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华援助

文：张向明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陈旧且数量稀少，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技术兵器奇缺。与此同，日军的火炮质量优于中国军队且数量是中国的5倍，航空兵飞机数量是中国的13倍，坦克数量是中国的36倍。这种武器力量对比上的极度失衡倒逼中国军队增加现代化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当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无法自行生产重武器，只能依赖进口。但国民政府自身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武器，唯一的希望是向苏联寻求帮助。

1937年7月6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举行会晤，就向苏联政府寻求获得贷款用于购买苏制武器装备的可能性进行洽谈。这次会谈的内容严格保密，未曾登报，但事实上会谈内容却被日本情报机关知晓。7月15日，日本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1]刊登了一则该报社驻上海记者援引自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消息报道称，“南京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促使其与苏联达成对华援助的协议”，“莫斯科方面委任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作为全权代表与中方进行磋商”。[2]

8月初，苏联大使接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指示，苏联政府表示，可提供给国民政府必要的贷款，用于购买苏制武器和军事设备。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条约签署的消息令东京方面极为震惊。日本帝国外务省大臣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中苏所签订的这份条约是“对日本的最大威胁”。

条约签署后，有关对华军事援助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国民政府随后派遣特别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一事与苏方进行磋商。1937年9月8日，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师级指挥员，这位近期才从西班牙归国的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在莫斯科中央机场迎接了以杨杰将军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

会谈中，中方代表请求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最新型军事装备，特别是坦克、飞机、防空炮和反坦克炮，苏方当即同意该请求。9月11日，苏联决定向国民政府提供82辆T-26轻型坦克、20门防空炮、50门反坦克炮和弹药。除此之外，苏联还预备向中国派遣教官，训练国民政府军队的官兵如何使用苏制武器装备。9月16日，苏联当局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提供军事武器装备的特别决议，而次日，苏联政府将决议结果通告给了国民政府代表团。

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全程活动的相关内容，被记录在一份由中苏双方代表签署的专项文件中。双方在该文件中明确了武器援助数量、交货时间和军事物资的运输路线等。双方就不向媒体提及有关对华军援、派遣苏联教官和军事顾问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1937年10月1日，两艘运送特殊货物的英国轮船装载首批援华军事武器，缓缓驶出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港。之所以雇佣英国轮船是为了避免船只抵达香港后被日本控制住。此后，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的目的港除香港外，还会选择在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仰光卸船经滇缅公路进入中国境内。

前往中国的海上路途遥远。英国货轮抵达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时已是11月初。接下来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最终抵达香港，之后经由不太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抵达中国南部。1938年3月，首批T-26坦克及苏联教官抵达中国湖南省湘潭市。国民政府军官和坦克乘员经过数月训练和准备后，部队的组建初见成效。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军队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诞生，该师是以苏制武器装备为基础创建的成建制的机械化部队。经国民政府请求，中国境内的苏联坦克教官充当了这支坦克部队的顾问。

1937年12月，身在莫斯科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新的请求，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提供给中国一批新的军事装备。这次请求涉及20个整编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的请求得到了满足。两艘满载军火的英国货轮从塞瓦斯托波尔港起航，船上装载着320门火炮、900挺机枪，步枪、子弹和炮弹无数。1938年4月初，货轮安全抵达香港并开始卸货。

1938年7月，苏联当局通过了以贷款形式向中国出售大批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决议。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队在1938年上半年的战事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因此一艘拥有大货舱的英国货轮“斯坦霍尔”号，装载着300门大炮、2000挺机枪和其它武器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1938年11月23日，该船抵达了缅甸首都仰光，军火将从这里经陆路运抵中国。这些来自苏联的武器，使国民政府能够武装在武汉保卫战中损失惨重的南线部队，并阻止日军的铁蹄继续西进。

1938年上半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优惠性贷款多达1亿美金。期间苏联向中国运送了477架飞机、82辆坦克、725门火炮和榴弹炮、3825挺机枪、700辆运输车以及大量的弹药物资。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苏联共计向国民政府提供了985架飞机、1300多门火炮、14000多挺机枪，以及大批弹药和其他各式武器装备。

