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白朗起义

在袁世凯对起义军进行“围剿”时，英国驻华武官罗伯逊、俄国驻华武官佛多楼夫，先后赴信阳“观战”。罗伯逊提出了以轻便马队跟踪追击，配以步兵围堵和“遍立堡垒”的“剿匪节略”，为北洋军出谋划策。袁世凯还接受各国驻汉领事的建议，不惜以重金购买飞机数架和聘请俄国飞行员来华，并派卫队护送飞机与飞行员到信阳机场，用新式武器镇压起义军。

起义军进据皖西地区后，皖督倪嗣冲一面从安庆、芜湖、寿州调动约十个营的部队，向六安、霍山方向围堵，一面电请段祺瑞增兵英山、霍山、罗田、蕲春，阻塞起义军南下道路。与此同时，河南护军使赵倜率统领高文贵等部到达固始，并令拱卫军、北洋陆军第二师第六团 向商城、固始方向集结，与皖军声势联络，“稳慎前进”。这就再次形成了对起义军的“围剿”。白朗等为了摆脱被动不利态势，决定率部突围，向铁路以西转移。

1914年1月27日黎明，起义军从容撤离六安，并再次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军队出城后，先向东行进，声称将进攻庐州，尔后转旗西走，进据豫皖边的金家寨，准备伺机突破敌军防线。此时，赵倜正待拱卫军和二师六团 集中后向麻布街（商城东一百八十里）一带进发。但统领高文贵未执行赵倜的命令，于1月28日令拱卫军团长熊文朗率两营单独由固始开往麻布街。熊团于29日出发，在叶家集宿营。起义军侦悉该团孤军冒进，便迅速奔袭叶家集。熊文朗因叶家集无寨垣可守，即在该集东八里的石碑楼布置防御，由管带李凤举指挥左翼，帮带王翰文指挥右翼，熊自带山炮两门居中指挥。熊还派人飞报驻武庙集（叶家集西四十里）的高文贵，请速派兵增援。

1月30日上午，起义军集中兵力向熊团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时，先将其左翼击溃，再转攻其右翼，将帮带王翰文击毙。该部士兵见指挥官被击毙，纷纷溃退。起义军立即包围中路，熊文朗不敢抵抗，率部突围，退回固始。这次战斗，起义军共击毙敌军帮带、副官、哨官、哨长七人，击伤哨长、哨官二人，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二十四支、手枪六支、望远镜两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熊团溃败后，商、固一线的豫、鄂联军便加紧防堵。起义军又于2月6日攻占霍山，继又南下至英山。皖军马联甲师“跟踪数日，竟未追及”。段祺瑞鉴于“北部兵力已经厚集”，电令马联甲师迅速南下，堵击起义军，令英山、罗田守军严防要隘，令鲍贵卿率部往舒城堵击，今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兼鄂皖“剿匪”总司令王占元增兵鄂皖边界的松子关一线，以便“约期会合，严行痛剿”，妄图将起义军围歼于霍丘、霍山、叶家集之间。这时，起义军已转移至双河店（金家寨西南四十里）、皂靴河（商城东南四十里）一带活动。驻光州的王占元急令所部第九团 进驻瓦庙集（固始西南四十五里）；骑兵第一旅赶赴叶家集，与皖军联络；石振声旅混成第五团 待机于商城附近；混成第六团 从固始南下。为防止南方的革命党 人接济起义军，段祺瑞还请袁世凯派军舰数艘，在长江巡防。

由于鄂、豫、皖三省的“围剿”军愈集愈多，起义军在内线的回旋余地愈来愈小，白朗等决定率部迅速突出包围圈。先准备从商、固之间的瓦庙集突围，因遭敌第九团堵截，遂进攻段家集、方家集，又遭敌混成第六团阻击，于是集众向酆家集（商城东北二十里）进攻。2月21日，起义军首领之一李鸿宾率步兵四五千人、马队三四百人，携火炮两门，从皂靴河经苏仙石向西北挺进，白朗率大队跟进。王占元命驻段家集的混成第六团 和商城的混成第五团立即出动，对起义军实行夹击。21日上午，混成第五团与起义军前锋相遇，李鸿宾率起义军占领鄂家集南面一带高地，与该团展开激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被迫后撤。王占元即令第九团扼守商城以南至松子关一线各要隘，阻止起义军南下；令石振声督率五、六两团 从苏仙石西、北分进合击。他得意洋洋地向段祺瑞报告：“迄今合围之势已成，进攻之机已熟”。

