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1934-35年的对日“亲善”政策

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做派为之一变，全面向日本示好。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

1934年末蒋介石与陈布雷合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将其发表于《外交评论》。在这篇旨在以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倭方之醒悟”的论文中，蒋介石劝告日本：从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着眼，中日辅车相依，只可携手，不应敌对；双方关系之恶化或战争之爆发，结果惟有中日两败俱伤，而苏联等第三国则乘机渔利。据此论点，该文还呼吁日本和中国共同改正错误，打开僵局。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提出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对此，国民政府方面由汪精卫出面，对广田的讲话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回应。

1935年1月29、30日，蒋介石打破惯例，主动约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和陆军武官铃木美通，商谈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在这之前，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也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举行了会谈，商讨打开中国僵局的办法。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坚持的对日不直接交涉政策在此打上了句号。

蒋介石于1月30日晚宴请中央负责人，席上，由汪精卫出示了一份关于对日外交方针的提案，“内容大致在不丧权之原则下，谋中日之亲善，以打开目前之难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等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中国“应有最低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及从基本上充实国力”。但深受蒋介石信任、被委以华北对日外交重任的黄郛竭力为日本解释，认为现在日方军政意见均已一致。

2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央日报》记者问时，也再次肯定广田演说“亦具诚意”，并呼吁：“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

在2月6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443次会议上，常务委员提议：根据蒋介石会晤日本人的谈话，今后应切实劝告停止抵制日货及反日团体的活动。对此提议，一些与会者“颇有不满”。辩论的结果，会议决定将此案移交国民党中常会拍板。在翌日的中常会上，仍然“颇有讨论”。但是，“以此事既经领袖方面（蒋汪）所允诺，一般中央委员对于日本之着着进迫实亦感无他法应付之今日，故亦不便作根本上之反对”。最后，中常会不仅通过了该案，还决定由中央分批召集各级党部指示办理停止检查日货及各种抗日组织活动的办法。

随之，2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中常会连续举行了几次省市党部负责人会议，汪精卫每次都到场演讲缓和对日运动的理由。当邵元冲在会上发表反对意见后，汪还为之“怫然”。

中日“亲善”到5月达到了髙潮。其标志是中日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5月27日，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的命令。

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称：“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这里所谓的“友邦”主要指日本，所谓的“睦邻”即指对日亲善。

一时间。对日“亲善”之风劲吹。对此中国民间、舆论、知识阶层都给予了极力反对和批评。

1935年3月，近百名教授联合发表《反对中日亲善通电》，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合唱的“中日亲善”论。

对于前面提到的蒋介石亲自撰写，借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尤其猛烈。鲁迅也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讥讽该文卖国：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来势汹涌的“中日亲善”和对此铺天盖地的批评背后，国民政府的初衷究竟为何，蒋介石真的想和日本“亲善”吗？虽然我们知道汪精卫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何在？

蒋介石的真正算盘是“对倭谅解，使其对俄”，当年张学良想不明白的事，蒋介石想明白了，作为东北三国志中最弱的一国，利用苏日矛盾让他们鬼打鬼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多年后披露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他的目的，亲自写《敌乎？友乎？》一文，推动“中日亲善”，就是为了“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即让日本相信，支持中国地方军阀，颠覆南京中央政府，“以华制华”，是一种无利可图的“谬见”；说中国政府有意引入欧美苏联势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牵制日本，这是一种污蔑，中国无此心；中日携手“以华制夷”，共同对付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

一旦能说服日本，蒋介石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实际上，在当时，“日本是虎，苏联是狼”才是国民政府领导层对日苏两大邻国的基本定位。

尽管蒋介石在中苏复交及长城抗战的特殊时期，曾一度有过“联苏制日”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新疆问题以及1935年苏联私售中东路予满洲国问题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苏复交前将日苏均视作中国外患的原点。

