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由的火种
在击败波兰后，德国将镰刀挥向法国。在法国岌岌可危之时，戴高乐的逃离为自由法国运动埋下了希望的火种。1940年6月17日晨9时，戴高乐和副官德古塞尔上尉及英国斯皮尔斯将军来到波尔多机场。为防发生不测，戴高乐假装为斯皮尔斯送行。当飞机开始滑行时，斯皮尔斯一下子把戴高乐拉进机舱。机场上的人目瞪口呆，眼看着丘吉尔借给戴高乐的那架小飞机腾空而起。当时机场上气氛十分紧张。如果戴高乐再在波尔多甚至多留几分钟，他的命运就可能因此而改变。因为魏刚接掌国防部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戴高乐现在在哪里。当他得知戴高乐已飞往伦敦，便暴跳如雷。他下令追捕戴高乐，但戴高乐已越过拉芒什海峡。
高大的戴高乐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1940年6月18日18时，戴高乐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戴高乐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这次演说，标志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开始。
此前在戴高乐抵达伦敦时，曾经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他已到达伦敦，并根据雷诺的指示正在与英国人磋商。他在电报中说：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三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德军进入巴黎，举行了阅兵式
然而，投降主义葬送了法国。5月间，德国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攻入了法国。马其诺防线被法国人视为安全的保证，是“万无一失”的坚固屏障。德军顺利地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入了法国。毫无戒备的法军一触即溃，法国首都巴黎危在旦夕。6月14日，德国未发一弹就占领了巴黎，接着深入法国境内。此时，以贝当为首的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戴高乐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无奈之下，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触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陨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怆然泪下。
戴高乐将军的“六·一八”宣言激励了3000万法国人民的心灵。他们在失败的痛苦中重新昂起头来。巴黎的学生在凯旋门集会，表示他们对戴高乐的热烈拥护。法国的贝当政府对戴高乐将军恨之入骨，他们在法国军事法庭对戴高乐将军进行缺席审判，徒刑从四年直至死刑。然而，戴高乐高扬“自由法国”的旗帜，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法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得知战败的巴黎市民痛哭流涕
二 初具雏形
波尔多政府于6月24日同德国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一天，希特勒令人安排举行德法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1918年11月25日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的那节火车卧车上。这对法国无疑是一次莫大的羞辱。
德法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6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不再承认贝当政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戴高乐趁机提出打算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当晚，英国广播公司声明说：“英王陛下政府宣布，他将承认这一临时的法兰西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它将就一切与进行战争有关的事项和该委员会来往。” 6月28日，英国政府发表公报说：“英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集合在他周围支持同盟国事业的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这就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奠定了一个合法的基础。其实，戴高乐并不过于看重“合法”或“不合法”。他早就认为，从1940年6月17日那天起，法国的最后合法政府在波尔多已不复存在了；从他发表“6·18”号召那天起，“自由法国”便诞生了。他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自由法国”领袖和元首的重任。他认为，这是命运的驱使，是天命！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开创“自由法国”的事业，他首先开始组建“自由法国”的军队。因为他深知，“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必须建有自己的军队，才能使“自由法国”成为参战国，从而走向恢复法国的光荣和伟大的道路。但是，戴高乐的招募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并不顺利。他首先面临法国著名人物几乎普遍拒绝同他联合的局面。原为戴高乐草拟“英法联盟”草案的法国驻英大使戈宾和战争物资委员莫内先后表态。戈宾说，他因年纪太老不能参与此事。而莫内则声称：“设法在英国建立一个在法国国内看来似乎是在英国保护之下的权力机构，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其他不少在伦敦的著名人士也宣布不愿同戴高乐合作。如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梅耶声称，他要回法国去同犹太教友共命运，作家莫鲁瓦和记者凯利及博内声称，他们将去美国。
戴高乐在伦敦开始建立组织的条件是很有限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圣斯蒂芬大厦一问狭窄的房间里，里面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据说，初来报到的是一个法国汽车厂的工人。他的名字在后来有关“自由法国”历史的文献中都未提及。也有人怀疑，那是奉贝当特务派遣、想打入“自由法国”组织的奸细。总之，最初来同“自由法国”联系的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卑微之辈。