2月23日，白朗所率之万余人在酆家集南又遭混成第五、第六两团夹击，被迫东撤。起义军集合大队突围，多次受阻，北洋军又步步紧逼，处境十分不利。白朗等决定以部分兵力在当地起义武装配合下，潜行至光州附近，出敌不意地袭击王占元的指挥部，借以调动敌人；其余部队分成几路，乘机冲出包围圈。这一部署果然奏效。当起义军的枪声在光州城外突然打响时，王占元惊慌失措，急令一个营守城，两个营出城迎战，同时命令附近驻军星夜驰援。袭击光州的起义军奋不顾身，与优势敌人激战两日，终于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分路突围的任务。

各路起义军于2月26日、27日跳出包围圈后，日行百余里，兼程西进。其中一路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组织对空射击，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

起义军跳出包围圈，至京汉路侧集中后，在武胜关一带破坏铁路，一度造成车运中断，使“中外居民异常恐惧”。随后，起义军从信阳南东双河分兵两路，一由柳林南下，威胁武汉；主力经随、枣西进，直趋老河口。

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是汉水中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由黎天才第一师赵荣华团的一个营驻守该镇。赵平日肆意鞭打市民，勒索商户，并经常沉溺在戏院中，不理军务，军队纪律废弛。当起义军越过随县、枣阳，向老河口方向前进时，赵荣华仍不介意。少数起义军便混在一戏班里，潜入镇内。

8月7日，起义军三千余人攻占老河口东南的黑龙集，驻守该集的第二混成旅第五团第三连向老河口溃退。此时，赵荣华才匆忙下令戒严，派部队防守城关。当晚10时许，起义军猛攻大东门，事先进城的起义军立即响应，火光烛天，枪声大作。战至8日凌晨，镇内守军及商团大部被歼。赵荣华仅率马队数十人逃往樊城。起义军共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取得了外线作战的又一次较大胜利。

西进的起义军进展顺利，南下的起义军也接连获胜。当起义军还在路东的鄂豫边活动时，鄂督段芝贵为了防止起义军南下长江与革命党 联络，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罗田、麻城、黄安一线，因而路西的兵力比较薄弱。广水虽有驻军，但主要是保护铁路，不敢轻动。所以，该路起义军出武胜关后，未经大的战斗，就连破应山县的麻烟市、霍家集，直趋安陆。待到鄂军赶来时，部队即转旗北上，与由老河口转移的起义军主力会师。8月14日，起义军再次攻克鄂、豫、陕三省边境要隘荆紫关。守关的巡防营一个营狼狈北逃，退守西坪。

袁世凯先后派出亲信段祺瑞、段芝贵和赵倜、王占元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相继调动两万余部队追围堵击，历时两月，妄图将白朗起义军消灭于鄂豫皖边地区，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起义军在反“围剿”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部队扩大至二万余人。这是起义军最兴盛的时期。

北洋军的八路“兜剿”计划和起义军的西征决策

白朗起义军几次战争接连获胜，袁世凯十分惊慌，连着给段祺瑞和段芝贵发电报，命令他们加派部队，“酌配利器”，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务求“早日荡平”。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令，与段芝贵等分析了前段作战情况，认为起义军惯于避实击虚，合围、追击均难于奏效，但也别无良策，只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实行所谓分进合击，八路“兜剿”。其具体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贤率所部一旅及归其节制的何其慎旅驻裕州，另以一团驻许昌；骑兵第一旅旅长陈文运率所部驻襄城、叶县；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沁阳；河南护军使赵倜驻洛阳，所部毅军分别驻扎汝州、宝丰一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率所部驻卢氏，另外以镇嵩军或毅军两营驻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间，切断起义军回基地之路；奉军吴庆桐旅驻南阳、唐县；北洋陆军第九师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率所部驻浙川附近，兼防郧县；湖北陆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所部之一营并入北洋陆军第二师，以第二师一个团驻新甸铺（新野南三十里），相机前进，另一个团为游击之师，四面策应。

此外，为了保障后方运输，令北洋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率部加强铁路沿线防守。

在北洋军刚刚部署八路“兜剿”之际，白朗等起义军首领作出了西征陕甘，寻找合适机会入川的决策，并利用很短时间作了如下准备：

（一）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建立了统率机关。

（二）区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

（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卢氏一带，作好入陕的准备。

攻破商县，威逼西安

起义军在荆紫关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先占龙驹寨（今丹凤），接着攻克了商县，歼敌百余人。起义军顺利进入陕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计划完全落空。段本人于3月下旬被召回北京。

