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应不应该诛杀“汉奸”李陵全家？

李陵以五千步兵横扫匈奴寡不敌众投降后，汉武帝非常震怒，还为此将求情的司马迁处以了宫刑，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刘彻对李陵事件又开始反思与开脱了，或许是他觉得自己这样的确有些过分，也或许是他还想在历史中留一个好名声，总之，他后悔了。

他后悔的说：“当日应俟李陵出塞，再诏强弩都尉路博德令迎军；都由预先下诏，得令老将生奸诈。”

我们在汉武帝晚年这段历史中会发现他动不动就后悔，这个迟暮老人，总是在做错事后就悔之无及，然后再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去弥补，而且老是喜怒无常，老是摇摆不定，比较于他青年时代雷厉风行的豪迈气魄，实在让人严重怀疑汉武帝晚年是不是精神分裂了，要么就是他为求长生而吃丹药时吃错药了。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解释汉武帝在这么久后才开始后悔，才发现路博德的上书原来另有门道，他这样是否太迟钝了一点。

不管真相是什么，总之刘彻把路博德拉出来，为自己的这个历史错误负责，实在是个让人很无语的事情。

或许刘彻也觉得自己这样有些离谱，所以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因此就治路博德个留迟观望罪，否则说不定路博德也会跟李广一样委屈的自杀了事。

不过，刘彻知道后悔毕竟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李陵铁血兵团仅存的四百名可怜将士就可以平反了，他们不再是投降将军属下的丢人败兵了，他们是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战士，我们最可爱的人。

于是刘彻派出使臣，带着赏赐前去边塞，慰劳了这些生还的将士，很多人在听到诏书后，忍不住喜极而泣，只有他们知道自己这段苦难的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又哭又笑的拥抱在一起，场面非常感人。

天汉二年是充满了血泪的一年，将士们在流血流泪，李陵在流血流泪，太史公在流血流泪，历史也在流血流泪。

两年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武帝决定再跟匈奴干一仗，顺便看看李陵是不是真投降了，若是司马迁所言的假投降那就营救回来。之前赵破奴不是也投降匈奴后来又回来了么？没啥了不起，时过境迁，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只是可怜了司马迁）。

于是武帝再次征募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则率偏师万余继续搞他的接应主力工作；另有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万余、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注1）。公孙敖这一路还有个重要使命就是营救李陵。想当年公孙敖间接害死了李广，如今若能拯救李广的孙子李陵，那还真是极具戏剧性，多感人的一部历史大片！

但是很可惜，这部大片又演砸了，虽然导演兼制片人刘彻投资巨大、善于炒作；主演公孙敖久经战阵、演技高超；但本片的另一主演李陵竟然没有出境，甚至连这部戏已经开拍了都不知道。

这真的很奇怪，如果李陵被提前通知开机，那么有他在匈奴王庭做内应，公孙敖或许不但能成功解救他，甚至还可能里应外合打个大胜仗。

究其原因，我想导演刘彻还是根本就不相信李陵“身在虏庭心在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表一个姿态，表明自己已仁至义尽，戏砸了是李陵的错，司马迁那是枉做好人，受刑遭辱纯属自找。

所以公孙敖跟汉武帝一样，也是压根就不相信李陵有这样高尚的节操，这还就是一场戏，就只是一场戏，演戏的疯子把看戏的都当成傻子的一场戏。

当然，刘彻为这场世纪大戏组织了二十余万大军，救不救李陵还真不是关键，关键还是要打场大胜仗，要知道汉军已经很久没打胜仗了。

然而，众将又让汉武帝失望了。

原来，单于在漠北早早就探知了汉军绝漠攻来，遂将畜群资财全部转移到余吾水（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之土拉河）以北，而自率十万胡骑在余吾水南岸，迎击李广利与路博德十五万大军。汉军难以因粮于敌，连战不胜，只得败归。

此战，匈奴采用的仍是当年赵信之以逸待劳战略，这战略对付鼎盛时期的卫霍汉军当然力有不殆，但对付李广利之流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李广利的军事能力也不算特别差，不然刘彻也不会一直用他，只是此人品行恶劣，威望又不足，匈奴人又熟悉了汉军的战法做出适当的应对，所以他才老打不了胜仗。

