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张其锽

作者:瞿泽方

一: 概论

很早就听父亲说，五姨公张其煌（张其锽是我祖母聂其璞的姐夫）与吴佩孚是生死交。而按照历史课本的说法，北洋军阀都是连年内战，祸国殃民的，吴佩孚更是镇压“二七工人大罢工”的罪魁。对于一个只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学生来说，免不了要产生困惑：为什么要与吴佩孚这样的北洋军阀结为生死之交呢？

张其煌

近来看了一些吴佩孚的传记资料，才知道不能这样机械、片面地看问题。北洋军阀中的确有借助外国势力而穷兵黩武的，如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等；也有昏庸无能的，如贿选总统的曹锟；还有残害、鱼肉百姓的，如张敬尧等。然而，北洋军阀中也有一些有军事才能、主张抵抗外敌并重视个人操守的人才，如吴佩孚和冯玉祥。冯玉祥因为后期反蒋并主张抗日，已经获得了太多的颂扬，而吴佩孚却极少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实际上，吴佩孚有胆、有谋、有勇、有略，是北洋期间少有的军事天才。他练兵力避北洋军的恶习，以军纪为第一，又着重严格训练，所以他的队伍英勇善战，他打仗连战连捷，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董必武曾有一段话评价吴佩孚：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多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置器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代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见《群众》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

吴佩孚一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痛恨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吴佩孚最为闪光的是他的晚年。1932年初，已无一官半职的吴佩孚到北平定居。张学良率领北平全体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吴佩孚痛恨张学良不抵抗而失去了东北，故意不与他周旋，上了汽车就走。当晚张学良到私邸来拜望他，他一开口就责问张学良：“你为什么不抵抗？”

当时恰值沪凇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浴血抵抗大举来犯的日军。吴佩孚在北平疾言厉色，力促东北军反攻并南下增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吴佩孚来不及撤离，陷于北平。1938年秋天起，日方即由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主持，千方百计诱劝吴佩孚出山，许愿他种种名义，让他招收旧部建军三十万，希望由他出面，主持中日和议。然而吴佩孚大义凛冽，任凭日本军方的威胁利诱，软缠硬磨，屹然不为所动。土肥原为此前后耗资3000多万日圆，结果一无所获，连自己在特务机关里的职位也丢掉了，于是埋下了日本军方恼羞成怒，阴谋刺杀吴佩孚的祸根。

吴佩孚

民国以来，一般军阀政客，谋求毫无节制的更大欲望，如事不成，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倒戈相向；或见势不利，不知有耻地求庇于外国势力，以图卷土重来，再执政柄。这些上层社会人物，真是正义沦丧，廉耻扫地，混战不休，民生凋敝。所以吴佩孚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以誓死决不背信弃义和决不托庇于外人标榜自己，鞭挞别人；以生死不足动其心，夷险不能移其志而昭示于天下。

综观吴佩孚一生，我们可以批判他作为北洋军阀的立场，却不得不钦佩他在无兵无权的情况下，以一故臣孽子力抗顽敌而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的民族气节；钦佩他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愿流离颠沛也决不跨进租界的骨气；钦佩他不积私财的清廉作风；钦佩他有勇有谋，善于用兵的军事才能。

二: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吴佩孚生于1874年4月22日，山东登州蓬莱县人。吴佩孚的童年，家境十分贫困，父亲吴若水依靠祖上传下来的一家小杂货店，做点小生意。

父母望子成龙，6岁时将他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887年，年仅13岁的吴佩孚不幸丧父，孤儿寡母，家世更加寒微。母亲张氏是一位克勤克俭又有远见的良母，自己含辛茹苦，也要让吴佩孚读书，培养他成材。家贫出孝子，也出人才，吴佩孚在贫苦的生活环境和母亲的严格管教下，刻苦攻读。

晚清政府由于内忧外患而编练水陆军队，而且发厚饷，水兵每月饷银二两四钱。吴佩孚虚报了年龄，赴登州水师营当学兵，每月将所得银两尽数奉母养家。水师每周只有两天上课操练，他就一面当差拿饷银，一面可用五天的时间读书作文，继续勤学不断。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2岁的吴佩孚通过了县试后又去参加登州府的院试，报考秀才功名，结果榜发得中秀才，从此有了进身之初阶。

吴佩孚拿到秀才的功名不久，没想到因为多管了一次闲事，平白地闯下一场大祸。他得罪了有势力的乡绅，在家乡无法立足，不得不流亡外乡，一路流浪到了京城。当时是1898年初春，吴佩孚在街头顶着大雪以出售春联为生，春节过后改为摆测字摊算命卖卦为生。

一天吴佩孚巧遇来京做生意的堂兄吴亮孚，在他的鼓励下，投笔从戎，去天津投奔武卫左军提督聂士成，补缺为一名“戈什哈”（满语，护卫之意）。尽管位卑，吴佩孚仍耐心实干，等待出头的机会。

吴佩孚当兵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吴佩孚和武卫左军跟随着“聂军门”保卫大沽口，英勇奋战。吴佩孚第一次表现出不怕死的精神，并且他获得了一个最珍贵的教训：在战场上，越不怕死，越不会死。武卫左军苦战一个月，终于被打垮了，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聂士成的战死和联军在天津卫的烧杀给了吴佩孚极大的刺激，他决心从军报国，于是去报考了由李鸿章创建的开平武备学堂，并被破格录取。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军。他收编武卫军的残部，并把开平武备学堂迁往保定，改成了“北洋武备学堂”。在这场军制大变动中，吴佩孚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在开平操练了一年多，调往新成立的“北洋武备学堂”，又得从头来起，未免太不合算。所以他宁愿放弃转学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请求委差，结果他被分发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充任一名正目，相当于一个宪兵班长。吴佩孚的这个亏吃得很大，因为后来袁世凯对他的这第一批学生另眼相看，特别重用。连其中最庸碌无能的“曹三傻子”曹锟，往后都当上了北洋劲旅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直系领袖，一生一世跨在“竭诚事上”的吴佩孚头顶，成了吴佩孚甩不掉又累死人的大包袱。

袁世凯

袁世凯扩充北洋军，发现最缺乏的是低级军官，于是又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学堂，修业期一年。吴佩孚看到自己在警察队中出头机会不大，于是他在1903年到保定，进了陆军速成学堂。经过入伍训练，在分科的时候，吴佩孚被强派到了测绘科。吴佩孚虽然委屈，但仍努力学习，一年后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工作的时候，他复官陆军中尉，派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当差。

吴佩孚当差不久，接到一份密令，发了一笔旅费，叫他到山东烟台向日本少佐守田利远报到。原来日俄即将开战，而袁世凯与日本人早有勾结，这个守田少佐就做过袁世凯的顾问。应日本人的请求，袁世凯派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十六名初级尉官，连同31名日方情报人员，合组成“倭人侦探”队，赴东北侦察俄军情报。吴佩孚第一次执行重大军务，就是违心地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为日军侦探俄军军事情报，其中还曾被俄军逮捕，被判处死刑，幸亏在押解途中跳火车而侥幸脱身。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吴佩孚回到北洋军，在北洋陆军第三镇—袁世凯的精锐之师任上尉见习员，当年九月升为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团）第一营帮带（营副），第二年五月，吴佩孚被派往天津讲武学堂深造，考试取得优等，毕业回营，即升任管带（营长），授衔少校。

