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图自保：晋绥军与长城抗战

作者：马瑞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其后又大举出兵侵占热河，进而沿长城一线进攻，大有直驱平津之势。山海关事件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933年3月起，国民政府陆续调动各方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日军达两个多月。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到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配合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役，参战者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等。长城抗战也是中日在华北的第一次正面对抗，标志着日军开始入侵华北。关于此役，除探析国民政府的应战举措外，华北地方势力的态度与表现也尤为关键。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势力占据山西、绥远两省，是当时华北地区除东北军外最大的实力派，其于华北局势的影响至为深远。目前学界对阎锡山及晋绥军与长城抗战相关诸问题尚缺乏完整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档案，以阎锡山及晋绥军为切入点，探讨长城抗战前阎锡山的出兵考量与安排、战事中阎锡山与国民政府中央之互动、晋绥军抗战的过程与表现等，希望以此来透视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对抗日之态度，以及在日本入侵华北的形势下，晋系势力与中央之关系。

山海关事件后阎锡山的出兵考量

1933年1月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即榆关），举国震动，抗日呼声再度高涨。身处华北的“山西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极为关注，在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的战事报告后即表示：“日方对我榆关屡思狡逞，此次衅自彼开，肆意轰炸。诚如尊论，系具有扩大扰害之谋。我兄秉承中央既定方针，贯彻御侮初旨，贵部复能奋勇抗御、沉着应战，至深佩仰。此后战况尚祈随时见示为盼。”华北战事骤起，主政山西的阎锡山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关注战事发展的同时，阎锡山也表达出唇亡齿寒、协助抗日之意。1月4日，他再次致电张学良：“敌既有意扩大战事，想我兄当以秉承中央，备有整个计划。事关抵御外侮，苟有需弟之处当尽力以赴也。”此时阎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事前不可不未雨绸缪，临时不敢与敌以隙”，“今日欲御外侮，非有三十年之准备不可……而当局者又排除异己，党内分裂，与敌人以莫大之隙”，流露出对日本侵略的担忧和对中央的不满。

面对“日军一再无端挑衅”，阎锡山认为“自非群策群力不克有济”。1月5日，为与北平军分会协商抗日大局，阎锡山派晋绥军军事整理处处长黄胪初赴张学良处协商晋省出兵事宜。为动员阎锡山出兵抗日，张学良向黄表明抵抗的决心。据黄报告，张学良“饬部誓死在秦皇岛以东抵抗，掩护大军在滦河集中。已派鲍志一见蒋先生速定大计，复将钧电意旨转陈中央，以表将领团结御侮之血诚”。张还表示已派专员赴晋接洽弹药及出兵事。黄向张说明阎锡山对抗日的态度，称阎希望中央有全局计划、统一指挥，如此，愿为抗日尽一份力量。

攻陷山海关后，日军进一步向热河集结兵力。邻近的晋绥自然感受到危机，但是否派军入热河参加作战，还须结合自身利益进行考量。晋系将领集体商议后一致认为，热河汤玉麟“队伍庞杂，与晋军毫无感情，且晋热交通不便，如以晋军步兵越过察宋（哲元）防境，加入热汤军作战似有困难”，最后决定“至热境战事欲加入步兵，以系统及感情言，当然以汉卿部队为宜。以防境关系加入宋部亦无不可，倘以骑兵缺乏，我方可听命调遣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晋系将领不愿为汤玉麟火中取栗，但也表达出必要时出兵协助之意。虽然晋系将领反对冒险进入热河境内参加作战，但如果战事扩大，势必牵连晋绥，阎锡山也不能不有所行动。

此时又有人建议阎锡山，可以趁华北对日作战的时机，一面将留晋客军遣送出晋，“一面仍整顿实力以备非常。而对外仍示和平，顺应大势，以图进展，或能为华北延生机也”。中原大战阎、冯反蒋失败后，冯玉祥部西北军残部纷纷进入山西境内，留晋客军主要有宋哲元二十九军驻阳泉，“鲍（刚）、张（人杰）称六团，驻介休、孝义。孙（殿英）称十八团（作战可当两团用）驻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长子、屯留”。其后二十九军虽移防察哈尔，但仍有部分留晋。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重掌晋政，客军在其看来已成为一大隐患。此时华北对日战事爆发，阎也有意借此机会将客军礼送出境。山海关事件后，北平军分会即命留晋的宋哲元、孙殿英部开赴前线抗日。1月16日，二十九军分别由晋、察、冀三省开赴长城沿线，孙殿英部开出晋境，集结北平以北，准备入热河作战。由于民众抗日呼声甚高，山西省内也爆发了民众抗日请愿活动。1月9日，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到太原绥靖公署门口请愿，要求阎锡山及晋绥军各将领即日出兵抗日，阎亲自接见并作答复，众乃散去。及此，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民情民意，晋省已不能不有所行动。

