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一个早20年提出单干的农民，与一个造反派的感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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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2014年7月19日完成的那篇《不能忘却的追忆》，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1期。

他在里面提到了他的两位乡党：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那个早在1962年就以包产到户上书各级政府，引起巨大震动的先行者，和那个时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造反派调查团团长，后来却做了“叛徒”，与杨伟名站到一起的刘景华。

两位普通人而已，但却见识卓越，行走在时代前列，爱国爱民，自担责任，大无畏，陈忠实就因此纠结于心，动笔为我们留存了一段“不能忘却的追忆”。

杨伟名，这位伟大的农民，时代英雄，及其文存，在百度词条上是可以搜到的，而先前的冶金学院学生，后来的广州某高校老师刘景华，却了无痕迹，这在我看来，绝对是一大遗憾。

刘景华在那段历史上造成的震动与影响，虽然远不及杨伟名，但他是作为时代的责任、良知与英雄气概出现的，代表了一种中国精神，埋没与遗忘，无疑意味着缺失与背叛。

我想，陈忠实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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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从“大寨田”会战工地上，回到安静的书桌上的，那时候，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已经不是秘密，人们窃窃私语的小岗村，就因此在陈忠实心中悬了30年。

30年后的2008年，陈忠实随中国作家访问团，第一次圆梦，来到小岗村，参观了“大包干展览馆”，终于见到了那份惊心动魄的秘密盟约，也见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他说他在那一瞬间，“泛溢出伟大的感觉”。

严俊昌们是一个生存危机下的求生动作，而杨伟名则是中国农民生存危机下的拯救动机，这应该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但陈忠实更多的是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不同的命运。

他说：“这一刻，我顿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1978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1978年，而杨伟名的悲剧大概出于196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1962，比1978整整早了16年，比政策全面实行整整早了20年，杨伟名这个农民，到底为何会如此超前？

他的悲剧，显然也即是他的伟大，这个人实在太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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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2005年年底，陈忠实其实是早曾去寻访过杨伟名，这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他的材料非常丰足，也与一般材料有所不同。

杨伟名，1922年出生于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10到14岁，曾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就读，据说生性聪慧，能记背50多篇古文，文字基础已经颇为深厚。

这与百度词条上的中农家庭出身，很符合，但是杨伟名是好学的，他虽然只有三年私塾经历，却在农田生活中，坚持自学完了高小、初中、师范、农业专科学校的大部分课本。

书主要是从邻居，师范生，后来做了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那里借来，谢志安后来曾说：“别看杨伟名没上过几年学，但可以说，我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

杨伟名入党时间很早，49年解放后，曾经被组织选派，到咸阳地干班学习，这就是要作为地方基层干部培养了，只是他没有去成。

百度上说是因为家贫出不去，陈忠实说是因为他妻子抱着他的双腿不肯放，这两者其实并不相悖。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曾经这样评价他父亲：“性情温和，讲理，从没发火打我们；就是在屋里啥事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这样的一个人一旦离家，那里里外外自然就全都得指望他妻子了。

杨伟名一度脱离组织，1957年再次加入，并担任了村会计、文书，那时候他的前妻已经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他的新婚妻子是河南的刘淑贞。以后事来看，刘淑贞对这个越发顾不了家的男人，非常之爱。

杨伟名工作很积极，曾主动交出自己宽裕的房子参加人民公社，但是他的特色是很早就体现出来的，他清醒，不盲从。

他的妻子刘淑贞尽管曾劝他，农民么，种好自己的地就行了，招事惹非干啥，但他却一直以一个普通农民、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干预国家大事”。这是一个责任感、爱国心远远超过了身份的人。

1960年，他针对浮夸风，曾写了一篇《谈小麦播种量问题》，分送到县委、公社，他是不赞成所谓的密植的。

1961年，他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等四篇文章，曾大胆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因素是“人为”，居然还令人惊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

他认为飞跃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尽快建设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这些理论无疑接近于今天。

1962年，他又写了一篇《目前农村工作十谈》，专门针对人民公社中的偏颇问题，他这些文章，大都曾引起省委和咸阳专署的重视，这无疑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他将看不到危险，失去顾忌。

他那篇著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又称《一叶知秋》），正是在《十谈》之后写的，《十谈》并没有完，他就开始了，他觉得他有更多更重要的话要说。

