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不应被遗忘的中国校长

当威海卫的龙旗升起，不到24小时又被降下，23岁的张伯苓心中剧痛起来。

这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当时，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日本人占领了北洋水师的诞生地山东威海卫，为了参与瓜分中国，英国人又与日本协商要接管威海卫，并胁迫清廷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当时，已经在北洋水师服役四年的张伯苓，见证了这个历史性场面。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作为北洋水师通济舰舰员，护送清廷大员前往办理交接仪式，当天北洋水师先是取下飘扬在威海卫军港上的日本太阳旗，然后升起清朝的龙旗，第二天，他们又亲自降下清朝的龙旗，目睹英国士兵升起了自己的米字旗。

两天时间国旗三变，这种心中的剧痛，加上相对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的北洋水师官兵，步伐整齐、神采飞扬的英国士兵也让他心中震撼，这让从13岁就开始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岁开始进入北洋水师服役的张伯苓大受刺激，在经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重建后，原本还抱着一丝曙光的他突然彻底死心了，他觉得在当时：

海军救国，无望了。

后来，张伯苓回忆自己心路历程的转变时说：

“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于是，这位23岁的年轻海军转身脱下军服，毅然回到故乡天津，开始投身教育事业，日后，他将因为参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而享誉于中国亿万国人心中。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无数人都在思考中国何去何从、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选择了变法维新，孙中山则转向了革命的道路，鲁迅在后来也弃医从文，无数人在时代转型的巨浪中，都在思考着如何“救国”的命题，而张伯苓，选择的是“教育救国”，他说，“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这种思想的萌芽，与他的家庭出身也有一定关系。

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张伯苓先祖来自山东，由于经常往来于天津贩运货物，最终在此落户。当时，天津位处江淮流域与北京以及东北的交接要道，既是海运又是河运要道，城市日益繁盛，张氏先祖在此经商并发家致富，到了张伯苓的祖父张筱洲时，张筱洲决定弃商从儒，没想到却屡试不中，以致38岁时就疯癫而死；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受此影响，因此从小就对科举意兴阑珊，反而对骑马射箭、吹拉弹唱很感兴趣，在艺人表演兴盛的天津中，张久庵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名闻江湖，当时人称“琵琶张”。

爱好吹拉弹唱的张久庵无意经营家族事业，加上父亲早逝，因此张家家道日益中落，到了张伯苓出生时，父亲张久庵只能靠着教授乐器为生，妻子杨氏则要替人缝补衣服，才能勉强共同维持生计。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以乐器谋生的艰难，因此张久庵从张伯苓才五岁时，就异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张久庵不仅亲自传授张伯苓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重启发，贵实践”，经常跟张伯苓强调学习与生活的结合，这也影响了张伯苓后来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开始成长后，经常打抱不平，看到不平之事就非要上去，由于个子高大（成人后身高近一米九），他经常将人打伤，当受伤者父母上门告状时，父亲张久庵就向人赔礼道歉，但问清是非曲直后，张久庵却从不深责张伯苓，这位父亲的教育理念是：

“不可因此伤了他的这一点正义之气”。

但家中贫寒，张伯苓无奈只能进入一家刘姓富人开办的义塾中求学。义塾，又称义学，是专为家境贫困的子弟提供普及教育而设立的教育机构，晚清时期，当时仅仅天津城内，就有三十多所或官办或民办的义塾。

义塾虽好，但周边的人却经常鄙视这些因为家贫不得不入读义塾的学生，对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总是鼓励孩子说：“我小的时候还梳着小辫子，你爷爷就经常教导我说，人愈倒霉，愈应当勤剃头、勤打扮，总当洁净光滑，显示精神。”

祖父传下来的这句话，张伯苓也铭记一生：一个人越是在艰难处境，越应该振作精神，切切不可颓废下去。日后，张伯苓还将这句家训用来教育南开学校的学子们，以示要自强不息、精锐进取。

当时，天津由于四方辐辏、新锐思想影响渗透，因此张伯苓也对科举考试表现得意兴阑珊，加上家境贫寒，因此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时年仅13岁的张伯苓，转而考入了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轮船驾驶等近代知识，从此，他开始了接受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人生历程。

对于当初倡导开办北洋水师学堂，当时作为直隶总督和北洋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曾经说：“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这位开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驱尽管最终含恨而终，但却为中国注入了新型教育的空气。

