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是李鸿章侄子 辛亥革命后曾到青岛避难

江苏路8号是一座古朴的老楼，楼身方正，还有一个俄罗斯式的塔楼。这座楼的建筑面积不大，但很精致，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仍难掩当年的峥嵘。在青岛，这样的老楼里总会住过几位名人，此楼也不例外，他曾经的主人名叫李经羲。

李经羲，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有着非凡的家世，也有着复杂的性格。和清末民初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打过交道，其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他曾主政云贵，也曾出任国务总理。蔡锷和朱德都是他的好学生，袁世凯和张勋是他的好友。看看他的好友名单，你会对他不感兴趣?对了，他还是李鸿章的侄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李经羲。

对朱德、蔡锷有知遇之恩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李经羲早年的资料能查到的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伯父李鸿章的行事风格上略窥一二。作为晚清的栋梁大臣，李鸿章兼具守旧与开放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朝廷股肱自居，一心扑在挽救帝国危亡的事业上，另一方面又深感时局变化无常，身体力行地去尝试许多新鲜事物。李鸿章自嘲为清帝国的“裱糊匠”，粉饰着这个腐朽大厦的外貌，他的从政风格自然也影响到家族后代。

李经羲早年做过道台、布政使，后来也出任过一省巡抚，从政生涯稳中有升，但也绝非平庸之辈。看他早年的奏章，我们仍能发现伯父李鸿章的些许影子。他在广西巡抚任上，多次上书朝廷，商讨边防剿匪事项，力求保大清一方太平。遇到君主立宪的大潮时，思想又很开通，要求对旧制度做出适当的革新。如他于宣统二年上《云贵总督李经羲奏云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里面列了八项，涉及地方自治、财政的预算决算、地方司法体系的建立等内容，不少提法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他的这种既保守又开通的风格，在主政云贵时期体现的最明显。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有三年。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我们说说其中两个著名人物，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对朱德，李经羲有知遇之恩。宋路霞的《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 ，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一方面想要挽救清帝国的生命，一方面又不忍心对革命党痛下杀手，这或许就是李经羲的矛盾性格吧。

他为啥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因为大家意识到，清帝国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可既为地方官员，又不能尸位素餐。真要是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倒是种解脱。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身为起义军领袖，蔡锷并没有狂热到不念旧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在《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后来的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蔡锷做不到。但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发动攻势之前 ，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这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实在是一段佳话。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这还引出一段趣闻，我们后面会提到。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原来当时袁世凯靠耍手腕获得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眼见一批遗老天天要复辟清廷，骂他是“曹操”、“王莽”，实在受不了，于是从这些遗老中选出几个来装点门面。李经羲被封为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并非遗老中的死硬分子，非抱着满清宗室的牌子不放，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他一直活跃在仕途。

倒是因为清王朝的复辟，让他起了退隐之心，说来有些蹊跷。

这事儿要从“府院之争”说起。时间来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郎早正、郎章正在《李经羲：乱世中的“短命总理”》一文中介绍：黎元洪任总统后，与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在府院关系、制宪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矛盾尖锐。1917年5月28日，黎元洪为排除段祺瑞的势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也一向注意与北洋将领的关系，且他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并获得众参两院的通过。当时北京内阁更迭必须取得各省督军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5月29日，跟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奉天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一片反对声中，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进京就职。在黎元洪的一再催促下，李经羲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迫不得已，黎元洪接受张勋进京调停的建议，并被迫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在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被世人称为“五日京兆”。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一些笑话和掌故。比如说：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张勋初到上海时丢的辫子，在这儿成了短板。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

上文曾经提到过，辛亥革命后李经羲曾辗转来到青岛。李经羲住在江苏路8号的一座别墅里，其邻居江苏路6号便是堂弟李经迈的豪宅 ，这两所住宅至今保存完好。

李经羲虽一度在青岛居住，但青岛并非他活动的主要场所，他在青岛的住宅仅仅是进行政治活动 、联络各派力量的一个驿站。而上海才是李经羲活动的基地。饶是如此，他也在青岛留下了不少趣事。