白天没时间，晚上刘淑贞嫌费电，杨伟名就这样每天晚上跑到大队办公室，一页页把他这篇万字雄文写了出来。全文小标题13个，涉及很广，那里面赫然立着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主张，这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碰刀刃的事”，但是他把它，“却直白地呈报各级党政领导”。

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时期，杨伟名放了一颗大大的另类的卫星，不能不提的是，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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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怀感》，是困难时期的产物，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因同样关切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也曾在上面署名。

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他见到杨伟名的文章后，曾立刻指示有关部门到户县与杨伟名等谈话，并聘请杨伟名做了西北局机关报《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

而这之前，陕西省委办公厅、宣传部，也早已不同的形式、媒介，对杨伟名的文章作了刊登。

很显然，这时候的陕西政府对杨伟名的作为，还是非常肯定的，咸阳地区专员王世俊就曾专门写信给杨伟名说：“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然而，八月后，那气候就忽然变了。

因为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亲自点名：“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所以杨伟名等人转眼就成了敌对阶级，省市县社四级联合调查组，随后就进驻了户县。

谈话纠正错误中，最年轻的大队长首先表态认错，其后，书记也只能认错，只有杨伟名一个人还表示不服，他说自己绝对无错。

但是时间一长，杨伟名到底顶不住压力和孤立，他终于还是写下了“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颇有意味的是，尽管杨伟名等“荒谬”和“反动”，工作组对杨伟名等人的处置也非常轻微。“党内不给纪律处分”，大队书记只是降为竹器社厂长，大队长反而升为书记，而杨伟名则可以继续担任文书、会计。

这简直是等于没处置。

只是此后的杨伟名，就再也不写文章了，他讲三国、水浒、红楼、聊斋，跟以前大不一样。他过了一段时间，居然还能“愁絮收敛露笑容”。陈忠实认为这应当与他的襟怀、自信，以及贤妻的悉心照料、关爱有关。

陈忠实这时曾讲了他搜集到的一个故事，他说有关杨伟名的逸闻趣事很多。

杨伟名有一次因为公事，曾被一个社员堵门大骂，但他不仅劝妻子不要生气，还端了一壶茶水出来，放到了那个社员面前。

骂累了，喝口水，你也可以接着骂。杨伟名是有所争有所不争的，他很傲骨，也很宽和，他若在古代，那就是贤者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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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久来了，当权的贾生财、赵振离立刻被打倒，而杨伟名也因为那篇《怀感》，遭到了批斗。

造反派在他大门上用办丧的白纸贴了一副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

这种事一般人都只能挨着，但是杨伟名转眼就撕下来，用红纸写了一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还在自己大门边贴大字报，一边是毛泽东的《送瘟神》，一边是自己写的七绝：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

他竟是士大夫的风范。

所幸的是，杨伟名无权无势，到底是一个小人物，他再怎样，都难入造反派的法眼，所以大家折腾一阵子，也就放过他，都奔着当权派去了。

本来，杨伟名在这场运动中，一般是不会面临大难的，但是这时候，却偏偏来了一个刘景华。

刘景华是被“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派来的，专门负责调查整理刘澜涛的“黑材料”，然而他虽然在出发前曾发誓，将无条件地站在革命路线这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却在来后不久，就“叛变”。

他越调查，越怀疑，越动摇，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就陷入了极大的痛苦。

刘景华在调查的过程中，知道了杨伟名，竟立刻到户县来了。那是1967年10月的一个黄昏，杨新民在提到这件事时曾说：“当时俺爸一脸惊讶，他想不到西安会有这样的学生。那天晚上，刘景华没走，和俺爸一直谈到了天亮。”

他们两个何止是谈到了天亮，第一次还有第二次，上午谈了下午谈，这之后他们两个人还信来信往，联系不断。那份倾心，竟是无以名之。

他们谈什么？谈时局和思想，说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毛泽东也是人，他也是农民出身”，这可真是大胆。

这一场交往不要紧，刘景华不久就有了一个惊人举动。他回到西安之后，竟写了十多张大字报，否定反对文革，反对将刘澜涛定性为“叛徒”，直接贴到了西安的心脏，古城钟楼之上。

大字报惊动西安，调查团团长刘景华随后就被逮捕，判了死刑，连陈忠实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只被囚了八年。

