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背景下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控制与利用

作者：季泓旭

内容摘要：伪满道德会作为侵华战争时期日伪当局控制下的会道组织，其核心理念是以封建礼教与中医元素为基底，以所谓“道德经”和性理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王凤仪学说。王凤仪学说与以日本“八纮一宇”和中国古代封建伦理为特征的伪满“王道政治”理念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因此伪满道德会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保留并扩大规模。为塑造会员对伪政权的文化认同，也为满足在伪满实施“国民精神动员”的需要，日本借助王凤仪学说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力，利用会员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渴求，重塑伪满道德会的组织结构，并在伪满道德会的宣讲内容中植入具有“王道政治”与“战争动员”内容的政治话语，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宣传和思想控制下达至基层最贫弱的群体提供保障。伪满道德会在伪满《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后，已沦为日本在伪满实施“国民精神动员”的宣传工具。

日本“总体战”理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德国“总体战”理论影响下，结合本国战争文化特色所创立的一系列战争理论体系集合。日本军人群体对“总体战”思想的理解虽有所不同，但均坚持“战争高于一切”的理念，强调当处于战争状态时，必须将国家打造成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殖民统治，是日本“总体战”理论在中国东北的具体实践。其侵略方式是遵循日本“总体战”理论，利用伪满政权对东北民众及物资实施基于法西斯体制的统制。为减少战争动员的阻力，关注东北民众对伪满政权的文化认同，日本将在伪满实施“国民精神动员”作为政治动员的辅助手段加以运用，最终服务于经济动员。日本学者将伪满道德会归入宗教结社与社会福利事业大类，而无视其会道本质。本文探讨王凤仪学说与伪满“王道政治”的契合，考察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重构，梳理日本塑造伪满道德会会员对伪满政权文化认同的过程，探讨该会在日伪“国民精神动员”中的作用。

一、王凤仪学说与“王道政治”的契合

王凤仪晚清至民国时期活跃于东北地区，宣讲其自创的一套世界观。伪满政权成立之初，以王凤仪学说为宣传内容的伪满道德会在东北地区已形成规模，从而引起日方的关注。伪满道德会的前身是民国时期成立之万国道德总会在东北地区的分支，1929年吸收王凤仪入会后，借助王凤仪学说在东北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发展壮大，九一八事变后，其脱离万国道德总会，处于日本及伪满政权的实际操纵之下。王凤仪学说及日伪当局的统治理念是伪满道德会的主导思想。

王凤仪学说以封建礼教与中医元素为基底，以所谓“道德经”与性理学说为核心内容，所谓“道德经”则由“姑娘经、媳妇经、老太太经”组成，主张姑娘柔顺听话、不传话，媳妇随方就圆、勤干活，老太太装聋作傻、戒脾气，女性家庭成员之间婆慈、媳孝、小姑贤，如此则全体家庭成员关系必定融洽。王凤仪主张之“道德经”，要求女性会员每日“练性”，即在家中长声呼喊“看我柔和”“看我随和”“看我慈和”等口号，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平和心态，遇事持息事宁人态度，如此则家庭矛盾必可杜绝。

王凤仪主张之性理学说将恨、怨、恼、怒、烦等五种情绪定义为“五毒”，纳入“五行”“三界”“四界”所构成的世界观之中。“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三界”即性、心、身，“四界”即志界人、义界人、心界人、身界人。王凤仪主张之性理学说认为“三界”是人的“来踪”，“四界”是人的“去路”，事事离不开“五行”，并称“三界分清、四界定位、五行圆转”的性理学说可以治疗疾病，会员只需力戒“五毒”，不必诊脉开药，百病即可全消。王凤仪主张人要“房子小小的，钱要了了的，人要好好的”，并将这一观点与性理学说一并运用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王凤仪学说关注作为个体的东北民众，面对问题时将视点导向个体内部，避开问题本质，培养会员戒除欲望、逆来顺受的态度，这与日伪当局塑造政治合作者的统治意志相契合。

