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毒酒案：卧底冒死投毒只干掉3名日本人，抱怨戴笠给毒药太少

2005年5月，南京市一家报纸在一间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采访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

本来记者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解一些关于抗战的老故事。没想到这位老人，竟然给他们带来了一段从来没有人披露过的秘闻。

回去查阅有关档案，记者们发现，这段发生在1939年6月的故事，当年中日双方居然都语焉不详，所有的细节居然都是首次披露。这家报纸如获至宝，经多方查证确认大致属实，便将其登报发表。

这便是著名的“日本领事馆毒酒案”，这起案件的主角名叫詹长麟。

一、硕果仅存的特工

詹长麟，生于1913年，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能在1937年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他身上的奇迹远远不止活下来。

这些奇迹不在于他自己有多厉害，而在于他阴差阳错地和军统搭上了关系，从此被强行推上一场九死一生的隐蔽战斗。

事情要从1937年12月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在南京崩溃说起。

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以往对中共地下组织搞破坏样样拿手，但他们对日军侵华的各种准备都很不充分，尤其是情报工作相当滞后，既没有打探到日本人何时准备入侵，也没有为一旦战争打响预作潜伏准备，所以当1937年底日军攻破上海、侵占南京时，两统特务组织一时手忙脚乱，溃不成军。

这个很好理解，连蒋介石都没想到日军这么快打到南京，何况他下面的这些虾兵蟹将们。

日军进入南京后，中统全部撤走，连潜伏人员都没留下一两个。

军统稍微好一点，撤退时没跑太远，还在南京近郊，而且城内还留下两个女报务员。

当然，对军统常识有了解的朋友们会说，那时候还不是军统。军统要到1938年8月才正式组建，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复兴社特务处。其中曲曲绕绕，甚是缠杂不清，故而在此统一称为军统，以使阅读方便。

戴笠在南京设立了一个特区，组织特工继续潜伏，与日本人对抗。南京特区的区长派人冒死进入城中，与两个女报务员取得了联系，不久后恢复了与重庆的联系，发出了南京第一条讯息。

陪都重庆一时传为美谈，赞誉两名弱女子虽是蒲柳弱质，却能奋起抗敌之志在敌后坚持。

戴笠大受鼓舞，加派人手到南京建立地下情报组织，准备发动对南京日军的打击。

打击主要分两条线，一条是忠义救国军，军统在南京城周围大概搜罗了3000多人的残兵败将、流氓、流浪农民等，在南京周围进行武装袭扰。

另一条就是对日本进行情报战，刺探日军侵华的下一步打算。

想的是很好，但世上之事，许多都不按预想得来。没过多久，戴笠便发现他的两条打算全部落空了。

忠义救国军的袭扰，因为脱离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立足于人民的斗争完全不一样，是纯粹的武装抵抗，人打完了也就完了。而且由于人、枪太少，对强大的侵华日军正规军完全构不成牵制作用。

另一条，刺探军事情报也没啥用处。侵华日军进攻非常猛烈、快速，刺探来的情报基本没有太大作用，有些情报甚至比日军进展还慢。

所以，搞来搞去，戴笠发现他安插在敌后的特工组织，似乎只有一个功能还能派上用场：刺杀日寇军官。

真是无奈！

无奈也得干。戴笠向南京特区发出指令，对驻扎在南京的日本军政要员实施刺杀。

指令下达到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傻眼了，戴老板你说说容易，大军撤离，南京城只剩下两个女报务员，连枪都不会使，你叫我们怎么去刺杀日本高官？

钱新民想了很多办法，直到1939年上半年，还是一筹莫展。

正当钱新民为难之际，戴笠发来了指示，立即启用65号潜伏特工，立即下手刺杀！

65号特工是谁？钱新民一脸茫然。

二、多年卧底派上用场

65号特工，对外名叫袁露，已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潜伏5年之久，至今还没有暴露，堪称奇迹。