在青岛和李鸿章儿子吵架

辛亥革命后，李经羲被蔡锷“礼送出境”，最先避难的地方是上海。李经羲到上海后见形势不稳，安全受到威胁，又见许多逊清遗老纷纷移居青岛，如似避难世外桃源，他不禁心动起来 ，也来到了青岛。

李经羲在青岛的行踪，没有完整的记录。其实，他的确在青岛居住过，且有史料为证。1914年11月出版的《 远东评论》这本权威的英文杂志上，关于1914年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政界要人的统计名单里面，李经羲的名字被排列在了恭亲王溥伟、徐世昌和徐世光兄弟的后面。

李氏家族来青者不光是李经羲，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迈这时也在青岛。但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介绍，三者的心思大不相同：李经方已经想脱离政治，李经迈则不甘心清朝灭亡，一心跟刘廷琛等人谋划，想恢复清王室。李经羲则认为清王朝应该覆灭，主张“立宪”，是有名的立宪派。他认为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只有颁布宪法，成立议会，让大家说话，把皇帝或者总统置于人民监督之下，才是国家的前程。所以，他与李经迈见面时，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在青岛的这100多个逊清遗老，有时言笑晏晏，有时又争得面红耳赤。德国记者采访李经羲的时候，他说，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十分先进的，民国也应该借鉴这样的政治制度。他的这些谈话登在报上之后，刘廷琛等复辟分子便不再与他来往了。而李经羲与一些在青岛的德国政治人士往来日益频繁，向他们打听议会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与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成为朋友，经常往来。在青岛的其他遗老有的称赞他，有的则把他从昆明狼狈逃窜的事编成笑话来讽刺他。他还懂中医，时常为人看病。他喜欢喝酒，酒喝多了，回忆起自己当总督时的大事时，常直言赞成立宪。

李经羲在青岛的活动自然也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因为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对在青岛、上海等地的逊清高官的行动十分在意，派出几密探住在青岛，密切关注着这些人的言论和行动。恭亲王溥伟想要搞复辟的事，就被袁世凯的密探发现，袁世凯切断了津浦铁路，使复辟计划流产了。李经羲既然不主张复辟清室，在某种程度上就和袁世凯立场有些一致，很有可利用的价值。特别是他曾经担任过云贵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把他召到北京来，在新政府任职，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袁世凯多次派人到青岛招揽，封官许愿，金钱资助，应有尽有。李经羲最终出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到袁世凯欲称帝时，特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嵩山四友”，并免称臣跪拜，实在是恩惠有加。

需要一提的是，相关记载说，李经羲在1911年底至1914年期间在青岛居住。据说，他住在江苏路8号的一座别墅里，这所房屋是他从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手中获得的。但是，他是如何从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手中获得了这所房屋的，至今没有确定答案。

传他跟袁世凯要官被拒

不管怎么说，李经羲来到北京，做了袁世凯的官。这里我们说几则时人记载的趣事，来看看李经羲和袁世凯之间的微妙关系。

袁世凯跟李经羲的交情，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好吗?也未见得。民国文人陈灨一在《李经羲轶事》中记载：“先生(指李经羲)为‘嵩山四友’之一，尝对赵次珊(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曰：‘项城(袁世凯)斯举，无异将吾人革职，永不叙用。’赵曰：‘公岂犹有作官之雄心耶?’先生语塞。”虽然被封了“嵩山四友”，可李经羲的心里并不舒坦，他觉得袁世凯对他是在明升暗贬，把他跟其他三个人架空了，等于“革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政治人物间的复杂关系。