当然，来到戴高乐身边的也不乏忠实、真诚之士。莫内的密友普利文很快加入了戴高乐的队伍。克里斯蒂安·富歇、莫里斯·舒曼、勒内·卡森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也都被争取过来了。不过，这些人多不是大人物。富歇是个年轻上尉，法军溃败时逃离波尔多。卡森是一位年迈的律师，从圣让德吕兹乘一艘英船逃出。舒曼是位记者，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帕莱夫斯基正在突尼斯轰炸机大队服役。还有一些军官，如柯尼希、德瓦弗兰（著名的帕西）和西耶也投向戴高乐。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较早归附戴高乐的高级人物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法国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及驻索马里法军司令勒让蒂约姆等人。但是，从整体看，在法军中起来投奔戴高乐的军官，尤其是将军，为数甚少。正如戴高乐自己所说：“最初，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军官，而且几乎大部是下级军官。”
《告法国人民书》宣传海报
戴高乐的招募工作在英国虽有丘吉尔和斯皮尔斯支持，但也有不少障碍。英国陆军部为阻碍戴高乐“自由法国”在英国招募法国军人，甚至派员到在英国伦敦的法国兵营对法国军人进行游说：“你们完全有自由到戴高乐手下服役，但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意味着对你们法国政府的背叛。”不过，英国当局还是把伦敦体育场借给戴高乐用作集结法国志愿人员的场地。
到“6·18”号召广播一星期后，投奔戴高乐的只有几百人。为了加大招募的力度，戴高乐于6月29日到驻在利物浦特伦特姆公园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骑兵师去做宣传动员。在那里招募了外籍军团两个营的大部、一个坦克连的2／3，及一些炮兵、工兵、通讯兵，总计约200人，占该师总员额的1／10。在这些人中，有柯尼希上尉和德瓦弗兰上尉，他们后来都成了戴高乐的骨干。几天后，又有一批海军军官、空军飞行员和200多名撤自敦刻尔克的伤员归附“自由法国”。至此，“自由法国”总算有了自己的陆（几百名官兵）、海（一艘扫雷舰和两艘潜水艇）、空（几架飞机）三军，有了自己武装力量的雏型。7月14日，在法国国庆这天，“自由法国”举行了阅兵式。7月21日，有几名“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当然，与形势的需要相比，这点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这时，戴高乐所苦心经营的“自由法国”在国际上除得到英国的慷慨承认外，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在法国南方小城维希成立的以贝当为元首的法国政府仍被认为是法国的合法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仍驻有加拿大总领事、罗马教皇大使、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及南非联邦的代表。即使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也还保留了一个领事，负责与英国官方联系。因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实际上还算不上一个政府，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可想而知。
三 开拓非洲基地
在英国大力开展征募工作的同时，戴高乐还考虑到法国的殖民地可能是广阔的后方基地和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源泉。戴高乐对此寄予更大希望。早在6月24日，即贝当叛变投降第2天，戴高乐即向法国各殖民地总督、驻军司令官和首长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归附“自由法国”。响应他号召的只有两个人：柯尼希将军和勒让蒂约姆将军。但是，印度支那和索马里仍留在维希政权的统治之下。戴高乐派出一些最得力的助手到各殖民地去展开宣传。最后，他又亲自出马到非洲去。两个月前，他还在费尽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戴高乐冷静地分析那里的形势：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3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尼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改变了态度。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他们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吕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赖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乍得黑人总督艾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帕朗少校、普利文、勒克莱恩和内阁总管艾布埃·特布瓦蓝贝尔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洛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从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步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但要使这个计划实现，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支持，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维希政府的海军消灭。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达喀尔如今以汽车拉力赛而闻名
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与丘吉尔一见面，丘吉尔就开门见山地反驳了戴高乐的计划，认为那样将会把一支英国舰队滞留在非洲好几个月。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那特有的文学家的气质，为戴高乐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这么一幅达喀尔的黎明景象。人们从忧愁和疑惧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则挂着荷兰、波兰、英国、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他们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当然得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丘吉尔的热情产生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挺合乎“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初衷，因而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在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卡尼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
