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的危机时刻

作者丨逆北、喵大大

01 石破天惊的弹劾案

公元1893年3月，对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说，注定是相当难熬的一个月。

因为就在这个月12号，京师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书弹劾张之洞的折子，送到了光绪皇帝面前。

在大清，弹劾一名封疆大吏是算不得稀罕事。像都察院这种机构，“专掌风宪，以整顿纲纪为职。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你做的事有害于国计民生，都能被弹劾。

有意思的是，这次站出来弹劾张之洞的人的身份是“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一名省部级高官站出来弹劾另一名省部级高官，朝野震动，张之洞的官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内容，主要四个方面：

1、怠慢政务，经常不听下属汇报工作，胡乱安排工作；

2、重要恶吏，点名批评一些昏庸钻营的官员名字；

3、滥耗钱财，以办理铁路、铁厂、开矿为名，到处勒捐；

4、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

对于爱面子的张香帅来说，这些指责有针对他自己做事风格的，有针对用人导向的，也有批评他搞大项目、大工程、乱收费的。这些事儿他可不愿过多披露，而现在，不但包括自己旧时好友在内的官员们议论纷纷，就连皇帝本人都直接表达了对自己的怀疑与不满。

徐致祥这次敢拍砖张之洞，必定有一定的“舆论基础”。

如果说怠慢政务、重用恶劣这两顶帽子是“普适性的”，那么在兴办实业上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绝对是戳中了张之洞的软肋。

朝野上下，张之洞在实业方面不计成本的“屠财”行为，早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就连后来的《清史稿》评价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就是说，他喜欢上马大项目大工程，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效益不佳。

以张之洞创办的最著名的汉阳铁厂为例，该厂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建厂之初的计划，预计可以年产铁六万吨；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就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然而直到1896年11月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只生产出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除了数量可怜，产品的品质也够资格上三一五晚会。铁厂运营中选址欠妥、技术长期滞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多了，路透社都知道。

但你以为搞大项目、大工程、多花点钱就是大罪过了？

图样图森破。张之洞和幕僚交谈时，也曾坦言自己办铁厂、架设电报线等为开风气，而非牟利。说白了，人家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在时代的前列，主动出工出力做试验。敢闯就要付出代价嘛，张之洞搞大项目成功了造福国家，失败了权当积累宝贵经验，他何罪之有。

况且，张之洞说的很明白，我不贪！只要搞工程项目的经费不往自己兜里塞，你告我去啊？

翻一番张之洞的履历其实很清楚，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 年）才外放担任山西巡抚，也就是说张之洞作为一名笔杆子长期在中央部委任职，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

人家李鸿章当年40多岁的时候，已经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了，而张之洞43岁时，还只是一个翰林院侍读的闲职。他能够混迹官场，说白了就是靠他的理学文化修养，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大清朝的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哪个人不会写文章？

作为一个笔杆子出身的官员，他更擅长的是舞文弄墨、揣摩上意，表态拍胸脯，真要真刀真枪去干事业，未必比他天天骂得李鸿章等洋务派好多少。

02 光绪帝的难题

徐致祥敢在此时站出来弹劾张之洞，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正义感爆棚，他的背后一定是一群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当高的大佬对张之洞心生不满。

身为皇帝的光绪心里清楚。

攻击张之洞的几条意见虚虚实实，有攻击个人作风问题的，也有攻击经济问题的，更有攻击他引发群体事件的。

张之洞没在基层干过，当领导脾气很大。自己不按时上下班，有时候几天不睡觉，有时候几个月不洗头不理发，有时候兴致来了半夜点外卖，动不动就要给差评，杖责下人……

诸如此类的作风问题很多，社会上多有流传。

这些其实在没事儿的时候都不算个什么事儿。杜月笙还说，人无癖好不能深交，张之洞这么多的臭毛病，反倒显得接地气，不是那种一本正经又一肚子坏水的人。

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击还在于张之洞大搞工程项目，开矿办厂，耗费巨大，觉得张之洞一定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对张之洞进行查办。

光绪皇帝接到这个折子也是心烦，张之洞毕竟是封疆大吏，朝廷里一伙儿人要借着皇帝之手收拾张之洞，他也觉得不好办。张之洞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在京城中是清流党的领袖，到了地方又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这样的要缺，还积极参与近代化的改革，怎么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撸官”的。

张之洞是谁的人？朝野都知道，张之洞真正的“导师”是慈禧太后。

当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才气逼人，有点出格，判为三甲之末。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他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大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

慈禧太后这一笔，直接为张之洞推开了封侯拜相的大门。张之洞也心知肚明自己是“太后”的人，从此对于慈禧太后感恩戴德，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后党”一边。

