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探秘：震惊世界的“文洛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情报活动虽然一直是存在的，但通常比较克制，这多半是由于恐惧，因为武力行动一般会招致残酷无情的报复，而这种局面因1939年11月发生的文洛事件而完全改变了。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那种文质彬彬，坐在咖啡馆里刺探情报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血腥和恐怖。

“黑色乐队”存在吗？

1939年9月初，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与英国驻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两名情报员—R·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和S·佩恩·贝斯特上尉取得了联系。费希尔声称自己是德国军队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代表，并询问英国人是否有兴趣会见一下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当时，史蒂文斯少校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荷兰海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贝斯特上尉长期住在荷兰，自己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算是情报活动的掩护，两人都是英国情报局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对德国的情报活动都由史蒂文斯统一负责。

英国人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为“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一直密谋推翻纳粹政权。史蒂文斯知道伦敦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费希尔与那些密谋者建立联系，进而协助他们组织推翻希特勒的政变，至少也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尽管如此，史蒂文斯仍然非常小心，因为英国新任情报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曾经特别关照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不可低估，以免落入圈套，孟席斯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奸计，不拒绝倾听意见。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了史蒂文斯，德国方面派出的代表即将到达，疑心重重的史蒂文斯决定还是先进行一番试探。他通过好友－荷兰情报局长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做出安排，由他们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代表进行审查，普拉斯谢派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来完成这一任务，克劳普在火车上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德国运输部队上尉舍梅尔。克劳普把他带到警察局，经过检查，发现证件和他所报的姓名相符，行李中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按照史蒂文斯指示将他释放。贝斯特亲自开着蓝色别克轿车把舍梅尔送到了约好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也是贝斯特的“大陆”贸易公司的办公地点，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双方开始了会谈。

但是，史蒂文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和同事贝斯特已经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弗兰茨·费希尔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他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特工人员，代号F479，而那个所谓的舍梅尔上尉其实是保安局情报处国外情报科科长、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沃尔特·施伦堡，整个行动是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了解英国人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并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英国人落入陷阱

这次欺骗行动由海德里希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精明强干的施伦堡为了执行这次任务，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的舍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为止。在阿姆斯特丹，史蒂文斯和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一直持续到天黑，最后搞出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恢复金本位制度等等。为了加强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信誓旦旦的请求，英国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德国人的诡计骗住了谨慎的英国人。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立即向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情况，后者也为取得的成果感到鼓舞，但还是警告史蒂文斯在他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之前，不要与德国人继续谈判，同时也提醒史蒂文斯“自己小心点”，提防德国人搞鬼。晚上，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贵客，他与施伦堡谈起了音乐，两人聊得十分开心。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好友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宣称他是“黑色乐队”领袖的得力助手。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快，英国人就像接纳施伦堡一样相信了他。克利尼斯于是进一步建议，他的上级（当然是一位将军）愿意飞到伦敦，与英国人举行最高层的会谈。信以为真的英国人于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吗，让他使用ON—4呼号，与英国情报局直接联系。

10月31日，贝斯特开着他的蓝色别克牌轿车把两名德国人送出荷兰边界，施伦堡和他的同伙随即消失在雨雾迷蒙中。几天之后，ON—4发来了消息：

将军愿意在11月9日飞往伦敦。孟席斯认为那可能是贝克将军本人，于是安排了一架皇家空军的安森式飞机预先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便将军可以从那里乘飞机前往伦敦，同时，孟席斯也指示史蒂文斯他们，为了预防万一，不要再到边界与德国人会谈，如果有问题，必须到海牙和阿姆斯特丹。11月7日，史蒂文斯和施伦堡最后敲定了行程计划，决定11月9日在荷德边界的巴克斯咖啡馆会面，然后前往丹麦乘飞机去英国。