袁露非是旁人，正是詹长麟。

詹长麟1934年就开始潜伏了，当时中日关系尚未全面破裂，蒋介石一直不向日本宣战，所以日本在中国南京还设有总领事馆。

蒋介石指令情报机关派人打入日本领事馆，刺探日本情报。

起初打入领事馆的并不是詹长麟，而是一个叫王高科的特工，隶属于复兴社的特务处。

当时王高科的任务是观察日本领事馆的进出人员，以及他们的谈话信息。得到情报后，王高科向他的上司黄泗清汇报。

王、黄二人的工作很高效，挖出了日本打入南京的情报内线，许多名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相继被抓了出来。

日本领事馆感到非常蹊跷，察觉到内部出了奸细，但迟迟查不出到底是谁，于是索性将最靠近机要办公室的三名中国雇佣人员全部辞退，其中就有王高科。

这条线表面上看起来断了，但暗线仍然存在。

要说这名叫王高科的特工实在不简单，他早就留下了一旦出事的后手，他曾向日本人推荐过厨师、勤杂工等杂役人员，其中一个叫詹长麟的，就是他推荐的暗线。

王高科等人被辞退之时，詹长麟并没有被辞退，他工作地点主要是厨房、茶水间，与办公室距离较远，泄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日本人留用了。

詹长麟早年在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兵，担任过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的勤务兵，1932年12月在上海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斗。

1934年他退伍回到南京，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出路，靠织绸缎谋生，王高科介绍他到日本领事馆当杂役，一开始颇有些抵触情绪，毕竟打过仗的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

但架不住王高科屡屡劝说，还是去了。

詹长麟长得眉清目秀，人又勤快、肯吃苦，负责对他面试的日领馆书记官宫下对他印象非常好。

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晚上，詹长麟突然被一人叫到鼓楼旅社4号房间见面，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名叫赵世瑞。

赵世瑞开门见山，把一柄手枪放在桌子上，亮明身份说：“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为国家服务，在日领馆继续当杂役，为政府当卧底。另一条是自杀，因为你身为一个中国人，当年还曾当过兵，现在居然为日本人服务，可杀不可留。”

詹长麟心里一惊，联想到王高科的不告而别，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已至此，他不敢推辞，当即接受了任务，从此成为一名战斗在龙潭龙穴的军统特工。

从1934年到1939年，詹长麟一直胆战心惊地潜伏着，没有接到任何有危险性的任务，谁知5年后，刺杀日本高官这样极端困难的任务，居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三、军统太没人性

詹长麟其实对军统并没有多么强烈的信任感，他的直观感觉是，这个组织太过冷冰，没什么归属感。

军统给他的物质待遇很一般，每月10块钱。再加上日本人开给他的工资，每月还有8块，一个月18块。

当时南京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价格是3块钱。换算到现在，一斤面粉约4块钱，一百斤就是400块。詹长麟的18块钱，大致相当于现在2400元。

就算当时主粮贵、菜果贱，这点薪水也不见得有多高，勉强能糊口而已。

军统对詹长麟的工作也一贯冷漠、无情、高压。

特工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投入实战，詹长麟没有任何特工培训经历，完全是个门外汉，充其量只能当低级情报员。但军统并没有设身处地为詹长麟考虑，而是一味要求他多提供情报，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詹长麟出于民族大义，对情报工作很支持也很用心。但是他懂的特工技能太少了，职业特工和业余菜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样。菜鸟心里有什么事，往往都挂在脸上，眼神里都像挂着一把挠钩，随时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起初一段时间他什么情报也不会搞，一去接头，两手空空，总要被军统上司训斥一顿。

军统训人还特别容易上纲上线，詹长麟回忆说，有一次没拿到情报，被长官训话，要他搞三个反思：第一反思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第二反思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第三反思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

詹长麟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心中难免有几分后悔。

但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赵世瑞曾对他说过，特工是一条不归路，只能进不能出。詹长麟向上司吐露了自己的苦恼，上司也觉得确实有点难为他，于是找各种机会对他进行有限的培训，让他尽快掌握了一些基础技能，至少保证能进行情报窃取和传递工作。