对日战事再起，中央也希望晋绥军出兵参加抗战。1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阎锡山派驻南京的代表台寿民，向其转达了中央对晋绥军出兵抗日的意见：“（一）晋军参加抗日可以表现全力御侮之实；（二）希望晋出步兵两军，每军以三旅或两师编成，并希以傅(作义)、徐(永昌)分统之；（三）抽山炮兵四团，以二团分属上两军，另两团备配助他处无炮或炮不足之军；（四）另编骑兵一军；（五）在紫沟堡、大同间集中，并声明晋军不向热河方面使用。”为促使晋省出兵，军委会同意晋绥军不向热河用兵，但并未指明出兵地点，只是要求部队向平绥线方向集中。

对此项安排，阎锡山基本同意，但因此时徐永昌任晋省主席，不便调离，阎要求徐留省。同时，阎又以晋绥军缺少御寒装备为由，要求出兵路线由平绥线改为沧石大道。阎锡山还提议由傅作义、李服膺担任晋绥军统兵将领，并称此举已征得张学良同意，便于配合平津前线的东北军。对此，蒋介石予以同意，但表示出兵路线仍需征询张学良意见。晋绥军对前线各参战军队在炮兵上也予以支持，分别派炮兵团往东北军、商震、孙殿英部，并留一团给中央军。就此，阎锡山与中央在出兵问题上初步达成一致。

阎锡山虽然同意出兵，但具体事项仍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由于前线形势紧急，日军随时可能侵占热河。1月19日，张学良会见黄胪初，希望晋绥军骑兵早日开赴前线，并请徐永昌尽快赴北平面商对策。针对张的催促，阎锡山允骑兵早日出发，但以晋绥军经费补给困难为由，要求国民政府中央予以补充。关于晋绥军经费问题，据台寿民报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初步拟定照中央军待遇拨发，但最终结果仍待蒋介石决定。晋绥参战部队被编为一个军团，归北平军分会指挥，阎锡山认为“傅等与汉卿及其部将均有相当感情，当能融洽一致，于战事有利也”。

实际上，晋绥参战军队由傅作义、李服膺统率的步兵两军与赵承绶统率的骑兵一军组成。经过多方协商，最后蒋介石确定晋绥军参战方案：“（一）使用方面因汉卿来时面要晋军任最左翼，现改定晋军不参加热河战事，专防多伦至张家口之线；（二）动员经费及其后津贴归中央与直辖各军同样办理，交军政部备案；（三）鲍张两部一任钧座（阎锡山——引者注）处置；（四）宋部既开无问题，惟孙（殿英）任意扩充己部，电汴刘（峙）禁止其招兵；（五）晋兵工厂由军政部筹妥经费即开工。”关于晋绥军驻防地，蒋介石指示“以主力驻张垣，以骑兵附有力之支柱部队驻多伦”，同时要求晋绥军在2月20日左右将军队开至指定地点。为动员晋绥军出兵抗日，蒋介石做出不少让步，对于晋方要求予以很大支持。除未让晋绥军参与热河战事外，在动员军费、客军出晋、兵工厂问题上均满足了阎锡山的要求。太原兵工厂始建于晚清，生产规模较大，是民国三大兵工厂之一。中原大战阎氏倒蒋失败后，国民政府裁减晋绥军并关闭了太原兵工厂。此时中日战事再起，中央为使晋绥军协助抗日，同时也为充实华北抗战力量，有意恢复兵工厂。2月21日，蒋介石亲自致电何应钦，说明太原兵工厂由军工署负责筹备，“一俟有款，即可着手进行”。

2月5日，为进一步联络阎锡山，商议具体事项，军事委员会派出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杨杰到达太原，代表中央与阎锡山会谈。双方会谈后确定晋绥军步兵两军仍担任左翼张家口至多伦一带防务，归张学良指挥；开拔费20万元及每月8万至10万元的后方设备等费用，由中央负责筹发。另外，双方具体商讨了对留晋客军鲍刚、张人杰的处理和山西兵工厂恢复办法，最后一致同意鲍、张两部客军先领给养，开出晋境加入作战；太原兵工厂恢复，但不由中央完全接收。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满足了阎锡山答应出兵所提出的条件。2月17日，张学良代表葛光庭赴晋与阎锡山会谈。会谈后葛表示：“晤阎接洽结果，异常圆满。据阎表示，国难严重至此，全国上下，惟有蠲除成见、团结对外，始有生存出路。关于抗日问题，阎已具最大决心，与暴日周旋到底。对热河方面，决以实力援助。刻山西军队，正在动员中。”面对南京及北平方面的代表，阎锡山均表达了配合抗日的积极态度，这既是向中央示好，也是在日军侵略态势下求得生存的现实之举。用阎自己的话来说，“愈难过的关头，愈不可躲闪，困难关头的躲闪，增大难关的成数，是相乘数，不是相加数”，或可反映其当时的心态。