对此，张伯苓起初也抱着“军事强国”的梦想发奋学习，他“在学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列在第一名”，但19岁那年（1894年），张伯苓开始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没想到当年甲午海战爆发，随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尽管再次重建，但1898年在山东威海卫的经历，还是深深刺激了这位年轻人，从此后，深感“军事强国”无望的他，转而决定退役，投身“教育强国”。

他退役从教的这一年，就幸运地遇到了后来的南开校父严修（号范孙）。

严范孙是光绪九年（1883年）的进士，曾经做过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侍郎，掌管过全国教育，是晚清民初教育改革的身体力行者。严范孙非常开明，决定聘请在北洋水师学堂受过西学教育的张伯苓，在自己的严氏家馆教授子弟西学。

为了维持生计，张伯苓则同时在严氏家馆、王氏家馆等私塾中任教，但这远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8岁的张伯苓毅然东渡日本，参观考察教育事业，张伯苓回国后，严范孙在与其深谈后，决定将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合并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并聘请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日后南开中学的前身。

从一位私塾先生，转型为现代学校校长，张伯苓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型。

1905年9月，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等改革派大臣的极力主张下，已经意识到风雨欲来的清廷最终决定宣布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在教育改革的利好刺激下，1907年，私立敬业中学堂在严范孙等士绅的资助下搬入天津城南的新校址，并更名为南开中学堂。

作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严范孙是南开学校创业之初的最重要捐助人和发起人，在严范孙的资助和主持募捐下，社会各界士绅名流纷纷对南开学校伸出援手，当时，邑绅郑菊如捐地十余亩作为南开学校办学之用，与严范孙作为同科举人、清末出任军机大臣、民国时还曾经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则捐赠2.6万两白银，另外，袁世凯也捐助了1万两白银，在各界名流的带头捐助和支持下，南开学校迅速发展，“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如果出国留学又耗资巨大，不是一般家境学生所能承受，为了培养人才，于是严范孙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基础上，考虑建立南开大学。

于是，严范孙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严范孙与其会合后，每天晚上两个人就一起碰面，然后严范孙听张伯苓讲授当天所学，严范孙则认真做笔记，一边共同探讨如何建立一所大学，1918年，严范孙与张伯苓从美国归来，开始正式筹办南开大学。

后来，在回忆与严范孙先生一起共同募捐筹建南开大学时，张伯苓说，他们到处“行乞”，有感于严范孙和张伯苓的信念，当时江苏督军李纯已经病危，还特地留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共50万元，遗嘱捐赠给筹办的南开大学，另外，袁世凯的家人捐赠10万元，士绅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张学良也认捐20万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捐赠25万元，在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下，南开大学最终在1919年9月顺利开学，首届入读学生中，就有因为家贫被免去学费的南开中学毕业生周恩来。

当时，天津作为北京的“后花园”，是北洋政府各界下野的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各类遗老遗少最喜欢聚集的地方，他们经常隐居在天津租界，影响着天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益于这些隐居的“寓公”，严范孙也利用自己的政界关系，经常和张伯苓一起出面游说他们共同出资捐助教育事业，因此 在南开大学创办过程中，曾经先后当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都曾经慷慨解囊，并且不设置交换条件，在南开系列学校创办史上，这些被后世称为“军阀”的教育事业赞助者，对南开系列学校的赞助高达150多万银元。

也因此， 在民国初年甚至很多公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先后出现财政困难时，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却能通过捐款收入等，在一开始就迅速打开局面，并因此扩充师资和教学设施，在硬件上迅速看齐当时草创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但对于这些捐助，有的青年学生却非常激进，并且要求张伯苓“不要军阀的臭钱”，张伯苓对此的回应颇有艺术，他说：

“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又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南开小学也正式成立，到了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在此期间，南开校父严范孙于1929年去世，张伯苓由此接过重担，开始独力承担南开系列学校的经营。

为了支撑学校运营，张伯苓在募捐之外，还进行自营业务，当时，南开的五大收入款项中，就有三项来自租息和学费等各种杂项开支，当时，南开学校收费昂贵，对此张伯苓坦承说：“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学校的策略是，尽管学费昂贵，但对于像周恩来等学生却学费全免，不仅如此，一生中一直都是靠着一份工资存活的张伯苓，还经常资助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回忆说：

周恩来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后又进入南开大学学习，但不久就因为在五四运动的风潮中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拘捕，周恩来出狱后，严范孙和张伯苓商量，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到欧洲留学，由此开启了周恩来的马列革命之路。

