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勋劫持王士珍、江朝宗等同到清宫“奏请复辟”。黎拒绝附逆。宣告复辟和委派大批伪官的伪谕
六月三十日晚间，辫子军大帅张勋偕同复辟派陈宝琛、刘廷琛两人，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会议完毕，张勋若无其事地到江西会馆去赴彩觞。
同一时期，步军统领江朝宗接二连三地接到安定门和西直门守城部队打来的紧急电话，有大批辫子兵要叫开城门，应当怎样办？江吩咐他们暂时不得开城。他正想去向陆军总长王士珍请示，不料这个平日极有修养的北洋派元老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带着急促而低沉的声音告诉他：“复辟就在目前，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江建议立刻报告总统。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身，就有一辆汽车在门外停下，有人敲门走进来，手里拿着雷震春、张镇芳两个人的大名片，请他们即刻到“大帅”公馆商量要紧的事。正说着，近畿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都迈着慌乱的脚步走进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就被那个副官模样的人邀请他们一同到“大帅”公馆。话音未落，又有四个军官乘坐另外一部汽车到来，催促他们马上动身。这四位目瞪口呆的将军只好乖乖地跟着这一群来人上车。
汽车开到南池子“大帅”公馆，就看见屋前屋后都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辫子兵。四位将军身不由己地走进去，他们的侍卫人员都被阻于大门之外。走进了内室，看见张勋、万绳栻、雷震春、张镇芳几个人，还有辫子军吴、刘两个统领都坐在里面。张勋的脸色如同凶神恶煞一样，轻蔑地向江投了一眼，问他为什么不肯开城放城外的军队进城。江朝宗战栗地说：“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到时候不能开城。”张勋扫了王士珍一眼说：“聘老怎样办呢？”
王立刻命令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开放城门，于是辫子军就像潮水般涌进城来。
这个问题解决了，外面又有人跑进来报告，国务总理李经羲要见“大帅”。张勋摇手说：“没有工夫，不让他进来！”
接着，张勋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马上就要迎接皇上复位。有不赞成的，都不许走！”
没有人敢不赞成，也没有人开口说话。张勋就把王士珍、江朝宗等装进一辆汽车，并令吴炳湘、陈光远、李进才、刘廷琛、沈曾植、万绳栻等分乘汽车，一直驶进清宫停下来。此时已是七月一日破晓前三时左右。溥仪升了殿，张勋跪在前面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听不清楚的话，就站起身退了出来，其余的人跟着退出来。
上午四时，张勋指定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梁鼎芬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他自己的代表，一齐到公府逼迫黎元洪在已经拟好了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章。黎像木头人一样，既不动笔签名，也不开口说话。他轻蔑地瞥了王士珍一眼，王立刻低下头不敢拿正眼来望他。梁鼎芬说了许多利诱威胁的话。黎才开口说：“你是什么人，我不和你说话！”以后索性连眼睛都闭上了。
上午九时，张勋和康有为又由神武门到清宫，用“御玺”盖上一道一道的伪谕，由张勋副署发表。
第一道是宣告复辟的伪谕。伪谕说：“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灵涂炭，毅然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乃国体自改共和，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征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心；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嘉惠中国。……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誓言，遂置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准如所请，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与民更始。……所有应兴应革诸大端，条举于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政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二）皇室经费仍定为每年四百万元，不得增加；（三）凛遵祖制，亲贵不得干政；（四）融化满汉畛域，满蒙官缺已裁者不复，至通婚易姓等事，并着有司条议具奏；（五）凡与各国签订条约，已付债款合同，一律有效；（六）废止印花税；（七）废止新刑法，暂以宣统初年颁布现行刑律为准；（八）革除党派恶习，所有从前政治犯，悉予赦免；（九）臣民无论已否剪发，悉听其便。”
第二道是“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的伪谕。伪谕说：“黎元洪奏称，前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沥陈改建共和诸弊害，奏请复临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尤明大义，厥功甚伟，深孚朕心。着锡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
第三道是组织伪内阁的伪谕。其名单如下：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沈曾植为学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商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
第四道伪谕，派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
