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

维森塔尔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的——是保证“不管他活到多老，都不会允许纳粹杀人犯安然死去。”但他不认为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仅仅在于把罪犯绳之于法。

“重要的是，罪犯要知道犯下罪行的他们并未被人们遗忘。”他说道。“即使他们犯下的罪已经过去了40年之久，即使犯罪现场离他们有几千英里远，他们也不应认为自己平安了。”

维森塔尔在身份鉴定方面大有帮助，参与了约3000名战犯的逮捕行动，其中包括有最有名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党卫军（SS）“办公桌刽子手”，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把犹太人大屠杀变成了组织型行业。维森塔尔的其它成就包括，审讯和监禁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Treblinkadeath camp）的前司令官弗朗茨·斯坦戈尔（Franz Strangl）以及马伊达内克集中营（Majdanek camp）的残忍警卫员赫米内·布朗斯坦纳（Hermine Braunsteiner）。

维森塔尔并非天生就有不寻常的报复心理。但1945年从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释放出来后，他认为如果有可能，那些死亡营的负责人必须受到谴责。他计划花两三年时间将他们绳之于法，但发现这项任务比他预料的更加艰巨，并成为了他终生的工作。

他特意把档案中心的总部设立在奥地利。“如果你想研究疟疾[原文]，”他向一位朋友解释道，“你就要去到蚊蝇成堆的地方生活。”他认为奥地利纳粹党人比德国纳粹党人更恶劣，而且有22000名奥地利人疑似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占他最终收集到的庞大名单人数的半数。

他首先利用他的超常记忆力为美国战争罪行部队（Americans’ War Crimes Unit）服务——他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有91名残暴的纳粹党卫军官员和集中营警卫员的详细资料，二战期间他被押送到几个集中营遇到了这些人。1947年，他在林茨（Linz）开始建立自己的档案馆。

虽然他的一些工作取得显著绩效，但他的日常工作并非如此。维森塔尔作风深思熟虑、工作繁琐艰苦，这是一份积累、筛选、分类的工作，除此之外，还需要检查多种语言的档案资料。他从没做好准备接受从苏联（Soviet）传来的堆积如山的文字档案资料。

到了1954年，别人对他的追求似乎漠不关心，加上资金紧缺，他十分沮丧。维森塔尔关闭了档案馆，把堆积如山的案例文件送到以色列（Israel）的亚德韦希姆（Yad Vashem）档案馆。

但1960年，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Argentina）俘获了艾希曼，随后在以色列对他进行了审讯，之后，维森塔尔在维也纳（Vienna）都市酒店（Hotel Metropole）所在的大楼里重开他的档案中心。自1938年德奥合并（Anschluss）始，都市酒店曾充当盖世太保（Gestapo）总部。

尽管维森塔尔体格庞大，稍微有点驼背，有时行为挑衅，但他并不喜欢“冷酷无情的复仇者”这个角色，而且他经常重申他的立场——报复本身不是一个结束。他说：“我们必须不能忘记，犹太民族所遭遇的事情，任何少数民族也可能遭遇。”

西蒙·维森塔尔1908年12月31日出生在加利西亚（Galicia）的布克查兹（Buczacz），这里是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自治区，当地官方语言是波兰语（Polish）。

尽管维森塔尔在31日的午夜前就出生了，但他的身份被登记为1909年在布克查兹出生的第一个犹太男孩，这使得他的外祖父母相信会给他带来好运。

布克查兹有10000人口，其中60%是犹太人，而且维森塔尔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批发商人，主要从事食糖贸易；他的母亲通晓德国（German）经典文学。

维森塔尔在家说意第绪语（Yiddish），在公众场合则说波兰语（Polish），还从他的母亲那儿学习了德语（German）。后来他还学了俄语（Russian）、捷克语（Czech）和英语（English）。

自1915年至1917年，维森塔尔一家被迫在维也纳寻找庇护所，当时来自于俄罗斯（Russia）的反犹的哥萨克人（Cossacks）侵占了布克查兹。他们住在奥波德城（Leopoldstadt），维也纳的穷人和更正统的犹太人都在这里生活。维森塔尔和他的弟弟希勒尔（Hillel）在Bäuerlegasse的国民学校（Volksschule）上学，那所学校的学生几乎全是犹太人。

1917年，他们一家回到布克查兹时，维森塔尔十分想念他的朋友们和他那跟外祖母离开了的弟弟，所以他的母亲把他送回维也纳。一名士兵负责照顾他乘火车去维也纳，那名士兵有一只圣伯纳德犬（St Bernard dog），那条狗在这趟超过25小时的旅途上一直把头搁在他的膝盖上。“我怎么也动不了。”他回忆道。

6个月后，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土崩瓦解，维森塔尔一家都已经返回布克查兹，那时波兰侵占了布克查兹。

但当维森塔尔在波兰继续学业时，政局不断改变：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人（Bolsheviks）驱逐了波兰人（Poles）；波兰人从残暴的乌克兰彼得留拉装甲部队（Ukrainian Petlyura cavalry）得到援助。“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政权在执政，”维森塔尔回忆道。

