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娼妓产业的恩人市长和二十九军的缔造人：萧振瀛

来源：小羲讲历史

萧振瀛任天津市长时，他让娼妓产业合法化，提高了乐户地位，并谕令成立事务所，负责乐户和妓女申请营业执照和缴纳捐税事宜。他还下令废除四、五等乐户、妓女捐，一、二、三等乐户纳乐户捐（俗称门捐），天津娼妓产业界一直把萧振瀛称为”恩人”。萧振瀛也曾办过妓女感化院、习艺所，进院鼓女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学识字、女工和其他手艺。娼妓口中的恩人，何许人也，让我娓娓道来。

萧振瀛字仙阁，吉林省扶余县人，祖居长脊岭镇四马架村。家有土地近千响（响是东北地积名称，每均十五亩》，是扶余县有名财主。少时读私整，二十岁后与人合资经商，为人健淡，后遂来北京，靠自己财大气粗，一度活动意选众议员，未成，在此时期，萧结识了西北军高级军官门致中、石友三。门、石都是吉林人，与萧为同乡关系，于一九二四年推荐萧为临河设治局局长。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萧又拔任命为包临道道尹，在后方为冯筹资甚力，颇为冯债重。后冯发现萧振赢言大而夸，逐渐与之疏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宋哲元任陕西省主席，萧为宋部幕僚，后任命为西安市市长。

萧振瀛一开始只是宋哲元一般从属关系，后来萧为宋哲元扩军出了力，萧、宋关系才密切起来。

宋哲元原是西北军冯玉样的嫡系，宋任陕西省主席是冯的推荐，冯在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宋哲元手中兵力不多，实力不大。当时在晋南和宋相抗衡的是原西北军孙良诚部，宋和孙都想乘机扩充军队实力，西北军中有实力的张自忠师和赵登禹师就都成了宋、孙争取的对象。于是两方派员游说，积极拉搅，希望实力倒向自己，以便向当时驻在北京的张学良接洽收编，此时萧振瀛向宋自告奋勇，愿向张学良洽谈收编的专使。萧在到北京之前，先去找了张自忠，原来萧和张自忠也有较深的关系。早时石友三和张自忠有过不愉快，互有芥蒂，便托萧振瀛从中斡旋。由于萧的努力，张、石前嫌尽释，并结拜为兄弟，因此张自忠和萧也建立了进一步的友谊。此次当萧振瀛把宋哲元希望张学良收编一事向张自忠说明后，张自忠满口答应，拥宋哲元做军长，并答应和赵登禹采取一致行动。自有了这个底，便立即赶到北京。这时孙良诚也派人到达北京，向张学良进行请求收编的活动。萧先行下手，找到一个认识张学良侍卫长的人，名刘振洲（东北人，原是石友三好友，冀察政委会时，曾任北京税捐局局长），由刘介绍会见了张的侍卫长，并送了一份厚礼，请求让他先见张学良。厚礼很快起了作用，萧振瀛很快见到了张学良，张批准宋哲元负责改编驻防晋南的西北军为二十九军。到孙良诚的代表晋见张学良时，张委宋为军长的命已经下达。由于这件事办的好，宋哲元除委萧振瀛为二十九军军法处长外，还为萧在北京交道口买了一座住宅，作为酬谢。萧和宋的密切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宋哲元当时的人员装备只能建立两个师，张自忠是宋的主要支持者，当然是师长，另一师长的位子，本该给赵登禹，宋哲元也有此意。但张自忠力主由冯治安担任，为此张先说服了赵登禹。因冯、赵关系一向很好，赵欣然应允。冯治安原是宋哲元多年老部下，是宋的嫡系，出任师长，十分感激。这样二十九军就以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为三十七师师长，赵登禹部编成一个旅归冯节制。后来又拉刘汝明为暂编师。由于萧振瀛的控拢撮合，几个头头公议决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为第二把交椅，以下为冯治安、赵登禹、刘妆明，并按此编制扩大，按上列次序逐步提升。从此二十九军这几个实力人物合在一起，宋哲元的势力逐步做大，萧振缘在宋哲元面前也更红了。