第五道伪谕，派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第六道是委派各省伪官的伪谕。其名单如下：张勋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冯国璋为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曹锟为直隶巡抚，齐耀琳为江苏巡抚，倪嗣冲为安徽巡抚，张怀芝为山东巡抚，阎锡山为山西巡抚，赵倜为河南巡抚，李纯为江西巡抚，杨善德为浙江巡抚，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王占元为湖北巡抚，陈炳焜为广东巡抚，谭浩明为广西巡抚，李厚基为福建巡抚，唐继尧为云南巡抚，刘显世为贵州巡抚，杨增新为新疆巡抚，张广建为甘肃巡抚，张作霖为奉天巡抚，孟恩远为吉林巡抚，许兰洲署理黑龙江巡抚，刘存厚为四川巡抚，陈树藩为陕西巡抚，姜桂题为热河都统，王丕焕署理绥远都统，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王廷祯为江北提督，卢永祥为江南提督，张敬尧为长江水师提督，龙济光为广东水师提督，陈光远为直隶提督，范国璋为浙江提督，吴光新为湖南提督，蔡成勋为福建提督，马安良为甘肃提督，马福祥为固原提督。
第七道伪谕，授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
第八道伪谕，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
第九道伪谕，锡封张勋为忠勇亲王。
第十道伪谕，锡封冯国璋、陆荣廷为一等公。
第十一道伪谕，康有为赏给头品顶戴。
第十二道伪谕，王士珍赏穿军衣。
第十三道伪谕，京畿军警赏洋十万元。
第十四道伪谕，派载涛为禁卫军司令。
第十五道伪谕，着各督抚每省派三人来京，议宪法、国会。
第十六道伪谕，派曹秉章赴津迎接太傅、大学士徐世昌来京。
第十七道伪谕，授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士。
第十八道伪谕，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吕海寰、邹嘉来、张英麟、铁良、吴郁生、冯煦、朱祖谋、胡建枢、安维峻、王宝田均授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第十九道伪谕，召郑孝胥、秦炳直、陈际唐、吴庆坻、赵启霖、华世奎、翁斌孙来京。
二
三个“一等公”和三个“总督”。复辟的幕后军师万绳栻
以上这些伪谕，分别于七月一日、二日、三日发布。对这些伪谕，可作如下的一些分析和说明。
（一）关于第一、第二两道伪谕中所提到的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等的“奏请”，都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文件。这些“奏章”是由张勋和一小撮复辟派捏造出来，用以虚张声势，欺骗人民的。随后黎、冯、陆等都有通电予以否认。黎的伪奏是由梁鼎芬代拟逼他签名盖章的，由于黎拒绝附逆，张勋等就冒名把它发表，作为复辟的一个根据。
（二）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册封”黎为“武义亲王”。这次张勋仅仅给以“一等公”，这是由于黎手无寸铁，不受张勋的重视。张勋所重视的是两个大实力派——北洋派的直系领袖冯国璋和南方的桂系首领陆荣廷。他冒用了冯、陆两人的名义“合词奏请复辟”，主观上认为这两个人是可以将错就错而不会出面否认的。他早就把这两个人引为是倾向复辟的“同道”，现在木已成舟，更不用说是不会起来反对的了；其次，除他自己立了“非常之功”，当然应该封“王”而外，全国封“一等公”的仅有黎、冯、陆三人；除他自己的“直隶总督”而外，全国被授为“总督”的只有冯、陆两人；名利地位是最现实的东西，他们总应该感到满足了。
（三）张勋对段祺瑞没有做任何安排。在他的心目中，段没有直接兵权，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四）洪宪时期，各省分别设立“上将军”“将军”为一省军事长官，大体上是根据前清的旧制，在有总督的省份设立“上将军”，有巡抚的省份设立“将军”。自民国成立以来，各省军事长官一律称为“都督”，地位一律平等，袁仍然根据前清的制度，而有高下之分，因此引起了某些军阀的不平。张勋认为袁最失策的地方就在于此。他在这次伪谕中对各省军事长官一律授为“巡抚”。其中只有三个总督，而这三个总督是大家已经公认了的特殊人物，不会引起不平。
（五）所授各省“巡抚”“都统”都是原任督军、都统。只有一个例外，“四川巡抚”不是戴戡而是刘存厚，因为刘存厚的实力比戴戡大。许兰洲逐去毕桂芳而自为黑龙江督军，王丕焕逐去蒋雁行而自为绥远都统，张勋承认这些既成事实，但在授职上加了“署理”两个字，以示微有区别。各省“提督”大体上是按照原来的驻防地安排的，但也有些例外，如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三个人的地点就都不是他们原来的防区。
（六）在这次授官伪谕中，张勋平日最推重的徐世昌、康有为两人都没有取得重要位置。这说明张勋实行复辟并不是对清室“孤忠耿耿”，而是利用溥仪作为一个傀儡工具，以造成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徐世昌、康有为之流只是他用以摆在伪朝廷的装饰品。当然，徐世昌老于世故，如果不是大权在手，同时复辟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他是不会轻于投入旋涡来做别人的装饰品的。因此他在天津采取了观望不前的态度。康有为的投机经验比较缺乏，怀着一股热烈的心情参加了这个赌局。他早已在上海埋头伏案地拟就了复辟后“实施宪政”的纲领和一切有关文件，迫切地希望在这次政变中施展其在戊戌政变时期没有能出头的“政治抱负”，但是张勋并不欢喜这一套。在大批伪谕中，关于政治问题，只轻描淡写地提到每省由督抚派遣三人来京商讨宪法、国会，此外全部都是关于权力地位的分配。因此，这个保皇党魁的满腔“热情”被一阵冷风吹散，并向人表示，张绍轩这个老粗，什么东西都不懂，复辟早晚必归失败。
（七）复辟的内幕主持者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绳栻的叔父在张勋幼年贫困时接济过他母子的生活费，这个关系就是万绳栻能够在张勋幕中成为唯一要角的原因。张勋耽于酒色，平日不大问事。自从徐州会议以来，万绳栻经常向张勋报告“复辟时期业已成熟”，关于进行复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几乎都是由这个“狗头军师”一手布置的。事后张勋自己也承认“上了万公雨的当”。复辟时期，万绳栻和胡嗣瑗是两个“内阁阁丞”。胡嗣瑗就是宗社党摆在冯国璋身边的一个奸细。事实上，复辟时期，一切大名鼎鼎的前清遗老、民国官僚都是张勋的装饰品，内幕中掌握大权的就是万绳栻。
三
张勋电劝各省响应复辟，黎避居日使馆区域