伪满道德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核心理念王凤仪学说在日伪统治时期亦大行其道。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战争期间伪满道德会会员至少有800万人。日本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伪政权并未给该会提供运行及宣传资费，相关经费来自“慈善家捐助”，而且“内部职员无薪俸”。许多会员对王凤仪学说深信不疑，王本人亦受到推崇，甚至被会员称为“王老善人”。伪满道德会会员信奉王凤仪学说并加入该组织的原因主要二：一是希望借助某种方法解决家庭矛盾；二是希望能够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治疗疾病。该会绝大部分会员家庭不睦、生活贫困、身有疾病，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伪当局统治下东北民众中最为贫弱之人，家庭和睦、生活富足、身体健康是其切身利益需要。日本当局在中国东北实施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会道提供了生存土壤。

日本“总体战”理论的早期倡导者石原莞尔，其战争理论依托伪满政权，于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推行。石原莞尔“总体战”理论的思想渊源有二：一是他接受的近代军事教育。石原莞尔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日本驻德武官赴德国考察进修，鲁登道夫“总体战”思想对其影响极大；二是佛教日莲宗。石原莞尔是佛教日莲宗的忠实信徒。日莲宗是僧人日莲于镰仓时代创立的佛教教派，其教义强调尚武与效忠国家。日莲曾预言未来将会出现以世界统一为目的的“最终战争”。石原莞尔宣称：“日莲圣人预言了最终战争。日莲圣人主张，最终战争起于得失，结局则是领悟世间万物所依赖的正确道理。我认为数十年后必定会发生的最终战争，也是拘泥于得失的战争，但从当今时代的思想和人类在斗争与文明上的发达程度来看，这场战争终将演变成王道与霸道的决胜战。”石原莞尔认同日莲的“世界最终战争论”，预计战争爆发时间应在数十年后，并终演变为持王道主义的东方社会与持霸道主义的西方社会的决胜战。为取得“最终战争”的胜利，石原莞尔主张日本“应在东亚排除欧美霸道主义的压迫，结成东亚联盟。东亚联盟坚持基于王道主义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文化沟通，其中心是日满华提携……以王道作为新时代指导原理的基础”，实则意欲将中国东北和关内中国纳入日本的控制之下，最终目标是“八纮一宇”，即由日本称霸世界，“最终战争是八纮一宇的入口”。石原莞尔主张的“王道主义”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其内涵为“八纮一宇”即“王道”。石原莞尔设想将日本、中国东北和关内中国打造成以日本为核心，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高度一体化的联盟，使之作为实行“王道主义”的“总体力量”发挥作用。

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伪满政权的施政设计者，贯彻其“满洲国防卫的第一要义是把握人心”的政治主张，将伪满作为其“总体战”理论的实践基地。石原莞尔主张之“王道主义”强调从精神层面关注东北民众在“八纮一宇”路径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与同样关注东北民众精神世界的王凤仪学说在对待东北民众的关注点上趋同。

日本军国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王道主义”是“八纮一宇”。以晚清遗老郑孝胥为首的伪满高层官员则在此基础上为“王道主义”添加了封建内涵，并通过伪《满洲国建国宣言》正式提出，“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郑孝胥主张之“王道主义”是中国古代王朝为自身统治合法性辩护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一位伪满知识分子曾公开表示：“夫王道政治者乃古圣先王所行之道也。”伪满“王道政治”包含日本“八纮一宇”和中国古代封建伦理双重内涵。在伪满政权的日常运行中，日本将伪满“王道政治”的双重内涵揉进伪满官方的话语体系，将其蕴含在“建国精神”“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政治话语之中。如1933年发布的伪满“国军”誓词《满洲国军人誓文》就明言：“满洲国建国精神，在广布王道，建设和平乐土，实现民族协和，以图万众之广宁。”而王凤仪学说与伪满政权高层官员主张的崇尚封建礼教的“王道主义”相契合。