戴高乐乘坐着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军舰，斯皮尔兹将军站在他身旁，兴致勃勃地向前驶去。望着茫茫大海，戴高乐将军心潮起伏，他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出丘吉尔为他描绘的那幅美好的图景。然而，丘吉尔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四艘巡洋舰、两艘旧式战列舰、几艘驱逐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3艘运输舰，总共20来艘舰艇。
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抒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20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国军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当戴高乐的远征部队还在海上航行时，维希政府已派出一支由3艘巨型巡洋舰和3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到了达喀尔，之后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同时，还有一艘法国海军引为骄傲的巨型军舰“黎塞留号”此时正泊在达喀尔！
“黎塞留号”
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航程，这支英法联合舰队于9月17日到达福利顿。在此之前几天，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一支强大的维希舰队，由“光荣”号、“乔治·莱格”号和“蒙德卡耳姆”号等三艘新式巨型巡洋舰，以及“幻想”号、“无畏”号和“马林”号等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自图伦起航，安然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正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队到达福利顿时，这支维希舰队已经到过达喀尔，得到“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而后向南驶去。在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戴高乐决心继续执行既定的达喀尔计划，他所担心的是赤道非洲沿岸各领地会被维希的这支舰队吓倒。于是，舰队于21日起航，继续向达喀尔航行，两天后在拂晓时分终于抵达目的地。
此时又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情。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效果，就得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可能看见英法舰队而被吓倒。不巧，天公不作美，一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人们什么也看不见。戴高乐派出的使节遭到炮击，两人重伤。于是，英国战舰和海岸炮台交火，对打了一阵之后，决定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但由于大雾弥漫，一片混乱，又遇到岸上的抵抗，他们便放弃了这一计划。
达喀尔行动计划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塌，瓦块噼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丘吉尔也因此而大丢其脸。失败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尽管在达喀尔遭遇了惨败，但戴高乐“已下定决心继续战斗”。他的打算是要在法属赤道非洲“树立自己的地位”，并创建一个中枢机构把殖民地联系在一起。
法属赤道非洲对盟国的作用出乎意料的大，因为它使得英国人在横跨非洲运输飞机和设备时，可以利用空运而非航运——那样将绕道更远的好旺角。它让戴高乐拥有了北至撒哈拉、南抵利比亚南部边界的广袤土地，这为向意大利开战创造了条件。并且，它也提供了人力资源：这一时期自由法国的大多数士兵是从这些地方招募的黑人部队。但正如让·拉库蒂尔所言，法属赤道非洲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无地的夏尔”——之前他是个泰晤士河畔的擅自占地者——如今在名义上控制着法兰西帝国的大片领土。世界上第一条以戴高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出现在喀麦隆的雅温德，时间是1940年8月。不过，写标志牌的人却漏掉了一个字母“l”，之后它被笨拙地插了进来。拥有约4万人口(1500名欧洲人)的法属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成了自由法国的首都。这里有一台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它最终使戴高乐不再完全依赖于英国广播公司。尽管由于信号太弱，直至1942年底，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无法收听到它的广播内容。
如何解释戴高乐军事突袭的成功呢？不可否认的是，目标地区都很脆弱：维希政府仅对阿尔及尔与达喀尔两处的守卫工作格外重视。因此，勒克莱尔率领着20多位士兵就成功占领了杜阿拉，他们乘着独木舟，穿越了英属喀麦隆区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非洲人与这些军事行动毫无关联。分散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的黑人老兵在1940年8月政变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布拉柴维尔的现役非洲军团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统治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被推翻。一位对戴高乐事业正义性表示深信不疑的非洲士兵，向效命维希政府的指挥官——萨凯扣动了扳机。政变后的第二天，勒克莱尔正式宣布喀麦隆“独立”。他在此处想表达的“独立”是摆脱了维希政府统治的独立，但其实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
