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无问西东》时,请不要忘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

世道艰难,但依然值得奋斗。

01

梅贻琦自小沉默寡言、性格温厚。因为家庭贫困,本科后便再无力求学,被清华聘为物理系主任。不善言辞的梅贻琦给学生们讲课,总觉得不对路。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教书育人。

于是他找到恩师张伯苓:“我不想教书了,觉得无趣,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吧。”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怎么知道无趣?年轻人要学会忍耐。”

那一年,梅贻琦做出了选择:继续教书。

1930年初夏,国民政府试图修改教材,让清华学生接受军事管理。清华师生大规模抵制,前后两任校长都控制不了局面,只好离去。

对于新校长,清华师生提出五个要求:第一,无党派色彩;第二,知识渊博;第三,威望高;第四,人格高尚;第五,实实在在发展清华。国民政府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合适,那就是梅贻琦。

在任职演讲上,梅贻琦继蔡元培之思,发表了那段著名讲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此一言,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两座基石,一是发展学术,二是教育人才。

他的一生,就此与清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任清华教务主任时,梅贻琦延聘教授。他将陈寅恪的名字提交给校长曹云祥,曹云祥皱眉问:“陈寅恪连个文凭都没有啊?”梅贻琦却说:“虽然没有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随后,陈寅恪以布衣之身成为国学院导师,引一时轰动。

华罗庚震动数学界时,才20岁。熊庆来找到梅贻琦问:“论文你看了吗,这是个人才。”梅贻琦便说:“那就让他来清华。”熊说:“可他只有初中文凭。”梅贻琦说:“你不用管,上面如有过问,我来对付。”随后,华罗庚破格被清华录取,又绕过讲师、副教授,直升为教授。

在梅贻琦的奔走下,闻一多、朱自清、叶企孙、陈省身等人纷纷进入清华。清华由此成为一个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学府。梅贻琦无为而治,教授开会,他端茶倒水,教授问他意见,他说“我从众”。学校管理上,他给师生充足的发言权。陈寅恪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当时,庚款基金非常雄厚,梅贻琦却节衣缩食。上任不久,就辞退了司机、厨子。他说:“这些钱应该拿来买图书、器材,给教授们提高待遇。”

后来到西南联大,更是省吃俭用。有一次,弟弟梅贻宝登门,发现其子梅祖彦脸颊都贴在书上了,便问:“怎么不戴眼镜?”梅祖彦拉开抽屉,梅贻宝一看,眼镜上竟缠满棉线,镜片涂满胶水。梅贻宝当即落泪。当时,教育部发给联大一笔补助金,梅家孩子按理可取,梅贻琦却让出名额,给了更困难的学生,带自家人吃白饭拌辣椒。

解放后,为了避免庚款被动,梅贻琦去了美国,在极其简陋的办公室中管理庚款基金,为自己定薪300元。国民政府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被他坚决拒绝。生计所迫,他夫人只能去工厂打工。

1962年,梅贻琦病逝于台湾。床下有一紧锁皮箱,夫人韩咏华说:“这么多年,他从北平带到昆明,从大陆带到美国,不知装的什么。”打开一看,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17年间的数目,一笔又一笔,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梅贻琦死时,连住院费和丧葬费都是靠师生捐赠。17年时光,他尽心尽力,为让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学府而精耕细作。所以有人说:“先生粹然君子,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02

1937年,北平沦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奔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一位滞留北平名叫邓以哲的教授叮嘱年轻的儿子:“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力图报国!”

这个年轻人,就是邓稼先。

西南联大条件之苦难以想象。修建校舍时,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来设计,两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梅贻琦当即否决:“联大没钱建这样的房子。”前后五稿,房子越改越简陋,最后只能搭建茅草屋。

昆明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以当时物价来推算,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昆明人都说:“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助教。”

联大操场

教授们个个破履烂衫,食不果腹。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昆明冬天异常寒冷,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晚上当被褥,白天裹身御寒。

华罗庚到联大,只能住农家牛棚,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吃饭时,下面牛粪熏天,睡觉时,牛在柱子上蹭痒,摇得一家人无法入眠。空袭时,华罗庚差点被炸死。闻一多听说了,就邀他同住。那时,闻一多靠卖书、卖衣、治印换钱。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竟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那些和邓稼先一样联大学子,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用心读书。

他们住着满是臭虫的茅草屋,每天吃着掺杂糠皮的粗饭,却始终求知若渴。图书馆虽只有两百个座位,却天天满员。去晚了,排队要大半天。经济学教授陈岱孙指定教材为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书只有五六本,宿舍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实在借不到,便用最粗劣的纸熬夜传抄,方便次日上课。

