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华北变成29军独立王国

进退失据的29军如何翻身占平津

1935年5月，日本以两个清日的报馆社长被杀及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为借口，挑起了“河北事变”。最终事变以“何梅协定”的形式结束。在事变中，日本逼迫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撤出华北省，平津一带顿时沦入军力真空。

接着，日军又挑起了“张北事件”，而事件的主角，就是29军。日军借口29军士兵“侮辱外交官”，强令29军道歉，并一再提出更多侵略要求。交涉中，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被解职，副军长秦德纯代主席继续交涉，交涉的最终结局，以《秦土协定》的签订告一段落，在这份协定中，29军被迫从察哈尔边界后撤，将边境交由保安队维持，而国民党党务退出察哈尔省。

而在交涉过程中，代表国民政府的黄郛更透露出拟将29军调往南方“剿共”前线的意图。这让西北军余部整合而成29军诸将领更加感到前途渺茫。

但就在《秦土协定》签订的同一天，一个意外事件给了29军大翻盘的机会。

就在“秦土协定”成立当晚，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有匪徒百余人下车，于28日0时40分突将车站占据，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推汉奸白坚武为总司令。这群乌合之众胁迫停于丰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1时许抵达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时被击败，向通县方向溃退。

事实上，正如我们指出的，当《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央军退出河北，平津军力空虚。这时，在华北最高权力机构北平军分会担任委员的29军元老萧振瀛意识到这是第29军乘虚走出察哈尔，进驻北平，求得发展的好机会。于是，乘何应钦不在之际，萧振瀛以军分会委员的身份指出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向军分会紧急建议，先调第29军一部增防。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点头同意，萧即以电话通报29军军部，请派驻扎张家口的第37师火速向北平增援。不到十个小时，37师部队陆续到达清华园西直门一带，很快控制了北平城郊，并连夜入城。

29军乘虚进占平津。

宋哲元如何在日蒋间左右逢源

在造成这一既成事实后，宋哲元一面以日本人野心勃勃为由向南京政府施压，称“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一面他的对日态度突然发生急剧转变，摆出迎合日本的姿态。他声称对日提携合作，附和日本的各种权益要求，主动与日本进行了秘密联系。表示要捐弃前嫌，化敌为友。

蒋介石虽然也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又认为宋的思想正统，又有抗日战史的单纯军人，还不致于叛国投敌。于是他电召宋哲元前往成都会面。

宋哲元不敢去，7月7日，宋哲元给蒋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无奈之下，蒋介石还是决定，将华北大局交由宋哲元负责。

7月底，29军副军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庐山汇报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蒋介石指示说：“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第29军进驻北平已是既成事实，南京于8月28日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此时日本人也对二十九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一方面，《何梅协定》只是规定中央军退出河北，29军不是中央军，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宋哲元“一方面属于反蒋的系统，一方面又是热河抗日战争和察哈尔事件的当事人，是反日系统的突出人物。可是，随着帝国堂堂正正的主张和满洲国的日益发展，在自己的背后感到了寂寞，他正处于这样的立场，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建立打开局面的策略。而他在一觉察华北形势的变化，就不失时机地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收揽华北民心，企图扩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要求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由日本予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据日本参谋本部的史料披露，宋曾经有过发表自治宣言的表示，但最终采取的是拖延政策。

于是，宋哲元两头逢源，在日、蒋两方的夹缝中，冀察两省成为29军的独立王国。

宋哲元利用日本对蒋介石施压

那么，29军的根本态度是怎样的呢？

29军的核心智囊元老萧振瀛曾对秘书说：“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中央，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中央难堪，并可利用中央，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

而宋哲元留用的原东北军将领，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当时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1935年到了9月，日本大搞“华北自治运动”，日军资料明确记录，当时“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9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10月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土肥原以此方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其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宋哲元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查办殷汝耕，但宋哲元不以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碟，限宋哲元于11月30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一方面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北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时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殷汝耕等大小汉奸也趁势兴风作浪，联名致电宋哲元表示呼应。宋电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南京政府更为惊慌，唯恐华北当局铤而走险，背叛中央。

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透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阻，有所不能。”要蒋介石“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介石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以退为进，甩手不干，赴西山休息，说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取代原先的军委会华北军分会和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为华北最高军政首脑。宋哲元不失时机地利用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扩大了其对平津的控制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据何基沣、邓哲熙等回忆，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29军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则想用此委员会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日本人却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利用日本压南京政府成功，宋哲元真正建立了他和29军的独立王国。