1907年4月，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出条件，要把北洋陆军第三镇开到东北，拒俄、抗日、剿匪，清廷照准。第三镇的第一任统制官是段祺瑞，袁世凯要留下段祺瑞重用，因此清廷派旗人凤山为第二任统制。一年多以后，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清廷派凤山为广州将军，第三任统制又改派曹锟接任。曹锟是天津人，卖布为生，甲午战争后从军，无能却有福，被袁世凯看中，选拔进了北洋武备学堂，以后一路升迁，到了第三镇统制官的地位。从此吴佩孚的命运与曹锟有了密切的联系，吴佩孚受到了曹锟的重用与信任，但也受到了曹锟的拖累。曹锟自知不及吴佩孚，于是一切听信于吴佩孚，而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几乎“愚忠”于曹锟。

徐世昌

到了1911年张作霖的奉军全力扩充，第三镇已无必要继续留在关外，于是奉命开回关内，负责天津至保定一带的防务。10月10日武昌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当时袁世凯虽然罢官在家乡，却不断与北洋军保持着联系。中央军权虽然掌握在满族亲贵手中，却指挥不动北洋军，清廷不得不又把袁世凯请了出来。袁世凯一方面命令北洋军猛攻武汉三镇，向革命党显示武力，另一方面又借着革命党向清廷施加压力。革命党人分析形势，认为一时难以击溃北洋军，于是孙中山提出，只要清廷退位，实行共和制，他可以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演出逼宫闹剧，1912年2月12日小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在此之前，吴佩孚随曹锟进攻山西革命军，攻占天险娘子关，因建功而任第三标标统。民国以后，镇改为师，标改为团，吴佩孚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

1913年3月，国民党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4月初，袁世凯为了巩固政权而大举平南。曹锟的第三师任先锋，一路攻抵湖南的岳州、长沙。吴佩孚随第三师节节南下，无往不胜。等到战争告一段落，吴佩孚升任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的一员高级将领了。

曹锟

1915年袁世凯对终身大总统还不满足，要变更国体，龙袍加身。12月初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分向四川、广西、湖南三省进攻。袁世凯最怕的就是蔡锷，忙派曹锟的第三师和张敬尧的第七师入川堵截蔡锷北上。第三师和第七师的兵力数倍于蔡锷的护国军，因此开始的阶段吴佩孚等打了几场胜仗。袁世凯接到捷报大喜，下“恩旨”嘉奖吴佩孚、冯玉祥，授吴佩孚代理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中将衔。

随著护国军的加强，北洋军连打败仗，全国反对帝制的力量越来越大。袁世凯众叛亲离，小站练兵的旧人非叛即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一共做了83天的皇帝。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开始了段祺瑞继承北洋领袖，皖系当权的时代。6月6日，袁世凯羞愤而死，终年58岁。

袁世凯一死，护国战争结束，北洋集团也立即分裂。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水火不能相容。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但是无兵无卒，成了一名傀儡。当时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要拉拢曹锟及吴佩孚，吴佩孚清楚，有了实力才会有权利，因此他向曹锟建议的方针是：“明修段道，暗上冯舱”，乘着双方拉拢自己的有利时机，拼命练兵，扩充实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第三师面貌一新，实力大增。曹锟靠着这支武装，走上了政治大舞台（当上了直隶督军），吴佩孚也因为实际掌握这支军队而开始引人注目，从此脱颖而出。

三: 进士及第的张其煌

张其锽字子武，广西桂林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廿四日在广州出生，后回桂林。张其煌的父亲张增墉，是同治元年壬戌科的举人，历任广东兴宁、东莞、顺德、南海等县知事，素有政声。张其锽六岁开始读书，过目成诵，九岁时的书法已得到长辈们的赞赏。张其煌19岁入广东广雅书院深造（广雅为清代著名学府，主持人均为当代大儒），不幸20岁时父亲病故。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县官，然而操守谨严，在任上已有不少的亏空，到去世时巳家贫如洗。当时赡养母亲、抚育弟弟的担子全落在张其煌一个人的肩上，而母亲冯太夫人偏偏又患了风痹心脏病，更是雪上加霜。张其锽在广雅书院攻读，平日仅靠一些酸菜佐餐，常常几个月不知肉的滋味。广雅书院每个月有考试，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奖学金。张其煌每月的家用就依靠月试所得的奖金支付，所以非用功奋发不可，因而学业迅速精进。

张其锽的父亲在南海为官时已经为他聘定了广东钦廉边防督办潘培楷的小姐，张其煌服孝期满后与潘小姐成亲，住在岳父家。潘培楷为张其锽捐了官，他也一度辅佐岳丈在军中任职，这一段时期是他研究地形兵学的启蒙时期。然而张其锽不愿意做这种捐来的官，要经过科举考试才算是正途出身。于是张其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回到了广西桂林，第二年参加广西乡试，果然中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第四名举人。第二年联捷，光楮卅年甲辰会试中式第八十六名，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张其锽外放湖南为官，历任湖南零陵、芷江、蓝山等县的县令，勤政爱民，听讼明允，颇有声誉，后因剿匪有功，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

1905年原上海道台聂缉椝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开缺回籍，全家搬回湖南。聂缉椝因为择婿严格，最大的女儿聂其德二十多岁还没有出嫁。聂缉椝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侄女曾广珊是俞大维的母亲，而俞大维的姑母则是张其锽的十嫂，她在俞家认识了聂其德，就想说媒替张其锽续弦（张其锽的前妻潘夫人已去世）。聂缉椝一听大喜，因为他对张其锽早有好印象。他曾听一位担任巡防队统领的朋友说，在检阅全省军队时发现只有文人出身的芷江县令张其锽带领的三百名士兵行，这三百人全是年轻力壮，而且武技、枪法都好。还有一次，聂缉椝听一位剃头师傅夸赞张知县真是个好官，常常更深夜半听闻盗警，就亲自起来率兵捉土匪。不到一年，芷江的土匪都逃到别处去了，有一次张知县夜晚抓土匪太劳累，天明回到衙门，他就昏倒在地上。虽然聂家的亲戚朋友反对这门亲事，说张其锽没有钱财田产，一个人的薪俸要养活三房二十几口人，但是聂缉椝认定张其锽是个人才，立意要订这门亲事。

张其锽与聂其德成亲不到半年，生母冯太夫人去世，张其锽按照惯例要回家乡奔丧守孝，在辞官离开芷江的那天，许多士绅百姓前来送行，手里拿着燃香排列在道路两旁，不少人因不舍得张县长离开而哭泣泪下。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巡抚岑春煊被撤职，换了杨文鼎为湖南巡抚。杨文鼎一直很看中张其锽的才能，上任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电报邀请张其锽到湖南来。张其锽等到办完丧事，在1911年以候选郎中被委派为南路巡防队统领，驻守在永州，并奉命率兵往道州剿匪。等到了七八月份剿匪事毕，湖南巡抚已换成余诚格。张其锽本打算带兵回到永州，然后赴省城为杨文鼎送行。没想到10月10日发生武昌起义，不多久长沙落入革命军手中，谘议局长谭延闿被举为湖南都督，巡抚余诚格已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谭延闿与张其锽都是光绪甲辰科进士，两人同出于张百熙门下，私交甚好，于是写信给张其锽，请他到长沙来，把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南武军，并增募新兵，任命张其锽为军统。不久清室逊位，张其锽认为南北统一可避免战争，于是坚决辞去南武军军统的职务。1912年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谭延闿任命张其锽为军事厅厅长，管辖全省军队，并以领兵的功绩，先是授陆军少将，第二年晋授陆军中将。

