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张景惠：伪满总理大臣的末日

“9月初的一天，苏军一名上校带着三大卡车士兵和几辆轿车来到我家 (当时我同父亲张景惠生活在一起)。那位上校对张景惠说，苏军最高指挥部叫他们去开会，马上就走。随后，张景惠只带了一副眼镜便跟着上了一辆小轿车，我作为父亲的翻译也跟了去。苏军就这样，一家一家地逮捕了几乎所有在长春的伪满大臣，只是没有找到伪满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他跑掉了。苏军每到一家把人带走之后，就留下四五名士兵把守大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唯恐走漏消息。

汽车直接把这些人拉到苏军最高指挥部，出面接见的是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格瓦寥夫上将。他由一位中将陪同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来，走到伪大臣们的前面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的皇帝溥仪很想你们，你们或许也想他吧。所以，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溥仪那里去。就这样，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说完，格瓦寥夫便转身离去，弄得这批汉奸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此刻既没有想到要去见溥仪，又不知道溥仪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因而都忐忑不安。”

很多年以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了自己父亲被捕时的经过。那是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空降先遣队抵达了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将一干伪大臣们押赴到了苏联，途中还在蒙古做了逗留。

这是张景惠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苏联被关押5年后，1950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张景惠即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农村卖豆腐出身的赌棍，因离家出走投奔匪伙而声名鹊起，成为张作霖把持下的东北大佬，又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拉拢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他的传奇历程随着日军在而二战后期摧枯拉朽般的失败而告终结。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头上被盖棺论定的“汉奸”帽子。

豆腐匠官至“军事参议院议长”

“张景惠念过两年私塾，家境贫寒，在家务农干活，做豆腐为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辽宁不太平，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这发生战事，清朝中立。辽南也闹土匪，农民加入匪帮是非常常见的事，张作霖也没念几年书，他们在匪帮认识了，四个人（张作霖、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结成把兄弟。他老四，张学良一直叫他四大爷。”和我聊起张景惠，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很快转到“土匪”话题上，那是张景惠发迹的起点。

按照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的研究，张景惠做过一段土匪之后，就被地方绅士拉去做了团练长，组建“大排”（保险队）。这是他得势的起点，与张作霖相识时，张景惠其实已不算土匪，他维护秩序，是保护非抢百姓财产，后更被清政府招编，成为帮带（连职）干部，而张作霖则任管带（营职）。他们人马渐多，与张作霖的合作，奠定了张景惠此后荣辱的基础。“张景惠文化不多，性格豪放，八面玲珑，算不上心狠手辣，结交了不少人。张作霖很相中他。在军阀混战时期，张景惠也出了不少力。但他不愿打仗。”王久荣说。

1922年，在首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任西线总指挥，因“负张（作霖）亲曹（锟）”，“厌战败北”，最后在直系的庇护下躲进了京畿西苑。曹锟所属的直系，还因他的“亲曹”之举，给了他一个全国国道局督办的职务，月薪高达2000元。这导致张景惠与张作霖之间出现了关系裂痕，张景惠后来还为此回东北向张作霖泣声请罪，才化解了嫌隙。按照张景惠六夫人张树卿的回忆，张景惠曾对人提及此事，仍认为自己并无过错：“我劝大帅（张作霖）与老曹（锟）合作，先让老曹当大总统，然后大帅再当大总统。可大帅就是不听，非要与老曹争个高低，结果打了败仗，事情也就搞糟了。可大帅怪我打了败仗，骂我忘恩负义，实际是大帅自己有眼无珠！”

王文峰认为，张景惠与张作霖共处时，时有摩擦，但双方均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俩人的关系实际上还算不错，“而且土匪出身的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俩人间总有义气的成分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北洋政府时期，张景惠也曾官至安国军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改任实业总长。“但北洋政府期间，你当几天部长，他当几天部长，走马灯一般换，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王文锋说。

1928年是一个需要被特别提及的年份。张作霖在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上，行至皇姑屯时，被日军埋下的炸药炸死。张景惠也在车上，但仅被炸伤，侥幸生还。这之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他出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1931年他还增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后，他还于5月间前往南京就职。但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景惠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

