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上海往事

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贺佳颖摄影。（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蔡元培一生中，陆陆续续约有十六年在上海留下身影。其历史阶段分别为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至同盟会成立前后、民国肇始、南京政府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这些时间节点下的上海，其时代浪涛可谓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置身其中，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由于蔡元培与鲁迅、林语堂、宋庆龄等人在上海接待英国作家萧伯纳，鲁迅逝世后蔡元培在鲁迅追悼会上致词留有照片，这期间他的活动众所周知。其实，更早些时蔡元培出现在上海的身影，其影响和意义同样不容小觑，比如蔡元培日后投身高等教育，业绩卓著，载入史册，其起点正是上海。

蔡元培

在上海投身高等教育

1901年夏天，已辞官回到故乡绍兴从事教育的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树屏之邀，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协助校务。显然蔡元培的教育之才受到刘树屏的激赏，这不，协助校务才一个月，他就又经刘树屏介绍，进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蔡元培在上海的这个起步，也被视为他投身高等教育的起点。

当时，代理公学总理的张元济呈请督办盛宣怀开设南洋公学特班，教授英文、政治、理财等科，以培养新式从政人才，择优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被委任特班总教习，负责学生学业。后来，蔡元培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戊戌政变后，他已经中举入仕，但“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既而来海上，主南洋公学特班讲席”。其间，他提醒学生：“中国国民处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己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可见“启发民智”是蔡元培从事教育的一个硬核原因。

特班学生中受蔡元培激赏的学生有邵力子、王世瀓、胡仁源、谢无量、殷洪亮、黄炎培、李叔同等。黄炎培后来回忆道：“开学之日，礼场诸师长中，有衣冠朴雅、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者一人，同学（奔）走相告，此为总教习，则吾师是也。”又说，特班“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这“吾师”说的正是蔡元培。

善待学生是蔡元培一以贯之的为师原则和为人风格，若干年后继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说过：“（蔡）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阳光）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想想也是，如果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蔡元培绝无可能在北大有如此气场，并留下那么多为人传颂的佳话。当然，这是后话。

蔡元培手迹

蔡元培为每名学生规定修学门类及应读书目，要求他们每天写笔记，并交给他批阅。所谓“训话”，就是和学生个别交谈，了解学生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他们对时事的感想。在此过程中，蔡元培的思想理念也影响着学生，使后者“得（蔡）先生之陶冶，益晓然于革命大义”。

除了倡言，蔡元培也积极投身于革命，这在当年的上海，既艰难又危险，如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即是一例。据亲历者蒋维乔回忆，斯时“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著手”。就是在这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蔡元培的身影出现了——蔡元培与叶翰、蒋智由、钟观光、林少泉、王季同、黄宗仰（乌目山僧）、汪允宗等人“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议既定，即驰函各地同志赴沪，开成立大会”（蒋维乔语）。会址就选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蔡元培被选为会长。这也是国内最早宣讲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团体。中国教育会还曾设想过办学，只是初时因会员少、经费缺，心有余而力不足作罢。而且那时的教育之途，也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风潮”，竟于无意间促成了中国教育会自办学校之举。

那是1902年11月，南洋公学五班意识保守落后的教习郭镇瀛，因平时钳制学生思想，严禁学生阅读新书新报，不准集会和议论时政，五班学生对之深恶痛绝。一天有学生故意将一只墨水瓶放在郭教习的座椅上，郭发现后大怒。随后校方应郭所请，开除学生伍正钧。五班为此大哗，见力争无效，于14日决定全班退学，并举行告别演说会。

五班行动引起全校的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要求总办汪凤瀛收回成命。此际，蔡元培曾对特班学生说：“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同学中对某一门（课）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能回乡办教育的也好。”

由于汪总办不愿收回成命，全校200余名学生决定全校退学。最后经校方引诱和家长威逼，尽管留住一些学生，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学校有人把这次学潮的“元凶”归咎到蔡元培身上——他平时向学生提倡民权思想的影响所致。蔡元培不畏流言，与学生共进退，毅然辞职离开南洋公学。

在张园激情演讲的身影

中国教育会及时伸出援手，于当年11月19日集议张园，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因当时教育会缺钱，蔡元培动身赶赴南京去借款。不料，他刚到码头，忽见家人匆匆赶来，泣告其长子阿根不幸去世。蔡元培惊闻噩耗，欲哭无泪。稍顷，他强忍丧子之痛，挥泪嘱托他人代办阿根丧事，然后毅然登轮。

“五日而议决。十日而功成”——爱国学社终于成立，并于这年年底在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校长）。他在开学祝词中说：“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他还聘吴稚晖任学监，聘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章太炎及蒋维乔、吴丹初、何海樵、何山渔等任教员，教员一般都尽义务讲学。其中蒋维乔更多担任的是校务助理。他后来曾回忆道：“余于壬寅之秋赴中国教育会，始与（蔡元培）先生相见。癸卯春，率妻子至海上，置妻于女学，置子于男学，而助（蔡元培）君理校务，亦以译著自给。”作为蔡元培的校务助理，蒋维乔充分领略到了后者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蔡元培）君之办学也，不规规乎普通科目，而注重精神，而又夙抱社会主义，顾不轻以语人。盖壬癸之间，知革命主义者尚鲜，至社会主义，则未经人道，偶有一二留学生道及之，类皆不矜细行，为世诟病。”由此可见，蔡元培当时已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知者不多，所以轻易不与人语。而他在教育上的不因循守旧、不囿于陈规、主张教育要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让蒋维乔印象深刻。

