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医生案：斯大林大清洗信号
作者：述 弢
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是斯大林发动新一轮政治大清洗的信号。后因斯大林猝然去世，案件中途夭折，许多人方侥幸逃过此劫。这一案件决非孤立的事件，今天重温这段旧事，或可从中依稀看到斯大林执政期间的一些真实情况。
在红场阅兵的斯大林和朱可夫
1953年1月13日,一则耸人听闻的塔斯社消息见诸报端：
不久前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个医生恐怖集团，他们旨在通过破坏性治疗，缩短积极的苏联活动家的寿命。该集团的成员有内科医生М. С.沃夫西教授，内科医生弗·尼·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内科医生Б. Б.科甘教授，内科医生М. Б.科甘教授，内科医生П. И. 叶戈罗夫教授，耳鼻喉科医生А. И.费尔德曼教授，内科医生雅·吉·埃廷格尔教授，神经病医生А. М.格林施泰因教授，内科医生Г. И.马约罗夫……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其中提到的几位医生决非等闲之辈，乃是专为苏联政要服务的医界泰斗，如维诺格拉多夫曾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埃廷格尔曾是贝利亚的私人医生。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1948年8月日丹诺夫的猝然去世说起。
战后，日丹诺夫从工作多年的列宁格勒调往莫斯科，被委以重任：主持中央组织局的会议和领导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意味着他已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党内第二号人物，风头盖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其实，日丹诺夫早已有病在身——严重的心绞痛。他的健康状况很差，甚至参加政治局会议都感吃力，有时突发昏厥，面无人色。1948年7月，鉴于日丹诺夫病情继续加重，政治局决定让他前往瓦尔代湖附近的中央委员会疗养院休养两个月。岂料休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反有恶化的趋势，心脏病急性发作。
日丹诺夫
8月28日，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派医疗小组乘专机赶赴瓦尔代湖，成员有叶戈罗夫、维诺格拉多夫、瓦西连科、马约罗夫和季马舒克等人。医生们给日丹诺夫看了病，认为需做心电图检查。
季马舒克根据心电图结果得出结论：病人左心室和右心室间隔处有心肌梗塞。然而其他医界泰斗不同意她的结论，认为心电图显示的结果，并非心肌梗塞所造成，系源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病引起的“功能失调”。他们认为病人患有“心脏病性哮喘”。
8月29日，季马舒克写了一封信，请日丹诺夫的卫队长转交负责政治局委员日常生活和安全的政府卫队队长弗拉西克，信中认为医界泰斗的诊断结论有误，他们“对安·安（指日丹诺夫）的绝对严重病情估计不足，允许他起床、在公园散步、看电影，从而引起心脏病再次发作，日后可能导致不幸的结果”。
8月31日，日丹诺夫在疗养院去世。一周后的9月7日，季马舒克又上书分管安全机关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十分肯定地说心电图显示日丹诺夫曾患心肌梗塞，但主治医生却不同意她的诊断结论，且对日丹诺夫“并未实行心肌梗塞患者所必需的严格静卧疗法，仍然对他进行一般按摩，允许他在公园散步和看电影”。
尸检结果证明季马舒克的判断正确无误。人们不禁要问，其他大名鼎鼎的医学泰斗在日丹诺夫的病情诊断上，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一种解释是：他们知识老化，不思进取，看不懂心电图。另一种解释是：日丹诺夫的心脏病无法医治，因为他改不掉酗酒的习惯，以致病情愈来愈重，如诊断为“心肌梗塞”就很伤首长的面子，只好轻描淡写。
耐人寻味的是，8月30日斯大林就看到了季马舒克致弗拉西克的信，却对她的指责不感兴趣，仅吩咐“存档”——日丹诺夫之死早已纳入他的政治谋划之中。
克格勃首领贝利亚
斯大林渐渐对日丹诺夫失去兴趣，把他当成累赘。斯大林经常更换干部，提拔新人，日丹诺夫已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在政治游戏中成了多余的人。然而，斯大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因为战后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战役都同日丹诺夫的名字分不开，假如把他关进监狱，岂不是要将轰动一时的关于文学、音乐、电影的决议统统扔进废纸篓吗？如今日丹诺夫猝然去世，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就甩掉了这个累赘，可谓“天助”。