詹长麟一边学习技能，一边也更加主动地和日本管事人拉近关系。日领馆的书记官宫下对詹长麟印象一直不错，詹长麟也刻意讨好他，争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慢慢取得日本人信任，向办公室靠近。

日领馆之前定过一些雇佣华人的标准，共有4条，一是不会日语，二是有家人在南京，三是外貌俊秀，四是干活麻利手脚勤快。詹长麟全都符合，尤其是第一条，不会日语，让日本人很放心。

书记官宫下认为，日本国内寄来的信件都是日文，詹长麟根本看不懂，所以就慢慢允许他干一些和办公室有关的工作。后来干脆让他去给日本总领事堀公一打扫房间卫生。

詹长麟暗暗高兴，堀公一房间是宿办一体的，里面必然汇集了日领馆最核心的机密，他虽然不懂日文，但他学习的那些窃取情报的基本技能，足以窃走资料而不让日本人察觉。

詹长麟窃取情报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现场监视，看总领事堀公一会见什么人，领事人员平时都去哪里。虽然听不懂日本话，但时间一长，也能大概听个差不多，知道谁去了哪。

二是偷。主要是偷寄给总领事的公私信件。一般是打一个时间差，趁总领事不在，当晚偷偷带回家，拆开后抄下来，再按原样封上。他自己刻了几个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上去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从没有出过差错。

情报怎么递出去呢？

詹长麟为日本人做事，不仅日本人有时监视他，周边的老百姓也看不起他们，是大家关注的热门人物，与军统来往太明显了有风险。詹长麟想了个办法，他把情报用明矾水写在纸上，水干了没有颜色。情报纸由詹长麟母亲递出去，塞在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的关公像后面。

军统接头人员不定期到关帝庙取走情报。

詹长麟一直很小心，没有出过什么岔子。但有一次也险些暴露。

那天他在办公室附近打扫卫生，总领事堀公一有事外出，领事馆的日本人都很放松，没有人在办公室。詹长麟拿着工具三晃两晃，装作不经意间进了总领事房间。

他先翻了翻纸篓，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又大着胆子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正要翻看一下，突然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向办公室走来。

詹长麟马上把抽屉推回原位，拿起抹布在桌子上一顿擦。

门吱呀一声，原来是副总领事来了。副总领事见只有詹长麟一个人，顿时面有怒色，气冲冲地走到他面前，啪地一下打了詹长麟一耳光。

詹长麟装出一脸不解的样子，低着头一动不敢动。

副领事哇啦哇啦大骂了顿，虽有怀疑，却也没抓到什么把柄，取下墙上挂着的羽毛球拍又走了。

这是詹长麟之前的卧底生涯中最有危险的一次。

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卧底最危险的情况了，然而1939年6月发现的一封信，彻底把他推到了火坑边缘。

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丢到他头上。

四、毒药太少了

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战，日本撤走了领事馆，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日本人又杀了回来，占领了南京，重新开设了总领馆。

日本人又找到了詹长麟，要他继续为总领馆工作。詹长麟按军统总部指示，继续在日领馆当杂役。在他推荐下，他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领馆。兄弟二人一同为军统服务。

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兄弟写有“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他们外出工作时，膀子上戴着这样的袖标，在南京可以出入任何地方。

幸亏有了这个东西，詹长麟一家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能幸免于难。

1939年6月初，詹长麟照例偷到一封日本外省寄到南京给总领事的信，窃出来送给了南京特区军统组织。

军统局正愁如何下手刺杀日本高官，见信大喜。

原来信上说，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

6月10日晚，领事馆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这场酒会规格非常高，日本政界、军界和伪维新政府高官都要参加。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

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长高冠吾等。

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等4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

如此盛大的场合，真是绝好的刺杀机会。

如果有可能，趁宴会时丢几颗手雷，一锅端掉几个日本将军，这对全国抗战军民将是一次极大的鼓舞。

可惜，军统没能力丢手雷，只能另想办法。

想来想去，在戴笠指示下，南京特区设计了一次投毒计划，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小组长，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日本领事馆对詹长麟已经非常信任，信任到让他去采购宴会所需的酒水，他已经在南京三山街的老万全酒家采购了一批绍兴黄酒。