在晋授陆军中将时，大总统袁世凯把张其锽召到北京，交谈之下，立刻看出了张其锽的才能，想留下他为己所用。张其锽知道他有称帝的野心，飘然辞去，回湖南立即带家眷东下，住到了上海。1914年春天，张其锽被推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到了北京，并常在约法会议上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袁世凯知道他的才能，准备授以广东巡阅使，赴广东办理裁兵事项。这时约法会议上有人配合袁世凯的称帝梦，提出了一个封爵的提案，张其锽坚持反对，拂衣迳去，当天晚上就离京回沪。等到袁世凯称帝，蔡锷领护国军由云南起兵，与北洋军在四川苦战。由于兵力及装备均不及北洋军，形势颇为不利。当时如果广西宣布独立，与云南、贵州联为一气，则声势完全不同，因此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态度，对护国的成败关系很重要。陆荣廷虽然不赞成帝制，但他不敢轻举妄动，还在观望。张其锽说动了陆荣庭起兵响应，从多路进军，护国军形势转危为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李经羲于1917年曾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他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时与张其锽交往过，知道他的才能，所以请张其锽出任秘书长，结果碰上了张勋复辟的事，张其锽又回到了上海。

四: 吴佩孚与张其锽订交

1917年3月，在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段祺瑞与国会及大总统黎元洪发生激烈冲突，手中无兵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于6月1日把安徽督军张勋请到北京来“武力调停”，没想到张勋到京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张勋的“辫子军”被皖直联军打垮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英雄的面目回到北京，再度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引火烧身，只得辞去大总统职位，由原副总统冯国璋接任。

黎元洪

当时黎元洪在听命于段祺瑞的“督军团”的威吓之下，慌了手脚，竟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亲率离开北京的外交总长伍廷芳、海军总长程璧光，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东，声明护法讨逆。在国父的号召之下，一百三十多位议员聚于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高举起护法大旗。南方各省与专制暴政的北洋政府形成对立状态，由此开始的战争史称“护法战争”。

当时的北洋政府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段祺瑞穷兵黩武，倡呼武力统一的口号，不惜出卖主权，大举外债来开启战端。冯国璋的“主和”则是以保全西南军阀的地盘来换取他们的承认，并依靠直系在长江流域的三个督军（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作为基本力量来和皖系抗衡。

段祺瑞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决定以湖南作为突破口。他于1917年8月6日撤销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军政职务，派傅良佐任督军，率王汝贤、范国璋的两个师开进湖南。谭延闿及师长赵恒惕则联合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组成联军进行抵抗。王汝贤、范国璋原是直系的班底，于11月14日在前线发表通电，与西南停战议和，放西南联军开到长沙，赶跑了傅良佐。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第一次遭到惨败，他与冯国璋大吵一顿后“引咎辞职”。

冯国璋并没有高兴多少时间，段祺瑞下野而兵权在握，由他的军师，“小诸葛”徐树铮替他召集各路军阀，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曹锟因吴佩孚不在身边，被他们一捧二许愿，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领衔发出通电：请出段祺瑞，武力平南，反对和议。

冯国璋

消息传出，气坏了冯国璋，也急坏了吴佩孚，他连忙从保定赶到天津，埋怨曹锟不应该被别人当枪使。曹锟这才明白，忙向吴佩孚问计。吴佩孚向他建议的方针是：先战后和，以胜言和。

段祺瑞复出，委任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分三路进攻湖南。曹锟照例自己留在后方，由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去冲锋陷阵。开始时张敬尧想争功，让自己的旅长吴新田打头阵，在湖北与湖南交界的要隘羊楼峒遇上了湘军中骁勇善战的湘南游击司令李仲麒，被湘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从此张敬尧的部队只远远地跟在吴佩孚的后面，再也不冲在前面。张怀芝是山东督军，并没有心思在湖南打仗，一直在担心山东老家的地盘被别人抢走，因此也是慢慢地拖在后面，开到了江西地界就病倒了。

1918年3月11日，吴佩孚的第三师与湘、粤、桂各一个旅的联军在羊楼峒展开大战，双方血战六天，最后吴佩孚看出了粤军与桂军有不和的迹象，他决定孤注一掷，下令总攻，北洋军士兵踏着自己弟兄的尸体向前冲，终于摧破了湘军的防线，桂军急忙退走，粤军则大部被包围缴械。这一仗打垮了湘粤桂联军的士气，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作战了。

吴佩孚攻下羊楼峒，当天就向洞庭湖口的要隘岳州进发。西南联军已无斗志，放弃了岳州，慌忙逃向长沙。吴佩孚不费一卒一弹就攻占了岳州。

桂军总司令谭浩明兼任湘桂粤联军总司令，他驻守长沙，只想掌权，却不想为湖南打仗，只在同山口稍稍抵抗了一下，便急忙退回广西去了。因此，吴佩孚一路向南，势如破竹地于3月26日开进长沙。

段祺瑞是一个派系意识强烈的人，他担心吴佩孚得手湖南，控制西南，将势不可遏，于是急忙任命毫无战功的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率领四倍于吴佩孚的兵力进驻长沙来抢地盘。吴佩孚当然清楚段祺瑞的算盘，他不动声色地让出了长沙，然而从此再也不急攻猛进了，开始慢慢吞吞地往前打。他于四月中旬拿下了株洲，又分一支兵开进湘潭。到了4月20日，吴佩孚攻陷了衡山。

当时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下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械，少粮饷，更无斗志。谭延闿想到了善于用兵的张其锽，他连忙写信给张其锽，说他准备在永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来，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张其锽届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等他抵达时，军事会议已经开始了。与会的将领都认为凭湘军现在的力量实在无法再与吴佩孚抗衡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去。张其锽听到众人都是如此主张，立即站出来，力陈不可放弃湖南。湖南是两广的屏障，湖南失守，则两广的门户大开，北洋军就可以直指军政府的大本营，说不定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真要得逞了。大家虽然也明白湖南地位的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将领敢再与吴佩孚对抗了。于是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惕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心里都想三百个人如何抵抗吴佩孚精锐的第三师呢？既然张其锽自己愿意守，就且看他如何守永州吧。

谭延闿和赵恒惕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5月28日占领衡阳，就把司令部设在衡阳。他的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似乎永州有重兵把守。吴佩孚的既定方针本来就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

谭延闿

张其锽见两军相峙了一些段日子没有开战，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吴佩孚。张其锽在信中反复说明了“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得其利的种种利害关系，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要为段祺瑞再继续打下去了。张其锽的信打动了吴佩孚，因为信中的观点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吴佩孚攻打湖南立下大功，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职位给了张敬尧，这笔帐吴佩孚当然记在心里。吴佩孚清楚他攻打湖南是在拆冯国璋的台，他就曾对曹锟说过，替段祺瑞攻打湖南，段祺瑞也不会把自己看作皖系，而冯国璋将不把自己看作直系，两面不讨好。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这位守在自己对面的带兵的文人。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钜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钜，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钜亲自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左右有人担心此行是否危险，张其锽说吴佩孚不会有恶意，只带了两名随从，就由张其钜陪着到了衡阳。

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一席长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天两人就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小三岁为弟。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张其锽代表谭延闿，一起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18年6月16日签订了停战协议。接著吴佩孚在衡阳前线连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显而易见，吴佩孚“罢战主和”，完全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

和平协议签字生效后，南北方再也没有发生过交火。湘西的百姓终得免受兵灾之苦，这完全是张其锽的功劳。然而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功成身退，把统率的部队交还给湘军将领，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上海的家中。他乘船离开湖南的那天，部队和百姓都排列在道路两旁，送行的人足有数万人之多。