1938年，应国民政府请求，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团随同一批武器和军事设备将同时前往中国。1938年5月17日，60名苏联专家被派往中国协助国民政府军队的指挥官。这些苏联专家将帮助中国军官在军事行动中制定作战计划、构建部队管理并提供作战建议。在中国工作卓有成效的主要苏联军事顾问有：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特文、库兹玛·马克西莫维奇·卡恰诺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烈潘诺夫，高级军事顾问有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巴季茨基、伊万·普罗科皮耶维奇·阿尔费奥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博戈柳博夫。苏联顾问根据自己所长，负责不同的兵种，如空军、坦克部队、步兵、炮兵、工程部队等。

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享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首个顾问团于1938年5月底抵达中国，1938年9月13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被分配在各战区和各条战线上的苏联顾问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享有极高的指挥权。

苏联交付给中国的航空设备在抗日战争中的1937年至1939年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中国空军损失的作战飞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临近1937年10月时，在日军航空兵优势兵力不断打击下，中国空军仅存约130架作战飞机根本无法对取得中国上空制空权的日军航空兵造成任何有效阻击。日本飞行员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将中国当作一块练习场，肆意轰炸，其中包括对没有任何部队驻扎或军事设施的民用设施的轰炸。大量平民丧生，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昭然若揭。

因此，1937年9月11日，苏联政府决定以贷款军援的方式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伊-15和伊-16型歼击机、СБ轰炸机（ANT-40型轰炸机）等225架作战飞机以及6架TB-3型重型轰炸机。89位苏联航空专家被派往中国，用以训练国民政府军队的官兵。

经历过战争初期的残酷空战后，国民政府空军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因此国民政府代表团请求苏联政府派遣苏联志愿飞行员前往中国。苏联同意了国民政府的请求。配备有最好飞行员的一个СБ轰炸机大队和一个伊-16歼击机大队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前往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大业。

苏联飞机途经中亚阿拉木图再运往中国的兰州市。由于这条数千公里的航线超出了轰炸机的最大航程，需要中途降落阿拉木图加油。战斗机则拆卸后通过汽车从阿拉木图运往哈密。最终这批飞机在兰州集中验收后，再被派往中国的各个目的机场。

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在兰州接收了第一批86架苏联战机。1937年底，除两个已经被派往中国的航空兵大队外，苏联政府又加派了一个СБ轰炸机大队和一个伊-15歼击机大队，分别由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上校和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拉戈维申斯基上校指挥。

1937年11月21日，南京上空爆发的空战中，7名苏联志愿飞行员驾机迎战20架日机，最终击落两架敌机。12月1日，苏联航空队拦截下试图冲入南京上空的日本轰炸机。日军在这场空战中损失了一些飞机，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上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空战。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们曾驾驶着СБ轰炸机袭击了上海的日本驻军和上海外滩的日本舰艇。

苏联志愿飞行员成为了当时中国上空的空战主力。1938年2月，武汉空战爆发。在2月18日的战斗中，苏联飞行员击落12架日机。此战之后，近两个月武汉的上空没有出现过日本航空兵的身影。苏联飞行员保卫了武汉，被当地居民称为“正义之剑”。

1937年7月8日至1938年5月1日，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击落和摧毁日军机场上的飞机共计625架，而苏联志愿飞行员对这些战果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空军伤亡超过1200人，骄横、不可一世的的日军航空队王牌，诸如“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一一丧命。这是日本参谋总部未曾料到的，而日军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言也只能沦为笑柄。

苏联飞行员的勇气和无畏精神得到了苏联本国的高度赞赏。他们中的14人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其中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赫柳金、格里戈里·潘捷列维奇·克拉弗琴科、西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萨列夫、斯捷潘·帕夫洛维奇·苏普伦和安东·阿列克谢耶维奇·古边科，是苏联航空兵史上在空战中首批采用空中撞击战术的飞行员，他们的这种伟大而英勇的壮举后来被苏联飞行员们在哈拉欣河上空再次展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志愿飞行员都能够在完成任务后，安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在战斗中，有227名苏联志愿者长眠于中国，这其中包括轰炸机支队支队长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少校和歼击机支队支队长拉赫曼诺夫。

截至1939年中旬，由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以及从其他国家的购买武器装备，国民政府得以扩编大规模武装，包括：245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总兵力约300万人）。国民政府军队拥有了80万支步枪、5万挺机枪、1075门火炮、213辆坦克和150架飞机。[3]

20世纪30年代后期，狂妄的日本不仅意图称霸东亚，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对苏联东部边境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积极援助中国抗日，让中国牵制日本，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为中国在那个最艰难的岁月里抵御住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