弗拉西克将季马舒克的信转寄给她的顶头上司、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叶戈罗夫对季马舒克的申诉十分不满，便将她调到医院的分院工作。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被淡忘了。 然而，1952年夏天，在紧锣密鼓地炮制“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过程中，斯大林又想起了季马舒克。当时，内务部对季马舒克进行了两次讯问，她再次重申了当年上书中央所阐明的观点。半年之后的1953年1月20日，季马舒克家来了一辆小车，一位军人从车上下来，请季马舒克跟他走一趟。季马舒克吓得魂不附体。谁知这次去的不是内务部所在地卢比扬卡，而是克里姆林宫。她受到马林科夫的亲自接见，马林科夫亲切地对她说：“十分感谢您提供的帮助，多亏您才揭发了那个集团……”还说她调回克里姆林宫医院一事日内即可办妥。当天季马舒克刚刚回家，又被接到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紧紧握住她的手，郑重地说：“刚才我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指斯大林）交谈了，他提出授予您列宁勋章。”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前，所有报刊都在争说这位爱国医生，季马舒克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的风云人物、民族英雄。
与此同时，曾参与日丹诺夫治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纷纷被捕，无一幸免。1953年1月30日塔斯社的消息称：
……罪犯承认，他们利用安·安·日丹诺夫同志的疾病，对其病情作出错误诊断，隐瞒他患有心肌梗塞的实情，确定了此种严重疾病禁用的疗法，从而害死了安·安·日丹诺夫同志。审讯判明，罪犯还缩短了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的生命。犯罪医生曾竭力……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列·亚·戈沃罗夫元帅、伊·斯·科涅夫元帅、谢·马·什捷缅科将军、戈·伊·列夫琴科海军上将等人丧失工作能力，然而逮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计划。
克里姆宁宫
……恐怖集团的大部分成员（М.С.沃夫西、Б. Б.科甘、А.И.费尔德曼、А.М.格林施泰因、Я.Г.埃廷格尔等）均与美国谍报机关建立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焦因特”有联系。恐怖集团的其他成员（弗·尼·维诺格拉多夫、М. Б.科甘、П. И. 叶戈罗夫）则是英国谍报机关的老牌特工。审讯将于最近结束。
这里提到六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人，实际上被捕的人比这要多得多。逮捕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顿河畔罗斯托夫、哈尔科夫、车里雅宾斯克等地进行。
严刑拷打、百般凌辱、关押期间戴上手铐……刽子手为了获得供词，对于被捕的医学泰斗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内科医生埃廷格尔教授本是医学界翘楚，曾先后诊治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契切林、李特维诺夫、布琼尼等著名政治活动家。他早在1950年年底即因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被捕，虽重病在身，也难逃斯大林豢养的鹰犬的残酷折磨，1951年3月惨死狱中。埃廷格尔之死丝毫没有引起刽子手的怜悯，他们又于同年7月逮捕了埃廷格尔的妻子维克托罗娃，单独监禁、戴手铐、泼凉水，强迫这位年过花甲的病妇招认“丈夫的恐怖主义行为”，最终判她10年监禁。他们年幼的儿子也未能幸免：被发配至特种劳改营服刑10年。
其他被捕者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七旬老人维纳格拉多夫不肯就范，审查的人就对他大打出手。
被捕者纷纷屈打成招，随后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臭名昭著的塔斯社消息。于是全国掀起了一场揭露“白衣杀手”、“医生恶魔”的运动。运动很快具有了排犹的性质，因为被捕医生大多为犹太人。策划者指望像30年代那样，煽起一股针对“杀手”、“间谍”、“医生”、“破坏分子”的狂热，并在此基础上转而开始一场新的大清洗。他们关闭了莫斯科、切尔诺夫策、明斯克、敖德萨、比罗比詹、巴库、基什尼奥夫的犹太剧院；关闭了基辅、利沃夫、明斯克的犹太科学中心和图书馆；关闭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希伯来学教研室；部分捣毁了第比利斯、维尔纽斯、比罗比詹犹太博物馆极其丰富的藏品；关闭了犹太教堂。
一时间人心惶惶，疑神疑鬼。许多人不肯治疗和服药，每个医生都受到怀疑，医院就诊人数大幅下降，药店门可罗雀，还出现了服药后健康状况恶化的传言。“劳动人民的来信”潮水般地向《真理报》涌来，纷纷要求对“白衣杀手”、“人间败类”绳之以法，决不留情。许多人认为，在对“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审判之后，将开始大规模地把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已向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调集运载犹太人的货车。
对被告的审讯由斯大林亲自掌控，每个“阴谋参与者”的罪行轻重也由他来定。
