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的回声——一位老人寻访真相

　　前一机部黄河工程机械厂工程师高斌先生，75岁了，还在美国新泽西州上班，开着车从上午忙到深夜，一周工作六天；唯一的一天休息，他精神抖擞地上网、去书店、去图书馆……查阅浩如烟海的关於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文和日文书籍。

　　成天盘旋於高斌脑海的，是70年前的往事——确切地说，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麽事？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高桂滋”这个名字，年轻读者未必熟悉。“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后，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来得及入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高斌未满周岁时，父亲就参加了长城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於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武器精良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馀名，毙伤800馀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馀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李良志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坂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布防。

　　中国大陆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在很长时间中，这是中小学历史课唯一讲到的抗日战斗。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的阵地。

　　高斌对多维记者说：我爸爸带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麽“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都幻想让自己的地盘躲过一劫。从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於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於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於9月13日攻占大同，坂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中国军队的后方。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阎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平型关战役的方案也几经更改。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馀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打包围战。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

平型关地形

　　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杨对孙言听计从。孙楚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动摇，说服了阎锡山在大敌逼近时临场变卦，改为拒敌於关外。

　　如果只有晋绥军，阎锡山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他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由安徽开来的刘茂恩15军，阎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115师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之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於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战幕拉开时，高桂滋的84师布防在平型关以北的东、西跑（一作泡）池、团城口至1981.49高地（按海拔高度命名），防线长约14公里；右邻是晋军独8旅、73师防地，左翼是名义上归高指挥的21师，向北延伸13公里到讲堂村；21师的左边是刘茂恩15军，向西、北延伸。八路军林彪115师在东南边的平型关外进入潜伏阵地；由后方开来的晋军郭宗汾71师、陈长捷72师为预备队——其中71师於9月23日晚抵达高桂滋84师防线的后面集结；72师於9月24日午夜抵达离前沿阵地约10公里的齐城待命。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看，84师防守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与平型关、东西跑池，应是主战场。

　　高斌给我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他从这里史籍中查到的，有的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我去年10月前往西安，承高士洁多次接谈，更提供很多关於父亲和平型关的详细资料，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激战甚烈”“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的字样比比皆是。

          战况日志

　　【9月22日】　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9月23日】　凌晨，日军主力并坦克数十辆，沿平型关汽车公路南北高地进攻，企图占领高地控制便道，直取大营镇。驻守1886.4高地的晋军两个连官兵殉国，阵地失守，后高桂滋部夺回；路北敌人进攻，84师502团的王新耀和李荣光两个营全部投入战斗，艾捷三团长亲率两个连抢堵敌人的突破口，腹部中弹负伤，李荣光营长阵亡。高桂滋即令84师250旅来援，499团杨学武营对敌反击，杨学武也受重伤。

　　另敌二千馀攻晋军独8旅，两连守军牺牲，阵地失守。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孙楚急令高桂滋84师499团、501团向南攻击，晋军73师和独8旅配合，血战至午后一时，84师付出惨重代价将敌击退，收复的阵地仍交晋军防守。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炮兵整天轰击。战前虽然中央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501团吕晓韬团长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这一天，800馀敌寇进攻21师阵地，未得逞；千馀敌寇进攻15军阵地，也未得逞。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接到阎锡山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着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即於同日电令各部：

　　给朱德电：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24日拂晓可到。希电林师（115师）夹击敌之侧背。

　　电令71师速即向大营东北地区（团城口一线）前进；

　　电令72师陈长捷部速向沙河前进待命。

　　傅作义命令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在行军中的部队。

　　入夜，日军又猛攻团城口，在高桂滋部队后方待命的晋军71师清晰地听见枪炮厮杀声。

　　【9月24日】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20里公路两侧进入伏击阵地。

　　这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馀，向平型关、团城口等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团长、副营长数员，连排长30馀员，士兵千馀，师、旅、团、营的全部预备队均已投入，各处告急，无兵可派，高急电阎锡山和孙楚求援，却没如愿。