深知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的施伦堡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的上司海德里希也同意了，准备把这个闹剧玩到底，看看会有什么收获。11月8日傍晚，施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还吃了一片安眠药，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而听筒那边传来的居然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声音。电话里的希姆莱勃然大怒，他声称，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纳粹老战士年会时，现场发生了爆炸，“好几名党内老同志被炸死，损失相当大”。希特勒是晚上20时7分来到啤酒馆的，活动主要是为了纪念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那次失败的叛乱，20时12分希特勒开始演讲，他猛烈抨击了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大约21时12分，他在属下的簇拥下提前离开会场，结果9时30分，一颗威力很大的炸弹爆炸了，当场炸死7名纳粹老战士，炸伤60多人。

希特勒为此大发雷霆，他认定是英国情报局策划并实施了此次暗杀行动，尽管并没有任何情报证实这一点，德国的报界也鼓噪起来，悬赏20万美元搜集暗　杀者的线索，而元首本人却突然决定，立刻实施报复，他对于施伦堡的使命本来就持保留态度，曾不止一次的暗示，这种事情太危险，应该取消，现在他命令取消行动计划，武力绑架这两名英国特务，并把他们押送到柏林。

既然元首已经做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只有立即执行。他找来能干的下属—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命令他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士兵前往荷兰配合施伦堡完成这一任务。冷酷的瑙约克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行家里手，保安局的暗杀、绑架等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出发了。11月9日一大早儿，施伦堡就起床了，他与匆匆赶来的瑙约克斯仔细商量了行动计划，然后一行人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了。下午2时左右，施伦堡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荷兰境内文洛镇的巴克斯咖啡馆。这是个很普通的边境咖啡馆，遮阳篷上装饰着带条纹的图案，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儿童游乐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在相邻不远处德国境内的一个隐蔽地点，瑙约克斯和他手下的党卫军士兵正在紧张地等待着施伦堡发出的信号。

大约2时8分左右，贝斯特的蓝色别克牌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缓缓驶来，他们可能也发现了气氛有些异常，有人从拐弯处探头探脑，于是立刻把车停了下来，这辆车里总共有4个人，贝斯特、史蒂文斯、司机和荷兰情报人员克劳普。观察了好一阵之后，他们觉得没什么动静，就把车慢慢地开到了转弯处，停在咖啡馆前面。就在这时，施伦堡看到时机成熟，向瑙约克斯发出了行动信号。

震惊世界的“文洛事件”

看到施伦堡以后，贝斯特等人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意外发生了，从德国那一侧的边界突然传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三辆梅塞德斯·奔驰小轿车撞断了边界上的界杆，径直朝咖啡馆冲来，车上满载着配备自动武器的党卫军士兵，一名党卫军士兵用冲锋枪扫射着据守边境哨所的不知所措的荷兰士兵，当场打倒了两个人，一辆奔驰车停下来挡住别克车的去路，这些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瑙约克斯和4名党卫军从另一辆车里跳出来，抓住了惊慌的英国人和他们的司机，瑙约克斯亲自给他们戴上了手铐，同车的荷兰特工人员克劳普这时却被忽视了，他手疾眼快地掏出了手枪，但是两支MP—38冲锋枪同时向他扫射过来，克劳普的身体几乎被打成两段。

瑙约克斯不能耽误时间，奔驰车没有调头，而是直接沿着大街向后倒车，党卫军从车内向周围漫无目的地扫射，几分钟之内，车辆已经回到了德国境内。这次行动完成得非常漂亮，英国情报局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特务—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迅速押到柏林，扔进了保安局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地下室里。希特勒对这次行动也十分满意，他在总理府接见了施伦堡、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行动的党卫军人员，并授予他们每人一枚铁十字勋章。

文洛事件给第三帝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两名掌握重要情报的英国情报人员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他们将在集中营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这就使得英国人在欧洲大陆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陷于瓦解，而“黑色乐队”那些本来准备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不得不小心起来，以防狡猾的盖世太保找到什么把柄。

另外，希特勒也把文洛事件作为一个借口，他指责荷兰政府已经违背了中立原则，正在协助英国进行针对德国的情报活动，6个月后，德军发动了对欧洲低地国家的入侵。文洛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战线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克制不复存在，使用武力成为家常便饭，情报战开始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