不过，维希政府拒不承认自己沦为输家的事实。两个政府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它们在加蓬发起的战争一直延续至1940年11月14日。很快，乍尼边境线成了全球范围内自由法国与维希法国之间唯一的地理界限。我们不妨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帝国规模的内战，尽管周边局势因此变得很紧张，自由法国的当权者还是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政权，或者说一个自由法国的殖民联合会。他们还提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1940年的正统法国已从塞纳河岸转移到了刚果河岸。
从宪法层面来看，于布拉柴维尔颁发的组织条例确立了所谓的自由法国非洲实体。自由法国的机构在那里宣布成立。很快，布拉柴维尔就设立了电台，以宣扬自由法国的思想；它还建立官员学校，开创官方报刊，接见外国使团，开设外国使馆，甚至还设立了一些指挥职位，创建了一所军事医院。一种专属于自由法国的新货币取代了之前西非银行发行的法郎。不过，这个新生的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纷争：高级专员（拉米纳、西塞）与总督（埃布埃）之间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在土著人政策方面，过去的恶行又回到了历史舞台上。举个例子，战争行动似乎“掩饰了”矿地上的暴行。
自由法国的黑人士兵
军事方面，戴高乐将军将攻打轴心国视为头等任务。他基于多重考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想证明自由法国不仅仅是针对维希政府（就像在达喀尔和加蓬时那样），并试图劝服维希政府管控的非洲领域加入他的阵营，最重要的是要表明法国从未放弃战斗。1940年到1943年间，戴高乐从这些地区招募了超过17000名士兵，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1940年就已在服役的军人。有些新兵是志愿加入的，还有一些则是在不可靠，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下入伍的。征兵者通常将征兵的工作外包给其他人，并支付一定的招募奖金，这就导致有些新兵并不了解他们参军的意义，入伍后很快就逃走了。不管怎样，多亏了这些“土著步兵”，自由法国才得以南征北战。1941年，勒克莱尔率领其纵队夺取了库夫拉省，该纵队由295名非洲士兵与101名欧洲士兵组成；紧跟其后于1942年至1943年进行的费赞战役调用了2700名非洲士兵，而欧洲士兵仅有550名。总体看来，法属赤道非洲与喀麦隆提供的士兵人数约占自由法国第一批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人们总说自由法国人是来自布列塔尼伊尔德桑镇的法国人，不过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上乍得人——1940年他们因一场依靠殖民根基的运动而应征入伍。自由法国的世界主义性质牢刻在人们心中，它真正的财富正在于其多样性。因此，1942年在比尔·阿克姆，殊死抵抗隆美尔的自由法国势力包括了太平洋营、外籍军团第十三分队以及来自乌班吉沙里的第二步兵营，其中第十三分队里还有不少德国犹太人以及西班牙共和党人。在自由法国运动最脆弱、最关键的时刻，它依靠的是法属赤道非洲以及喀麦隆。这些领土为自由法国带来了士兵、资源、合法存在的理由以及首都，使它从一项运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政府。
四 米赛利尔事件，自由法国与英美间的外交周旋
在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初期发生的三次“米塞利尔事件”，都引起了内政外交上的大地震。海军中将米塞利尔是首批投奔戴高乐自由法国的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花甲，但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示出一副大海盗气派。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确实很有才干，所以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
自由法国海军的圣女贞德号
然而，米塞利尔却是个权欲心重且死要面子的妄自尊大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的军衔级别比戴高乐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一直心怀不满，经常干出些超出职权发号施令的事，在自由法国内部很不得人心。1941年元旦清晨，这位海军中将突然被英国当局逮捕。英国情报局获得了三份文件，第一份说明米塞利尔把远征达喀尔的计划出卖给了维希当局；第二份则是他企图把“苏耳可夫”号潜艇交给维希政府的计划；第三份是他因破坏了非洲海军部队的招募计划而获得2000英镑偿金的证明。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在乡下与妻儿过元旦，丘吉尔断然决定，立即把米塞利尔和他的几个部下投入监狱。
这件事不论真实与否，都是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行为。戴高乐第二天上午才得到英方通报，当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要求英方立即放人。但丘吉尔盛怒之中，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嚷着“真想立即把他吊死！”3天后，戴高乐又向斯丕尔兹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那几份证明海军中将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英国方面这才着了慌，加紧了调查。1月8日，戴高乐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尔将军，否则，自由法国不惜断绝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但这时，英方已经查明，这些文件确实是两名与海军中将有私怨的情报官员伪造的。
为此，英国方面只好十分尴尬地释放了米塞利尔，丘吉尔亲自登门向戴高乐赔礼道歉，并把两名谍工交由戴高乐处置。戴高乐当时也许原谅了此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英方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做法。不久，他下令把所有为自由法国工作的英国籍人统统解雇，英法两方在外交上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位执拗的将军收回成命。
第二起“米塞利尔事件”发生在这年9月。这件事的背景是英方对戴高乐的寸步不让、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戴高乐是靠英方的慷慨援助扶持起来的，他应当表现得“听话一点”。丘吉尔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来分散戴高乐的权力，以遏制他思想上越来越鲜明的“君主独裁”倾向。而自由法国内部，也有以米塞利尔将军为首的一伙人认为戴高乐患了妄自尊大的毛病。米塞利尔感到，要么必须换掉戴高乐，要么戴高乐必须改变自己的作风。
