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是李鸿章侄子 辛亥革命后曾到青岛避难

江苏路8号是一座古朴的老楼,楼身方正,还有一个俄罗斯式的塔楼。这座楼的建筑面积不大,但很精致,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仍难掩当年的峥嵘。在青岛,这样的老楼里总会住过几位名人,此楼也不例外,他曾经的主人名叫李经羲。

李经羲,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有着非凡的家世,也有着复杂的性格。和清末民初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打过交道,其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他曾主政云贵,也曾出任国务总理。蔡锷和朱德都是他的好学生,袁世凯和张勋是他的好友。看看他的好友名单,你会对他不感兴趣?对了,他还是李鸿章的侄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李经羲。

对朱德、蔡锷有知遇之恩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李经羲早年的资料能查到的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伯父李鸿章的行事风格上略窥一二。作为晚清的栋梁大臣,李鸿章兼具守旧与开放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朝廷股肱自居,一心扑在挽救帝国危亡的事业上,另一方面又深感时局变化无常,身体力行地去尝试许多新鲜事物。李鸿章自嘲为清帝国的“裱糊匠”,粉饰着这个腐朽大厦的外貌,他的从政风格自然也影响到家族后代。

李经羲早年做过道台、布政使,后来也出任过一省巡抚,从政生涯稳中有升,但也绝非平庸之辈。看他早年的奏章,我们仍能发现伯父李鸿章的些许影子。他在广西巡抚任上,多次上书朝廷,商讨边防剿匪事项,力求保大清一方太平。遇到君主立宪的大潮时,思想又很开通,要求对旧制度做出适当的革新。如他于宣统二年上《云贵总督李经羲奏云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里面列了八项,涉及地方自治、财政的预算决算、地方司法体系的建立等内容,不少提法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他的这种既保守又开通的风格,在主政云贵时期体现的最明显。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有三年。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我们说说其中两个著名人物,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对朱德,李经羲有知遇之恩。宋路霞的《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 ,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一方面想要挽救清帝国的生命,一方面又不忍心对革命党痛下杀手,这或许就是李经羲的矛盾性格吧。

他为啥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因为大家意识到,清帝国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可既为地方官员,又不能尸位素餐。真要是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倒是种解脱。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身为起义军领袖,蔡锷并没有狂热到不念旧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在《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后来的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蔡锷做不到。但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发动攻势之前 ,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这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实在是一段佳话。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这还引出一段趣闻,我们后面会提到。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原来当时袁世凯靠耍手腕获得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眼见一批遗老天天要复辟清廷,骂他是“曹操”、“王莽”,实在受不了,于是从这些遗老中选出几个来装点门面。李经羲被封为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并非遗老中的死硬分子,非抱着满清宗室的牌子不放,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他一直活跃在仕途。

倒是因为清王朝的复辟,让他起了退隐之心,说来有些蹊跷。

这事儿要从“府院之争”说起。时间来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郎早正、郎章正在《李经羲:乱世中的“短命总理”》一文中介绍:黎元洪任总统后,与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在府院关系、制宪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矛盾尖锐。1917年5月28日,黎元洪为排除段祺瑞的势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也一向注意与北洋将领的关系,且他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并获得众参两院的通过。当时北京内阁更迭必须取得各省督军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5月29日,跟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奉天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一片反对声中,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进京就职。在黎元洪的一再催促下,李经羲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迫不得已,黎元洪接受张勋进京调停的建议,并被迫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在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被世人称为“五日京兆”。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一些笑话和掌故。比如说: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张勋初到上海时丢的辫子,在这儿成了短板。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

上文曾经提到过,辛亥革命后李经羲曾辗转来到青岛。李经羲住在江苏路8号的一座别墅里,其邻居江苏路6号便是堂弟李经迈的豪宅 ,这两所住宅至今保存完好。

李经羲虽一度在青岛居住,但青岛并非他活动的主要场所,他在青岛的住宅仅仅是进行政治活动 、联络各派力量的一个驿站。而上海才是李经羲活动的基地。饶是如此,他也在青岛留下了不少趣事。