宋哲元利用蒋介石对抗日本

现在，该轮到倚靠南京政府扛日本了。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鉴于“华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日本对其华北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总体上暂停了直接的军事侵略，转而采取“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即避免使用“自治”、“独立”的名义，而实质上使冀察当局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与日本进行“紧密”的“旧满华合作”，以造成对冀察的实质控制。“一面欲先由（南京）中央承诺增强所谓华北政权，一面先由交通经济人手，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相机进展。”

对于日本的图谋，宋哲元的对策是“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微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要求，宋哲元采取了表面亲善、虚于应付的手段，提出“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妥协”。“不说硬话”就是不和日本硬顶，日本说什么都不明说不行，“不做软事”，拖着不办事。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交由南京决定。

在此，宋哲元利用日蒋矛盾，在日本和南京政府间虚与委蛇，“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保证了日蒋夹缝间29军独立王国的存在和稳固。

宋哲元与萧振瀛决裂之因

29军从察哈尔边僻之地一举翻盘进占河北，建立了独立王国。实力大增之际，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日渐开始浮上台面。

最严重的，是宋哲元与萧振瀛之间的矛盾。

作为29军能够成立出力最多作用最大的元老和核心智囊，萧振瀛在29军的中地位足可与宋哲元匹敌。据秦德纯回忆：“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宋当然不能例外。”

手下不与自己一条心，有与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向匹敌的人是军阀的大忌，宋哲元与此也概莫能外。

双方的政见之争也越发激烈。据萧振瀛回忆，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壁、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诬蔑攻击。”

宋哲元的态度一天天转向亲日反蒋。

如果说萧振瀛是当事人，证词未必尽是事实的话，当时身在北平，以医术闻名而专为高层治病的日籍医师矢原谦吉也记载，宋哲元的心腹幕僚常小川、郑道儒等人也“屡于宋明轩前，讽其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

而萧振瀛作为29军的对外联络人，特别是与南京政府联络的第一中间人，是持坚定的“拥蒋抗日”态度的。

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宋萧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萧振瀛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一次萧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

次日，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则说：“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萧振瀛毫不犹豫以辞职抵制，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哲元没有马上撕破，而是退了一步：“何如是言，容再议。”

决裂的万幸：萧振瀛阻止宋哲元参与两广事变

真正形成考验的还是在1936年6月。

如之前的《重读抗战》所写，在明打着“反蒋抗日”口号闹出一出联日反蒋的两广军阀搞出“两广事变”，实则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与各地方实力派都有联系。宋哲元也不例外。

萧振瀛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可谓图穷匕见。

萧振瀛强烈反对，称“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里话说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萧振灜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

双方既然已经摊牌，合作也就无法维持，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

1936年6月17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但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前，还是办了一件对29军和宋哲元影响深远的事。

两广事变起，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商定后，由何其巩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通电中立。蒋介石接电报后电询萧振瀛，萧振瀛闻讯后安排阻止了韩复榘、两广的代表与宋哲元的会晤。阻止了宋哲元参与两广联日倒蒋的谋划。

随后萧振瀛不得不离开华北，随后出国考察。

内部分裂，驱逐了主张拥蒋抗日的萧振瀛后，宋哲元还明确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宋哲元在就职时发表书面谈话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在倾向上倒向亲日的去向更加明显，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下，29军迎来了七七事变。

与国民党各个地方实力派一样，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在纷乱局势中确保生存和发言权，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难题。宋哲元与深处西南边陲的龙云、刘湘等不同，处于日本侵华的第一线华北，而且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地位十分不稳。可以说，是日蒋矛盾将宋哲元推上了对日交涉前沿的位置。华北事变时宋哲元一改宣扬抗日的强硬态度，主政冀察，“这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争取生存和自保的行为，与日本的侵略阴谋无关”，他“只是想利用日蒋矛盾以自保”，当主政冀察，成为日本“现地交涉”的直接对象后，宋哲元在对日处置中仍然要面对日、蒋、己三角关系。

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宋哲元有两种制约，一是中央对日政策的制约，二是对地方实力派政策的制约。如此，使宋哲元的对日处置夹杂了内外两重因素，充满了复杂性，有时甚至扑朔迷离，一段时期内表现得相当暖昧，甚至有亲日的选择。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至长城抗战后日中关系之间战和不定的“暖昧不明”的特殊状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