有人一直心存疑惑，张其锽何以敢领三百士兵抵抗吴佩孚的大军。疑兵之计至多能得逞于一时，北洋军只要派出几个侦察队，实力立即暴露无遗。退一步说，即使能把三百人马虚张声势装成三千人马，又焉能抵挡得住吴佩孚的大军呢？实际上张其锽认清了形势，了解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也了解吴佩孚的为人，他算准了吴军不会再继续拚死硬攻，因而有此惊人之举。反言之，如果湘军望风而逃，退往岭南，吴军一路往前遇不到抵抗，想必也没有理由停下脚步，不往前走。

在北洋时代，学问与谋略最出众的当数杨度与张其锽，而张其锽的学问更博而杂，不仅涉猎诸子百家，还下功夫研究射覆占卜及奇门遁甲之术。在当时的湖南战场上，有一段时期他每天占卜一课，预测第二天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写完之后立即封存起来。第二天战事结束，则由谭延闿开封查验，批写是否灵验准确。后来还有人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谭张墨迹》。由于张其锽屡次测准战况的发展，他的神机妙算也广为人知，后来越传越神，说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人们传说他对这门称作是“大六壬”的学问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果揭开神秘的外衣，实质上经过仔细的观察，借助于一套缜密的分析与推理的方法，最后得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

五: 撤防北归

吴佩孚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在稍成气候之后就模仿曾国藩建立自己的幕府，聘用一些名流、宿彦担任他的幕僚。他也和曾国藩一样，每顿饭都和幕僚们一起吃，边吃边议。他结识了张其锽之后，当然希望他来协助自己。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却又身怀经纬之才，因此协助一个信任、重用自己的“领袖”，从而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当时吴佩孚还仅仅是一个师长，但一些有眼光的人，包括外国人，已经看出吴佩孚“有学有术有军事天才”，估计吴佩孚必将在中国军界、政界脱颖而出。

张其锽接受了吴佩孚的诚意邀请，成了吴佩孚幕府中首屈一指的幕友，在内为吴佩孚赞襄帷幄，在外为吴佩孚联络、游说、交际。张其锽为吴佩孚策划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撤防北归”。撤防北归的意义应该与当时发生的大事结合起来观察。

1918年下半年，大总统冯国璋的任期将满，段祺瑞操纵一批亲信与政客组成“安福系”，在南方各省抵制选举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手段在8月20日成立了段祺瑞御用的安福系国会，目的是抬出段祺瑞任大总统。然而，冯国璋、段祺瑞，再加上张作霖和曹锟，相互勾心斗角的结果是冯、段宣布同时下野，捧出了徐世昌任大总统。段祺瑞保留着参战督办一职，继续操纵北京政局。

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然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全国舆论哗然，各界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皖系政府动用军警镇压学生和爱国群众，并且毅然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意图以出卖山东为代价，换取日本的军事援助，继续其“武力统一”的方针。因此，皖系的政府和安福系国会已经成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众矢之的。

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反对日本占领山东青岛，反对中国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吴佩孚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决，发出过无数个通电来斥责安福系，表明观点。在这种形势下，吴佩孚把第三师从湘南带回北方，就不仅仅是口诛笔伐了，而是以武力对皖系造成直接威胁，直皖开战将不可避免。

北洋军中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军纪最坏的一师。他在长沙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他的部队公然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搞得湖南暗无天日，民怨鼎沸。湖南人私下都称他为张“毒菌”（督军）。张敬尧在湖南为非作歹，引起湖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个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领导的新民学会。然而，造舆论或开会、请愿是无法赶走这个段祺瑞的心腹的。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就像为张敬尧受着大门。如果第三师撤往北方，湖南的军队就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张敬尧。

张其锽本与谭延闿有极深的私谊，因而在吴、谭之间穿针引线，又邀请了西南其他各派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的代表，于1919年11月在衡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签订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并于11月28日揭晓报端。该草约计有正条四则，附带三则十节。从此，吴佩孚与西南各方采取相同立场，协调行动。

从1920年1月起，吴佩孚请求撤防回师的电报一封封地飞回北京。段祺瑞当然清楚，吴佩孚一旦北归，非但“武力统一”付诸东流，而且还对皖系构成直接威胁，于是一方面发电阻止，另一方面调兵遣将，设防堵截，企图把吴佩孚的军队消灭在途中。吴佩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决定撤军，他在三月与谭延闿、唐继尧、陆荣廷的代表签订撤军协定，还得到广东军政府资助的六十万开拔费。五月份吴佩孚的大军正式开拔，在其他直系军队的协助下，段祺瑞的堵截计划全盘失败，第三师纪律井然、秋毫无犯的开回河南。

张敬尧

由于张其锽的居间联络，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了默契，“吴军朝发而谭（延闿）军夕至”。谭延闿和赵恒惕率领的湘军只有一万多人，为了解救湖南的父老乡亲，以二千支缺少子弹的旧枪，向张敬尧的第七师发动猛攻，把这支腐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仅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击溃了张敬尧的十万大军，从而将北洋军势力全部逐出湖南。

六: 直皖战争

1920年5月下旬吴佩孚的军队开始撤防北归，到6月中旬已经布防在河北、河南一带，使直、豫、鄂三省联成一片。段祺瑞见此情势，清楚直皖开战不可避免，于6月17日把“智多星”徐树铮从蒙古库仑召回北京，部署军事。在此之前，徐树铮刚解决了外蒙的“内向”，把外蒙安抚下来，并且又乘势扩充实力，兼并地盘，北方各省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了号令一方的“西北王”。

眼见直皖即将开战，大总统徐世昌把张作霖请来作调解人。这几年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力量迅速发展，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个东北王，开始窥视中原，企图插手北京政局了。张作霖进关装模作样地调解了一番，双方的条件当然无法谈拢。张作霖告辞出关前虽然宣布采取中立，但因为徐树铮势力的发展，威胁到了他的地盘，因此他心中的算盘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往皖系的背后捅上一刀。

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的三个师加四个混成旅，另有第九、十、十五师等，在华北地区的总兵力有八九万之多。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近郊南苑的团河建立总司令部，分兵两路，西路由段芝贵指挥，东路由徐树铮指挥。

直系曹锟、吴佩孚于7月9日在天津举行誓师讨皖大会。曹锟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锟的弟弟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吴佩孚的司令部设在琉璃河与保定之间的高碑店，在此之前，他已写信把张其锽请到了司令部襄赞军机。

经过了一阵热闹的“电报大战”后，1920年7月11日发生交火，直皖大战揭开序幕。7月14日段祺瑞段祺瑞正式下达总攻击令，西线皖军开始猛攻。皖系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超过直系军队，然而吴佩孚采用诱敌、伏击、背水一战的“三连环计”打法，消灭了皖军很多有生力量。皖军虽然步步进逼，但却没有捕捉到吴佩孚的主力。7月16日天降大雨，雷电交加，皖军的大炮虽多，却失去了效用。直军在松林店对边防军主力第一师包抄猛攻。吴佩孚和副司令王承斌亲冒锋镝，身先士卒，使整个直军将士奋勇前驱，有进无退，皖军伤亡惨重，第一师和第十五师两个师长几乎同时请降，西路皖军主力死、伤、降、溃，五六万大军转眼间兵败如山倒。

在东路，皖军本来占得上风，但是一来奉军突然参战，二来西线溃败的消息传来，皖军士气沮丧，陷于溃散状态。徐树铮见大势已去，于7月20日“化妆”跑回北京。直皖之战，冷战时间长，热战时间短，一共只打了五六天，就以皖军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徐树铮