协商至此，大体原则已确定，经费便成为晋绥军能否如期开拔的现实问题。阎锡山在1月31日就向北平军分会张学良请求骑兵开拔的经费，电函中谓：“骑兵出发此间尚未接到中央命令，已饬积极准备。惟以经费关系，后方附属部队尚未能成立，承电中央催拨军费。”两日后蒋介石催促出兵，阎再次提及经费及补给问题：“热河情况既日趋险恶，晋省骑兵军自应早日开拔以资援助，惟该军长赵承绶应否另加任命，归何人指挥以及出发后兵站之补给应由何方负责，敬请示及为盼。至该军接济辎重等因经费支绌尚未完成。”蒋答应开拔费由张学良拨发，虑及国家财力困难，部队经常费仍由山西省照常发给。即至晋绥军开拔出征前夕，2月12日阎锡山仍然电请北平军分会拨付经费：“临时费既由汉卿兄筹拨，顷得京讯，介公有令，晋军本月二十日前后开动之意，即请代为催发以免迟误。”经一再催促，张学良始拨付临时费15万元，晋绥军参战部队也承诺于2月20日正式开拔，总指挥傅作义则赴北平商洽具体事宜。晋绥方面许诺如期出兵，蒋介石也颇为欣慰，不禁感叹道：“今张已赴热，阎之出兵有期，则北方布置已定。”

虽然军事委员会与张学良都力促阎锡山出兵，但各自在涉及切身利益问题上也不无龃龉。关于拨款经费数目，尽管张学良最终答应晋绥军开拔经费由北平军分会负担，但所拨15万元并未达到当初军事委员会所允之20万元数目，剩余部分只能由中央补齐。据台寿民等向阎锡山电告：杨杰曾致电军事委员会，“深不满平张只拨十五万，请军会再电平张维持原议。军会已托鲍文樾电平，并由君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刘光——引者注）提议。若平张不按原数照拨，即由军会补发足数。”关于晋绥出兵方向，据杨杰言，山海关事件后张学良本意让晋绥军开赴热河前线，因阎反对，张又提议可驻防天津。2月16日，北平军分会发布军队序列，忽令晋绥步军沿平绥线到通州下车，开赴滦河阵地。无论是热河、天津还是滦河，均是东北军防区，张学良意在以晋绥军减轻东北军的防务压力。对此阎锡山自然不能同意，遂向军事委员会呈报军队开赴张家口、多伦方案已定，不可轻易改动。军事委员会予以同意，令其按原方案集中。由此可见，张学良与中央之间协调并不顺畅，军事委员会着眼于整体防御布局，而张学良则更多关注自身地盘与利益。除南京与北平地方协调不畅之外，张学良、阎锡山之间也互有猜嫌。张在中原大战之时未能助阎，导致后者失败，此时阎虽答应出兵，但也不愿为他人作嫁衣。在日本军事侵略与国民政府中央双重压力之下，地方实力派要想求得生存，必然要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长城抗战期间阎锡山与中央之沟通

按北平军分会部署，晋绥军被编为华北军第七军团参加对日作战，步兵被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一军，骑兵编为陆军骑兵第一军。关于晋省参战军队指挥人选，阎锡山决定任命“傅作义为第七军团总指挥兼五十九军军长，李服膺为六十一军军长，赵承绶为陆军骑兵第一军军长”。2月26日，晋绥军“骑兵全部已由张家口向多伦推进，步兵大部正向张家口输送，其余部炮兵一部亦正由陆路向大同急进中”。不过，晋绥军虽然名义上派出步兵两个军、骑兵一个军，实际上步兵只有两个师。第五十九军由晋绥军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编成，军长由傅作义兼任，辖第二一〇旅（旅长叶启杰）、二一一旅（旅长金中和）、二一八旅（旅长曾延毅）；第六十一军由晋绥军第三十三军第六十八师编成，辖第二〇〇旅（旅长刘馨馥），二〇一旅（旅长李俊功）、二一三旅（旅长贾学明）。