     高桂滋将军曾担任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於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傅总指挥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　凌晨2时，日寇再攻1886.4高地，晋军又失守了。大雨如注，84师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该高地。

　　凌晨3时30分（日方史料说“凌晨4时”），日军的龙泽（第9）、石山（第10）中队及橘（第12）机枪中队等部，夜袭我军，占领团城口、东跑池附近某高地（日军称为“石山高地”），但日军三个中队共伤亡98人。（见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滨田联队史》）

　　八路军115师伏兵向坂垣师团第21旅团辎重、补给部队发起歼灭战，115师的685团则顽强阻击日寇来救援的三个中队。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84师501团营长邵春起对高士洁回忆：“凌晨我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突破口时，壮烈牺牲。

　　下午3时，晋军防守的1886.4高地得而复失，84师师部亦在敌炮火覆盖下。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於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该师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麽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

　　【9月26日】　日军从鹞子涧和平型关正面抽兵来援，61军程继贤团趁虚夺回鹞子涧，日军又反扑，程团和敌人逐院争夺，弹尽援绝，坚持至28日，团长以下官兵近千人壮烈牺牲。

　　高桂滋的84师残部仍在团城口以西坚持，其251旅旅长高建白、250旅旅长李浓藻仍在迷回村。26日晨日军飞机和大炮轰击迷回村，下午501团吕晓韬团长被日军包围，251旅派部队将其救出。

　　郭宗汾71师对日军攻击没有进展，至16时敌我呈混战状态。

　　【9月27日】　日军继续进攻我21师阵地；另一路日军东条纵队在北面进攻由杨澄源第34军防卫的茹越口。高桂滋致蒋介石密电：职军马已奉令向灵邱西南王成庄附近转进。

　　【9月28日】　平型关这边激战正酣，东条纵队突破了茹越口，防守的203旅梁鉴堂旅长阵亡，晋绥军退到茹越口南边的铁角岭，杨澄源退入繁峙。

　　高桂滋84师师部移至西河口，收容整理残部。

　　【9月29日】　晋绥军丢失铁角岭。

　　【9月30日】　日寇攻占了繁峙县。繁峙位於平型关我军防线的侧后，如日军堵住后路，我军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阎锡山紧急会议，决定全线撤退。

　　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部派往晋军第六集团军的监军介景和，这天致电军委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急报战况：“敌以一联队攻茹越口，已长驱直入。刻杨、傅二总司令已作向五台山退却准备，此战失后，第二线更无法守。请中央速筹大计，以免贻误全局。”

　　【10月1日】　日军攻占代县，情况更加危急！

　　【10月2日】　夜，中国军队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

　　从交火到撤退，平型关之战历时十天，日军记载伤亡8562人；中方伤亡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远超日军。

        本可取胜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傅作义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预定用总预备队中之郭宗汾71师附金宪章新2师共八个团，并以陈长捷72师及35军之孙、董两旅为总预备队，由傅总司令任出击军之指挥（见附录2《平型关战役八次争夺战》）——16个团出击，与林彪的115师形成合围态势，兵力应该超过平型关前已有相当消耗的日军和伪蒙军队。

　　然而，郭宗汾71师却提出：不行，要休整一天：“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动手。（出处同上）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了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的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最让傅作义始料不及的恐怕还不是出击时间延后。他本来制定的出击计划是：71师郭宗汾部四个团，以一个团由团城口东进至2141.96高地，向东攻击蔡家峪及小寨，以两个团由2141.96高地至西河口一线正面攻击，最终攻击王庄堡，以一个团为预备队。独8旅由现阵地向关沟以北的辛庄攻击；115师担任敌后攻击，以蔡家峪等地为攻击目标。（参见“太原会战团城口附近国军反击部署要图”民国26年9月24日9时）到24日午夜出击在即，他才得知被改为：以金宪章的新编第二师攻王庄堡，原定攻王庄堡的71师两个团，调至团城口方面，这样，团城口集中三个团来出击。郭宗汾并没有按他的意图命令部队出团城口“向东攻击蔡家峪及小寨”，而是命令他的部队：“军拟将重点向左移”，“第202旅（附428团）为右翼队，在汽路以左团城口以西地区至2141.96高地之间（这个位置应该是腰站、上下孤庄，迷回村以北）出击兜剿当面之敌。新编第二师为左翼队，经太安岭西河口相机进占王庄堡，阻断浑源通灵丘交通断敌归路”。（见第71师平型关作战详报）郭宗汾的第11号命令，已经不是傅作义与八路军联络参谋会上策划的与八路军合围日军于平型关之外，而是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内来打。

