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细说北伐前国民党的地域性

来源: 史坛典故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事实上，他从开始领导革命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其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而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为“湖南团体”；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则都是浙江人。

地域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冲突中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在辛亥武昌首义前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有八次在广东，另两次是广西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孙中山的战略是在广东发动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再挥师北上。由于为组织这十次起义而艰难筹集的人、财、物力全部用于孙中山的家乡（或接近广东），因而引起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的不满。特别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中以宋教仁、谭人凤为首的湖南成员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筹划在长江中下游组织武装起义。而此前章太炎、陶成章等原光复会成员甚至在同盟会内部发动两次“倒孙风潮”，最终自立门户，恢复光复会，分任正副会长。

民国成立后，原已出现裂痕的同盟会又联合几个小党，更名为国民党。虽然同盟会仍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1913年初，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但宋却在组阁前遭袁世凯暗杀。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1914年，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归结为党内意见分歧，意志不能集中。为此，孙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要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这引起黄兴等人的不满，拒绝加入，从此同盟会彻底分裂。而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多为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原兴中会成员。这其中却有一位非粤籍重要人物，即蒋介石的盟兄、浙江人陈其美，为孙中山所倚重。

陈其美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但从未加入过光复会，1910年在陈其美的引见下，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拜谒孙中山。陈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矛盾重重，而陶又反对孙中山。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孙中山致友人信中曾提到“陶成章之罪不容诛”。民国成立初，陈其美命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1916年陈又遭袁世凯暗杀。陈死后，蒋介石才正式投入孙中山阵营，他在多年后的日记中还记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但蒋在投奔孙中山的8年间，前后辞职14次，甚至在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因不满孙中山对其不够信任而辞职，并致信称：“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测。”

事实上，孙中山在世时，对蒋介石的信任远不如对其他粤籍党人。在孙中山的基本干部中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例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使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蒋介石在投奔孙中山不久，曾在日记中写道：“遵中师（孙中山）之规模，争二陈（其美、炯明）之精神，学胡（汉民）汪（精卫）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也。”此时，在蒋的心目中，除陈其美外，能“担当国家责任”者也都是广东人。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强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文献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全文如下……”但在国民党二大上，并没有见到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他省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大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这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

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

这也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形成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现出来。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在粤籍领袖看来，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事业发展的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果夫及陈立夫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一直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并将所部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此前是梁鸿楷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尚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第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该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虽说人们常常把粤、桂两省统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

1926年，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关于中山舰事件，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其成因和影响，这自然不错。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中山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道：“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角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来加以调整。”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人，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例如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同乡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而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会上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有同样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组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对蒋介石的举动表示出强烈的愤慨。据张国焘回忆：“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此时的蒋介石所以能够成功，苏俄顾问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鲍罗廷为了保持蒋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但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的合作要求，还下令“拿办吴铁城”（广东中山人，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兼任十七师师长），并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又借口“闻外人言梯云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随后，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被免职。上述这些人都是广东人。迫于形势，隐居广州的汪精卫和受鲍罗廷打击的胡汉民同时悄然离穗。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此时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广州的形势称：“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37]尽管鲍罗廷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之争为出发点的，并划分出一个中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鲍罗廷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原来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三人被迫离开广东。从此，广州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北伐之初，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李福林的第五军一兵未出。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一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颇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1926年7月，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国民党的势力由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原本主要依靠广东人的国民党不得不开放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此后，更多的非广东省籍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内以广东人为主的地域观念才开始逐步被外省人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