2月21日，日军大举入侵热河。至3月初，不及半月时间省府承德便告沦陷。战争形势的突然恶化也引起了晋系将领的担忧，傅作义表示“将来热河如不守则此辈必蔓延。冀察一带，察省与西北关系极重，殊堪顾虑”。热河失守，察哈尔则暴露在敌前，而察哈尔又是通往晋绥两省的要冲。内外压力交迫之下，张学良被迫辞职下野，国民政府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北上主持华北军事。何应钦甫一到任，即要求阎锡山再增派军队予以协助，电谓：“承德失陷，冀察防务益形重要，宜生（傅作义）、慕颜（李服膺）两部驻察兵力似嫌单薄，拟请尊处酌派得力部队两师，集结大同附近以厚声援而策缓急。”面对如此请求，不愿再派兵的阎锡山只得虚言应付。

热河沦陷后，3月9日，蒋介石北上抵达保定，主持对日折冲。阎锡山获知后即派徐永昌先行晋谒，同时借机向蒋示好，表示心向中央、患难与共。阎在致蒋电文中谓：“今者国难滋深，节麾南北，奔驰瘁劳。国事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国精神而奋斗，愿同钧座牺牲。”3月11日，阎锡山本人由太原到石家庄晋谒蒋介石，这也是蒋、阎中原大战交恶后的第一次见面。蒋见阎后向其表示对日决心：“宜先规定阵线，区分部队，构筑强固工事，再查敌情以定处置。至此限度如其再强迫进犯，则尽我之力抗拒之。及至力尽则最后决心牺牲，不敢自弃其志。”阎临别时说道：“谋国不可玉碎”，实际是表示对中央对日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此次会见，阎甚表满意，认为“谈话极为恳切”，政略上之意见“亦极与介公意思相同”。

关于此次会谈内容，阎锡山对外界称：“余与蒋委员长晤谈结果，均以为国事败坏如此，至堪痛心。今后惟有举国一致，精诚团结，各尽各的责任，作有计划有决心的共同奋斗，以救危亡。”并借此就晋绥军抗战向外界做出说明，声明此次抗战全责在中央，晋绥出兵只是协同配合作战，难以单独负责，“外传察哈尔防务，将由晋军担任说。查察哈尔对热河紧要的防线，即有一千余里之长。竭晋绥军之全力，当此防务，相差尚远。此次抗日，由北平军分会统一指挥，晋绥军抽拨三军，归北平军分会指挥，分拨何处、担任何项任务，悉听北平军分会之命令，非晋绥军专任察哈尔防务”。此时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率部在长城前线作战，晋绥军入察难免不引起外界误会。为避免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阎锡山表示不会趁中日战事攫取察哈尔地盘，“平津有傅作义将主察消息，决非事实。此等谣言，实足以扰乱抗日战线，中央即有此命令，傅亦必坚辞，决不能使抗日事实之中，有争权利之谣言发生”。

会晤结束后，阎锡山在归途中向蒋建议利用日本军部与政党之间的矛盾，以经济手段引起日本内部纠纷，称“国联会员既一致认日为毁约，我方努力运用，俾盟约十六条第一、二两项见诸实行，则日本输入输出均受打击。商业受损失，政党自起反对，造成日军阀不能不改变政策之趋势，则经济封锁之日即军阀气焰没落之时，我四省倒悬或易解决，不知钧座以为有可能否”。可以看出，阎蒋此时在对日层面达成共识，蒋对阎的提防也消解了不少。晋系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就此拉近，阎锡山在中央看来也成为羁縻华北、对抗日本的倚恃。

随着战事推延，中日双方在长城一线已呈现胶着态势。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杨杰认为阵线太长，一人恐难以指挥，力主前线军队划分为三个方面军或集团军，蒋介石任右翼总司令，何应钦任中路总司令，阎锡山任左翼总司令，并称已征得蒋介石同意。阎锡山获知后请朱绶光代为力辞，在致朱电报中直言：“察绥防线几二千里，由北平统一指挥，因应敌情临时调度均易。我如担任左翼，贻误恐多，似不如现制为好，希代我切辞之。”实际上阎认为抗日乃全国事，国民政府应统筹负责，故不愿以晋绥一方担此重任，始终坚持晋绥出兵仅是辅助作战。基于此，3月14日，阎锡山应蒋介石要求，再派李生达第七十二师率四个团前往平汉路石家庄至新乡一段护路。大敌压境、华北危急，晋绥方面仅做如此表示，社会上不免多有怀疑。对此，阎锡山曾向孔祥熙倾诉，声言晋绥军几经编遣，只剩基干，加之晋绥地方财政竭蹶、社会凋敝，辖境之内客军盘踞、土匪蜂起，故救国有心无力，此次出兵抗日已尽其所能。这番话背后也印证了阎锡山此时的心境，“和内始能御外，解铃系铃全在当局”。国民政府中央欲使地方配合抗日，双方应取互相信任之态度。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山西省经济愈加竭蹶，晋绥军也被迫编遣，实力大损。尽管阎锡山不愿晋绥军再卷入战事，但在共赴国难的一致要求下，势难袖手旁观。阎亦明白，只有与中央缓和关系，才能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得以自保。

