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奇葩的流放文化，曾把一口铜钟流放西伯利亚近300年

我们提到西伯利亚，除了冷之外，还会想到沙俄的流放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很不友好，但已深入人心。

1598年，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在登基之初就大声叫嚷着“不会处死任何人，只是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

186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途中，一位马车夫跟他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流放到西伯利亚，不要杀死他！”成了俄国人的口头禅。

沙俄将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16世纪，沙俄征服了失比尔汗国，攫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土地广袤，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

除了土地之外，西伯利亚有森林和草原，也有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近乎“金窖”般的存在，但绝大部分区域人迹罕至，开发难度较大。沙俄虽然是领土狂魔，但鞭长莫及，西伯利亚一直处于俄国中央治理体系中的边缘地带。

对于这样一块区域，沙俄给它安排一个工作–苦役流放.

流放具体起源于何时，已经说不清了。不过，有人说和一口铜钟有关。

1591年春，居住在乌格里奇的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猝死。德米特里才9岁，而且作为指定继承人，他的死亡自然让人怀疑。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她的家族认为，德米特里之死是摄政王鲍里斯·戈都诺夫所为。

从夺权的角度来看，戈都诺夫的确有觊觎王权而杀人的动力。于是，德米特里的家族便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煽动居民起来反抗。

这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沙俄中央政权的愤怒。戈都诺夫令军队进发乌格利奇，以镇压暴动，全城死亡200余人，并且逮捕了一批起义人员。

第二年春天，沙俄对这批人实行了审判，结果约100人遭鞭刑，而且鼻孔被撕破，还有部分蛊惑煽动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这还没有结束，有近70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乌格里奇城象征的教堂大钟也在劫难逃。戈都诺夫命人把铜钟卸下，用鞭子抽打它，还拔去了它的“舌头”，然后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这就是沙俄历史上著名的“铜钟流放”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891年，在一群俄国商人的请愿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才允许将这口铜钟运回乌格里奇城。至此，铜钟流放时间近300年。

沙皇之所以流放铜钟这样一个死物，就是告诉俄国人，不要不守秩序，随便发声，否则就让你无法发声，还要遭受流放之苦。

“铜钟流放”开启了西伯利亚流放之先河，以后越来越多的“犯人”流向西伯利亚。不过，沙皇的这种流放很多与垦殖有关，当时实行的就是“惩罚式的垦殖”政策。

1649年，沙俄通过并实施了农奴制度，规定死刑是最高刑罚，其次便是流放西伯利亚。

1760年，又颁布行政流放法，规定村社、寺院及贵族地主均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犯人”流放西伯利亚。

从法律上看，流放的对象只是底层农奴。不过，后来流放赋予了政治意义。比如，发动叛乱的射击军、农民战争和民族起义参加者、分裂派教徒，甚至落败的沙俄贵族都可以被流放。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便是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和对波兰革命者的流放。这个时期的流放对象涵盖了宫廷高官、教士、作家、学生和工人等，各行各业，只要有所涉及都会被流放。

持续几百年的流放使西伯利亚逐渐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苦役流放地，“把某人流放西伯利亚”也成为了俄国人司空见惯的话语。不过，西伯利亚流放的初衷本来是控制人的思想和自由，顺带开发西伯利亚，沙皇这两个目的一个都没有达到，反而制造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君主专制的统治被推翻，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也最终被废除，但流放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在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政府又继续实行流放。在冷战的社会背景下，在西伯利亚被流放关押的人数越来越多，到了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70万人。后来，一个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苏联作家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专门记述了自1917年起近四十年期间被流放囚犯的各种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