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教关系:沙皇政权为何能控制教会?
来源:揭秘文史真相
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政教之争,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的政教之争最为激烈,俄国作为东正教国家,也无法避免政教之争。
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从拜占庭帝国迎回东正教之后,政教之争就困扰着统治者和教会,与西欧不同,俄国教会基本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反而在沙皇专制加强的时候成了沙皇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变成了沙皇统治的精神支柱。
俄国政教关系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成为罗斯国教;分裂时期,教会为各地王公服务,承接对外关系;蒙古统治时期,教会初期为蒙古统治者服务,后期联合莫斯科大公等共同驱逐蒙古人的统治。
沙皇专制时期,教会成为沙皇专制的驯服工具和沙皇政府的附庸,东正教一度成为沙皇发动战争的幌子,依靠宗教统治被征服地区,镇压农民起义。受拜占庭帝国和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东正教主要依附于政权,少有独立时期。
一、独立国家准备时期:松散的政教关系
1.基辅罗斯时期:迎回东正教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他还下令基辅人在第聂伯河边接受洗礼,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罗斯受洗”。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废除了多神教信仰,多神教信仰的存在不利于大公的统治,因为这些多神教信仰大多是遵从万物有灵的思想,而且容易成为各地区首领控制民众的思想基础。此外,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继任者命令部下去北方传教,11世纪左右,基辅罗境内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东正教。
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东正教依附于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形成合作关系,成为君主统治的支柱,基辅罗斯在巩固政权之后也需要这样一股支撑力量。
二是因为东正教带来的教化作用,罗斯公国各地区的开化程度不同,但总体落后于文明先进的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所以弗拉基米尔大公必须要推动罗斯民众走上文明之路。
除了政治统治的需要,接受东正教也是罗斯王公、贵族与拜占庭长期经贸交往的结果,在贸易交往中,罗斯的封建统治阶级接触到了东正教,有的人甚至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东正教。
拉夫连季的《往年纪事》载有:”罗斯周围亲近的人中基督徒的数量增长了。”这些王公贵族的皈依选择显然会影响弗拉基米尔大公。
2.罗斯公国分裂时期:各为其主的教会
罗斯封建割据时期,中央大权旁落,各地诸侯势力壮大,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诸侯们纷纷建立教会,希望从宗教中谋得正统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教会无疑会为地方王公服务。
正如尼·米·尼科利斯基在《俄国教会史》中的记载:”主教们一方面要服从主教,是他给他们授予了职位;另一方面又要听命于当地的王公,主教职位候选人要由他们提出,主教会议只是加以确认而已。”由此可见,此时的教会与政府仍然保有政教合作关系。
大公在控制教会的同时,也为教会建立了很多修道院,授予大量地产和特权,目的就是拉拢教会,让教会忠心地为沙皇政府服务。
根据《往年纪事》记载,罗斯的第一个修道院出现于1037年,之后建立的众多修道院中以基辅的佩彻拉修道院最为著名,成为基辅罗斯的宗教中心。
大公为了扩展自己的声名,从雅罗斯拉夫大公开始就自封为修道院的庇护者,12世纪,大公安德烈·博哥留博斯基依靠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力量成了佩彻拉修道院的庇护者。
在各地大公的保护下,东正教教会地方崇拜的盛行,教会实力膨胀成为必然,A.德米特列夫的《教会与俄国专制思想》就对教会实力的增长有过记载:”每个修道院已是相当大的经济实体,有大量的土地和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
与西欧不同,各地教会实力的增长没有成为其独立于大公控制之外的基础,反而加强了政教合作。
3.蒙古西征时期:依附转为反对蒙古