另一项使阎锡山头疼的问题是溃散至后方的抗日义勇军和留晋客军。东北各地义勇军在东三省沦陷后纷纷退入热河。热河沦陷后，义勇军的处置成为一大问题。大部分义勇军退入察东，察哈尔比邻晋绥，在阎看来义勇军溃兵对其带来很大威胁。关于义勇军的处置，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认为：“对小部窜入者立时收枪解散，大部者设法仍令回热境工作，或调至后方编练。”但此种处置结果并不能使各方满意，乃至专门办理此事的华北第二集团军抗日挺进军总指挥刘翼飞向北平军分会请辞。阎锡山则建议国民政府对义勇军“应速断然处置，能解散者即行给资遣散，可调动者速调至冀南豫北，不碍战事，不妨交通，各地极力整顿”，实际上是想把义勇军调离察哈尔乃至华北前线，以免威胁晋绥。

热河抗战开始后，大部分留晋客军已开离晋境抵达前线，此时尚有鲍刚、张人杰两部留晋。鲍、张两部原为西北军方振武旧部。3月间，该两部由方振武策动，自称“抗日救国军”，开出晋境拟赴华北前线，以图抗日。此间方曾派代表先后与何应钦、蒋介石见面，希望国民政府能给以名义，但被要求取消抗日旗帜，部队开到南方。与国民政府沟通无效后，方即指挥鲍、张两部自行沿平汉线北上。何应钦遂派兵堵截，故晋方又担心其回撤晋境。台寿民等就此事提醒阎锡山：“方振武部此间与北平均主解决，我省潞辽间似应有布署防其回窜，并请电李师长注意。”对于义勇军和客军，阎锡山十分警惕，在晋境者借机使其开出，不在晋境者尽量使其远离自己的地盘。不过客军的开出，客观上促成了之后二十九军的崛起，引起了华北军事格局的变化。

因此时冯玉祥已在察哈尔酝酿抗日反蒋活动，国民政府欲以阎锡山主察省军事以图消解。3月底4月初，汪精卫回国复职，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以晋绥临近察哈尔为由，提请阎锡山主持察省防务。蒋介石也属意阎锡山指挥察哈尔、多伦防务，认为如其能应允可给予较高名义。对此，阎再次予以回绝，当即转电向汪说明，并请徐永昌转告北平军分会：

（一）晋绥军队自上年一再裁编后，每棚所剩仅仅九人，第三次正在裁遣，因榆关失陷中止。此次奉令出兵，除派傅、李、赵步骑三军开赴张垣一带及李生达师开赴平汉线护路外，绥远因傅军开走，土匪立时蜂起。晋境客军尚不下两万余人，留剿土匪保卫地方实无余力。（二）平北至滦东之线不过数百里，以二十余万大军防守尚虞不足，察区防线在千里以上，若分负责任，于此专取防御之下，更非有较多之军队不可。若由军分会指挥全局，因应敌情，随时调遣，可省兵力；（三）若由我担任，中央必不能再加如许之多兵。即使能增如许之多兵，更须多数之军费，旷日持久，非国之利；（四）我若担任，中央既无此兵又无此费，一再要求，强中央之所难，不要求，则误国自误。

阎锡山认为，以晋绥之兵力、经费均无法担此重任，他也无意出面主持华北乱局。在其看来，如领命，恐将步张学良辞职下野之后尘。4月11日，何应钦再次致电阎锡山请其主持察绥两省防务，如实在不行可择一晋系将领代替。阎锡山向何表示：“惟晋省将领中，求其资望相当能指挥察绥全盘军事者，亦实难其选，与其偾事于事后，不若陈情于事先。我兄统筹全局，威望允孚，指挥若定。鄙意察防仍似由军分会直接主持为好，国难至此已极，弟忝膺军寄，但使于事有济，早抱牺牲决心。逆料敌人必逐渐西犯，绥远布防亦不宜缓，屈时当由弟派员担任，藉纾中央西顾之忧也。”即晋省难以负责察绥两省，但可承担绥远防务。绥远是阎锡山地盘，防务自当义不容辞，甚至不愿他人越俎代庖。而察哈尔此时形势复杂，多方力量纠合，阎自然不想引火上身。

