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教训-抗战中共济南情报站竟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建立的

中共隐蔽战线，情报保卫系统一直让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其多少人物多少传奇的故事让今天的人们读来都匪夷所思。但同样，每一个奇迹的产生都会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成功的背后往往是多少血泪教训累积而成。

我们今天知道中共情报保卫系统有过几次很惨痛的教训：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顾顺章等人的叛变。

2.抗战时期，郭潜等人的叛变，南方局领导下的“南委事件”。

3.解放战争时期，北平潜伏台李政宣等人叛变，“五烈士”事件。

4.建国前夕，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李文祥等人叛变，川东和重庆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

5.建国初期，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事件”。

上述几个案例都因为出现了中共高等级（或涉及隐蔽战线条线过广）情报人员叛变，堡垒从内部被攻破。除此以外，还有对手的渗透。在这点上，中共可以说是铜墙铁壁。只是，百密一疏，在中共发展壮大后，一些地区的组织因为警惕性不高，审查不强，有漏洞被对手所趁机，甚至很荒唐的事发生。

1944年8月下旬，中共渤海区二地委及军分区（原冀鲁边区二地委和军分区）下辖的济南情报站被日伪特务机关破坏，中共干部和党员14人，其中县级干部1人，营、区级干部4人。同时，中共禹城工委被破坏，被捕党群人员20余人。此一事件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济南隐蔽战线组织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

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潜伏达两年之久，似乎很有成绩的济南情报站的设立，竟然是日本特务机关一手操作的。

彼时，在济南有着侵华日军众多的日本特务机关，以济南为中心，经营着山东及周边地区的日军和日本侵华各个系统的情报网。比较著名的有八大公馆。

梨花公馆，隶属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参谋部，专门在宗教人士中开展谍报特务活动。

凤凰公馆，隶属济南宪兵分队特高班。专司情报收集和对抗日组织、人士的侦探、捕杀。

鲁仁公馆（对共调查班），专门对中共情报的搜集、分析，研究和实施对中共组织和人员的分化瓦解。包括对当地日伪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

林祥公馆（策反工作班），原于1940年在徐州设立，一年后迁至海州，1942年4月迁至济南林祥街90号。

梅花公馆（后改为千秋公馆），专门从事控制、操纵安清帮的活动，包括对其他江湖社团的监视和控制。

樱花公馆，组织操纵驻山东的蒙古伪军（约300人），在官扎营后街的杀人集中营“新华院”活动。地下室则被当做日本特务的水牢。当时流传一首血与泪的民谣：“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也抽筋，也挖眼，有时还叫狼狗餐。想活命，如上天，只有进去没有还。”从1943年建立“新华院”起，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止，3年的时间内约35000余中国军人在此惨遭杀戮

鲁安公馆，专司经济情报和战略物资的搜集。

泺源公馆，为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山东甲第1415部队武山队的日特机关代号。其由驻济南日本宪兵系统中最具反共招数的宪兵组成，除日籍特务外，它又豢养了大批汉奸特务，专事搜集情报、策反、搜捕、镇压，比公开的穿军装的宪兵更为阴险和狠毒。

1942年9月，在侵华日军济南宪兵司令部特高课班长寺田（此日特即北支派遣军第1415部队泺源公馆剿共班班长）的策划下，以手下日特（汉奸）骨干刘源（又名刘倩、刘宣林、刘善德，刘琪等）、林丹庭（又名林愚、林可捷，化名吕丹庭等）、魏庆宇（又名魏振甲、魏振涛、魏克松等），管启新为主要进行渗透工作的特务。每个特务下线中又各有几个或者十几个日特汉奸作为助手，以伪装抗日进步，诱骗中共干群，竟然建立了中共冀鲁边区二地委和军分区（即渤海区二地委及军分区）济南情报站。以此为据点，专门从事对中共组织和中共军队的渗透、侦察和破坏。