万国道德会东北分会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一个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群众性组织，该组织既有宣扬封建迷信的一面，也有强身健体、教化民众向善的一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王凤仪学说，使伪满道德会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从这一角度看，王凤仪学说本身并不是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是被日伪当局所利用。

日本在打造伪满政权之初，保留并扩大了伪满道德会的规模和影响力，除了该组织符合日伪当局塑造政治合作者的统治意志这一基本前提外，还基于王凤仪学说与伪满“王道政治”双重内涵的内在趋同性。按照石原莞尔“总体战”理论，日本为实现所谓“王道主义”，需发挥伪满洲国的“总体力量”。为了战时能将伪满政权转变成一部巨大的“国家”战争机器，最大限度地动员东北沦陷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平时则需做好“国家”动员的前期准备，首先需实现对中国东北的一元化控制，并适时将伪满政权导入战争轨道。随之，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组织的重构与一元化控制也逐步展开。

二、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重塑与利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国东北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日本扶植操纵之伪地方维持会的政令几乎无法有效推行的状况，日本当局将伪满政权的组织结构与施政方向设计为：在日本控制下，“尊重中国地方自治的传统，将其与中央集权努力调和，各项制度的改革应循序渐进”。日本在伪满打造中央集权体制后，通过整合伪满警察系统、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开展“更生运动”、打造伦理道德“感化”组织等手段，将权力触角伸向东北基层民众，将伪满集权体制推向法西斯极权体制，并以此作为在伪满进一步实施军国主义化改造的基础，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政治与军事强制力。日本当局对东北民众的控制由行为层面渗透到思想层面，使部分民众在对日伪当局暴虐统治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被迫转变为政治合作者。

日本在伪满打造法西斯极权统治体制，通过政治和军事强制力由外向内控制东北民众的行为与思想时，还关注由内向外的吸引、劝说与感召等手段，操纵东北民众的内心世界，企图获得东北民众对日伪当局统治的认同，致力于对东北民众精神思想的彻底掌控，企图在东北民众中培植日伪统治的合作者，从而减少日伪当局颁布实施各项政策的阻力。日本通过外部强制力和内部感召力，塑造东北民众对日伪当局之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伪当局的施政重心相应地转变为日本在伪满实施之人力动员与“国民精神动员”。

为使殖民统治宣传能够有效传达至东北基层民众，日本通过法西斯极权体制从外部控制东北民众的行为和思想，同时企图建构东北民众对日伪殖民统治的文化认同。日本当局为使东北民众成为顺从其殖民统治的政治合作者，利用伪满道德会会员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渴望，着手将伪满道德会纳入掌控之中，为此开始逐步重塑其组织。日本当局给予该组织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允许其以教化团体之名目在日伪当局统治下扩大组织规模，宣传有利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具有教化功能之学说。在鼓吹王凤仪学说的同时，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当局逐步将其学说植入伪满政权核心政治话语之中，企图以此塑造会员对伪满政权的文化认同。

日本当局在组织架构上让伪满道德会脱离北平万国道德总会，使其完全接受日伪当局的支配。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内田五郎在致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之机密文件中称：“新京万国道德会原本在龙江总分会之下，在甘南、讷河、开通、泰来、突泉等十四县设立分会前提下，受北平总分会支配。大同二年以来，满洲道德会与北平之关系断绝，在新京满洲总会领导下，在社会改善、世界进化、促进人类幸福、利于民生、开发民智、提高民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令人称赞的活动。”1933年，伪满道德会已脱离万国道德会，完全处于日伪当局的支配下。

