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在天津的毒化活动

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政策作为一种战场后方的“软式战争手段”与前方日军的烧杀抢掠等“硬式战争手段”相互配合，是实现日本征服中国总国策的重要手段。而天津自日本租界开辟到其败降之前一直是毒化活动的重灾区。日伪在津通过诱迫民众吸食烟毒，强令民众种植鸦片，设厂制造毒品等多种手段施行其毒化政策。

广设土药土膏店，诱迫民众吸食

日本占领天津期间，划定区域，鼓励开设土药土膏店、烟馆，诱使民众吸食毒品。伪天津禁烟局规定，任意商人只要缴纳捐费即可领照经营各类毒品及烟具；对吸烟者更没有任何限制，只要缴费领取吸烟证，即可在任何膏店、烟馆甚至家中吸食鸦片，私售、私吸者则将受到惩罚。

战前天津地图，红框内为日租界，毗邻英、法、俄、奥、意等国租界。

1938年7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起征土药土膏特捐，允许鸦片合法经营。为保证土药土膏业的安全经营和该项特捐的顺利征收，伪财政局与警察局商议在津市华界及各特别区划出鸦片批零商铺、烟馆经营区，如当时的南市大部，东马路的袜子胡同，北马路的北海楼等地，共计18处，实则涵盖了津市几乎所有的繁华街区。凡在上述区域内开设土药土膏店铺，可以得到伪警察局保护。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王德溥估计，到日本投降前夕津市有土药店30多家、烟馆180余家，平均每天销售鸦片4万两，吸烟人数超过15万人。

随着战事推进，天津伪政权又将魔爪伸向原法租界，在该区遍设鸦片膏店、烟馆。该地区于1943年被法国维希政府放弃后由日军侵占，收归伪天津特别市政府管理，改为第一区。1944年8月，日伪当局批准了《天津特别市第一区（旧法租界）筹设零售鸦片膏店办法》，明示该区可开设膏店，其中新设14家、由其他区域迁入36家，并鼓励烟商开设较大规模的膏店。天津禁烟分局拟定该区膏店在中经四路（旧第24号路）、中经二路（旧第30号路）及西开二经路（旧第56号路）等地带设立。这一地区原本是天津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域，各色商铺、洋行和银行林立，是中外上流社会人士消费和娱乐中心，但在日伪政权的肆意纵毒下迅速沦为人间毒窟。

论述过天津市的膏店烟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当地的土药店营业实况。伪华北禁烟总局统制鸦片配售的流程是在禁烟总局、分局指导下，由伪土药业公会将生鸦片批卖给各地分会，再由各地分会配售给土药店。天津土药店在领取特许执照后，经营生鸦片分销业务。津市土药店在1940年前后共有50家，以后有所萎缩，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有33家。沦陷初期，著名的土药店有“烟土八大家”之称，其中属宫北大街的元泰土药店资本最为雄厚，经理郭岳五系烟土巨商，与日伪上层分子广泛勾结，曾任伪天津土药业分会会长。此外，还有大有恒、信元、同顺昌、元泰裕、顾记、义记、华记等土药店。这些土药店从土药业公会批发“官土”，加价分销给膏店，或者受公会委托收购本地所产鸦片，或深入产烟区采购烟土运回天津，或收购产烟区土商运津的烟土。根据产地不同，津市鸦片市场上有“西口土”“北口土”等。当然，这些土药店并非只从事“合法”活动，收购贩售“私土”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并占销售量的很大份额。那么，沦陷八年间天津的鸦片主要来自哪里呢？又是如何被输入呢？

纵容蒙疆热河鸦片输入天津

天津的鸦片少量来自于本地出产，大部分依靠伪蒙疆、热河等外部地区输入。1941年，伪华北禁烟总局计划在河北、山西、河南种植罂粟30万亩，经伪财务总署核准该三省种植27万亩。该局允许天津在指定范围内种植罂粟，烟农所产鸦片须全数卖给禁烟局，为此该局利用多种手段收缴。当地的烟农因不堪重税，曾以天灾等理由请求免种。当年夏，该局得报各区未经收买的鸦片为数尚多，“若截止收买则烟农所存鸦片无法出售，必因而走私，破坏禁政，影响税收”，故而将收买生鸦片时间一律展限三个月。同时，派出军警协助催缴鸦片和烟税。从伪财政局、禁烟局的零散文件中可得知烟田主要集中在静海、西青、武清、蓟县等地。

天津的鸦片大部分来自于伪蒙疆、热河地区合法配销或非法走私。这些地区于1939年7月被兴亚院划为重点罂粟种植区，并且进行鸦片统购统销，配销大量的鸦片给华北、华东、伪满洲国等地区。而天津则是其重要的鸦片消费市场和转运中枢。伪蒙疆公开输入华北的鸦片数量颇为惊人，每年均数以百万两计。运入天津的“官土”，大致有三种出路：一是通过伪土药业分会配售给土庄、膏店、烟馆，供当地烟民吸食；二是经天津转运到上海、日本本土及东南亚地区；三是制成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戕害中国民众或运往其他国家。