九·一八后，如何维持现状？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景惠参与筹建伪满洲国，起了恶劣的作用。不过他后来改造得不错。”王文锋说。

按照满铁哈尔滨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地方情况的记事》记载，张景惠1931年9月24日由奉天返回哈尔滨，在9月27日成立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上，他出任会长。按照曾出任伪满首都警察总监的于镜涛所揭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景惠在奉天勾结日本浪人新井，得与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见面。他要求担任北满治安的维持，与日本合作。得到板垣的许可，就回到哈尔滨，以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名义，召开地方各机关和各法团的会议，成立哈尔滨治安维持会，由他担任会长，发出通电，声明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人合作。”

张景惠在1954年写就的笔录中，也提及从奉天回哈尔滨的往事。他称是内弟徐宝斌的日本朋友新井来到他的寓所，问他是否愿意与板垣参谋见面，他答应了。板垣来后，称如果不反对日方，不扰害日本侨民，则可以回哈尔滨负责维持北满治安。张景惠遂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所在的北满，还不在日军的侵占范围内，所以日军需要借助张景惠的帮助。

于镜涛还指称，九月末，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大桥哈尔滨总领事、特务机关长白武晴吉、馆附宫崎繁三郎少佐等人，在哈尔滨市地段街的一家日本饭馆武藏野与张景惠进行了秘密的会议。“张在口头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是经济合作，铁路共管，森林和矿山的开采，聘请日本人的军政顾问与日本移民等项。出卖了祖国和人民的一切权利。”

说张景惠“出卖了祖国和人民的一切权利”，有些夸张。事实上，在张学良率部退到北京后，东北的局势的确颇令人悲观。面对强敌，必不可免要与之周旋。张景惠的供认笔录中，提及曾派人赴京向张学良请示，张学良令其维持现状，等待国民政府解决。

这时候可与张景惠进行比较的是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在中国史学界，一般均将马占山视为抗日英雄，而张景惠则为媚日汉奸。于镜涛1954年5月26日书写的检举材料称：“在十一月，他（张景惠）为巩固日本人对他的信用，一方面向日方保证马占山能受他指挥，一方面趁马占山江桥抗战失利，与地方劣绅吉祥勾结，威胁马占山离开黑龙江省城，并派英顺带警备队占领该地。以后又用黑龙江省长职位来诱惑马占山与他共同合作，就在松浦镇与马会面，约定两人共同一致来处置东北问题。马一时的为他诱惑，影响了抗战意志。”

张景惠的笔录中，也提及此事。他称是白武晴吉令他对黑龙江省治安和马占山部队不再攻击日军负责，张景惠即答复说：如果日军不再进攻马占山，马占山“亦可不行反攻”。在白武晴吉答应不再进攻之后，张景惠召派英顺去黑龙江维持治安，更劝马占山退据到海伦。

但正如于镜涛所言，马占山的抗日意志并不一直坚定。他甚至参与了接下来的东北四巨头会议，宣布伪满洲国成立。

溥仪的招牌

按照于镜涛的说法，张景惠与马占山在松浦镇曾进行了会面，“决定进一步地来出卖东北”。1932年2月中旬，张景惠、马占山和奉天领袖臧式毅、吉林领袖熙洽在奉天“汉奸”赵欣伯家召开了一次四人会议，推举张景惠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发表宣言，脱离中央政府，东北自治独立。就在四人会议召开的当晚9点中，张景惠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伪满洲国，迎请溥仪担任伪政权的执政。而后由张景惠率领东北各法团林鶴皋等，到旅顺向溥仪表示“伪民意的拥戴”。“在那时候他（张景惠）是不择手段的来出卖祖国，为自己打算谋取相当统治地位。”于镜涛说。

在历史上，这次会议唤作“建国会议”。它是张景惠一生无法回避的关键时刻。张景惠的事后辩解是，当晚9时有关东军的强迫命令，事发突然，没有选择余地。

张景惠此后一直与日方合作，直到被捕。而马占山后来则下了贼船，再揭反日大旗，后退入苏联境内。

在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会议”上，已经确定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任执政，国务总理大臣由郑孝胥担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叙及他被张景惠等人接往长春任职的情形：“三月八日这天的下午三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突然流下泪来……”