而韩说三万步兵由于机动性差，又非匈奴打击之重点，故根本没有碰上交战的机会。

公孙敖的近五万大军与匈奴左贤王狐鹿姑倒是打了一仗，但同样无功而返，并且还损失了大量士卒。营救李陵的行动当然更是无从说起了。观众们都很失望，失望之余，也感觉很疑惑，历史从这里开始变得迷雾重重。

首先是数路大将中，只有公孙敖被下狱了，罪名是“亡士多”，罪当斩首。

然后公孙敖在狱中上了一道奏书，开始胡乱拉李陵为自己辩解，言：“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

公孙敖说自己得到匈奴俘虏的可靠情报，李陵不仅是真投降，而且还帮忙匈奴单于训练胡兵来对付汉军，所以我才一无所获。

这样一来，此次汉军作战失利就很好解释了，原来是李陵帮忙匈奴训练胡兵，造成胡兵战斗力大增，所以大家才没打胜仗。

这样委过于人的诡辩依照汉律当然是不足够为公孙敖免罪的，但奇怪的是这时史书竟然记载公孙敖后来越狱了，律法森严的汉狱竟然会让一个重罪死刑犯逃掉，且在民间一匿就是一年不能捕获，这也真是奇怪，而且公孙敖为何不像从前那样花钱免罪呢？

一年后，公孙敖终于被捕获，但仍然只是关押，没有被处死，直到他的妻子另爆出巫蛊事件而获罪，导致他被牵连腰斩而死，全家也被灭。显然，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秘被掩盖，但已经无从而知了。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有四点。

第一，李广之死与公孙敖有关，所以，李陵与公孙敖有宿怨。

第二，公孙敖曾予卫青有恩，两人关系密切，所以，公孙敖是卫青一党，只不过如今卫青死了，他现在是太子刘据一党，而太子与汉武帝有政见矛盾，与李广利、刘髆一党则有争储矛盾（注2）。原来，武帝一朝作为主要执政理念的是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但太子刘据主动学习了《春秋谷梁传》，这就与汉武帝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注3）。

第三，公孙敖是诸多派系矛盾与怨仇的集合体，他被推上了斗争的前台，并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

第四，公孙敖被处死后，卫氏外戚在军方便再无实力派将领，在争储斗争中进一步落了下风。

这些内幕秘辛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了，只可以肯定一点，汉武帝最终相信了公孙敖的举报，决定拿李家开刀了——李陵的五千荆楚勇士战斗力之强悍天下皆知，如果他替匈奴练兵，这就意味着匈奴军队必将在战术素养以及军事装备上大幅提升，以后这仗还怎么打！

汉匈两军本来各擅胜场，各有优势，但如果汉军对比于匈奴的那部分优势，因为李陵死心塌地的卖国求荣而全失去了，那对汉朝来说将多么可怕！

随即武帝下令，将李陵一家大小满门抄斩。上到李陵寡居的老母，下至他的妻子儿女，一个个被拉到了菜市场上，但见屠刀飞舞，一群老弱妇孺倒在了血泊之中。

围观的群众都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看，这些就是汉奸的家属，呸！死不足惜！

李广的儿媳、李当户的未亡人、李陵的老母仰面望天，双目流泪道：“我教子不善，致有今日也！妾死而无颜见李氏列祖列宗！”说罢，引颈就戮。

太史公无言了，陇西李氏也无言了，征战的光辉已变成千古的骂名，他们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不过，从太史公后来的《报任安书》一文看，太史公始终还是没有怀疑过李陵的忠贞，这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

但这些消息传到陇西，却让李氏家族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当时姓李的人，以及但凡跟李家有点儿关系的人简直都不敢出门！总之，陇西李氏家声至此尽毁，直到南北朝时李冲显名北魏，陇西李氏又遽然升为第一高门，成为四海望族。

唐朝时，李世民部将契必何力被部下裹挟而入薛延陀，群臣皆言契必何力已降，李世民全然不信，后又用公主远嫁薛延陀，换回了契必何力，并提升为右骠骑大将军。

同样是在唐朝，郭子仪爱将仆固怀恩遭谗言投降吐蕃，甚至为泄私愤，主动引兵攻唐，行径类似李陵与契必何力，且更为可恶。然而唐代宗竟为之隐恶，前后下制，皆未言其反。及怀恩死，群臣以闻，代宗为之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