从这一原点出发，他的基本构想，是利用日苏矛盾使之相互牵制，达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寄希望于日苏开战，而使中国能以中立两边获益。一方面“藉苏制日”，暗中联络苏联，进行准备；另一方面，“藉日制苏”，1934年11月，蒋介石基于日本不消除对中国的疑虑就不敢发动对苏战争的判断，设想以中国的“对日谅解”来“促进倭俄冲突”。让日本消除后顾之忧以促进日本和苏联早日开战。而国民政府大规模推动“中日亲善”的目的正是为此。

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这个战略的“藉苏制日”，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命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对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会谈，向莫斯科传递了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

被军阀告密蒋介石出师不利

但蒋介石的计划一开始就被出卖了。

在之前的《重读抗战》专题中，我们提到过，1934年11月，就是蒋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就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

这让日本一下看穿了蒋介石推行“中日亲善”的底牌。

虽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应了国民政府的“善意”。1935年2月21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表示，对蒋氏转变对日态度不持疑问。3月2日，广田又称：日中关系确已好转，“如果放弃此天佑之赐，而不为中日之亲善，实为后世子孙担忧”。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诚意与努力，与各方面联络提携，以期早日举出亲善之实”。

但实质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对于1934-1935年蒋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们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搞的“亲善”实际是障眼法。

1935年1月8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

1月中旬，萧叔暄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

1月下旬，当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一文，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时。日本有吉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给予特别重视。日本国内的反应也与有吉相似。蒋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给了瞎子看。

3月，关东军不顾正在进行的中日“亲善”，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决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华北，要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渗透；对西南政权，要秘密予以物质援助，以使其能够对抗南京政府。

5月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

6月9日至27日，华北事变爆发，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

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

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

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面对“亲善”的国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脸人，宣告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张就被胡汉民出卖得濒临破产。

蒋介石被逼选择联苏抗日

蒋介石试图一边“以日制俄”，又想同时“以俄制日”，试图利用日俄两强在东北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国也有打相似的算盘。

对苏联来说，中国弱小，日本才是在远东真正的敌人，能让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对苏联来说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国和日本越早全面开战，并且使中国拥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苏联的最优局面。

对日本来说，渲染中共对国民党的威胁，让国民党将反共放在优先顺位并对日本产生依赖才是日本的最优局面，这样日本就有机会名正言顺消化东北。

但是，日本军部的独走，让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矛盾激化。从而让日本失去了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乘机拉拢蒋介石，推进中日对立直至开战，苏联的机会出现了。

华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主动出击，开始推进蒋廷黻访苏后一直停滞不前的中苏关系。

1935年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未及预约就访问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介绍察哈尔局势后，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渗透至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征询苏方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但鲍格莫洛夫一边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一边却又以国民政府迄今拒绝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拖延对贸易条约的回答为由，拒绝了孔的提议。

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核心症结在新疆问题，蒋介石暗中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之间主要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取得第一手根据。邓文仪回南京后，确于10月提交给中央一份促进转向联苏政策的报告。虽然邓的报告根本没有反应出苏联对新疆渗透的严重，但也恰好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减轻了对新疆的忧虑，从而在中国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9月下旬，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指出：“华北事件之结果，国民政府虽发表转向亲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党部蓝衣社残党之蠢动及军事分会之潜行的反满行动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导阻止中日提携。此事依据好多实证，已甚明了。”接着，它以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形体为据，强调：比起转向亲日来，国民党转向亲苏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证明“蒋介石有与苏俄结合受其援助，企图妨害帝国政策之证迹”。

“多田声明”意在打倒国民党政权。与此相反，此时，蒋介石通过从驻苏大使馆等途径获得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相关情报（特别是苏联和中共代表团的有关发言）判明：苏联已开始改变过去推翻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而转向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国一致抗日。这样，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认：在对待中国政权的态度上，苏联和日本已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日本由不否定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否定国民党政权；苏联则从一心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承认与支持国民党政权。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日苏两国的这一正相反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政府思考未来对外方针的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陈立夫秘访苏联泄密事件的发生。