平型关作战图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一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而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师据守的团城口阵地，竟被日寇占领向他们射击，导致71师出击受阻。

        团城弃守？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高桂滋是否擅自下令84师9月25日自团城口阵地撤退？

　　第二个，郭宗汾71师出击究竟情况如何？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要点：高桂滋是否下令撤退？日军什么时候占领团城口？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第26－29页）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铃木兵团及伪蒙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然没有注明，但是说郭宗汾的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出击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民革阜阳市名誉主委。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让人惊心动魄：

      （9月）24日先是阴雨蒙蒙，继而越下越大，士兵没有雨具，衣服都被淋湿，敌板垣师团大部赶到。下午1时，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路向我师全面进攻，敌攻甚猛，接近肉搏距离。此时，营、团、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士气大振。由于我将士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打得敌尸狼藉……502团代团长杜文卿壮烈牺牲，499团杨世立营长负重伤，我营四连代连长张振恩以下官兵伤亡数十人。

　　25日拂晓前，右翼由我师的499团刘营防守的无名高地被敌人偷袭占领，若敌居高临下，天明后，我营就要受到威胁，无法立足，而不战自退。……为了确保我营阵地安全，我立即决定从六连抽出士兵20名，联合刘营官兵，由排长郁风祥率领，从无名高地右侧迂回到敌后，实行两侧夹击，一举夺回小高地。当即按照计划执行，经过白刃拼搏，浴血奋战，终于把该高地夺回，仍交刘营防守，稳定了战局。但排长郁风祥和十多名士兵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同时我的右腿负重伤。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在回忆录中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泡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24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泡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益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泡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之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是暂时的，可以坚持的；郭军须集结全力作大规模出击，万不可分割应付，陷于胶着。遂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须镇定固守，不得动摇。高桂滋根本藐视孙楚的指挥权能，认为孙楚是有意识地要牺牲他们，来让晋绥军独占风头。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泡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他们根本否认八路军已到敌后，以为向蔡家峪、东河南间合力歼敌，为虚构的愿望。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他向阎报告，则以执行所预示的“沙河会战计划”为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苦在心头，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以后阎在吕梁山集训中，偶尔同晋军将领回忆起平型关之败，犹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晋绥抗战》第2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

　　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不仅“无重大伤亡”，只是“发生了恐慌”、“意存避敌”“耍着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著《血色雄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

　　书中写道：还未和敌步兵接火，高桂滋就给阎锡山和孙楚打电话要求增援和撤进关内。9月24日，得知郭宗汾率部到来，高桂滋又给孙楚打电话，请立即派郭军前来增援。孙楚告诉他，“阎长官和战区决意令郭军另行出击，配合八路军作战。请你再坚守一阵，明日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高桂滋怒骂一句，又要通郭宗汾：“郭军长，按阎长官的命令，贵军应来接替我部。我部连日苦战，伤亡惨重，实难坚持，请贵军速速前来接防阵地!”郭宗汾：“高军长，我并未接到增援贵军的命令，恕难从命！”……

　　24日黄昏，日军对东、西跑池又发起攻击，高桂滋十分惊慌。他再次给郭宗汾和孙楚打电话，要求郭军先增援一部，以便缩短第84师的“单薄”防线。孙楚和郭宗汾都拒绝了他。

　　入夜之后，孙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电报。他搞不清楚这是高桂滋第多少次求援了。这封电报的措辞更为凄厉：“最后哀鸣，伏维矜鉴”。

