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悲哀：曼德拉与妻子温妮的生活

1991年的春天和夏天，曼德拉面临着两个新的重大挫折——公众游街示威抗议他的妻子，同时他失去了对非国大的控制权。他在这双重考验中形单影只，唯一陪伴他的只有助他一路前行的他对使命的信念。德克勒克已经深深令他失望，他的希望——能与南非白人领袖建立一个亲密的、特别的关系——已经破灭。现在，又轮到了他的妻子和非国大的领导权从他手中滑落。

曼德拉在重获自由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处理与他妻子的问题最令他伤神。温妮不仅被证明是曼德拉的情感软肋，也成为他道德沦丧和政治权威在非国大内部流逝的主要原因。关于如何处置温妮的问题成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大争议，而在曼德拉获释之前它就已经是联合民主阵线的难题了。这个问题把曼德拉推入了另一种领导能力的测试中，但测试效果不佳且进展非常缓慢。因为他被强烈的罪恶感——离开温妮让她无所依靠如此之久——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相。最终，只有曼德拉自己才能摆脱这个困境——温妮将他和整个非国大推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然而曼德拉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甘愿正视温妮的阴暗面，并把自己从负罪感中解放出来。

在此过程中，曼德拉自身和非国大遭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迫害，因为温妮残忍地利用他的负罪感来复兴自己的政治生涯。曼德拉陷入了她的政治阴谋，她妄图将自己打造成南非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他甚至隐忍地保持沉默，缄口不言温妮的出轨背叛，虽然它早已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直到温妮的穷奢极欲不当行径变得越来越猖獗并最终打破了他的忍耐极限，曼德拉才屈服于发狂的非国大官员们施加的压力，因为这些官员们非常担心她会破坏整个非国大的领导结构并葬送她所领导的妇女联盟的前程。

自曼德拉出狱当天起，其婚姻的命运几乎成为全国热炒的话题。1990年2月15日，约翰内斯堡《星报》采访了几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们提前预测到了两人的未来会相处不佳。这些分析师称，曼德拉和温妮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太过短暂，以至于无法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两人分开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发现两者在生活中对于彼此来说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心理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认为，温妮的爱可能是“一种崇敬，缺乏激情和欲望”，有些类似于对“一个圣人或烈士”的情感奉献。他还预测，当温妮从权位上退下来时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情绪调整，相较于在国际上声名大震的曼德拉，她自己的国际名声却黯然失色。时间将会证明这些预言完全属实。温妮的表现则告诉大家她完全不能做出这样的调整或适应别的变化。当她的狡猾和越轨行为变得有目共睹时，非国大和黑人社区内的普遍看法是：温妮是在责难与曼德拉婚姻的破裂，对于任何女人来说，与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虽然同时他也是个凡人——生活在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90年2月，刚刚获释的曼德拉与妻子温妮向支持者致意

温妮从来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或者当她想回头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使是在曼德拉获释之后，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巨头，不仅凌驾于种族隔离法律的土地之上，同时也高于自己的组织纪律和规则。他们分离后，我们共同收拾了她为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而操纵曼德拉的丑闻残局，见证了给曼德拉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给非国大造成的政治迫害。温妮被巨大的权力欲望驱使，甚至连曼德拉也成了她布局中的一枚棋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她在出牌阶段多一些小心谨慎，少一些侵略性，少侵犯别人的感情，那么她或许将会拥有一切。温妮具备成为第一夫人的一切要素——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统治者的夫人。过去，这个位置毫无疑问绝对属于她。但她为了成为总统甚至发起了一个外线射击，妄图由曼德拉之死攫取公众泛滥的同情并驾驭这支力量。是她自己搞砸了一切。

温妮无法控制她冲动的坏脾气，她说风就是雨，无论政治还是性，她都要求立即被满足。她表现得像个“inlokhasi”——一只雌性大象，城镇中的一些崇拜者这么称呼她。但她是名特立独行的女性，无论前进的道路上有任何路障，她都将不顾一切地像公牛一般冲过去。她对权力、职位以及非国大中特权的欲望贪婪到了极致，为自己谋求了半打的行政职务。从表面上看，温妮已经分裂出了双重人格。有时，在面对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时，她浑身散发出宽宏大量、彬彬有礼和关怀同情的气息。她经常是非国大官员中第一个——有时是唯一一个——急于去安慰那些在最近事件中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受害者的人。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面是，无论对待朋友还是敌人都脾气极坏，经常毫无预警地为了一点儿小事动怒。没有人能控制她的愤怒，且无人能幸免于难。甚至有一次她掴了博塔·姆贝基一个耳光，只因为当时这位非国大国际事务部负责人挫败了她。1991年初，对她的审判揭秘了一位女性如何转变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铁娘子，且对城镇中的谋财害命乐此不疲。有大量证据表明，她已经多次批准或可能下令谋杀了众多她想象中和现实中的敌人。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堆惊人的城镇暴徒打手、刚愎的青年和佞幸之徒。那些试图帮助她的好心人和善行者则往往发现他们自己身陷污泥沼泽后就再也抽不出身了。