如果我让你穿越，你是愿意去当汉武手下的将军，还是唐皇手下的将军呢？

李陵当然没有替匈奴练兵，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世上可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而真正替匈奴练兵者，其实另有其人，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事实上，由于李陵投降后一直对匈奴采取不合作态度，单于只能礼敬之客遇之，想用自己的真诚，以及时间的流逝，来等待李陵回心转意。

但是李陵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整日只能独坐愁苦，所见都是些说着鸟语的胡人。脱下汉装，穿上胡服，住进穹庐，只是为了抵御异域大漠的寒冷；食则膻肉，饮则酪浆，这些胡虏的腥臊东西难道会好吃吗？没办法，为了活下去不饿死罢了。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和亲公主刘细君写的这首著名诗词，真是道尽了李陵这些大汉漂泊异域者的所有心声。

伤心之余，李陵还开始学习匈奴话，无它，只是无法忍受孤独而已。

时间一长，李陵发现自己差点连汉话都忘记怎么说了，这让他非常惶恐，难道自己以后真的要老死异族，做个孤魂野鬼么？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李陵开始疯狂的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他害怕见到月亮，因为月儿太圆，人却未圆；他害怕见到花儿，因为花儿太鲜艳，鲜花似人面；如今，堂前老母无人尽孝，家中幼子无人训教，空闺爱妻无人照料，这些都逼迫他尽快实施自己的计划，那就是伺机取单于头颅，归报于汉，以成非常之功，而雪战败之耻。陇西李氏的辉煌，决不能就这样葬送在自己手中！

但是，自己孤身一人要杀死单于，还要顺利逃脱，这样的机会岂那么容易找到！李陵想，如果朝廷能派人偷偷过来，接应自己行动就好了，最好能搞个里应外合，一举端掉匈奴单于庭，那可就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了，陇西李氏必以我为荣，传耀千古。

但汉廷始终没有派人来跟李陵联系，李陵无奈，只得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等待，等待，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然而李陵最终等来的，竟是全家老小被汉朝诛灭的消息。

噩耗传来，李陵先是一愣，然后站起来疯狂的摇晃那个报信者，一个劲的说自己不相信，这定是单于在欺骗他。直到陇西有故人来，亲自呈上了族中父老的书信，李陵这才明白，汉武帝的确对李家下了毒手，这一切都是真的！

李陵哭叫着冲出帐幕，在无尽的旷野间徒呼奔跑，像个疯子一样。

冲天怒火在李陵心中燃烧，烧的他口干舌燥，血液沸腾，头皮发麻，膨炸欲裂。

李陵从小就被祖父李广教育要坚定操守、忠君爱国；这种思想在他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值得他用鲜血与生命去捍卫。但在这一刻，李陵的所有理想全部幻灭，所有信仰也轰然崩塌，内心处一片荒芜，就像眼前这片旷野一样荒芜。

忠君爱国，李陵是想忠君爱国，但你看看这君和国是怎么对待他，以及他们李家的。

李广受辱自刎，朝廷不闻不问；李敢遭外戚谋杀，朝廷包庇凶手；李蔡身为丞相，却得罪自尽；今日李陵一家老小又惨遭灭门之祸，李陵已经出离了愤怒，内心如火灼烧！

“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不管怎样，我的老母妻子家人都是无辜的，你刘彻为何要杀他们！

忠君爱国，忠君爱国，到了这个地步，我李陵还拿什么来爱你，我的陛下，还有我的祖国！

李陵拔出佩剑，在空气中狂舞疾挥，幻想自己一剑斩断了汉朝的金銮玉柱，那个骄傲的天子躲在龙座下颤抖求饶……

他真羡慕那个春秋战国时的伍子胥，可以另投明主，然后带兵杀回朝廷，以报灭族之恨。

但是不行，因为这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而不是春秋战国或三国隋唐时的群雄割据时代。大一统时代的最高价值观念就是：君无道，可谏之，可匡之，甚至可以取而代之，但绝不可投奔异族而反戈相向，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是国家与民族的罪人，将为千秋万代所唾骂。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李陵以其绝佳之战术天赋，为匈奴畜士养兵，引师长驱中土，饮马河洛，收珠南海，覆汉之宗社、毁汉之衣冠，甚至牵犬羊以芟剃汉之子孙黎民，那该多么可怕！

