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作者：肖伊绯

众所周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是中国学术界耀眼的明星人物。1930年，正是其学术盛年，他在清华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成为清华文科的学科统帅与精神领袖。1932年的《清华文学院同学录》中，首页“评议会”成员集体照，俊朗挺拔的冯氏身居照片中央，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也倚身一侧，其锋芒形神大有盖过梅校长之势。1934年8月，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一时海内外学界好评如潮，风光无限；因该书被列入“清华丛书”专项出版，陈寅恪在此书审查报告中盛赞“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至此，冯友兰基本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哲学界中的领袖级学者地位。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三个月，这样一位以学术为志业的优秀学者，竟被捕入狱。这究竟又是为何？关于冯友兰被捕之事，北平的《世界日报》于1934年11月29日曾有过专题报道，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简要披露，颇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对报章的分析,来厘清其中的前后关系，据此推断背后的因由。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昨日被捕昨日下午已解往保定

【特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昨日下午一时，忽被保定行营派来之特务人员，会同平市公安局人员，在该校将其传去。记者闻息，当向该校及各方调查，兹分志各项详情于后：

【特务人员到校】昨日正午十二时许，保定行营派来之特务人员，会同公安局人员等共十余人，乘大汽车即停于该校大门口，下车后，即入校，声请见该校秘书长，当由该校秘书长沈履出见，略谈片刻，该人员等即称欲与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谈话。沈当时因不知有特殊事故，乃派人引该人员等赴文学院哲学系主任办公室，是时冯正在办公，当由冯亲自接见。

【冯态度极坦然】冯出见后，该人员等即对冯声称：谓奉保定行营命令，请冯有话商谈，并以某种嫌疑，请冯暂时离校。冯聆悉之下，态度极为坦然，并立即应允随该人员等离校，冯原拟即乘特务人员所乘之汽车启行，旋该校以过于拥挤，乃为冯另配一小汽车，由特务人员二三人伴同乘车入城，时约下午一时左右。

【昨下午赴保定】汽车入城后，并未多事耽搁，旋即开往西车站，复由特务人员，伴同冯氏登二时开行之平汉路南下车赴保。闻与冯同行者尚有前日在市立师范捕获之学生数人。

【冯去后之清华】冯离清华后，该校教授及学生等，因事出突兀，咸表示惊愕。该校校长梅贻琦，昨日适因公入城，故当时并未在校，事后始悉详情，乃分向关系方面探询究竟。该校工学院长顾毓琇等，并于昨日下午入城，赴公安局有所询问。但以系密令关系，虽辗转探询，亦无若何结果。并闻清华大学今日下午四时举行之校务会议例会，对此事或亦将提出讨论。

【冯之履历家庭】冯友兰，河南唐河人，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其间任文学院长二年），去年休假出国，历赴欧洲各国参观讲演，本年秋季始回国。十月六日，复返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最近并在各校讲演其在欧洲各国之印象。其著作有社会经济等书。至冯之家庭，即住在清华园教职员宿舍，有一子一女，其尚年幼云。

这则报道指明，冯友兰的被捕时间为1934年11月28日下午，被捕当天即被押往保定。所谓“保定行营”，是指由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年初，将原直系军阀曹锟在保定的督军署改编而成的军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地区事务上享有军政特权，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该处逮捕政治犯及参与学潮的学生，均可由特务人员越过普通司法程序加以处置。但冯友兰被捕的具体原因，或者说究竟有何嫌疑，这则报道以“密令”无法探询之故，也没有明言。

但堂堂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被秘密逮捕，又未给出任何公开的理由与实据，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在冯被捕后不久，24小时之内消息迅即传出，全国顿时哗然，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抗议。11月30日，《世界日报》“教育界”版面头条，刊发《冯友兰被捕原因，闻系共党指供》，终于对冯的被捕给出了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仍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看来是“保定行营”方面要自己找个台阶下了。该则报道全文如下：

冯友兰被捕原因闻系共党指供

如无重大嫌疑及证据即可保释教育界人分电各方为冯解说传梅贻琦定今日下午赴京

【特讯】清华大学，自该校文学院长冯友兰被捕后，该校教授，多甚系念，除已由该校当局，致电南京及南昌各要人，请予开释外，并有冯之友人，自平函电京、沪、保定各军政当局营救。据平市某方得南京来电，谓冯系保定所捕之共党所指供，如无重大嫌疑及证据，即可保释，某方昨已转达各关心冯氏者云。

【蒋梦麟等会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前晚被捕后，即解至保定行营讯办。该校校长梅贻琦，以冯平素行动极为谨慎，除从事教育及学术事业外，颇少与外界接近。自冯被捕后，即于昨日用电话约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平大校长徐诵明，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等教育界闻人，及该校各院长教授等，会商营救方法。交换意见结果，当决定先分由出席人员，分头探询冯被捕之真相，并联电蒋、汪及教长王世杰，军分会及保定行营为冯解说，请予恢复自由。校长梅贻琦，并拟于日内赴京，（一说梅今日下午即离平）分向关系方面呼吁云。

【该校公布消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被捕后，该校秘书处，昨公布消息一则，原文照录如下：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前午被保定行营派员会同平市公安局自校传讯，随解保定后，清华师生，咸表惊愕，该校当局，即一面派员赴平公安局探询情形，一面连电南京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部长王世杰，保定军委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钱大钧，教次兼国防会副秘书长钱昌照，请就近查询原委，并设法营救。昨（二十九日）并由平市文化学术界领袖，联名分电蒋委员长，行政院汪院长，声述冯之学术造诣，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平时讲学，素无不轨行动，祈求从速开释，以重学术，而维国际声誉。