光绪帝敢轻易处置张之洞吗？万一处置不好，张之洞能掀起什么风浪谁到不好说。

这案子既不能交给徐致祥手里去办，也不能交给张之洞关系匪浅的李之藻、张之万等“清流党”大佬去办。思虑再三，光绪皇帝做了一个特别有水平的决定，把徐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分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让同样段位的两个封疆大吏去查张之洞的案子，刘坤一着重查张在湖广任上的事情，李瀚章着重查张在两广任上的事情。

张之洞处于三面围攻的境地，湖广总督的至暗时刻来了。

03 刘坤一的决定

光绪皇帝把张之洞的命运交到了刘坤一、李瀚章手里，同朝为官，他们到底会如何办这个案子？

他自己陈述对这件事的原则，光绪皇帝让他查张之洞，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毕竟是个“一把手”，军政大事系于一身，肯定没工夫亲自到武汉去调查张之洞。他只能派手底下的人作为代表，到湖北一趟，一来了解下基本情况，二来也算对朝廷布置的工作有个交代。

刘坤一给派去调查张之洞的下属定了个原则“公事只问是非”，具体的工程细节、经费花销不是他应该管的范畴，说白了只要张之洞面上情况过得去，刘坤一没打算为难他。

政敌攻击张之洞主要是好搞大工程、大项目、花销无度，搞项目本来就是为了出政绩，试问哪个封疆大吏不希望出成绩？哪个地方大员不去搞项目。如果人人揪着这点来兴师问罪，保不齐刘坤一自己也会被人扣帽子。

所以，刘坤一对此时的张之洞更多的是同朝为官，心心相惜：

煤、铁为中国开自有之利，立自强之基，无论如何，总应当办。香帅勇于任事，力为其难，若再从而苛求，实足寒任事者之心，以后国家事谁肯耽承？

张之洞搞的矿厂、钢铁厂对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幸亏有张之洞这样有担当的好官力排众议做事，如果再给他穿小鞋、打小报告，这无疑伤了勇于任事的干部的心，以后谁还愿意挺身而出搞改革？

两江总督的讲话水平就是高，把张之洞贪污腐败、渎职乱作为的问题，话锋一转变成了官场小人给勇于任事的好干部穿小鞋的问题，这个反转在情在理，不仅直指官场积弊，还给张之洞“高亮”显示了。

刘坤一私下对张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对朝廷的回复，“只就大处落墨”“若专就一事一物分析辨别，转授人以指摘之端。”看看，毕竟是混在官场最高层的人，连帮张之洞“过关”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刘坤一在拍胸脯，“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

于是，本来光绪皇帝是要刘坤一查办张之洞的，结果刘坤一处处体谅张之洞的为难之处，同为地方大员，处处维护张之洞，替张之洞遮风挡雨。

你说刘坤一在徇私枉法吧，他讲的也确实句句在理。为官一方要做事、要改革，肯定要得罪利益集团，揪住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搞工程到底是为了自己出政绩，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都可以说道说道。

张之洞至少不是个庸官，不是坐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天天开会、签字、念稿、出席活动，他确实是想有所作为。

但皇帝交代的案件总要有个结果，朝廷里一帮人铆足了劲儿要打倒张之洞，如果查办的结果是张之洞一点问题都没有，幕后那帮人面子上也挂不住。

张之洞同意承认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下属赵凤昌头上。赵在当时尚属无名小卒，又有谁会去多关注他的升降？而赵替领导承担罪责，因此反而备受香帅器重，调离湖北，另有重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就是在赵凤昌的撮合下达成的。）

04 张之洞

于是，整个事件有了戏剧化的反转。

本来徐致祥一伙人是要以“贪慕虚荣，大搞面子工程”的名义来攻击张之洞的，而经过有关部门的一番调查之后，张之洞只是在用人上有小瑕疵，而更加巩固了他作为改革先锋、洋务运动支柱之一的形象。

张之洞难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事还真不好说

梁启超跟张之洞有过节，维新变法之前两人走得很近，但当慈禧太后表明态度后，张之洞成了坚定的反对“戊戌变法”的一派。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点评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绝非流俗之辈。

其中，梁启超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

说来说去，梁启超也只是骂张之洞太好名了。

但李鸿章在世的时候，一门显贵（推荐一篇文章：丨李鸿章如何编织一张通天关系网？），而张之洞家族有什么呢？

张之洞的幕僚、晚清名士辜鸿铭曾说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在督鄂的18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

辛亥革命能在武汉爆发，乃至武汉在今时今日的地位，都与张之洞前期打下的基础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给了张之洞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张之洞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湖北需要的不是官，而是心怀天下的政治家。

参考文献：

1、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

2、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李礼《求变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5、许纪霖《安身立命》，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