陕西都督张凤翙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省城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仓皇率军到黑龙口、蓝田进行防御，以民政长宋联奎会办军务，专守省城。3月25日，宋联奎急电段祺瑞、段芝贵，要求豫、鄂两省速派北洋陆军第二师由荆紫关、毅军由潼关、镇嵩军由卢氏、张联升旅由郧西分路进击。

北洋政府为确保西北重镇西安，除令王汝贤第八师和赵倜毅军分左右两路急赴荆紫关、潼关追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将法式双翼飞机四架运抵潼关助战；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及雷震春部八个营共约万人，沿京汉转陇海铁路入陕；命川军加强汉中方向防御；命山西都督阎锡山扼守晋南要隘，并增兵潼关，配合陕军作战；命甘肃驻重兵于乾县、凤翔以西，防堵起义军西进。为了统一指挥，以后又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袁世凯调集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十余万人），企图消灭起义军于陕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县后，以一部兵力进攻蓝桥（蓝田东南二十五里）、孝义（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汉中，准备伺机入川。进攻蓝桥的起义军为陕军所阻，遂西趋引驾回，于3月30日克孝义。进军汉中的起义军，于24日占山阳，29日占镇安。31日，张凤翙返回省城，与宋联奎共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令张建有团改骑为步，从大峪口（蓝田西南五十里）入秦岭迎头堵击，陈树藩第四旅由商县西杨家斜南下尾追；飞调驻防汉中的两个营驰赴兴安（今安康），催令汉中镇守使张钫率部进至紫阳、洵阳（今旬阳），扼守汉水要口，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军迅速西进，实行四面围攻。

起义军主力进至镇安、凤凰咀地区后，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与攻占孝义的部队会合，决定出秦岭北上。先在孝义以北的营盘岭将张建有团击溃，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随后，于4月初分别由库峪、大峪口出秦岭入关中。4月6日克盩厔（今周至），8日渡渭水，经武功直趋醴泉（今礼泉），听到陈树藩旅已进驻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县）。9日黎明，起义军炮轰县城，乘敌慌乱之际，大队攻进城内。13日、14日又先后攻占永寿、邠州（今彬县）。此时，陈树藩已率部至永寿，他命第七团 团 长率第三营向邠州进攻，亲率第八团二、三两营及军士队二百余人进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镇（今太峪）。起义军与陈部激战两昼夜，三战皆败，遂撤离邠州城，进入该县所属之西南山中。之后，又乘陕军不备，于18日、19日先后攻破麟游、岐山。驻凤翔的甘军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相率退避至陇州（今陇县）一带。此时，赵倜所率之毅军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凤翔。起义军绕过凤翔，于21日、22日先后破麟阳（今千阳）、陇州。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转入固关山中，据险抵抗。毅军越山绕路，四面包抄。起义军拒敌失利，阵亡一千五百余人，丢失枪支、骡马甚多。在此不利情况下，白朗便率部继续西进，入甘肃境内。

入川计划受挫，在甘处境艰危

起义军首先在陕甘边的固关镇与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战，一举将崔部击溃，于4月底由张家川进入甘肃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在兰州东南地区组织防御，其方针是“一以遏其奔窜，一以跟踪游击”。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临洮）、洮州（今临潭东）、岷县，由提督马安良所部及原驻循化、夏河等处各营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陇西、狄道四县，由镇守使张定邦所率五营分段驻扎，严守省垣门户，并以余力兼顾会宁一带；宁远（今武山）东南各县，由镇守使马国仁及分统马国礼所率各营分守要隘，并抽调一支部队机动驰击；静宁以东各县，由平凉护军使张行志所部各营分别防堵，并抽调“劲旅”机动作战；由统领吴炳鑫率所部在静宁、通渭、安定、狄道、会宁、陇西、渭源等处游动作战，并与统领张定邦及宁远军联络，以壮声势；甘州提督焦大聚为行营总司令，率所部三营以及分统马永祥三营、统领崔正午所余各队、统领陈正魁三营、帮统马忠孝四营，在营务处金承荫辅助下，即时开赴前线“跟踪痛剿”。