一天，彼得留拉装甲部队威胁城镇上的居民，如果到傍晚生产不出100升松子酒，就要把城镇烧为平地。两个年老的犹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挨家挨户地尽可能把所有酒收集起来。

维森塔尔有一次帮母亲做事，他穿过街道时，一个哥萨克骑兵（Cossack）用军刀戳伤了他的腿并直入骨头。由此产生的伤痕也提醒着纳粹党人不能进行恣意肆虐。

在1923年，此时年轻的维森塔尔在当地大学预科上学，他的弟弟在一次事故中弄伤了背部，后来去世了。直到去世时维森塔尔还收藏着在布克查兹公墓里弟弟希勒尔的墓碑照片，这是为数不多的二战期间逃避亵渎神圣的行为之一。

在大学预科里，维森塔尔有一个同学叫塞拉·缪勒（Cyla Müller）。他们两人关系很亲密，最终1936年在里沃夫（Lvov）结婚。在布拉格（Prague）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维森塔尔尝试在利沃夫当一名建筑师。

犹太人越来越受到歧视，阻碍着维森塔尔的工作。1939年，在他的指导下，一座肺结核疗养院成功地建成了，直到那时他才被允许取得“建筑工程师”资格。

那一年，希特勒（Hitler）和斯大林（Stalin）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波兰由此被分割开来；加利西亚（Galicia）以及其首都利沃夫，变成了苏联的行政自治区。9月，苏联红军（Red Army）和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抵达加利西亚并开始逮捕“资产阶级”的犹太人。

通过收买了一名人民内务委员部官员，维森塔尔成功地与他的妻子和母亲过着自由的生活。由于禁止从事建筑业，他弄到一份工厂的工作——用羽毛填充棉被。

1941年6月，德军入侵波兰的苏联地区，并进军利沃夫。1939年逃到德国的乌克兰人（Ukrainian）返回来恣意妄为，为期三天的大屠杀使得超过6000个犹太人失去生命。

纳粹党卫军军队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指挥，他为灭绝集中营的建立制作了设计图，注意着乌克兰人觉醒，命令处决“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人。

所有犹太人被迫搬入贫民区。包括维森塔尔和他妻子在内的肢体健全的人都被迫进行劳动。1942年夏天，那些年纪太大或患病而不能工作的人被赶到了一起。一天晚上，维森塔尔工作回来发现房子的门开了，他那体弱的母亲不见了——被赶到开往贝尔赛克灭绝营（Belzec extermination camp）的火车上。

他从没发现母亲的死亡或是母亲的坟墓，因为连母亲的一张照片都没有而倍感失望。他解释道：“我从贫民区被带去集中营时，我把所拥有的东西都带上。没有留下任何来自家里和家人的物品，甚至连一块手帕都没留下，我愿意用所有东西来换母亲的一张照片。”

1942年10月，维森塔尔和妻子被送入靠近利沃夫的亚诺万斯卡（Janowska）集中营，但几周后又被转送到附近的小型劳改营，安排做铁路维修工作。妻子塞拉给黄铜和镍抛光，维森塔尔负责画广告牌，把苏联标志替换成纳粹党十字记号。

1943年初，德国监工阿道夫·科若特兹（Adolf Kohlrautz）提供了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在波兰游击队的帮助下，金发灰蓝眼睛的塞拉从劳改营被偷放出去。

一年后维森塔尔逃了出来，并一度在波兰地下军的帮助下躲藏起来。1944年6月，在利沃夫一个房子地板下的一次搜捕中，他被发现并俘获。他被殴打并送回亚诺万斯卡集中营，他曾在这里试着用刀片割腕自杀。

在医院治疗了五周后，维森塔尔又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发生了超过两次自杀未遂和绝食。1945年2月，他被押解到靠近林茨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规模更小，仅有35万受害人曾进入这里，但却是最残酷的集中营之一。维森塔尔到达这个集中营时，里面的毒气室正放满毒气；烟雾昼夜不停地从火葬场的烟囱冒出来。

因为生病而不能工作，维森塔尔被安置到死囚区，在那里的整个三月，1500个囚犯中死去930人。一个审头（Kapo）守卫发现了维森塔尔会绘画，就给他多点食物，还给他绘画材料让他为其他守卫制作礼物。

维森塔尔也秘密地画了一系列可怕的集中营漫画。1945年5月，美军解放了集中营后，维森塔尔的漫画《KZ毛特豪森》出版。

可能是维森塔尔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经历塑造了他的看法和影响了他的战后职业。成为幸存的犹太人中的一员这个事实让他承担起对那些死去的犹太人的义务感。

因此他志愿给美国战争罪行部队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了91个二战罪犯的名单。他还小心谨慎地记录下两名为人宽宏大量的德国人姓名，其中一人是阿道夫·科若特兹。

几天后，维森塔尔居然加入了战争罪行部队，此后不久，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妻子塞拉并团聚了。在18个月内他创立了档案中心，并开始紧急地找到美国地区的集中营幸存者，在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前向他们收集证据。