蒙古西征为教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蒙古军队的冲击下,罗斯王公无力应战,很快就被征服,蒙古人于是在罗斯公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专制统治。
面对强大的蒙古统治者,教会在初期选择与蒙古人合作,蒙古人也意识到宗教对巩固这一地区统治的重要作用,就一改过去对教会的劫掠态度,转为宽容态度,所以政教再次走向合作,但更多是教会依附于强大的蒙古统治者。
蒙古统治时期,教会仍然获得了特权,约·苏·克雷维列夫的《宗教史》就记载了蒙古人免除了”修士大祭司、修道院长、神甫、修道士、唱诗僧和所有其他神职人员”的税。
由此可见,蒙古统治者和过去的罗斯王公一样都承认教会的特权地位,并有意与教会修好,起到安抚民众的作用。
但随着金帐汗国力量的衰落,教会开始支持莫斯科公国反对蒙古统治。教会在蒙古人统治时期,通过特权已经积攒了雄厚的财富,拥有大量地产,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教会的支持下,莫斯科公国吞并了其他公国,成为了东北罗斯的中心地区,莫斯科也因此成了宗教中心,对四面起到辐射作用。教会对莫斯科公国的支持主要通过动员民众的方式展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莫斯科大国与特维尔王公作战中显现出来的民众作用。
二、沙皇专制时期:教会依附政权
1.尼康改革与教会分裂
俄罗斯牧首尼康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公开要求教权高于皇权的人。1653年,尼康成为俄罗斯牧首,他所进行的礼仪改革获得了君主的支持,但是尼康对于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教会地位感到不满,因为此时的教会犹如听命于政府的机关,僧侣成了衷心的”官员”。
尼康在改革过程中,想方设法地扩大教会和自己的财产,公开提倡教权高于君权,这种胆大妄为的提法自然会引起君主的不满,因为俄国的政治环境毕竟不如西欧那样宽松。
除此之外,尼康还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沙皇出征时,他独揽大权,不仅如此,他还对沙皇十分不满,诺索夫的《苏联简史》记载:”哼,沙皇帮不了我的忙,我也不需要他帮忙,我对他只能嗤之以鼻。”
尼康在任职期间,不仅得罪了沙皇,也得罪了教会同仁,因为尼康性格暴躁,对下属冷酷无情,所以无法得到下属的支持,这些都是尼康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尼康的礼仪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招致了教会的分裂。首先,旧礼仪派中的教会下层神职人员反对尼康的改革内容。
其次,反教仪派的农民和平民也反对尼康改革的内容;最后,尼康的激进言论引起沙皇不满,遭到沙皇的打击,教会力量衰落。改革最终导致教会内部因改革内容不同而分裂,但是教会分裂却十分有利于沙皇加强对教会的控制。
2.教会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
自彼得一世以后,沙皇专制色彩越来越浓厚,教会地位也随之降低,成为沙皇统治的附庸机构。
教会成为附庸最直接的表现是教会人士频繁地赞扬沙皇,B.B.寄特林诺夫的《东正教为俄罗斯国家服务》中记载了主教对沙皇伊丽莎白的赞美”她好像太阳,常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而不失去光辉;她犹如航船,常为海浪激荡而不沉没······”
这种对沙皇进行大肆吹捧的事例可以找出很多,比如僧侣对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一世的赞美。僧侣们对沙皇的赞美表明政教关系与早先尼康所追求的教权高于皇权完全不同,教会已经成为沙皇的附庸,所行所思不得不以沙皇为前提。
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东正教完全受控于沙俄政权,直到十月革命时期才有所转变,俄国史学家将教会在沙皇专制时期的地位称为”宗教殖民现象”,以此显示政教关系。
三、总结
俄国的政教关系主要以政教合作为主线,期间偶尔会出现尼康改革这种不和谐的曲调,但并不影响君主对教会的控制。
沙皇政权能够做到控制教会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俄国东正教与拜占庭教会一脉相承,接受的是拜占庭君权高于教权的关系模型。
二是俄国在统一过程中,君权不断壮大,对教权形成压制作用;三是因为东正教是罗斯大公引进的,俄国是先有罗斯国家,而后才有东正教会的,所以效忠国家在民众心中有更深的根基。
俄国的政教关系以和谐为主,这种稳定的关系既有利于教会向民众传播文化,也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在此背景下,教会为国民提供精神信仰和寄托,国家为国民提供安全保障,两者共同而和谐的推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宗教史》
2.《俄国教会史》
3.《往年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