至于直胜皖败，人心向背是一个原因。段祺瑞皖系、徐树铮安福系集团，对外亲日，对内搞“武力统一”，包办安福国会，大肆举借日款，编练所谓“参战军”，但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皖系、安福系、交通系成了国民声讨的对象。

其次是战略、战术的原因。在很多资料上都记录了吴佩孚如何亲临前敌，统一指挥，调度灵活，诱敌深入，避实就虚的种种成功战术，但均没有提及张其锽起了哪些作用，张其锽也只称自己是“在高碑店观战”，然而从战后吴佩孚要授予张其锽官职来看，张其锽肯定是发挥了参谋作用的，只是张其锽再次坚辞不受。

七:  第一次直奉战争

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出力不多，却捡了个大便宜，战后形成了直奉共同控制北洋政权的局面。大总统徐世昌摆脱了一个段祺瑞的“太上政府”，却来了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太上皇”，他谁也不能得罪。

张作霖

直皖战争后的天津会议上，张作霖表现得咄咄逼人，对吴佩孚故作藐视，不让他有说话的地位。吴佩孚从张作霖的骄横和贪得无厌中看清了他的野心，知道奉系势力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直奉发生战争，于是他回到洛阳，一心一意地招兵买马，训练军队。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是梁士诒组阁。梁士诒是进士出身，广东三水人，曾在光绪廿七年（1901年）闰五月的经济特科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我的曾祖父瞿鸿禨当时任军机大臣，一见此人便绝无好印象，当慈禧太后按例打听新状元的来历时，瞿鸿禨奏称：“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慈禧一听，就取消了这次考试结果，还撤换了阅卷大臣。有人骂瞿鸿禨糊涂，不过梁士诒果然并非善良之辈，他投靠袁世凯，在袁世凯当政时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任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理，号称“财神”。洪宪称帝后，梁士诒因为积极劝进而遭通缉。现在段祺瑞垮台了，靳云鹏内阁正在摇摇欲坠，梁士诒认为机会来了，带了厚礼到张作霖等处活动，在1921年12月24日就任国务总理。

梁士诒一上台就连放三把火。其一，出卖主权，媚日借款，在山东“贷款赎路”；其二，大赦安福祸首，这些安福系政客，失去兵权的皖系将领，都被张作霖收罗去为奉军效力；其三，克扣吴佩孚的军饷，欲使吴佩孚的军队不战自溃。

直系当然不能容忍梁士诒内阁完全成了张作霖的代理人，抓住其媚日卖国的题目大加声讨，务必将他赶下台。张作霖则公然袒护梁士诒，于是从1922年1月又开始了一场电报大战。张作霖和吴佩孚双方经过一番叫骂、攻讦与罗列对方罪状后，到了四月份终于大动干戈，以武力来决定高低。

张作霖认为奉军兵力远超过直系，又与段祺瑞、孙中山建立了“三角联盟”，因此早下定了开战的决心，而曹锟却一味主和，三次派人到奉天表示诚意。张作霖并不理会，20万大军开进关来，连连夺取曹锟的地盘。曹锟这才明白，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了，于是他授予吴佩孚指挥全军的完全权力，与奉军开战。

吴佩孚倾其全力开赴前线，孤注一掷地集中兵力对长辛店一带的奉军猛攻，战场形势，几经反复。吴佩孚亲临第一线，先在中路指挥，扭转不利形势后再赶往西路指挥。经过五天的激战，奉军土崩瓦解。奉军西路3万人完全被吴佩孚包围缴械投降。东路的张学良、郭松龄部见大势已去，将奉军精锐撤退到山海关一线。

第一次直奉战争也是冷战长，热战短。从1922年4月22日接火，到5月5日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吴佩孚连续七昼夜未睡眠，一切安排指挥，煞费苦心。这次战争与直皖战争一样，也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连曹锟在战前也没有想到会打胜，因此吴佩孚的“常胜将军”之名更加盛行一时。虽然我们同样无法具体知道张其锽在本次战争中起了哪些作用，但是从两个方面可以略见一斑。其一，吴佩孚有一个习惯做法，他的幕僚如果立了功劳，他会安排或推荐他们出去做官。这次战后不久，吴佩孚就推荐张其锽担任广西省长，可想而知张其锽在对奉作战中一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吴佩孚常表示对张其锽极为钦佩。他在闲谈中常说，张其锽对政治、军事之神机妙算虽诸葛孔明不过如此。如果不是常有极出色的谋略，任何人是无法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

八: 张其锽任广西省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退出关外，只剩下曹锟一个“太上皇”，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局面，曹锟开始想过一下做大总统的瘾，他左右的人也极力劝进，以便自己鸡犬升天。吴佩孚反对这一做法，他提出了“恢复法统”，恢复国会，让黎元洪复职。他劝曹锟说，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曹锟听从了吴佩孚的劝告，于是直系在1922年5月10日到保定召开会议，决定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

方针既定，直系大将纷纷发电报给徐士昌。面对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徐士昌拖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不得不灰溜溜地离京赴津而去。

黎元洪上任之初，提出了一个废督裁兵的方针。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这个题目，没有人能够公开反对，然而没有一个督军愿意放弃自己的权柄，大家拖而不理，黎元洪也无可奈何。督军既不能除，则裁兵也是一句空言。督军手中的兵，只嫌太少，不会嫌太多，只有人暗中招兵买马，没有人认真裁减兵员。

废督裁兵都成了一句空言，黎元洪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下令对身兼省长的众督军采取了消去省长，专留督军的措施。黎元洪上任伊始，一个月之内就先后任命了七个省长，不过由于督军们的强烈反抗和抵制，大多数的省长无法上任。

1922年6月，在吴佩孚的推荐之下，黎元洪特任张其锽为广西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张其锽上书谦辞，黎元洪不准，并催促他速去就职。张其锽知道这是一个极困难的差事，因此也不带家眷，只带了两个旧部下乘轮船去广西上任。

当时的广西极混乱，同时存在多支人马。从贵州撤出的卢焘，在庆远和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的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顾品珍的残部；一起是由由朱培德统率的中央直辖滇军。除了黔军、滇军而外，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张其锽刚上任不久，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抓着这个机会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

面对这么多的军阀，省长的政令不出南宁周围的几个县。尽管如此，张其锽还是极想干出政绩。他在广西，奉行两个字的方针，一曰“勤”，一曰“忍”。他见广西历年战乱，地方彫敞，百废待举，而财政极度困难，决定从整顿财政入手。他制订了一个广西银行发展计划，并奉准增加广西银行发行额，以应军需、行政、教育所需。他尽力砍去不合理的开支，涓滴归公，使军需之外，行政、教育经费也不致过于短缺。张其锽自己曾对人说，凡军饷行政费用之开支，田赋税款之催收，地方琐事之强求，事事均须精心应付。凡条款、章程、议案、公文之类，均亲自执笔。他经常在睡觉时闭目构思，每考虑成熟便半夜披衣起身写作，动辄下笔数千言，其苦心焦虑如此。除去“勤”，尚需“忍”。省长手中无兵，因而无权。每遇到政令无法推行，或是军队索饷甚至列兵相向，张其锽均隐忍处之。1924年李宗仁、黄绍竑的桂系崛起，组成广西定桂军讨贼联军于七月攻入南宁，张其锽于是从容作出交代而后离去。