日本人利用了溥仪的特殊身份，给伪满洲国一个光复清朝的意涵。“谁也不心甘情愿当汉奸。张景惠固然民族气节不够，这点不可否认；但溥仪是正宗的清朝末代皇帝，他又是中国人，虽然是日本人扶持，但总提供了希望和寄托。当时军阀混战多年，社会动荡，这个招牌还是起到作用。当然也有个人利益因素做崇，与溥仪和日方合作，可以当上部长、大臣。贼船好上不好下，随着时间推移，张景惠的身家性命就都赌在这上面了。”王文锋说。

当然还有另一重原因。前文亦提及，张景惠曾与张学良有过秘密沟通。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他曾采访过伪满总理张景惠秘书高丕琨和一个伪满时期的大臣（已于1986年去世），他们的说法和张景惠一样：当时张学良让他们在东北“先顶着”。“他们都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事。因为张学良也不好确定局势接下来如何发展，就和他们商定表面上与日本人接近，但一有机会打回来，就可以里应外合。既然被控制了，就看看找机会吧。后来日本人垮了，张景惠总说这件事，意思是他在为奉系和中国人办事。但张学良后来没提这个事。”王庆祥说，张景惠还称他也与蒋介石有过秘密联系，但蒋介石对此没有承认，现在是一笔糊涂账，无法搞清楚。

日伪时期就是个傀儡

在伪满洲国，张景惠最初的职务是“参议府议长”兼“东省行政长官“，后还兼任“军政部部长”。第二年，即1933年，他出任“讨热军总司令”，围剿东北抗日军民。1935年，他接替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大臣”，一直到伪满洲国崩塌。

“郑孝胥还有点为国效力的意思，认为可以以夷治夷、国际共管。但这其实是日本人骗中国人的话。郑孝胥存在这个念头，日本人觉得不行，就把他撤换了。换上来张景惠，就非常听日本人的话。”王久荣说，“张景惠对日本人‘要啥给啥’，日本打仗时，他送米送盐，当总理后大力支援日本。日本人很奸诈狡猾，决策主要是日人出任的各部次长说了算，比部长权力大。张景惠也要听日本人的。”

对张景惠的指控，涉及各个层面。譬如伪满洲国原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金名世就于1955年，专门写过检举张景惠实行鸦片毒害政策的材料。金名世称，关东军征得溥仪的同意后，于1932年秋，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管驹井德三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鸦片是满洲人民所嗜好的东西，政府为应人民的需要，准许人民领取执照栽培罂粟；领取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鸦片由政府专卖，预定在1933年实行。此后，伪总务厅法制局制定了鸦片专卖条例，“国务会议”和“参议府会议”通过，在同年冬季由溥仪裁可，公布施行。鸦片专卖公署1933年设于长春，署长为姜恩之，隶属于财政部。此后，“财政部大臣”熙洽制定各省鸦片批发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则由省长制定该省的零卖人——一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吉林省是三百六十余人。

当时张景惠还不是“国务总理大臣”，但作为“参议府议长”，当然在此决策的通过上负有责任。而后他做了十年总理，名义上更是必须为治下的一切决策负责。

张景惠任军政部长时，对抗日武装的打击，也是他的一个污点。“他那时是‘军政部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但实际权力更大一些，可以直接调动军队。他在配合日本人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但也算不上心狠手辣，表面上给人很和气的感觉。他没有太多亲手造成的直接、具体罪恶，主要是执行政策造成危害。”王文锋说，当时日本在东北和华北，执行的政策并不一样。在东北，早期对抗日的大刀会、红枪会等镇压比较残酷，造成惨案。但在“国家”稳定之后，就更强调精神统治的作用。虽然镇压也必不可免，但与山海关内还是有区别。

提及伪满洲国时代，学者王庆祥表示，长春后来的宽马路，路边种树和街口大转盘的建设格局就是那时底定的。当时街面上没有电线杆，走地下线路，可以说非常先进。日本人进行设计，但建筑流血流汗则有底层的中国人来完成。至于张景惠本人，“谈不到他起了多大作用，也谈不到他有什么坚持，那时‘国务院’起核心作用的是‘总务厅’，真正决策的是日本人。每个机构都有一日一中领导，但做次长的日本人说了算。张景惠所做的具体工作，也是日本秘书在起作用。”