在英国人看来，米塞利尔在政治上属于“轻量级选手”，取代戴高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民主化，则无可厚非。这种看法和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人。
9月19日，密谋活动的关键人物在萨维饭店的一间雅座里共进午餐，米塞利尔在大量白兰地的刺激下踌躇满志地告诉他的朋友，他已经向戴高乐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戴高乐立即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发表任何声明和作出任何有关政策的决定，都必须事先得到执委会的批准。戴高乐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米塞利尔则出任拥有一切实权的副主席，一些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则由在座的朋友们负责。米塞利尔说，他已经要求戴高乐尽早答复，假如戴高乐拒绝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政府，他和他的舰队已完成战斗部署，随时可以参加战争！
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行径却不是丘吉尔所欢迎的，当然更别妄想戴高乐会屈从。其实戴高乐早已成竹在胸。他根本不理睬米塞利尔的“照会”和“法令草案”，而是在卡尔顿花园精心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米塞利尔急不可耐，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约了另一个分裂分子拉巴特一起去拜会戴高乐。戴高乐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是毫无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他本人担任。将军欢迎米塞利尔和拉巴特加入委员会，但断然拒绝让莫莱取代帕斯。米塞利尔和拉巴特当即声明，他们不能接受由戴高乐继续独掌大权和帕斯独掌情报工作的方案，他们拒绝加入委员会。
利令智昏的米塞利尔以为这会迫使戴高乐让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负责政治内阁事务的德尚，问将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德尚回答说，将军事实上正在准备宣布民族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其中不包括米塞利尔和他的同伙。米塞利尔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海军将独立出来继续战斗！接着他竟通知英国海军部，他准备把“他的”舰队交给他们调遣。
戴高乐得知米塞利尔竟在分裂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不免怒火中烧，但为了事业，为了团结，他还是给米塞利尔发了个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你已通知我你的决定，即你本人及海军与自由法国决裂。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授予你的军事指挥权，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以恢复理智，重尽职守。否则，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你不致造成危害，并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将受到人们的唾弃。我还必须通知你，我确信会得到我们的英国盟友的支持。他们承认我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接着，戴高乐拜会丘吉尔通报上述情况。丘吉尔震惊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这显然是严重危害英法两国的共同利益的！当天晚上，英国内阁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尽最大力量调解。最后，米塞利尔不得不屈服，宽容的戴高乐还是把他纳入了新成立的9人委员会，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而且仍然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自由法国效力。
最后一次“米塞利尔事件”是因为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对抗引起的。在北美洲的纽芬兰海岸有两个法属小岛，即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岛，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想控制它，却碍于老贝当的情面。戴高乐早就想收复这两座岛屿，但这必须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同意。当戴高乐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埃登通报他打算于1941年秋季动手时，埃登向他阐述了上述问题。得到加拿大的许可没费什么周折，但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抱有极大的信心。同丘吉尔一样，他确信美国最终会参战，它的介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丘吉尔不同的是，戴高乐希望能利用美国抗衡英国对法国的影响。为此，他几次派遣使团去华盛顿，再三提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甚至还提出同意让美军充分使用自由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但是美国毫无反应。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戴高乐却“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已”。而法国将军，自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和光彩。至于戴高乐这位特别的法国准将，据深受贝当影响的、美国驻维希法国的代表李海海军上将所提供的报告说，则不仅是“法国的叛徒”，而且还是“英国的傀儡”，甚至还带有法西斯独裁者倾向。另外，达喀尔的败仗也足以说明他成不了气候。所以，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以虽徒劳无功但却又令人钦佩的耐心讨好维希政权，根本不愿意理睬戴高乐。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戴高乐马上意识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对一位朋友说：“大局已定。