九: 吴佩孚洛阳虎视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7月张其锽任广西省长的两年间，吴佩孚在洛阳虎视天下，这是他事业与声望的鼎盛时期。洛阳是吴佩孚练兵的基地，也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前来洛阳访问的，上至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各路将军、政客、议员、商绅，再加上南北名士、东西洋人，纷至沓来，人数不可胜计。其间1923年4月22日是吴佩孚五十寿诞日，全国几乎各省区都派代表前来祝寿，共有一千多个宾客出席寿宴。在无数的寿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有为携来的对联：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方一半；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其次当属张其锽送来的两首称颂得体的赠诗：

“渐喜神州定，应知砥柱功，蓬莱钟淑气，海岱想雄风。

  说礼思遥集，浮罂知不穷。远邦惊将略，近世更谁同。

  洛下花如锦，开轩值令辰，知非还折节，学易每书伸。

  自是回天手，无惭后乐身，更看归马日，称兕九州春。”

这一时期是吴佩孚的“黄金时代”，顶峰时期，但也由此盛极而衰，危机暗伏。这一危机首先缘于曹吴失欢，貌合神离。本来曹锟一直恪守“用人不疑”的原则，“一心听信于子玉老弟的安排”。但是，一战胜皖，在战胜奉之后，曹锟有了做大总统的念头，而吴佩孚认为时机未到，加以阻止。曹锟不免对他产生疑心与误会，加上曹锟身边群小的不断挑拨离间，一度使曹吴的关系濒于破裂。

其次是直系内部的分裂。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直系就已分裂成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和天津（先曹锐，后王承斌）三派。吴佩孚、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号称直系的四大金刚。吴佩孚和直系的这几员大将，尤其是与冯玉祥，都产生了矛盾。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立过大功，他从陕西出兵河南，击溃了暗投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得到了他极想获得的河南督军的地位。然而吴佩孚屯兵洛阳，一山难容二虎，吴佩孚把他排挤了出去，使他只能担任一个陆军巡检使的虚职，从而也就埋下了冯玉祥日后倒戈的祸根。

曹锟念念不忘大总统的职位，津、保两派的军人政客看准这点，投其所好，各献奇谋，开始了倒阁、驱黎、贿选三步曲。第一步，从1923年5月起掀起倒阁风潮，张绍增内阁不得不总辞职。第二步，驱逐大总统黎元洪，在军警、流氓的示威、恫吓之下，黎元洪被逐离京赴津。第三步。贿选，为了通过“选举”，做“合法”的大总统，开展了大规模收买议员的活动。1923年10月初，金钱收买奏效，曹锟当选大总统。

吴佩孚反对贿选无效，面临直系分裂，宵小窃柄，心中痛苦已极，声言“由他们去胡闹”，整日以酒浇愁，痛哭流涕。曹锟贿选虽然成功，但遭到全国一致声讨，预示着直系离垮台的日子不远了。

十 :第二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利用曹吴失欢、直系分裂、全国反对曹锟贿选的形势，一方面联络四方，另一方面整修军备。经过两年的备战，张作霖不仅大规模地改造了海陆空奉军，而且筹措了充足的军费，并有巨款接济浙江卢永祥和广东孙中山，以巨款贿买冯玉祥倒戈。

吴佩孚知道直奉不免再次开战，也在加紧练兵，并写信给张其锽，请他北上协助自己，于是张其锽在1924年7月离开广西省长之任不久便赶往吴佩孚的总部。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是江浙战争，也称齐卢战争。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了夺取富裕的上海而向卢永祥开战，孙传芳则为了夺取浙江的地盘而从福建杀入，卢永祥腹背受敌，不得不通电下野。

张作霖借口与卢永祥有联盟关系，向直系宣战，17万奉军分五路杀进关内。这下子急坏了曹锟，连发数道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吴佩孚速速来京抗敌，又派出一批批劝驾的专使前往洛阳面请。吴佩孚本极不愿在此时开战，他知道此时战奉凶多吉少，一来直系内部四分五裂，二来洛阳新编练的部队尚未形成劲旅，三来几十万大军的军饷未有着落，加上曹锟贿选在全国舆论面前声名狼藉，江浙战争、孙中山北伐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同时发动，难免遭受四面楚歌的困境。然而军情急如火燎，吴佩孚心存故主，难忘旧情，只得硬着头皮出发，于9月17日乘专车入京。

吴佩孚到京的第二天，在四照堂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亲笔点将，六十名将官一一分配任务，分兵三路，对抗奉军。

吴佩孚计划，以直军的一部份主力扼制山海关、九龙口一线，吸引其主力；另以冯玉祥迂回热和，威胁其后方战略要地锦州；乘奉军投入主力对付上述两路之机，利用海路舰载精锐部队在葫芦岛登陆，长驱直入突袭奉天，直捣其老巢。此计虽妙，只不过战局的意外发展使吴佩孚的如意算盘落空。

吴佩孚因军饷无着，不得不滞留在北京筹款，听到前方九龙口失守的消息，匆匆赶到前线督战。在山海关前线，直奉两军主力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军在死顶硬拚之际，天天盼着冯玉祥的西路军能得手，没有想到在9月24日传来了冯玉祥倒戈的消息。

吴佩孚早知道冯玉祥不可靠，因此让他担任脱离主战场的西路，并且让胡景翼的部队监视他。吴佩孚出京督战时，选来选去，选中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防守北京。吴佩孚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已经秘密结成了准备倒戈的联盟。冯玉祥故意慢慢吞吞地行军，天天关注战场形势，等到吴佩孚出京之后，判断吴佩孚无法迅速取胜，立即决定倒戈，全军连夜回师北京，在孙岳的接应之下，控制北京，软禁曹锟。

冯玉祥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倒戈后，带领三千卫队，乘火车突破奉军包围，从山海关直冲到天津。他还准备调动南方的直系军队讨伐冯玉祥，然而山东督军郑士琦破坏了津浦铁路，山西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控制平汉铁路，苏、浙、皖、鄂的直军均无法北上。吴佩孚滞留天津，形势越来越危急，然而他宁死也不肯躲进租界。幸亏吴佩孚的幕僚刘永谦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在最后关头拉着吴佩孚，率领幕僚及卫队，登上早准备好的华甲舰，浮海而去。

吴佩孚在舰上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检讨过去，并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会上大家都不发一言，最后还是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在这五点意见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在直皖战争前，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倡导和平统一的时候，他就博得一般人的热烈同情和支持，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武力统一主义者。在吴佩孚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战祸遍及于湖南、福建、浙江、四川、广东各省，他在势力范围扩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各方势力的共同讨伐之下，从而最终必将一败涂地。

吴佩孚看过之后，略加考虑后说：“很好。五项高见之中我可以采纳其四，就只另选根据地一点，我看大可不必，我们还是回洛阳去”

吴佩孚原打算在山东登岸，回到洛阳，然而山东督军郑士琦拒绝吴佩孚登陆。　11月12日吴佩孚一行由吴淞入长江，14日过南京，11月17日抵达汉口。吴佩孚一手提拔的湖北督军也不欢迎吴佩孚留在武汉。1924年11月19日吴佩孚黯然离开了武汉，乘京汉火车经郑州径返洛阳。

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吴既然回到洛阳，反吴的人认为这是纵虎入山，非常不安。陕军第三十五师长憨玉琨联合山西军队发动偷袭洛阳，吴佩孚手下无可战之兵，不得不仓促离开洛阳，先到郑州，怎知在郑州还未落脚，又接确报，胡景翼部自北方开来，吴佩孚只好匆匆南下信阳，12月6日登上了河南湖北交界处的风景胜地鸡公山。吴佩孚上鸡公山后，鸡公山又变成全国注目的一个地方。