鸦片“合法”运销之外，走私入津也是极为猖獗的。此类走私的动力来源于伪禁烟局鸦片报贴政策。伪禁烟总局通过天津、北京、唐山等分局给鸦片走私者下发证明书，以免除关税放行。该项政策对热河及蒙疆的鸦片走私起着强大的诱导作用。自抗战爆发后试行，1941年一度停止，1943年又重新实施。如1943年从热河走私到华北的鸦片就有200万两，从蒙疆亦有很多鸦片输入华北。鸦片贸易巨大的差价导致黑市交易盛行，产地和消费地之间走私猖獗。

天津的鸦片大部分来自于伪蒙疆、热河地区合法配销或非法走私

日伪纵毒政策的保护加之暴利的驱使，催生了各色人等参与的走私活动。走私者有日本军警、特务、浪人等。日本关东军1938年从热河运往北京的鸦片有150余万两。1941年夏，关东军派安藤道夫到热河秘密收买鸦片，此后每年把数十万两鸦片空运到华北、上海、香港等地。伪满政府还在热河成立“裕东公司”，网罗一批毒贩充当工作班长收购鸦片，并将鸦片运往平津，卖给日本洋行。驻归绥的日军特务机关也向天津走私鸦片，牟取暴利，补充军需。日军头目们常借往来张家口与天津之机，把成包的鸦片装在公事箱内随身运走。伪政权要员与大鸦片商勾结走私的例子不胜枚举。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供述，“我从1933年投靠关东军之后，就在热河一带走私鸦片。‘七七事变’之后，张家口和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对我和地方商人倒卖烟土不予限制。……我初在归绥贩运烟土，是和绥远的大（烟）土商贺秉温和东北的大土商张玉轩等搭股，走私烟土到北平、天津牟利。”其供称，大做烟土走私和黄金投机生意“弄下的钱，除了在北平买了好几十处房产，全给‘蒙古军’花了，所以我的总司令能够坐稳”。许多伪蒙疆政府官员、伪蒙古军军官也因走私烟土大发其财。当时伪蒙疆热河等地著名的鸦片贩子有孔援刚、蒋介齐、范老三、孙雅荣等，走私方式千奇百怪，有时以武装押运，有时以铁路运输，有时甚至由列车警察护送。这些毒贩每人每年走私烟土也有数万两之多，而天津是其贩运的终点站。鸦片走私到天津，也可通过铁路经承德运往锦州、奉天、兴安等地，运抵锦州的鸦片再用帆船南运天津。

天津港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内外贸口岸，因而天津还是重要的鸦片转运枢纽。这亦是在日本毒化中国策略中，天津区别于北平、唐山等华北城市的重要因素。如伪蒙疆鸦片就经天津运往日本本土。1943年1月12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长马永魁致电伪华北禁烟总局长，称当月15日将有蒙疆产鸦片42万余两从张家口经北京运至塘沽，再从塘沽转运神户，希望禁烟总局放行，并声明鸦片过境税“系日本厚生省缴纳”。这批鸦片在塘沽港装船转运时，日籍联络员和天津禁烟分局职员全程监督，确保安全。还有大量的鸦片经由天津运往华东、华南沦陷区日占港口，再走私到国统区，十分猖獗。

放纵毒品制售，使天津成为远东闻名的“海洛因制造中心地”

沦陷前，天津被称为“日本在华肆行毒化之总枢纽”，日人制售的毒品有“海洛英、白面、黄面、甜丸、快上快、纸卷、黑膏、鸦片、吗啡、高根等多种，故该市烟民为数甚多”。制贩场所大都设在日租界，“日韩浪人暗设机关，制造贩售，比比皆是”。天津日租界出现公开的制毒工厂始于“九一八”事变后。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居留民团主事田中助太郎在桥立街（今北安道）开设的制毒工厂，日本特务金璧辉（川岛芳子）在明石街（今山西路）也设有毒厂。华人从事制毒业的有所谓“四大金刚”，其中以陈坤元的势力最大，资金最多，号称“白面大王”。陈氏原在上海制毒，1932年北来天津，在寿街（今兴安路）开设康昌洋行，制造海洛因，雇日本人冈田为经理，其在华北多地设有秘密贩销处和分行，毒品甚至远销港澳和南洋各地。