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列出的“要犯名单”的名字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维森塔尔听说了艾希曼在奥地利的谣闻后，去到了阿尔陶塞（Altaussee）的乡村，那里住着艾希曼太太和她的三个孩子。然而，维森塔尔发现艾希曼太太宣称艾希曼在1945年的布拉格战斗中死去了，而后1947年她又试图宣布他死亡。

1945年6月，维森塔尔得知，有人曾在阿尔陶塞目击艾希曼，他不接受艾希曼太太的话，并成功阻止了薇拉·艾希曼（Vera Eichmann）的死亡申请书。

维森塔尔害怕死亡宣告会终止搜寻行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犹太人（Israel）从1947年开始全力建立一个新国家，1957年重新开始搜寻二战罪犯。

1953年，由于艾希曼的唯一娱乐方式是收集邮票，正是维森塔尔发现了艾希曼逃去了阿根廷（Argentina）。巴伦·马斯特（Baron Mast）是一名同类的集邮家，给维森塔尔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前纳粹国防军（Wehrmacht）朋友。

写信的人在信中说他已经与来自他们军团的熟人会面，还继续说：“想一下我还见到谁了？就是那个曾管辖犹太人的‘可怕的粗人’——艾希曼。他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在一家水务公司工作。”

维森塔尔把此事告诉了维也纳的以色列总领事（Israeli Consul General）。五年后，以色列情报部门（Israeli Intelligence Service）——摩萨德通过法兰克福检察官（Frankfurt Prosecutor）弗里茨·鲍威尔（Fritz Bauer）得知艾希曼确实是在阿根廷，1960年摩萨德特工秘密地把他从阿根廷带到以色列。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和被处以绞刑。

除了艾希曼的案例，维森塔尔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以及最认真负责的是将弗朗茨·斯坦戈尔绳之于法。斯坦戈尔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的司令官，纳粹领导称赞他为“波兰最好的集中营司令官。”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在斯坦戈尔管辖，80万名囚犯被毒死，留下25辆铁路货车之多的女人头发，14.5万千克金婚戒，100辆货车之多的鞋子，几千条珍珠项链以及数百万美元。

斯坦戈尔更早的时候一直参与“安乐死计划”实验。实验对象是Schloss Hartheim的智障和身患绝症的人，距离毛特豪森不远。斯坦戈尔曾在切姆诺死亡营（Chelmno）和贝尔塞克死亡营（Belzec）（这里安置了最早的几个毒气室）工作，在斯坦戈尔掌管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前，他是索比布尔集中营（Sobibor extermination camp）的司令官。

维森塔尔发现斯坦戈尔在巴西（Brazil）生活，并确保他被驱逐到德国，并在1967年在德国接受审判以及被判终生监禁。维森塔尔说：“就算我此生只做了一件事——把这个邪恶之人绳之以法，我也没有虚度此生了。”

维森塔尔的兴趣在于法律制裁，而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他不断争论惩罚是个人的，而并非集体的；用不完整的证据控告一个人，这本身就是犯罪。

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指出，在维森塔尔看来，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是战犯；此时，维森塔尔被卷入与犹太人大会的争吵中。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为奥地利总统，维森塔尔说，这将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误导和消息不灵通的成果而导致的。事实果然证明如此。

维森塔尔的工作没有接收到任何公共资助，他还探访世界各地为档案中心筹集资金。尽管维森塔尔的敌人并非都是前纳粹党人，但他和妻儿在忠诚的警卫保护下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筹集资金的过程无可避免地惹起诽谤，有人称他中饱私囊。

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本人是犹太人）甚至提出，从波兰和东德（East German）获得的可疑信息，这一证据显示维森塔尔曾受雇于盖世太保——克莱斯基（Kreisky）在提供诽谤令状时迅速撤销这个指控。

也许维森塔尔最失望的是免除了对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的审判。这位医生因在奥斯威辛进行非人道实验而声名狼藉，尤其是用双胞胎作为试验品。他在巴拉圭（Paraguay）游泳时溺亡。

但是没什么事情能转移维森塔尔的目标——承担起这份神圣义务的热情。他说，只要上帝赋予他力量、朋友提供他金钱，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4年在访问奥斯威辛期间他解释说：“我毕生的工作是保证明天的杀人者，也许他们还没出生，必须让他们知道不能过平静的生活。这样的警告对未来的世世代代相当重要。”他退休于2001年10月。

维森塔尔的书包括：《我追捕艾希曼》（I Hunted Eichmann）（1961）、《在我们之中的谋杀犯》（The Murderers Amongst Us）（1967）以及《正义并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电影《奥迪萨密件》（The Odessa File）和《纳粹大谋杀》（The Boys from Brazil）描绘了他的形象。维森塔尔获得了无数奖项和勋章，并在2014年被授予大英帝国二级爵士（KBE）称号。

2003年11月，妻子塞拉·维森塔尔去世。西蒙·维森塔尔和女儿一起生活。

2005年9月20日，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因器官衰竭在其维也纳的家中安然病逝，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