刘源，曾是中共济南工委领导下的“抗日大同盟”成员，1939年春，其被日特抓捕后叛变，进过训练后，成为济南宪兵队特高班特务。

1939年秋，刘源与林丹庭（同为济南宪兵队特高班特务）在“慎昌洋行”，经人介绍认识了魏庆宇。

魏庆宇，卢沟桥事变前，曾从济南赴咸阳参加中共举办的“青年战时训练班”（第六期），后至范筑先部（范筑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1938年底于聊城抗战中自戕殉国）参加抗战。在赴聊城路程中，因遇扫荡，遂被遣返回济南。

刘源与林丹庭假意与魏庆宇同谋抗日思想，要求魏庆宇介绍他二人去根据地，但随后发现魏庆宇并无中共关系。但在寺田的授意下，于1940年，三人自发组织“济南市青年抗战同盟”，拟定组织大纲，经过寺田审核后，油印散发。骗取了管启新等同学和被欺骗的抗日青年的加入。

12月底，经过日本特务机关和寺田亲自授意下，刘源和林丹庭召集了“济南市抗战青年同盟”骨干分子开会，提出“向敌伪发动一个宣传攻势”的计划，油印了《告华北诸汉奸书》，邮寄给各个伪政府机关。而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寺田都在掌握中。这样的活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到了1941年底，这个“同盟”已经发展至50人左右。

经过了长达一年余时间的，寺田认为这个“同盟”的“包装”业已完毕，他急需以这个“同盟”为支点，设法打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并且破获在济南市潜伏的抗日组织。为此，寺田撕下了面具，将魏庆宇和管启新抓捕至宪兵队特高班。魏庆宇和管启新叛变，从本来受蒙蔽的抗日青年成为了卖国贼汉奸，加入了寺田管理的特务组，直接领导人为刘源。

寺田对这些汉奸特务骨干提出了明确的任务：

1.继续发展和巩固“济南市抗战青年同盟”，延伸出更多的关系，欺骗、吸引，策反更多的反日分子和爱国人士。

2.必须要和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当地的八路军武装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侦察情报。

3.在情报收集中，要有中共党政军各级机关的编制、干部配备、各类文件、报刊书籍，干部照片，活动特点等。

4.除了刘源，其他人不准直接和寺田进行联系，由刘源向寺田紧急联系和定期汇报。

接受了寺田的指令后，汉奸日特动足了脑子，可是，本来并非是中共发展而出的组织，在本地也没有任何中共军队和组织关系，因此，在尝试的过程中，屡屡碰壁。

1942年底，管启新从济阳试图打探中共组织未果，在返回济南的路途中，偶遇了老同学张干，在相谈中，管启新吹嘘“济南市抗战青年同盟”，引起了张干的注意，原来张干是冀鲁边区二军分区一营侦察员。在相互知道了身份后，管启新很兴奋，立刻邀请张干来考察他们的“同盟”，并且喊来了魏庆宇一起介绍。向张干诉说这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组织”，就是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方针，希望能和中共取得联系，并且派出干部来领导。

张干被其言辞和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答应回去汇报领导。魏、管二人立刻向刘源报告，由刘源汇报给寺田。而一星期后，经过了中共临邑地委的批准，张干再一次进入济南，根据寺田的命令，刘源、林丹庭、魏庆宇，管启新四人一起与张干见了面，将一年多来这个所谓“抗日组织”的成绩说给张干，并且提出要去根据地学习，张干留下了联系地址和暗号。

1942年6月，在张干的带领下，魏庆宇和管启新第一次来到一营营部（当时处于济阳和临邑交界处农村地区），见到郝教导员，伪装出兴奋和急切的心情，要求部队立刻派出干部去领导他们。郝教导员在交谈了后，先让他们回去，然后在经过讨论后，以营党委和临邑县委的名义向二军分区和二地委做了汇报。经分区委和地委研究决定，这条关系转交给军分区政治部，日本特务苦寻未得的中共关系，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魏、管二人返回济南后，刘源立刻召集二人在纬三路的日本咖啡馆向寺田当面汇报，并针对进一步骗取八路军的信任做好准备，寺田让魏庆宇带着林丹庭再去一营营部，并且要求将这次进入根据地的情况向“同盟”传达，以反日青年的情绪从外围让潜在的中共组织感染到。