在张伯苓的邀请下，当时南开大学陆续邀请到了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等著名学者，由此在成立之初，就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教授队伍，当时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何廉后来回忆说：“20年代南开大学的教授生活是简朴、充实而繁忙的，在政府机构财政困难时，南开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这里的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我们衣着简朴，生活俭节而又心满意足。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备课工作极其繁重。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

为了强化南开学校的师资，张伯苓甚至将自己的弟弟张彭春也“驱赶上阵”，张彭春1915年从美国哥伦毕业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后，也被张伯苓邀请来到南开学校担任专门部主任兼代理校长，为了鼓励弟弟上进同时也提高南开学校的师资，1919年，张彭春再次赴美国哥伦毕业大学留学，并于1922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回国后，张彭春先是到了当时仍处于草创时期的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张彭春又被哥哥张伯苓“挖墙角”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教授。

对于自己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创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初衷，张伯苓早在1915年就曾经说：“试问海内视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说：“欲免为亡国之奴，请先克服自己。”

对于南开的学生，作为校长的张伯苓也严格要求，他特地请南开学校的校父严范孙，在天津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立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写着四十字格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四十个字，也被南开学子们称为四十字镜箴，在这种南开式的要求下，当时南开学校的学生们很讲究姿态和仪容与神气，甚至于说话，都有一套南开的口语，以致于南开学校的学生走到那里都鹤立鸡群，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南开的”。

不仅如此，张伯苓早在清末南开学校草创时，就要求当时还是“长袍马褂”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进入民国后，张伯苓更是要求南开系列学校各个年级，每个星期至少要有2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为了身体力行，张伯苓还经常跟学生们一起踢足球，并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介绍引入奥林匹克运动。

在张伯苓的倾心运营下，南开系列学校很快就树立了口碑，以致当时很多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例如袁世凯、段祺瑞、冯玉祥、梁启超、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等名人都将子女送到南开学校就读，到了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

“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到了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更是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七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对于南开学校的定位，张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对于南开学校毕业的学生，张伯苓则戏称为“南开货”：“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当时，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口碑很好，尤其是作为南开王牌专业的商科，“工对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南开的运营成果，在当时是显现于就业市场，而对于国家，用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南开学校的学生，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9位来自南开学校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毕业于南开学校的梅贻琦也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两任总理周总理和温总理，同样也是毕业于南开。

对此有人评价说，如果说蔡元培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是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作为私立大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市场化运营和培育人才的成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拓荒牛。

对于如何修身齐家，张伯苓曾经训诫自子女们说：“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意思是说自己与严范孙倾尽平生之力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乃是为国家和民族之作，而不是为一人一家一己私利，而他自己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训诫重点就是，以德留世，而不是以财传子孙。

张伯苓1951年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全部的遗产，仅仅只有七元钱，这是一位用生命，践行承诺的教育家。

后来，张伯苓的孙子张元龙总结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

在经历多年教育实践和总结后，1934年，张伯苓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指的是要求学生们“既有公德，又有能力”，以培养学生们“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对于“日新月异”，则是指要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

对于自己办学的初衷，1944年，张伯苓在总结自己办学四十周年时撰文回顾说：

“苓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民族五病（指愚、弱、贫、散、私）；其积极目的，为培养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到了1927年，随着国民军北伐的成功，北洋政府轰然倒台，随着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南京，南开系列学校来自政界的捐助出现锐减，由于仅靠自营业务无法维持学校运转，南开学校的财务也日益紧张，以致多位教授由于要求调薪不成，纷纷离开南开转投清华大学，在这种人才出走的促迫下，1930年12月，张伯苓最终到南京拜见了新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由此开启了他与蒋介石此后长达近二十年的私人交谊。

两人见面之后，蒋介石对张伯苓多年倾心教育的办学精神非常钦佩，并答应设法补助南开，此后，政府补助在南开大学捐款中所占比例从1919-1927年间的1.32%，迅速增加到1928-1935年间的31.45%，对于南开学校董事会担心南开会受到政府侵蚀影响的问题，张伯苓力排众议说：“怀疑政府，应是北洋政府以来知识界的一种心态……我们应当改变从来怀疑政府的心理，依赖他们，所以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

就在南开系列学校为财政危机苦苦挣扎时，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也步步加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校决定为所有家在东北、失去经济来源支撑的学生垫付学费，此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日益成为了天津学界抗日的中心，为了鼓励东北抗日运动，张伯苓还让人在学校主席台悬挂了一幅对联：

