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48，国民政府的四次大裂变：另立中央成常态

文/周渝

年10月“换柱”风波发生后，国民党党内人心涣散日益严重。自“换柱”以来，不少外媒报道发出了国民党“分裂危机化”“分裂将亡党”等论调。回顾历史，国民政府从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组这短短23年间，发生过4次大分裂，随时都有反对派另立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现象司空见惯。

1.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

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以来，其组织与党员成分就相当复杂，尤其在孙中山宣布实行三大政策后，党内左、中、右派系日益明显。孙中山刚一逝世，党内右派团体就首次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时广东的局面正如《中国国民党史》所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在党内形成绝对权威，然而，孙中山忽视了对接班人的培养，尽管他拥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绝对权威的忽然丧失，国民党内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一时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领袖。”

孙中山北上前让胡汉民出任代理大元帅之职，但胡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孙中山，孙在世时，他可以理所当然的以助手身份暂时控制局面，孙中山一旦逝世，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马上受到挑战。胡汉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所以在孙中山病危时他就对廖仲恺等人说：“大元帅职权，兄弟实不当再行代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胡汉民改组政府的提议得到众人认同，但不久后即传来孙中山逝世消息，国逢大丧，改组之事也被谭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进行”为由搁置了。不久后，黄埔党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役中取得胜利，广州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最终经过商议，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开府典礼在广州第三公园举行，宣告正式成立。

2.宁汉对峙 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民党内日益分化严重的问题。即使是黄埔军校中，也有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学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学员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相互对立的学生团体。仅在政府改组一个月后，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也都被列为暗杀对象，蒋介石更是两次险遭刺杀。

“廖案”打破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国民党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蒋介石的迅速崛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血腥“清党”行动，即“四一二政变”。

对于国民党而言，“四一二政变”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在南京组建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典礼，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开始办公。此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犹在，南方的国民党阵营中却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这次两府对峙也成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坚决的“讨蒋”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会兴起轰轰烈烈的“讨蒋”风潮，武汉大街小巷更是贴满了“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等标语。宁汉分裂导致北伐暂时停止，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风，武汉政府于4月19日举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典礼。

与此同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也表明了武汉的汪精卫逐渐转向反共，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强烈要求“分共”，汪精卫最终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后，宁汉双方在各路实力派的斡旋下开始和谈，汉方对政府合并开出的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并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合并的条件皆已成熟，此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会谈。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也被否定，汪精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宁、汉、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重归统一，史称“宁汉合流”。

3.北平、广州相继另立中央

“宁汉分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反对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嫡系与杂牌，中央与地方之分，造成这种现象也并非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国民革命军本身就是一支有联军性质的部队。在北伐过程中，如冯玉祥、阎锡山这类改旗易帜的军阀部队名义上虽属国民革命军番号，但实际控制权依然在军阀手里。等到北伐成功，作为共同打击目标的北洋政府覆灭后，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就会表露无遗。具体的表现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

在被称为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终极角逐的中原大战期间，各路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中居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晋系实力派人物阎锡山。这次会议以“民主政治为标榜，宣称要在党内国内恢复民主制度，推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1930年9月1日，扩大会议公布《国民政府大纲》，宣布北平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于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然而，随着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北平国民政府”也就匆匆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

北方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南方的分裂又起。1931年5月27日，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齐集广州，宣布效法1917年孙中山在穗召开非常国会之例，“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这一次反蒋风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软禁后，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提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并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大大提高。蒋介石总揽大权，使胡蒋两派的矛盾公开化，各路反蒋派重新组合，国民党再度面临分裂。

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广州政府主席之职还是由蒋介石的老对手汪精卫担任。汪精卫就职后，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政府”，并在发布的《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中称，“与迷信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蒋中正及其个人独裁下之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本党所赋蒋氏之职权，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经不复存在”。6月12日，两广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出兵“北伐讨蒋”。眼看一场内战不可避免，但当时正陷于“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无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围堵控制事态，一面做出和平统一的姿态。宁粤双方就这样对峙相持了几个月，直到同年9月，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宁粤分裂的问题被推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蒋介石在此时率先发起和平攻势，号召双方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双方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一系列谈判后，还是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达成协议，并取消广州国民政府。

4.分裂“常客”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

1938年10月11日，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际，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了“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的发言，这等于向日方公开了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派之分歧，同时也放出求和信息。

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日，汪精卫又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这无疑是更为露骨的一次求和信号。日军对于汪精卫的态度非常重视，日方很快制定了诱降汪精卫，以汪代蒋的计划，汪精卫非常配合，成立汪伪政府很快被敲定。

从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卫的影子，但这一次汪精卫准备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显然已经跨越了底线。按照汪精卫的最初算盘，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西南军阀拥护其在川、滇地区建立亲日政权。但他在 1938年12月30日发出投敌“艳电”后，起初他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人纷纷发电声讨，“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汪精卫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图成了泡影，这意味着他只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权，而他与日方所谓的“谈判筹码”也就大打折扣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汪记“国民政府”。随着汪本人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伪政权也随之灰飞烟灭。他与他的伪“国民政府”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