为使伪满道德会彻底贯彻日本的统治意志，日本当局从组织上对其进行整顿改造，形成四层级制管理体系。第一层级之伪满道德会总会，设于“新京”；第二层级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分会；第三层级为各市县分会；第四层级为各乡镇支会。伪满道德会“新京”总会会长由伪满政府中央高级官员担任，各省“省长”、各县“县长”则分别担任总分会、分会会长，聘请地方上具有影响力之数人担任正副会长。会长多不主持会务，实际运行以理事长为中心，总务、教化、福利、企划、德业等部门分管具体事务。日本当局在伪满道德会设顾问一职，由日本人担任，与理事长共同主持会务。伪满道德会发出之证件可无会长签章，但需经理事长和日本顾问批准。另有日本人“讲师”担任关东军眼线，以宣讲名义监视会员的言行。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整顿与改造，体现出日本对该会的重视，也确保该会在实际运行中能自上而下精准贯彻日本的统治意志，保障伪满政治宣传能够下达至东北基层贫苦民众。

1935年，应日本天皇邀请，溥仪以“满洲帝国皇帝”身份前往东京访问，之后发表向东北民众宣传“忠勇奉公”“一德一心”“东方道义”等政治理念之《回銮训民诏书》，并通过广播、报刊、图书等方式向大众传播。《回銮训民诏书》宣称：“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要求东北民众以日“满”不可分关系为前提，与“满洲国皇帝”一道，与日本同心同德，帮助日本实现“八纮一宇”，为伪满“王道政治”增添了日“满”不可分关系的内涵。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进一步拓展了伪满“王道政治”的内涵，并使其迅速成为伪满指导性纲领之一。

《回銮训民诏书》中所谓“忠勇奉公”“一心一德”“东方道德”等伪满“王道政治”话语被植入伪满道德会宣讲内容之中。伪满道德会除定期举办宣讲班，还不定期组织游行讲演团，在东北各地演讲，大肆鼓吹伪满政权的核心政治话语。1935年，日本驻延边地区总领事永井清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之机密文件，记述了伪满道德会“间岛省”总分会在延吉的宣讲情形：“道德会在新京设总部，在间岛省管内之延吉设总分会。道德会间岛省总分会理事长李秉先与会员刘效文及7名女性宣传员几天前来到延吉，在省内各城市巡回讲演。本月5日至10日，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2时在延吉宣讲王道政治。”日本“八纮一宇”、中国古代封建伦理与日“满”不可分是伪满“王道政治”的三重内涵，也是伪满洲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伪满“王道政治”的三重内涵通过反复鼓吹，被强行灌输至伪满道德会会员。

1936年，日本当局为强化对伪满道德会的控制，又将长春“万国道德会总会”改称为“满洲国帝国道德会”，以强调日本当局对伪满道德会的统治地位。日本当局从组织结构、人员监督、宣讲内容等方面对伪满道德会实施全方位的整顿改造，以确保日伪当局核心政治话语的宣传力度与精准度，充分将日本殖民者的统治意志贯彻至东北基层贫苦民众。日本当局利用伪满道德会会员对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渴求，扶植该组织并扩大规模，还在其宣讲王凤仪学说时，植入“建国精神”“王道乐土”“忠勇奉公”“一心一德”“东方道德”等伪满“王道政治”话语，其目的就是鼓吹伪满政治文化，企图以此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进一步塑造该会会员对伪满政权的文化认同。

三、伪满道德会与日伪“国民精神动员”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在短期决战式“总体战”理论支配下，日本进入战时状态。石原莞尔及其战争动员理论在中国东北随之失去实际影响力，短期决战式动员理论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战争动员的主导理论。日本将每一场战斗均视为决战，强调应以最后决战之态度投入全部力量，彻底摧毁敌军战斗力，迫使其投降以取得胜利。随着伪满洲国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战争动员成为日伪当局在中国东北的施政重点。伪满洲国在日本“总体战”体系中承担战略后方与防备苏军南下之“前沿阵地”任务，其于1938年颁布所谓《国家总动员法》，从而被彻底纳入日本“总体战”体系。