6月下旬，魏、管，林三人再次进入根据地，与郝教导员、赖营长和朱参谋见面，并且“汇报”敌占区情况，还参观了正在军事训练的部队。并提出要求，要将“济南市抗战青年同盟”的骨干成员带来根据地学习，培训。在根据地，这三名特务待了数日，取得了一营领导的信任，临走还赠送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材料。

随即，在三名特务返济后，取得了寺田的同意后，动员了“同盟”中的骨干分子王连璧、邹志刚、李鸿儒，华代印等人，在魏、林，管带领下，由张干安排再度进入了根据地，这次到达了二分区驻扎地，当晚得到了军分区政治部李主任（李萍）的接见，并于次日，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曾政委又对此行人等进行了接见。

当时，因为二军分区急于突破日伪的封锁，想在敌占区伸进脚，建立自己的情报点，过于轻信了日特的话语，在其表面行为的伪装下，并未进行有效的甄别。便轻率地同意了工作联系的要求。在这行人等返回时，再度赠送了抗日报刊及整风文件等，并要求“同盟”帮助根据地采购一些物资。

特务们取得了寺田的同意并在其协助下，帮助部队派出的采购员朱振铎采买到了部分物资，寺田还给了刘源，魏庆宇一些无用（但真实）的日伪政治，经济情报让其交给根据地，以此说明，“同盟”中已经打入日伪机关，要求根据地进一步加强联系，并且派员予以领导。

军分区见工作开展很顺利，决定在洛口建立一个情报点，负责人员是分区派出的孙子贤（部队的一个班长），开设了“德泰祥米面铺”。

1942年9月，由中共冀鲁边区二军区批准，济南情报站在洛口正式成立，站长孙子贤，魏庆宇、林丹庭、管启新，刘源皆为这个情报站正式工作人员。

由于孙子贤在中共只是一个班长，情报站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至根据地，这离日本特务机关的预期目标相距过大。但寺田还是给予了这个“情报站”很大的期望，甚至拿出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文件和一些军事上的小情报，让八路军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与此同时，还通过这个情报站给根据地送去了药品和其他物资。

对于孙子贤，由潜伏在其身边的几个日特安排，利用吃喝玩乐加放荡女性予以勾引，消磨其意志。由于孙子贤的腐化变质，米面铺连续亏损，两个月后便无以为继。孙子贤听从了日特建议，要求将情报站迁入市内（以取得更多的情报，搞最多的物资，情报站的掩护经营也能继续为借口），结果，军分区同意了这一要求。

由于寺田的作用，情报站顺利地迁入了济南市。而魏庆宇、林丹庭，管启新等人一方面继续腐蚀孙子贤，让他最后都不想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而魏等日特却返回根据地，向分区和地委领导汇报孙子贤的堕落，要求派出更高级别的干部来领导，企图诱使分区高级干部进入济南，并且打通与其他不知道的中共潜伏组织的关系。

分区领导没有经过仔细认辨，同意了魏等日特的要求，孙子贤留在济南改做伪军工作，除了准备新派负责人外，还任命了魏庆宇，管启新为军分区和地委的政治交通。日特恰恰利用了这一政治交通的身份，完成了军分区党政军各级机关的编制、干部配备、各类文件、报刊书籍，干部照片，活动特点的情报任务，甚至以为干部照相为名，拍摄了干部照片送进了泺源公馆。

1942年底，二军区和二地委决定，由薛寒衫（时任地区专署武装科科长）进入济南，负责济南情报站，薛寒衫到达济南后，发现“济南市抗战青年同盟”的成分很复杂，很多都是投机分子。经报军分区同意，进行了整理。但依旧组成了薛寒衫、魏庆宇、管启新和刘源为领导核心，该组织依旧操控在日特手中。

