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其为打开中国市场，都做了什么？

如果说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让美国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的话，那么1812—1815年英美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则使得美国经济彻底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与约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战争期间，美国资本家在纺织业、制铁业等各个领域投资建厂或开办制造公司，使得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崭新时期。

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倡导制造业的重要性，总统杰斐逊明确：“制造业现在对我们独立的必要性犹如对我们生活舒适的必要性一样。”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之下，美国工业有了快速发展。1814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新式的纺织工厂。

1822年，棉纺工业中心罗卫尔兴起，罗卫尔的平布和斜纹布开始在广州出现。自1828年开始，美国棉花布匹码数已经逾过1亿码大关。进入30年代，美国棉花工业产值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态势。经济的快速发展增进了美国拓展对外贸易的信心。

19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的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扩大影响”。美国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扩大美国商业的平均待遇和自由作为美国外交的目标”。接受欧洲国家的游戏规则、以缔约通商的方式构架起与他国的贸易关系，成了美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必由之路。

自1815年与英国签订商业协定、获得到东印度群岛自由贸易和两国船只货物无差别税率的权力之后，美国成功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最大外部障碍。从1815开始，美国几乎以平均每年一项的速度与欧洲、美洲国家缔结商约，这些商约基本上包含了“航行和商业上的最惠国条款”，体现了平等、互惠的贸易精神，为美国拓展对外贸易“奠定了友好的基础。”

以1832年的美俄《通商航海条约》为例，该条约共十三款，规定了两国“有互相通商航海的自由”，缔约双方应“根据最惠国原则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上确定税收和费用”，“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今后在航海或通商方面给予其他任何国家以特殊的优惠，它应立即自由地成为另一方所共享，如果这种优惠是自由地给予其他国家，或给以同样的补偿，如果是有条件的提供的话”，彼此遵重对方的司法主权和沿海贸易权。

“缔约双方服从当地现行法律和法令”、“缔约每一方将沿海航行专门保留给自己”，等等。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商业上的平等的互相性体现在各个商业条约中……贸易关系是根据双方的利益而互相便利的原则建立的。”然而，在与亚非等落后国家寻求缔约通商之时，美国却与英国一样摒弃了通商条约中的平等互惠精神。

以1833年3月20日的《美暹友好通商条约》为例，美国的索取与英国几乎如出一辙。所要求的“开放所有口岸”，给予“减免关税”、“租赁土地工厂”、“保护商民”等权益，均是片面的、非对等的，体现了美国紧随英国之后对弱小国家实行经济侵略的野心。

二、在华美人打开中国市场的企盼与活动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美贸易的发展。据统计，1825年美国运往广州的美国棉纺织品已达十六万元之多，1830年达五十万元。

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美商经济实力也与之前大不相同，“贸易的投机性与冒险性已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中美贸易逐渐集中到少数富有的商家或代理商手中。”到1825年，“对华贸易的八分之七是由四家商号经营的：波士顿的普金斯公司，和利物浦的勃朗氏有联系的阿契尔，费列得儿菲亚的琼斯奥克福公司，和纽约的托马斯司密斯。

在一八二九年，全部贸易的一半据说都掌握在普金斯商号的手里。”在华美商的贸易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的贸易支付手段——伦敦汇票的出现也便利了美商对华贸易的开展，“美国船只到一八二六年为止还是运送金银作为购买回头货载的主要手段——约为四分之三，但是从一八三〇年以后，美国商人开始使用票据代替现银在广州进行贸易。”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商实力的提升都说明美国竞争力量增强了。就连英国人也抱怨美国是一强大的对手，“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在1817-1818年间，从美国到中国的贸易，使用了7000000美元，和16000吨运输，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对华贸易占据了6500000美元和20000吨运费。不过，美商在一年内便可以往复中国，而英国需要近两年时间。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比我们更广泛。”

不过,与英国一样，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虽已取得显著发展，但对华贸易出口额却没有与之节节攀升，反倒还呈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华美商却和英国一样，将之简单归咎于中国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他们与英国一样抱怨广州贸易制度束缚性，“这些规定把西方商人限定在珠江西岸的小商店里，室内的房子让人恐惧，有时还闷热难耐……广州简直是西方商人的炼狱。”

他们指责：“中国贸易是一种垄断贸易，广州，是一个帝国对外垄断贸易的港口，行商是地方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外国贸易之流被迫通过一个渠道进入这个广阔的帝国”、“是一个对所有外国人的商业利益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垄断体制。”

在华美商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渴望着“将来总有一天，美国的工业产品可以倾销到那似乎是无限广大的东方市场去。”因此，当19世纪30年代英国频频挑战中国贸易制度之时，在华美人也开始抨击中国的贸易制度，并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对华贸易。

三、外商的不满

1934年，当清政府因“律劳卑事件”而中断中外贸易之时，美商们的不满也日渐高涨。他们认为，“律劳卑在广州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指责清政府中断贸易的行为损害了美国利益，“清政府在中断对英贸易的同时，实际上也同样停止了美国的商务”，“美国商人被扣在黄埔”而使得商业不得不陷入停顿。

对于清政府后来颁布的《防范外夷贸易章程》，美商也甚为不满。他们抱怨道：“在中华帝国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争议之一，就是‘规定条例’是经常变化。”在广州的贸易“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反复无常的、限制性的方式”，“画地为牢、侮辱谩骂、没有安全感、行动受限制、不准带家属、行商的垄断和监督……总之，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对待每一个‘胆敢’来到他们领土上的‘野蛮人’的”。

此外，他们还指责清政府对外商一概而论，良莠不分，“美国人因为和英国人极其相似，所以往往和英国人被混为一谈或视为一丘之貉”，“中国政府对于外商不分良莠，一体待遇，如不加阻止，外国贸易将全部被逐出中国。”

故而，当英商们怂恿政府武力侵华之时，在华美人也变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支持英国的缔约行为，并建议美国政府与英国一起行动，彻底改变中国既有贸易制度。以美商奥立芬（Olyphant）提供经费、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主编的《中国丛报》为例，该报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便发表了大量缅怀律劳卑、鼓吹武力侵华、力主缔约通商的文章，对加速英国武力侵华政策的出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律劳卑病死后，裨治文对其甚为同情，在《中国丛报》特设“葬礼祷告”专栏大肆报道，他罔顾事实，夸大律劳卑之死与其“被困在船上，受痛苦，受尽锣鼓声、爆竹声等的骚扰和老百姓对他人身的侮辱”之间的关联。他还拼命为律劳卑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开脱。他认为律劳卑既没有触犯“天朝法令”，也没有“擅自来到广州”，这些“说法都是伪造的。”

他指出：“难道当他把缮好的信件送给两广总督阁下就是违反天朝法令吗？把这封信说成是私人信件或秘密信件都是不对的。这封信的行文和投递方式都是通过正式手续，在一般礼节人是应把它收下来的。根据天朝法令是否规定总督不能接收这类文件呢?”

美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金(C．W．King)也拼命鼓吹联合行动。他说：“西方完全不必不加反抗地屈从广州体制”，“西方国家通过联合表达其意的方式”来“影响中国君主的政策”，“展示武力就足够了……只需要几艘驱逐舰和一些小型战船，在一位坚定的指挥官的率领下，直接前往北京，带着准备好的有待签署的条约，告诉帝国内阁大臣，它具有进行谈判的全权，而且她在完成使命前不会离开首都……这种武力的展示就会令中国屈服”。

结语

总的来说，当时这些过激言语，无疑为给原本紧张的中美英关系火上加油。不过，美商们的态度并不足以让美国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他们公然的支持态度却极大地鼓舞了在华英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