二十九军内部可以说是团结了，但是很穷，有时连军饷都发出来放，于是萧振赢出主意说到南京找出路，并说他有路子能找孔祥熙。萧打探孔样熙生日宴客日期，就用宋哲元的名义给孔送了一份很重的礼品（据说贺礼值两万大洋）。孔见礼后极为高兴，从此萧便成了孔宅的座上客。孔在蒋介石面前时常为宋吹风，使蒋对宋的印象逐前好了起来，并增拨了一部分军费，但数目不多。萧在这时期积极与孔接近，据后来萧的副官王崇贤说∶萧振赢时常在南京各大饭店请客，宴请南京各路军政要员，得知蒋介石痛恨阎锡山，写了一封信托人转发蒋介石，大意是说∶阎锡山为人面慈心狠，野心很大，对西北军处处排挤，原有旧仇，现有新恨，西北军官兵处处受阎锡山排挤，现在阎锡山有在山西做大做强之势，宋哲元部现驻阳泉，临近阎军，愿为蒋监视阎锡山部。蒋看了这个信件，极为欢喜，当即传见萧振瀛，对他的意见表示满意，见后立即拨给二十九军五十万元，并答应每月增加军费。正在困难中的二十九军，有了这个军费来源，如鱼得水，立即扩充军队，购买军火，实力大大加强，宋哲元的地位抬高了，萧振癫为二十九军立了大功。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侵略军由热河进犯长城各要口。当时二十九军有一部分驻防喜峰口，日军从东北进入热河，如入无人之境，从未遇到抵抗，故此次向长城进犯，也是趾高气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旅长赵登禹率部分兵力突然袭击日敌兵营，日军万没想到二十九军竟敢进行夜袭，以事出意外，仓皇退却，死伤很多。喜峰口一役，二十九军大刀队大显威风，宋哲元被誉为抗日英堆并就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萧振赢是省政府委员，赵登禹升为师长。这时二十九军共有四个师，师长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

宋哲元在长城内外奋力抗击日军，随后发生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和日军的冲突，而这时的蒋介石不愿与日军对抗，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宋哲元与日军死战不退，让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大伤脑筋。何应钦为此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撤换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要求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汪精卫同意了何的建议，当年六月明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遗缺由该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取。宋哲元事前不知情，调令下达之后，蒋介石曾电邀宋哲元去南京相见，宋因对调令深怀不满，称病不去。据萧振赢后来对人说∶接到宋被免职的命令后，大家都很震惊，心想几年来辛苦经营，就是为了有个地盘，有地盘才能有权，有权才有一切。察哈尔丢了，再调离华北，一切就全落空了，正在犯愁的时候，出了个白坚武便衣队事件，让事情有了转机。

1935年6月27日晚8时，白坚武率领一支六十余人的日伪便衣队从天津乘车抵达北平丰台站。便衣队与早已被收买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铁甲车第六中队接洽，驾驶铁甲车于次日拂晓到达永定门外。北平城内的东交民巷，另有伪军首领石友三率便衣三千余人潜伏，一旦铁甲车叩门成功，便在城内配合占领各重要机关。铁甲车队见城门紧闭，城墙上布满军队，知事情已经败露，向城内放炮数发后弃车逃窜。此次日伪暴动，即为著名的“丰台事件”，也叫白坚武事件。

当时萧振瀛是北平军分会委员，利用平津空虚这一形势，立即向军分会建议，声称北平城防不固，应加强兵力，最好调二十九军东来。这时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在北平，军分会事务由参谋长鲍文樾负责，萧的建议得到他的同意。萧当即用电话通知二十九军军部（当时驻张家口），几小时后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部队就开到北平近郊，控制了整个北平市。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之后，日寇凶焰益涨。二十九军一开始为立足华北，先与日军妥协，于是萧振赢通过汉奸陈觉生结识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前有日军压力，后有二十九军坐镇北平，调离二十九军出华北的调令不了了之。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他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为常务委员兼天津市市长。萧终于得到了地盘，有了实权。

翼察政委会成立以后，首先张自忠就很不满，认为当初在阳泉时已有约定，现在二十九军有了新局面，宋哲元当然是首领，秦德纯、萧振赢抢先占了最肥缺北平、天津两个市长，而他只就任一个穷察哈尔，心中不平。特别对萧更为不满，二十九军取得冀察实权以后积极扩充实力，拟定每师编制为六个团，但在进行扩编时，张自忠以种种理由要他的师编九个团，冯治安、赵登禹、刘妆明三人，当时碍于情面，当面没有提出异议，而在下边找肖振瀛商量，让肖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据萧振瀛后来自己说，他也知道这样会得罪张自忠，于是先到宋哲元处请示，实际上张自忠并非宋的嫡系亲信，宋也不愿张自忠势力过大。当萧问他可否提出反对意见时，宋表示可以。肖有了这个底，便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四个师平等编制的意见，宋表示同意。会后张自忠大骂萧振瀛出卖朋友，从此萧、张之间隔阀加深。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因为两人意见不同，争吵起来，张还打了肖一记耳光，并要求宋哲元免去萧的天津市长职务，否则有萧无张，宋哲元本来对张有几分畏惧，这次张的态度强硬，同时萧在天津市长任内地方对他颇多贪污密报，加上萧为其母办寿大肆铺张，影响极坏，宋遂决定免去萧振赢的天津市市长职务，并答应送他出国游历，不久便离国出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