此时在国民政府中央主政的汪精卫极力谋求对日缓和，派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赴北平以劳军名义进行疏通，并询问阎锡山对于华北军政的意见。阎锡山答复，无论是和是战，均须内部求得团结一致，“内部若不真实团结奋斗，恐中途发生事变；忍辱，虑内讧因之而起，徒予敌人再度可乘之机。奋斗、忍辱，其结果皆足以促国家之危亡，取辱于千秋万世也。强邻在侧，有隙必乘，自腐不复，虫生难免，自古未有国内不和外侮能已者。前此之错误大家应同警惕，今后之痛悔大家应共努力。……如中枢决定大计，奋斗则同其牺牲，忍辱则分其谴责”。在此阎表示了与国民政府中央同心协力的决心，并期望以此契机纾解与中央间的隔阂。此时面对日军压迫下的华北乱局，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览一适当之人选使负华北军事统率之职，俾能融会多方，齐一内部之意志，藉以缓和多派系之活动”，同时推举阎锡山任此角色，认为阎“尚有国家观念，比较冯（玉祥）韩（复榘）为可靠，中央亦力足以掌握之”。蒋介石对阎也颇为属意，在日记中写到对各地方实力派应对之策略，对冯玉祥限制、对阎锡山放任、对孙殿英联络、对杨虎城领导、对韩复榘督察、对于学忠培植。“放任”既显示出对阎的某种无奈，也表示阎对于国民政府中央来说尚可信任。张学良去职后，阎锡山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颇想以阎为主体重塑华北军事格局。不过由于此时华北已成为抗日前线，加之各方力量驳杂，阎自然不会为其火中取栗。且中原大战之殷鉴不远，阎锡山也不想独领华北军事，以免与国民政府中央再生嫌隙。

晋绥军在长城抗战中的作战

在长城抗战前期，晋绥军基本处于防御状态，未参与战事。为防止日军从热河进攻察哈尔，晋绥军开赴热察边境驻防。1933年2月下旬，赵承绶部骑兵开始陆续向热察边界重镇多伦集结。3月，傅作义部第五十九军开赴察哈尔前线。3月8日，该军下达命令：第二一八旅进驻宝昌，并分一部于红城子北构筑工事，随时支援前方的多伦；第二一〇旅进驻张北附近构筑据点式工事；第二一一旅在张家口附近集结。同日，李服膺第六十一军也到达张家口附近，其第二〇〇旅负责守备沽源、独石口、赤城一线。至此，晋绥军在沿热察几百里的边境上展开布防。虽然面广线长，但缺乏纵深，加之兵力不足，很难固守。长城沿线战事打响后，驻守多伦附近的第二一八旅被调回张家口附近构筑阵地，此时多伦只剩赵承绶部骑兵部队防守。由于此时日军主攻方向为冀省长城各口，所以热察边境尚为平静。三四月间只有零星日机到多伦投弹，及少数伪军蒙匪骚扰，日军未有大举进攻之态势，赵承绶也称“多伦前方敌情，并不紧张”。不过，4月底，日本即纠结伪匪蒙军向热察边境进犯，主攻地点为赵承绶部骑兵防守的多伦。4月28日，关东军联队长小柳津指挥刘桂堂、李寿山、崔兴五等伪军万余人，并有日军四五百名，装甲坦克车数十辆，向赵部防守阵地猛攻。赵承绶部骑兵与敌激战至29日午后6时，敌方增援，并利用坦克、飞机掩护，突破阵地，占领多伦。4月30日，赵承绶向北平军分会电陈：

敌以两日猛攻未下，复侦知我兵力单薄，遂举全力向我猛攻，刘逆桂堂并报奋勇，即连〔联〕合日兵于本日午后五时向我磴口桥附近，以大部炮火之掩护猛袭数次。其时我已无预备队可增加，相持至六时许，结果被敌攻入，敌之装甲车及步骑即利用地形，直向多伦城东北两面冲入。城内守兵无多，且无城垣可资抵抗，致被冲入已陷入混战状态中，敌并向各街巷抢掠，希图扰乱。务请钧座速令汤、冯各部注意为盼。