川岛芳子（1906.5.24- 1948.3.25)日本间谍，曾在天津开设制毒工厂

天津日租界的毒品还远销欧美各国。根据美国人麦尔文观察，1936年前后多数制毒工厂“已由热河、满洲及关东租借地移至天津及唐山一带，以天津为中心私运远东各地，并遍及全世界”。国联秘书厅禁烟组主任罗素爵士在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第22届会议上严正指出：“在面积不过4平方英里的日本租界内，散落着200家以上的海洛因制造厂。1500名以上的日本人技师及1万名以上的中国工人正在从事海洛因的制造。这种行业利润极大，原料的供给也很丰富，故而每天都有新工厂开业。这些工厂完全是公开的行业。”据他估算，每周自天津外销海外的海洛因达500公斤，其中六成直销美国，三成经欧洲各国转销美国，另外一成销往他国。这些非法海洛因绝大部分是日本制造的，但制造地点不在日本国内，而在天津日租界、天津周围、大连市内及其周围、满洲、热河及中国其他城市，制造者均为日本人，或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制成。“故天津一隅毒化之害，不仅及于中国人而已，即世界各国亦受莫大影响”。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官厅对于如火如荼的毒品贸易置若罔闻，但不许经由日本输出毒品至美国，运输毒品到美国必须经过上海，所以美国新闻报纸往往称“自上海”或“自中国”运到毒品一批，在美国某埠为联邦巡缉队所缉获，罕见“自日本”运到毒品被缉获的消息。因此被玷辱名誉的非日本而为中国，事实上所有的海洛因皆自天津日租界运出。

天津沦陷后，寓津日本侨民愈形活跃，除部分担任宪兵、密探、特务外，“余则专以制造及贩卖白面为业”。市区内吸食之窟有270家，制贩毒品及制毒原料的机关不下30家，皆门庭若市，畅销无阻。其营业收入，“稍大之白面窝，每日约10万余元（伪准备券），小者亦4万许，平均计之，则每日为其所吸之金钱，约有千余万金”。“洋行”“白面窝”“白面馆”名称各异，实则由日籍朝鲜人经营的烈性毒品制售窝点，其前面的面店以吗啡、海洛因供客吸食，兼营押当业务，后面设厂制毒，兼营批发业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洋行受日本领事馆、驻屯军、宪兵队和警察署的庇护，并不向天津统税局、禁烟局纳捐，故无法确知其数。

天津附近的驻地日伪军头目、日朝浪人、汉奸败类相互勾结，也设厂制毒，销往天津或经天津运销各地。其中京津走廊一带是制毒工厂颇为集中的区域。这些海洛因制造厂始建于1938年至1939年间，本间( 雅晴) 师团所属宫崎( 武之) 联队及森冈部队等勾结伪军在河北省静海县（现属天津市）独流镇和大城县抬头镇开办。1940年，松井接任宫崎部队部队长，将大城境内伪军统编为 “大城治安军”，并任命刘勋臣为司令。该部伪军在东滩里、西滩里、当滩和张家营4村划定制毒区，派兵保护，制毒工厂规模愈加庞大，有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在一年内相继建成。前述“白面大王”陈昆元开设的一厂规模最大。该厂位于东滩里村，每月能生产海洛因1000件（每件重700两）左右，投入资本500万元，而每月能获利2500万元。

天津大毒贩石子文在“七七事变”后勾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制贩毒品，行销各地。他先后在天津西营门外、涿州、霸县堂二里镇和子牙镇等地开设5个制毒厂，制造白面1万余两；在平津开设3家土膏店，所售毒品不计其数；还勾结日本人在济南、河南、南京、上海等地贩毒，赚得黄金300余两。康世清从1940年起在天津小站设厂制毒，1942年兼任日本宪兵队特务后更有恃无恐，大肆制贩毒品，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先后制毒40余万两。从1934年起就利用邮局职务之便贩毒的刘树人在天津沦陷期间也伙同石子文、张克栋等人在天津、小站、宣化等地制造白面。

罄竹难书的毒化罪行

除此之外，天津伪政权与伪满洲国相勾结的“东光剂”事件也值得关注。该药品是日本东兴公司药剂师山口丰一与伪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山胜合作研制而成，由伪满民生部大臣于静远取“远东之光”意，命名为“东光剂”。其药名义上是戒烟药品，实为一种成瘾性更强的烈性毒品。“东光剂”的生产数量甚巨，伪满洲国曾计划1945年于哈尔滨生产十万人份。由于该药在伪满洲国境内使用“效果显著”，日本侵略者便向其他占领区推广。1944年4月，伪天津卫生局派团专程到伪满洲国哈尔滨医科大学考察该新型“戒烟药”的使用情况，据称鸦片及其他毒品成瘾者只需四日即可完全戒断，戒毒成功率达到98%，戒瘾效果“确属无讹”。在现代医疗技术之下，毒瘾仍是极难戒除的疴症，稍有常识者即可判断“东光剂”所谓疗效的真伪。同年6月，伪天津禁烟局即委托伪市政府向伪满禁烟总局大量订购“东光剂”，此后多次采买。鸦片瘾者进入这些所谓“医疗机构”后，每日被强制注射“东光剂”，在10—15天之后被认定戒瘾，结果一般不到两月就毒瘾复发，而且毒瘾更甚于从前。在这类“戒烟药”的使用手段上，伪津市政权和伪满洲国并无不同。伪天津市政权向伪满洲国大量采购此类毒品，朋比为奸，罪孽深重。

伪天津市政府采买东光剂的档案片段

日本对天津的毒化活动，是导致沦陷期间天津烟毒泛滥的核心因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就指出“1937年天津被占领后，使用麻醉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日本侵略者毒化天津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纵毒行径严重危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消磨了人民的抵抗意志，使一座发达的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沦为毒窟。

参考文献：

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8年版

彭一帆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全译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