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

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当时，来自察哈尔、陕西、山东等12个省市和地区的运动员齐聚一场，河北省省长于学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中国官员以及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国家驻天津的领事也出席了运动会，没想到入场式开始后，正对主席台的四百多名南开学校的啦啦队队员，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然后又打出“收复失地”四个大字，现场观众都被南开学子的举动所震惊，继而报之以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不仅如此，南开学子们还在现场散发抗日传单，“观众们顿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捡阅传单。”

南开学子的爱国行为，也使得出席现场活动的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恼羞成怒，他当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则冷静地应对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事后，日本人怒而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无奈饬令南开对学生严加约束，张伯苓表面答应，但是背后却把现场组织的学生领袖找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却说“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竟然是“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当时，日本在天津南开学校附近的海光寺地区有大量驻军，面对日军近在咫尺的威胁，张伯苓却宁死不屈，就在1935年9月17日的开学典礼（时称始业式）上，张伯苓向学生们发出了灵魂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三句询问，南开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是！”“爱！”“愿意！”的震天呐喊。

面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军队，这位可爱的校长和可爱的学生们，回答是如此铿锵有力。

对张伯苓和南开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人，最终在1937年爆发。

“七七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28日至30日，日军出动大炮和飞机，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展开了狂轰乱炸，对于未炸毁的建筑，则泼汽油进行纵火焚烧，在这场浩劫中，南开系列学校几乎被夷为平地，张伯苓苦心经营几十年、一手创办起来的南开私立学校，纷纷化为瓦砾。

当时，南开师生大部分已转移南下，在听到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被日寇炸毁的消息后，张伯苓马上召集部分师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南开为抗日而牺牲，这也让蒋介石感慨不已，日寇轰炸开始后，蒋介石随后约见了张伯苓，并许诺他说：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南开大学先行迁徙到长沙，随后又迁到昆明，与清华、北大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则出任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

面对日寇的凶残，张伯苓的子女也挺身而出，此前，张伯苓与妻子王淑贞共生有四个儿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的第四子毅然弃学离家、投军报国，考入了笕桥中央航校第三期。

1934年12月27日，作为学生家长的张伯苓，应邀前往笕桥中央航校所在地杭州，参加了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在致辞中，张伯苓说：

“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岳飞）将军。岳氏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为了抗击日寇，1937年8月，作为中国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张锡祜，也给父亲写下了一封书信，张伯苓那里会想到，这竟然是儿子最后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锡祜告诉父亲张伯苓说：

“男等现已奉命出征，地点关系秘密性质，信扎之中不敢奉禀！……儿昨整理行装，发现大人于四川致儿之口谕，其中有‘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也不敢为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

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自能奉双亲于故乡以享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男锡祜 谨禀 二日晨”

写下这封信12天后，1937年8月14日，张锡祜在从江西奔赴上海淞沪前线、抗击日军的飞行中，因为驾驶的飞机不幸遭遇雷雨失事，最终殉难长空，牺牲时，他年仅27岁。

张锡祜最终用死，践行了父亲的教诲。儿子死讯传来后，张伯苓惊愕呆怔，没有哭，只是缓缓说了一句：

“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但他却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淑贞，此后一直到八年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才终于将儿子的死讯告诉了妻子，而张伯苓则一直将儿子张锡祜寄来的最后的那封信放在办公室，时时拿出来看了又看，一直到1951年张伯苓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看到了那封他一直珍藏在办公桌里的儿子的遗书。

此前，考虑到局势的发展，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创办了“私立南渝中学”，随后又接管了“自贡私立蜀光中学”，抗战爆发后，1938年，这两所学校被合并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当时，日军疯狂轰炸重庆，1938年5月6日、7日，就在日军大轰炸刚刚过去不久，重庆南开中学就如期召开了运动会，当时，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辞说：

“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尽管天津的南开系列学校尽为日本人所毁，但张伯苓却在抗战的大后方，在重庆南开中学开始了他的继续奋斗。

为了支持抗战，迁徙到大后方的南开学校学生，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支持着抗战，1941年，当时只有17岁的南开中学女生齐邦媛，就和众位南开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在大轰炸过后的废墟上，组织的千人大合唱，齐邦媛后来回忆说，在那场大合唱中，他们一起唱起了《八百壮士歌》（又名《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战死不退让，宁战死不投降！”

为了支持抗战，此前已经于1929年赴美国任教的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也选择了在危难之中回归祖国，并出任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抗战。

为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来自天津的张氏家族，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站到了第一线。