一般认为，“白衣杀手”一案乃是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高级领导人又一轮清洗的前奏。斯大林需要策划一场无所不包、遍及全国的恐怖行动，犹太医生就成了实现其计划的最好靶子。医生因其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同人民群众亲密接触，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控制着其日常生活最敏感的方面——健康。而犹太人又分布在全国各地，可以说任何一个医疗单位都有犹太医生，斯大林都可以在那里顺利运用他的政治武器——反犹太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1952年10月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有25人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其中许多人名不见经传。30年代末形成的领导集体，仿佛已“湮没”在人数大大增加的政治局中。像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样经验丰富的活动家不会不明白，斯大林准备撤换他们。贝利亚尤其提心吊胆，他这个走卒为何不再讨得领袖的欢心呢？
1945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沙里亚根据贝利亚的布置前往巴黎，名义上是为归还1921年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运走的博物馆珍品，实际上，他在巴黎还秘密会见了格鲁吉亚侨界领袖——原独立格鲁吉亚政府首脑诺耶·若尔丹尼亚和几位著名的侨居国外的格鲁吉亚政治家。巴黎的一些格鲁吉亚侨民作这样的推测：沙里亚是受贝利亚之托，力求从格鲁吉亚侨民手中弄到诋毁斯大林革命前在格鲁吉亚的活动的材料。1950年初，沙里亚被捕，送到卢比扬卡，大概斯大林获得了关于沙里亚在巴黎秘密会见的情报。苏联国家安全部搜集了贝利亚的黑材料。50年代初，甚至贝利亚母亲的住处也安装了窃听装置，贝利亚的所有亲戚都受到跟踪。
上世纪70年代初，布尔加宁在同埃廷格尔的儿子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推测：斯大林打算在医生案件之后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十九大以后，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指控这两个人给英美两国当间谍。首先，他对莫洛托夫颇不以为然，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是犹太人，1949年即已被捕。娶了犹太妻子的伏罗希洛夫也危在旦夕。斯大林正在策划类似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一案的大规模政治案件，只不过这次被送上被告席的可能是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据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上都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尽管他的身边就有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这样的犹太人。战后，斯大林的排犹情绪尤其严重，他曾多次在小范围内说，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当家，战后美国奉行反苏政策，其根子就在这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此后几周，关于“医生案件”的争论一直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进行。贝利亚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地说，他相信这是一起假案。尽管几位同僚表示反对，他仍坚持立即释放医生。
3月31日，贝利亚批准关于中止“医生案件”和释放全部被侦讯者的决定。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为所有37名被捕者彻底平反的决定。其中医生28人，余皆系医生的家属。
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苏联内务部通告》，说到著名的“医生案件”系“原内务部领导人”一手炮制的假案，因此案被捕的人已全部释放。
著名作家爱伦堡后来说，看到通告他明白了：解冻已经开始。许多人都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
1953年3月27日，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在呈递贝利亚的报告中写道：“仍须承认，安·安·日丹诺夫有过心肌梗塞，我、瓦西连科教授、叶戈罗夫教授、马约罗夫医生和卡尔帕伊医生曾对此予以否认，这是我们的错误。不过在作出诊断和治疗方法中并无恶意。”
4月3日，苏共中央撤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向季马舒克授予列宁勋章的命令，称“鉴于目前查明的真实情况，该命令是错误的”。数日后，季马舒克将列宁勋章交回克里姆林宫。上面安慰她说，仍然把她当成正直的医生看待，取消嘉奖不会影响她的工作。一年之后，上面又不事声张地授予她劳动红旗勋章，也许是作为补偿吧。
苏联新领导必须同“医生案件”划清界限，需要找“替罪羊”。于是，在整个案件中最卖力气、最心狠手辣的留明成了最佳人选。留明于1953年3月16日被捕，次年7月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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