然而胡景翼认为河南已是自己的辖区，怎肯在卧榻之旁容一只老虎，他就任河南督军之后，立刻通知吴佩孚请他离开鸡公山。

12月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萧耀南拒绝吴佩孚入境，破坏了路轨，吴佩孚被迫在广水下车。有道是墙倒众人推，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走投无路时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请他前往湖南。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接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虽然立场敌对，政见不同，然而私交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恒惕邀请吴佩孚假道湖北前往湖南，但是假道湖北也很困难，最后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到湖北黄州住了下来。

赵恒惕

冯玉祥的倒戈是段祺瑞牵的线，所以冯玉祥控制北京后不得不又把段祺瑞请出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执政府。1925年2月段祺瑞派王揖唐到了黄州做说客，想劝吴佩孚入京，为己所用。吴佩孚知他来意，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段祺瑞见软来不行，就来硬的。他密令海军司令许建廷率领长江舰队八艘前往黄州，希望能一举捉住吴佩孚。

幸亏这一偷袭计划被前海军司令杜锡珪获知通知了吴佩孚，1925年3月1日午夜吴佩孚接到电报立即率领随从人员登上决川、浚蜀两舰，大风雨中启碇向湖南出发。吴佩孚于1925年3月4日安抵岳州，多亏赵恒惕雪中送炭，吴佩孚就暂时在岳州住下了。

以前张其锽在吴佩孚的幕府中仅是客串性质，由客串而正式加入吴佩孚的班底，不是在吴佩孚虎视洛阳，声望如日中天之日，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从山海关兵败到暂栖黄州、岳阳，吴佩孚亡命奔波，无兵无权，是吴佩孚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其锽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协助他安排行止。

十一 :吴佩孚东山再起

吴佩孚到达岳州，在决川舰上一住七个半月。在此期间，各省代表络绎不绝，无兵无权有无钱的吴佩孚，居然一跃成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这真是一个奇迹。

由于奉军南侵，在吴佩孚的提议下，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组成四省联防，“联防不谈政治，仅以保境安民为目的”。不久河南、山西、陕西也加入四省联防，使四省扩大到七省。皖奉结合，直系将领人人自危，深感还是需捧吴大帅出来。孙传芳为了夺回被奉军抢走的地盘，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并与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这样一来，吴佩孚便成了十二省联军总司令。

奉军战线过长，孙传芳连连获胜，直系的声势一下子又超过了奉系。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回到武汉，萧耀南前倨后恭，热情迎接。吴佩孚选汉口东北的查家墩为总司令部址，成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联军的声势虽大，然而各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张其锽于各路将帅之间，对外缔结盟约，对内调和将帅间的矛盾，在“苦心弥缝”之中，难免受人猜疑诽谤，张其锽却从不自我辨明。

吴佩孚“讨贼”的矛头可张可冯，没想到这时北方出了一件大事。冯玉祥勾引张作霖的新派将领、掌握精锐奉军的郭松龄，倒戈攻打张作霖。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彻底失败，虽然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击溃了郭松龄，但也大伤元气。张作霖死里逃生，恨透了冯玉祥，于是频频向吴佩孚表示友好。奉系的山东张宗昌和直隶李景林接连派代表联络张其锽，把拥戴吴大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吴佩孚和张其锽在查家墩司令部的露台上商量是否联张。看到张作霖元气大伤，想想还是冯玉祥可恨，吴佩孚轻轻地吐出一句话：

“乘人之危非君子”

只此一句话，决定了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共同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夹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冯玉祥为了保全实力，自己出国赴苏联，把部队交给张之江、李鸣钟。张之江和李鸣钟决定投靠吴佩孚，抵抗张作霖，向吴表示愿率部听命。消息传来，查家墩总部一片欢呼。国民军投诚，等于讨冯目的已经达到。利用国民军共同讨奉，岂不是稳操胜券。没想到吴佩孚说，“人无信不立”，不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尽管张其锽等高级幕僚劝他，但他抱着“信义”的原则，不允许再提讨奉的话，继续进攻国民军。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赵恒惕主政湖南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其中第四师的力量较强。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使唐生智心存不满，向赵恒惕提出，要和叶开鑫换防洪江。赵恒惕本来以为凭自己的威信可以服人，却不料唐生智为人年青气盛，加上有小人挑拨离间，唐生智竟然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他难以理喻，如果率兵相抗，必致湖南又遭战祸，于是决心退位离开。吴佩孚虽然愿意援助赵恒惕，但是赵恒惕为了避免同室操戈不愿向北洋军求援，悄悄地离湘到了上海。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并向驻在岳州的叶开鑫师进攻，同时派人向吴佩孚表示友好。

当时吴佩孚下面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唐，承认唐生智的既成事实，让唐生智控制湖南，可以作为湖北的屏障；另一派则主张帮助赵恒惕，赶走唐生智。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决定声援叶开鑫，联合进攻湖南。

张其锽劝吴佩孚放弃过问湖南的事，湖南的事让湖南人自己去了。张其锽屡次劝吴佩孚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张其锽看到了广东的革命军政府已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方巩固，日益强大，不可为敌。

吴佩孚因为自己过去曾一再得意于湖南，听不进张其锽的意见。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广州新生力量的壮大。1926年4月25日他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张其锽是秘书长，掌管着吴佩孚的大印，所有的文书必须张其锽用印后才能生效。张其锽决定不迁就吴佩孚的命令，对叶开鑫的委任令送来盖印三次，都被张其锽拒绝。张其锽这时把行李都已卷好，只准备第二天就辞职而去（张其锽有一个习惯，他常常不睡在床上而喜欢靠在藤椅上睡觉）。没有想到由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出面，到了晚上命令嗣子吴道时（吴佩孚本人没有子女，吴道时是吴佩孚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吴佩孚）来恳求张其锽，说吴佩孚已经答应了别人，如果再撤销这一任命，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吴道时跪在张其锽面前，张其锽不肯用印或是辞职，他就长跪不起。张其锽是个重情义的人，碍於情面，长叹一声只好继续留下。

然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张其锽所料，吴佩孚既要北上讨伐冯玉祥，又要南下驱逐唐生智，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虽然叶开鑫军攻进长沙，唐生智退往衡州，但是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兵援唐，从广东、广西打进湖南。1926 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国民革命军提早北伐，吴佩孚于是走上了迅速失败的道路。

十二 :张其锽遇难

吴佩孚东山再起，虽然声势很大，但已是他事业生命的回光返照。他刚愎自用的性格越来越显现出来，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在战略和用人上一误再误。他的精锐第三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全被打散，现在的军队数量虽多，战斗力却大不如前。第一仗打河南信阳，被国民军蒋世杰一个师死守了四十多天打不下来。吴佩孚不肯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后继续向北京进逼，结果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推到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中。国民军退出北京，据险扼守南口，这时唐生智在国民革命军的声援下连连告捷，南方的告急电报已连连发来，然而吴佩孚不肯把进攻国民军的指挥权交给奉军，自己在长辛店设立总司令部，命令全力进攻南口。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北伐。等到了7月9日，青天白日旗已飘扬在长沙城头，而吴佩孚却被拖死在南口前线。他咬紧牙关说：“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

7月27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10万大军进入湖南，决计展开第二期作战计划，以武汉为进军目标。等到8月14日直奉联军攻下南口，吴佩孚8月25日赶回武汉，北伐军已攻克了湖南全省，北洋军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吴佩孚一到武汉，立刻赴汀泗桥前线。险隘汀泗桥是武汉的屏障，双方必争之地。8月27日北伐军发起全线总攻，前仆后继，奋勇冲锋。吴佩孚命令不惜代价，全力死守。他组织了八个大刀执法队，凡有后退官兵，立斩不赦。然而大刀队也终于挡不住北伐军的猛烈攻势，溃兵如潮水般败下阵来。