 　　……（高桂滋）又要通“难兄难弟”——第21师师长李仙洲。他说：“李师长，孙楚手中握有一个军，而不增援咱们，实在可恶！”

　　李仙洲：“他不是要让郭宗汾出击吗？”

　　高桂滋：“即便出击，又顶屁用！而八路军抄击敌后，兄弟也认为这是孙楚虚构的幻想，他纯粹是有意牺牲咱们，而让晋军独占风头。咱不上他这个当！”

　　李仙洲：“军长有何打算？”

　　高桂滋：“当务之急，撤！”

　　李仙洲犹豫了。高桂滋说：“李师长，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将马上传令，我的第84师撤至迷回一带！”

　　放下电话，高桂滋对他的参谋长说；“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再给阎老西发报，就说我部按长官原定计划，撤回关内。放敌进到繁峙打！”

　　一个小时后，东、西跑池、团城口、鸸子涧一带两公里宽的防御地段落入敌手。

　　而孙楚等人一直蒙在鼓里。

上述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

         “下令撤退”？

 　　陈长捷和《血色雄关》的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在200里外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他的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前线，他有什麽凭据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更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陈长捷早於“文革”中不堪凌辱而夫妇双双自杀，高士洁便於1996年12月状告《血色雄关》作者陶纯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侵犯名誉权，要求赔偿。

　　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该书不构成名誉侵权”，驳回高士洁起诉；并要求高士洁赔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交通费3740元。

　　高士洁不服，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8月12日，法院做了终审裁定。这个裁定可圈可点：陈述了“高桂滋率部对入侵日寇进行了抵抗，伤亡二千馀人后溃退”，但又说《血色雄关》“以重笔描写高桂滋所部溃退似无可厚非”，所以“不构成对高桂滋名誉的侵害”。

　　没错，如果写高桂滋所部“溃退”确实“无可厚非”。问题是该书并不是这麽写的啊！高士洁告的，是《血色雄关》重笔描写高桂滋“命令各团全线撤退”！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学者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於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另一值得玩味之处，是将下级法院驳回高士洁“侵犯名誉权之诉”，改为驳回“名誉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这就是说：驳回的只是高士洁的赔偿要求。终审裁定还撤销了下级法院要高士洁赔偿被告3740元。

　　高斌、高士洁作为高桂滋的子女，为其父辩诬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更得求证於当时的权威调查结论和第一手资料。笔者阅读各方人士，包括各支部队的军人、战地记者、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还有北京、台湾、陕西、山西等地学者的分析，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厘清真实脉络。

　　笔者迄今未曾发现高桂滋下令撤退的任何证据，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中所谓高桂滋“派传令兵下去命令各团全线撤退”纯属他自己的想象。

　　这些史料展现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近30里长诸多山头，伤亡惨重。团里将士拼光了报请旅长增援，得动用旅预备队顶上去；旅里将士拼光了报请师长增援，得动用师预备队顶上去……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84师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平型关战役中第六集团军总部见闻》，载《山西省文史资料汇编》第40辑，1981年）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高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的报告了一点多钟，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馀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1951年因反革命罪判死缓，1979年释放）狱中写的材料，详叙该团防守团城口的情况，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於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说：“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於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平型关战役这麽长的防线，在战役前期真正阻滞了日军进犯步伐的，只有84师、独八旅和八路军115师——这是84师的不幸，也是84师的光荣。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着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

         旁观者清

 　　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陈长捷说：高部守军“依托强固阵地”。

　　但是战地记者秋江所见却是：“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哪里有“强固阵地”？

　　陈长捷说：高部“意存避敌”。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於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馀人，生还者仅11人。不惜自己牺牲去帮助友军夺回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桂滋“由於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

　　但是秋江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於恒山”，更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置於平型关附近的）繁峙上台村”，将17军“250旅和251旅（置於）团城口附近”；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损失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阎锡山为何不“杀一儆百”祭旗？

　　从阎锡山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敌以坦克车等猛攻我平型关附近东西跑池阵地，致汽车路右翼最高山头陷於敌手。经职等悬赏……由（高桂滋）第17军、独立第八旅、第72师各抽派劲旅猛烈反攻，前仆后继，伤亡惨巨，幸赖将士用命，卒於午后一时完全克复。”