在青岛和李鸿章儿子吵架

辛亥革命后,李经羲被蔡锷“礼送出境”,最先避难的地方是上海。李经羲到上海后见形势不稳,安全受到威胁,又见许多逊清遗老纷纷移居青岛,如似避难世外桃源,他不禁心动起来 ,也来到了青岛。

李经羲在青岛的行踪,没有完整的记录。其实,他的确在青岛居住过,且有史料为证。1914年11月出版的《 远东评论》这本权威的英文杂志上,关于1914年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政界要人的统计名单里面,李经羲的名字被排列在了恭亲王溥伟、徐世昌和徐世光兄弟的后面。

李氏家族来青者不光是李经羲,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迈这时也在青岛。但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介绍,三者的心思大不相同:李经方已经想脱离政治,李经迈则不甘心清朝灭亡,一心跟刘廷琛等人谋划,想恢复清王室。李经羲则认为清王朝应该覆灭,主张“立宪”,是有名的立宪派。他认为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只有颁布宪法,成立议会,让大家说话,把皇帝或者总统置于人民监督之下,才是国家的前程。所以,他与李经迈见面时,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在青岛的这100多个逊清遗老,有时言笑晏晏,有时又争得面红耳赤。德国记者采访李经羲的时候,他说,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十分先进的,民国也应该借鉴这样的政治制度。他的这些谈话登在报上之后,刘廷琛等复辟分子便不再与他来往了。而李经羲与一些在青岛的德国政治人士往来日益频繁,向他们打听议会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与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成为朋友,经常往来。在青岛的其他遗老有的称赞他,有的则把他从昆明狼狈逃窜的事编成笑话来讽刺他。他还懂中医,时常为人看病。他喜欢喝酒,酒喝多了,回忆起自己当总督时的大事时,常直言赞成立宪。

李经羲在青岛的活动自然也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因为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对在青岛、上海等地的逊清高官的行动十分在意,派出几密探住在青岛,密切关注着这些人的言论和行动。恭亲王溥伟想要搞复辟的事,就被袁世凯的密探发现,袁世凯切断了津浦铁路,使复辟计划流产了。李经羲既然不主张复辟清室,在某种程度上就和袁世凯立场有些一致,很有可利用的价值。特别是他曾经担任过云贵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把他召到北京来,在新政府任职,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袁世凯多次派人到青岛招揽,封官许愿,金钱资助,应有尽有。李经羲最终出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到袁世凯欲称帝时,特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嵩山四友”,并免称臣跪拜,实在是恩惠有加。

需要一提的是,相关记载说,李经羲在1911年底至1914年期间在青岛居住。据说,他住在江苏路8号的一座别墅里,这所房屋是他从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手中获得的。但是,他是如何从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手中获得了这所房屋的,至今没有确定答案。

传他跟袁世凯要官被拒

不管怎么说,李经羲来到北京,做了袁世凯的官。这里我们说几则时人记载的趣事,来看看李经羲和袁世凯之间的微妙关系。

袁世凯跟李经羲的交情,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好吗?也未见得。民国文人陈灨一在《李经羲轶事》中记载:“先生(指李经羲)为‘嵩山四友’之一,尝对赵次珊(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曰:‘项城(袁世凯)斯举,无异将吾人革职,永不叙用。’赵曰:‘公岂犹有作官之雄心耶?’先生语塞。”虽然被封了“嵩山四友”,可李经羲的心里并不舒坦,他觉得袁世凯对他是在明升暗贬,把他跟其他三个人架空了,等于“革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政治人物间的复杂关系。