1921年８月，蔡元培（中坐者）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与代表团成员合影

还有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爱国学社设立学生自治制度，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学生们可以经常和老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因为在一起共事，平时接触多，相知也就深，所以蒋维乔对蔡元培非常理解和敬佩：“（蔡元培）先生平居休休然，终日无疾言遽色。余性褊急，愤世嫉俗，自与先生日夕相处，而气质为之一变。然先生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谋事往往多失败。又尝告余曰：‘吾人适于治学，不适于办事，我不负人，人或负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先生绝无耳目四肢之嗜好。”蔡元培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他人，他儒雅谦逊的性格脾气同样也给予身边的人以感染。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蔡元培的人格魅力。

也是在这一年，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发起创办的爱国女学，由于得到黄宗仰女弟子、地产商哈同太太罗迦陵的捐助，终于在上海诞生——它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革命女校。这和蔡元培倡言革命也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而且和上海的历史和政治风云也结合得更为密切。原来还在成立爱国学社时，“（蔡元培）先生更兼教育会会长，以鼓吹革命为己任，时时开会演说，而以《苏报》为机关，影响所及，风靡全国。先是俄人自拳匪乱后，隐据东三省，至是尚不撤兵，国人忿激，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谋敌俄人。先生率会员学生，亦创义勇队于海上以应之，而会员章炳麟著《驳康有为书》，邹容著《革命军》皆刊印小册子，不胫而走”。

爱国女学成立后，这里也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活动场所。蔡元培曾在《自写年谱》中写道：“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他还提到，当时浙江著名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原先各率成员活动，“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江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据当年的教员俞子夷回忆，从1904年寒假到1905年暑假，“往来的客人难得有间断的日子”，这些客人中就有黄兴、赵声、徐锡麟、秋瑾的身影。

应该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张园也是一个举行反清、反帝集会以及拒法、拒俄运动的重要场所。蔡元培激情演讲的身影，曾不时在张园出现，而且往往他甫一讲完，立马又有爱国女学师生上台进行演说。可以说，当年在张园举行的反清、反帝集会以及拒法、拒俄运动中，上海市民时常会看到蔡元培与爱国女学学生和中国教育会会员、爱国学社学生一起参加活动。《蔡元培年谱长编》（上）记载：1903年4月30日，“在张园安垲第举行拒俄大会……各界人士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育才学堂的学生戎装整队而来，爱国女学、务本女学的学生也都出席。蔡（元培）先生首先登台，发表演说”。

接下来，在上海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章炳麟、邹容入狱，其他多人或避西洋，或走日本。蔡元培则去了青岛。自此，蔡元培进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时期——从青岛返回上海后，即组织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日报，组织光复会，结盟同盟会。

着力塑造上海城市精神

说起蔡元培的上海身影，有一个领域不应该忘却，那就是他对我国艺术教育的贡献。他和画家刘海粟之间就曾发生过一段故事。

1927年，蔡元培在南京主持“大学院”（即教育部）时，特设“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并准备在上海举行“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他特地写信给在国外的画家刘海粟，请他立即返国，说有要事相商。刘海粟后来回忆道：“7月26日，我返回上海，在他（蔡元培）家中相见，历经大难重逢，不免有点感触。”但没聊几句，蔡元培即进入正题：“想的事情很多，首先是要普及美育，现在的中国，美的东西要倡导，为了训练有用之才去办好美育，想召开一次上海美专校董会，征询诸位校董看法，准备把上海美专，改为国立，充实一些经费和教授，把她办成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蔡元培还给出了具体建议，如美术学校可选址风景优美的杭州西湖边，另外鼓励中国画家一定要设法去欧洲考察，“去看看从古希腊罗马，经过文艺复兴，直到印象派，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得到充实，把欧洲的一些好东西学回来”。

正是蔡元培的大力帮助，后来促成了刘海粟的赴欧考察。动身前，蔡元培还特地叮嘱他：“在考察中不要局限于绘画，各种姐妹艺术，各种流派的艺术家都要接触，要善于兼收并蓄，师法西人之长，同时不要忘记我国伟大文明传统，在作画上一定要保存东方人气质、中国画的神韵。要综合，思考，升华，变化，化出的东西要纯，否则不中不西，消化不良，断难有成就！”当时负责《申报》的史量才知道刘海粟即将赴欧考察，也约他及时为报纸写些随笔，这样《申报》可以定期给他一些稿费，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

第二年，蔡元培又派音乐家萧友梅设立上海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蔡元培兼任院长。

这些不仅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对美术、音乐教育的重视，更凸显了他对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