　　同日阎锡山致大本营特急密电：“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20馀里，团城口之敌也於午后四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

　　当地百姓也留下了记载。繁峙县1988年11月整理了农民目击者的口述：

　　“……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爬（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西泡池王同道（69岁）、王德治（76岁）口述。

      “战斗一开始，高桂滋的部队守着山头，打得很坚决，虽牺牲了很多战士，仍然牢固地坚守着阵地。后来，高桂滋的部队叫晋军接管阵地，晋军不接，高的部队就退下来……”——涧头村王进秀（78岁）口述。

      “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清理战场，发现山上约有数千尸体，大部分是高桂滋的士兵，也有日本人，日本人尸体中还有女的。”——团城口张正官（79岁）口述。

　　蒋介石的嫡系，阵地紧靠84师的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一）指挥官能力薄弱。（二）指挥不统一。（三）上下欠联络。（四）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

　　他的说法是84师“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而不可能是如《血色雄关》中所说：24日入夜“防御地段落入敌手”。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上下欠联络”和“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陈长捷明明未曾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麽连高想什麽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的分析，可备一说：“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麽会忽视大量真实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易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从客观上讲，中国大陆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还局限在中共抗战史研究，至今没有以大中国立场研究；其二、大陆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的判断；从主观上说：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他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首先受到其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高桂滋於9月24日夜擅自下令撤退”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高斌也指出：当时山西政协中前晋军人士不少，他们更易於倾向陈长捷的说法。

        出击虚实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郭宗汾71师出击究竟情况如何？

　　高桂滋求援不得，孙楚和郭宗汾拒绝他的理由是：预备队要留着出击。他和他的将士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击能如期进行。

　　近代史学者杨奎松在《关於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一文中写道：“此时国民党在平型关的正面守军主要是高桂滋的第84师，3日来部队伤官兵近千名，亡850馀人。25日晨，依据战区部署，高桂滋部等计划凌晨出击。”然而“适敌亦向团城口高军阵地猛攻。而高军以出击不利，遂向后转移阵地”。

　　杨奎松产生疑问：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71师（郭宗汾部）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25日）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战，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

　　为什麽杨奎松在日军战史资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师出击记载？高斌反复查证，结论是：郭宗汾的428团是出动了，但是没出击！

　　他向多维记者出示了行定远写的《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

　　行定远在郭宗汾71师428团一营三连任班长，后调团部任传令班长，现92岁了，住在太原。他是唯一健在的出击知情人，从他的文章可推断出击流产的奥秘：

       行定远写道：

　　第428团9月25日上午8时后出击，84师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团腹背受敌，被围困在一个狭长的山沟内。”“同时出击的还有第202旅第403团中校施国宪带的两个营，因而他们也和第428团被围在一起。出击时部队都轻装上阵，当时团里没有电台，被围困后和师里取不到联系，不仅对战况一无所知，连口粮也成了问题。真是一筹莫展。后来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枪声，看见沟内公路上有些被击坏的汽车，（428团长）王荣爵便决定绕西北退回团城口以内。以后才知道是八路军第115师狙击日军，取得辉煌胜利，第428团撤回之后，天黑到达安全地带，与师部取得联系。”（《山西文史资料》第40辑，1985年）

 　　这就是了！原来，在115师歼敌时，428团藏在“狭长的山沟内”没有参加战斗，最后绕路退回了，难怪杨奎松在日本资料中查不到出击记录！

　　行定远写的有一段，刊载於《文史资料》，而2005年网络版上删除了，颇露玄机：428团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荣爵到师部接受命令。行定远写道：王率他的弁目、马弁和我这一班，於夜间走向师部。走了一段，弁目贾国栋向王说：“现在实行连坐法，咱们没有完成出击任务，又受了点损失，师长若无法交代，会将责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师部，他变脸问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听了这话，决定不去师部。返回团部，命令迅速架设电话线。电话架通之后，王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他无法脱身，请示下一步部队行动。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对他进行了鼓励和嘉奖。