七月一日，张勋派辫子兵监视电局、车站及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中华门仍然改称为“大清门”。警察挨家挨户传呼悬挂龙旗。假辫发和红顶花翎又从旧货摊上摆设出来。京津火车中，从北京避难往天津的人非常拥挤。到夜晚六时，北京全城只有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一面五色国旗。
张勋向各省发出元电说：“……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总统违法之说，已为天下诟病之资，声誉既坠，威信亦失，强为拥护，终不自安。……纵欲别拣元良，一时亦难其选，选在南则北争，选在北则南争。……大清忠厚开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远迈汉唐。二祖七宗，以圣继圣，我圣祖仁皇帝圣神文武，冠绝古今，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不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祐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凡我同袍，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这个电报除由张勋领衔外，列名者还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军警长官十四人。这些人当然都是被张勋硬拉上去的。这个电报与宣告复辟的第一道伪谕，都出自康有为的手笔。这个电报荒谬绝伦是不用说的了，其中关于总统违法的一种说法，却狠狠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因为所谓违法是指解散国会而言，而解散国会正是出自张勋的威胁。如此着笔，正是供认他不久以前威胁黎解散国会，其目的在于打击黎的威信，而黎的威信既失，就不能安于其位，其结果只能采取复辟之一途。这本来是徐州会议早先预定的阴谋。阴谋家揭破自己的阴谋，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复辟本来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所以张勋认为发出这个电报，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团都会响应盟主的号召，遵用正朔，悬挂龙旗。根据张勋的估计，这些家伙无论对袁对段，对国会问题或者对外交问题，都无所用心，只要他们的权力地位有了保障，是不会不跟着盟主走的。
张勋对黎的反抗性估计不足。七月一日到二日上午，黎的对外活动并未完全受到限制。他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段举兵讨伐叛逆，派府秘书覃寿坤把命令送到天津去，同时在天津发出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七月二日下午，张勋才派人通告黎，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迁出公府。北京外交团知道这消息，当天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在荷兰公使馆举行会议，决定对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伪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意保护。因此，张勋就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出府，仅调换了公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的监视。
当公府调换卫队的时候，黎与留在公府的少数幕僚举行紧急会谈，决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冒险离开公府。他们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转移目标的方法，由公府侍从武官唐仲寅中将伪装为总统，乘坐总统的汽车出发，黎却扮作普通职员的模样，与秘书刘钟秀等乘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当黎到达法国医院时，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黎等一行只得转往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
七月三日，日本公使馆发表如下的通报：“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通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总统居所。黎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作政治活动。”
四
黎派密使传达复任段为国务总理的命令。段到马厂誓师。梁启超代段草檄讨伐张勋
黎的密使覃寿坤到了天津，找到了张国淦，张把黎的命令转达给段祺瑞。段看到这个命令，陡然沉下脸色来破口大骂：“他今天还能够算是总统！我今天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能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讨逆！”
张劝他平心静气点，不要意气用事。张说：“他今天当然还是总统。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接受总统的命令，就能够取得合法地位，行使合法职权。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何况，一方面取得北方数省军人的推戴，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西南数省军人的反对。西南数省仍然承认这个总统，这个总统的命令，他们是没有理由反对的。”
张的意见说动了段，果然他就按轨道办事，接见了黎的密使，接受了关于内阁总理的任命令。
根据当时的“情况”，北洋军既是全国最大的武力，段又是北洋派的领袖，他肯出面来讨伐叛逆，讨逆军事理当可以立即布置，顺利进行。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以前段用阴谋手腕促成这次复辟政变，为他自己创造重握政权的机会，但当事到临头之际，他又弄得手足茫无所措，没有一点把握找到一支军队来作为讨伐叛逆的基础。他派段芝贵去找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这两人都因段已失势而置之不理。段便决定到南京与冯国璋计划讨逆军事。当时又有人提醒他：“冯是个野心很大的人，此时还没有表明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如果冯是附和复辟的，此去就将成为他的政治俘虏。即使他反对复辟并且同意出兵讨伐叛逆，将来军事结束，这件‘再造共和’的‘伟大功勋’将归冯一人占有，冯将成为北洋派的唯一领袖。”这个意见，又使段决定终止南京之行。