多伦失守后，赵部被迫后撤。5月2日，赵承绶向北平军分会说明，多伦被敌攻陷后，其军队“于亥时撤出多伦城外，并令各旅团在大梁底、哈巴丘一带集合，除骑三五七各团及骑二旅旅部于东午已集结大厦外，又骑一旅孙旅长及第一团闻经蒙边向左翼撤退，迄今未得确信。（北平军分会）已令职部向张北迤北地区集结整顿待命，职已到达张北”。驻防察东的赵承绶部为骑兵，本身即不善于防守，况且该地地势为平坦旷原，易攻难守，加之察东防线绵长、守备薄弱，被迅即突破并不意外。敌伪占据多伦后未再进犯，赵承绶部退守张北，与李服膺部在张北构筑防线，冯占海部义勇军及汤玉麟部退守沽源，至此察东未再发生战事。不过冯玉祥在察哈尔的活动引起了晋绥方面的担忧，5月20日，徐永昌向北平军分会陈明，鉴于察哈尔“多杂色部队”，冯玉祥在察欲图纠集抗日同盟军。为防止日军借此进攻，应加强晋北绥远防务。他认为“敌伪进迫，糜乱可以立待，故晋北绥远亟须布防准备迎敌。对于察省目前之计，除令李、赵两部努力抗敌，作殊死战，同时对于其他各部分，务设法弭救以纾中央北顾之忧”。此后，随着热察边境战事渐趋平静，晋绥军的防御重点转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防止察哈尔事件波及晋绥，5月29日，阎锡山特委任孙楚为晋察绥边防司令，进驻大同，把守晋绥门户。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余部纷纷退入山西境内，阎对冯之旧部颇为提防。此时冯玉祥在察哈尔纠集旧部、意图再起，不能不引起阎的戒备。

3月12日，古北口陷落，北平城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北平军分会遂开始将各部队调集平津附近守备。到4月底，日军已相继攻破长城各口，大有包围平津之势。4月25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黄绍竑，北平为华北重镇，国内外观瞻所在，不可轻易放弃，必须布置一、二师兵力死守，并称可由“素具牺牲决心且有守城经验”的傅作义部担任守城任务。为不使阎锡山猜嫌以生窒碍，其中特别强调傅部应由北平军分会直接调遣。4月30日，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到昌平支援，傅部第五十九军于5月1日到达，察哈尔只留李服膺部第六十一军防守。军事委员会鉴于察哈尔空虚，希望晋省续调一、二旅至张家口，遭到徐永昌的回绝，理由为：“山西现尚住有客军两三万，而地方军亦不过两万有奇，若再调动必有困难。以心理言，我既非全国彻底抗战，敌如决心攻我某处，绝非再添晋军一两万所能挽救。故愿待万一平津出事，华北危机时，晋军决为国家守其天险。换言之，晋军愿为国家保全一块土而牺牲，不愿支节牺牲也。”徐如此回答无非是在抱怨傅部被调走，同时也表明晋系出兵抗日的首要目的在自保，并不愿做无谓牺牲。

傅部东开，察哈尔只留李服膺一部。此时察东多伦已经失守，若察省有失将直接危及晋绥，平绥铁路也将不保。傅作义建议阎锡山应妥筹察省防务，甚至提出趁古北口战事缓和，请宋哲元回察省主持军务，傅部仍回绥东，李服膺退驻大同和柴沟堡以保晋绥，“如此则察省防务必可巩固，而平津亦绝不因职一部即有危险也”。就在5月11日平津战事紧张之际，北平军分会欲将傅作义部再调往北平以北的怀柔布防。傅对此颇有抵触，电请阎锡山，希望以“察防吃紧，我方欲负察防整个责任，不愿使军队分散，减少力量而两俱无补”为借口，为其推脱。

5月16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表示可派遣傅作义部加入北平城防御作战，若“能在第二及最后预备阵地与敌拼命相持，则时局必可转移”。蒋还提出，“如傅宜生部能加入，则即任傅为守城司令亦可”。5月17日，傅作义部开赴北平外围怀柔以南的牛栏山，协同中央军固守北平。牛栏山扼控古北口至北平公路之要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傅部到后即开始设置防线，修筑工事。5月23日拂晓，傅部即在牛栏山阵地与日军遭遇。关东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配属坦克10多辆，山炮、野炮共30余门，在10多驾飞机掩护下向傅部前沿阵地发动猛攻，战况甚为激烈，乃至白刃肉搏。傅部凭借工事掩体屡次击退日军进攻，是为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怀柔之战。为谋与日和谈停战，何应钦命傅部撤出战斗。当晚，在苦战10多个小时后，傅部奉命撤至顺义高丽营一带。前方战事稍缓后，鉴于“傅作义部连日在顺义与敌激战，牺牲甚巨”，5月25日阎锡山特派太原绥靖公署军医处处长薄桂堂携款5000元，前往慰劳。傅作义部的作战也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嘉奖，蒋“电傅作义询苦战后损失状，并汇洋五万元补充。何应钦亦电傅，表示嘉许，傅以战区人民损失甚重，拟拨款一部救济”。