9月4日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汉三镇，汉阳和汉口接连失守。北洋军大势已去，吴佩孚退回河南。武昌孤城虽死守四十天，但也终于落入北伐军之手。由于北伐军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在洛阳才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此时吴佩孚已知国民革命军一定得势，抗争无益，于是对各方的拉拢反应冷淡，仅持观望态度达半年之久。

1927年4月，张作霖借口要南下与革命军决战，从背后杀到洛阳。吴佩孚于是移驻豫西的巩县，想避开战端。他喘息未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的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自己控制的郑州，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两次不理，奉军就不客气地来夺防了。吴佩孚手下的一点屡败之兵，无法对敌，于1927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经过嵩山，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南阳。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虽然于学忠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但于学忠的第八军派系杂乱，形势并不稳定。吴佩孚与手下商量了半天，最后他决定入川投奔杨森。

吴佩孚带领两团卫队离开南阳，当晚在河南邓县的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条大路，但远五里；经构林关，近五里。第二天（6月2日）早上出发，由于第一团先头部队走大路很平静，本队及第二团决定改走构林关小路。出发时张其锽所骑的马，忽然狂跳不肯向前。张其锽大怒，接连猛抽牠数鞭才肯往前走。正午到构林关午餐后，地方乡绅纷纷拿着纸请吴佩孚题字，吴佩孚不忍心拒绝，于是一一为他们书写。等到午后2点，南冈方面忽然传来断续枪声，张其锽恐怕久等生变，带领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探路。往前走了大约三里，地名灰店铺，遇到一片小树林，张其锽骑马走在最前面，突然从树林中射出子弹，张其锽中弹后急忙翻身下马，结果腰腹间又中弹，于是当场气绝身亡。吴佩孚担心前面有闪失，急催部队前进，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其锽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听当地人士说，这是樊钟秀的一伙匪徒，误以为张其锽等人是商旅，想打劫财物，后见大队人马已到，于是四散逃去。吴佩孚见老友惨遭横祸，抱着尸体大哭一场，他请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寄放在关帝庙内。

吴佩孚寄居四川四年多，1931年到甘肃调解回汉纠纷，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北平，再也不曾复出了。

据说张其锽曾经算出他自己在1927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佩孚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易克皋向张其锽告辞时，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其锽也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也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张其锽已计划好，陪吴佩孚到四川，对他略加安顿后就回上海，没有想到还是在劫难逃。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亦亲如兄弟。张其锽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两人立场虽然不同，但私交不受影响。张其锽遇难时，谭延闿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谭延闿风尘仆仆奔波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等到张其锽的噩耗传至谭延闿耳中，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国民军的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直到9月1日灵柩才辗转运到上海，11月28日安葬于苏州的南乡七子山。张其锽的夫人聂其德得知噩耗悲痛欲绝，我的祖父瞿宣颖和祖母接到讣闻后立即从北京赶来上海，日夜劝慰姐姐聂其德。由于担心她想不开，每夜见她房里有响动，就赶紧过来探看。瞿宣颖为张其锽撰写了墓志铭，后来又编订校印了张其锽所著的两份遗稿“墨经通解”、“独志堂丛稿”。

十三 :结束语

吴佩孚与张其锽第一次见面时，两人还处于敌对立场，但经过一席长谈就结拜为兄弟，订为生死之交。这是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年轻时家境都不好，都是苦学成才的学子。张其锽考中了进士，吴佩孚考中秀才后虽然无法继续攻读功名，但国学的根基也是好的。张其锽的学问博而杂，不仅涉猎诸子百家，熟读《墨子》和《庄子》，而且又精研奇门遁甲、六壬，民国时代以奇门遁甲著名于时的，当首推张其锽了，以致有人传说张其锽能预知过去未来。吴佩孚投军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一生热衷于研习易理之术，对其笃信不移，因此对于张的博学多才，精通术数更为敬重。吴佩孚和张其锽都是极重信义的人。吴佩孚经常自比关羽岳飞，曹锟当初提拔重用了吴佩孚，吴佩孚就始终对他忠诚，把他奉为领袖。尽管后来吴佩孚的声望超过了曹锟，也尽管后来曹锟成了吴佩孚的包袱，他始终不肯背叛曹锟。张其锽受到吴佩孚的敬重与信任，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吴佩孚。当吴佩孚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仅在吴佩孚的幕府中客串，接到吴佩孚的邀请就来到他的军中，事定之后又回到上海的家中。然而当吴佩孚全军覆没颠沛流亡后，直到遇难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其煌一直没有离开过吴佩孚。流亡期间，几次曾有亲近的人劝张其煌离开，张其煌都严词拒绝，说现在岂是我自己避难而离开玉帅的时候。吴佩孚和张其锽都是不爱财的人。吴佩孚宣告“四不主义”，其中一条就是不聚私财，也确实未敛私财。张其锽客串吴佩孚的幕府，完全是为了私谊，常年奔波在外，却没有钱寄回家中。张其锽遇难后，他的夫人也只能靠娘家提供生活费和培养五个年幼的孩子。

吴佩孚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见到吴佩孚也只能笔挺地站着，他的老部下张福来升到了河南省督军，依然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吴佩孚唯独对张其锽极为敬重。吴佩孚对朋友则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独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张其锽不称子武老弟而称呼张省长。吴佩孚如果对部下说：“去请省长来”，大家知道就是指的张其锽。吴佩孚每当有重大决策，一般都会听取张其锽的意见，然而对张其锽也并没有言听计从，早在两人订交之初，张其锽促成南北停战之后，更打算谋划南北方的统一，然而吴佩孚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既然“言不能悉听”，张其锽不久即告辞而去了。吴佩孚在洛阳虎视天下期间，张其锽在广西省长任上特意写信给吴佩孚，劝他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提出启用新型人才，“以转移人心风气”等建议。吴佩孚听不进去，等到山海关兵败，在浮海南下时再采纳张其锽的五点意见，为时已经太晚。至于东山再起后，吴佩孚执意不肯听张其锽等幕僚的意见，把唐生智、冯玉祥等推到了广州革命军政府一边，更是他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张其锽遇难后，谭延闿题了几首哭张其锽的诗，真情流露，至为感人，挽诗如下：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见，孤寒涕泪多，裹尸余马革，凄绝向江沱。

辛苦依人计，艰危壮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

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厉，骅骝意苦骄。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

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情，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

谭延闿的诗，於字里行间固然可见其感情之真挚，然义隐词微，亦有惋惜其栖不择木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有一番评论，现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㈠余初识子武在癸壬之冬，其间数数相见，所谈皆当世之务，相感契者什而七八，敬其适达明决，尝以比汉晁错宋陈亮。盖以文人而晓畅军事，以儒者而具综理密微之法家精神，在并世人才中未见其比也！㈡四年以来，子武日左右其友，转战南北数千里，起且仆，仆且起者再三焉。夏间凶耗布达国中，无论其友其敌，皆痛惜时难中失此俊才！㈢子武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今已为彻骨失败之人物，或曰所事非人，宜尔。所事非人，固也；然其人终不失为伉直磊落者流，视今之虚伪卑劣阴险博一时之成功者似尚过之。彼既能敬子武，则子武甘为死而不怨。昔墨家巨子孟胜赴阳城君之难，率其弟子八十一人死焉！阳城君何人，而孟胜乃掷其户荷学统之躯以殉之，彼固曰：不如此非墨之道也！然则子武一死，适以证其不负生平所治墨学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