2005年，陈忠实从户县回到西安后，曾专门到广州拜访过已经患了肺癌的刘景华，他看到刘景华气色沉稳平和，谈到往事时，也是一派神闲气静，甚至漠然。

他觉得刘景华这是一种痛定之后的超然，更是一种蔑视。

陈忠实鉴于刘景华的身体，并没有多谈，觉得见到已是荣幸，出来后，他想到“那个在西安钟楼张贴声讨‘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风华正茂的刘景华，竟有泪水涌出……”

6

已经不在造反派目中的杨伟名，就因为刘景华的作为，被再次牵出了。

以前还是文斗，这一次是武斗。

造反派扇他耳光，拳打脚踢，让他下跪。他不跪，就一直打，直到他跌倒在地。

他女儿曾亲眼见到他跪在铡刀底座上，而且还垫着烧焦的煤渣，吓得赶紧逃走。

杨伟名与妻子双双自杀于1968年5月6日，一场批斗之后。陈忠实认为，致命的是刘景华被捕被判死刑的消息传来，杨伟名绝望了。

那天晚上，杨伟名回家，让年幼的儿子杨新民把出嫁的两个姐姐叫了回来，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留她们在家住。

晚饭，杨伟名没有吃，晚饭后，杨伟名即安排孩子们睡觉。两个女儿觉得蹊跷，睡不着，首先听到厨房有烧水的动静，马上跑过来问，刘淑贞说，你们少管闲事，快去睡觉。

姐妹俩不敢睡，不久又听到楼上有动静，问一声，母亲说，拿东西（实际是农药）。

姐妹俩半夜才朦胧睡去，但不久就被很大的痛苦呻吟声惊醒，她们赶紧跑到父母卧室推门，但门是反关着的。大姐情急之下，爬后窗，砸碎玻璃钻了进去，但她们的父母，却已经胳膊挽在一起，并排在床上死亡……

这对夫妻烧水洗了个澡，干干净净地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就这样双双走了。

陈忠实说他在记录时，手抖得写不成字，我则看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如果说，杨伟名的决死还有某种必然，那刘淑贞为什么也会这样决绝？那挽在一起的胳膊代表了什么？

民国时著名的染料大王吴同文，他起先娶的是大家闺秀，贝氏家族的五小姐，贝娟琳，后来又娶了一位风尘女子，二太太，他和二太太两个，恰恰也是这样死的。

1966年8月23日，吴同文的家被红卫兵抄了，吴同文随后就在9月的某晚，与二太太双双自杀。

那天晚上，两个人非常平静，几乎说了一夜的话，最后才在凌晨时分，煮了一壶咖啡。

二太太在丈夫的咖啡里加了一瓶安眠药，又在自己的咖啡里加了一瓶安眠药，然后，他们就穿戴得整整齐齐，睡到床上去了。

咖啡加上安眠药是没救的，何况是那么大的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直到死后，手还是紧紧握在一起的。据说，就是在火化的时候，都无法分开。

写他们的程灵珊曾经说，“自杀其实也看得出文化”，但这里更多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深情。

五小姐多年来一直不明白这个风尘女子为什么会将她取而代之，丈夫为什么会对一个风尘女子如此情有独钟，如此宠爱，她到最后也没能明白，心中只涌动着这样一句话：“这个男人连死都要偷偷避开我，连死都要跟这个女人死在一起。”

自杀并不值得提倡，双双化蝶看上去很美，但在现代观念上也可能被视为愚昧，然而难得的是，我们“伟大的农民思想家”，那个有着超前意识，特殊良知和责任感，并傲骨铮铮的农民杨伟名，也有这样一段绝唱。

这世上总有人会如此倾情，他与妻子刘淑贞，竟就是如此倾情。

杨伟名夫妇去世那天，整日整夜大雨，第二天潦草下葬时，“雨下得更大更猛了”。杨伟名的坟，后来被一家小工厂征地建厂时抹去了，连杨新民都已经找不到准确位置。

值得欣慰的是，杨新民有次去祭祀，人家本不让进，但一听是杨伟名的儿子，就立刻放行了。

看门人说：“那人俺知道，好人哩。”

老百姓没有更多的话说，一个知道，一个好人，这就是最高的认可与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