起义军在击溃崔正午部后，即翻越高塬深涧，迤逦西行，抵达通渭、马营一带。为了阻止尾追的毅军，所过之处，在井内塞以死尸秽物，实行坚壁清野。赵倜部有的终日不得一饮，有的两天仅食一餐，骡马因饥渴而死者日有十余头，行军宿营造成极大困难。当赵倜部追至马营南山时，起义军于各要隘设卡据守。赵部分左右两队猛攻，夺取了一些要隘。起义军乘赵部吃饭的时候，突然从四面围攻，激战两小时后，向宁远方向转移。这次战斗，使赵部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起义军也阵亡二百余人，丢失快杂枪百余支。

5月初，起义军兵锋指向宁远以东的洛门镇。当地驻军马国礼、陈正魁部得悉起义军来攻，“马则逗遛不前”，“陈则卤莽前进，……仓皇迎战”。移时，起义军将陈部三面包围，猛烈攻击，杀伤甚众。陈正魁率残部退守洛门镇，起义军加紧围攻，“逼令缴出快枪四百余杆、子弹约四五万粒，始将该队放走”，洛门镇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尾追的毅军因“数十日奔逐，伤病疲劳，为数甚多，随队急追，必多牵累”，乃派三个统领率八个营轻装向陇西“追剿”，赵倜则“带伤病各兵及辎重暂赴安定休息调养”。这支追赶起义军最卖力的部队，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洛门镇战后，适值下雨天，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起义军乘机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陇南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守军有总兵马国仁所部五营。马将部队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4日，起义军先以少数部队进袭，随即且战且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马国仁未探明情况，亲自率队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起义军击毙。马部见主将毙命，顿形溃乱。起义军乘势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开城投降，秦州遂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在洛门镇、秦州两战获胜后，士气复振。5月7日取道徽县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军步兵第十、第十二团 、炮兵第三团 在略阳一线堵截，随即经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义军攻占阶州，川军闻警，即由碧口星夜赶至阶州方向防堵。起义军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气受到一定影响。这时，跟踪追击的毅军、甘军又相继赶到。起义军遂北上宕昌，经哈达铺（宕昌西北六十里）、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县），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区，洮州系回民聚居区。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又受本民族上层分子的欺骗蒙蔽，与汉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矛盾。起义军进入上述地区后，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因而引起藏、回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时，回族民众和甘军一起据险反击，起义军进城四天，战斗仍未停息。这样，起义军成了与当地人民对立的孤军，人员、枪弹无法补充，给养的筹集十分困难，只得杀马充饥。由于提督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动武装已节节进逼，赵倜又率军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夹击之势，起义军陷入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这时，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入川还是返豫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白朗等主张继续南下入川，李鸿宾、宋老年等主张重返河南。乡土观念浓厚的起义军战士，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思乡心切，也不愿入川。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师返豫。

起义军进占岷州、洮州以后，张广建和赵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计划，布兵于河州（今临夏东）、狄道、渭源、巩昌（今陇西）、漳县、伏羌、安定等处，“意在以有定制无定，以围兵作剿兵”，“并严饬各将领据险扼堵”，一遇起义军便立即进攻。根据这一计划，赵倜所率之八营毅军及忠毅军统领马忠孝所率之五营马队，于5月27日进驻巩昌一带，与建威军统领吴炳鑫所部二千人会合；陶云鹤所率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旅和另一个团 ，于6月1日分别进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荫所部由礼县经岷州西进，与提督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东境及南境，防止起义军西趋青海；另调秦州之张联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义军回走阶州。张广建准备亲赴狄道指挥。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办”陆建章所率之北洋军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后抵达陕、甘边境驻防，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

起义军自作出回豫决策后，即于5月末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前队由白朗率领，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6月1日，后队进至漳县时，焦大聚、张联升、吴炳鑫所部分右、中、左三路前来阻截。左路吴炳鑫部先与起义军接战，焦大聚等部也相继赶到，实行夹击。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约二千人，马匹枪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东走。2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咀遭张联升部截击，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张部封锁与先过宁远之前队会合，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南之滩歌镇迂回东进，奔向秦州方向。两路会合后，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义军经过英勇作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洮岷圈制”计划，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此时，陆建章已经以宝鸡为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声旅部署在北至长武、南至凤县一线，在陕甘地方武装配合下，作好了堵击起义军的准备。陆建章还下令川军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团团长王茂元加强阶州方向的防御，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同时派十三旅二十六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轻装兼程，由武功向麟游、灵台、崇信、华亭之小道间活动，随时准备追击起义军小股突围部队。当得悉起义军于6月7日进占秦安以东之清水县后，陆又令二十六团 由崇信改道速赴宝鸡东河，令平凉护军使张行志加派步队一营驻守华亭，增派马队扼守张家川两侧；令凤县之二十五团 严密扼守凤县至宝鸡一段隘口，从南北两翼加强宝鸡正面防御。