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能与美国的工业实力抗衡。”他还以他一贯的战略眼光预言说：“从现在起，英国人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点头将什么也干不成。”国坚决不同意戴高乐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打算让加拿大派出人员管理岛上的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一项军事计划又演变成了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了。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利益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戴高乐于12月初命令米塞利尔海军上将去加拿大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自由法国海军部队。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便断然命令米塞利尔立即攻占那两个岛屿。
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相关国家的态度各不相同，戴高乐谁的面子都不能买。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有朋友，但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朋友！而自己，则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了。所以，他绝不能妥协。后来经过多方斡旋，最后默认了两岛的现实。不料那位不甘寂寞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尔又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并迅速把事态扩大成一场英法政治危机。他于2月28日返回英国，戴高乐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并马上请他领导一次新的作战行动。
然而，米塞利尔却反常地当众指责戴高乐在两岛事件期间损害了他同美国人的关系，怒斥戴高乐的“独裁倾向”。3天过后，他竟宣布他辞去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令他所有的同事瞠目结舌。戴高乐接受了他的辞职时，他却又宣称还要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而且这次除了莫莱、拉巴特等人之外，他还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的全力支持。
埃登是处理前两次米塞利尔事件的老手，这次又被请出来向戴高乐转达内阁的立场。但戴高乐的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又再次使他碰了钉子。最后埃登问他将怎样处置米塞利尔，戴高乐说他将建议他“休息”。埃登劝将军考虑48小时再作答复，这更使戴高乐火上浇油，他一回去就召集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命令米塞利尔休假30天，期间不许在海军司令部露面。米塞利尔恼羞成怒，拒绝服从。于是被处以30天软禁。根据英法《司法协议》，戴高乐还要求英国政府保证处罚得到执行。英国内阁万分尴尬，不予答复，戴高乐便下令停止与英国政府的一切往来，并于3月18日引退到乡下去了。
这下英国内阁又不得不让步了。因为自从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他实际上已成了全体法国抵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而后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使他在自由法国巩固了谁也取代不了的地位。海军大臣被迫做出了妥协。3月23日，他们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保证在30天之内不让米塞利尔与自由法国海军人员有任何接触。从此，米塞利尔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三次米塞利尔不仅体现了自由法国初期内部及其复杂的情况，更是反映了自由法国，维希法国与英美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其中包含了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体现了戴高乐不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位政治能力出色的政治家。
五 北非的战事，权力的斗争
1941年8月19日，戴高乐同英方代表兰普森商谈了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开始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件事。紧接着，英法联军于21日开进大马士革，两天后，戴高乐来到叙利亚首都，马上派卡德卢为自由法国驻东地中海地区的全权代表，稳定政治和经济局势，准备订立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和与法国结盟的条约。戴高乐准备甩掉英国，独自接管维希政权统治下的这块属地。戴高乐虽然流亡在伦敦，但是他绝不允许英国干预自由法国内部的事务。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和自由法国两个并肩作战的盟友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摩擦，在后来的1945年几乎发生了直接冲突。
1942年11月7日，盟军开始了北非的登陆作战。戴高乐是从英国BBC广播电台听到消息的。那天，英方广播说：“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是美国驻北非的政治代表墨菲的教名。这无疑是盟军登陆的秘密代号。在戴高乐看来，北非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属地，那里有不少法国军队，那里也是他着力开辟的重要抗战基地。他作为自由法国的代表人物，一切有关北非的作战行动都应当让他参加，至少应当让他知道。然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一直对戴高乐封锁消息。对此，戴高乐心里非常不满。他明白，从殖民利益出发，英美两国各有打算。