对于导致她上述不端行为的原因，各界争辩不休：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长期迫害或妄自尊大。我一直想知道美国和英国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外国媒体塑造了她种族隔离斗士的形象，以及她在诗人眼中烈士般的存在。随后媒体对其城镇活动逐渐深入的报道一步步地摧毁了她的圣洁形象。媒体对她前后不一的评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她的精神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相信，类似的经历影响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我亲眼看到他在被暗杀前的最后几个月中逐渐变得歇斯底里，最终于1981年10月死于伊斯兰狂热分子之手。萨达特不明白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质疑他的判断并且批评他在国内严厉地打击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反对派。批评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他仿佛看到了多年后的自己并非美国英雄崇拜的对象。跟萨达特一样，温妮在享受着烈士身份的同时，完全无法应对汹涌而来的批评——对她言行举止的公开谴责。无论原因是什么，或者存在着多重原因，1990年温妮似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对权力的欲望和关注无法控制地疯涨，与当局对抗进入了僵持阶段，她一手促成了自我毁灭。在这个过程中，周遭的一切事物被她破坏殆尽，身边的人也无一幸免。但最不可原谅的是她一直无情地剥削曼德拉并当众羞辱他——这个了不起的男人，还声称他是她一直崇拜的偶像。

大多数“温妮观察者”似乎一致认为1977年5月是她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温妮——自1962年开始就生活在各种禁令之下，还被禁闭了17个月——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Brandfort）的一个小村落，那里是南非白人乡民的农业中心地带。温妮的困境迅速引发了巨大的同情。由于她敢于挑战种族隔离法律——在地方邮局和杂货店将黑人与白人画线分开——人们对她的同情迅速升华为崇拜。她甚至还组织农场工人进行大罢工，从她所在的小茅屋——位于Phathakahle（南非当地地名）的黑人城镇——一直游行到了布兰德福特之外。

如果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经历强化了她的意志——反抗种族隔离系统的决心，那么她灵魂深处就不会有恶意作怪了。但这8年的隔离和孤独斗争也扭曲了她的心理平衡。那些记者——曾参与报道温妮在布兰德福特前后的活动——强调说，当温妮在1985年回到索韦托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当时让她改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酒精中毒。但她也变得愤怒痛苦和偏执妄想，在同阴谋者、警察告密者以及身边的背叛者交手多年之后，她早已敌友不分。

温妮·曼德拉，1958年与曼德拉结婚，1996年离婚。现任执政党非国大妇女联合会主席、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委员、国会议员。

温妮的两居室房子被一伙年轻人洗劫一空，这很可能是由地方警察当局唆使。于是她打破禁令，离开了布兰德福特。她利用这一行动大胆违抗当局阻止她回家的禁令——她的家位于奥兰多西区索韦托镇维拉卡兹街——并侥幸成功。于是，她重返索韦托定居，并投身于城镇政治，因为抵制种族隔离系统将会获取一个强有力的上涨趋势，许多城镇试图建立“解放地带”，设立由青少年领导的临街委员会，随时准备用石块、棍棒和燃烧弹对付警察。南非的抵抗战士想出了可怕的惩罚方式：用“火项圈”对付向警察告密的人或可疑分子。1986年5月，温妮发表的一份声明让她变得臭名昭著——“只要有装满火柴的火柴盒和项圈，我们就能解放这个国家。”1986年6月，她回归后不到一年，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正是城镇起义和警察镇压这种氛围催生了温妮建立起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这也是后来导致她走向毁灭的原因。以备受大众喜爱的反种族隔离领袖的名字来命名足球队俱乐部是因为当时正是城镇情绪高涨之时，温妮作为社工和政治活动家帮助过许多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躲避当局的镇压，因此在她的资助下成立一个俱乐部也变得名正言顺，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与犯罪活动也有明显的一线之隔。黑帮团伙和青年打手经常以交保护费的名义进行勒索，并在他们自己的社区斗争中制定独裁法律。