应当在这则报道之后不久，冯友兰即获释，清华大学与北平各大学的联合营救行动取得了成效。《世界日报》12月3日有报道称，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于12月2日即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报告冯已平安返校。换言之，冯至迟于12月1日前后即获释。由此可见，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冯在被关押、审查两三日后，即刻被释放了。对于这一事件，鲁迅于当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也愤然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可想而知，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对国民党政府高压政治表现出强烈不满，社会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两年之后，1936年7月，该报又专访冯友兰，在这次专访中约略透露了他被捕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共党指控”，乃是因为其曾“演讲苏俄”之故。专访中提到，冯友兰“当民国二十三年暑假的时候，曾经到俄国去游历，秋季回国后，曾在平市大学演讲苏俄的情形，可是到冬季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某方面捕去，并且解到保定某军事机关，终因并无嫌疑，过了第二日便被释放回校了”。（详参：《世界日报》1936年7月13日）

原来，冯友兰是因为一次介绍苏俄观感的演讲而被捕的。那个导致冯被捕的“苏俄演讲”，其内容也曾公开发表于《世界日报》之上，刊载时间为1934年10月25日、26日。当时，由欧洲、苏俄考察归国的冯，在清华校内座谈会上畅谈国外见闻。他对国内颇感神秘，当局也严厉封锁的苏俄概况，为清华师生们做了一次专题演讲。在演讲中，除了对苏俄的个人农场、合作农场、公社、国营农场等相关制度介绍其个人观感之外，还对苏俄现行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共产主义标准，有简明扼要的评述。最后，冯得出结论说，“总之苏联是有一定的主义，一定的计划的。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以苏维埃社会制度，加上美国的工业化。如果他们能做得到，是可以成为世界一个新地方”。由于冯的演讲主题，是当时国内社会的敏感话题，加之对于苏俄的成就与未来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与支持，因之遭到了当局盘查与逮捕。

如今看来，冯友兰的演讲，完全是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身份，而不是政治家身份来评判苏俄社会制度及国家现状的，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犯嫌疑的。这是就制度论制度，就现状谈现状的一次学术演讲，演讲中丝毫没有鼓吹苏俄政治的内容，更没有宣扬共产主义等具体的政治倾向。因此，“保定行营”方面的特别行动，实在是有点过于敏感与滥用权力了。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安分守己”的冯友兰，虽然在被捕前后的具体言行中并没有共产主义的政治倾向，但其治学理念却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相关论点，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学术视野与价值取向。譬如，他在1935年9月发表的《秦汉历史哲学》中就曾提到，“在现在的世界中一切经济先进的民族，都成了‘城里人’，经济落后者都成了‘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都成了经济先进者的殖民地了”。接下来，更明确指出“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世界所有革命中之最基本者，有了工业革命，使别的建筑在旧经济基础上的诸制度也都全变了。有一个人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村靠城市’‘东方靠西方’，我觉得这话很对。东方没有工业革命，就变成‘乡下人’了。这是个基本意思。我们用这个基本意思来看历史，一切都可以看得通”。

此处，这“有一个人”即指马克思，这“基本意思”即指唯物史观；冯友兰的上述观点，显然承袭了《共产党宣言》的意旨。稍有区别的是，冯友兰当时从《共产党宣言》中读出的不是资产者的必然灭亡，而是落后国家的出路。又如，他在《秦汉历史哲学》中还提出，“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制度也一定跟着变化”；“一切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有某种经济制度，就有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有某种物质文明，就要有某种精神文明。

这都是一套的”。于此，其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之一斑，可以想见。

到1936年，冯友兰这种受历史唯物论影响的治学理念，更进一步拓延到中国社会运动及时代思潮上的比较研究中。在1936年完稿的《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一文中，阐述了他自己的“体用观”。当然，这种学术新思路与理念新路径的由来，并不是通过纸上推演、书斋研学凭空构想而来的，而是与此次欧游，尤其是考察苏俄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年因“演讲苏俄”突然被捕，又很快被释放的冯友兰，虽然还不至于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但毋庸置疑的是，其治学理念却因此开始了更为明确的转变。1936年11月，其著《中国哲学史补》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1934年11月6日，冯在燕京大学的专题讲演“我在欧洲的印象”中，就已经展露出了哲学史家的另一番思想锋芒。譬如他提出，“胡适之先生又常举出八股文、打屁股、缠足等为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的污点，这话也是不对的。看看欧洲的历史，再到欧洲的博物馆去走走，这类的东西，相似或相同，各国都有……这样来看，人在同时，即同一环境，同一制度之下，都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中外的分别”；并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根据经济状况而批评某民族的长进或不长进，也不能离开制度而抽象的批评某件事。”他为之慷慨陈辞，说“这次到欧洲走一走，觉得我所抱定的主张，更加事实上的证明，而更坚固，就是一切事都没有中外之分，只有古今的不同”。（详参：《世界日报》1936年11月7日、8日连载报道）

在冯友兰看来，他终生探寻与思索的中国哲学，不但要摸索出其源流与历史，还要指明其价值与意义。他总是思索并强调，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理应以现代人的理智来观照中国哲学思想的源流与发展；在这一历程中，我们的思想方法应当有辩证法，有唯物论思想，不应当非此即彼，东西方泾渭分明。或许，冯友兰从一位纯粹的学问家转变为思想家，又从一位专业的哲学家、哲学史家转变为“新儒家”，就正是此次欧游、访苏、讲苏及被捕之后，才悄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