1945年，抗战胜利，但当时已经70岁的张伯苓却因为旧疾复发，不得不赴美国手术治疗，好不容易康复后他又不慎摔伤，一直到1946年年底他才回到了国内。1947年3月，张伯苓最终辗转回到天津，当时，整个天津火车站都被自发前来迎接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每一个人露出的欢欣鼓舞，是由衷而发的，并非恭迎如仪，奉命行事……等他老人家初现门首，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但内战的硝烟和暴涨的物价，困扰着南开学校的每一位师生，但是张伯苓却发表演讲安慰大家说：“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但当时正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很能理解这位老友的难处：“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非常不易）。”

1948年，张伯苓鉴于蒋介石的极力邀请，不得已出任考试院院长，对自己的故友他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就去跑吧。”

但国民党大势已去，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准备撤守台湾，极力邀请张伯苓跟随他一起前往，张伯苓最终婉拒了蒋的邀请，选择了留守大陆。

在北上天津前，1949年12月，张伯苓决定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献给国家，张伯苓当时指令教务主任刘兆吉编造详细清册，赴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献校。刘兆吉后来回忆说，他平时主管教务行政，对厚厚几本财务清册心里没底，就多说了一句：“这些账目是否真实，可不能出差错。”

话音未落，只见一生清廉的张伯苓非常愤怒，用激动的口吻说：

“兆吉！你以为校长也有贪污行为么？”

到了1950年9月，张伯苓最终辗转从重庆经北京抵达天津，但很快就有人对他说：“南开是人民的南开，跟你张伯苓没关系了。”

一个月后，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此前一天晚上，南开中学一位老师特地找到与张伯苓同住的三子张锡祚谈话，意思是让老校长不要去参加校庆。

但到了10月17日这一天，张伯苓还是照常穿上了雨衣，准备出门参加校庆，他对于时代的巨变还没有太多的敏感，张锡祚于是话中带话劝他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吧。”

张伯苓愣了一会，然后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

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南开学校，已经转型了。

他似乎与南开没有瓜葛了。

时间转眼到了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在焦虑中突然中风，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可以，意识仍清楚，身边的亲友知道这位76岁的老人大限已至，于是在痛苦中，推选跟随了老校长一辈子的黄钰生来为校长起草遗嘱，写遗嘱时，张伯苓的妻子王淑贞和三个儿子都在身边，遗嘱读完后，王淑贞问这位相伴一生的老伴说，“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还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

在这封遗嘱中，张伯苓通过黄钰生这样表述：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老人则一直坚持到了1951年2月23日，当天下午6时30分，张伯苓逝世。他的三子张锡祚回忆说，父亲张伯苓死后双目不瞑，看护他的护士随后用热毛巾给他揉摩双眼，说道：“安息吧！安息吧！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应该休息了！”

张伯苓这才闭上了双眼。

这位老校长死后，人们为他整理遗物，发现他全部的财产，一共只有七元钱。

而闻讯赶来的周总理，没能见到恩师的最后一面，在后来送上的花圈中，他这样写道：

“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几天后，蒋介石在台湾获悉了张伯苓的噩耗，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痛悼不已。”根据蒋经国的日记回忆，蒋介石在生命最后一天的1975年4月5日上午，还向蒋经国当面询问“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可见他对张伯苓的敬佩之深。

张伯苓去世后，黄钰生在悼词中这样怀念说：

“凡是亲炙过他的教训的人，像我们这些四十、五十、六十岁的人们，谁不敬仰而又亲爱我们的老师——四十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这（位）教育工作者、教育家、一代人师，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张伯苓先生

……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我们怀念，15年前，20年前，30年前，每到一处，青年们争先恐后，满坑满谷，去听他演讲，爱护青年而为青年所敬爱的那个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导师，张伯苓先生。”

老先生去世后，此后他的骨灰一直放置在儿子们家中，1986年，南开大学最终为张伯苓立起了一尊塑像，到了1989年，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的骨灰，最终被允许安葬于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校内的铜像之后。

再后来，张伯苓的孙子张元龙在回忆自己的爷爷时说：

“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历尽磨难，屡遭列强欺侮，几次亡国，但不亡种。百年来，辛亥、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一定有一种精神在支撑，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以为，那就是“士”的精神。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承民族精神，为挽救民族危亡毅然选择教育救国道路的壮举。这其中，严范孙、张伯苓就是中国‘士’的典型代表，并且，他们通过教育事业把这种精神传承至今。南开就是培养‘士’的学校，‘公能’校训就是‘士’的标准，南开精神就是‘士’的品格，南开学子就是‘士’的集合！”

这一番来自至亲的评价，也代表了无数人的心声。

那时，世界已是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