1990年9月21日，《伦敦独立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全方位思考，并分析它是如何从踢足球走向闹革命的。一位创始成员勒若斯迪·艾卡能（Lerothodi Ikaneng）告诉该报记者，得益于温妮的努力，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86年，目标是结束两大敌对帮派的斗争，每边约各有20名“战友”。在温妮的建议下，帮派之间同意和解，冰释前嫌。同时双方在温妮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他们中的有些人直接住进了曼德拉家中后院的房间——索韦托作为其第二故乡，他们在狄普克鲁夫（Diepkloof）居民区又置办了一套房产以维持日常生活。艾卡能表示，俱乐部在转向政治和犯罪活动之前居然打了好几场比赛。1987年1月下旬，这些住在温妮家中的俱乐部成员有多人因为涉嫌其第一次枪击事件而被捕。俱乐部相关事宜的走势越来越糟糕，因为温妮试图利用其成员作为“执法者”以扩展自己在整个索韦托的政治影响力。在她的主持下，由铁拳教练杰里·理查德森（Jerry Richardson）作陪，他们设立了一个黑幕“人民法院”以审判和裁决他们的受害者，有时还会置他们于死地。《独立报》发现了温妮和她的俱乐部涉嫌杀害16位索韦托居民的证据，且死者多为青少年。1991年初温妮出庭受审，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中的4名成员被判处死刑，将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一监狱执行。这些死刑犯包括“教练”理查德森，他被认定与其中12起谋杀案有关联。

其中一起事件是他们谋杀了一位14岁的城镇反抗英雄——斯托比尔（Stompie），这起案件将所有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在对付温妮时却束手无策，因为温妮在黑人社区中获得了“南非黑人母亲”的尊称。他们只得对温妮和她的俱乐部采取一种攻守同盟的措施，无论地方还是外国记者对其越来越肆虐猖獗的活动都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因为有人担心这样的批评只会抹黑反种族隔离斗争。诺玛温达·马希尼（Nomavenda Mathiane）——《前线文件》（Frontline File）的一位黑人女记者（周刊现在已经不存在），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在当地提出相关问题的记者——曾质问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华盛顿邮报》的威廉·克莱本是在早期就对温妮周边正在进行可疑活动进行报道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之一。1987年2月26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他的文章——有关前一天曼德拉位于奥兰多西区的家中一位黑人青年被砸死的事件。达利翁噶高中（the Daliwonga High School）的学生们掷出一堆乱石以报复温妮的足球俱乐部成员将他们从足球场上赶走。克莱本提醒读者，这并不是民众第一次对温妮爆发不满。去年12月在开普敦时，她给予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本地女子祝福——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从而导致了人群的愤怒并纷纷朝她投掷汽水罐和枯枝落叶，甚至还朝她抛撒沙砾。

斯托比尔的谋杀案打破了温妮的沉默保护墙。他和另外3个青年从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住宅被绑架带走，地点就在奥兰多西区，距离曼德拉家不远。这一次温妮把较量地点选在了教堂，碰巧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战绩出色的支持反种族隔离的运动。虽然她自己也是卫理公会的一名教徒，但却与教会牧师保罗·威莱恩（Paul Verryn）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中，因为他也收留了一群无家可归的青年。温妮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她的朋友休利萨瓦·弗莱蒂（Xoliswa Falati）说的话，弗莱蒂当时是牧师宿舍的女监管，这个女人最后被证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弗莱蒂告诉温妮说，威莱恩曾猥亵了很多和他在一起男孩子，她认为一定要做些事情来拯救这些男孩免于被鸡奸。

于是温妮告诉弗莱蒂和理查德森，并组织他们开展“营救”。1988年12月29日晚，他们将4名被吓坏了的青年带到温妮家的后院，大概位于狄普克鲁夫。4个年轻人遭受了严厉拷问，并被俱乐部成员无情殴打，试图逼迫他们“招供”有关威莱恩涉嫌同性恋活动的事实。斯托比尔得到了特殊“关照”，因为他被认定为是警察的线人。他没能在生不如死的“审讯”中存活下来，在被带走的第三天夜里，他被“教练”理查德森乱刀砍死。1989年1月6日，斯托比尔被发现陈尸于索韦托的一片荒野中。第二天，另一名被绑架的受害者肯尼斯·凯斯（Kenneth Kgase）从曼德拉家门外的“警卫岗”虎口下逃生。他立刻告诉卫理公会教堂长老自己和3个朋友的遭遇，并警告他们。社会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恶行，于是决定制止温妮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

当月晚些时候，在索韦托，温妮被她在大众民主运动中的同事告上法庭。该庭审几乎是在索韦托和约翰内斯堡秘密进行的，同时递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到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人处。温妮已经在她的索韦托老家指挥了自己的“人民法庭”对其开庭会审，现在她将被类似的方式审判。但她拒绝合作或接受一切针对她和俱乐部的指控。对于运动和索韦托的领导者来说，很难从政治角度对温妮进行裁决，换句话说，“南非黑人母亲”有罪且理所应当被“放逐”这一裁定肯定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并且肯定会被政府大肆宣传播报，因为政府总是急于抓住一丝一毫的借口来诋毁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