李经羲似乎也不忌惮袁世凯，据说一到北京还狮子大开口问袁要官。据陈灨一记载：“李仲宣先生(李经羲)，为文忠犹子。清官云贵总督，声誉甚蜚。迨民国，为政治会议主席，有功于造法。”接下来说，“项城拟令督粤，以酬其劳。”意思是，袁世凯在李经羲初到北京时，打算让他做广东都督以答谢他 。谁曾想，“先生(李经羲)要求节制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军队，方允就任。”李经羲居然瞧不上一个小小的广东，说要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军队都归他管。“项城曰：‘是不啻以一人兼为两广、云贵总督也。乌乎可!’议遂未决。”袁世凯可不是傻子，大西南的军队全归一个人管，那还了得?!所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袁世凯不久后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原来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恰好也到了做官的年龄，而且才学不错，袁世凯于是就把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的位子给了李国筠，“以为与其子，即所以酬报，且因以阻其野心。”可笑的是，袁世凯这么做不仅没得到好报，还被李经羲臭骂一顿。“先生恚曰：‘吾为督、抚十余载，尚不若吾子之初出茅庐?项城眼光固如是耶!’”李经羲不爽，我做了督抚十多年，难道还比不上我初出茅庐的儿子吗?袁世凯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在袁世凯打算称帝时，李经羲也敢于叫板。据史料记载，李经羲进谒，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 。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而易为者，则先叔文忠公(李鸿章)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坠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李经羲拿自己的叔叔李鸿章作比，论国家利益、人心向背，我叔叔李鸿章可比你更有优势 ，他都没做皇帝，你怎么敢呢?李经羲认为袁世凯之所以一心要做皇帝，全在于“为宵小所弄”。可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皇位冲昏了头脑，根本没听进去。

由此可见，尽管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但李经羲并非袁氏的死党。1912年4月17日，中华进步党在上海广西路万改良会开选举职员会，公选李经羲为副主席。1913年5月4日，李经羲同岑春煊、伍廷芳等十人致电袁世凯，发表了对宋教仁案、借款、立宪等时局的主张，以示政见的不同。总而言之，李经羲不是一个盲目附和的人。

李道豫是李经羲的后人

历经张勋复辟的挫折之后，李经羲回到上海，淡出政坛。

位于上海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宅。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据说晚年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李家焕。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翘翘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令人唏嘘不已。

除了跟小孙子玩之外，李经羲还写诗自娱。他早年就多有诗歌传世，到了晚年，历经磨难，写出来的诗歌多有哀伤之意。曾有《病中自挽》二律：“坠地声中百事乖，毕生哀乐为谁来?惊心梦里钧天乐，转眼人间劫火灰。尘海翻身真不易，蓬山脱屣复何猜。维摩示疾无留恋，花雨缤纷入悟才。”自注：“自乙丑仲夏痼疾增剧，迄于孟夏不消减退。百体皆困，一心了然，仿昔人事例，成生挽诗二首，屡劳逸公存问，录稿奉质，用答眷怀。”看来 ，李经羲的晚年身体并不好，心境也很苦闷，生活并不称心如意。

所幸的是，李经羲的后人却都没有辜负李氏家族的门楣。据作家宋路霞《上海望族》记载，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大儿子李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家产也全交由管家料理。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亦大不以为然：你是清朝的封疆大吏，怎能随俗去食“周粟”?结果，他本人书是读成了，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们的新房子落成之日。抗战时，李国松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年率家小回到上海。此时老房子已卖掉，家道中落，全靠出售文物藏品以解窘境。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革命细胞”，曾南下广州，出任了广东巡按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在位清廉勤政。别人都视巡按使为肥缺，而李国筠任职期满返上海时，却两袖清风，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地士绅送他的300盆兰花。回到上海，还得从大家族的账房上领钱花。跟随李国筠的还有几十名亲兵，荷枪实弹，威风凛凛。因巡按使平素待他们不错，所以都跟来上海不愿离去，有些老兵直到李国筠1929年去世后才散去，所带武器弹药由李氏后人在抗战中捐给了抗日队伍。

最值得一提的是，李经羲的曾孙李道豫，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