日本在伪满实施战争动员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源源不断地获取战略物资，在短期决战式动员理念的支配下，其动员力度不断强化。为了使东北民众不断生产粮食、煤炭与钢铁等战略物资，需要伪满实施政治动员，并运用外部强制力获取人力资源。为减少动员中的阻力，日本还在王凤仪学说与“王道政治”等的基础上，植入“北边镇护”“战时增产”等核心政治话语，对伪满道德会会员及东北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操纵东北民众的精神和意愿，使东北民众心甘情愿服从日本的统治意志，为日本攫取东北的战略物资服务。

诺门罕战役的失败促使日本放弃“北进”计划，并将苏联视为头号假想敌，在伪满北部边境修筑要塞、部署兵力。日本直言“苏联远东红军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是我国眼下的毒瘤”。伪满洲国因直接与苏联远东地区接壤，被赋予替日本镇护伪满北部边境，防止苏军南下的战略任务。伪满当局以“三年北边振兴计划”之名，抛出“北边镇护”等宣传话语，同时在“间岛、牡丹江、东安、北安、黑河、三江、兴安北省等七省增加军备”。1940年，伪满又颁布《国兵法》，确立“国民皆兵”体制。日伪当局利用伪满道德会宣传征兵，即是为了完成日本赋予之“北边镇护”的军事任务。伪满政府总理张景惠曾在大东亚会议上公开表明伪满与日本的军事关系：“关于北边镇护的问题，不独为了完成我国的国防，我国自体亦为大东亚北边的防壁，不使有些许不安，这是绝对的必要，我国早以此为重要使命之一。”张景惠在答记者问时表明伪满在战争期间为增强日本之战斗力，与日本一道强化战争动员的决心：“今当此全世界展开决战之秋，见到日本国民各位向完遂战争迈进之勇姿，不胜感激，归国后决使满洲四千万国民起而仿效，以坚固不动之必胜信念，贡献于增强日本之战力。”伪满洲国的主要“职责”是为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保障，守卫被日本视为“国防延长线”之“满”苏边境。为达到日伪当局的宣传目的，伪满道德会派出宣讲队，在东北各地组织宣讲王凤仪学说与“建国精神”“王道乐土”“忠勇奉公”“一心一德”等伪满“王道政治”话语，同时植入征兵的相关内容，向会员宣讲参加伪满洲国军，为日本“镇护北边”的合理性。

1942年，面对太平洋战场激烈的战况，日本操纵伪满政权颁布所谓《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其内容全面涉及伪满政治、民生与经济等，将落实日本在中国东北之利益具体化、深入化。《大纲》确立了“国民皆劳”的方针，要求伪满“将施策重点指向农村振兴的同时，贯彻增产的方针，以确保自给自足，并争取完成作为向日、华两国提供粮食、油料等农产品基地的使命”。《大纲》要求全体东北民众投入生产，宣传日伪当局农业自给自足的方针，同时向日本和汪伪政权提供农产品以作军需。伪满文教部机关刊物曾刊发题为《增产：道德会增产忙，不使地应闲》的文章称，“平定山道德会支会为顺应增产之实践，不使地亩荒闲，而将会内荒闲之地，拓为增产田区。”随着日本侵略战线的逐步拉长，其对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满洲国强化决战体制，举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满洲国没有对外宣战，其政府颁布之政策的内容集中在完全担负起为日本防御苏军南下的重要责任。与此同时，利用一切手段宣讲，为了帮助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满洲国应坚决供给日本必要的战略物资。”在此背景下，吉林省各县伪满道德会分会就曾组织大规模宣讲团进行演讲：“负有国民教化重责之省下各地之分会，已决定（担负）协助工作……现已由各县分会召集各村屯会员于一处举办讲演会，促使（会员）了解出粮之重要性”。此时日本不断要求伪满增产农产品和矿产品等战略物资，至太平洋战争后期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日伪不断加强“战时增产”“战时紧急增产”等口号的宣传力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洲产业经济界立足于日满一体不可分关系，供给日本的物资必然地增加。”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伪满政权覆亡，短期决战式动员理念下的“决战增产”要求始终持续并不断强化。日伪当局要求东北民众不断增产，是为了使其交出更多“出荷粮”以及煤炭、钢铁等军需物资。与此相配合，伪满道德会的宣讲内容也植入了“战时增产”与“粮谷出荷”等内容，既要求东北民众完成“北边镇护”，又要求为支撑“亲邦”日本“完遂圣战”，增加向日伪当局上交军粮的数量。