关于如何着手组织讨逆军的问题，经过段派人物多方研究，后来才决定以驻马厂（天津以南）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坊（天津以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作为主要的策动对象，并与保定的曹锟密切联络。这些都是靠近北京的军队，用这些军队去打北京，是满有把握打垮北京的辫子军，并在短期内结束讨逆军事的。但是，新的困难又发生了：这些军队都不属于段派（皖系），而且实际上都是接近冯的直系军队，段不能以一纸命令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讨逆旗帜之下。
后来这些困难并不是采取光明磊落的手段，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手段克服了的。段用很多的金钱收买李长泰的老婆，通过她的关系，那个“忠实丈夫”才服服帖帖地愿意接受段的指挥。段又把冯玉祥找来，叫他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并以更多的权力许给曹锟。冯玉祥本是反对复辟的，曹锟为着个人的利害关系，也反对复辟，因此，这两路人马也都凑拢起来了。
段在外交上还取得日本的助力。日本方面曾派青木中将[8]为段策划军事，并垫付军费一百万元。此外，讨逆军必须以天津为其根据地，而根据《辛丑和约》，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采取军事行动，这对讨逆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一问题也是由日本公使在公使团会议上建议，在中国讨逆时期内，各国应从权允许中国军队有行车及运输之自由，才得到解决的。
一切准备好，段于七月二日晚九时偕同梁启超等行抵马厂。三日上午八时，第八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公举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同一天，段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派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以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傅良佐、曲同丰为参议，张志潭为秘书长，陶云鹤为副官长，曾毓隽为军需处长，刘崇杰为交涉处长，叶恭绰为交通处长，丁士源为军法处长，王克敏、吴鼎昌、吕调元等为顾问。
七月三日，段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电报说：“张勋假调停为名，阻兵京国，至昨夜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国体虽无极端之美恶，然既定后而屡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民国肇造，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观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翻云覆雨，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祺瑞自罢斥以后，本不复敢预闻国事。惟念辛亥建设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忍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
同一天，段发布了讨逆檄文。檄文说：“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是日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无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天厚其报，使继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受殊荣，即食旧臣之报。……张勋伪谕，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政事。……既久奉职于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所当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帝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乱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
以上两个文件，从纸面上就可以“听”得出是保皇党首领梁启超的声音。他首先有意识地虚构事实，硬说清室反对复辟，借以开脱他们的责任，并且一笔抹煞中国人民数十年来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推翻封建王朝的铁一般的事实，而把投降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人民、进行黑暗统治的清政府说成是“代有令辟，遗爱在民”，把清政府的灭亡说成是“洞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他对国体问题表示“无极端之美恶”，而他们之所以要维持共和国体，只是为了“既定后”不能“屡图变置”，只是为了害怕引起“友邦干涉”而“国运从兹而斩”。在这些讨逆文件的字里行间，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这些打着共和旗帜的讨逆者，正是忠于清室的“先朝旧臣”，其讨逆的动机，只是为了反对张勋“诬胁”清室和有害于清室的卤莽行为。在讨逆文件中，一再地强调保持“皇帝”的优待条件，“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使人们看不清他们站的是什么政治立场：究竟是“不忍视民国之覆亡”而进行讨逆呢，还是为了“感恩图报，爱人以德，救先朝之狼狈”而进行讨逆？
梁启超的文章曾被称为“笔端带有魅力”，但是这些讨逆文件并不带有什么“魅力”，而只能令人作呕。
在讨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因此，“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得出是北洋派领袖段祺瑞的声音。