　　高斌质疑：428团全团加403团两个营，真是如行定远所述“腹背受敌”吗？2千官兵困在一个狭长山沟里，他所在的连队还派人出山去背山药蛋，这是多大的目标？若真如他所说日寇占领山头，逃得过敌军的眼睛吗？为何不攻击？炸弹、炮弹均会造成我军严重伤亡。但显然并没有受到攻击，这只能解释为：山上并非日军，428团根本没有“腹背受敌”。

　　按行定远的说法，428团并未出击配合115师，而是绕路退回团部，“电话架通之后，王（向郭宗汾）谎称前线情况危急”。於是晋军的战报、回忆录，都宣扬71师出击受阻??高斌说：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多维记者查到此说的旁证：当事人秦詗说：“郭宗汾师因雨大泥泞没有出击。我很遗憾，认为贻误歼敌的好机会。如果乘第115师袭敌胜利之时，郭师从左翼出击，袭敌右侧，当面阵地我军全面反攻，一举全歼日军这个混成旅团是不成问题的。”（《独8旅第622团平型关抗战见闻》，山西省《文史资料汇编》第40辑）

       上面行定远所说的只是郭宗汾的428团，而秦詗说的乾脆就是整个“郭宗汾师因雨大泥泞没有出击”。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友军的出击也表达了不满：“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

　　高斌对记者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不增援、不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查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是阎长官命令，他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高士洁也认为，“傅作义的意见谁能否定？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只有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说：“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

　　高斌说，看后来阎锡山的行径也可以说明问题。1941年起阎锡山越走越远，配合日本华北军专门针对阎锡山的“伯工作计划”，和日本签订停战的“汾阳协定”，阎并亲自参加与日军的“安平会议”。该会议后来是因偶然事件才中断的。日军为施压攻击晋军时，阎竟然写信给日酋：“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成敌人”，日军即停止了向晋军的进攻。

　　难怪平型关战役中，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向阎锡山告状说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阎却不处罚郭，反而升郭为二战区参谋长。高斌说，在平型关、忻口、太原、晋东南、中条山等战役中牺牲的官兵及被日军屠杀的同胞，九泉之下得知阎的汉奸行为，作何感想！

　　高斌强调：高桂滋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是不争的事实；团城口被日军突破，作为抗战军人不能推卸责任，当然愧疚於心——若上至军长下至伙夫全部战死，方可卸去责任吧。但是本来是有可能全歼关前日军的！何以未能全歼？阎锡山、孙楚和郭宗汾就是责任者。无论“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动机是什麽——对抗战消极？牺牲友军，保存实力？判断失误，举措失着？都不应将责任推到84师头上。“军中无戏言”，说了出击不出击，说了增援不增援，就难怪李仙洲向蒋介石告二战区的状，要求中央速派大员来晋主持。随后卫立煌奉派担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取代阎锡山指挥了忻口战役。

　　高桂滋於1959年在北京病殁。四女一子中，儿子高斌和幼女高士洁执着地查阅档案，寻访见证人，要让父辈的抗战史实水落石出。高斌到抗战后期时已经十来岁，去过父亲的军营数次，目睹过弹火纷飞，倾听过父辈的战斗和牺牲故事。高士洁告诉多维记者，她见过军人性格的父亲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在1955年8月陕西省政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个也是前国民党军人的省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国民党不抗日”，高桂滋与其当面争执起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怎麽能说国民党都不抗日？不抗日，我的万馀人都去了哪里了？”高桂滋的84师参战时两旅四团，后他辖两师六团，八年抗战中伤亡官兵万馀人，其中阵亡团长四人，伤师长一人，副师长、团长各一人……难道那些抗日将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笔抹杀了吗？高桂滋悲愤填膺，潸然落泪。

　　高斌说：“中央军，八路军，晋绥军，陕军……许许多多军官士兵跟日本鬼子拼杀倒下，永远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谁了。但是，我们要记着他们，记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