魏等日特日夜以保护名义跟随薛寒衫，实际上架空了其对外的信息交流。继而提出了入党和进入地委领导机构工作的要求。由于这个情报站从萌芽到设立，魏等日特在一步步的诱饵中，让军分区和二地委有着很大信任，但同时，根据组织要求，这样的组织和人员需要经过上一级部门的审核。便指示薛寒衫去往冀鲁边军区进行汇报。

薛寒衫即带领魏庆宇由区中队护送前往军区，途中，遇伪军袭击，薛寒衫中弹，在坚持抵达军区政治部时，薛寒衫带着重伤向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开国少将）汇报了济南情报站大致情况，和介绍了魏庆宇后，便牺牲了。烈士的鲜血却更加证实了魏庆宇的可靠。军区写出了介绍信，要求军分区解决魏庆宇等人的党籍和组织问题。

魏庆宇带着军区介绍信，并未赶回济南情报站，而是首先去到了海城，与日特机关接上头，随后，由他们密送，秘密返回济南，立刻向寺田请功。直到过了二十六天，在寺田谋划后，魏庆宇和管启新带着军区首长介绍信前往军分区，有了这个“护身符”，军分区领导更加相信，因为薛寒衫的牺牲，再度派出了张硕（原名张文德）进入济南。情报站也扩大了规模，由二军分区和二地委共同领导，军分区重点收集各类情报，地委则重点掌握中共工作和群运。并且批准刘源、魏庆宇，管启新等七人为中共预备党员。

在张硕进入济南后，对日特诡异行为开始有所察觉，但依旧为寺田所布下的迷局所困。彼时，有“打入日伪秘密机关，掌握日伪动向”的工作要求，据此，为了迷惑根据地，寺田将刘源安排进伪保安系统任情报科科长，将魏庆宇安排进了新民会任情报股股长。皆对根据地汇报说，是因为原先在伪山东新民报社做记者掩护职业时的关系，渗透打入进敌伪。

虽然，张硕一直有所怀疑，但是困在日特包围中，甚至其交通员赵仁和也被日特腐蚀，一切活动尽在寺田的掌握中。地委和军分区再派入赵传和（齐河县区委书记）担任交通，还是为日特所阻隔。日特通过假情报还向根据地骗取了大量款项，包括需要购买的石印机和钞票纸的六万元。

这个由中共冀鲁边二军分区和二地委批准建立的济南情报站，完全按照日特设想，完全被日本特务机关掌握并操纵。

1944年8月，寺田觉得期望中中共高级干部进城已经实现不了，日特的活动也已经被根据地有所察觉，而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对济南地区出现的秘密电台信号更是束手无策（这其实是山东军区直接派出的情报小组，也称之为“济南情报站”，从1943年一直坚守到了1948年济南解放），寺田决定收网，企图从口供中获得线索。

下旬某晚，先后逮捕了李继尧、崔子健、朱振铎等二十人，次日晨，又抓捕了张硕，赵传和。又根据魏等日特原先侦知的情报，将在济秘密养伤的军分区一名副教导员刘化文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冯照恩抓捕。继而，因为赵传和在打入济南时，是通过禹城工委取得的良民证，在禹城进行了大搜捕，禹城县工委宣传部部长李冠平被捕后即自首叛变，再度供出党群关系二十余人，禹城县工委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张硕在泺源公馆被严刑拷打，但表现出了一个中共党员的铮铮铁骨，最后被酷刑残杀。

济南情报站被破坏后，震动了渤海区委（1944年1月由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而成）和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派出专人进行调查，写出报告。同年5月25日，山东分局城工部发出了通报，而报告后面更附上了时任山东分局负责人之一的黎玉的《读后建议》。

通报中指出“济南工作彻头彻尾是在敌人主动掌握之下，按照敌特预先设置的圈套建立发展起来的，自始至终都是在敌特的控制与监视下工作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初期的工作有开拓和进展，但是不仅无益，吃了“敌特长期的钓饵”，酿成了更大的损失，正因如此，遭敌破坏也在必然之中。

历史缓缓前行，这段悲痛的往事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但其中的反特反特教训在今天看来依旧有着警示作用。

林丹庭、魏庆宇，刘源等日特在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被抓捕，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