起义军攻破清水后，每昼夜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直趋陕西宝鸡。而赵倜之尾追部队每昼夜行军一百四十余里，“已劳顿不堪任战”。这就便于起义军集中全力对付正面堵截之敌。6月9日，起义军在宝鸡以北五六里处，与张敬尧十一旅所属之夏文荣二十三团展开激战，突破该团防御阵地，越过宝鸡防线。起义军随即南渡渭河，进至郿县（今眉县）东南之青花镇附近。继又日行百余里，乘势东进，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后又南下进入子午镇一带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团 急赴该地堵截。起义军向该团发起猛攻，终于突破险关，转向孝义、镇安方向。6月14日，陆建章派出两路追击队伍：西路步队两营、马队一连，由子午谷跟踪追向镇安；东路步队两营、马队四百人，由大峪口绕赴商县。起义军继续兼程前进，于17日攻克镇安。至此，又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二道防线。

当起义军突破宝鸡防线后，陆建章急命几个主力旅转头东追，并要赵倜等速到西安商谈“追剿”计划；同时，致电袁世凯，请求增调部队，结果受到袁严厉斥责。袁还令其将未能堵住起义军的二十三团团长夏文荣等“从严参办”，以“振刷士气”。

起义军攻占镇安后，陆急忙向袁报告：东路已增派毅军三营，西路增派十一旅步队五营，分别由赵倜、张敬尧率领，于6月19日出发追击；张联升所部三营于21日由子午谷、孝义、蓝田之间的小道前进。起义军于21日进占山阳，直趋荆紫关后，陆又向袁报告赵倜的追军已于24日抵龙驹寨。当时，南阳镇守使吴庆桐见起义军日益接近豫省边境，也向袁世凯报告：在荆紫关只有田作霖的巡防队四营，最多只能另调两营加强该方向的防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尾追之敌，距起义军少则有一至两天，多则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当薄弱，这就为起义军突破荆紫关防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管袁世凯下令“万勿使匪逼近荆关”，而起义军终于在6月下旬先后越过荆紫关防线，进至豫西地区。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义军一部在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恶战一昼夜后，从西坡一带各山口进入河南，30日返抵内乡县境，继又进入鲁山县的娘娘山。白朗则率主力数千人沿丹江东进，于29日越过荆紫关以北数十里之西坪，径赴鲁山山区。

起义军经连续苦战，先后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返回豫西地区，应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在此时，起义军内部由农民的狭隘性而产生的宗派和乡土观念，迅速地泛滥起来，竟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离心倾向。起义军一回河南，便分别由大小杆头带着，多则上千人、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漫无目的地各自返乡。另有不少战士请假探家，结果多数去而不返。

起义军的离散，给反动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为了镇压分散的起义武装，不仅集中了河南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张锡元师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营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装，还指令张敬尧旅和驻湖北的刘佐龙旅，总兵力二万余人，全力以赴，进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队伍扼守各处要口，另抽拨精锐支队，多购眼线侦探，随处分投搜捕”，“遇匪巢穴，酌量焚毁”；对于“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的地区，则“分驻重兵，清乡严洗”，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迫使起义军“无巢可回，无地可居”。北洋军与河南地方武装先在邓州、叶县、鲁山、宝丰、汝州等地进行围山“搜剿”，后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动在鲁、宝、郏、汝山区和裕、舞、泌山区的起义军。当地的地主武装，强迫群众摊款出丁，实行联防，进行“清乡”。过去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娘娘山、檀木沟、老母庵、母猪峡等山区，虽然地势险峻，但回旋余地很小，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分散活动于上述山区的小股起义武装，由于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伤亡不断增加，粮弹日益减少，终于有的被击溃，有的“弃械藏匿，改装潜逃”，自行溃散了。

白朗返豫后，先率数百人于7月初在叶县西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7月8日，在鹅庄、新店遭敌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继在鲁、宝、郏、叶诸县山区流动游击，后又率五六十人转移至宝丰、汝州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8月8日，反动武装将该山层层包围，白朗率余部在山北三里寨凭险抵抗。“围剿”军进攻两昼夜，未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轰击。不少起义军战士负伤牺牲，鲜血染红了三里寨。在粮断水尽，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白朗决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围。当行至南山坡时，与汝州民团百余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各自逃散散。至此，这支曾使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惶恐不安的农民起义武装完全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