以前讨伐洪宪帝制时期，梁启超曾为军务院以及岑春煊、陆荣廷等写文章，同时为表现自己，也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这次为段写文章，当然也不肯埋没他自己，他又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电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一望而知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这个通电发表，就有广西“名流”马君武打电报骂他说：“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尚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五
复辟政变中的两面派。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
七月二日，那个就职不到十天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化装为运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七月三日，程璧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后发表通电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视京师为其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这个电报的措词，也是非常使人惊异的。
由于南京和上海的实力派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浙江督军杨善德也于三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就在这一天，杨度、孙毓筠都有通电反对复辟。
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政变时期，既不表示反对复辟，又不表示赞成复辟，他们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张作霖假口“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甚至属于西南范围内的湖南，有人问及谭延闿的态度，谭回答了“滑稽”两个字。“滑稽”并不等于反对，而且北京发生复辟政变，并不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以上说明：这些军阀由于一时看不清复辟前途的“成”“败”，暂时不表示“可”“否”。显然是一种骑墙观望的态度。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七月二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因为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政务厅长秋桐豫要打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七月二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随即拨款五千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在东街义昌公司及城外云章公司定制大批龙旗。七月三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13]写了一道“谢恩折”，寡廉鲜耻地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到七月六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就把朱家宝赶走了。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延辉镇守使高凤城代理“吉林巡抚”。但到七月七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他接到伪谕后，“率同绥远道尹申保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但是很不幸，复辟失败得太快，北京政府因他附逆有据，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以上是表示态度过早因而出乖露丑的一类。
七月四日，冯、段发出联名豪电说：“……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
七月五日，段由马厂回到天津，在直隶省长公署处理讨逆军事，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
从这天起，关于复辟问题的风向开始明显，那些骑墙观望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有些曾签字于徐州会议记录同意复辟以及接受伪职、悬挂龙旗的北洋军阀，也都摇身一变，变成了“誓死拥护共和”的“英雄”。
七月六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的职权。同一天，冯、段联名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所有沪、杭、赣讨逆各军，均归倪节制指挥。
倪恬不知耻地解释他接受安徽巡抚和悬挂龙旗的理由，说他的防区和辫子军的防区接近，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他有临机应变的必要。
六
讨逆军占领廊坊。张勋请各国公使出面调停。讨逆军提出停战条件。张勋要求率领辫子军退回徐州
讨逆战事从七日开始到十二日结束，一共不到六天，中间还有四天的顿兵不进的时期。实际战争只有两次。
七月六日，西路讨逆军集中卢沟桥，东路由廊坊开进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陷于腹背受敌中。辫子军破坏丰台铁路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外交团根据辛丑条约，向伪外交部提出抗议（京津路行车不得中断），径派洋兵保护修路，并于七日在火车头上悬挂英国国旗，由洋兵保护恢复通车。很明显，京津路恢复通车，在客观上对讨逆军的军事有着很大的便利。
人们对辫子军当然表示憎恨，但对讨逆军也不表示同情。因为这次战争，双方都不站在正义的方面，只是一个骗局，一场丑恶不堪的迷藏戏。