这家酒店以往经常为日本人供货，所以日本人没有什么担心的。

军统抓的就是这样的机会，让詹长麟接近酒品，寻机在里面下毒。

尚振声专门交待詹长麟，不要犹豫，为了党国抗战大计，要有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决心。

詹长麟当时才26岁，年纪轻轻，哪里想过死。

眼见这个任务并不是和敌人短兵相接，为什么还没开始就说死呢？

他向尚振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尚振声派人交给詹长麟一支美国进口的毒药，说是剧毒物氰化钾药粉，沾上就死。

氰化钾的毒性确实很大，无色无味（也有人说是苦杏仁味），不易察觉，口服50-100mg就能致死。

尚振声说沾上就死，有一定夸张成分。这要看剂量，50-100mg虽然不多，但日本人要喝的酒很多。毕竟来的人有几十位，酒有几十瓶。那一支氰化钾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经过那么多黄酒的稀释，浓度自然不会很高。

这是后来没有大量毒死日、伪高官的原因。

詹长麟当时不明所以，接受了这个任务。詹长麟又向军统局南京区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6月10日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在开宴前几分钟，偷偷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日、伪官员们喝酒。

堀公一领事兴奋地说了致酒辞，然后将酒一饮而尽。其他官员纷纷举杯饮用。

詹长麟见计策已成，赶紧转头离开领事馆，和哥哥一起骑自行车狂奔到长江边，在军统人员的接应下逃离南京。

那么宴席上的日伪官员们怎么样了，都被毒死了吗？

很可惜，一个大官也没毒死，毒死的只有一个三浦大佐，和两个领事馆的书记官，一个叫船山，另一个就是对詹长麟很信任的宫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宴会前，几名将军级的华中派遣军军官有事没来；另一种说法是，日伪高官们都没有喝太多酒，中毒不深，毒发后立即抢救，都捡回一条狗命。

五、好人长命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场发生在敌人心脏里的成功暗杀。

日军恼羞成怒，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抓了上千人，杀了不少无辜之人。

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南京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租界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

信中还向日军公然挑战，说我们詹氏兄弟明人不做暗事，现在已经逃到上海，下一步逃往香港，日本人如果有本事就来抓。

日军当局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要抓詹氏兄弟归案，但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

其实,信中声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将前往香港,是布下烟幕弹。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对毒酒案作了连续五次报道,也是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实际上,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一个人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转移到浙江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居住,直到抗战胜利。

1941年，日军曾抓住一个军统特工卜玉林，此人曾在南京特区工作过，日军严刑逼问，要他供出南京毒酒案的内情。卜玉林宁死不屈，至死也没招供。

后来日本人再也没有捉到与此案相关的军统人员，此案也就成了一桩不明就里的悬案，直到日军战败撤出中国，再也没有破案，在日本侵华相关档案中，一直沉睡到21世纪。

故事中的主角詹氏兄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受到军统局的嘉奖，詹长麟功劳大，领到了5万元奖金。这可是一笔巨款。

詹长麟目睹了军统的冷血无情，也厌倦了高度紧张的特工生活，于是经过申请，离开了军统，哥哥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干事。军统为何为詹长麟破了个例呢？大概此人一直参与对日情报工作，与反共情报线没有什么瓜葛，退出军统影响不大，加之他又受到政府特别表彰，不宜严格拘束之，所以才破例容许他退出。

詹长麟在南京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一家杂货店，生活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已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士瑞,来到詹长麟的旅社,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詹长麟不肯。詹长炳、詹长麟兄弟都留在了老家南京。

詹长炳在解放初去世，詹长麟则一直无病无灾，退休后每月能领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纸都采访过他,并作了报道。

后人采访他时，问及当年毒杀日本官员的细节，詹老不无遗憾，抱怨戴笠发给的毒药实在太少了，若是多给一些，说不定能把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们多毒死几个，为罹难的南京同胞们抱仇雪恨。

詹老活到了2008年，以95岁的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