1933年5月底，中日协商停战，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阎锡山获知后表示赞同，“此间对和议原无异议”。他在日记中也写道，“咬住牙关忍，忍到头，即是胜利。挺起骨头撑，撑得住，即是成功”，似同意国民政府对日缓和的态度。对于停战，阎关心的是察绥两省是否在停战区，认为“汪先生发表我方虽已与敌军代表签订只限军事交涉政治之停战协定，但日军今后是否不再侵犯察绥殊难断定之谈话”一出，“民众对此大为恐慌，揣疑停战协定未将察绥列入停战区域，甚揣察绥在协定内已划归日本”。阎锡山实际是担心中日协定中有对晋绥不利的因素，避免自身直接暴露在日军威胁之下。随着战事结束，参战的晋绥军自然也没有滞留的必要。6月3日，阎锡山就以冯玉祥在张家口活动为由，催促傅作义早日沿平绥线返绥。6月6日，察哈尔之晋绥军全部退回山西境内。7月3日，在北平周围之傅作义部“由昌平、沙河、南口等地分别登车，直回绥远，预计往返十二次全部始竣，傅俟部队齐抵绥后返绥”。至此，晋绥军所有参战部队由前线撤回。

尽管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中动员兵力较多，但分兵把守，难免会被日军各个击破。晋绥军负责察绥左翼防务，这一地区邻近山西、绥远，添列晋绥军防御也属情理之中。但此战线绵延过长，兵力配置明显不够。徐永昌就不无担心地指出：“察绥防地几二千里，滦东至北平无此之长而军队有一二十万，如察绥者实就晋军所能负责？”实际上长城抗战前期察哈尔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彼时尚可应对。及至4月底日军纠集伪军进攻，即一举冲破该防线，占据多伦。战事后期，傅作义部发挥了构筑工事、善于守城的优势，在怀柔一战中展现了出色的阵地防卫作战能力。傅部构筑的工事均为团、营、连三线纵深配备，每个连的工事都有上下两层，即使上层被敌炮火摧毁，仍可转入下层继续坚守；在阵地上筑有坚固的掩体及掩蔽部，设置了各级指挥所以及弹药库、医药室、监视所；在各种掩体之间挖掘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便于部队运动和相互支援。即便如此，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傅部阵地也很难长期固守，于大局影响不大。晋绥军作战过程表明，分兵把守、固守据点，以消极防守和阵地战为主体的作战方针，是完全不适合于对日作战的。

结语

长城抗战期间阎锡山应国民政府中央之请，出兵参与对日作战，派出两个步兵师约15000人，以及赵承绶部骑兵军和李生达第七十二师4个团护路，显示出较为积极的抗日态度。长城抗战是自阎、蒋在中原大战分道扬镳后的第一次合作，在阎看来是与国民政府中央谋求关系缓和的一个契机，于国民政府来说也需要以阎作为笼络华北、与日对抗的助力。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实力受挫，不得不回到“守境自保”的老路上。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阎切实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危机。在“一·二八”抗战中，阎锡山援助前线作战的十九路军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山海关事件后，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局部进行必要的抵抗。同时，战事之下华北军政格局变幻，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借机进入华北。在此情形下，一贯善于见风使舵的阎锡山越来越感到与中央合作抗日的必要性，这也是其在长城抗战期间积极出兵的重要原因。在此后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阎继续在各派之中纵横捭阖，但始终保持对国民政府中央支持的态度。阎锡山的积极也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好感，长城抗战期间蒋颇有意让其主持华北军事，阎则出于自身利益几次予以拒绝。不过令阎没有想到的是，长城抗战期间客军出晋，这些军队在察哈尔抗战后多数被二十九军收编，间接促成了二十九军的壮大，成为日后影响华北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阎锡山在长城抗战期间出兵参与对日作战，其首要目的仍在确保自身安全，故毗邻晋绥的察哈尔自然成为晋绥军防御的重点，而对长城沿线战事则颇有旁观心态。战事后期，傅作义部被调遣开赴北平前线，傅本人并不情愿，认为北平军分会“任务配置有欠允当”，使其“不仅牺牲实力”，并“留社会以恶誉”，与北平军分会心生嫌怨。对于已开出晋境参与作战的部队，阎锡山也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如北平军分会欲调遣在平汉线护路的晋绥军李生达部北开参战，阎则借口拖延予以阻碍。

无论如何，长城抗战是晋绥军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虽然出兵配合国民政府中央抵抗日本侵略者，但仍然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意在徐图自保。这也是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中央集权及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之下的一种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