在这次战争中，张勋采取了叫别人的军队打头阵而自己的军队留在后面督战的老一套战略。这个战略，只能在自己拥有强大机动部队的条件下才能采取，否则就有倒戈的危险。这一点张勋无暇顾及，因为他带五千辫子军到北京来，是用以威胁总统和国会的，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有战事发生。现在既然弄到如此地步，只得铤而走险。七日，张勋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应援，并派辫子军二营督后。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吴田两部兵士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师刘佩兰旅也都乘势动手，南苑飞机又飞往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掷炸弹，并在清宫乾清殿、中正殿投下两弹，打死了一个人、一条狗。这样，辫子军就豕突狼奔地向后逃跑，讨逆军东西两路轻而易举地在丰台会师，原来站在张勋阵线内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也在当天由南苑到丰台，与讨逆军会合。
逃回来的辫子军集结在永定门外，江朝宗下令关闭城门，不许败兵进城。张勋听了大怒，压迫江开城放进辫子军。
这就是第一次的讨逆战争。这次战争，在丰台阵地上双方只有一小部分前哨发生了为时不久的接触，从火车仍然能够安全通过丰台，就可以说明这种接触儿乎不能算是作战，主要关键在于后方的北京驻军倒戈相向，就使辫子军溃退入城而无招架之力。由此可见，段所谓北京军警在张勋的暴力下无力抵抗的说法也是骗人的，张勋在北京的暴力只有五千辫子军，而北京驻军却有四师以上，此外还有宪兵、警察和航空员兵的武装力量。当张勋在天津威胁总统解散国会的时候，如果北京军警表示了保卫民主和尊重法纪的严正态度，张勋不可能做北京城的“主人”，而他也就不敢来做北京城的“主人”了。只是由于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以及其他一些北京军警长官，一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权力，对张勋从不采取反抗的态度，因而助长了张勋的气焰，发动了复辟政变。
仅仅经过了一场小打，张勋的威风就大受挫折，复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来。张勋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请求他们实践诺言，赞助复辟，停止进攻。电报说：“前荷诸公莅徐会议，首由张志帅、赵周帅、倪丹帅、李培帅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故弟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主旨为言。弟之托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遽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消独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机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乃诸公意存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当然，这个电报是不会发生丝毫效力的。
八日上午，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攻进了朝阳门。这一局势带来北京城内发生巷战的严重危机，因此，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匆忙地跑去会张旅长，声明北京各城门已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接管，即请该军退出。张旅于正午退驻朝阳门外。原来张勋鉴于兵力单薄，将辫子军集结于天坛、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个地点，并责成步军统领派兵防守各城门。由于这一布置，八日上午北京城出现了一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驻守内城的辫子军仍然悬挂五爪黄龙旗，城外讨逆军挂的是五色旗，当中却有一个不挂旗的“中立区”，江朝宗仍用“九门提督”的伪职发出安民布告，但是既不称中华民国，又不称“大清帝国”，却在布告末尾标有两种不同的历日。
张勋鉴于局势严重，令伪外交部大臣梁敦彦央请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梁敦彦到日本公使馆的时候，还到黎的住所表示谢罪。
同时，讨逆军不拟进行攻城战争，据说为了保全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使这座古城遭受军事破坏，拟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但是，段所重视的并不是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城内驻有各国公使和外交人员。帝国主义各国正是要段避免采取军事行动的。
八日，段派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入城与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以下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军事人员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的问题。根据第三个条件，段所说的“罪在张勋一人”的话，也被他自己取消了。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将讨逆军条件转达伪外交部，并表示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张勋在军事压力外又加上外交压力，就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命梁敦彦向荷兰公使表达了这个愿望。
同一天，张勋、雷震春、张镇芳都向溥仪提出辞表。溥仪批准解除他们的伪职，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织内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行阁务。这当然也是张勋自拉自唱的一套戏法。