王庆祥说，张景惠在‘国务总理大臣’任内，的确说过“要啥给啥”的话，这符合他的文化层次和内心想法：“郑孝胥有政治理想、纲领和具体的技术策划，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来做‘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则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没有深谋远略和策略方式，就是日本人控制下的一个活口。他和郑孝胥不一样，就是一个大老粗、豆腐匠。在靠武力起家的张作霖时代，他不能挑大梁，只算是张作霖的左膀。张学良时期，他也是辅佐之才。到了日伪时期，就是个傀儡。”

树倒猢狲散

张景惠在东北的好日子，在1945年走到了尽头。日本宣布投降，多么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此刻也成为了丧家犬。而他们所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瞬间树倒猢狲散。

溥仪后来在写作《我的前半生》时，用了“大崩溃”的标题来回溯这一段日子：“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张景惠、武部六臧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毛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上，向天空念念有词：“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了！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

溥仪说，假如知道他此时的身价已经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溥仪去东京之前，布置张景惠和武部六臧回到长春，安排后事。在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与在重庆的蒋介石取得联系，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但溥仪和张景惠，都没能逃脱成为俘虏的命运。

“伪满大臣们又都陆陆续续回到长春。而溥仪及其随从却跟着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帝室御用挂’（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吉冈安直和伪满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由通化飞到沈阳。日本人原想把溥仪带往日本，以企来日重温一场‘满洲国’的美梦。可是，当他们飞抵沈阳机场，准备换乘大型飞机继续飞往日本的时候，苏军空降部队就把他们逮捕了。苏军当时就把吉冈、桥本两人同溥仪几个人分开，然后，又把溥仪一行9人(弟溥杰、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侄毓嵣，毓嶦，毓嵒、御医黄子正、侍从李国雄)送到了苏联的赤塔。”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在《伪满战犯在苏联收容所》一文中，描述完溥仪被捕后，又将视角切换到张景惠：

“几天后，苏军的一支空降先遣队到达了长春，并在原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的旧址挂起了一块“苏军驻长春城防司令部”的牌子。司令官是苏军的一名少将。第二天，这位城防司令官就把张景惠和于镜涛两人叫去，当时由我做翻译。他叫张景惠通知伪满所有大臣不要走开，要安心地守在家里听候苏军的指示。然后，他又问于镜涛：“你是长春市市长吗?”于答：“是。”接着，他就向于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他保证长春市的正常供电；二是要他保证长春市的正常用水。否则，出了问题就拿他是问。张景惠回来之后，同伪满大臣们通了电话，转达了那位苏军城防司令官的意思。于镜涛也向市属单位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又过了几天，大批苏联军队开进了长春。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苏军驻东北的最高指挥部，就设在长春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那座大楼里。不过此刻，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还没有到达长春，在此地主持工作的是他的助手格瓦寥夫上将，他是从苏联后贝加尔战线调过来的。当时，长春市的局面比较乱，中共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露面，国民党军队也没有进来，苏军又不了解当地情况。伪大臣们则都惶惶不可终日。”

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及的一幕，张景惠等人被苏军带到了最高指挥部。命运在这一刻已经确定，他们被捕。在苏联被关押了数年后，1950年回到国内，继续改造。

一个意外是他的儿子张梦实，后来成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干部。他在被苏军带走时，即具有特殊身份。

“关于张梦实，他解放前是地下党，或者说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当时苏军将与伪满有关联的人都抓了，他没有例外。后来一回到抚顺，就立刻把他释放了，做了几年战犯所的管理人员。他爸爸此前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张景惠对共产党没什么感情，他家里出了个共产党员，也是挺意外的。张梦实身份没公开前，谁也想不到。”王庆祥说。

曾经的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在抚顺的阶下囚生涯中，挨到了生命的尽头，而管理者中有他的爱子。如是9年，1959年5月5日，他因心脏病死于管理所内，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