联大没有固定教室,亦无课桌,宿舍灯光黯淡,无法阅读。看书、写作都是在茶馆。一条龙翔街,一条凤翥街,密密麻麻全是茶馆。学生只需花几分钱点一杯茶,实在喝不起茶,就喝白开水,想坐到何时就坐到何时,茶馆也不会赶人。有人中途吃饭,临走前对老板说:“茶别收了,我还得回来。”

为了生存,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四处兼差。当编辑者有之,做家教者有之,会计、翻译、电影放映员有之。对于联大师生在外兼差的情况,昆明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若是梅贻琦校长下令封校三天,不准师生出来,昆明大到政府机关,小到民营企业、中小学校,恐怕全都无法正常运转。”

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只为读书。

联大教室

联大学子队伍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精英,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8位出自联大;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71人,学生近百人。

陈岱孙说:“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支撑了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1979年,一次核试验时,核弹直接摔在地上而并未出现蘑菇云。作为总负责人,邓稼先推开所有人,亲自去寻找碎片,查明原因。因为这次事故,他受到了严重的辐射,导致日后患上了直肠癌。

1986年,邓稼先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对身边人叮嘱道:“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03

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陈寅恪为中古所所长。

当时陈寅恪在南方建立起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但郭沫若提出:“研究历史,应该用马列。”陈寅恪听了,自然无法接受。

他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去南方说服恩师。汪篯见到老师,大谈局势。不料,话说到一半,陈寅恪勃然大怒:“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陈寅恪怒的不是学生的“教育口吻”,怒的,是学生撇弃了学术独立性,为此感到心痛。

拒绝北上的陈寅恪做出了选择:学术独立。

在助手帮助下著书

1937年,山河破碎,父亲陈三立绝食而去。宪兵队请陈寅恪做客,陈寅恪只好离京,去往联大。守孝期间,国愁、家恨一起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落。抵达联大时,右眼已经看不见了。

离开北平前,他托人送出的典籍在途中被毁,手稿也散失,往日心血都化为灰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在联大,他长期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导致左眼视力急剧下降。1940年,他借道香港赴英治病。结果香港沦陷,日方企图利诱他去大学教书,一袋袋面粉往他家里送。日军送一袋,他就搬出一袋,宁可饿死,也不摧眉折腰。得知他受困,狂儒刘文典奔走疾呼:“若先生出事,中华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经多方周旋,陈寅恪终于逃离香港。

因错过治疗,1944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治学却不能丢,不但不能丢,学术的自由,思想的独立,寸步不让!

1948年,国民党拉他去台湾,得知政府意欲控制学界,他拒绝登机。国民教育部部长向留住了陈寅恪的陈序经摊牌:“如果去香港,我们马上给他十万港元及新洋房。”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1958年,有人说陈寅恪是封建主义种族文化论者。陈寅恪当即请辞,不再教书,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为的就是告诉世人,何为风骨,何为气节。

“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写此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晚年

当时,他行动不便,双眼失明,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再口述由助手记录。1966年,一张张大字报贴满他的床头,他也没有为学术自由退让半步。知道他看不见,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每逢开批斗会,将高音喇叭吊在屋前屋后,或将小喇叭吊到他床前,要他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失明、瘫痪,依然不坠其志。

1969年,陈寅恪家徒四壁,难以进食,瘦得不成人形,终因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其一生,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他以书生骨气践行一生的这句话,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04

北大燕南园55号门前有尊铜像,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目光和蔼地望向远方。铜像下刻着老人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教书。”

这个老人,就是上文提到的陈岱孙。

陈岱孙出生于簪缨之家,智商超群。191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在上海考清华插班生时,曾去黄浦公园游玩,兴致勃勃来到门前,却发现大门上挂着牌子:华人不得入内。为此,陈岱孙倍感屈辱,从此发奋读书,誓要振兴中华。

回国后,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国育人。

先生年轻时,穿着十分讲究

1927年,他成为清华最年轻的院长,一心只想着为这个国家培育更多人才,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讲台上。他前后历经清华、西南联大、北大三校,讲学70年,把育人一事做到了极致:

第一,时间概念精准。每次上课,他提前两分钟到达。铃一响,他开始板书、讲课。讲完最后一个字时,下课铃就会响,一个字也不多。

第二,讲义准备充分。之所以能做到一个字也不多讲,就因为讲义做到了功夫深处。每一课讲完,都是一个章节,比教科书还要准确。学生都说,听陈先生讲课,只要认真记笔记,听完就是一本专著。先生一生著述极少,多半时间都花在了讲义上,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直到七八十岁,依然在改进。