李经羲似乎也不忌惮袁世凯,据说一到北京还狮子大开口问袁要官。据陈灨一记载:“李仲宣先生(李经羲),为文忠犹子。清官云贵总督,声誉甚蜚。迨民国,为政治会议主席,有功于造法。”接下来说,“项城拟令督粤,以酬其劳。”意思是,袁世凯在李经羲初到北京时,打算让他做广东都督以答谢他 。谁曾想,“先生(李经羲)要求节制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军队,方允就任。”李经羲居然瞧不上一个小小的广东,说要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军队都归他管。“项城曰:‘是不啻以一人兼为两广、云贵总督也。乌乎可!’议遂未决。”袁世凯可不是傻子,大西南的军队全归一个人管,那还了得?!所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袁世凯不久后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原来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恰好也到了做官的年龄,而且才学不错,袁世凯于是就把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的位子给了李国筠,“以为与其子,即所以酬报,且因以阻其野心。”可笑的是,袁世凯这么做不仅没得到好报,还被李经羲臭骂一顿。“先生恚曰:‘吾为督、抚十余载,尚不若吾子之初出茅庐?项城眼光固如是耶!’”李经羲不爽,我做了督抚十多年,难道还比不上我初出茅庐的儿子吗?袁世凯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在袁世凯打算称帝时,李经羲也敢于叫板。据史料记载,李经羲进谒,正色说:‘公以雄才大略见称于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韪之名,欲登九五之尊 。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设此而易为者,则先叔文忠公(李鸿章)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数十年之声威,为宵小所弄,坠于一旦也。’袁世凯色变,只好说:‘兹事重大,终当决诸全国国民。’“李经羲拿自己的叔叔李鸿章作比,论国家利益、人心向背,我叔叔李鸿章可比你更有优势 ,他都没做皇帝,你怎么敢呢?李经羲认为袁世凯之所以一心要做皇帝,全在于“为宵小所弄”。可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皇位冲昏了头脑,根本没听进去。

由此可见,尽管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但李经羲并非袁氏的死党。1912年4月17日,中华进步党在上海广西路万改良会开选举职员会,公选李经羲为副主席。1913年5月4日,李经羲同岑春煊、伍廷芳等十人致电袁世凯,发表了对宋教仁案、借款、立宪等时局的主张,以示政见的不同。总而言之,李经羲不是一个盲目附和的人。

李道豫是李经羲的后人

历经张勋复辟的挫折之后,李经羲回到上海,淡出政坛。

位于上海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宅。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据说晚年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李家焕。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翘翘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令人唏嘘不已。

除了跟小孙子玩之外,李经羲还写诗自娱。他早年就多有诗歌传世,到了晚年,历经磨难,写出来的诗歌多有哀伤之意。曾有《病中自挽》二律:“坠地声中百事乖,毕生哀乐为谁来?惊心梦里钧天乐,转眼人间劫火灰。尘海翻身真不易,蓬山脱屣复何猜。维摩示疾无留恋,花雨缤纷入悟才。”自注:“自乙丑仲夏痼疾增剧,迄于孟夏不消减退。百体皆困,一心了然,仿昔人事例,成生挽诗二首,屡劳逸公存问,录稿奉质,用答眷怀。”看来 ,李经羲的晚年身体并不好,心境也很苦闷,生活并不称心如意。

所幸的是,李经羲的后人却都没有辜负李氏家族的门楣。据作家宋路霞《上海望族》记载,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大儿子李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家产也全交由管家料理。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亦大不以为然:你是清朝的封疆大吏,怎能随俗去食“周粟”?结果,他本人书是读成了,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们的新房子落成之日。抗战时,李国松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年率家小回到上海。此时老房子已卖掉,家道中落,全靠出售文物藏品以解窘境。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革命细胞”,曾南下广州,出任了广东巡按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在位清廉勤政。别人都视巡按使为肥缺,而李国筠任职期满返上海时,却两袖清风,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地士绅送他的300盆兰花。回到上海,还得从大家族的账房上领钱花。跟随李国筠的还有几十名亲兵,荷枪实弹,威风凛凛。因巡按使平素待他们不错,所以都跟来上海不愿离去,有些老兵直到李国筠1929年去世后才散去,所带武器弹药由李氏后人在抗战中捐给了抗日队伍。

最值得一提的是,李经羲的曾孙李道豫,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