对英国来说，盟军一旦占领北非，就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从而根本上解除埃及之危，并且可以把德意军队赶出北非，从根本上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整个地中海的航线。这对于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夺取中东石油是大有好处的。对美国来说，盟军占领了西非和北非，就可以进一步东进，以阻止德军南下同在印度的日本军队会师，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就好对付日本了。而且，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进而窥视中东。中东丰富的石油是非常诱人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排斥戴高乐。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姆瓦·塔耳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塔耳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兹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塔耳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圣诞节前夜，塔耳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取代戴高乐。戴高乐既然不可能屈尊在塔耳朗之下，当然也决不会当吉罗的副手。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在1940年6月出走伦敦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淹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埃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词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
罗斯福则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有没有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在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 5月27日，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6月2日，戴高乐、马西格利、卡特路将军和菲利浦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在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时的所有对外关系中，与英美苏的协调难度都很大，而且这样的斗争伴随了他10多年的从政时期。但不管处于何时何地，热爱法兰西的戴高乐永远也不会将国家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为此，三巨头曾一度把他叫作“公牛”。
六 解放巴黎，自由法国的最终胜利
1943年11月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第一次在德黑兰举行会晤，当然没有戴高乐的份。三巨头讨论了法国的未来，也议论了戴高乐。德黑兰会议对于1944年战局作出了重要决定，盟军将举行以“霸王”为代号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戴高乐轻蔑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3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 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1944年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8月15日，盟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兹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恩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此时，法国国内的情况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巴黎及其近郊的抵抗组织在巴黎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不断袭击德国占领军的运输车辆和仓库，破坏供电网和电话线。仅6月8日至25日，他们就进行了93次作战行动。特别是在7月14日这个历史上攻占巴士底狱的重要纪念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全体巴黎市民，参加大规模的反德示威游行。在这一天，尽管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当局明令禁止罢工、集会，但是仍有10万人上街游行。这场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占领当局。正如罗尔·唐居伊1944年8月7日记述的：对于巴黎军团来说，敌人未曾决定实施拼命抵抗。恰恰相反，1944年7月14日的示威游行成为我们举行起义的前奏。
8月10日，巴黎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随后，法国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也跟着罢工，邮电工人、煤气工人、电业工人和公共事业工人也相继发起罢工。8月15日，驻守巴黎的1.5万名警察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工人们破坏铁路运输，使德军无法调动部队和运送武器装备，也无法从巴黎运出军需物品。8月19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出起义的号召，驻巴黎地区的内地军总指挥罗尔·唐居伊上校下令武装起义开始。8时，2000名警察首先占领了警察局，逮捕了局长。接着，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公共大楼和印刷厂。不久，戴高乐派驻巴黎的法国抵抗运动临时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接管了公共工程部、殖民部、供给部、司法和情报部等部门的权力。 8月19日下午，法国抵抗运动的个别领导人在事先没有得到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内地军指挥部同意的情况下，就同巴黎的德军城防司令肖尔蒂茨进行停战谈判，并达成暂时协议。8月20日，由于巴黎爱国力量联合行动，继续攻占了火车站、电台和报社，并占领了政府各部和银行的大楼。是日，唐居伊派代表前往美军驻地会见巴顿将军，向他介绍了巴黎的处境，要求立即派兵支援。
8月21日，巴黎解放委员会号召市民更广泛地开展武装起义，提出：“砍掉树木，挖好防坦克壕，筑起街垒，让取得胜利的人民去迎接盟军！”唐居伊下令要无情地打击敌人。据此，起义规模日益扩大，爱国志士在市内和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上筑起了街垒和路障。是日晚，巴黎市区及市郊的大部分区域获得解放。8月21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巴黎以南30公里处的利穆尔和阿巴永。美军曾设想对巴黎实施钳形包围，让位于右翼的巴顿集团军从东西迂回包围巴黎，左翼穿过塞纳河抵达芒特，两翼部队在巴黎以北会师。