考验领导者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1988年8月，“曼德拉危机委员会”成立，以应对抛向维拉卡兹街曼德拉家的燃烧弹——由温妮的足球俱乐部中的另一个帮派发起的进攻（没有一个邻居前来帮助扑灭大火，这足以反映出该区人民的气愤心情）。现在，该委员会作为“法庭”将对温妮进行审判。评审团中包括了一些在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西里尔·拉马福萨，国家工会联盟主席；奥布里·莫克纳（Aubrey Mokoena），释放曼德拉运动的领导者；弗兰克·奇凯尼（Frank Chikane）牧师，南非教会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教会领袖。卫理公会主教彼得·斯托里（Peter Storey）虽然不是委员会成员，但据说他也在1月9日至16日期间参加了35场会议和“遭遇战”，以寻求各种尝试解决“温妮危机”的办法。该委员会反复征求非国大卢萨卡总部领导层的意见并通过曼德拉的律师司马义·阿尤布（Ismail Ayoub）与曼德拉进行沟通。最后是通过曼德拉的亲自干预才终于说服温妮释放加布里埃尔·米克韦（Gabriel Mekgwe）和让比索·莫诺（Thabiso Mono）这两个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她家的年轻人。

曼德拉最终因无法忍受温妮居功自傲、个人生活腐化，在1996年与其离婚。

1989年1月中旬，非国大主席坦博收到了一份危机委员会的备忘录，反映出委员会成员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温妮事件”的证据时内心经受的煎熬。该委员会已经取得了曼德拉足球俱乐部成员涉嫌绑架的第一手资料，其成员卡提扎·切贝克胡鲁（Katiza Cebekhulu）已经承认他确实参与了殴打。在描述绑架过程时，他称在绑架之前就已经知道斯托比尔的最终命运了。他告诉委员会，4个年轻人全都经受了“重度袭击”，而且他相信斯托比尔肯定已经死亡。1月16日入夜，就在米克韦和莫诺被移交给主教斯托里之后，在切贝克胡鲁的陈述基础之上，委员会召集所有索韦托民间团体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两个青年确认了切贝克胡鲁的口供（一名医生在1991年审判温妮时出庭作证称米克韦曾被“至少击打19次”，且其背部、臀部、胸部、脸部和眼睛遭受了藤鞭。他还在莫诺身上发现了15处鞭伤）。他们还告诉委员会，温妮自己也曾对受害者大打出手并挥拳相向，而且是第一个动手的人。待两个青年从折磨中苏醒之后，他们甚至被要求将审讯室墙上和地板上的血渍清理干净。然后，他们对俱乐部的警卫和清洁工的“服务”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件过去几天后，委员会就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一切相关事宜。同一份证词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正式提交至约翰内斯堡的法庭。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一项建议——将温妮正式从黑人政治运动中排斥出去。该委员会决定“所有进步组织将不得再给她提供平台”，并下令立即解散足球俱乐部“以免社区抢在前面将其解散”。最后，委员会要求温妮“停止试图建立一种她为人民代言的印象这一荒谬的想法”，并建议所有“进步律师”停止向她提供帮助。

得知委员会的决议以后，温妮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服从委员会的权威并要求列出所有与会人员名单。“她似乎认为自己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她对危机委员会和社区这两者都表示蔑视”，危机委员会如此告知奥利弗·坦博——他被呼吁亲自处理“这一正在我们眼前发展的、全新的和可怕的情况”，并被询问是否想到什么方法能让温妮改过自新。温妮威胁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从非国大辞职——这一步将对整个反种族隔离斗争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一种政治讹诈，后来曼德拉获释后，她在与非国大竞争对手过招时曾乐此不疲地使用这一伎俩。

虽然温妮拥有非国大卢萨卡总部作为后盾，并得到了曼德拉授予的充分的知识储备作为支撑，然而，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退缩。2月16日，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联盟这两大主要合法黑人政治和劳工组织在国内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宣布正式将她从运动中除名，因为她滥用黑人社区的信心和信任。他们说：“近年来，曼德拉夫人的行径已经日益将她推进了矛盾的深渊——使她与被压迫人民的各个部分都发生冲突，已经逐渐成为整个大众民主运动的绊脚石。”该声明还将对她定罪——绑架并殴打4名青年：“我们不准备保持沉默，因为有些人打着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幌子行侵犯人权之实，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大众民主运动自此与曼德拉夫人和她的行为划清界限。我们呼吁人民，尤其是索韦托社区的人民，有尊严地与曼德拉夫人划清界限。”温妮保持沉默，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或原谅那些对她下台负有责任的领袖们。1990年2月，在她丈夫获释后，她将从曼德拉那里掀起对他们的报复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