总之，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在中国东北的施政重心以“北边镇护”和“战时增产”为核心，并围绕战争动员展开。伪满“国民精神动员”作为日本在伪满开展人力动员与经济动员的支撑，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伪满《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后，日本依照其统治意志，在王凤仪学说与“建国精神”“王道乐土”“忠勇奉公”“一德一心”等伪满“王道政治”话语基础上，继续植入“北边镇护”“亲邦日本”“战时增产”“粮谷出荷”等战时体制下日伪当局的核心政治话语，企图利用最贫弱的东北民众对基本生存的需求，劝其身体力行支持日满“一心一德”“勤劳增产”等政策，其目的在于借助伪满道德会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力，将日本的统治意志传递到基层民众。正如伪满道德会会员回忆的那样，“伪政府需要宣传什么，就把任务交给道德会，道德会即派宣传队外出讲演”。这也表明伪满政权全面转入战时体制后，伪满道德会已沦为日本在实施“国民精神动员”的宣传工具。

　四、结语

伪满洲国是日本“总体战”理论的海外实践基地，石原莞尔“总体战”理论与短期决战式“总体战”理论先后支配了日本在伪满的战争动员。日本在伪满实施“国民精神动员”，意在影响东北民众对日伪当局统治政策的态度，减少日本当局在伪满开展人力动员和经济动员的阻力，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取战争资源服务。为塑造东北民众对伪满政权的文化认同，满足在伪满开展“国民精神动员”的需要，日本当局在王凤仪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在伪满道德会的宣讲内容中植入“建国精神”“王道乐土”“一心一德”“东方道德”“北边镇护”“战时增产”“粮谷出荷”等围绕战争动员的核心政治话语，其对东北民众的控制由行为层面渗透到思想层面。伪满道德会沦为日本操纵东北民众精神世界的途径之一，与日本在伪满实施“国民精神动员”之工具。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的法西斯极权体制为会道门提供了生存土壤。日本操纵下形成的伪满“王道政治”理念至少具有三重内涵，即日本“八纮一宇”、中国古代封建伦理和日“满”不可分，这是伪满洲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王凤仪学说与伪满“王道政治”的前两层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伪满道德会在日伪当局统治下被保留并扩大规模。随着伪满由平时向战时的整体转变，日伪当局的核心政治话语也在“王道政治”基础上增加了战争动员的相关内容。伪满道德会会员多是日伪当局统治下贫苦的基层弱势民众，也是日伪“国防精神动员”难以渗透到的群体。对王凤仪学说深信不疑是满足其切身利益需求的方式之一。日本利用伪满道德会会员的基本生存需求，借助王凤仪学说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力，通过使伪满道德会脱离万国道德总会的控制、整顿并改组其组织与管理制度、安插日本顾问及监视人员等手段，掌控了伪满道德会的实际运行。在日伪当局操纵下，伪满道德会扩充规模，加大宣讲力度，使日本的统治意志借助该组织自上而下有效地传达到东北基层贫苦的弱势群体。对此，伪满道德会干部曾直言，“本会在教育上、政治上、国防上，具有相当重大之责任”。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方式既有刚性的政治强制力，也有柔性的宣抚，但从日本及其操纵下的伪满政权面对东北民众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看出，东北沦陷区的社会组织在日伪政权的视野中仍是其实施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