当天张勋又发表通电说：“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张勋闯了这场大祸，到兵临城下时，想以一走了事，把问题看得这样轻松，这也是从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那里学来的：以前袁的皇帝做不成，他就回转头来再做总统；张勋也正是因为包办复辟失败，就想退出北京，回到徐州做他原来的辫子军大帅。他把一切责任都卸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北洋派所推重的元老。他主观地认为：北洋军阀并不是真心反对复辟的，只是反对他所包办的复辟。如果换上徐世昌或者王士珍来“辅政”，可能反对复辟的人又转变而为赞成复辟的人。总之，不论维持“大清帝国”也好，恢复中华民国也好，都让徐世昌之流去干，他自己却仍然回到徐州，置身事外，以免身当其冲。
张勋一再打电报，一再派人到天津迎接徐到北京来“辅政”。显而易见，徐是不会在这样糟糕的局势下跳进火坑来的。但他有信给清室“内务府大臣”世续，表示其爱护清室的态度。信上说：“复辟一举，张绍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无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同时，张勋的一个老朋友，也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阮忠枢，曾函达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信上说：“绍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恳垂念二十余年师生之谊，故旧之情，为之设法保全生命财产。……”
七
复辟派化装逃出北京。讨逆军第二次进攻，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
从九日起，北京城被讨逆军和近畿军四面包围：第一师在安定门、广渠门、朝阳门外，第十三师在西直门外，第十一师之一部在永定门外，第三师、第十二师之一部在彰仪门外，第十一、十二两师之另一部在南苑。
复辟派纷纷逃出北京。七月九日，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东车站被捕。同日，张镇芳、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查获。只有那个号称文圣的康有为善于化装，仍然扮作乡下老农人模样，偷偷逃过了沿途军警的监视哨。事实上，正由于讨逆军将帅并未把逮捕复辟派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京津路沿线军警也并不认真追缉，甚至有捕获后而又释放了的。例如：伪邮传部右侍郎陈毅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掉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大家就嘻皮笑脸地把他放走了。这说明讨逆军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儿戏的态度，外国报纸称讨逆战争为一种武装儿戏，并非过甚其词。
十日，王士珍、江朝宗劝告张勋接受解除武装的条件，张勋却用几句歌谣式的言词作为回答：“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他在这天又发表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弃义、出卖朋友。电报说：“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端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段）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十一日，西报记者到南池子张宅会见了张勋。张勋的态度依然很镇静，他说复辟一举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的共同意见，冯国璋有亲笔信，段芝贵、徐树铮参加鼓动，段祺瑞不是不知内情。“我有他们的签名手折在此。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张勋在兵败被围的时候，还有恃无恐地拒绝讨逆军关于解除武装的条件，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城有外交团的关系，估计讨逆军存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不敢用炮火进攻；另一方面也由于讨逆军将领大多是复辟运动的同谋者，他们做贼心虚，不可能对他采取严厉的处置。因此，从九日到十一日，虽然通过外交团和王士珍等的多方努力，张勋仍然一口咬定要带辫子军回到徐州。
讨逆军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鉴于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断绝，便去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回答他们，讨逆军攻城战争以十二日上午四时至晚十二时为限，大炮只许实弹开放一发，此外只能放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十一日晚间，讨逆军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入城后继续向南河沿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等师由永定、庆安两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十二日拂晓，第三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三千人甫经接触，大部分就挂起五色旗来表示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接着，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之地。就在此时，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发出的一颗炮弹打中了张宅，引起一片火光，张勋在两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坐上汽车，逃往荷兰公使馆躲避。
这就是第二次的讨逆战争。辫子军在这次战争中被击死的不到一百人。在这次战争中，除军械外，还有剪掉了的辫子遗弃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