武装起来的巴黎市民脸上洋溢着笑意，他们即将迎来解放
这时，已从阿尔及尔到达法国瑟堡的戴高乐函告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很担心巴黎的警察部队和德军撤离，市内的食品供应发生危机，巴黎因此会出现骚乱。戴高乐认为，“确实需要由法军和盟军尽快占领巴黎，即使市区内的战斗会造成一些破坏也要去占领。”戴高乐警告说，如果发生骚乱，以后处理事情时很难不发生可能最终妨碍军事行动的严重事件。他提名柯尼希将军担任巴黎军事管制政府总督，以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立即前进时与他商议占领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与柯尼希将军谈话后说：“现在看来好像我们将不得不进入巴黎。布莱德雷和他的情报处长都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开进城去。”森豪威尔将军决定派兵直接进入巴黎，但是派哪支部队首先进城倒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许多部队都提出要求，把首先进入巴黎看作是一种荣誉，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军第二装甲师。该师于8月1日随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后，被编入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参加了对法莱斯的包围，并在尚布瓦与波兰军队会合。
这时，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奉命向德勒推进。戴高乐命令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迅速向巴黎靠近，于是后者便向巴顿提出了要求，未获得批准。这样，勒克莱尔便于8月16日率部离开了美国第三集团军，加入美国第一集团军，被编入第五军。接着，戴高乐又指示这支法国部队，不管美国人同意与否，都要立即向巴黎推进。8月21日，法军第二装甲师仍位于阿让唐地区，与美军先头部队相距约一百公里，勒克莱尔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直接进入巴黎，他也要把离巴黎最近的部队留在那里。
鉴于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照顾法国人的感情，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还是批准了首先由法军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这道命令是8月22日由布莱德雷传达的。不久，美军第四师也接到命令，沿法国首都南部前进，以夺取巴黎以南的塞纳河诸渡口，并占领南面和东南面的阵地。8月23日6时30分，北路的勒克莱尔部队作为主力开始向巴黎进发，并加强有一支英国小分队、一个美国骑兵侦察组、一个美军工兵小组和美军第五军的炮兵。在南路进攻的是美军第五军司令部、美军第四师，并加强有两个反坦克炮兵营和两个重型坦克营。盟军在向巴黎进军的路上未遇到德军的有力抵抗。8月24日傍晚，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师开进巴黎。8月25日晨，法军向肖尔蒂茨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法军于13时向德军指挥部发起攻击，迅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5时，摧毁了德军指挥部，活捉了肖尔蒂茨，并将其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肖尔蒂茨代表德军守备部队正式向勒克莱尔将军和唐居伊上校无条件投降，巴黎遂告解放。
此次战斗，法国内地军伤亡2356人，市民伤亡2408人，法军第二装甲师伤亡628人；德国占领军亡3200人，伤4911人。8月25日，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与法军第二装甲师一起进入巴黎，并在国防部大厦设立了指挥部。
事先，关于戴高乐能否按时进入巴黎的问题，英美两国政府官员曾有不同意见。有一种想法是把戴高乐进巴黎的时间推迟到能达成某种协议之后。但是，戴高乐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阻止他进入巴黎的企图都是对战斗法国控制法国局势的反对，是对他的权威的否定。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于是，戴高乐在8月中旬通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打算从阿尔及尔到法国。在戴高乐的坚持下，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建议他乘坐美国飞机并在伦敦降落，然后再飞往法国大陆。戴高乐显然怀疑这种做法是企图不让他进入法国，而并不是一项保护他的专机免遭袭击的措施。于是，他宣布要乘自己的座机出发，在瑟堡和雷恩着陆。
艾森豪威尔将军警告说，盟军的高炮部队可能识别不了戴高乐所乘坐的那种飞机，并拒绝为他的安全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把他登陆法国的计划推迟一天。8月18日，戴高乐乘机安全抵达瑟堡，并及时赶上了法军第二装甲师，于8月25日进入巴黎。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他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屋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8月26日，戴高乐打算在巴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宣告他对巴黎的接管和控制。但是，美军第五军军长伦纳德·杰罗将军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担心刚刚解放了的巴黎还不安全。然而，戴高乐还是决定去接见群众，不让等候在市政厅外的广大群众失望。
在去市政厅的路上，他首先到了警察局，检阅了在巴黎起义中立功的警察部队，然后在市政厅的一个阳台上接见了拥护他的广大市民，随后又接见了各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了法国首都。在访问期间，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巴黎目前的形势，同意戴高乐和布莱德雷将军一块检阅部队。为了显示力量，艾森豪威尔还决定让开赴法国东北前线的美军第二十八师列队通过巴黎，接受戴高乐和布莱德雷的检阅。
8月29日，胜利后的法国在凯旋门至圣母院的大街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二十八师先后列队通过，接受了戴高乐和布莱德雷的检阅。这场阅兵式也宣告了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的最终胜利。