李陵能这么做吗？他不能。陇西李氏世代为汉将，英风烈烈，他就算想背叛国家，也绝不能背叛祖宗。

于是，李陵的怒火渐渐冷却下来，最后只剩下无尽的悲凉，他筋疲力尽的止住奔跑，四仰八叉瘫倒在地，只觉胡地玄冰，边土惨冽，剥脱伤骨，刺得他背上生疼生疼。

是夜一轮冷月，映照草原，白霜如水，晶莹透亮，仿佛离人的眼泪，李陵忽地想起，今天不正是中秋佳节么？

往年的中秋，灯火通明，一家欢聚；可是今年的中秋，李陵一家尽死，天人永隔，他只能孤苦伶仃，独悬塞外，看那长风萧萧，归雁连连，百霜杀草，四野衰败。无奈，只得颤颤巍巍的爬起身来，以手撑地，凄然南望，望眼欲穿，却只见暗夜无边，关山万里，漆黑淡溶一片；而闭上眼睛，侧耳远听，却只闻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声声断人心肠……

两行浊泪从李陵紧闭的双眼中流淌下来，划过脸颊，流进嘴角，苦涩不堪。

——回不去了，天上的老母妻儿，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李陵喃喃的念着这些话，在旷野中独坐一夜，直至拂晓，满脸的泪水与露水，化作碎冰，滴滴飘散在塞外漫无边际的风沙里，消逝不见。

当日出的第一缕光芒照在他头顶的时候，李陵再次想到了死，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因为人们还会说他这是投敌叛国后心中有愧，所以畏罪自杀；看来他也只能继续苟活着了，生不如死的苟活着罢了。

回去后，李陵大病一场，转眼间苍老了十几岁，从此万念俱灰，成为行尸走肉。

也好也好，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倒也干净利落。

天汉四年，也是流血流泪的一年。

次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匈奴单于且鞮侯病逝，在位仅五年。

且鞮侯有两个儿子，且都成年了。长子就是前一年刚打败了公孙敖的左贤王狐鹿姑，次子则是左大将（名字不知道）。且鞮侯死的时候，狐鹿姑在外征战，没有及时赶回来，匈奴各部首领竟说狐鹿姑体弱多病不堪为君，不如废长立幼让左大将当好了。等到狐鹿姑急匆匆赶回，发现木已成舟，便不敢进入匈奴王庭。左大将得知后立刻派人把狐鹿姑请来，要让位给他。狐鹿姑赶紧以多病为由拒绝，两兄弟玩起了宋襄公让国的把戏。

最终狐鹿姑让不过左大将，被逼无奈只得接任单于位，但为了不影响团结，他让弟弟左大将来接任左贤王位。在匈奴的政治制度中，左贤王就是储君之位，也就是说等到狐鹿姑死后，匈奴又要搞一次兄终弟及了。

从这个历史记载来看，狐鹿姑为人颇厚道，且颇懂拉拢人心，李陵并不讨厌他。

然而，狐鹿姑并不知道，他们两兄弟的这次伟大让国行为，在几十年后让匈奴彻底失去了西域。这是后话了，且不提。

他更加不知道（也或许很清楚），在遥远的南方，汉帝国的一场巫蛊大乱即将要爆发了。

注1：前两年还说没有骑兵给李陵，但如今却仍能组织起七万多骑兵与十三万步兵的步骑混合大军，足见汉武帝对李陵之心狠。当然，连年的战事与败仗确实对汉朝国力影响不小，其后勤保障能力也大不如前了。

注2：刘髆正是在这一年四月被封为昌邑王，离开长安去山东就国。但刘髆似乎并没有一直老老实实待在昌邑。比如昌邑王郎许广汉就曾“从武帝上甘泉”（《汉书·外戚传》），足见昌邑王刘髆就国之后，仍时不时随汉武帝前往甘泉宫居住，对刘据储君之位造成威胁。

注3：案《汉书·儒林传》：“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考证二书，《公羊》乃齐人公羊高所作，属于战国齐学，主“合时”，即以开放之姿态主动迎合时事，推阴阳，说灾异，事粉饰，意多在为后王立法；而《谷梁》则为鲁人谷梁赤所作，属于战国鲁学，主“合古”，即坚守儒学原初面貌，详礼制，重伦理，崇尚仁德教化，主张正定名分，更有很多《公羊传》所不具备的“民本意识”和“亲亲之道”。这就导致父子二人在执政理念上产生矛盾，从而给了小人作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