谋占山东之无理痛加驳斥，以之为中国的深忧巨患：
日本于日俄战役后，既以全辽为势力范围，今次战役后，复以全鲁为势力范围，南北包围，而北京几不复能自保。盖经此大战而中国境内势力范围之色彩，乃转加浓厚，形势险恶过于战前。
其说陈明利害，意在打动欧洲舆论，以共同制止日本的阴谋得逞。
而到达巴黎之后，一向被政府隐瞒的1917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已经传开，这实际上等于承认1915年的“二十一条”仍然有效，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出游途中的梁启超大为愤慨，于是致电国人，公布此情，严厉谴责政府误国：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
不过，梁启超此时对据称为和会基础的威尔逊“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十四条宗旨仍深信不疑，因而一厢情愿地认定，与之背离的中日密约“可望取消”。这封同时也“乞转呈大总统”的电文，对当局亦提出忠告：“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3月11日电）此语后竟不幸而言中。
3月17日战场归来，梁启超立即以私人身份积极开展民间外交。19日，在万国报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梁氏仍力陈山东为日本攫取的严重性：
虽然，若使德人侵略所得之遗产，复有一国专起而继承之，则拒虎进狼，隐患滋大。此种危机，不趁此时设法消弭，则不出十年，远东问题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之媒，吾敢断言也。
25日，任公先生又与威尔逊总统会晤，秉此意向其解释山东问题的性质。和会形势日益对中国不利，身在场外的梁启超自是心急如焚，于是警电频传，切望国内民间团体与舆论界一致对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最好结果。此时，对当局的失望在电文中已宣泄无遗：“我国所有提案尚未正式提出，计目下时日无多，若非急起直追，将来国际地位必陷于无可救药之境遇。”（4月2日《晨报》）
正当梁启超为国家“痛陈疾呼”、“鼓吹舆论”之际，国内偏发生了梁亲日卖国的谣传，自然令其大为愤怒。虽然受到委屈，任公先生却一心以国事为重，殷殷告诫国人：“内之宜要求政府速废高徐顺济路约及其他各项密约，使助我者易于为力；外之宜督促各使通盘筹划，互示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事。”（4月12日电）此时，梁氏对山东能否归还中国已不再信心十足，回答国内电嘱也自称：
和会内情，向未过问，惟知已提者似仅山东问题。当局与各国要人曾否切实接洽，探察各方面情形，不无疑虑。此间议论，二十一条共知为被逼，而高徐顺济路约，形式上乃我主动，不啻甘认日本袭德国利权为正当。去年九月，德国垂败，我国因区区二千万，加绳自缚，外人腾诮，几难置辩。现最要先废此约，务请力争。
（4月16日电）
只是时不我待，回天乏术。由于日人机诈百变的外交手腕与列强的各有打算，加以中日密约予人口实，政府隐瞒内情，致使谈判失据，中国利益的被牺牲便成为惨痛的现实。
4月24日，先期得到恶耗的梁启超飞电国内，态度鲜明，要求举国一致，拒签和约：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这封最早通报中国外交失败的电报5月2日在《晨报》全文刊出，两天后，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便走上了街头，五四运动遽尔爆发。而梁氏电文，无异为游行提供了一条导火线。
此后，身处国外的任公先生仍与国内民众同心同德，致电政府，力赞“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而官方“逮捕多人”，实令人难以理解。因此，他大声疾呼：“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与国民一致。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权或有瘳。”（5月23日《晨报》）1920年3月归国后，梁启超到京面见总统徐世昌，也请求将一月前因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被捕的学生释放，免予起诉。此意未得应允，23日离京前，梁氏又专留一函致徐，再提前话。信中肯定学生的举动乃“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指责政府举动“失计”：“当知学生本非土匪，绝无所谓渠魁。”并进而申论：
……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蜮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此无他，秘密则易藏垢，公开则无遁形耳。
为培护民气，亦即为国家前途计，他切责徐氏不可一误再误。
此次欧行未能如梁启超所期望，“于外交丝毫无补”，为其感觉“最负疚者”（1919年6月9日致仲弟书）。痛伤前事，梁氏已有新觉悟。《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最末一节正道出此情。所论三事，一则希望国人明了日本承继山东，便为中国深入腹心之患，“国民宜以最大决心，挽此危局，虽出绝大之牺牲，亦所不辞”，“敌而谋我者，占领可也，以条约承认其权利不可也”；其次，当追究政府外交失败之责任；而尤为重要者，则在“正义人道”的迷梦破碎后，梁启超终于发现，“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于是，他呼吁国民认清真实处境，作悲壮的努力：
须知我国民今日所处之境遇，前有怨贼，后无奥援出生入死，惟恃我迈往之气与贞壮之志。当此吁天不应呼地不闻之际，苍茫四顾，一军皆墨，忽然憬觉环境之种种幻象，一无足依赖，所可赖者，惟我自身耳。则前途一线之光明，即于是乎在也。
迨至1920年5月，梁启超作《“五四纪念日”感言》，论述一年前发生的“国史上最有价值”之运动，对五四价值的判定已有重心的转移，这自然与梁氏归国后注重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相契合。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由“局部的政治运动”扩展为“文化运动”，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为国家之保存及发展起见，一时的政治事业与永久的文化事业相较，其轻重本已悬绝”；而“非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运动，决然无效”。有鉴于此，梁启超于是断言：
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
希望“今日之青年”能“大澈大悟”，“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实在也表明了任公先生本人的澈悟。其归国以后的提倡国民运动，培植国民基础，尽心教育事业，努力讲学著述，便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展开。因此也可以说，五四造就了梁启超在文化领域的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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