军阀第二次告密未能阻止蒋介石联苏制日

何健的出卖没能阻止蒋介石

陈立夫在1977年发表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和1994年出版的《成败之鉴》中，披露了他1935年底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的秘密访苏，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的经过。

1935年底，陈立夫及张冲的访苏之行，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两人的护照均用化名，在前往德国的邮船上，唯一知道真情的只有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据陈自述：为避免暴露，即连程也不来往，只是利用船上电话联络；“船经香港、曼谷、比宁、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苏黎士运河、埃及、意大利而到法国马赛，中间要经过八个检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点名，我则乔装戴墨镜，但我的白发难以掩饰，此外，我则蛰居舱房，托词有病而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在旅程中，每到一处，等别的旅客都上了岸去游览了，我们俩才上去游览一下，匆匆游完尽早赶回”。到马赛下船后，陈等“悄然乘夜火车去柏林”，其后，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程天放在其1968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对这段过程作了大致相似的描述。他写道：“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

以上两段由不同的亲历者发表于不同时期的文字，说明：陈立夫的访苏之行是绝对保密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正当陈立夫在匈牙利等待访苏时机到来的时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他们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联发动战争”，故蒋令贺转告陈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

1936年3月19日，即陈在匈牙利等待入苏时机的紧要关头，上海的日系报纸《每日新闻》和《日日新闻》的晚刊，以独家新闻报道了国民政府要人赴苏密访及已缔结中苏密约的消息，日本同盟社亦发了电讯。

秘密是怎么泄露的？

在陈立夫衔命访苏之事，至少到1936年3月上旬止，日本对陈立夫的访苏之行还毫无察觉。

但1936年3月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全文如下：

“长沙致本官并转大臣电：

17日何键派顾问唐炳初向本官转告以下消息：

陈果夫最近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综合本人（何键）所获各方情报，陈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质，随形势发展，将来必给中日两国带来恶果，故以个人名义通报之…………（以下详细叙述陈立夫所负任务，从略）南京方面此际尚有众多难于轻易容认之点，陈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预测。然最近中苏之接近系不容忽视之事实。为东亚和平见，贵国政府须重视蒋介石之对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侧面。

另，本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对本情报源自何键事，望日方务必严守秘密。”

地方实力派又一次把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出卖给了日本人。

这个密报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错误：其一、把陈立夫说成了陈果夫；其二、把陈尚在苏联境外待命，说成是已抵达莫斯科。何键密告中的上述两个重大错误，特别是姓名上的一字之差，却使日方堕入了迷雾。得到何键的告密后，日方立即动用一切方面进行了核实。结果，不仅在莫斯科未见动静，在镇江还亲见陈果夫正作为江苏省主席忙于公务。最后，日方采取的措施，是暂由陆军武官室把17日何键密告的内容，部分而又笼统地透露给上海的日系报纸，通过报道，既试探中方的反映，又对中方发出一个模糊的警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上海日系报纸3月19日报道之来由。

日本人的计划成功了，陈立夫被迫放弃了访苏之行，但日本人又失败了，蒋介石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他们一直试图打击的对立面：联苏抗日。国民党召开五大，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正式从“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转向“对苏不惜联合”和“对日不惧应战”。

其实，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伸手打了笑脸人之前，日本当局一直担心中国联苏抗日，国民政府内部却是因新疆和中共等问题而充满着疑苏、反苏情绪。所以，国民政府除拒绝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对中苏贸易条约的谈判也一拖再拖。他们考虑的“在外交上设法”，当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的。而正是日军的武力，将国民政府完全推到联苏抗日的道路上。

对日方来说，要想真正有效地转变中国外交的方向，最根本的首先是改变日本自己的对华政策，靠行使武力只能适得其反。而真正获得胜利的，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