第三,教书讲究实用。他讲《财经学》,论文命题就叫《假如我是财经部长》。一次学年考试,要求学生分析校外摆摊人、修鞋匠的经济成分,一切从实际出发,锻炼学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能力。

第四,治学无比严谨。经济学家平新乔于北大师从陈岱孙先生时,曾将论文初稿递给陈先生审阅。两个星期后,老人家批下来,平新乔接过一看,二十多页批注,一共七千字。第二遍,又批改了六页,第三遍才通过。平新乔感慨道:“看了陈老师的东西,才知道什么是威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此言放在先生身上,一点不假。他出身贵族,生活却极为简朴,素衣淡茶,一个手提箱用了半个世纪,住所里没有空调,出门都赶公交车,家具还是西南联大时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1995年,他个人工资只有860元。当初一位学生被“划右”,精神失常,找他救济。先生早不记得他了,但每月寄钱,一寄就是整整8年。

先生晚年,一身素衣

没有合适的对象,陈岱孙先生一生都未婚娶。他把灿烂的光热,全部都留给了三尺讲台,80岁还在给本科生上课,90岁高龄还在带博士。

遥想1937年,北平沦陷,校长梅贻琦让他去长沙接清华。开完校务会后,他连家都没回,一身长袍就奔上去长沙的路。在他心中,恐怕个人安危早就置之度外,想的只是如何为这个国家培育栋梁。

1997年,陈先生因病住院,在家门口从容登车时,亲人劝他换一件衣服,先生笑微微道:“不必了,过两天就回来。”27日,先生悄然辞世。

死前,先生喃喃念到:“这里是清华…”

05

1937年8月14日,日本空军直扑笕桥基地,想将我们一举瓦解。当时我国飞机靠国际援助,数量少,速度慢、驾驭难。侵略者们信心满满,势在必得。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首战日,日军被击落两架飞机,随即派出精锐。17日,空军六期学员阎海文不幸被炮弹击中,跳伞误入日本海军阵地。日本人将其团团围住时,阎海文以随身手枪反击包围他的日军,并高喊“中国无被俘空军!”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年仅21岁。

19日,三期学员沈崇诲,在攻击日本船舰时座基受损,无法返回空军基地。这时,日军旗舰“出云号”正指挥航队与中国空军激战。沈崇诲见此情景,在一瞬间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自杀袭击。

1911年,沈崇海出生于湖北,父亲是著名的大法官,上海高等法院院长,母亲来自书香门第,从小教他良善做人。入学之后,沈崇海表现出极高的天分,不但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体格十分强壮。

17岁那一年,他考入清华,成为足球和棒球队的运动代表。按理说,以他的家庭背景、学识修养,未来的人生一片光明。1932年,听说杭州开设航校,他放弃了一份好工作,冒着大雪,投身空军。

以身殉国时,沈崇海年仅27岁。赴死之时,他的心头只有当年拍摄毕业合照时发出的那句呼喊: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抗日时期,先后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其中以身殉国者,14人。

06

宫二说,“所谓的大时代,不过是一个选择。”

所谓人生,也不过是时代里的一个个选择罢了。就像陶杰在《杀鹌鹑的少女》里写的:“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凡人皆有一死,不过就是在死去前,在一个个选择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最终走完一生。粹然如梅贻琦,傲骨如陈寅恪,壮烈如沈崇海,高洁如陈岱孙,其实也不过是在生命日常里,做出了一个个选择。

电影《无问西东》中,梅贻琦找吴岭澜谈话。他问吴:“你文科这么好,为什么非要学实(理工)科呢?”吴岭澜说:“因为清华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学实科。我只知道,现在是该读书的年纪,把自己放在书本里,不管学的是什么,心就会踏实。”

梅贻琦听了,缓缓说道:“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

吴问:“什么是真实?”

梅说:“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而它,比踏实更重要。

电影结尾,张震问:“如果你们提前了解了所要面对的人生,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前来?看到的和听见的,时常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你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

诚然,世界是这么辽阔,但很多时候,人们又会觉得它是如此逼仄,逼仄到没有更多的路可以走。可转念一想,也许太多时候,我们都被外界的观念蒙蔽,被内心的尘埃束缚,没有去用心洞察何为真实。只是在盲目地选择做一件又一件让我们感到踏实的事。

世界很美,世道很难。太多时刻,我们不得已而沉沦,听不见本真呼唤的声音。《无问西东》讲了四个时代年轻人的故事,但它要告诉我们的,不止是青春,是生而为人就要面临的困惑。它想说:人在江湖虽身不由己,但千万不要丢掉那份珍贵的本真,那个为了一个选择不羞耻也不懊悔的本真。

人生很短,爱你真爱,行你真心,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